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心學的社會治理內涵探析
——基于《南贛鄉約》的考察

□ 武佳慧 苗建榮

（太原科技大學 山西 太原 030024）

《南贛鄉約》是王陽明社會治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了解王陽明心學思想乃至整個宋明理學的重要文獻。關于《南贛鄉約》，前人已經做了諸多研究，有對其歷史背景的梳理，有對其思想內涵、當代價值的考察，也有對其與陽明心學思想關系的追問。本文認為，就《南贛鄉約》的歷史背景、思想內涵及當代價值，前人已經做出了充分的闡釋，然而就其心學基礎還有進一步追問的可能。

一、《南贛鄉約》的歷史源起

1.地理淵源

明中葉，隨著里甲制的日漸解體，南贛地區的社會問題愈加凸顯，而特殊的地理環境則是引發其社會混亂至關重要的原因?！澳馅M”，是南安、贛州二府的統稱，地處今天江西、福建、湖南、廣東四省交界處。南贛地區生存環境惡劣，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土地貧瘠。據宋人李綱所說，這里“多是煙瘴之地”[1]1745。又據同治年間《贛州府志》所言，這是“土田磽確”[2]12。二是人民貧困。據同治年間《贛州府志》所言，這里“物產稀疏，人民戇激而猛烈，典郡者難其任”[2]12。三是社會治安混亂。據宋人李綱所說，這里“盜賊出沒不?！盵1]1745。又據王陽明所言，這里“小大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除”[3]。正德十一年，王陽明在巡撫南贛時指出南贛地區“府屬地方，界連四??；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賊所盤，三居其一”[4]?；谶@樣的現實，王陽明在平定當地賊寇之后，依靠地緣與血緣關系建立起一整套基層社會規范，并頒布了《南贛鄉約》。這些措施對于南贛地區移風易俗、維系基層社會穩定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2.文本淵源

在《南贛鄉約》之前，曾有《呂氏鄉約》與《圣諭六條》，陽明對其也多有借鑒。楊開道認為，“南贛鄉約是呂氏鄉約和洪武六諭的混合產品，約文采取圣訓六諭，組織采取呂氏鄉約”[5]。但《南贛鄉約》并非二者的簡單復制?！端{田呂氏鄉約》是由北宋呂大鈞兄弟制定，后朱熹對其加以增損修訂，其中關于構建鄉村社會的精神內核、倡導道德教化民眾等內容，朱子是加以完整保留和繼承的。然而，這種以天理為中心的道德評價方式，最終不免流于理論化?！妒ブI六條》由明太祖制定，具體內容為“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6]355，這六條于次年歸納入《教民榜文》。

在明代基層社會制度的影響下，王陽明繼承《呂氏鄉約》的“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7]，又融合《圣諭六條》的“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6]355。在《南贛鄉約》的諭民文告說：“故今特為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盵8]507按照王陽明的話來說，設立鄉約的目的是協調百姓之間的關系，從頒布之日起，受鄉約約束的民眾都應孝順父母，尊敬兄長，認真教導子孫，同村里的百姓保持和睦友善的關系，如果遇到困難應該互幫互助，并且對于有善念并付諸行動的人應相互勉勵，對于那些有不正之心的人應當即時規勸，減少無謂之爭，鄰里之間應和睦相處，只要每個人都心懷仁德之心，就會形成仁愛寬厚的民風。

可見，“在王陽明心學中，道德或價值的最終根據不再是抽象的、超越性的天道或天理，而是人的內在心靈”[9]。王陽明基于南贛地區的社會背景，對傳統鄉約秩序進行制度化重構，使得鄉約依靠道德譜系實施，從而形成鄉約內所有成員之間橫向的和自主性規約的功能，以實現大同理想社會。

3.心學淵源

作為儒家心學的集大成者，陽明的心學思想滲透到其對所有事物的認知中，當然也包括《南贛鄉約》。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兵部尚書王瓊舉薦王陽明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等處時，王陽明認識到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賊寇叛亂不斷的問題，就必須從道德教養入手。于是，王陽明在軍事征剿的同時注重對于鄉民的教養，先后頒布一系列如《告諭新民》等撫諭文告，并于正德十三年（1518）十月針對南贛地區面臨的政治、經濟問題頒布《南贛鄉約》，其“明明德”“親民”“知行合一”和“格物致知”等思想也在南贛社會治理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

