考慮企業社會責任的低碳供應鏈定價與減排決策

張睿書，趙敬華

（上海理工大學 管理學院，上海 200093）

0 引言

由于工業化帶來的一系列環境問題，低碳經濟的概念被各國政府和學者所提及、推廣，在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為主導的氣候協定的約束下，各國為落實溫室氣體減排的目標，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碳排放相關的法律法規，如法國于2015年提出《國家低碳戰略》，建立了碳預算制度。我國在2013 年至2014 年陸續啟動7 個試點碳交易市場后，于2021 年7 月正式施行碳限額與交易制度，考慮到其現實意義，許多學者圍繞這一碳政策進行了研究。如Benjaafar 等[1]探究了碳配額及交易價格對碳減排量和碳減排成本的影響；邢恩鳳等[2]分析了碳交易價格對零售商主導的低碳供應鏈利潤的影響；Che 等[3]研究了碳減排政策下政府補貼對雙渠道供應鏈決策的影響；夏西強等[4]探究了外包制造下碳交易對低碳供應鏈的影響，發現碳交易在降低產品對環境影響的同時能減少消費者剩余。另一類文獻針對不同結構下的低碳供應鏈進行了研究，如Santanu 等[5]構建了碳管制下的雙渠道供應鏈模型，發現在消費者低碳偏好較高且產品初始排放量較低時，雙渠道對于供應鏈是有利可圖的；梁開榮等[6]分析了不同權力結構下的低碳供應鏈定價與投資決策，發現零售商主導市場結構下的供應商更愿意進行低碳技術投資。

在低碳經濟大行其道的背景下，為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許多具有責任感的企業正在通過履行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以實現更高的企業價值追求。這些企業通常從環境保護、消費者權益關注等方式入手履行自身的社會責任，比如蘋果公司已于2020 年實現公司運營的碳中和。許多擁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在投入CSR 成本的同時，仍然實現了公司效益與環境效益的雙增長，也正因如此，眾多專家開始探究企業承擔CSR 的相關問題，試圖尋找企業決策的規律。相關文獻主要分為兩類，一類專注解決特定企業承擔CSR 的問題：如Khosroshahi 等[7]的研究表明，當制造商關注社會責任時，其產品價格與利潤會降低；林志炳等[8]構建了包含政府決策者的三階段博弈模型，試圖得到零售商CSR 對供應鏈減排決策及政府補貼效率的影響。另外，還有部分學者討論了供應鏈中不同主體承擔CSR 行為對供應鏈決策的影響，如Modak 等[9]認為雙渠道供應鏈中成員更關注企業社會責任時，鏈成員利潤將高于個體利潤；姚鋒敏等[10]研究了不同權力結構下CSR 行為對閉環供應鏈定價決策的影響，發現在制造商承擔CSR 時回收率最低。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對于低碳供應鏈中的不同主體承擔CSR 的討論不夠充分。此外，由于準入門檻的存在，仍存在眾多中小企業無法被納入碳交易市場，然而，目前國內學者鮮有針對碳稅制度的供應鏈決策研究?；诖?，本文將在政府征收碳稅的低碳供應鏈基礎上，構建無CSR 行為、制造商具有CSR，以及零售商具有CSR 的三種兩級供應鏈決策模型，通過分析企業社會責任對供應鏈決策的影響，并對比不同模型的最優決策及利潤大小，以求得到更多管理啟示。

1 模型構建

1.1 模型描述

假設二級低碳供應鏈由一個制造商與一個零售商組成，兩者共享供應鏈信息，且皆為風險中性的理性決策者。政府對該供應鏈所生產的產品征收碳稅。制造商是Stackelberg 博弈中的領導者，負責生產低碳產品，同時投入減排研發成本以提高產品碳減排率。零售商為跟隨者，負責銷售低碳產品。

模型中符號及含義如表1 所示。

表1 符號及含義

1.2 模型假設

假設3：參照文獻[10、12]，將企業社會責任刻畫為對消費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CS）的關注，關注程度系數為γ。因此，決策主體具有CSR 行為所增加的效用表示為γCS。

2 模型構建及均衡結果分析

2.1 無CSR 行為下的低碳供應鏈決策模型（簡稱N 模型）

無CSR 行為時，制造商與零售商均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雙方的利潤函數分別為：

此時，雙方決策的順序依次為：制造商制定產品的批發價格w 以及碳減排率g，從制造商處獲得低碳產品后，零售商決定產品的零售價格p。雙方的分散決策構成了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因此運用逆向歸納法進行求解。

