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婦女地位和家庭收入*
——基于城鄉差異的視角

許秀川 魏浩龍

（1.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重慶 400715；2.杜克大學經濟學和計算機科學系，美國北卡羅來納州 達勒姆市 27708）

一、文獻回顧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指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敝袊F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區域和城鄉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對于婦女事業發展而言亦然?，F實中兩性地位仍存在著較大差異，尤其是農村婦女面臨更為艱難的處境。進入信息化時代，不斷存在著婦女被拐賣、被當作生育機器、遭受家庭暴力和虐待、就業受到歧視、工作遭遇不平等對待等一系列嚴重侵犯婦女基本權益的社會新聞。與此同時，互聯網上兩性對立嚴重，涉及推動兩性平等、爭取女性權利等敏感話題總是引起尖銳爭論。信息化時代充分揭露了女性遭受不公正對待的事實，向大眾展現了當下女性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婦女事業發展依然任重道遠。

婦女地位在歷史上幾經變遷折射出歷史上不同時期基于社會分工的性別差異的更迭。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前，經濟活動往往以家庭為中心或臨近家庭，女性能與男性共同參與勞動，兩性間角色差異并不明顯。[1]在工業革命發展初期，伴隨著制造部門的擴大和工廠的擴張，對體力要求高、且遠離家庭的工作涌現，這更有利于男性參與工作。[2]工業革命造成了勞動者家庭與工作場所的分離，同時也加深了不平等的意識形態，即男女占據不同領域的分離。[3]男性占據勞動力市場、政治和金融等公共領域，婦女只能占據與家庭有關的私人領域。然而，這種分離并沒有賦予女性在家庭中的權利，男性對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都擁有支配權，只有男性才是家庭的主人，妻子只是為男性看家護院。[4](P231-260)基于性別劃分領域的意識形態逐漸形成，女性被視為無私、耐心和富有情感的照料者，男性則被看作富有創造力、理性和創業精神的領導者。[5](P132-141)隨著高工資機會的增加，家庭婦女被排除在正式勞動之外，導致19世紀中期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下降。[6]

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了城鄉居民之間思想觀念、受教育水平的不同，總體上現代化程度和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導致城鄉間婦女地位存在差距。以婦女健康為例，2020年農村孕產婦死亡率為18.5/10萬，高于城市14.1/10萬的水平。再如婦女的基層社會治理參與，2020年村委會成員中女性比例為24.2%，與城市和既定目標30%以上均存在一定差距。①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發布《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年）》終期統計監測報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12/t20211221_1825520.html.長期以來，農村婦女地位與城鎮婦女相比較更為低下，城鄉間婦女事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突出。城鎮化為婦女事業發展提供新的契機，城鎮化使得更多的農村婦女走出農村投入更為廣闊的勞動力市場。婦女參與社會勞動始終與婦女地位提升密切相關?，F實中存在不少限制婦女參與社會勞動的障礙，女性花在無償家務上的時間幾乎是男性的兩倍，花在育兒上的時間幾乎是男性的五倍，花在工作上的時間僅有男性的一半。[7]尤其是對于農村已婚婦女而言，更容易面臨工作與家庭沖突。[8]女性權利受限同樣也束縛了婦女的社會勞動參與，女性在勞動參與時面臨性別刻板印象的桎梏，在發達國家存在廣泛的、甚至男女都有的“性別刻板印象”，即將男性與商業、科學聯系在一起，而認為女性與家庭、文科密切相關。

信息化為婦女提供了崛起的機遇。隨著近現代信息對婦女的逐步開放，婦女事業得到空前發展。婦女有機會獲取知識、技能，提升自身素養，擺脫愚昧，增強法律意識，從而能夠自主的捍衛權利，提高婦女地位。海量的書本和信息傳遞給婦女爭取自身利益的主動性，在知識中婦女不但提高人力資本，而且擁有了維護婦女權利的主觀意識，她們不再固步自封，爭取和男性一樣平等的權利。進入新時代，互聯網成為信息化的最大來源。截至2021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32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3.0%。同時，城鄉間存在數字鴻溝，農村網民占比27.6%，城鎮網民占比72.4%。網民中女性比例由2000年的30.4% 增加為48.5%。②數據來源：第4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202/P020220407403488048001.pdf.當前中國使用互聯網的性別比例接近人口中的自然比例，男女上網機會趨于平等，互聯網有助于女性同時兼顧事業與家庭，有利于減少性別歧視。[9]