事實上，關于王陽明的心學思想，其弟子黃綰概括為，“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二曰‘親民’；三曰‘知行合一’”[10]1092?？梢哉f，王陽明的思想體系是其在江西的種種經歷中確立的。王陽明通過道德教養喚醒人們心中存在的“良知”，消除人們“心中之賊”，為南贛地區的社會政治問題提供了解決思路。因此，任南贛巡撫的經歷推動了王陽明社會治理思想的實踐。此時也是其哲學思想得到升華的重要時期。

二、《南贛鄉約》與親民明德

《南贛鄉約》是王陽明在巡撫南贛期間的實踐成果，大致分為兩個部分：其一，諭名文告，主要說明鄉約訂立的目的；其二，十六條具體規約，分別涉及組織建設、約眾義務、當地社會現實問題、約會儀式等內容，體現了王陽明以“明明德”“親民”為宗旨，以“格物致知”為功夫，以“知行合一”為實踐導向的邏輯進路?？梢哉f，這些思想也在他制定鄉規民約、開辦社學、推行仁政等社會實踐中得到了充分運用。

1.“明明德”“親民”之內涵

“明德親民之學”作為王陽明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出自《大學·禮記》“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11]。關于“明明德”“親民”的內涵歷來存在理學和心學兩種不同學派的解讀，然二者的關系問題是闡釋其含義的重中之重。

首先，關于“明明德”的內涵，王陽明闡釋為“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12]，“明德”是指良知，“明明德”是指復歸心之本體。也就是說，想要消除民眾“心中之賊”，就需要以道德教養民眾，從而喚醒人內心存在的良知。

其次，關于“親民”的內涵，王陽明曾有多次闡述，最初是以對朱熹“新民”說的辯駁而展開的。朱熹在《大學章句》中依據程顥、程頤的說法，提出如下觀點：一是根據《大學·盤銘》中“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3]5，《尚書·周書·康誥》中“作新民”以及《詩經·大雅·文王》中“周雖舊邦，其命維新”[13]5，朱熹將“親民”改作“新民”；二是，朱熹認為，“明明德”為本，“親民”為末，“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13]3。按照朱子的話來說，人應該先修養自我去除私欲，再教化百姓使其復歸本體之明的狀態。對此，陽明認為《尚書·周書·康誥》中“作新民”不能當作依據，并提出了“親民”思想，可以歸納為：其一，以忠恕之心對待他人。陽明引用《大學》中“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14]2來做闡釋。前一句話的意思是君主以歷代賢德的君王為榜樣，尊重有賢明的人、親近族人，同時對百姓多施恩惠，使他們可以安居樂業。后一句話的意思是一個當政者應該喜歡民眾所喜歡的，應該憎惡民眾所憎惡的，才可以稱之為民眾的父母官。另外，陽明引用《孟子》中的“親親仁民”來闡釋“親民”，意思是關心愛護自己的親人，并以仁厚之心對待民眾?？梢?，“親民”有以忠恕之心對待他人，乃至世間萬物之意。其二，要修養自身，更要注重教養民眾、推己及人。陽明借用《堯典》《論語》來闡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14]2。按照王陽明的話來說，“親民”兼具教養二義，能夠修養己身就是“明明德”；教養百姓，并使其安居樂業就是“親民”。其三，萬物一體之仁。陽明晚年對“明德親民之學”有了更深層面的認識：“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盵15]799這里的“親”具有形成穩定的社會秩序，構建大同理想社會的意義。

基于此，就二者關系而言，正如陽明所說“明德、親民，一也”[16]?！懊髅鞯隆迸c“親民”是互為體用的，“明明德”是道德層面的實踐，“親民”是政治層面的踐行。也就是說，“明德”是“親民”之知，“親民”是“明德”之行，兩者之間相互貫通，并無先后之分。

