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歷程視角下嬰幼兒照料對母親收入的影響研究

姜春云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提出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作用愈發明顯，其就業對家庭經濟積累和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2021 年《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中指出：“鼓勵支持婦女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婦女平等參與經濟發展的權利和機會得到保障”。學術界亦認為促進女性群體的充分就業，有助于促進性別平等，更有助于挖掘和釋放其所蘊含的性別紅利。①楊云彥、石智雷、張婷皮美：《從人口紅利到性別紅利》，《人口與健康》2019 年第1 期。然而，由于母親同時承擔物質生產者和社會再生產者的雙重角色②計迎春、鄭真真：《社會性別和發展視角下的中國低生育率》，《中國社會科學》2018 年第8 期。，加之其往往是嬰幼兒照料的傳統和重要主體，根據第四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主要數據顯示，2020 年中國63.7%的3 歲以下孩子白天主要由母親照料①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領導小組辦公室：《第四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主要數據情況》，《中國婦女報》2021年12 月27 日。，表明其會面臨明顯的“工作—家庭”沖突，這會直接限制母親的收入提升和職業發展。同時，生命歷程理論認為重要生命事件會對生命軌跡產生長期影響，會貫穿人的一生且處于動態變化之中②Elder G H，“The Life Course as Developmental Theory”，Child Development，Vol.69，No.1，1998，pp.1-12.，因而早期承擔嬰幼兒照料責任會對母親的就業軌跡產生長期的影響?；诖?，在生育政策調整背景下討論嬰幼兒照料對母親后期收入的影響，對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和有針對性地激發性別紅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母職懲罰”概念在2001 年被正式提出，即與母職身份相關的照料活動會導致女性收入甚至職業發展陷入劣勢。③Budig M J and England P，“The Wage Penalty for Motherhood”，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6，No.2，2001，pp.204-225.在關于嬰幼兒照料與母親收入的研究中，嬰幼兒照料對母親收入當期影響的研究較多。其中，一部分研究直接聚焦嬰幼兒照料活動，大多考察是否承擔照料子女活動、照料時間（強度）對女性收入的影響，研究結論整體反映出母親承擔照料職責和照料強度增大對其自身的當期收入帶來顯著的消極影響。比如，基于德國的數據分析發現，兒童照料時間每增加1 小時，母親收入會減少約3%④Kuehhirt M and Ludwig V，“Domestic Work and the Wage Penalty for Motherhood in West Germany，”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Vol.74，No.1，2012，pp.186-200.，而基于美國的數據分析亦發現，母職照料會使得母親收入下降約4.8%⑤Glauber R，“The Wage Penalty for Parental Caregiving：Has It Declined Over Time?”，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Vol.81，No.2，2019，pp.415-433.。國內有研究表明學齡前兒童照料時間對女性收入無顯著的負向影響⑥卿石松、田艷芳：《家庭勞動是否降低工資收入——基于CHNS 的證據》，《世界經濟文匯》2015 年第4 期。，但也有研究表明學齡前兒童照料時間僅對非國有部門的女性收入具有消極影響。⑦莫瑋俏、葉兵：《家庭勞動、工資率與部門差異》，《勞動經濟研究》2018 年第4 期。此外，母親作為嬰幼兒的主要照料者和母親照料嬰幼兒的時間均對其自身收入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⑧甘春華、鄒穎津：《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嬰幼兒照料對女性工資收入的影響研究》，《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2020 年第4 期；肖潔：《嬰幼兒照料、已育女性勞動收入及照料懲罰——基于傾向值匹配法的實證分析》，《統計學報》2021 年第2 期。另一部分研究間接反映家庭中的照料責任，大多通過是否有孩子和子女數量作為嬰幼兒照料的代理變量，研究結論整體反映出存在需要被照料的子女和子女數量越多會對女性的當期收入產生顯著的消極影響，其在諸如美國、英國、丹麥、菲律賓、西班牙、澳大利亞等國家的研究中均得到不同程度的驗證。⑨Amuedo-Dorantes C and Kimmel J，“The Motherhood Wage Gap for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Importance of College and Fertility Delay”，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Vol.3，No.1，2005，pp.17-48；Joshi H，Paci P and Waldfogel J，“The Wages of Motherhood：Better or Worse?”，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23，No.5，1999，pp.543-564；Simonsen M and Skipper L，“The Costs of Motherhood：An Analysis Using Matching Estimators”，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Vol.21，No.7，2006，pp.919-934；Adair L，Guilkey D and Bisgrove E，et al，“Effect of Childbearing on Filipino Women’s Work Hours and Earnings”，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Vol.15，No.4，2002，pp.625-645；Molina J A and Montuenga V M，“The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in Spain”，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Vol.30，No.3，2009，pp.237-251；Livermore T，Rodgers J and Siminski P M，“The Effect of Motherhood on Wages and Wage Growth：Evidence for Australia”，Economic Record，Vol.87，2011，pp.80-91.國內的相關研究也表明每多生育一個孩子，即子女數量越多，對母親收入的負向影響越大。①於嘉、謝宇：《生育對我國女性工資率的影響》，《人口研究》2014 年第1 期;肖潔：《生育的收入懲罰效應有多大——基于已婚女性收入分布的研究》，《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3 期; 許琪：《從父職工資溢價到母職工資懲罰——生育對我國男女工資收入的影響及其變動趨勢研究（1989-2015）》，《社會學研究》2021 年第5 期。

