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背景下非遺旅游利益相關者的共生模式研究
——以丹寨萬達小鎮為例

楊 旭，任宇婷，張書凝，詹雪芳，石美玉

（1.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北京 100026；2.北京聯合大學 旅游學院，北京 100101）

0 引言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在農業農村領域的具體體現，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重大機遇。鄉村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數量龐大，植根于群眾的生產生活，飽含著歷史滄桑，體現著群眾的思想智慧，展示著一個民族的價值取向和審美追求，其所承載的歷史、技術、文化等優秀“基因”對鄉村振興意義重大。但現階段鄉村非遺衰退形勢嚴峻，自我發展能力較弱，亟需借助旅游活化實現保護傳承。2018年，國家旅游局與文化部合并，更加彰顯出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融合是時代需要。因此，非遺與旅游的融合發展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不可避免地發生耦合，三者在地域空間、實施主體以及最終目標上都存在著一致性。

丹寨萬達小鎮（以下簡稱“小鎮”）正是在此背景下將非遺與旅游融合發展的產物。2014 年在國務院的指導下，丹寨縣政府和萬達集團通過政企合作，利用丹寨縣特有的非遺資源與鄉村旅游融合發展；旨在以小鎮為中心，輻射帶動全縣多產業融合發展，推動當地脫貧攻堅，實現鄉村振興。丹寨萬達小鎮作為我國首個以精準扶貧為目的的非遺旅游小鎮，是企業“包縣扶貧”的重大創新，也成為中國鄉村文旅發展的樣板級項目。小鎮的建設發展涉及眾多利益主體的參與，因此，兼顧多主體的利益成為小鎮非遺旅游和諧發展的關鍵。目前已有的關于非遺旅游利益相關者的研究較為單一，未能深入剖析其錯綜復雜的關系，不利于非遺與旅游的深度融合。共生理論源自生物學，其要素之一共生模式的本質是一種協調發展模式，可深入分析和衡量利益相關者間相互作用的程度和相互結合的方式。因此，本文從共生視角出發，研究現階段小鎮的非遺旅游系統內由利益相關者組成的共生單元間形成的共生關系，界定其現階段的共生模式。研究結果不僅有助于非遺的活態傳承、文旅深度融合發展，也為新形勢下實現鄉村文化和產業振興帶來更多的可行性。

1 文獻述評

鄉村振興戰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1］，涉及鄉村產業振興、文化振興、人才振興、生態振興和組織振興五個方面。非遺與旅游的融合使非遺進入現代市場，促進了非遺的保護和傳承；同時，也進一步提升了旅游品質，提高了旅游產業的綜合效益［2］。非遺活化的本質是文化振興，旅游發展的本質是產業振興，即非遺與旅游的良性互助關系促進了鄉村文化和產業振興的進程。

非遺保護對于維持文化多元化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3］。非遺旅游發展是非遺傳承和創新的客觀要求和邏輯延續，涉及諸多利益主體，不少學者已經關注到利益主體間的協商與合作［4，5］。例如，從內容角度來看，一是對利益相關者的綜合評價研究［6-12］；二是基于主體角度的非遺旅游開發研究［13-16］；三是 利 益 主 體 間 的 利 益 協 調 研 究［17，18］。從研究方法來看，從定性研究逐漸轉為定量研究。但現有的研究將利益相關者間的關系界定為合作與沖突兩種，較為單一，要清晰透徹地分析利益相關者的復雜關系以及關系的發展演變，還需要更加具體的關系類型劃分。

共生理論最早由德國真菌學家Anton de Bary在生物學中提出［19］，后來逐漸被應用于經濟學［20］、哲學［21］、心 理 學［22］、人 口 學［23］、社 會 學［24］、旅 游學［25］等各個領域。我國學者袁純清界定了社會學領域的共生三要素，即共生單元、共生環境及共生模式，形成了共生理論［26］。共生鼓勵在合作中良性競爭，從而達到內部結構功能趨于完善，最終實現共贏的目標［27］。目前關于“非遺旅游共生”的研究主要分布在旅游、文化和建筑學［28］學科中。從文化和旅游學科來看，研究內容多圍繞非遺與旅游之間的共生關系與發展路徑［29，30］、共生條件［12］、共生要素的界定［31］以及共生系統的演化［32］等；從建筑學科來看，主要將非遺文化與村落建筑環境置于共生框架下進行研究，研究非遺與其所依存的村落整體環境、周邊自然環境、內部建筑環境之間相互作用關系［28，33］。研究大多從定性的角度探究非遺和旅游二者的協同發展，關于共生模式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整個系統的共生模式。已有研究較少使用定量分析方法對系統內部各共生單元之間的共生模式進行研究，而共生單元間的共生模式更能清晰形象地刻畫出利益相關者間的關系程度?；诖?，本研究將共生理論的應用拓展到非遺旅游研究中，從利益相關者的角度界定共生單元，梳理非遺旅游各單元間的關系，采用問卷調查法輔以訪談法獲取數據，測度共生模式，研究結果能夠為共生模式的判定、鄉村與非遺旅游利益相關者關系的研究提供更充分的依據。

