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說”視角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研究

彭 亮 劉旭青 柯 平

（1.湘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湖南湘潭 411105；2.河北大學管理學院 河北保定 071000；3.南開大學商學院 天津 30007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要“健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體系”；中宣部印發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十四五”重點項目規劃》提出要做好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積極推動傳統文化內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產生活、貫穿國民教育始終[1]；文化和旅游部印發的《“十四五”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規劃》提出“十四五”時期要健全非遺保護傳承體系，提高非遺保護傳承水平[2]。這些政策文件的出臺表明非物質文化遺產（后文簡稱“非遺”）的保護與傳承受到了國家的重視。國際圖聯提出公共圖書館的社會職能之一為“保護人類文化遺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圖書館員協會和圖書館聯合會發布的《多元文化圖書館宣言》也進一步將非遺保護列為圖書館的職能之一[3]，可見非遺與圖書館學有著天然的聯系，又與圖書館學關注的“文化傳承”等理念存在著共識。目前，我國圖書館的非遺保護工作仍處于比較初級的階段[4]，文章基于對全國非遺項目的網絡和文獻調研分析，引入圖書館界的“要素說”理論來探索我國非遺項目的管理、服務和資源情況，思考我國非遺項目高質量傳承的策略。

1 研究綜述

國內發布了眾多有關非遺發展的藍皮書或報告，從宏觀上看，《國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經驗與啟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發展報告（2022）》《中國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報告（2022）》等勾勒出國內外非遺發展的全貌。不同地區非遺的發展特點可以從地方報告中得知，如《2020年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報告》《四川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報告》等省級報告，以及《黃河上游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與傳承研究》《陜西黃河流域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現狀研究報告》等區域報告，但研究報告對于圖書館如何參與非遺傳承鮮有提及。

筆者通過梳理現有研究文獻得出我國圖書館與非遺的研究現狀如下：一是圖書館機構參與非遺工作。主要包括高校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的案例研究，具體做法有創新非遺項目[5]、文化教育職能延伸[6]、非遺數字人文服務[7]、非遺閱讀推廣[8]、非遺數據庫建設[9]。二是非遺檔案研究，尤其是數字化建設。三是非遺與文創產品。在閱讀活動中利用非遺元素推廣文創產品[10]。四是非遺與知識管理。包括非遺的知識組織模式和人文圖譜構建[11]，知識圖譜通過非遺的數據關聯來呈現非遺隱性關系[12]。此外，還從知識抽取[13]、知識本體構建[14]、知識產權、非遺傳承人的知識轉移[15]等方面開展非遺研究。五是非遺資源建設，涉及信息資源和數字資源。如信息資源的分類、組織、檢索[16]、非遺信息服務[17]、非遺資源建設[18]等。但目前圖書館學界對非遺項目的理論探討還不夠，如何運用圖書館學理論來拓展非遺項目的研究范圍也值得進一步探討。

探索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要素說”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標志性成果[19]，該理論認為，圖書館要素既相互聯系又相互作用，共同組成了圖書館系統[20]。從“要素說”來看，1921年劉國鈞最早提出“合法的設備、適宜的管理員和正當的書籍”的“三要素說”，1932年杜定友提出“書、人和法”的“三要素說”[21]。本研究運用文獻調查法和網絡調查法，基于“要素說”的視角，結合非遺項目的特點，從資源、管理和服務三方面來分析非遺項目的現狀并探索圖書館（學）賦能非遺項目高質量傳承的策略。

2 研究對象及情況分析

近年來，已有不少地區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探索適合自身發展的非遺建設模式。第五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共計185 項，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擴展項目名錄共計140 項。筆者采用文獻調查法和網絡調查法等對全國典型的非遺項目進行調研，網絡調研的對象主要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博物館、各地區的文化館（群眾藝術館）和非遺中心等。

筆者以便利性抽樣的方式對全國17 個省的部分非遺項目進行了調研，共57 個項目。依據文化和旅游部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2017年文化發展統計公報》確定的東中西區域劃分[22]，本次調查的省份區域分布如下：東部（5 個）：北京、天津、山東、江蘇、浙江；中部（9個）：吉林、湖南、河南、河北、湖北、安徽、山西、江西、黑龍江；西部（3 個）：內蒙古、云南、陜西。