目前，由于一些抗HF西藥在治療時作用單一，且又副作用。然而HF的形成過程很復雜。中藥提取物抗肝纖維化具有多作用靶點地、多層次整體調節治療HF的優勢。周程艷等[13]通過試驗證實EOP能升高脾臟和肝臟指數，對血清中谷草轉氨酶和谷丙轉氨酶有顯著抑制作用，能明顯降低肝組織中丙二醛和羥脯氨酸的水平，提高肝組織中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和谷胱甘肽過氧化酶的含量，顯著降低肝組織中轉化生長因子β1的表達，提示高劑量EOP抗HF的效果較好。

2.“明明德”“親民”之體現

王陽明十分重視“明德親民”，在《大學問》闡釋為：“明明德必在于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盵15]799這些思想在他巡撫南贛期間得以實踐，體現其實行鄉村治理要從改善民風開始的思想。

首先，王陽明在諭名文告中提到：“故今特為鄉約……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盵8]507也就是說，制定鄉約的初衷是為了形成孝敬父母、尊敬長輩、親友和睦良好的民風民俗。這說明《南贛鄉約》頒布的目的是通過宗法體系實施鄉約，教養民眾為善去惡，消除農民“心中之賊”，恢復社會秩序，而實現大同理想社會。

其次，《南贛鄉約》第五條：“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盵8]508并解釋說：“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眾共誘掖獎勸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盵8]508也就是說，如果某人有難以改正的過失，約長和副約長就應該先派人勸誡，注意言辭委婉，使其認識到自己的過錯，產生從善的念頭，從而喚醒鄉民內心的良知。

再次，《南贛鄉約》第十三條：“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盵8]509陽明認為，對于改過自新的民眾，他們應該時時約束自己，克服私欲，和其他百姓一樣勤于耕織；當然，約長等人在這一過程中也應積極教養他們秉持善念；如果有人仍胡作非為，應告知官府及時懲治他們。這一規約說明了如何使民眾改過自新，體現了道德化自律與制度化他律的相輔相成。

綜上所述，王陽明的社會治理以“明明德”“親民”為核心，兼具教養與教化的雙重含義。在教化方面，王陽明以儒家思想為依據，通過人倫秩序構建宗法體系，實施鄉規民約教化民眾來實現社會治理；在教養方面，王陽明秉持儒家觀念，重視道德教養，通過開設社學等方式啟發民眾提升自身修養，恢復社會秩序，試圖共同構建大同的理想社會，這也意味著陽明以民為本的鄉治思想為傳統鄉約理念帶來了發展與變化。

三、《南贛鄉約》與格物致知

1.陽明“格物致知”之內涵

“格物致知”是宋明理學所爭辯的一個重要命題，也是理解陽明心學思想的關鍵所在?！案裎镏轮背鲎浴洞髮W》首章：“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盵17]這一概念發展至宋代，由朱熹提出而再次成為儒家學者們關注的重點。

關于“格物致知”思想，王陽明從兩個方面做了闡釋。關于“格物”的含義，王陽明認為“物者，事也?！裾?，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謂也”[15]802。也就是說，王陽明把“格”闡釋為“正”，即糾正心中不正之念，“物”指的就是道德認識，“格物”就是去除心中的不正之念，使得心中的善念要行，惡念要及時制止。關于“致知”的含義，大致可以歸納為兩個層面：一是“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10]1064。也就是說，王陽明認為，“吾心即天理”，天理就在人們心中，人們只要向內探求，真正領會了天理即是良知，時刻讓天理和良知約束自己，就能夠實現自身的道德主體的挺立。二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卑凑胀蹶柮鞯脑拋碚f，就是將所獲得的良知落實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2.陽明“格物致知”之體現