互聯網帶給女性更廣闊的視野，同時也伴隨著挑戰。全球移動通信系統協會的數據表明，從全世界來看，婦女擁有手機的可能性比男人低14%，而在相對貧窮的南半球國家，這一性別差異高達31%。③數據來源：The Mobile Gender Gap Report 2021，https://www.gsma.com/r/wp-content/uploads/2021/07/The-Mobile-Gender-Gap-Report-2021.pdf.在互聯網發展初期，由于社會資源和教育水平的不均衡，導致男性比女性擁有更多使用互聯網的機會，但伴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與普及，這種差距會逐步縮小。[10]傳統的性別規范也阻礙著婦女對于互聯網信息的獲取，同時，互聯網使用使得男性獲得的工資溢價要高于女性，[11]互聯網社會中的不平等現象有再生或加強的趨勢。[12]同時，女性在互聯網上專業學習可顯著提升收入。[11]互聯網為新時代婦女提高地位創造了更多可能性。

對于婦女地位而言，最直接的觀察視角集中在微觀家庭。根據家庭內部的利他主義原則，家庭成員共同的決策目標是使整個家庭的效用最大化。[13]夫妻間關系不平等會導致雙方決策目標不一致，無法最大化整個家庭的效用。女性持有收入或資產有利于改善兒童健康，[14]有助于增加與家庭營養、健康和住房有關的支出。[15]由于婦女更加重視子女教育、家庭營養、家庭成員人力資本的提高，提升婦女地位對于改善貧困家庭境況乃至降低地區貧困程度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對于農村婦女而言，確保農村婦女事業持續發展對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和推進鄉村振興具有重要意義。[16]顯然，婦女經濟收入與婦女地位密切相關，對家庭收入也有重要影響。鑒于此，本文將城鄉婦女社會地位與婦女收入、丈夫收入、家庭收入聯系起來，旨在解釋通過使用互聯網城鎮和農村婦女地位提升對丈夫乃至整個家庭收入的影響及背后的經濟學邏輯。

二、理論假說

（一）互聯網使用對婦女社會地位的影響

互聯網作為現代最重要的信息渠道之一為婦女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會，深刻影響了婦女的社會地位?；ヂ摼W對婦女社會地位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互聯網作為信息傳播的重要媒介，向婦女展示了現代社會和時代的縮影?；ヂ摼W向婦女傳播了先進的文明和生活理念，使絕大多數婦女擺脫了腐朽觀念的束縛，提高了婦女通過自身努力改變自己命運主觀能動性。[17]互聯網為婦女提供了更廣闊的觀察世界的視角，讓更多的傳統婦女認識到女性并不僅僅局限于家務勞動?；ヂ摼W讓婦女認識到家庭之外更廣闊的世界，促進了婦女投身于更廣闊的社會舞臺實現人生價值。第二，互聯網為婦女提供了充分的知識和技能學習渠道。一方面，互聯網為婦女補充了大量生活技能和家務勞動技巧，極大地提高了婦女家庭勞動效率，縮短了婦女的家務勞動和家庭照料時間。另一方面，互聯網以極低成本和更為靈活的方式為婦女提供職業知識和技能的重要補充，完成了婦女人力資本的積累，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競爭力因互聯網而顯著提高了。[18-19]互聯網使得婦女有機會更有能力投入更廣闊的勞動力市場就業來實現人生價值。第三，互聯網極大程度上拓展了婦女社會渠道和就業途徑。一方面，互聯網為婦女提供便捷的溝通交流平臺促進了婦女的人際交往、拓寬了婦女的交際范圍，同時積累了社會資本。[20]另一方面，互聯網降低了婦女信息搜集成本。豐富的勞動力市場信息促進了婦女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精準匹配，極大程度上增加了女性獲得工作的機會。同時，互聯網使用增加了就業的靈活性，遠程辦公使得婦女能夠同時兼顧家庭和工作。[21]對比城鄉而言，農村地區的互聯網普及率遠低于城鎮，①數據來源：第4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202/P020220407403488048001.pdf從經濟學視角分析，農村地區互聯網發展為婦女帶來的提升可看作邊際報酬，根據邊際報酬遞減的規律，對比城鎮婦女，互聯網的普及對于農村婦女地位的提升程度更大。

使用互聯網開拓女性的視野，加強其與社會的接觸，并提供更多機會，促進婦女擺脫現狀，減少無報酬的家務勞動，能在家庭中擁有話語權，賦予了婦女更多的家庭決策權，投身于工作來實現人生價值，進而提升婦女社會地位，其邏輯途徑見圖1。