在調查的非遺項目中，國家級項目共37 個，省級項目20 個，市級項目3 個。在非遺項目的保護單位類型方面，16 個項目的保護單位為文化館（群眾藝術館），7 個項目為藝術研究院（非遺學術研究機構），7 個項目為經營性文化單位，其余的為民間藝術組織、公司、個體工商戶和博物館。合作單位的類型豐富，還包括學校、醫院和民間組織等。由此可知，此次調研的非遺項目保護單位主要為文化館（群眾藝術館）、博物館等公共文化機構，藝術研究院（非遺學術研究機構）等經營性文化單位，其余的為民間組織和公司。由文化館（群眾藝術館）作為保護單位的非遺項目能獲得一定的資源和經費保障，由經營性文化單位、公司作為保護單位的非遺項目往往創新能力更強（見表1）。

按照第二批國家級非遺名錄（2008），非遺項目可分為十大類別：民間文學、傳統音樂、傳統舞蹈、傳統戲劇、曲藝、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傳統美術、傳統技藝、傳統醫藥和民俗。另外，根據對省級項目的調研情況，筆者又增加了文化空間（因為山東省第一批省級非遺名錄分為十四類，其中一類為文化空間）。故此次調研對象為傳統技藝19 項、傳統美術10 項、傳統戲劇9 項和民俗7 項。

3 非遺項目的管理路徑分析

從管理要素來看，非遺項目的文化保護路徑已經很完善，而商業合作路徑還在探索階段（如圖1）。圖書館學有關文化保護和社會化合作的理論及成功實踐能為非遺項目的管理提供借鑒。

圖1 非遺項目的管理路徑

3.1 專注于文化保護的傳承

非遺項目管理過程重點關注非遺文化保護，主要路徑為習俗傳承和學術研究（見表2）。

表2 文化保護傳承的代表性非遺項目

3.1.1 習俗傳承路徑

宗教信仰、生產和生活等現實需要促使非遺傳承人主動通過家族或師徒傳承的模式來傳承非遺文化。筆者調研發現，傳統舞蹈、傳統音樂、傳統戲劇和民俗等門類的非遺多采用習俗傳承的方式，受傳承動力和傳承主體兩方面的影響。在傳承動力方面，非遺項目大多依賴宗教信仰和民間習俗、小眾化的特點，使其傳承和發展的動力更多來自鄉村民眾的生產性需要、當地村民放松娛樂的需求及風俗、節令等生活性需求。傳承主體方面，主要分為非遺傳承人和非遺繼承人。傳承人主動通過家族或以師徒傳承的模式來實現世代相傳：家族傳承主要依托血緣關系，師徒傳承是在后繼無人的困境下，為了培養更多的傳承人而突破家族限制的開放式傳承，可吸引志趣一致的非遺項目繼承人，如非遺項目的愛好者。

3.1.2 學術研究路徑

理論研究等學術研究路徑體現著非遺項目的社會價值和教育價值。在調研項目中，傳統技藝類、傳統音樂類和傳統醫藥類多采用學術研究路徑，主要分為學術研究平臺和內容。學術研究平臺包括名師工作室、大師傳習所、文化研究院（所）等，鼓勵高等學校、職業院校開展傳承人教育，并在高校、科研機構間開展學術交流與競賽活動。學術研究的內容包括論文、專著、?？?、研究課題等，有效優化了非遺項目相關歷史資料的保護條件，提高了傳承人保護和傳播非遺項目的能力。