然而，關于嬰幼兒照料對女性工作收入的后期影響，國外學者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國內的相關研究幾乎闕如。已有的國外文獻中主要存在兩類結論，即“持續增強”的觀點和“逐漸減弱”的觀點。前者認為早期照料經歷對母親收入的負向影響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強。比如，有研究表明照料活動會嚴重影響女性當下的經濟福利并產生劣勢累積效應，使其在年老時陷入生活貧困或低收入的風險之中。②Muller J S，Hiekel N and Liefbroer A C，“The Long-Term Costs of Family Trajectories：Women’s Later-Life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Across Europe”，Demography，Vol.57，No.3，2020，pp.1007-1034；Wakabayashi C and Donato K M，“The Consequences of Caregiving：Effects on Women’s Employment and Earnings”，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Vol.24，No.5，2005，pp.467-488.Florian S M③Florian S M，“Motherhood and Employment Among Whites，Hispanics，and Blacks：A Life Course Approach”，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Vol.80，No.1，2018，pp.134-149.對美國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婦女的研究也表明，生育和照料子女對三類女性的就業具有持久的負向影響，并且這種影響在女性的退休階段依舊明顯。同時，Carmichael F & Ercolani M G④Carmichael F and Ercolani M G，“Unpaid Caregiving and Paid Work Over Life-courses：Different Pathways，Diverging Outcomes”，Social Science&Medicine，Vol.156，2016，pp.1-11.的研究也表明，相比于早期承擔嬰幼兒照料責任的女性，早期選擇全職工作的女性收入更高，且兩類女性之間的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擴大。與此相反，后者認為早期照料經歷對母親收入的負向影響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有關研究表明，隨著家庭結構的改變，家庭中兒童的潛在照料者減少對女性就業具有消極影響，但是這種消極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⑤Floge L，“Changing Household Structure，Child-Care Availability，and Employment among Mothers of Preschool Children”，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Vol.51，No.1，1989，pp.51-63.并且，早期子女照料對女性“工作—家庭”平衡感所帶來消極影響，也會隨著孩子年齡的增加而逐漸減弱。⑥Lin K Y and Burgard S A，“Working，Parenting and Work-home Spillover：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Work-home Interface Across the Life Course”，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Vol.35，2018，pp.24-36.

上述文獻梳理的結果對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但是仍然存在拓展的空間：其一，目前國內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靜態分析的角度，即關注嬰幼兒照料對于女性當期收入的影響，而缺乏動態分析角度的討論，比如并沒有關于“女性早期提供嬰幼兒照料對其后期收入是否有損害？ ”⑦呂利丹：《新世紀以來家庭照料對女性勞動參與影響的研究綜述》，《婦女研究論叢》2016 年第6 期。這一問題的回答，同時關于這一影響的機制討論幾乎闕如。其二，國外關于嬰幼兒照料對女性收入后期影響的研究結論莫衷一是，消極影響的持續性存在“持續增強”和“逐漸減弱”這兩類矛盾結論，中國語境下的實際情況如何尚待實證分析的檢驗?；诖?，本文將直接聚焦嬰幼兒照料，引入生命歷程視角建構分析框架，以期就嬰幼兒照料對中國女性收入的后期影響進行深入討論。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隨著生命歷程理論被運用到兒童、家庭生活、青年文化、衰老過程和人際關系的研究中，一個與以往基于生理的生命周期視角完全不同的全新研究議程已經出現。①安東尼·吉登斯、菲利普·薩頓：《社會學基本概念（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年，第173-176 頁。國內已有諸多關于生命歷程的理論的研究，研究問題均涉及早期事件發生對后期某一事件的影響，后期事件包括農民工返鄉意愿、健康狀況、初婚年齡、男孩偏好等。因此，女性照料嬰幼兒作為其生命歷程中的重要事件對其后期收入的影響亦符合生命歷程理論的分析思路。