圖1 互聯網使用促進婦女地位提升的途徑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說。

假說1：婦女使用互聯網有助于提升婦女社會地位，且互聯網提升農村婦女的程度更大。

（二）婦女社會地位對婦女收入的影響

首先，對于婦女而言，相較于傳統的“男尊女卑”的社會地位，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幫助婦女擺脫腐朽思想，鼓勵婦女實現自我價值。男女平等的性別觀念和女性意識的崛起有助于大幅度提升女性收入。[22]因此，促進婦女地位提升是激發婦女潛在驅動力的基礎，使婦女們肩負起責任與義務，實現自我價值。社會地位更高的婦女，具有更強烈的主觀能動性去貢獻自我價值，她們更有可能投身于勞動力市場。其次，社會地位更高的婦女更有可能獲得家庭的支持。平等、包容、和諧的家庭氛圍使婦女擁有更多話語權，獲得家庭的決策權。這樣的家庭氛圍使婦女意識到自己并不局限于家務勞動，激勵她們將自己的能力展現在更廣闊的領域，鼓勵她們參與工作，從而獲得更多收入。[23]同時，社會地位更高的婦女更有可能收獲來自家庭的幫助，一方面是家庭內部成員幫助婦女分攤家務，實現更公平、合理的家庭任務分配。這解決了婦女工作的后顧之憂，減少了她們家務勞動的時間，將重心從傳統的家務勞動向工作轉移；另一方面，家庭能為社會地位更高的婦女營造更為積極、進取的環境，為婦女提供更多的保障和社會資源，鼓勵婦女在工作領域有所建樹、取得更大成就，從而使婦女獲得更多收入。最后，婦女社會地位越高，更有可能積累社會資本和人脈資源。[24]社會地位更高的婦女在社會活動中更為活躍，有動力貢獻自身價值服務于社會。對比城鄉而言，農村地區發展相對落后，農村婦女地位的改變尚不足以大幅度扭轉個人的經濟收入，對比農村婦女，城鎮婦女地位的提升對婦女收入的促進作用更大，邏輯途徑見圖2。

圖2 婦女地位提升促進婦女個人收入提高的途徑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說。

假說2：提升婦女社會地位有利于提高婦女個人收入，且婦女地位的提升對城鎮婦女收入促進的程度更大。

（三）婦女社會地位對丈夫收入、家庭收入的影響

首先，社會地位更高的婦女意味著更平等的兩性關系，這其中離不開夫妻間的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夫妻雙方對婚姻的滿意度越高，工作中的表現更為出色。[25]“家和萬事興”，相處更和諧的家庭環境有利于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員發展，也利于丈夫的順利工作，獲得更多收入。夫妻雙方平等參與勞動會獲得更多收入從而積累家庭財富。[26]其次，社會地位更高的婦女與其丈夫之間存在著協同效應。社會地位更高的婦女更有可能參與工作，在工作領域上能和丈夫擁有更多共同語言。特別是如果和丈夫在同一領域工作，更能精準地給予丈夫更多工作上的建議、支持和協作，夫妻雙方能夠在同一領域并肩作戰。在不同領域工作的夫妻相互之間也能互補優勢、相互交換意見，達到工作上的協同效應，從而增加丈夫的收入。再次，社會地位更高的婦女有能力為丈夫和家庭成員帶來更多資源，從人力、物力的角度給予家人多角度的支持。以妻子為代表的家庭能為丈夫提高情感和資源層面的支撐，[27]從而使丈夫收入增長。最后，地位更高的婦女通常積極投入工作以及參與社會活動。奮斗拼搏的婦女對丈夫也有著積極的帶動作用，能充分激發丈夫工作潛能在工作或社會領域奮斗，從而促進丈夫收入增長。勤勞工作的婦女更有可能成為家庭的風向標，正確引領子女。而且，在完全男性主導的家庭中長大更容易形成性別刻板印象。[28]可以看出，一位地位更高的婦女將影響一系列家庭成員的狀態，相互串聯的連鎖反應最終會影響整個社會。勤奮工作的婦女打造了拼搏奮斗的家庭模版，這種積極向上的氛圍激勵家庭成員努力工作，從而提升家庭收入，相關影響的邏輯途徑見圖3。對比城鄉而言，城鎮發展先于農村，思想觀念也較為先進，農村地區在經濟收入提升方面還有諸多層次沒有完成，婦女地位的提升對于農村家庭的影響程度相對較小，對比農村婦女，城鎮婦女地位的提升對丈夫收入和家庭收入的促進作用更大。

