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家的誘惑：縣域數字普惠金融與流動人口留居意愿

李 衡 楊上廣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人口流動是當前中國人口與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2012 年以來，隨著城鎮化進程不斷推進，中國人口流動日益活躍，為經濟社會平穩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2021 年，中國流動人口達3.85 億人，占總人口的27.25%。①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1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政府網：https://www.gov.cn/xinwen/2022-02/28/content_5676015.htm，2022 年2 月28 日。與2011 年相比，流動人口增加1.55 億人，增長67.39%。黨和國家對城鎮化的轉型發展也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例如，2020 年3 月，《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指出，要積極引導勞動力要素合理暢通有序流動；2022 年7 月，《“十四五”新型城鎮化實施方案》強調，要穩妥有序的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到2025 年要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全部未落戶常住人口的目標。由此可見，提高流動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促進流動人口在遷入地穩定留居，是完善勞動力要素市場化配置和推動新型城鎮化戰略的重要環節。①趙安琪、呂康銀：《促進流動人口穩定居留》，《宏觀經濟管理》2023 年第2 期。特別地，流動人口的留居意愿是中國特色人口遷移的重要特征，也是連接流動行為與后果的重要決策。促進流動人口留居，既能進一步破除勞動力在地區間自由流動的障礙，發揮城市集聚效應，也有助于提高流動人口的生活質量和主觀福祉，是實現經濟社會以及人口結構轉型的重要途徑。