生命歷程理論強調兩個關鍵概念，即轉折點（turning point）和軌跡（trajectory），前者本質上是指個體角色的轉換，后者則是由一系列個體角色和社會地位的變遷所構成。②李強、鄧建偉、曉箏：《社會變遷與個人發展：生命歷程研究的范式與方法》，《社會學研究》1999 年第6 期。從這一視角來看，人生軌跡是由一系列角色和生命事件組成，不同事件均會對個體命運造成影響，其作用將是長期持續存在的，重要事件是人生軌跡的轉折點，并且會產生相應的轉折效應。女性的常態生命歷程中重要的事件包含入學、就業、婚育、退休等，其中婚育和就業在很大程度上會在其“工作期”中重合，③祁靜、茅倬彥：《生命歷程視角下的生育支持政策研究》，《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2 期。生育帶來的嬰幼兒照料會大量消耗母親的時間和精力，這將會使得母親傾向于工作彈性更大的兼職工作，或者直接造成暫時的職業中斷，從而造成母親收入的降低④莊渝霞：《母職懲罰理論及其對女性職業地位的解釋——理論進展、路徑后果及制度安排》，《國外社會科學》2020 年第5 期。。從生命歷程的視角來看，這種家庭—工作沖突下的母親“妥協”，即變更工作類型或暫時中斷職業，會降低女性人力資本的價值和市場轉化，阻礙新的人力資本獲取和積累⑤楊菊華、孫超：《論勞動力市場的“性別—母職雙重稅賦”》，《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9 年第1 期。，因而使得早期嬰幼兒照料活動會影響母親后期的工作收入和職業發展。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嬰幼兒照料經歷對母親后期收入具有顯著消極影響

假設2：職業中斷經歷在嬰幼兒照料經歷對母親后期收入之間起中介作用

基于生命歷程理論視角思考嬰幼兒照料對母親后期收入影響的重要問題在于，早期嬰幼兒照料經歷的消極影響隨著照料活動發生時間的推移如何變化。根據劣勢累積理論，由于早期嬰幼兒照料而減少工作時長或者中斷就業可能會降低收入，并且這種消極影響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呈現擴大的趨勢。⑥Correll S J，Benard S，Paik I，“Getting a Job:Is There a Motherhood Penalt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2，No.5，2007，pp.1297-1339.從生命歷程理論的“個人能動性”原則來看，個體的不同選擇會在不同程度上建構其后續生命歷程⑦Elder G H，“Time，Human Agency，and Social Change：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Vol.57，No.1，1994，pp.4-15.，即在嬰幼兒照料活動發生之后母親的職業發展過程中會因為個體能動性的差異，使其能夠對早期嬰幼兒照料經歷所產生的劣勢進行適應和調整，從而使得早期嬰幼兒照料經歷的影響效應可能會出現弱化的趨勢。據此，本文提出如下競爭性假設。

假設3a：嬰幼兒照料經歷對母親后期收入的消極影響會隨著時間推移呈現擴大趨勢

假設3b：嬰幼兒照料經歷對母親后期收入的消極影響會隨著時間推移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趨勢

生命歷程理論的“生活的時空性”原則，既關注歷史時間概念所產生的世代差異效應①Elder G H，“Time，Human Agency，and Social Change：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Vol.57，No.1，1994，pp.4-15.，也關注空間環境所產生的空間差異效應②景曉芬、馬鳳鳴：《生命歷程視角下農民工留城與返鄉意愿研究——基于重慶和珠三角地區的調查》，《人口與經濟》2012年第3期。。前者認為個體在具體歷史背景中的處境會對其生命歷程產生不同的影響。不同出生世代的女性群體在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方面存在差異；后者認為在不同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文化等因素會存在差異③王春凱：《性別觀念、家庭地位與農村女性外出務工》，《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4 期。，同時社會政策環境和背景也會存在差異。整體而言，女性所生活的時間和空間差異均會塑造其自身不同的生命歷程。