3.2 側重于商業合作的傳承

保護不是非遺項目管理的最終目的，商業合作讓非遺項目煥發新的活力，主要有品牌營銷和文旅融合兩條路徑（見表3）。

表3 商業合作傳承的代表性非遺項目

3.2.1 品牌營銷路徑

品牌化的管理有助于非遺項目的傳承。筆者調研發現，傳統美術、傳統技藝等非遺項目多采用該路徑，主要有服務營銷和品牌建設兩種方式。服務營銷方面，公益性的文化展覽/講座、付費的專業培訓、粉絲社群的人際推廣國際藝術展覽會等讓非遺項目的產品得以推廣。以非遺項目的文化內核為切入點，保護單位重新定義非遺項目的內涵，利用全媒體開展非遺項目文化營銷與推廣，反映其歷史價值。從品牌建設來看，在自辦刊物等傳統文化營銷的基礎上，開展網絡文化營銷，借助電視和“三微一端”打造融媒體宣傳矩陣；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利用紀錄片等多種表達形式來多途徑擴大項目的品牌知名度。同時，在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地理標志等方面進一步增強非遺項目的知識產權保護能力，如及時申請專利和注冊商標為后期推廣市場奠定了堅實基礎，制定標準進一步提升了非遺項目的質量，種種措施不僅保護了非遺的知識產權，還保證了產業化發展過程中的產品質量。

3.2.2 文旅融合路徑

文化和旅游產業合作發展非遺項目必須要將文化要素和旅游要素深度融合。調研項目中，傳統技藝、傳統戲劇、文化空間類大多采用了文旅融合路徑，實現了服務要素和產品要素兩方面的融合。服務要素方面，增設專題文旅路線，建設文旅體驗中心，開展民俗旅游項目，打造新型文化創意產業；產品要素方面，挖掘非遺元素來創新文創產品，文創產品的開發將非遺元素與現代風尚相結合，可促進文化發展，弘揚傳統文化。非遺項目的保護單位以文化認同為驅動，以非遺項目所擁有的文化旅游資源和服務為主要支撐，向旅游者提供具有非遺特色與豐富文化內核的旅游產品、服務或場景，將非遺作為旅游資源進行非遺文旅產業開發并找到文旅融合的傳承路徑。

4 非遺項目的服務形式分析

2019年，非遺保護工作就已開始強調“保護成效”[39]，故非遺傳承過程除了投入和產出，還非常重視非遺的社會影響力。非遺項目的社會影響力可成為傳承人的心理動力，有利于激發非遺傳承人的創新行為。本研究主要從非遺抗疫、非遺扶智、非遺扶貧、非遺助殘等服務形式來體現非遺項目的社會影響力。

4.1 非遺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非遺項目的傳承人和保護單位利用其專業的手工藝技能、實物及文化場所全面參與疫情防控和救治，作出了重要貢獻。傳統美術類等非遺項目的傳承人和保護單位創作了抗疫作品，如云南非遺保護網和云南省非遺保護中心微信公眾號發布的14 期抗擊疫情宣傳稿件，共選用國家、省、州（市）、縣（市、區）四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及藝人創作的抗擊疫情作品86 件，豐富了人們的精神生活[40]，鼓勵人們保持積極的心態面對疫情；傳統醫藥類非遺代表性項目積極研制抗疫中藥湯劑、防感香囊及辟瘟香囊，并聯合所在醫療機構提供隔離點[41]。非遺項目的傳承人和保護單位利用自身資源解決社會問題，已成為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4.2 非遺扶智

非遺項目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務可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尤其是非遺項目的信息服務能提高人的綜合素養。公共文化服務方面，曲藝、戲劇類的非遺項目參與了送文化下鄉活動，有力推動了當地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化，豐富了民眾的精神世界。非遺項目與校園教育相結合，形成了非遺校園教育體系。公共文化機構等非遺保護單位通過舉辦非遺主題的展覽、講座和培訓，利用專業教育和社會教育培訓來構建非遺教育傳承體系，加強人才梯隊建設，培養非遺項目傳承人。如浙江省53 所中小學每年參與“婺劇進校園”活動的人數達4.5 萬人[42]。信息服務方面，在傳播非遺知識的同時也有助于提高民眾的信息素養，幫助民眾辨別虛假和錯誤信息。新媒體環境下，媒體生產條件和準入門檻的降低致使信息質量大幅下降，海量數據中充斥著大量虛假信息，特別是未經審核的短視頻的傳播和明星效應常常會導致人們盲目跟風。

4.3 非遺扶貧

非遺項目可利用其商業價值產生經濟效益，讓群眾實現就業增收，促進鄉村振興。在本區域扶貧方面，非遺項目積極融合當地的人力和物力資源，以助力當地經濟發展。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辦公廳、國務院扶貧辦綜合司聯合印發了《關于推進非遺扶貧就業工坊建設的通知》，截至2020年底，全國國家級貧困縣共設立“非遺”扶貧就業工坊近1 000 家[43]，以文化帶動就業發展，為當地居民提供了就業機會，使當地經濟獲得了較大發展。一些發展態勢良好的非遺項目的影響力還可輻射到其他區域。