在勞動力遷移決策中，推拉理論是應用最為廣泛的理論之一。Ravenstein②Ravenstein E.G.，“The Laws of Migration”，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Vol.48,No.2,1885,pp.167-235.從遷移距離、經濟因素、遷移模式、遷移者特征等方面對人口遷移進行總結，奠定了相關研究的理論基礎。Lee③Lee E.S.,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Vol.3,No.1,1966,pp.47-57.進一步將人口遷移的影響因素總結為遷出地與遷入地因素、中間障礙因素以及個體特征。與遷入地、遷出地相關的推拉因素包括就業、收入、公共服務、環境等；中間障礙因素包括文化差異、戶籍制度等；個體特征則包含年齡、性別、婚姻、受教育程度等。④趙如婧、周皓、彭成琛妮：《流動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響因素的歷時變化研究——基于2010—2017 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人口與發展》2021 年第6 期。⑤Lin L.Y., Zhu Y.,“Types and Determinants of Migrants’Settlement Intention in China’s New Phase of Urbanization：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Cities,Vol.124,2022,pp.1-11.綜合而言，流動人口的遷移決策是各種推力和拉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⑥Benjamin B., “Principle of Demography”, Journal of Roya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D（The Statistician）,Vol.19,No.4,1970,pp.410-411.基于以上理論，學者們對流動人口留居意愿的影響因素展開了較為系統的實證研究。例如，Zhu⑦Zhu N.,“The Impacts of Income Gaps o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Vol.13,No.2, 2002,pp.213-230.研究發現城鄉收入差距是勞動力遷移的決定性因素，而且女性可從移民中獲得更多的收入；夏怡然和陸銘⑧夏怡然、陸銘：《城市間的“孟母三遷”——公共服務影響勞動力流向的經驗研究》，《管理世界》2015 年第10 期。表明勞動力不僅會被流入地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就業機會所吸引，而且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房價是流動人口是否留居的重要因素，高房價反映了流入地的高居住成本，阻礙了人口流入。⑨Zhou J.T.,Hui E.C.M.,“Housing Prices, Migration, and Self-selection of Migrants in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Vol.119,2022,pp.1-11.例如，周穎剛等⑩周穎剛、蒙莉娜、盧琪：《高房價擠出了誰?——基于中國流動人口的微觀視角》，《經濟研究》2019 年第9 期。指出流入地的相對房價對勞動力有擠出效應，而公共服務則具有拉力作用。Chen 等[11]Chen S., Oliva P., Zhang P.,“The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on Migr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156,2022,pp.1-14.發現空氣污染是中國移民流入和流出發生變化的原因之一，縣域空氣污染程度增加，會導致更少的人口流入并導致更多的人口外遷；類似的，Zhang 等[12]Zhang C.L., Du M.Z., Liao L.P., et al.,“The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on Migrants’Permanent Settlement Intention: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Vol.373,2022,pp.1-13.認為空氣污染通過對流入人口的主觀態度和健康程度產生負面影響進而降低其留居意愿。王蓉和黃桂田[13]王蓉、黃桂田：《城市落戶門檻與異質性勞動力居留意愿》，《上海經濟研究》2022 年第6 期。指出城市落戶門檻的提升降低了流動勞動力的定居意愿，增加了其離開與短期再流動的概率，而戶籍制度改革則能夠提高流動人口的落戶意愿①伍薆霖、盧沖：《戶籍制度改革會促進農村流動人口落戶城市嗎?——來自準自然實驗的證據》，《人口與發展》2020年第5 期。。此外，Zhang等②Zhang P.，Hong C.C.，Yan J.，et al.，“The Effects of Dialect Distance on the Migrant Population’s Settlement Intentions：Evidence from the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Vol.30，No.6，2023，pp.710-718.發現方言距離可通過抑制流入人口的城市認同感和社會網絡更新進而降低其留居意愿。綜合來看，個體人口學特征以及流入地經濟社會特征等因素是現有分析流動人口留居意愿的重要切入口，這為本文研究奠定了基礎。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發展數字經濟已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驅動力量。據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3 年）》顯示，2022 年，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取得新的突破，數字經濟規模達到50.2 萬億元，占GDP 比重達到41.5%，已連續11 年顯著高于GDP 增速。作為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普惠金融的概念是在2014 年G20 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與國際清算銀行聯合舉辦的閉門會議上首次被提出的，泛指一切通過使用數字金融服務以促進普惠金融的行動。它主要通過運用數字技術并以負責任的、成本可負擔的以及可持續的方式為無法獲得或缺乏金融服務的群體提供一系列正規金融服務。相比于傳統的普惠金融，數字普惠金融具有覆蓋區域更廣泛、服務成本更低廉以及服務對象更普遍的優勢。2022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指出，要加快補齊縣域、小微企業以及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等金融服務短板，有序推進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傊?，數字普惠金融在推動政策落地、實現普惠金融可持續發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相關研究已證明數字普惠金融在經濟增長③汪雯羽、貝多廣：《數字普惠金融、政府干預與縣域經濟增長——基于門限面板回歸的實證分析》，《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22 年第2 期。、居民收入④張勛、萬廣華、張佳佳等：《數字經濟、普惠金融與包容性增長》，《經濟研究》2019 年第8 期。和消費增長⑤張勛、楊桐、汪晨等：《數字金融發展與居民消費增長：理論與中國實踐》，《管理世界》2020 年第11 期。、企業融資緩解⑥黃銳、賴曉冰、趙丹妮等：《數字金融能否緩解企業融資困境——效用識別、特征機制與監管評估》，《中國經濟問題》2021 年第1 期。、創新⑦謝雪燕、朱曉陽：《數字金融與中小企業技術創新——來自新三板企業的證據》，《國際金融研究》2021 年第1 期。創業活動⑧田鴿、黃海、張勛：《數字金融與創業高質量發展：來自中國的證據》，《金融研究》2023 年第3 期。以及產業結構優化⑨杜金岷、韋施威、吳文洋：《數字普惠金融促進了產業結構優化嗎?》，《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20 年第6 期。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在數字經濟時代背景下，數字普惠金融以其在民生、經濟等領域所展現的優勢，為改善民生、助力新發展提供了新思路。中國勞動力市場在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背景之下愈加活躍，一些地區得益于數字普惠金融開放、包容、靈活的特點，正逐漸成為流動人口留居的新目的地。但是，目前缺少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和流動人口留居意愿關系的實證探討，更鮮有文獻從新型城鎮化建設的主戰場——縣域層面進行系統分析。馬述忠等⑩馬述忠、胡增璽：《數字金融是否影響勞動力流動?——基于中國流動人口的微觀視角》，《經濟學（季刊）》2022年第1 期。創新性地探究了城市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這為本文進一步研究留居意愿問題奠定了基礎；方觀富等[11]方觀富、高天天：《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民工長期居留意愿》，《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4 期。的研究雖與本文主題類似，但是其研究層面為城市，研究對象為農民工，這均與本文不同，從而使得研究結論和政策建議的適用性存在差異。以縣域為基本單元推進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既具有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整體性優勢，也具有直接觸達基層、高效獲取細致和全面信息的便捷優勢。此外，國家發改委印發的《2022 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以及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的《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也都強調了以縣為戰略主體進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性。