基于此，一方面，不同世代的女性在性別角色觀念上會存在傳統與現代之別，其對“男主外女主內”性別角色觀念的看法會存在差異④賈云竹、馬冬玲：《性別觀念變遷的多視角考量:以“男主外，女主內”為例》，《婦女研究論叢》2015 年第3 期。，加之60 后和70 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亦存在差距⑤畢文芬、初奇鴻：《夫妻地位匹配與女性婚姻滿意度的關系變遷——家庭收入的調節效應》，《寧夏社會科學》2017年第6 期。，主要表現為60 后女性可能會受限于自身的受教育水平而潛移默化地接受傳統性別文化的規訓，相比之下“70后”女性的性別角色觀念更為現代化，其在勞動力市場會表現出更強的積極性，因而相比于沒有照料負擔的70 后和60 后女性，承擔嬰幼兒照料對70 后和60 后母親在勞動力市場的表現產生差異化影響。另一方面，不同區域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存在差異，整體呈現出東部和西部省份公共服務水平較高，中部地區省份公共服務水平較低的特征⑥劉小春、李嬋、熊惠君：《我國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及其影響因素分析》，《江西社會科學》2021 年第6 期。，從而使得不同區域中具有嬰幼兒照料經歷的女性所能夠享受的社會保障水平存在差異，進而會影響其自身擁有緩解早期嬰幼兒照料經歷負向影響的社會支持水平存在差異。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4a：嬰幼兒照料對母親后期收入的影響在不同世代間存在差異

假設4b：嬰幼兒照料對母親后期收入的影響在不同區域間存在差異

三、數據、變量與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是2010 年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調查在全國的31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不含港澳臺）采用PPS 法（區縣、居/村委會、家庭戶）收集資料。同時，該數據包含家中孩子0—3 歲時的照料信息和母親收入等重要信息，符合本文的研究需要。從研究目的出發，本文選取18—64 歲、育有1 孩的在職女性作為研究對象，共獲得有效樣本2472 個。

（二）變量設置

被解釋變量為母親收入?，F有的相關研究中關于母親收入的衡量，測度指標包含其年收入、月收入和小時收入。本文結合問卷信息，選擇以母親月收入來衡量，以調查前年母親的月收入對數來衡量，主要根據問卷中“去年您在勞動收入方面個人收入大約為多少元？ ”來測量，將調查值除以12 獲得母親調查前一年的月收入。

解釋變量為嬰幼兒照料。本文所關注的嬰幼兒照料聚焦于母親提供的照料活動，該變量主要根據問卷中“這個孩子3 歲以前白天主要由誰照顧？ ”來測量，將答案為“本人”的界定為母親照料，記為1；答案為的其他界定為非母親照料，記為0。此外，嬰幼兒照料活動發生時長也是需要重點考察的關鍵變量，可以有效刻畫嬰幼兒照料經歷所產生的負向影響隨時間推移的變化情況。該變量以母親照料嬰幼兒的年份距離調查年份（2010 年）的時間差來測量，這個時間差被操作化為分類變量，根據具體時長劃分為0—4 年、5—9 年、10—14 年、15—19 年以及20 年以上5 個階段。

中介變量為職業中斷經歷。本文認為職業中斷會影響育有嬰幼兒女性人力資本積累的連續性，進而影響其后續的收入水平，該變量根據問卷中“您是否有過半年及以上不工作也沒有勞動收入的情況？ ”來測量，將答案為“有”的界定為有職業中斷經歷，記為1；答案為“沒有”的界定為無職業中斷經歷，記為0。

調節變量主要包含母親的出生世代和所處的區域。其中，母親的出生世代操作化為二分類變量，根據其出生年份劃分為60 后及以前和70 后及以后。母親所處的區域操作化為多分類變量，主要將其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

此外，參考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母親的個人、職業和家庭特征因素。①肖潔：《嬰幼兒照料、已育女性勞動收入及照料懲罰——基于傾向值匹配法的實證分析》，《統計學報》2021 年第2 期；楊菊華：《“性別—母職雙重賦稅”與勞動力市場參與的性別差異》，《人口研究》2019 年第1 期。其中，個人特征主要包括年齡、受教育年限、戶口性質和性別角色觀念；職業特征主要包括職業性質、職業等級、勞動合同簽訂情況和職業轉換次數；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規模、丈夫收入和丈夫受教育年限。詳細的變量定義和賦值情況見表1。