將wN*和gN*分別代入零售價格、消費者剩余、利潤函數，可得到N 模型的各均衡結果為：

2.2 制造商具有CSR 行為（簡稱M 模型）

制造商與零售商的利潤函數分別為：

由于制造商承擔CSR，強調對消費者貢獻的理念，所以本文將CSR 行為刻畫為對消費者剩余的關注，制造商的效用函數表示為：

2.3 零售商具有CSR 行為（簡稱R 模型）

在R 模型中，僅零售商具有CSR 行為，由此得到制造商與零售商的利潤函數，以及零售商的效用函數：

3 均衡結果分析

命題1 表明，隨著CSR 關注程度的提高，制造商將更加著力提升消費者剩余，這直接提高了其自身效用，而市場需求與產品的碳減排率在這一過程中得以增加，零售商因消費者需求的增加而獲利更高。當消費者對產品售價敏感度低時，制造商意圖通過提高產品碳減排率促進消費者剩余的增加，由于碳減排率研發投入的邊際效用遞減，制造商利潤將隨CSR 關注度的提高而逐漸虧損。當消費者對價格較為敏感時，隨著CSR 意識的增強，制造商會傾向于利用產品的低價，而不是較高的碳減排率吸引消費者，表現為零售價格和批發價格的降低，制造商利潤與社會福利隨市場需求的增加而增加；若減排研發成本系數較小，隨著制造商CSR 意識的增強，制造商更傾向用提升產品碳減排率的方式提升消費者剩余，此時研發成本將部分分擔給消費者，批發價格及零售價格因此有所增長，但由于制造商關注消費者剩余的程度越來越高，其自身的利潤空間將受到消費者剩余的擠壓，而增長的消費者剩余難以彌補制造商降低的利潤，社會福利也隨之下降。

證明 過程近同于命題1，略。

命題2 表明，隨著零售商CSR 關注程度的提高，消費者剩余得以提升，零售商為此做出兩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接受更高的批發價格，從而允許制造商提升產品的碳減排率；另一方面，盡可能壓低銷售價格以擴大市場需求，制造商利潤與零售商效用得以提高。當碳減排研發成本較高時，零售商CSR 程度的提高將為制造商碳減排研發承擔更多的成本，零售價也隨之增長，但零售商的CSR 行為使得銷售價格增長低于批發價的增長，仍然提升了消費者剩余，降低了其自身的利潤；當碳減排研發成本較低時，隨著CSR 意識的提高，零售商盡可能降低零售價格擴大銷量，其利潤得以增長。當消費者對價格敏感程度較低時，隨著零售商CSR 關注度的提高，制造商為了轉移研發成本逐漸提高批發價格；當消費者價格敏感度較高時，隨著零售商CSR 意識的增強，制造商會為了賺取更大利益降低批發價，以配合零售商擴大市場需求。當零售商CSR 關注度在不超過0.5的范圍內增長時，社會福利隨供應鏈各成員利潤、消費者剩余一同增長；當零售商CSR 關注度在區間（0.5,）1 內增長時，零售商過于重視消費者利益而忽略了自身利益，最終導致社會整體福利的下降。

命題3 gR*＞gM*＞gN*；CSR*＞CSM*＞CSN*。

命題3 表明，在零售商具有CSR 行為時，設法提高消費者剩余，容許制造商制定更高批發價以提升產品的碳減排率，因此消費者剩余以及碳減排率均為三模型之首；當制造商具有CSR 行為時，也會關注消費者剩余，然而制造商為了提高自身總效用，將在碳減排研發投入與批發價格之間尋求平衡，即投入適當的成本來提高產品的碳減排水平，以達到增加消費者剩余的目的，因此M 模型中碳減排率與消費者剩余低于R 模型。

證明 過程近同于命題3，略。

命題4 表明，零售商雖在關注CSR 時獲得了最高效用，但CSR 意識較強時自身收益最低，這是由于零售商關注消費者利益，同時為制造商碳減排研發提供了保障，最終導致自身利潤受損，在M 模型中，零售商受益于產品碳減排率與市場需求量的提高，擁有三模型中最高的利潤水平。

制造商在R 模型中獲得了最優收益，這是因為零售商具有CSR 行為，容許了由高碳減排水平帶來的批發價上升，即為制造商的碳減排研發兜底，提高了制造商利潤。M 模型中的制造商效用得益于消費者剩余的增長，大于N 模型中的制造商利潤。

4 結論

本文考慮了不同供應鏈成員承擔CSR 的情形，由此構建了基于碳稅政策的三種低碳供應鏈模型，并通過求解與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結論：

（1）無論制造商還是零售商具有CSR 意識，均能提升產品碳減排率、消費者剩余，同等關注度下，零售商CSR 情形下有更高的碳減排率及消費者剩余。

（2）制造商具有CSR 時使零售商利潤處于最高水平，同時也提升了自身效用，但值得注意的是，減排研發難度與消費者價格敏感度等因素主導著制造商的最優決策和利潤水平，因此制造商需要根據市場規律在研發投入與產品定價之間尋求平衡。

（3）零售商具有CSR 時提升了自身效用，使制造商收益達到最高水平，適當的CSR 行為幫助零售商獲得高于無CSR 時的利潤。但與直覺相反的是，隨著CSR 意識的提高，零售商自身利潤遭受損害的同時，社會福利也將下滑，所以零售商不適合承擔過多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