圖3 婦女地位提升促進丈夫收入、家庭收入提高的途徑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說。

假說3：提升婦女社會地位有利于提高丈夫個人收入和家庭收入，且婦女地位的提升對城鎮丈夫和家庭收入促進的程度更大。

（四）婦女社會地位通過中介效應影響丈夫收入

由上文論證可知，首先，較高的婦女地位暗示了和睦相處的家庭，和諧的家庭環境使得丈夫在工作中充滿積極性和創造力。[25]和睦的夫妻關系使得丈夫更具備共情能力和情感優勢，來自美國上市企業的經驗數據表明，已婚的高管從和諧婚姻中改變了認知和行為的偏好，更富有同情心，更能與員工感同身受，能及時回應他人的感受和需求。[29]溫馨的家庭環境為丈夫在工作領域拼搏提供了保障，丈夫更有可能在自己工作的領域大展拳腳、有所建樹，同時更具備情感優勢，更有可能被提拔或晉升，進而參與行政管理。丈夫參與行政管理肯定了丈夫在工作方面取得的成就，這樣的工作成就使得他們更有能力獲得更多收入。其次，地位較高的婦女有能力在工作領域給予丈夫更多的建議和指導，協同丈夫在工作上有所成就，使其參與工作領域管理，從而提升丈夫收入。同時，配偶的涉入使得丈夫提高了對企業的認同和承諾，幫助丈夫更好參與公司治理，妻子可以作為丈夫的幕后顧問來支持丈夫事業。[30]再次，社會地位高的婦女在工作領域和社會領域都擁有豐富資源，其丈夫相較工作領域同行擁有更多來自妻子的資源和情感層面的支持，從而更有可能進入管理崗位。一方面是，妻子較高的經濟地位為丈夫提供了經濟上的支持，為丈夫在工作中大展拳腳提供了基礎。[30]同時，妻子對丈夫心理層面的支撐對于丈夫的事業成功十分重要。[31]最后，社會地位高的婦女對丈夫具有積極的帶動作用，使得丈夫不安于現狀、拼搏進取，努力尋求晉升機會、進入管理層。同時，參與行政管理是常見的職務晉升形式或表現，職務的晉升往往伴隨著收入的增長，進入管理層往往還伴隨著股權激勵等非貨幣性收入，[32]因此丈夫進入管理層這種職位的升遷通常伴隨著經濟收入的顯著提升。因此，婦女社會地位提升通過促進丈夫參與行政管理從而提高丈夫收入，其邏輯途徑見圖4。

圖4 婦女地位提升通過促進丈夫參與行政管理提高丈夫收入的中介效應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說。

假說4：婦女社會地位提升通過促進丈夫參與行政管理來提高丈夫收入。

基于上述的理論假說分析，互聯網使用有助于促進婦女地位提升，婦女地位的提升又在經濟維度上提高了婦女收入、丈夫收入和家庭收入，提高家庭的整體收入?；诖?，本文構建互聯網使用、婦女地位和經濟收入關系的邏輯結構圖，見圖5。

圖5 互聯網使用、婦女地位和經濟收入的邏輯結構圖

三、數據來源、變量描述與模型選擇

（一）數據來源

為分別在城鄉視角下檢驗互聯網使用與婦女社會地位以及婦女地位與丈夫收入、家庭收入之間的因果關系，本文利用了主要來源于2014年、2016年、2018年的中國家庭追蹤數據(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進行實證分析。CFPS數據覆蓋了全國25個省，代表了中國95%的人口。通過對3年追蹤調查數據合并得到了婦女樣本三年的面板數據，包括婦女互聯網使用情況、婦女家務與勞動參與情況等婦女個人數據以及婦女所在家庭層次的詳細數據，能夠反映婦女個人及其家庭的動態變化。

根據研究主題，本文將三年CFPS的個人數據、家庭關系數據、家庭經濟數據進行合并和匹配，保留匹配成功的樣本并刪去重要數據缺失的樣本后，得到包含13577個面板數據的婦女樣本。

為了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還使用了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披露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本文利用了該報告公布的各省份“互聯網普及率”數據。同時，本文還利用了2019年、2020年、2021年中國各省市統計年鑒中人均GDP，并計算了各省三年平均人均GDP，并與婦女個人數據進行匹配。

（二）變量描述

1.婦女社會地位

本文研究互聯網使用對婦女地位的影響以及婦女社會地位對丈夫收入、家庭收入的影響。婦女地位主要與家庭內外的勞動投入和擁有的財產權密切相關，本文主要通過家庭分工、家庭地位、勞動參與這三個維度衡量婦女社會地位。具體而言，分為以下三個層次：1)根據農業婦女賦權指數(WEAI)的測度，家庭分工模式與婦女家庭地位密切相關。[33]婦女家務勞動時間是婦女地位的直接體現，[34]本文使用女性每天做家務的時間來測度女性在家庭分工中的付出。2)用女性對家庭資源的決定權來衡量婦女在家庭內部的決策權和話語權，進而來表現女性家庭地位。對于中國家庭而言，房產通常是家庭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城市而言房產在家庭總資產占比為37.6%，對于農村而言房產在家庭總資產占比為59.2%。[35]因此主要從房產決策權這個層面體現婦女家庭地位。將“是否在房產證上有名字”和“是否是買房決策人”合并為變量“是否擁有房產決策權”。[36]3)馬克思指出“參加社會勞動是婦女解放的一個重要先決條件。人們在社會上和家庭中的地位，歸根到底是由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決定的”。[37]女性社會地位與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表現密切相關，“女性是否工作”這個指標可以直接反映女性的勞動力市場參與情況，進而表現婦女的社會地位。

2.婦女互聯網使用

婦女是否使用互聯網為核心解釋變量。由于互聯網使用情況的調查在所使用的CFPS數據三年的問卷中調查問題有所不同，其中，2014年通過問卷中的問題“你是否上網？”直接定義虛擬變量互聯網使用，如果回答為“是”，則定義變量互聯網使用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在2016年和2018年的問卷中則基于兩個問題“是否移動上網？”和“是否電腦上網？”進行定義，如果兩問題的回答均為否，則定義變量互聯網使用取值為0，否則取值為1。[38]表1展示了被解釋變量、關鍵解釋變量以及其他一系列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1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三）模型選擇