2 丹寨萬達小鎮非遺旅游共生系統

“生態系統”一詞最早由英國植物生態學家Tansley 提出［34］，是指生物群落與它的無機環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統一整體。類比自然生態系統，根據丹寨萬達小鎮的發展現狀，構建小鎮非遺旅游共生系統［35-37］（圖1），即共生單元在共生環境的影響下，通過共生介質按某種共生模式構成的共生關系的集合［38］。

圖1 丹寨萬達小鎮非遺旅游共生系統結構圖Figure 1 Structure of the symbiotic system of intangible heritage tourism in Danzhai Wanda Village

社會、技術、經濟、自然和政治宏觀環境的變化對小鎮共生系統的穩定性、持續性帶來極大的影響［39］，成為非遺旅游共生模式發展的外生條件［32］。從政治環境來看，萬達集團積極響應習近平總書記的“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號召，以“企業包縣”方式對丹寨縣進行對口幫扶；丹寨縣鄉村振興局掛牌成立，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從經濟環境看，丹寨縣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當地居民的消費能力較低；由于交通條件的不便利，外省游客數量相對較少。從社會環境來看，當地非遺資源異常豐富且兼具地方和民族特色，深度融入小鎮的外觀設計、入駐的商鋪類型以及開展的活動中；但當地較低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資源對其發展起了較大的制約作用。從技術環境來看，在智慧旅游的背景下，小鎮運營采用游客的數據采集與投訴、銷售信息的系統以及消防等安全平臺的信息化管理，保障小鎮安全智能管理與便捷游客的出行。從自然環境來看，受氣候的影響，貴州的冬季濕冷、夏季涼爽，導致小鎮旅游淡旺季非常明顯。2020—2022 年受新冠疫情反復不定的影響，小鎮的旅游業不定期被關停，非遺旅游的發展遭受重創。疫情結束后，更多人傾向于自然風光的鄉村游，為小鎮發展帶來了更多游客量。

小鎮的建設與發展離不開多方主體的參與，利益主體多元化成為共生系統演化的必然現象，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也會日益復雜。共生單元是構成共生體基本能量生產和交換的單位［26］，是測度共生模式的基礎。為了全面深入地分析小鎮內的共生單元類型及關系，筆者與研究團隊先后于2022 年1 月和7 月兩次前往小鎮進行調研，對小鎮以及周邊四個非遺旅游村寨進行了實地走訪。本研究采用參與法和聲望法來確定丹寨萬達小鎮的非遺旅游利益相關者。在調研時，先實地走訪了當地縣文體廣電旅游局，在政府的推薦和幫助下，再實地走訪了開發投資商、部分文化企業以及非遺傳承人所在村寨。最終調研對象包括丹寨縣文體廣電旅游局、非遺保護中心和旅游景區管委會在內的政府機構；開發投資商、文化企業和旅游企業在內的企業團體；古法造紙技藝、蠟染制作技藝以及蘆笙音樂等非遺傳承人；非遺從業村民和旅游從業村民在內的村民集體；省內外的旅游者群體。調研結束后，對已收集的資料進行梳理，界定了10 類利益相關者以及5 類共生單元（圖2）。

圖2 丹寨萬達小鎮非遺旅游共生單元結構圖Figure 2 Structure of the symbiotic unit of intangible heritage tourism in Danzhai Wanda Village

共生介質，是共生單元相互聯系的媒介，是共生單元之間形成共生模式的必要條件［40］。作為一個特色鮮明的非遺旅游小鎮，當地傳承人是各非遺項目最重要的活態載體，其品牌效益和生產創作是發展非遺旅游的生命力；丹寨縣政府是非遺保護的強有力的推動者和監督者，有效組織、規劃、管理和宣傳相關旅游工作，為小鎮的發展提供保障；開發投資商萬達企業為非遺的傳承和發展提供了資金保障和依托，是非遺旅游發展的外部動力；小鎮內入駐的多彩貴州等文化企業大大拓展了非遺的旅游應用領域，為非遺創造了更大的經濟價值；小鎮內入駐的餐飲、住宿等旅游企業為前來體驗非遺項目的游客提供了基礎設施；當地村民在小鎮中就業，在非遺旅游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中貢獻了勞動力；旅游者是非遺旅游產品的消費主體。即各利益主體都是圍繞非遺旅游開展活動發生聯系，因此，“非遺旅游”是連接各共生單元之間的共生介質。

3 共生模式的分析與測度

共生模式，又稱共生關系，是共生單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結合的形式［41］，它既反映共生單元之間作用的方式，也反映作用的強度［19］，包括共生組織模式與共生行為模式。