仁愛觀念是儒家社會政治思想的核心，而王陽明的社會治理思想與儒家倡導的德治思想一脈相承，主張以道德教養的方式啟發百姓內心的“良知”。因此，“格物致知”的思想在《南贛鄉約》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王陽明的“格物致知”思想是通過格心來去除心中不正之念，使民眾成為良善之民。具體而言：一是約長、副約長、約正等人有教養鄉民、幫助他們糾正不正之念的職責。鄉約在第六條規定：“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必當于理濟于事而后已。不得坐視推讬，陷人于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盵8]508按照王陽明的話來說，約長應秉公執法，要負起責任，幫助同約之人解決危難，如果鄉約成員推脫責任，將人推向做壞事的境地，約長、約正等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二是鄉民應時刻懷有忠恕之心，彼此之間相互幫助。在諭民文告中，陽明說道：“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由于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8]508鄉民不僅應修養自身，更應積極幫助其他人去惡從善。由此可知，鄉約一方面通過規定約長等人的職責來引導民眾，形成鄉民之間良好的約束；另一方面，通過道德教養，使鄉民懷有忠恕之心，推己及人，共同成為良善之民。

其次，陽明認為對民眾彰善糾惡應注重表達方式。如第五條：“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盵8]508對于彰善之言要言辭明確，對于糾惡之言應該含蓄委婉，如糾正孝悌之義不合之人的言行時，不應該直接批評他是“不悌”之人，而應該委婉表達他在這方面還有未盡的言行，使他可以坦白交待自己的過錯。顯然，這是陽明將“格物致知”的思想與鄉村治理的實際相結合，通過具體的措施和合理的表達方式使民眾不斷改過自新、去惡從善。

最后，“格物致知”思想要求人不斷省察內心，努力做到有事時克制自己、無事時省察內心。第十六條：“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為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為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為法！’”[8]510也就是說，鄉民將善念落實于行動，將惡念及時制止，這便是修身。如果人人都可以做到省察內心，并督促其他人做到，民風自然會淳厚。

可以說，《南贛鄉約》是王陽明為了徹底解決南贛地區的社會政治問題、恢復日漸崩塌的基層秩序而頒布的。一方面，通過規定約長等人的職責、鄉約集會的禮儀、禮制，以宗族組織的管控力和鄉約的約束力，形成民眾彼此之間的約束；另一方面，以道德教養的方式勸善懲惡，啟發百姓內心的“良知”，使鄉民“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8]507，達到“正民心化風俗”的目的。

四、《南贛鄉約》與知行合一

1.“知行合一”之內涵

“明德”為“親民”之知，“親民”為“明德”之行，“明明德”“親民”的問題歸根到底是“知”與“行”的關系問題，而這一問題歷來是哲學家關注的重點。誠如湯一介先生所說，“知行合一”作為一明確命題是由王陽明提出的。據《年譜》記載，正德四年（1509年），王陽明在辨析朱熹、陸九淵區別時，提出“某今說知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19]。由此可知，“知行合一”思想是面對當時重知輕行、知而不行的文化背景所提的解決之策。王陽明認為，良知皆在于人們心中，必須通過主體的道德實踐才能體現。

“知”與“行”的概念最早出自《尚書·說命》：“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盵20]此后，歷代哲學家就這一問題各抒己見，使得“知”與“行”在內涵和關系上有了更為深入的擴展。關于“知”的概念，最早由孔子提出“學而知之”“生而知之”的范疇。之后，基于“學而知之”與“生而知之”，孟子、張載、程頤等人先后提出了不同觀點?；诖?，王陽明將“知”分為德性之知和聞見之知，德性之知是與生俱來的，聞見之知是后天通過耳目感觀學習到的。據《答歐陽崇一》記載：“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于見聞，而亦不離于見聞?！盵21]也就是說，人們的見聞都是良知的發用，良知不會受到見聞的限制，也不會脫離見聞而存在，因此要將良知落實到道德實踐當中?！靶小敝傅氖侨祟惖囊磺行袨?，也包括人的心理活動?！昂弦弧笔蔷投哧P系而言，主要體現在其思想意蘊之中。程頤等人的觀點雖然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知”與“行”的內涵，但就“知”與“行”之間的關系則出現了知先行后、知行二分等不同觀點，對此王陽明在與徐愛的交談中具體闡釋了“知行合一”的思想內涵。