表1 所有變量的定義、賦值及基本描述

（三）分析思路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母親月收入對數，屬于連續型變量，需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進行分析?？紤]到嬰幼兒照料和母親收入之間可能存在雙向因果的關系，故本文在模型估計時僅對孩子出生5 年及以后的母親群體進行分析，這樣既實現了考察嬰幼兒照料經歷對母親后期收入影響的研究目標，又避免了因反向因果而帶來內生性問題。在此基礎上，本文主要進行如下分析：首先，對嬰幼兒照料和母親收入的基本情況進行描述分析；其次，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就嬰幼兒照料和母親后期收入之間的關系進行假設驗證；再次，基于中介分析方法考察職業中斷經歷在嬰幼兒照料經歷與母親收入之間的中介作用；最后，利用交互效應檢驗考察嬰幼兒照料經歷對母親收入影響效應的世代和區域差異。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結果

根據圖1 可知，整體而言，相較于無照料經歷的母親，具有嬰幼兒照料經歷的母親會呈現收入較低的情況，其平均月收入為1237 元，比未照料嬰幼兒的母親群體的月平均收入低約651 元。從世代差異的角度來看，在60 后及以前的世代中，有嬰幼兒照料經歷和無嬰幼兒照料經歷的母親之間的月平均收入相差約515 元；在70 后及以后的世代中，兩類的母親之間月平均收入的差距更加明顯，相差約742 元。從區域差異的角度來看，在東部地區有嬰幼兒照料經歷和無嬰幼兒照料經歷的母親之間的月平均收入相差約676 元；在中部地區兩類母親之間的月平均收入相差約434 元；在西部地區兩類母親之間的月平均收入相差約682 元。

圖1 有照料和無照料經歷的母親收入情況及其世代和區域差異

根據圖2 可知，在嬰幼兒照料活動發生時長的不同階段中，相較于沒有嬰幼兒照料經歷，有嬰幼兒照料經歷的母親的月平均收入均處于較低水平，在嬰幼兒照料活動發生后的0—4 年、5—9 年、10—14年、15—19 年和20 年及以上的月平均收入分別為1283 元、1257 元、1211 元、1306 元和1168 元。同時，隨著嬰幼兒照料活動發生時長不斷增加，具有嬰幼兒照料經歷的母親的平均月收入呈現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波動趨勢，而沒有嬰幼兒照料經歷的母親的平均月收入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通過平均月收入的差異情況來看，兩類母親的平均月收入差異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具體表現為兩者之間的月平均收入差異從5 年以下的564 元，增加到11—15 年的782 元，爾后下降到20 年以上的423 元。

圖2 有照料和無照料經歷的母親收入隨時間的變化情況

（二）基本估計結果

表2 的匯報的是早期嬰幼兒照料經歷對自身后期收入影響的估計結果。從模型1 的結果來看，母親照料對其自身后期收入的影響在1%的顯著水平上呈現負向影響。具體表現為：在不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相較于早期未照料嬰幼兒的母親，承擔照料責任使其后期的收入較之低約47.5%。模型2-4中，在逐步納入個人、職業和家庭特征變量后，模型1 中的負向影響依舊顯著存在，具體表現為在考慮所有控制變量之后，相較于早期未照料嬰幼兒的母親，承擔照料責任使其后期的收入低約21.6%，假設1 得到驗證，即早期嬰幼兒照料對母親后期收入的負向轉折效應顯著存在。

表2 早期照料嬰幼兒經歷對母親后期收入影響的估計結果

其他變量對母親收入也具有顯著影響。首先，在個體特征中，受教育年限和性別角色觀念對母親收入的影響始終表現出顯著性。其中，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 年，母親收入約提升5.4%；性別觀念更為現代化的母親收入比性別觀念更為傳統的母親高約9.9%。其次，在職業特征變量對母親收入的影響表現出顯著性。其中，屬于體制內的、管理人員的以及簽訂勞動合同的母親收入，比屬于體制外的、普通員工的以及未簽訂勞動合同的母親分別高約9.8%、19.8%和7.2%，而職業轉換次數每增加1 次，母親收入約下降4.2%。最后，在家庭特征中，丈夫收入對母親收入的影響始終保持顯著的正向影響，其收入每增加1 千元，母親收入提升約1.5%。