共生組織模式呈現點共生——一體化共生的演化方向，共生行為模式呈現寄生——對稱互惠共生的演化方向［32］。學者們基本認為一體化共生和對稱互惠共生是共生演化的基本方向和根本法則，是共生的理想模式，但該模式的實現是一個漸進的過程［42］。

共生模式分類及特點如表1 所示。

表分類及特點Table 1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ymbiosis model

3.1 共生能量分析

共生能量是共生系統生存和增殖能力的具體體現，是共生單元通過相互作用所產生的物質成果，是共生系統及共生單元的質量提高和數量擴張的前提條件。共生能量生成原理揭示了生物共生演化的動力機制［38］。一個群體內部所有成員及其間的關系構成了整體關系網絡［44］，網絡中各利益相關者的關系互動和結構都將影響共生能量的生成。在建立整體關系網絡前，通過參與式觀察和訪談，對丹寨萬達小鎮5 類共生單元的能量進行分析，明確彼此之間的具體聯系。

共生單元間的共生能量交換如表2 所示。

表2 共生單元間的共生能量交換表Table 2 Table of symbiotic energy exchange between symbiotic units

3.1.1 政府—企業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首先，在小鎮的設計階段，丹寨縣政府向開發投資商介紹當地文化旅游資源，提出建設非遺旅游小鎮的構想。在小鎮的建設中政府在小鎮的文化內涵和建筑風格、演出劇本創作等方面積極提出想法和見解。其次，在小鎮開業前招商入駐階段，丹寨縣政府設置專門接洽萬達集團的部門——萬達辦，便利工作的開展。隨著小鎮內入駐的企業與日俱增，萬達辦改名為社會力量幫扶中心，旨在為更多企業服務。此外，政府作為開發投資商與當地傳承團體、企業之間溝通的紐帶，動員當地原有的非遺商鋪及旅游企業入駐小鎮，確保了小鎮的非遺主體地位。最后，小鎮開業后，丹寨縣政府協調相關企業策劃舉辦各類非遺活動，并助推企業開展小鎮對外的宣傳報道。此外，小鎮作為4A 級旅游景區，旅游景區管委會對其進行市場監管，規范小鎮中各類企業的市場行為，保障小鎮的良性發展。

從企業的角度來看。首先，開發投資商為丹寨縣的精準扶貧制定了短、中、長期計劃，短期項目是對貧困戶進行直接的經濟幫扶；中期項目是以小鎮為基礎帶動全縣產業鏈拓展；長期項目是創辦萬達職校，做到扶貧扶智?？梢?，萬達集團從經濟、文化、人才等多方面助推當地的鄉村振興工作，緩解政府壓力。其次，開發投資商未來將小鎮等項目資產全部以贈送的方式移交給丹寨縣政府管理；小鎮內也入駐了眾多文化、旅游企業，如多彩貴州、寧航蠟染以及當地居民開辦的餐飲、住宿企業等，為當地政府創造了稅收。綜上，丹寨縣政府與企業在小鎮的建設發展中互相積極配合，聯系密切。

3.1.2 政府—傳承團體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首先，在非遺的保護傳承方面，政府相關部門會對傳承人開展技藝培訓、考核傳承業績、發放資金補貼；相關部門進一步完善傳承人體制機制建設，暢通人才上升渠道，如將縣級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申報年限由三年修改為一年，促進非遺人才隊伍建設。其次，在非遺的宣傳推廣方面，政府開展一些技藝大賽、文化遺產日系列活動，推薦優秀的傳承人參加，對外宣傳當地非遺；成立非遺手工業協會，積極組織傳承人參加比賽和展銷，推薦招商引資。最后，在非遺產品的生產保障方面，認定非遺傳承場所（如生產性保護基地、傳習中心、展示館等），以旅游景區為標準修整研學場所，讓傳承人能夠在非遺傳承保護和發展中獲得經濟收益，實現非遺賡續傳承與鄉村振興。

從傳承團體的角度來看。首先，非遺傳承人是當地非遺傳承發展的強力引擎，分別從擴充傳承隊伍與宣傳推廣非遺兩方面，助力政府完成傳統工藝振興、非遺傳承的文化目標。其次，傳承人創辦的非遺工坊和企業為當地村民創造了眾多就業崗位，帶動貧困戶的就業增收，加速政府脫貧摘帽、鄉村振興的工作進度。

3.1.3 政府—村民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政府作為村民與企業之間聯系的紐帶，政府與當地的村民聯系密切，聯系頻率較高。小鎮有非遺活動時，如苗年節、萬人長桌宴、賈理祭祀活動等，非遺保護中心會積極與村寨村支書取得聯系，聯系村民參與相關活動，為村民提供就業機會，村民會根據參與活動的不同時長獲得相應薪酬。目前發展較好、聯系頻繁的村寨有10 個。