1.互聯網使用(信息化程度)對婦女地位的影響

為了檢驗婦女互聯網使用情況對婦女社會地位的影響，構建如下的回歸模型：

其中，被解釋變量 Womenstatusit代表婦女的社會地位，分別從家庭分工、家庭地位、勞動力市場參與來度量。其中，婦女在家庭中分工情況以 “婦女承擔家務時間”來衡量，婦女的家庭地位以虛擬變量“婦女是否擁有房產決策權”來表現，婦女的勞動力市場參與情況則體現在虛擬變量“婦女是否工作”。Internetit為關鍵解釋變量，表示婦女是否使用互聯網。Xit為控制變量，εit為隨機擾動項。

2.婦女地位提升對婦女收入、丈夫收入、家庭收入的影響。前文理論分析表明，婦女的社會地位提升有利于促進婦女個人收入、丈夫收入、家庭總收入的增長。為了檢驗現實情況下該關系與理論的一致性以及探索婦女地位提升的影響在城鄉間的差異性，本文構建了如下的回歸模型。

其中，Womenincomeit、Husbandincomeit、Familyincomeit分別代表婦女的收入、婦女丈夫的收入以及婦女所在家庭的總收入。以(1)式中婦女社會地位（Womenincomeit）的3個維度，即家庭分工、家庭地位、工作情況等，作為(2)、(3)、(4)式的核心解釋變量。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模型估計

1.信息化(互聯網使用)對婦女地位的影響

為了探究城鄉差異視角下互聯網使用對婦女地位的影響，本文將互聯網使用與戶口類型的交叉項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將不同維度的婦女地位，即家庭分工、家庭地位和勞動力市場參與作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如表2中(1)列、(2)列、(3)列所示。(1)列從家務承擔的角度表現了婦女在家庭中的分工情況，以“婦女承擔家務情況”為被解釋變量，互聯網使用的估計系數均顯著且系數為負，這表明平均而言使用互聯網的婦女每天做家務的時間比不使用互聯網的婦女低，即互聯網使用顯著降低了女性在家庭中的無償勞動。但互聯網使用影響城鎮婦女和農村婦女家庭勞動情況存在差異，具體表現為互聯網使用與戶口類型的交叉項的回歸系數為正。這說明，互聯網使用減少農村婦女家庭勞動的程度要大于減少城鎮婦女家庭勞動的程度，即隨著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在家庭分工層面農村婦女地位提升的程度比城鎮婦女大。(2)列從婦女對家庭重大財產的決策權衡量了婦女的家庭地位，以“婦女房產決策權”為被解釋變量，互聯網使用的估計系數為正，這表明平均而言使用互聯網的婦女家庭地位比不使用互聯網的婦女高，即互聯網使用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決策權，提高了婦女地位。但互聯網使用影響城鎮婦女和農村婦女家庭地位層面存在差異，具體表現為互聯網使用與戶口類型的交叉項的回歸系數為正。這說明，互聯網使用提高城鎮婦女家庭決策權層面更明顯。(3)列從婦女工作情況衡量了婦女在社會中的勞動表現，以“婦女工作情況”為被解釋變量，互聯網使用的估計系數均顯著且系數為正，這表明平均而言使用互聯網的婦女參與工作的概率顯著高于不使用互聯網的婦女，即互聯網使用促進了婦女的勞動力市場供給，提高了婦女的社會地位。同時，互聯網使用影響城鎮婦女和農村婦女勞動力市場供給情況存在差異，具體表現為互聯網使用與戶口類型的交叉項的回歸系數為負。這說明，互聯網使用提高農村婦女勞動力供給的程度要大于提高城鎮婦女勞動力供給的程度，即在勞動力市場參與層面，信息化提升農村婦女地位的程度比城鎮婦女大?？傮w而言，使用互聯網的婦女的社會地位高于不使用互聯網的婦女，互聯網使用對于提升婦女地位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同時，在家庭分工和社會勞動參與層面，互聯網提高農村婦女地位程度比城鎮婦女高，在家庭決策權層面，互聯網提高城鎮婦女地位程度比農村婦女高。根據Chow test計算的F統計量或卡方統計量表明城鎮和農村樣本之間的回歸函數存在顯著差異。