4.4 非遺助殘

非遺項目傳承中的商業化和產業化運作，可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殘障人士等特殊群體實現教育和就業。在特殊兒童教育方面，濰坊聾啞學校是一所面向聽障學生的特殊教育學校，其將本地豐富的非遺傳統手工藝項目傳承與學生就業能力培養相結合[44]，讓聾啞兒童學習非遺手工藝，掌握一技之長，此舉既可以解決他們未來的生計問題，也可以助推當下殘疾人文化事業的發展。殘障人士因缺乏專業技能和身體的特殊原因，就業前景和就業狀況大都不太樂觀，部分人群處于無業狀態。傳統技藝類非遺項目的手藝具有一定的技術含量，實用性很強，但技藝需要長時間心無旁騖地練習才能掌握，而殘障人士等特殊人群具有一定的耐力，可練習的時間較充裕，能勝任工作需求。殘障人士能夠接受這門手藝，也是因為他們愿意選擇有技術含量、不易被淘汰的工作。通過群體傳承，殘障人士參與到非遺傳承中，憑借手藝養活自己，不僅可減輕社會和家庭的負擔，還能推動地區經濟發展和人員就業。

5 非遺項目的資源困境分析

非遺項目的發展也面臨著種種困境，主要包括建設資源、傳承人資源和宣傳資源等困境。

5.1 建設資源困境

國家級非遺項目可在文化館（群眾藝術館）的支持下舉辦陳列展覽，并設有相應的藝術研究院進行研究和保護，設施條件較好。而其他項目特別是省、市級非遺項目的政府支持力度不足，自籌經費有限，對非遺文化資料的保護力度也不足。非遺信息公開方面，國家級非遺項目雖有通過網絡公開非遺項目和傳承人的信息，但其公布的傳承人信息不完善，比如“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博物館”的網頁上雖然有永修丫丫戲的內容，但缺少傳承人的年齡等信息。部分省級和市級項目保護單位的相關信息沒有完全公開，筆者登錄當地文化和旅游局、非遺中心或當地人民政府等官方網頁，也僅能查到非遺項目名稱，對于項目的介紹、具體制作技藝、傳承人等信息都沒有提及，更缺乏數字化保存的相關工作內容。

5.2 傳承人資源困境

筆者調研時發現，非遺項目的傳承人、繼承人和表演者的年齡偏大、學歷不高，以子路八卦白拳為例，精通該拳術的長者已是風燭殘年，中青年卻寥寥無幾[45]。但是接受過現代高等教育的年輕傳承人與老一代傳承人存在觀念差異，此差異會影響非遺項目的發展方向，甚至會影響傳承效果。以傳承主體劃分，可將傳承模式分為傳承人傳承模式以及群體傳承模式；以教學方式劃分，可分為師徒制和雙元制等。其中，群體傳承主要是對風俗禮俗類、歲時節令類和大型民俗活動三類非遺傳承[46]。本研究將傳承方式分為師徒制傳承和雙元制傳承。師徒制傳承包括了家族傳承，雙元制傳承指在師徒傳承的基礎上與企業、學校合作或校企結合的培訓模式，因為非遺的學習周期長，市場需求小，獲得的經濟收入少，因此傳承人以老年人為主，青年人大都不愿意學習。雙元制的培養規模比師徒制大，但因雙元制傳承無法實現一對一傳承，非遺項目的完整性和品質性傳承會存在一定的難度。

5.3 宣傳資源困境

除了傳統媒體宣傳以外，如衡州花鼓戲等傳統戲劇門類通過互聯網門戶網站開展相關新聞報道和視頻介紹，部分非遺調研項目開始探索使用更符合民眾需求的自媒體宣傳方式。筆者經調研發現有官方號和私人號兩種自媒體，樂器張古琴制作技術等傳統技藝門類、中醫正骨療法等傳統醫藥門類、天津皇會等民俗門類、花鼓戲等傳統戲劇門類均申請了官方微信公眾號，金石篆刻（西泠印社）、核雕等傳統美術門類的傳承人開設了個人抖音號，以直播的方式傳播文化內容和手工技藝。如果能得到網絡大V 或網紅博主的推薦，能吸引更多年輕人的關注。