從村民的角度來看。一些村寨內大部分村民從事著非遺相關工作，就職于非遺企業、小鎮或者通過接訂單的方式居家制作非遺產品。這不僅豐富了鄉村精神文化，也促進了當地非遺市場化，推動了非遺保護傳承與鄉村文化振興的進程。

3.1.4 政府—旅游者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為進一步釋放消費潛力，當地政府開展“多彩貴州·助商惠民”促消費專項行動，積極開展線上線下促消費活動，通過云閃付、一碼游貴州等線上平臺向省內外旅游者發放消費券，實施促進旅游、餐飲、住宿、零售等消費行動。同時，強化消費券發放監管，防范打擊盜刷套現、倒買倒賣消費券等違規行為，切實維護旅游者權益。另一方面，為實現文旅融合發展，丹寨縣政府推出一系列活動舉措，例如，推出認領1 畝丹寨茶園、免費來茶園采茶制茶、體驗蠟染等非遺項目，深挖旅游內容，豐富文化產品和旅游商品，以滿足旅游者多層次、多樣化的需求。

從旅游者的角度來看，旅游者在當地產生旅游消費行為。首先，旅游者的消費與宣傳促進了非遺文化的傳承，有助于建立民族的文化自信。同時，提升了當地文化知名度，滿足政府文化建設的利益訴求。其次，旅游者的消費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間接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提高村民就業率，提升村民的生活質量，加快地方政府鄉村振興的進程。

3.1.5 企業—傳承團體

調查發現，入駐小鎮的企業重視對當地非遺的深度挖掘，致力于同當地非遺傳承人進行緊密的合作，打造適宜游客參與、體驗、消費的多元文旅業態。

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小鎮開業前，萬達集團對非遺店鋪出臺房租優惠政策，鼓勵當地傳承人入駐，并嚴格把控店鋪的裝修、監控、消防等。小鎮開業后，萬達集團為傳承人搭建了非遺的展示平臺，舉辦“非遺周”等系列活動，贊助傳承人外出展演，提升了當地非遺及傳承團體的知名度；萬達集團為入駐小鎮內的店鋪員工免費提供培訓，提升員工的服務能力；文旅企業向傳承團體訂購非遺產品用于銷售、裝飾等，以及邀請其參與非遺文化展演活動，不僅宣傳了非遺，也提高了傳承團體的經濟收入，擴大了其客源市場。

從傳承團體的角度來看，首先，小鎮作為以非遺為主題的旅游小鎮，傳承人為萬達集團繳付了租金，傳承人和非遺項目作為小鎮營銷的宣傳點，為小鎮及小鎮內其他企業引流，為小鎮注入了文化靈魂。其次，傳承人為小鎮內一些企業設計裝修風格，將當地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如鳥籠形狀的吊燈、蠟染風格的窗簾，增添企業的文化色彩。最后，傳承人積極參與企業舉辦的各類活動，在活動中展示非遺，為企業吸引更多客流。

3.1.6 企業—村民

從企業角度來看，首先，萬達集團建立了萬達職校，并且每年該校有50%的畢業生能夠進入萬達工作，為當地村民提供了教育與就業機會。此外，小鎮內入駐的眾多不同類型的企業，為村民提供多樣的就業崗位、增加收入。其次，萬達集團作為開發投資商，為推動全域旅游的開展，對小鎮附近的村寨進行了改造，為村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環境與服務設施。最后，萬達集團搭建萬達小程序平臺，幫助當地村民在全國400 多座萬達廣場中免費售賣非遺產品和當地土特產。

鄉村文化在傳承中需要村民的積極參與［45］。從村民角度來看，首先，村民為小鎮內眾多企業解決了用工短缺問題。其次，大多數村民作為原住民，其本身就是一道風景，為小鎮吸引客流。如小鎮常態化的非遺巡演，均由當地村民組成，為游客展示原汁原味的當地文化。此外，文化企業聘請村民參與到文化表演、產品生產、營銷售賣等環節中，增添了企業的文化色彩。

3.1.7 傳承團體—村民

從傳承團體的角度來看，在發展非遺產業時，一部分傳承人在小鎮內開設店鋪作為窗口，在村寨內創辦合作社作為支撐，為非遺從業村民提供了就業崗位。其次，非遺傳承人擁有政府認定的稱號，在社會上享有一定聲譽。村寨也因傳承人的存在走進了大眾視野，吸引了游客，帶動了一部分村民從事農家樂等旅游業工作，推動當地脫貧致富的進程。例如，在小鎮內店鋪了解到古法造紙技藝的游客，走進石橋村親身體驗制作流程，帶動石橋村的研學旅游發展。PYH-M的古法造紙技藝研學基地每年接待游客8 000 多人次，帶動了石橋村100 多名村民實現家門口就業，目前從事農家樂接待的已有17 處。在建立起鄉村旅游示范村寨之后，村寨里又多出了許多古色古香的店鋪，這些店鋪出售紙品、記事本、紙傘以及各種由紙張制作而成的精致工藝品，吸引大量國內外研學游客前往。