表2 互聯網使用對婦女地位影響的估計結果

2.婦女地位對婦女收入、丈夫收入及家庭收入的影響

為了探究城鄉比較視閾下婦女地位提升對婦女收入、丈夫收入及家庭收入的影響，分別將全體、農村、城鎮視角下的婦女收入、丈夫收入和家庭收入作為被解釋變量，將不同維度的婦女地位，即家庭分工、家庭地位和勞動力市場參與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回歸結果如表3中B、C、D所示。在表3的B部分中，全體婦女收入對數、農村婦女收入對數、城鎮婦女收入對數作為被解釋變量，分別逐步加入婦女社會地位的三個測度項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1b)列、(2b)列、(3b)列是僅以“婦女承擔家務情況”作為解釋變量的回歸，其估計系數均顯著為負。結果表明，婦女承擔家務越多，或等同于婦女家庭地位越低，婦女總收入越低。根據Chow test計算的F統計量或卡方統計量表明城鎮和農村樣本之間的回歸函數存在顯著差異。對比城鄉而言，(3b)列的回歸系數絕對值大于(2b)列的回歸系數絕對值，說明承擔家務對城鎮婦女收入的影響要大于對農村婦女收入的影響。(4b)列、(5b)列和(6b)列在之前回歸的基礎上加入了衡量家庭財產決策權的解釋變量“婦女房產決策權”，對于全體婦女和城鎮婦女而言，其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擁有家庭財產決策權的婦女比沒有家庭財產決策權的婦女收入高。對于農村婦女而言，該估計系數則不顯著。這種城鄉差異也有可能與極少數農村婦女擁有房產決策權有關。(7b)列、(8b)列和(9b)列加入了衡量婦女社會勞動參與的解釋變量“婦女工作情況”，其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結果表明，參與工作的婦女比沒有參與工作的婦女收入高。對照城鄉而言，(9b)列“婦女工作情況”的回歸系數大于(8b)列“婦女工作情況”的回歸系數, 說明參與工作對城鎮婦女收入的影響要大于對農村婦女收入的影響?？傮w而言，社會地位更高的婦女顯著比社會地位較低的婦女能夠獲得更多收入，同時在城鄉對比視角下，婦女地位提升對城鎮婦女收入的影響更大。

表3 婦女地位提升對婦女收入、丈夫收入、家庭收入影響的估計結果

在表3的C部分中，全體丈夫總收入對數、農村丈夫收入對數、城鎮丈夫收入對數分別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1c)列、(2c)列和(3c)列展示了“婦女承擔家務情況”作為解釋變量的回歸，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反映了婦女承擔家務越多，丈夫總收入越低。由于(3c)列回歸系數的絕對值大于(2c)列回歸系數的絕對值，說明城鄉對比下，城鎮婦女承擔家務對丈夫收入的影響更大。(4c)列、(5c)列和(6c)列增加了解釋變量“婦女房產決策權”，對于總樣本和城鎮樣本其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現了擁有家庭決策權的婦女的丈夫比沒有家庭決策權的婦女的丈夫收入高。農村樣本中“婦女房產決策權”系數不顯著，說明城鄉對比下，城鎮婦女擁有財產決策權促進丈夫收入提升的作用更明顯。(7c)列、(8c)列和(9c)列增加了解釋變量“婦女工作情況”，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反映了參與工作的婦女的丈夫比沒有參與工作的婦女的丈夫收入高。(9c)列“婦女工作情況”的回歸系數大于(8c)列“婦女工作情況”的回歸系數，對照城鄉而言，城鎮婦女參與工作對丈夫收入的影響更大?？傮w而言，婦女社會地位更高的丈夫收入顯著比婦女社會地位低的丈夫的收入高，同時相對于農村而言，城鎮婦女地位提升對丈夫收入增長的影響更大。

在表3的D部分中，分別將全體家庭總收入對數、農村家庭收入對數、城鎮家庭收入對數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1d)列、(2d)列和(3d)列展示了“婦女承擔家務情況”作為解釋變量的回歸，對于總樣本和農村樣本其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婦女承擔家務越多，家庭總收入越低。城鎮樣本中該系數不顯著，說明城鄉對比下，農村婦女承擔家務對家庭總收入的影響更大。(4d)列、(5d)列和(6d)增添解釋變量“婦女房產決策權”，對于總樣本和城鎮樣本其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現了婦女擁有決策權的家庭比婦女沒有決策權的家庭收入高。農村樣本中該系數不顯著，說明城鄉對比下，城鎮婦女擁有財產決策權提升家庭收入的作用更明顯。(7d)列、(8d)列 和(9d)列對于“婦女工作情況”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反映了婦女參與工作的家庭比婦女沒有參與工作的家庭收入更高。對照城鄉而言，(9d)列“婦女工作情況”回歸系數大于(8d)列“婦女工作情況”回歸系數，說明城鎮婦女參與工作對家庭收入的影響更大?？傮w而言，婦女社會地位更高的家庭的收入顯著比婦女社會地位低的家庭的收入高。