那么，在大力推動數字中國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背景之下，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能否提高流動人口的留居意愿？如果兩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其中的機制又是什么？進一步，數字普惠金融主要提高了哪些流動人口的留居意愿？ 厘清以上問題不僅有助于理解數字普惠金融與流動人口留居意愿的內在聯系，而且對于探究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帶來的社會效益具有重要意義。與已有文獻相比，本研究可能有以下邊際貢獻：第一，關于人口流動與留居影響因素的研究十分豐富，但是在數字經濟時代下探究影響流動人口留居意愿的研究卻較為匱乏。本文既拓展了數字普惠金融的研究范圍，又豐富了流動人口留居因素的相關研究，并從縣區層面對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留人效應”進行了新的微觀解讀。第二，本文基于個人調查數據，不僅探究了縣域數字普惠金融促進流動人口留居的微觀作用機制，還立足于個體和地區的視角分析了留居效應的異質性效果，從而豐富了研究結論，使政策建議更具有針對性。這既為引導勞動力要素有序流動提供了新視角和新思路，又對研究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流動人口的留居問題和城鄉融合問題具有重要意義，而且還有利于進一步挖掘數字普惠金融在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夯實全面小康社會基礎以及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過程中的價值與潛力。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普惠金融對流動人口留居意愿的影響

數字普惠金融迅猛發展與數字技術密不可分，其核心特征在于借助新型數字技術優化傳統金融系統。實際上，數字普惠金融的相關研究也主要是考察數字技術能否以及如何影響經濟活動。Goldfarb 和Tucker①Goldfarb A., Tucker C.,“Digit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57,No.1,2019,pp.3-43.在其綜述中指出，數字技術可以減少與經濟活動相關的搜尋成本、復制成本、運輸成本、跟蹤成本以及驗證成本。依托于數字化技術，數字普惠金融可以突破獲取金融服務的地域限制，減少金融服務供需雙方的搜尋與匹配的時間，降低金融機構獲客成本，從而提升金融服務效率，實現數字金融的商業可持續性。此外，憑借大數據技術，數字普惠金融不僅可以輔助中小微企業、低收入群體獲得信貸、投融資等金融服務，而且新技術所催生出的全新業務形態也增加了金融資本與普通用戶參與金融活動的途徑和機會。具體到本文，流入地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越高，流動人口的信息獲取、工作搜尋、生產和交易成本等會更低，這不僅有利于提高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創業和就業的概率，還有助于提高其收入。又因為工作機會對流動人口遷移決策的作用顯著，更高的收入水平也是吸引人口留居的重要動因，加之流動決策的本質是個體權衡成本與收益并追求更高效用的結果，即便在無法準確量化遷移成本的前提下，能提供更高預期效用的縣區必定對流入人口具有更強的吸引力，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成為吸引流動人口留居的重要因素?；谝陨戏治霾⒔Y合研究視角，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有利于提高流動人口的留居意愿

（二）數字普惠金融影響流動人口留居意愿的機制

作為傳統金融服務體系的升級模式，數字普惠金融可能從以下三個方面促進流動人口創業。首先，數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包容性等優勢，可以彌補傳統金融服務的不足，能夠有效緩解創業者的信貸或融資約束。例如，支付寶借唄、京東金條等小額網絡貸款或眾籌平臺使得借貸更加便利，大大降低了創業者的借貸約束，緩解了財務風險對商戶的沖擊，有效提升了小微個體經營的積極性。①鄒月晴、陳媛媛、宋揚：《家鄉數字經濟發展與勞動力回流——基于互聯網平臺發展的視角》，《經濟學報》2023年第1 期。張呈磊和李文秀②張呈磊、李文秀：《數字普惠金融、社會網絡與農戶創業——基于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替代的視角，《世界農業》2023 年第2 期。的研究也表明擁有正規借貸渠道的農民更有可能進行自雇型創業。其次，依托于以云計算為基礎的風控技術，數字普惠金融可更為便捷的對小微企業進行風險評估，有助于降低其投融資成本。③田鴿、黃海、張勛：《數字金融與創業高質量發展：來自中國的證據》，《金融研究》2023 年第3 期。具體而言，根據貸款者在互聯網上的大量行為信息，數字普惠金融服務可使用大數據分析方法構建小微企業的信用評估模型④Basha S.A.，Elgammal M.M.，Abuzayed B.M.，“Online Peer-To-Peer Lending: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Vol.48，2021，pp.1-19.，此類評估方式既有助于降低風險評估成本和信息不對稱，又可以緩解小微企業硬信息（例如財務狀況）不足的劣勢⑤Zhang X.Y.，Li J.B.，Xiang D.，et al.，“Digitalization，Financial Inclusion，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Financing：Evidence from China”，Economic Modelling，Vol.126，2023，pp.1-11.，從而提高創業積極性。最后，作為一種新型基礎設施，數字普惠金融不僅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而且其所具備的數字技術在消費者識別與參與、企業價值交付與變現方面不斷引發商業模式變革⑥Ancillai C.，Sabatini A.，Gatti M.，et al.，“Digital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Social Change，Vol.188，2023，pp.1-43.，不斷產生創新效應，進而有助于增加創業機會。支付寶的應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電子商務的發展，使得線下商務的線上化模式越發火爆。例如，淘寶等線上零售平臺、網約車以及直播帶貨等領域的新創企業都依賴于數字金融服務。因此，數字普惠金融發展釋放了大量的新商業機會，為創業提供了空間。鑒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進一步緩解了融資約束并優化了創業環境，降低了流動人口的創業限制，出于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流動人口更傾向于在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高的縣區開展創業活動，進而產生強烈的留居意愿。