從村民的角度來看，非遺傳承人的核心任務是保護與傳承非遺，一部分村民參與到非遺產品制作、售賣中，為傳承人的產品生產提供了勞動力；另一部分村民幫助非遺傳承人完善研學體系，分擔傳承人的旅游接待工作，提供旅游服務，留住更多游客。綜上，在非遺傳承人的帶動下，越來越多的村民在本村加入非遺合作社，發展餐飲住宿的農家樂，實現就業增收。

3.1.8 企業/傳承團體/村民—旅游者

企業、傳承團體和村民為旅游者提供相關的非遺旅游產品和服務，如開發投資商在小鎮里設置的玻璃棧道、懸崖秋千等游樂設施；文化企業策劃的《錦繡丹寨》舞臺劇、獨竹漂等非遺表演；旅游企業和旅游從業村民提供餐飲、住宿服務；非遺傳承團體和非遺從業村民提供的非遺體驗等，使游客感受丹寨當地原生態的民族文化和風俗，滿足旅游者多方面的需求，提高游客的滿意度。

各利益相關者在團體中的權力不同、發揮的職能不同，導致不同團體（共生單元）之間的關系存在著差別。對利益相關者的關系進行分析，能夠清楚各個利益相關者在利益網絡中的地位，在非遺傳承與旅游發展中發揮的作用；了解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關系緊密程度，為加強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合作交流，促進非遺旅游和諧有序的發展提供基礎。

3.2 共生模式測度

受問卷填寫難度大、被調研人群文化水平普遍較低的限制，研究團隊人員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法輔以訪談法，對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數據進行收集、統計。關系數據不是行動者自身的屬性，而是行動者之間關聯性的表達。兩次調研時長共計15d，其中訪談相關人員33 名，形成一手訪談資料18 萬余字，轉化為有效調查問卷24 份。調研團隊根據訪談文本的質量、被訪人員在其所在組織的影響力，對24 份有效問卷賦予權重；再根據利益相關者在共生系統中發揮作用的程度、機構或者企業的規模，對10 類利益相關者賦予權重。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僅僅通過問卷中的問題輔以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收集數據，容易出現一定的偏差；因此，在獲取最終數據的基礎上，根據專家意見對數據進一步修正。

3.2.1 共生組織模式

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接觸頻次“從未”“1—2次/年”“1—2 次/季度”“1—2 次/月”“一周一次或更多”，依次賦分0—4。相較于其他利益相關者，旅游者在小鎮停留時間較短，流動性較強；旅游者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接觸頻次與到達小鎮的游覽次數緊密相關，且由于客源地遠近距離的不同會導致不同旅游者的差異性較大。因此，在對旅游者接觸頻次數據的收集時，以“低”“較低”“較高”“高”來衡量旅游者游覽期間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的相對接觸程度，減少由于旅游者特征差異對數據造成的影響。將24 份關系數據依次進行加權平均，得到5 類共生單元間綜合數據結果（表3）。

表3 共生組織模式測度結果Table 3 Measurement results of symbiotic organization model

點共生：從政府與村民的聯系角度來看，在小鎮建設中，政府與村民之間直接發生聯系的機會較少，主要通過其他類型共生單元發生聯系。如當特定節慶舉辦的非遺旅游活動中，會通過非遺傳承人來聯系非遺從業村民、通過旅游企業來聯系旅游從業村民，號召村民參與。從政府和旅游者的聯系角度來看，政府向旅游者發放文旅消費券、處理旅游投訴等情況具有不定時性，且發生頻次相對較低。因此，現階段政府與村民、政府與旅游者之間均屬于點共生模式。

間歇共生：從傳承團體與政府、企業、村民的聯系角度來看，研究團隊人員在參與式觀察中發現，傳承團體在小鎮的建設發展中發揮的作用介于政府與企業之間。傳承團體作為非遺保護與傳承的主力軍，在非遺的保護宣傳、入駐小鎮非遺店鋪等方面，與非遺保護中心、開發投資商、文化企業、非遺從業村民等參與文化活動的利益相關者聯系較為頻繁，但與旅游企業和旅游從業村民卻幾乎不直接接觸。因此，總體上傳承團體與政府、企業、村民之間均屬于介于點共生與連續共生之間的間歇共生模式。