為了分析早期嬰幼兒照料經歷的消極影響如何隨著照料活動發生時間的推移而變化的情況，本部分借鑒已有研究的思路①石智雷、吳志明：《早年不幸對健康不平等的長遠影響：生命歷程與雙重累積劣勢》，《社會學研究》2018 年第3 期。，將嬰幼兒照料活動時長分段進行子樣本回歸，以檢驗嬰幼兒照料經歷對其自身后期收入影響的變化效應，主要考察在5—9 年、10—14 年、15—19 年以及20 年及以上4 個階段中的差異（見表3）。結果表明：母親收入在照料活動發生后的5—9 年、10—14 年、15—19 年以及20年及以上的不同階段中均呈現不同程度的顯著負向影響，這一估計結果也從側面再次佐證了假設1。同時，從回歸系數的差異情況可以看出，隨著嬰幼兒照料活動發生時長的增加，母親照料嬰幼兒所形成的累積劣勢對其自身后期收入的影響系數呈現出“先增強后減弱”的趨勢，即早期嬰幼兒照料經歷與母親后期收入減少之間呈現倒U 型關系，假設3b 得到驗證。從分樣本估計結果來看，相較于早期未承擔嬰幼兒照料責任的母親，承擔嬰幼兒照料責任的母親收入在照料活動發生后5—9 年時下降19.7%、10—14 年時下降22.4%、15—19 年時下降23.8%，之后早期嬰幼兒照料經歷的影響力開始下降，在20 年及以后則下降17.7%。

表3 早期嬰幼兒照料經歷對母親后期收入的影響：分階段估計結果

（三）機制分析結果

生命歷程視角下考察早期嬰幼兒照料經歷對母親后期收入的影響，照料活動發生后的職業中斷會使得女性人力資本積累的連續性受到影響。本部分聚焦于分析職業中斷經歷所產生的中介效應驗證，在模型4 的基礎上構建模型9 和10 檢驗職業中斷經歷的中介作用（見表4）。模型9 的結果顯示母親照料會顯著提升其職業中斷的可能性，模型10 的結果顯示職業中斷經歷亦會顯著降低母親后期收入水平，且模型10 中母親照料變量的系數大小相較于模型4 有所下降并具有統計顯著性，因而存在部分中介效應。在此基礎上，筆者使用基于Bootstrap 方法的KHB 檢驗法對中介效應進行再檢驗①吳愈曉、畢先進：《回歸分析及Stata 軟件分析應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 年，第156 頁。，重復抽樣2000 次后的估計結果顯示，間接效應估計值為-0.297 且具有統計顯著性（p＜0.001），表明母親照料確實通過職業中斷經歷作用于其后期收入水平。兩個估計結果的一致性充分證明假設2 的成立，這表明早期母親選擇照料嬰幼兒會使其被迫減少對于工作的時間和精力投入，甚至出現職業中斷，進而會阻礙其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提升②楊菊華、孫超：《論勞動力市場的“性別—母職雙重稅賦”》，《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9 年第1 期。，最終導致母親在后期就業收入提升方面的相對劣勢。

表4 中介效應分析估計結果

表5 的估計結果反映的是母親照料對自身后期收入影響的世代和區域差異結果。從模型11 和模型13 的結果來看，在不考慮其他控制變量的情況下，母親照料與出生世代和區域變量的交互效應均不顯著。從模型12 的結果來看，在納入個人、職業和家庭特征變量后，母親照料與出生世代的交互效應依舊不具有顯著性，即母親照料對自身后期收入的負向影響不存在世代差異，故假設4a 沒有得到驗證。這一結果與美國關于母職照料對嬰兒潮前后世代母親收入的影響具有同質性的結論相似①Avellar S and Smock P J，“Has the Price of Motherhood Declined Over Time? A Cross-Cohort Comparison of the Motherhood Wage Penalty”，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Vol.65，No.3，2003，pp.597-607; Jacobs J C，Van Houtven C H and Laporte A，et al.，“Baby Boomer Caregivers in the Workforce：Do They Fare Better or Worse Than Their Predecessors?”，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No.6，2015，pp.89-101.，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嬰幼兒照料經歷在母親后期收入方面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具有群體普遍性，這也反映出嬰幼兒照料經歷對不同世代母親后期收入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并不會因為不同世代的性別角色觀念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呈現明顯的差異。從模型14 的結果來看，在納入個人、職業和家庭特征變量后，母親照料與東部地區的交互效應具有顯著性，母親照料與西部地區的交互效應不具有顯著性，即由于早期嬰幼兒照料經歷所帶來的收入負向影響會因為區域不同而不同，主要表現為這種負向影響在東部和中部地區之間存在顯著差異（p＜0.1），但是中部和西部地區之間則不存在實質性差異（p＞0.1），故假設4b 得到部分驗證。