（二）婦女社會地位對丈夫收入的中介效應檢驗

婦女地位提升有可能通過促進丈夫工作晉升進而提高丈夫收入，為了檢驗其中的中介效應，本文選取了衡量丈夫工作晉升的變量“丈夫是否參與行政管理”作為中介變量進行檢驗，丈夫參與行政管理肯定了丈夫在工作層面的成就。表4展示了中介效應檢驗的估計結果，由于農村樣本中丈夫收入對婦女家庭財產決策權基準回歸中不顯著，下文則不再檢驗其中介效應。(1e)列、(4e)列、(6e)列的估計結果顯示總樣本下中介效應檢驗，其中Sobel檢驗中Z統計量的絕對值均大于5%顯著性水平上的臨界值0.97，因此婦女地位提升通過促進丈夫升遷(參與行政管理)的中介效應顯著。(2e)列、(7e)列的估計結果展示了農村樣本下中介效應檢驗，其中Sobel檢驗中Z統計量顯著，反映了農村婦女地位提升通過促進丈夫升遷(參與行政管理)的中介效應顯著。(3e)列、(5e)列、(8e)列的估計結果顯示城鎮樣本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3e)列、(5e)列Sobel檢驗中Z統計量顯著而(8e)列Sobel檢驗中Z統計量不顯著，說明城鎮婦女家務勞動、家庭地位維度中介效應顯著，而城鎮婦女工作維度中介效應不顯著。

表4 婦女地位提升影響丈夫收入的中介效應檢驗

總而言之，回歸結果反映了妻子婦女地位越高，丈夫更有可能工作晉升(參與行政管理)，進而獲得更多收入。通過對比城鄉婦女地位的作用發現，農村婦女工作促進丈夫升遷進而提高丈夫收入的作用更加明顯。以上驗證研究假設4，即婦女地位提升通過促進丈夫參與行政管理提高丈夫收入。

（三）內生性討論

1.基于工具變量法檢驗互聯網使用對婦女社會地位的影響

表3中A部分的回歸中估計了婦女互聯網使用對婦女地位的影響，結果反映了婦女互聯網使用顯著提高了婦女的社會地位。然而，其中也有可能存在著“雙向因果關系”的作用，即婦女的社會地位越高，使用互聯網的可能性越大。為精確識別二者間真實的因果關系，本文利用了工具變量法進行估計。合適的工具變量需要與變量“是否使用互聯網”高度相關，同時該工具變量也需要足夠外生，即不會影響婦女的社會地位?；诖?，本文采用“互聯網普及率”這一區域環境性變量作為互聯網使用的工具變量，精確披露了全國各地互聯網的普及情況?；ヂ摼W普及率反映了一個地區互聯網用戶數占常住人口總數的比例，該變量與個體互聯網使用情況存在正的相關性。同時，現有研究并沒有明確證據表明一個地區的互聯網普及率與女性社會地位存在相關性。因此，將“互聯網普及率”作為工具變量進行面板數據的因果關系檢驗具有較高合理性。

表5展示了將“互聯網普及率”作為工具變量的估計，其中僅針對基準回歸中顯著性結果進行因果關系檢驗。從表可以看出，第一階段的F統計量非常顯著，說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而本文只有互聯網普及率一個工具變量，不存在過度識別的問題。對于總樣本和農村樣本而言工具變量回歸的估計結果驗證了本文的理論假說，與基準模型的估計結果相照應。(1f)列、(4f) 列、(6f)列均展示了相較于沒有使用互聯網的婦女，使用互聯網的婦女承擔更少的家務，更有可能擁有家庭財產決策權，參與社會勞動的可能性更大，且估計結果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異于零。對于城鎮樣本而言，該估計結果出現差異性，(3f)列、(5f)列估計結果均符合本文的理論假說，但(8f)列估計系數不顯著，這有可能是由于城鎮本身較高的婦女社會勞動參與率，互聯網對城鎮婦女參與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沒有對農村婦女的影響大?？傮w而言，使用互聯網的婦女更有可能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城市婦女均受到積極影響。

表5 工具變量“互聯網普及率”檢驗互聯網使用對婦女社會地位的影響

2.基于工具變量法檢驗婦女社會地位與丈夫收入間的因果關系

基準回歸中表3的C部分的回歸結果反映了婦女地位越高，其丈夫更有可能擁有更高的收入。但是，其中也有可能存在著婚姻匹配建立于“門當戶對”的內生性問題，根據表3的B部分基準回歸結果可知，社會地位較高的婦女更有可能擁有更高收入，而這部分收入更高的婦女也更傾向于選擇收入高的配偶，這一定程度上也有可能導致社會地位高的婦女的丈夫收入更高。為消除這種影響的干擾，精確識別婦女社會地位與丈夫收入間的因果關系，本文選擇“婦女是否使用互聯網”作為工具變量進行估計，在前文中已經識別了互聯網使用能提升婦女地位，因此該工具變量與婦女社會地位間具有高度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同時該工具變量也足夠外生，現有研究沒有證據表明女性的信息化程度(互聯網使用情況)與丈夫收入間存在相關性?；诖?，本文將“婦女是否使用互聯網”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因果關系檢驗，以此來驗證研究假說。