連續共生：從政府與企業的聯系角度來看，小鎮的建設主要是由政府各部門與各類型的企業相互配合來推動完成的。政府對當地情況更為熟悉，協助開發投資商與入駐的文化、旅游企業發展當地的非遺旅游產業。從企業與村民的聯系角度來看，企業在當地運營所需的勞動力絕大部分來自當地村民。如在舉辦盛裝巡游等活動以及非遺產品生產方面，開發投資商和文化企業需要非遺從業村民的參與；在旅游者的餐飲和住宿服務方面，旅游企業的運營需要旅游從業村民的參與，即企業與村民存在長期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但交叉類型的企業和村民（如旅游企業和非遺從業村民）接觸頻次極低，會一定程度上拉低利益團體的整體接觸頻次。從傳承團體與旅游者的角度來看，傳承團體為旅游者提供的非遺旅游產品，如售賣蠟染產品、體驗造紙工藝等，滿足旅游者的彈性文化消費需求；由于小鎮以非遺旅游為特色，旅游者在游覽期間對非遺旅游產品的購買率較高。因此，政府與企業、企業與村民、傳承團體與旅游者在小鎮建設中保持著較為長期頻繁的聯系，均屬于連續共生模式。

一體化共生：從旅游者與企業、村民的聯系角度來看，各類型的企業與村民持續不斷地為旅游者提供文旅消費產品和相關服務。旅游者在小鎮旅游期間，在發生餐飲、住宿等剛性需求時與旅游企業和旅游從業村民保持高頻次的接觸；開發投資商在當地開發的懸崖秋千、玻璃棧道等娛樂活動開發方面都具有特色，文化企業和非遺從業村民所提供的非遺旅游產品也是小鎮的特色和亮點，對于旅游者的吸引力均較高，因此旅游者與相關從業人員的接觸頻次也較高。綜合利益團體整體來看，企業與旅游者、村民與旅游者在小鎮的非遺旅游活動中的接觸頻次很高，旅游者與企業、旅游者與村民均屬于一體化共生模式。

文中所言“主辟惡氣，殺鬼精物”指用以治療熱病神昏、中風痰厥、驚癇、中惡等?！皭簹狻敝阜x濁毒氣，即為傳染病的病因，說明麝香可用于某些傳染病疾病。麝香還可治療“溫瘧“，指感染暑熱邪氣而致的熱象突出的瘧疾；“蠱毒”指感染變惑之氣或中蠱毒而致的嚴重病情。如重癥肝炎、毒痢、羌蟲病、血吸蟲病、肝硬化等。

3.2.2 共生行為模式

本文在測量共生行為模式時，以利益相關者評分表為依據。為了使關系的研究更加細致和直觀，本文采用多值數據進行分析，對問卷答案由0—2 進行賦值。根據計算結果（為了后期計算的需要，對利益關系數值進行取整處理。若0 ＜X≤1／3，表示利益相關者之間接近于沒有關系，賦值為0；若1／3＜X≤2／3，表示利益相關者之間為一般關系，賦值為1；若2／3 ＜X≤2，表示利益相關者之間為強利益關系，賦值為2），確定利益相關者之間關系的強弱，0 為無關系，1 為弱關系，2 為強關系。將所得數據根據專家意見進一步修正，得到最終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網絡數據矩陣（表4）。

表4 利益相關者的網絡關系矩陣表Table 4 The network relationship matrix table of stakeholders

將關系矩陣輸入Ucinet 軟件進行分析，得到利益相關者網絡關系結構圖（圖3）。為了方便觀察，筆者對同一類共生單元的利益相關者用相同的符號進行標記。從圖3 可見，10 類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緊密程度。

圖3 利益相關者的網絡關系結構Figure 3 The network relationship structure of stakeholders

在群體的結構形態指標中，密度是一項重要的變量。密度指一個網絡中各個節點之間聯系的緊密程度，團體之間的緊密程度關系到團體的合作、信息交流以及情感支持。對于多值有向網絡，值越接近于2，網絡關系越密切，彼此之間產生的影響越大。通過數據的分析，小鎮非遺旅游利益相關者的整體網絡密度為1.022，標準差為0.73，整體網絡密度一般，利益相關者整體凝聚力一般。通過對10 類利益相關者的網絡關系矩陣進行分組密度處理，得到5類共生單元間的關系密度（表5）。在內部關系密度，故表中對應項的數值缺失。

偏利共生：從政府和村民間的關系密度來看，政府對村民的關系密度為0.500，村民對政府的關系密度為0.000，屬于偏利共生模式。實際調研中發現，為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丹寨縣政府曾于2016 年開始啟動易地扶貧搬遷工程，扶貧對象主要是那些居住環境差、不具有基本生產生活條件、位置偏遠交通不便、貧困發生率高等生活存在困難的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政府依托縣城、集鎮、產業園區，將這些村民集中安置，解決交通距離較遠不便的問題，為村民參與到非遺旅游產業創造條件。而村民受自身能力的限制，現階段自身發展單方面依賴于政府的幫扶，二者之間關系存在巨大的演化空間。