數字普惠金融的深化能夠提高企業生產率，擴大企業規模，推動相關產業發展與轉型，從而創造大量就業崗位。從宏觀視角來看，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數字貨幣與在線支付降低交易成本，加快貨幣流動速度⑦劉達：《第三方互聯網支付加快了貨幣流通嗎?》，《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7 年第2 期。，從而增加社會需求，促使企業擴大生產規模，增加勞動力需求；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可通過提高儲蓄—投資轉換率，加快要素產出效率，推動經濟增長，從而增加就業崗位。⑧冉光和、唐滔：《數字普惠金融對社會就業的影響——基于企業性質和行業的異質性考察》，《改革》2021 年第11 期。此外，數字普惠金融可以充分利用其附屬資金和用戶數據，加速此類生產要素在市場中流動，從而優化數字產業布局，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⑨薛瑩、胡堅：《金融科技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理論邏輯、實踐基礎與路徑選擇》，《改革》2020 年第3 期。，增加個體就業機會。從中觀視角來看，作為金融業數字化革新的重要成果，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不僅可以通過提高市場對金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進而推動金融產業規模擴張，而且還可以從數字技術和嵌入式金融服務方面助力其他傳統行業重塑與數字化轉型，并有助于催生新行業風口和新興產業，從而有利于優化就業結構，促進社會就業。例如，《2023 中國數字經濟前沿：平臺與高質量充分就業》報告指出，與數字金融服務相關的平臺企業（例如淘寶），2021 年為中國凈創造就業約2.4 億，為當年約27%的中國勞動人口提供就業機會。從微觀視角來看，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降低了信貸抵押要求，使得放款的門檻降低，提高了中小微企業的存活率，而中小微企業可提供大量工作崗位，從而滿足了流動人口的就業需求；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與技術革新改變了傳統就業觀念，新就業形態和機會不斷涌現。此類新興就業模式具有較強的靈活性和自主性，有效緩解了個體工作的時空限制。①Dunn M，Munoz I，Jarrahi M.H，“Dynamics of Flexible Work and Digital Platforms:Task and Spatial Flexibility in the Platform Economy”,Digital Business,Vol.3,No.1,2023,pp.1-10.因此，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越好的縣區，越可能為流動人口提供多樣化的就業崗位，滿足不同勞動力的就業需求，進而提高了流入人口的留居意愿。

最后，數字普惠金融對收入的提高作用已經被多方面證實。例如，李牧辰和封思賢②李牧辰、封思賢：《數字普惠金融、數字門檻與城鄉收入差距》，《管理評論》2023 年第6 期。研究得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可以有效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結論；張勛等③張勛、萬廣華、張佳佳等：《數字經濟、普惠金融與包容性增長》，《經濟研究》2019 年第8 期。綜合使用城市以及微觀家庭數據證實了數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家庭收入，特別是對農村低收入群體的作用更明顯。作為吸引人口流入的最基本、最直接的原因，收入的作用不言而喻，自然而然在促進流動人口留居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當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收益遠超其在遷出地的收入水平時，流動人口預計可以通過異地留居進而提高其生活水平，結合預期效用比較理論以及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具有的增收效應可知，流動人口選擇留居在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高的縣區的動機必定很強?；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縣域數字普惠金融促使流動人口留居的主要機制是提供創業、就業機會以及提高收入水平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為了探討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與流動人口留居意愿的關系，本文構建如下所示的回歸模型：