6 “要素說”視角下非遺項目高質量傳承的策略

非遺項目的高質量傳承僅依靠傳統的方式難以實現，本研究在非遺項目傳承前期發展的基礎上，從圖書館學、圖書館行業和圖書館技術等視角來思考非遺項目的管理、服務和資源發展策略（見圖2）。

圖2 “要素說”視角下非遺項目高質量傳承的發展

6.1 圖書館學理論豐富非遺項目的傳承方法

除了保護非遺文化，非遺項目的利用與傳播也應得到重視。探索研究文獻信息與知識資源理論、數字人文、公共文化服務、文旅融合和圖書館營銷等圖書館學相關理論并付諸實踐應用，此舉有利于豐富非遺項目的傳承方法。

文獻信息與知識資源、數字人文等理論應用。在非遺項目的信息資源分類、組織、檢索等層面，《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等圖書分類法為非遺項目的信息資源分類提供了可參考的思路；非遺項目的知識庫理論體系研究方面，可借鑒知識資源、知識服務、知識檢索等相關理論來構建知識庫；非遺項目的信息資源保存和利用方面，可參考資源建設理論來深化非遺項目的信息采集、信息組織、信息分析以及信息服務等研究；非遺傳承人的技藝傳承方面，知識轉移等理論可發揮作用，同時古籍修復技藝有助于非遺文獻資源的保存和利用。數字人文的基礎理論支撐新的非遺研究范式、知識生產方式和知識交流模式的發展，同時也在推進數據開放互聯和知識融通[47]。

公共文化服務、文旅融合和圖書館營銷等理論探索。圖書館學中有關公共文化理論構建的內容對于非遺項目開展公共文化服務具有借鑒作用，還可指導校園或社區的非遺文化周、非遺文化下基層、非遺文化進鄉村等實踐，促進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有利于促進均等化，以標準化的手段創新非遺項目的管理方式。圖書館學對于文旅融合的理論探索為非遺項目的傳承拓寬了渠道，也為新發展階段的公共圖書館賦予了新使命，圖書館有關社會化合作的理論探索有利于幫助非遺項目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與支持，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參與非遺項目保護的積極性，促使公共文化服務與非遺項目實現文旅融合發展。從圖書館營銷的理論和實踐來看，未來非遺項目的品牌營銷應堅持一切以用戶需求為中心，在品牌營銷的基礎上與整合營銷、數字營銷相融合[48]，同時借鑒圖書館文旅融合的新模式，如“非遺項目+文化地標”“非遺項目+景區”“非遺項目+民宿”“非遺項目+研學”等。

6.2 圖書館行業助力非遺項目的服務

圖書館行業發揮館員和實體機構的作用來提升非遺傳承人、保護單位和合作單位的傳承能力，強化非遺項目中的文化保護，以實現文化強國的目標。

圖書館員提升非遺傳承人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傳承人對非遺項目傳承至關重要，在非遺傳承人積極性的培養方面，目前非遺傳承人以年長者居多，面臨著年齡斷層的困境，僅靠文化傳播的使命感來吸引更多的年輕人加入非遺傳承隊伍是遠遠不夠的。圖書館員通過非遺相關的閱讀推廣活動來加強青少年的文化熏陶，通過學科咨詢服務深度挖掘非遺項目的學術價值，通過非遺技藝體驗培養民眾的文化素養，從而提高非遺傳承人的價值感。在非遺傳承人創造力的培養方面，以自我效能感賦能非遺傳承人的個人創造力，圖書館通過舉辦相關競賽、活動和培訓，建立非遺傳承人的工作室等方式搭建傳承人發展平臺，激發非遺傳承人的自驅力，鼓勵非遺傳承人主動創新非遺項目的傳承模式和內容，實現傳承人隱性知識的轉移和知識創新，保證非遺項目傳承的主動性和持續性，推動非遺項目高質量發展。