非對稱互惠共生：從政府和企業間的關系密度來看，政府對企業的關系密度為1.000，企業對政府的關系密度為1.222，屬于非對稱互惠共生模式。在開發投資商和文化企業方面，萬達集團作為開發投資商，在資金投入和社會宣傳方面均具有強大影響力，小鎮中入駐的多彩貴州等文化企業也均為其所在地區具有較強實力的企業；在小鎮的建設發展中，政府由于熟悉當地情況，協助上述兩類企業完成相關工作的推動。在旅游企業方面，萬達集團為入駐的部分表現優異的旅游企業提供房租減免優惠、員工培訓以及安裝消防安全系統等經營便利，即旅游企業的發展主要來自企業團體內部其他類型企業的幫扶，而政府的作用力較小。因此相對而言，企業對政府的關系密度較高于對方。

從政府和傳承團體間的關系密度來看，企業對傳承團體的關系密度為0.667，傳承團體對企業的關系密度為1.000，屬于非對稱互惠共生模式。傳承團體對企業的作用力在于，在開發投資商、文化企業等舉辦的如《錦繡丹寨》演出等非遺旅游活動中，各企業借助國家級非遺傳承人的稱號聲譽作為營銷宣傳點，從而提高活動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企業對傳承團體的作用力在于，企業在舉辦的各類活動中，邀請傳承團體參加，提高其知名度，為其帶來更多客流量?？傮w來看，企業活動影響力的提升高于傳承團體個人知名度的提升，因此傳承團體對企業的關系密度高于對方。

從企業和村民間的關系密度來看，企業對村民的關系密度為1.333，村民對企業的關系密度為1.000，屬于非對稱互惠共生模式。村民的就業崗位大多由企業來提供，如村民參與文化企業多彩貴州風舉辦的獨竹漂表演、在萬達錦華酒店從事保潔等服務工作，企業為貧困農戶提供經濟來源、實現增收、解決其生存發展問題；相反，村民只占企業員工的一部分，如萬達集團的管理層大多是外聘人員，并不來源于當地村民。因此，相對而言企業對村民的關系密度要高于對方。

從傳承團體和村民間的關系密度來看，傳承團體對村民的關系密度為1.000，村民對傳承團體的關系密度為0.500，屬于非對稱互惠共生模式。與企業和村民的關系相類似，村民在傳承團體創辦的合作社中就業，計件生產鳥籠、蠟染等非遺產品，但由于合作社的規模一般小于企業，因此傳承團體對村民的關系密度為1，低于企業對村民的關系密度1.333。

從政府和旅游者間的關系密度來看，政府對旅游者的關系密度為0.667，旅游者對政府的關系密度為0.333，屬于非對稱互惠共生模式。在新冠疫情特殊時期，小鎮內旅游者客流量大幅減少，旅游者在當地產生旅游消費減少，由此為政府帶來財政收入與發展經費減少；但政府在疫情防控期間仍會不間斷處理旅游投訴、保障旅游者權益，為旅游者旅游活動提供便利和安全的旅游環境。因此相對而言，政府對旅游者的關系密度高于對方。

從企業和旅游者間的關系密度來看，企業對旅游者的關系密度為1.333，旅游者對企業的關系密度為1.667，屬于非對稱互惠共生模式。于企業而言，企業的經濟發展依賴于旅游者的文化或旅游產品購買，旅游者為企業帶來直接經濟收益；于旅游者而言，在小鎮游覽期間，在旅游企業發生餐飲住宿等剛性消費，但體驗開發投資商的玻璃棧道等娛樂設施、購買文化企業的非遺旅游體驗產品和非遺文創產品均屬于彈性消費。因此總體而言，旅游者對企業的關系密度要高于對方。

從村民和旅游者間的關系密度來看，村民對旅游者的關系密度為1.500，旅游者對村民的關系密度為1.000，屬于非對稱互惠共生模式。旅游者在景區內完成文化旅游活動離不開從業村民的服務，如非遺從業村民滿足旅游者非遺體驗、非遺產品講解等彈性消費需求；旅游從業村民滿足旅游者的餐飲和住宿的剛性消費需求。而部分村民（如生產產品的非遺從業村民）的收入較為固定，受旅游者影響較小。因此總體而言，村民對旅游者的關系密度高于對方。