公式（1）中，i 表示流動人口，j 代表流動人口i 所在縣區；被解釋變量Settlementij為流動人口的留居意愿，核心解釋變量ln（Indexj）為流動人口i 所在縣區j 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對數值，其系數α1衡量縣域數字普惠金融對流動人口留居意愿的總體影響。Xi為個體及家庭層面的特征變量，Zj為縣區層面的控制變量，γc為流入城市的固定效應，εij為隨機擾動項。由于被解釋變量為虛擬變量，本文主要使用Probit 模型進行估計。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留居意愿，我們根據“今后一段時間，您是否打算繼續留在本地?”以及“如果您打算留在本地，您預計自己將在本地留多久?”這兩個問題來構建二元變量，處理過程中剔除了回答為“沒想好”的樣本。①周穎剛、蒙莉娜、盧琪：《高房價擠出了誰?——基于中國流動人口的微觀視角》，《經濟研究》2019 年第9 期。②Zhang C.L.，Du M.Z.，Liao L.P.，et al.，“The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on Migrants’Permanent Settlement Intention: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Vol.373，2022，pp.1-13.賦值規則為：對第一個問題回答“否”的受訪者賦值為0，如果對第一個問題回答“是”的人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是“5—9 年”“10 年及以上”或“定居”，則賦值為1，其余回答賦值為0。為保證結果的可靠性，本文在穩健性檢驗中使用了保留“沒想好”的樣本并重新定義的留居意愿進行了分析。此外，本文還使用該重新定義的留居意愿進行了內生性、異質性以及機制等檢驗（結果備索），結論依舊穩健。

2.解釋變量

核心解釋變量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本文采用縣域層面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進行衡量。該指數從數字金融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等三個維度進行構建，采用對數型功效函數法和層次分析法處理后，自下往上逐層匯總而得。③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測度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編制與空間特征》，《經濟學（季刊）》2020 年第4 期。目前此指數被廣泛應用于數字經濟與數字普惠金融相關的研究中。

3.控制變量

流動人口個體及家庭特征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水平、戶口性質、婚姻狀況、流動范圍、流入年限、流入地家庭人數以及流入地家庭平均每月住房支出。其中，性別為虛擬變量，男性賦值為1，女性賦值為0。年齡是根據調查日期和出生日期近似計算，考慮到年齡可能存在的非線性影響，實證中還引入了年齡的平方項。受教育水平使用受訪者對應的教育年限來衡量。具體而言，未上過學為0 年；小學為6 年；初中為9 年；高中/中專為12 年；?？茷?5 年；本科為16 年；研究生為19 年。關于戶口性質，非農業和非農業轉居民的受訪者賦值為1，農業以及農業轉居民的受訪者賦值為0。本文將法律意義上的婚姻續存（例如初婚、再婚）賦值為1，其余賦值為0。流動范圍分為跨省、省內跨市和市內跨縣，依次賦值為1 至3。流入年限是根據調查日期和流入調查地的時間近似計算。流入地家庭人數則是根據流動人口家庭成員現居住地進行統計。住房支出由“過去一年，您家在本地每月住房支出為多少元？ ”這一問題獲取?？h區層面的控制變量為第二和第三產業占比、人口密度以及財政支出占比。其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占比分別使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增加值（萬元）占GDP（萬元）的比重來衡量。人口密度采用年末戶籍人口（人）與行政區域土地面積（平方公里）的比值來表示。財政支出占比則是使用地方財政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萬元）占GDP（萬元）的比重來衡量。

（三）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本文所用數據主要來自三個方面：首先，縣域層面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由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螞蟻金服集團共同編制。該數據使用銀行服務、支付、投資、保險等指標體系，評估了中國31 個?。ㄗ灾螀^、直轄市，簡稱“省”）、337 個城市以及近2800 個縣區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和可靠性。其次，流動人口留居意愿、個體特征以及家庭特征數據來自2018 年中國流動人口衛生計生動態監測調查（CMDS）個人問卷。該調查是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在全國31 個省內開展的抽樣調查項目，旨在收集有關流動人口微觀層面的相關信息，了解流動人口生存發展狀況、流動遷移趨勢和特點，目前數據更新至2018 年。本文在研究過程中將樣本限定為16 至59 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最后，第二和第三產業增加值、地區生產總值、地方財政支出、年末戶籍人口數以及行政區域土地面積來自2018 年《中國縣域統計年鑒（縣市卷）》、Wind 數據庫、中經網的縣域年度庫以及各縣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由于2018 年CMDS 調查時間為2018 年5 月，為了緩解雙向因果，本文將數字普惠金融和縣區層面的控制變量滯后一期。在實證中，本文將縣域數字普惠金融指數（2017 年數據）、CMDS2018（2018 年調查數據）以及縣區統計數據（2017 年數據）進行匹配。最終獲得31 個省、302 個地級市（含地區和自治州）和1012 個縣區（含縣級市）的78672 個流動人口觀測值。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 所示。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基準回歸