表6展示了將“婦女是否使用互聯網”作為工具變量的估計，其中僅針對基準回歸中顯著性結果進行因果關系檢驗。對于總樣本和農村樣本而言，結果再次驗證了本文的理論假說，與基準模型的估計結果相照應，且估計結果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對于城鎮樣本而言，（3h）列和（8h）符合本文理論假說且高度顯著，而衡量家庭決策權與丈夫收入的因果關系的（5h）列對應估計結果則不顯著，說明城鎮婦女的家庭財產決策權與丈夫收入因果關系不顯著，有可能是源于女性本身家庭財產賦權程度較低?？傮w而言，妻子社會地位越高，丈夫更有可能獲得更多收入。

表6 工具變量檢驗“是否使用互聯網”婦女社會地位對丈夫收入的影響

3.基于工具變量法檢驗婦女社會地位與婦女收入、家庭收入間的因果關系

基準回歸中表3的A、B部分的回歸結果反映了婦女地位越高，婦女個人和家庭都更有可能擁有更高的收入。但是，其中也有可能存在著前文所分析的“雙向因果”和“婚姻門當戶對”的內生性問題。為消除內生性的干擾，精確識別婦女社會地位與婦女個人和家庭收入間的因果關系，本文選擇“婦女是否使用互聯網”作為工具變量進行估計。前文已經論述了“婦女是否使用互聯網”作為“婦女社會地位”工具變量的合理性——變量“婦女是否使用互聯網”足夠外生同時又與變量“婦女社會地位”高度相關，符合作為工具變量的標準。

表7和表8分別展示了將“婦女是否使用互聯網”作為工具變量的估計，其中僅針對基準回歸中顯著性結果進行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再次驗證了本文的理論假說，與基準模型的估計結果相照應?？傮w而言，婦女社會地位越高，婦女個人和其家庭更有可能獲得更多收入。

表7 工具變量檢驗“是否使用互聯網”婦女社會地位對婦女收入的影響

表8 工具變量檢驗“是否使用互聯網”婦女社會地位對家庭收入的影響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研究結論

作為能頂半邊天的婦女群體，是我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支柱。然而，婦女群體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始終面臨著整體發展不充分的問題，尤其是對比城鄉而言，婦女事業發展差距仍較大。

實證結果表明，信息化時代為婦女帶來諸多紅利，使用互聯網的婦女在家庭中傾向于承擔更少的家務，更有可能參與家庭財產決策，不局限于家庭而投身于社會勞動，即婦女社會地位更高。對于城鄉差異而言，相較于城鎮婦女，互聯網對于促進農村婦女地位提升的程度更大。本文將互聯網普及率以及不同樣本中經濟發達程度作為使用互聯網的工具變量，檢驗的估計結果再次證明了互聯網使用對婦女社會地位的正向促進作用。同時，婦女地位提升也為整個家庭的經濟發展帶來機遇，婦女地位的提高促進了婦女收入增長，而且其丈夫也更有可能獲得更多收入，更高的婦女地位也使得家庭總收入更高。對比城鄉而言，相較于農村婦女，城鎮婦女的地位提升對于婦女、丈夫及家庭收入的影響更大。本文也檢驗了婦女地位對丈夫收入的中介效應作用機制，結果表明婦女地位提高可以通過促進丈夫工作晉升，即促進丈夫參與行政管理，進而提升丈夫收入。對比城鄉來看，農村婦女參與社會勞動促進丈夫升遷進而提高丈夫收入的作用更加明顯。為避免婚姻門當戶對的內生性問題的干擾，本文將婦女使用互聯網作為婦女地位的工具變量，檢驗的估計結果證實了婦女地位對于丈夫收入具有正向的因果關系。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婦女的社會地位提高對于帶動其丈夫、家庭經濟收入增長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政策啟示

互聯網這一信息化工具的廣泛使用為婦女事業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婦女的互聯網使用能顯著促進婦女地位提升，農村婦女從信息化普及中能收獲更多紅利。同時，婦女地位的提高對于婦女、丈夫乃至家庭的經濟收入增長帶來了新的可能。從可操作的層面來看，使得婦女地位提升和經濟發展相協調可以從以下方面入手：一方面，繼續持續推進信息技術普及，尤其是提高農村地區信息化程度，為農村婦女提供信息化培訓及政策幫扶，鼓勵她們使用智能手機、電腦等信息化設備，激發她們的潛在驅動力，積累人力資本，鼓勵她們走出家庭，實現自我價值。另一方面，推動城鄉婦女事業發展，避免婦女承擔全部的無償家務勞動，號召家務勞動的公平分攤，出臺相關法律法規持續推進婦女賦權，規避基于性別的不公正對待和就業歧視，鼓勵更多的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在全社會宣傳兩性平等的思想觀念，通過提高婦女社會地位營造社會和諧、公平的氛圍，使得婦女事業發展與經濟發展相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