對稱互惠共生：從政府和傳承團體間的關系密度來看，二者間的正反向關系密度均為1.333，屬于對稱互惠共生模式。政府是相關政策的制定者、資金扶持的實行者，也是非遺保護與傳承的倡導者，因此對非遺的發展至關重要。但就當地政府而言，由于丹寨縣經濟發展較為落后，丹寨縣政府在發展非遺旅游產業的過程中力量偏弱，對傳承團體的支持力度相對較??；相對于經濟發達地區依賴政府扶持發展的傳承團體，當地的傳承團體自我發展能力較強，創辦了眾多合作社，如卡拉鳥籠山莊、紙會唱歌研學基地等，形成了較為穩定的非遺旅游產業鏈，有效帶動了當地的文化傳播與經濟發展?？傊?，在推動小鎮的非遺旅游產業發展中，政府與傳承團體相輔相成，形成對稱互惠共生模式。但二者關系密度從現階段的1.333 到理想狀態的2.000，仍具有一定演化空間。

從傳承團體和旅游者間的關系密度來看，二者間的正反向關系密度均為1.000，屬于對稱互惠共生模式。傳承人為旅游者提供“娛”“購”等文化旅游產品，豐富了旅游者的文化旅游體驗；旅游者的消費行為拓展了傳承人以訂單為主的傳統營銷渠道，增加了傳承人的經濟收益。目前，旅游者開展旅游活動和傳承人的產品銷售均部分依賴對方，形成對稱互惠共生關系。隨著小鎮旅游業的復蘇和發展，游客量逐漸增多，傳承人不斷改善非遺旅游產品的品質以滿足旅游者高層次的需求；旅游者消費量的提升會不斷增加傳承人的收益，甚至超過傳統的固定訂單方式的收入來源，二者的關系仍具有巨大的演化空間。

綜上所述，小鎮共生單元多元化，形成了多種類型的共生模式（圖4）。模式表明，由于小鎮是開發投資商萬達集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扶貧項目，同時招商引資其他有實力的企業，在小鎮的建設運營中持續發揮著關鍵性主導作用，企業與其他利益團體形成的共生模式類型處于較高層次。政府受地區經濟發展程度限制，力量相對較弱，在與萬達集團等高效率的大型企業合作中，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在不斷提高；但與其他單元間的共生關系仍需加強。隨著小鎮非遺旅游產業不斷壯大，當地傳承團體和村民的力量雖在持續增強，但總體共生程度仍較低。旅游者與其他利益團體形成共生模式類型普遍處于較高層次，這表明小鎮中旅游者發揮作用的重要性；但現階段小鎮旅游市場消費主要依賴于外來游客，當疫情等宏觀環境發生變化時，小鎮外來游客數量急劇下降，小鎮旅游業隨之遭受重創。因此從長期發展的角度來看，小鎮要進一步著重培育當地居民群體成為穩定的旅游消費群體。

圖4 共生單元間的共生模式Figure 4 Symbiotic model between symbiotic units

4 結論與討論

本文運用共生理論對丹寨萬達小鎮非遺旅游實踐模式進行剖析，厘清非遺旅游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復雜關系，創新性地將社會網絡分析法運用到對共生模式的測量中，深化了共生理論視角下的非遺旅游研究。研究發現，在小鎮的非遺旅游發展中，共生單元之間通過相互作用，現階段已產生巨大的文化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對小鎮非遺旅游共生單元間形成的共生模式定量測度后發現，現階段單元間的共生行為模式以間歇和連續共生為主，共生行為模式以非對稱互惠共生模式為主，均未達到一體化對稱互惠共生的理想狀態，共生關系仍具有進一步演化空間。在未來共生系統的演化中，應該重點關注改善反向共生環境，支持弱勢單元如村民參與小鎮發展、加強與其他單元間的聯系，豐富共生介質的類型等，推動共生模式朝一體化對稱互惠共生的方向演化。

丹寨萬達小鎮的非遺旅游實踐模式也為其他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非遺保護與傳承帶來啟發意義。在以貴州為代表的欠發達地區，當地政府與非遺傳承人等利益主體力量相對較為薄弱，短期內由于內生動力不足非遺旅游產業較難發展，因此注入企業等社會資本的外部推動力十分必要。即在欠發達地區的非遺旅游的發展中，不同主體共同參與對非遺和旅游協同發揮著更為顯著的重要作用。欠發達地區可通過政企合作的方式，調動和發揮當地非遺傳承人和村民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加速非遺旅游資源整合與產品研發，從而獲得旅游者的認同、吸引其參與體驗與互動，通過多主體價值共創的方式推動非遺旅游產業的快速發展。

從宏觀層面來看，非遺旅游的發展是一個動態變化的復雜過程，非遺旅游的發展涉及新舊利益相關者進入與退出的問題，因此共生單元間的關系處于不斷變化的狀態，未來需要持續關注小鎮的發展狀況以及共生單元之間關系的演化情況；從微觀層面來看，非遺旅游共生系統中的共生單元是十分復雜的，本研究主要分析了5 類共生單元之間的共生模式，但共生單元內部（10 類利益相關者）也存在一定的聯系。在未來研究中需進一步細致地研究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情況，并總結共生單元內部關系和單元間的關系發揮作用的聯系性，使共生模式的研究更全面透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