表2 匯報了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流動人口留居意愿影響的基準回歸結果。其中，第（1）列只考慮了數字普惠金融與留居意愿的單變量關系，第（2）—（3）列顯示了逐步加入個體和家庭層面以及縣域層面控制變量的結果?；貧w中均控制了流動人口所在城市的固定效應。我們發現，所有回歸中，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有助于提高流動人口的留居意愿，即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越高的縣區越容易留住人。由此，假設1 得以驗證。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從控制變量結果來看，年齡一次項系數顯著為正，二次項系數顯著為負，這表明流動人口的留居意愿隨年齡先升高后降低，兩者存在“倒U 型”關系。受教育水平越高、非農業戶口、流動范圍越小、流動時間越長以及流入地家庭規模越大都有助于提高留居意愿，而流入地住房成本越大，則越不利于留住流動人口。關于性別或者已婚與否對留居意愿的影響，現有研究似乎還存在異議。本文發現女性更傾向于留居在遷入地，這可能是因為女性更加注重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流入地豐富的物質與文化生活對于女性具有較大吸引力,而男性可能迫于物價和房價壓力,對留居缺乏動機。已婚流動人口的留居意愿更強，這或許是因為在流入地工作生活給其及家庭帶來的收益要高于流出地，而返回流出地的機會成本也較高。此外，第二和第三產業顯著為正，這意味著產業優勢依舊在吸引人口流入和留居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人口密度的系數同樣顯著為正，這可能是因為流入地人口集聚有助于帶來規模經濟，從而有利于吸引外來人口居留。最后，財政支出增加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保障民生，從而有助于提高流動人口的留居意愿。

（二）內生性分析

流動人口留居意愿越高的縣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可能同樣較高，而且兩者可能同時受到不可觀測因素的影響。為了更好地識別因果效應，本文嘗試使用工具變量法來減輕內生性問題。借鑒張勛等①張勛、楊桐、汪晨等：《數字金融發展與居民消費增長：理論與中國實踐》，《管理世界》2020 年第11 期。的思路，本文使用各縣區政府駐地與其所屬省份的省會政府駐地的平面距離作為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的工具變量。從相關性來看，省會通常是一個省份的經濟中心，也應是數字金融發展中心，一縣區距離省會城市越近，該縣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也應該越好。從外生性來看，一方面，與省會城市的距離是附屬于縣區的固有歷史地理信息，幾乎不隨時間變動，故可以較好地滿足外生性要求；另一方面，省會城市僅是該省或者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城市之一，某縣區與省會的距離越小并不意味著該縣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越高。而且，高鐵等新型交通工具早已縮短了時空距離，所以某縣區與省會的距離越小也并不意味著受訪的流動人口一定會留居在該縣區。此外，回歸中控制了流動人口所在縣區的一些重要經濟發展指標，這也有助于減少遺漏變量，從而努力切斷地理距離與留居意愿之間可能的聯系。

表3 報告了工具變量法的回歸結果。從列（1）可以看出，縣區到省會的距離與數字普惠金融在1%水平上呈顯著負相關關系，即一省內某縣區距離省會越遠，該縣區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就越低。此外，第一階段回歸中F 值大于10%偏誤水平下的臨界值16.38②Stock J.H.，Yogo M.，Testing for Weak Instruments in Linear IV Regression In:Andrews DWK Identification and Inference forEconometricModel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pp.80-108.，表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的問題。第二階段回歸結果顯示，數字普惠金融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從而證實了基準回歸的結論是可靠的。

表3 工具變量回歸結果

（三）穩健性檢驗

1.使用數字普惠金融細分指數

數字普惠金融是由數字金融覆蓋廣度、使用深度以及數字化程度這三個子維度指標構建的。覆蓋廣度是指金融服務供給通過電子賬戶數來衡量用戶所能得到的相應服務；使用深度衡量了實際使用數字金融服務的情況；數字化程度是指使用金融服務的便利性、成本和信用化程度。由表4 結果可知，本文的核心結論是相對穩健的。

表4 穩健性檢驗A

2.更換留居意愿的測度方式

前文測度留居意愿時剔除了“沒想好”的樣本，在此，我們保留此類樣本，重新進行定義?？紤]到選擇“沒想好”的流動人口的留居意愿可能并不強烈，所以本文將此類受訪者的留居意愿賦值為0，其余選項的賦值規則不變。由表5 第（1）列可知，數字普惠金融顯著為正，即前文的結論是可靠的。

表5 穩健性檢驗B

3.增加控制變量

鑒于豐富的控制變量可以減緩遺漏變量的影響，因此，我們在回歸中新增了以下可能影響留居意愿的變量：普通中學在校學生數占戶籍人口的比重、每萬人擁有的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以及年末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占GDP 的比重。由于這三個變量缺失值較多，所以樣本量減少。由表5 第（2）列的結果可知，本文結論依舊穩健。