圖書館機構助力非遺項目保護單位和合作單位的發展。非遺項目的保護單位和合作單位包括公司、公共文化機構、非遺學術研究機構、經營性文化單位、事業單位等。共享責任方面，圖書館也能成為非遺項目的保護主體，比如圖書館對文旅融合以及社會化合作的探索。圖書館的參與有利于非遺項目社會化合作的開展，并能在商業化運作過程中保留其文化內涵。圖書館配合其他文化機構可成為非遺傳承的補充力量，可保存非遺項目的資料并不斷完善協作方式、傳播多元文化，拓展非遺項目傳承合作網絡。資源享用權方面，圖書館通過完善非遺項目相關合作機制，從空間、資源等方面構建保障體系來推動項目共建共享。如依托圖書館的館藏資源和文獻資源開展非遺項目研究，同時，圖書館使用非遺項目的資源來開展個性化推薦、參考咨詢和定制服務，以服務于國家的重大文化戰略項目。圖書館可嘗試通過閱讀推廣服務，以表演、知識競賽、朗誦等形式來豐富培養方式，其空間能為學術研究提供場地，甚至建立教學實踐基地，其還能聯合相關院校開設非遺保護專業，為傳承人提供學歷教育。

6.3 圖書館技術賦能非遺項目資源

文化和旅游部發布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發展規劃》提到“加強檔案數字化建設，推進非遺資源數據的共享利用”[49]。從技術賦能來探索非遺項目的資源建設，提升非遺項目傳承的專業性，此處的技術賦能主要探討數字和知識賦能。目前數字賦能和知識賦能的工具都是人工智能、區塊鏈、云技術、大數據等，但前者是基于信息管理理論，后者是基于知識管理理論[50]。圖書館主要是運用數字化技術和知識管理技術。

數字化技術賦能非遺項目資源。非遺項目的數字資源建設方面，可采取平臺設計和技術培訓為學者提供支持的數字賦能策略[51]。開發非遺相關的游戲項目，如圖書館開發與非遺文化教育和傳播相關的嚴肅游戲，讓公眾可以隨時跟著非遺傳承人或專家學習專業的非遺知識和技能，使非遺文化得到傳承[52]。非遺項目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可利用先進的科技幫助非遺項目以活態展現來促進傳播，如圖書館構建可三維立體呈現的數據庫[53]。

知識管理技術賦能非遺項目資源。非遺項目運用知識的獲取、分類、組織和應用技術將資源轉變為可利用的知識。運用知識獲取技術，如數據挖掘等來獲取非遺資源中的可靠知識，將非遺知識進行識別、抽取和表示，構建可視化的知識平臺，展現地域、文化類型與非遺項目之間的關聯關系[54]。此外，IIIF 和AI 兩者相結合的系統框架，可使文化遺產中的圖像資源實現從數字化到語義化、智慧化的轉變[55]，提高非遺項目資源的智慧化水平。利用知識分類和組織技術，可以根據特定目的或類型對非遺項目的知識進行分類，以便識別、區分和理解，并根據特定的規則來組織和重新排列知識，最后通過索引來實現分類。利用知識應用技術，圍繞傳統醫藥、民俗等類目有針對性地建設機構知識庫或非遺專題數據庫，建立非遺信息檔案、開發非遺虛擬空間，多形態地應用非遺知識，以產生更多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對非遺傳承人的培育，可以嘗試標準化的培訓方式，但同時要避免過于商業化，要在標準化的基礎上注意保留非遺文化內涵，增強群眾的文化認同感，同時避免技藝流失、傳承斷層等問題，不斷進行技術創新。

7 結語

本研究從“要素說”視角探討了非遺項目傳承的管理路徑、服務形式、資源困境及未來發展策略。今后，在非遺項目的發展路徑方面，需注意非遺項目的全域發展格局，包括培育非遺傳承人的工匠精神、非遺項目的質量管理、非遺項目的跨界合作等；在非遺項目的利用方面，有非遺項目與鄉村振興、古籍保護、紅色文化、圖書館館藏資源升級、中小學素質拓展課程、現代職業教學體系等融合途徑。非遺項目只有和社會緊密貼合才能得以傳承，筆者期待理論界和實踐領域共同努力，運用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來開啟非遺項目高質量傳承的新篇章。

（來稿時間：202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