表5 早期照料嬰幼兒經歷對母親后期收入影響的世代和區域差異結果

五、結論與討論

雖然國內對于母職懲罰問題的討論多有探討，但這些研究多關注嬰幼兒照料對母親收入的當期影響，而沒有關注到嬰幼兒照料作為女性生命軌跡中的“轉折點”所帶來的長期影響效應?；诖?，本文從生命歷程理論視角出發，構建系統的理論分析框架，并采用2010 年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著重考察早期嬰幼兒照料經歷與母親后期收入之間的關系，得到了以下幾方面的研究結論。

其一，母親早期照料嬰幼兒會對其自身后期收入產生顯著的負向效應，并且這種負向效應隨著嬰幼兒照料活動發生時長的推移呈現出先增強后減弱的趨勢，尤其在嬰幼兒照料事件發生15—19 年這一階段時的負向效應最為明顯。由此可知，作為女性生命歷程中的轉折點，早期的嬰幼兒照料經歷對母親收入的影響并非靜止和短暫的，而是處于動態變化之中的。其二，早期嬰幼兒照料經歷會增加女性職業中斷的可能性，進而影響其人力資本積累連續性，從而對母親后期收入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這表明嬰幼兒照料作為女性重要的生命事件，緊密嵌入其自身的生命歷程發展過程中，期間人力資本積累受挫會在很大程度上重塑其自身的就業軌跡。其三，嬰幼兒照料經歷對母親后期收入的負向效應并未呈現世代差異性，但是表現出部分區域差異性。這表明區域差異視角下的公共服務水平存在差異性，社會支持和保障政策所產生的社會保護效應存在差異性，這種區域差異性為消解不同區域中母親早期嬰幼兒照料經歷所產生的負向收入效應提供了政策可能性。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將國外學者對早期照料經歷對母親后期收入影響的討論拓展到中國語境中，并基于生命歷程理論視角深入討論嬰幼兒照料對母親后期收入的影響效應。因此，本文存在的可能創新點在于，將經典社會學理論與熱點人口學問題相結合進行的一次跨學科嘗試和有益探索，為“照料與就業”關系研究提供了動態的分析視角。此外，本文所得出來的研究結論在制定積極的生育支持政策和激發性別紅利效應方面具有重要的政策意涵，相關政策的制定亦需要體現生命歷程的視角，不能僅僅關注嬰幼兒照料或者嬰幼兒出生階段的政策支持，相關政策支持需要貫穿在女性的整個生命歷程中，尤其需要關注和保持女性人力資本稟賦的有效積累，這對于釋放母親群體充分就業所帶來的性別紅利，以及釋放潛在的再生育潛力均具有重要意義。

當然，囿于所使用的數據資料，本研究還存在不足之處：其一，母親照料嬰幼兒的時長，即照料強度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更好地刻畫嬰幼兒照料。但是，受限于所使用的數據，無法獲取這一變量，故本文只能考察是否具有嬰幼兒照料經歷所產生的影響效應。其二，由于數據信息有限，本文選擇“這個孩子3 歲以前白天主要由誰照顧？”來衡量嬰幼兒照料行為存在妥協性，其合理性在于白天照料嬰幼兒與母親“工作—家庭”沖突的關系更為密切，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視夜晚照料現象帶來的影響效應，即忽視晚上照料嬰幼兒的現象對母親后期收入的影響。其三，因為國內缺乏跨越縱貫時間較長的追蹤數據，無法關注每個個體母親的職業生涯的收入變化，因而本文關注的是照料嬰幼兒的時間發生在同一時期的母親照料嬰幼兒對其后期收入的影響。在未來數據可得的情況下，上述問題均值得進行深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