4.改變估計方法

與Probit 模型類似，Logit 模型也假設因變量服從二項式分布，同樣是一種廣義線性模型。鑒于此，本文使用Logit 模型重新進行回歸。表5 第（3）列顯示，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的估計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由此可知基準回歸的結論是穩健的。

5.更改樣本范圍

一方面，周皓和劉文博①周皓、劉文博：《流動人口的流入地選擇機制》，《人口研究》2022 年第1 期。指出，在探討流動后果（留居意愿）時，應偏重于存量人口，所以我們剔除了流入時間不超過一年的樣本后重新回歸，結果如表6 列（1）所示。另一方面，考慮到省會和直轄市的區縣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可能相對更高，且此類城市的發展情況與其他城市存在明顯差異。為了保證研究對象的可比性，我們剔除這些城市的附屬區縣之后再進行回歸，表6 列（2）展示了結果。表6列（3）展示了僅保留流入原因為務工和經商的樣本進行回歸的結果?？傊?，以上結果再次支持了本文的核心結論。

表6 穩健性檢驗C

（四）機制分析

如上文所述，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可能通過影響流動人口的創業、就業的概率和收入水平進而提高留居意愿。為了識別這三種作用途徑是否存在，本文通過如下模型檢驗其中可能存在的傳導機制。

公式（2）中Mi表示機制變量，分別使用受訪者在流入地的創業和就業情況以及月收入來表示。關于創業，本文借鑒田鴿等②田鴿、黃海、張勛：《數字金融與創業高質量發展：來自中國的證據》，《金融研究》2023 年第3 期。的做法，如果受訪者的就業身份為雇主和自營勞動者，則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關于就業，CMDS 并未直接詢問是否就業，我們根據受訪者上個月是否做過一小時以上有收入的工作進行衡量，如果回答“是”，則賦值為1，反之賦值為0。其余設定與基準回歸一致。此外，因為機制變量存在缺失，所以樣本量減少。

表7 中第（1）列的結果顯示：當考慮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創業情況時，數字普惠金融的估計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有利于促進流動人口創業，即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緩解信貸與融資約束，優化風險評估方式以及創新商業模式等吸引流入人口創業并提高其留居意愿。類似地，由第（2）列的結果可知，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有利于創造就業崗位和機會，幫助流入人口就業，從而促使流動人口產生較為強烈的留居意愿。此外，第（3）列結果顯示，當以流入地的月收入為機制變量時，數字普惠金融同樣顯著為正。這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有利于提高流動人口的收入水平，而遷入地的收入水平是吸引勞動力轉移的最直接原因，進而強化了流入人口的留居意愿?；谝陨戏治?，假設2 得到驗證。

表7 機制檢驗

（五）異質性分析

1.個體異質性

不同特征的流動個體可能對數字普惠金融的反應不同，本文以交互項的方式分析了其中的差異，結果如表8 所示。首先，性別、戶口以及婚姻狀況的定義與基準回歸一致，第（1）—（3）列的個體層面的控制變量分別不再包含此三個。例如，第（1）列的個體及家庭特征中不包括性別；類似的，第（2）列中不再涉及戶口性質。其次，健康程度是根據問卷中“您的健康狀況如何？ ”這一問題進行有序（1 至4）定義，數字越大表明自評健康越差。最后，一般而言，個體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能利用數字技術獲取收益。在本文中，如果受訪者的學歷為大專及以上，則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

表8 個體異質性分析

第（1）列的結果表明男性流動人口更易借助數字普惠金融的正外部性而產生更強烈的留居意愿。這可能是因為男性具有性別上的優勢，可以更好地利用數字普惠金融的促就業、創業效應，從而在勞動力市場上更容易找到工作。第（2）列中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即數字普惠金融引致的促留居作用主要體現在非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上。這可能是因為城鎮流動人口在生長環境、家庭條件以及征信記錄等方面本就優于農村流動人口，從而更易享受金融服務，更易抓住數字普惠金融帶來的發展機遇，從而進一步降低在異鄉留居的成本和壓力。第（3）列的結果指出已婚人群更易受到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更傾向長期居住在流入地。其原因可能是已婚流動人口通常面臨著更大的家庭生活壓力，從而更容易被數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應所吸引。此外，第（4）列的回歸結果也在情理之中，即身體越健康的流動人口更容易在數字普惠金融的吸引下留居異地打拼事業，而不健康的流動人口或許更傾向于“落葉歸根”。數字普惠金融對流動人口留居意愿的提升作用主要體現在高教育人群中，尚未體現出包容性的特點。這是因為數字普惠金融與數字技術相關，因此擁有高學歷和專業技能的群體更能有效利用數字技術，從而帶來工作和收入方面的優勢，進而更容易和更傾向于在流入縣區長期居住。