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22]37。陽明認為，真知為行，如果稱一個人知孝悌，肯定是此人已經在行動上履行孝悌，才可以稱其為知孝悌。其二，“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22]37。這里“明覺精察”與“真切篤實”分別是知與行的特點。王陽明認為，在從事知識活動時，應保持腳踏實地的態度，才能獲得知識；在從事實踐活動時，應對主體方面進行認真分析與研究，才能真正完成活動。其三，“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14]4。也就是說，道德認知和道德行動是相輔相成的，一旦做到知行合一，就可以達到為善去惡，從而不斷完善自身道德實踐。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倡導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力圖實現道德教養與道德實踐的相互統一。

2.“知行合一”之體現

王陽明“知行合一”是對當時的社會學術問題和社會政治問題提出的解決之策，這些思想命題也在他頒布的《南贛鄉約》中得到了實踐性應用。

首先，正如王陽明所說，“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23]，因此要去除心中的不正之念。于是，王陽明在諭名文告中提到：“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為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即惡人矣。人之善惡，由于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8]508也就是說，鄉民們不能因為這個人之前的行為而不去教養他，他只要一念為善，即是善人了；相反，倘若一些自恃善良的鄉民，便不注意自身道德修養，他們只要產生一個壞的念頭，便是惡人。人的善惡皆在一念之間，要認真思考，謹慎從事，自覺遵守各項道德準則。陽明認為，只有不斷地教養民眾使其“修身”“正心”，以良知統帥行動，才能做到“知行合一”。

其次，鄉民須做到知行合一?！赌馅M鄉約》第十六條提出：“自今以后，凡我同約之人，只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于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盵8]510也就是說，凡是一起訂立鄉約的人，必須遵循鄉約，同心同德，匯聚到善的道義中；如果有人三心二意，表面上從善行背地里卻去干非法勾當，神明的天神一定會消滅他。由此可知，“知行合一”強調道德的實踐性，或者說，道德修養必須躬行，只有把道德認識踐行于道德實踐中，才能真正地做到言行一致，形成穩定的社會秩序。

再次，王陽明在《南贛鄉約》第十六條通過設立組織機構、活動方式、開會程序、禮儀制度等，將鄉約集會的程序一一列明。比如，規定了彰善懲惡的具體操辦禮制。彰善時先由年少者向年長之人行酌酒禮，表示感謝；懲惡時，由約史宣讀一些鄉民的惡行，約正詢問作惡行的緣由，約長、副約長、作惡之人的供述，作惡之人要對約長和眾人的判斷進行答復，有過者答道“某敢不其罪”[8]510，然后行“酌酒”之禮，再答曰“敢不速改，重為長者憂”，最后由約正進行總結，倡導應該“為善去惡”。[8]510由此可知，鄉約通過制定詳密的規定，將道德教養履行于實踐，倡導鄉民應保持仁愛之心，成為遵守鄉約秩序的良善之民，以期實現基層民眾之間橫向的和自主性規約的功能。

五、結語

《南贛鄉約》是王陽明在南贛地區實行基層治理的總體綱領，反映出他以“良知”為最終歸宿的心學體系。王陽明的社會治理思想是從認識論到實踐論的展開，大致有以下幾個層級：一是以“明明德”“親民”為宗旨，即通過道德教養民眾，喚醒人人內心存在的“良知”“良能”；二是以“格物致知”為功夫，即去除心中不正之念，引導鄉民“善念”的覺醒；三是以“知行合一”為實踐導向，即將善念實現出來，惡念及時制止。這意味著，王陽明的治理思想是一條由內向外的實踐路徑，他通過道德教養的方式，使人們體認良知，達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因此，王陽明的社會治理思想一方面秉持儒家“德法并重”的觀念，繼承了傳統鄉約秩序；另一方面又以心學為理論基礎，結合南贛地區的歷史淵源而有所演進，體現了道德化自律與制度化他律的相輔相成。顯然，鄉約的成功推行不僅開創了以《南贛鄉約》為范例的鄉村治理模式，對于“兩個結合”深入人心的今天如何實行基層社會治理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當然，就王陽明社會治理思想的內涵而言，還需要做更加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