2.地區異質性

基于不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存在差異的事實，表9 從區域、城市等級以及人口規模這三個角度展示了地區異質性的回歸結果。一方面，我們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劃分標準，將總樣本劃分為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具體而言，如果流入縣區位于東部地區則賦值為1，位于中西部則賦值為0。另一方面，我們根據《2018 中國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將縣區所屬城市劃分為一線（含新一線）城市和其他城市，屬于一線城市的縣區賦值為1，否則為0。我們以縣區年末戶籍人口數的中位數為界進行樣本劃分，大于等于中位數的為大人口規模組，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其余設定與基準回歸一致。

表9 地區異質性分析

第（1）列的結果顯示，無論是東部還是中西部地區的縣區，數字普惠金融引致的“留人效應”都沒有顯著差異。這或許可以說明，無論人口流入東部還是中西部，只要流入地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高，那么就容易吸引人口留居。此外，隨著數字普惠金融的地區間差異逐漸減少，中西部地區的流動人口也更多地享受到了數字普惠金融帶來的福利。第（2）列中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這表明即使流動人口處于一線城市的區縣，數字普惠金融也并不能有效吸引其長期居留。這或許是因為一線城市生活壓力大，落戶門檻相對高，外來人員需要承擔的生活成本就越高，能享受與本地居民平等的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的難度就越大。而數字普惠金融帶來的就業機會和增收效應等則是“杯水車薪”，所以流動人口的留居意愿不強。第（3）列的結果表明，縣區人口規模越大，數字普惠金融對流動人口的留居意愿的提高作用越明顯。一方面，人口集聚本就有助于產生規模經濟效應，帶來更多的工作崗位，從而有利于提高就業市場的經濟預期；另一方面，人口規模擴張還能通過同鄉集聚效應來提升外來人口的留城意愿。①黃夢琪、金鐘范：《城市規模如何影響流動人口居留意愿——基于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的經驗研究》，《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21 年第7 期。憑借人口規模帶來的“東風”，數字普惠金融對外來人口的留居意愿的促進作用“更上一層樓”。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將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聯合螞蟻金服集團發布的縣域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與中國流動人口衛生計生動態監測調查數據相結合，同時利用中國縣區層面的統計數據，基于Probit 模型，探究了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流動勞動年齡人口留居意愿的作用效果。研究結果表明：第一，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發展顯著提高了流動人口的長期留居意愿，在進行內生性和多項穩健性檢驗之后，這一核心結論依然成立。第二，機制檢驗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提高流動人口創業、就業的概率以及增加個體收入進而起到促進留居的作用。第三，異質性分析指出，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留居意愿的提升作用主要體現在男性、非農業戶口、已婚、身體健康以及學歷高的流動群體上。另一方面，無論流動人口身處東部還是中西部縣區，只要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高，就能吸引人口留居，但人口規模大的縣區更有利于發揮數字普惠金融的“留人效應”。此外，一線城市的區縣因生活成本較高等問題而難以發揮數字普惠金融對外來人口的留居作用。

據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首先，各地政府及相關部門應繼續推動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尤其是要大力完善數字化基礎設施。在加強金融風險監管的同時，更要注重提升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的覆蓋廣度，推動數字普惠金融全面深入覆蓋縣區及其附屬鄉鎮和社區，使數字普惠金融的共享性、普惠性以及長尾效應得到更好的實現。這不僅有利于進一步提升流動人口的生活質量，吸引人口留居，而且還有助于實現城鄉融合和縣域為重要載體的新型城鎮化建設。

其次，鑒于工作機會和薪資收入為吸引流動人口留居的重要機制，未來各縣區應充分發揮數字普惠金融以及數字經濟的正外部性，重視并大力推進以數字技術為核心、以平臺經濟為依托的新業態和新就業模式。同時，還應優化創業環境，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積極引導流動人口靈活就業，提高流入勞動力的收入，從而強化流動人口的留居意愿。

最后，由于數字普惠金融主要提高了高學歷流入人口的留居意愿，所以各地若想要吸引并留住高技能人才，理應持續推動數字普惠金融發展。針對一線城市的區縣，則應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破除影響流動人口遷移的制度性障礙，完善與流動人口相關的住房、醫療和教育等生活保障制度體系。此外，雖然人口規模大的縣區更容易吸引人口留居，但是也要注意因人口眾多而導致的公共資源配置問題。若要保證流動人口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則應在人口流入地加大投資，積極推動公共資源按常住人口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