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老年照料對子代照料者健康的長短期影響
——基于公共衛生事件沖擊的證據

張永奇

（四川農業大學經濟學院，四川 成都 611130）

一、引言

健康是人民福祉之本、強國建設之基。[1]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丁敖】抵袊?030”規劃綱要》明確指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進政策?！贝饲?，學者們已從概念界定、健康現狀、影響因素[2-4]等多方位、多層面對個體的健康表現展開系統研究，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與經驗觀察。但與此同時，也應注意到，持續推動人民健康水平上升新要求正與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趨勢形成新一輪交匯。預計到2050年前后，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和比重、老年撫養比和社會撫養比將相繼達到峰值。[5]老年人口規模擴增的同時，也意味著數量龐大的失能失智、半失能失智老人將增加照料需求，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和隨后的封控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這種照料趨勢。[6]而中國照料服務市場化的發展長期滯后，老年人的養老服務需求由家庭負擔較多。

踐行積極應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長期戰略，對弱勢群體老年人的健康水平與養老質量展開深度研究，具有現實意義。但如何確保這種照護理念可持續，則需因勢利導統籌謀劃。首先考慮三種常見照料場景：第一，家庭老年群體可以擁有自我照料能力以及配偶照料支持，包括生理與心理自立等，子女無需付出照料成本；第二，家庭老人雖然喪失了部分以及全部自我照料能力，但是可以憑借較強的議價能力，通過正式與非正式照料服務模式的供給，收獲較高的照料服務質量；第三，以家庭作為決策主體，以家庭資源稟賦為基礎進行經濟抉擇，利用代際間共同生活的時間延長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照料與支持關系延長，從而為分擔家庭照料成本上升、減緩養老負擔，提升老人群體的需求提供更多可能性。第七次中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2.64億，占總人口18.7%，且這一狀況呈現出上升趨勢。面對人口老齡化以及“未富先老”“長壽而不健康”的真實寫照，在中國社會化照料模式以及長期護理服務的可得性與可及性亟須深度加強、“伴生性”養老為主流模式的現實情況下，將關注主體定位于老人照料的重要提供者成年子女，探討老人照料對其健康情況的演變趨勢，[7]這對后續踐行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與健康中國戰略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經濟學理論認為資源具有稀缺性，家庭老年照料作為一種時間密集型家務勞動，具有長期性與復雜性。在照料初期，家庭老年照料一方面會增加家庭的整體費用支出，加重養老和醫療負擔；另一方面也會導致未來的勞動供求結構失衡，[8]降低家中成年子女的勞動參與率，減少其勞動時間，[9]加劇其“角色壓力”（role stress），從而影響子代照料者的身心健康。但隨著照料時間的延長，照料者的照料壓力有可能借助家庭資源整合，實現照料決策調整，通過強度、模式等改善方式，激發“二重反饋機制”，[10]最終使得老人照料由負擔轉為福利，對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產生新的沖擊。而回歸現實，國內的研究僅停留在一種分離檢驗，單獨檢驗家庭老年照料對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影響，就是直接考察家庭老年照料對成年子女健康的影響機理，卻均未能有效結合中國已將健康老齡化戰略納入健康中國戰略新階段，從長短期照料變化趨勢出發，深度研討老年照料對子代身心健康的經濟影響，以及進一步針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現是否改變了相應趨勢提供實質性回答。由此，本研究嘗試從家庭老年照料的廣度與強度兩個層面入手，探索性構建理論分析框架，利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2020兩期數據，以公共衛生事件爆發為時點，對家庭老年照料與子代照料者的長短期健康變化展開新一輪考察。

二、文獻回顧

關于老年照料的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老年照料的可及性，主要以老年人的視角切入，探討老年人的照料需求與照料成本等。[11-13]此后，學界注意到老年人之間享受的照護質量高低不一，由此圍繞著照料者（caregiver）的福利問題展開新的探討，以期緩解因老年照料引起的“照料者壓力”和“照料者負擔”，從而在提升照料者的自身福利中，化解老年照料危機。

“健康資本模型”指出，健康作為照料者最為重要的福利，提高健康可以獲得更多的貨幣收益和效用。[14]在20世紀60年代，Grad和Sainsbury[15]將目光聚焦于承擔照料特定病種患者的家庭照料人員。隨著全球老齡化的發展，學術界陸續轉向直接研討老年照料這一特定形態，成年子女照料者的身心健康得到更多關注。關于身體健康層面，有研究從生命歷程視角出發，認為老年照料不僅會降低子女的身體健康，[16]且會增加子代照料者的醫療開支，降低勞動者的勞動市場參與率。照料活動的強度增加、持續時間的延長會讓女性負擔加重，從而提升其身體疼痛的發生率和自評健康較差的概率。[17]但也有研究認為老年照料非但沒有降低子女的健康水平，反而因子女鍛煉活動等健康行為的增加改善了照料者的健康水平。[18]李青原[19]則指出，為城市失能老人提供家庭照料的照料者身體健康并無影響。關于心理健康層面，徐勤[20]指出，家庭老年照料對中青年子女心理壓力很大。但同時也會使其獲得欣慰、滿足等積極性體驗。[21]這種正負向交織的心理體驗會因照料期間、資源投入、照料轉變等行為產生明顯波動，[22]子代照料者福利最終是否受到損失仍需進一步檢驗。

國內外研究已經較為全面地分析了家庭老年照料對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影響，但研究結論仍存分歧，且研究主體比較分散，研究視角比較單一。未能在當前經濟結構調整、人口發展轉型與疫情防控常態化的時代背景下，構建更加適宜的研究框架，對老年照料與子代健康的關系展開動態調查。

本研究認為，照料者的福利探討可以歸于三個維度：第一，角色介入；第二，介入程度；第三，照料福利。對于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的角色介入問題，多數研究均表示照料老人的贍養載體仍以成年子女為主，[23-24]其他家庭成員與社會照料仍是輔助的支持來源。而在子女提供照料的過程中，從長度上，可以分成廣度（短期照料）與強度（長期照料）兩個層面；從形式上，則可囊括為經濟上的轉移支付與生活中的照料時間投入兩部分。[25]在照料活動中，長度與形式相互交織，并非始終不變，存在異質性，不同社會地位的子女會因老人的多層次照料需求進行相應調整。一般來說，家庭老年照料初期，子代照料者會因時間分配的調整，選擇增加老年人照料以及家務勞動的時間，或者通過非正式照料服務的引入改變照料供給主體。但不論哪種照料模式，其本質都是在“成本—收益”約束下表現出的照料選擇，均會加劇子代照料者提供照料的緊張感，身體健康狀況以及心理健康狀況均會呈現下降趨勢，[26]進而影響老年服務的高質量發展。

在疫情沖擊的情形之下，勞動者不僅要緩解防范病毒和維持生計之間的矛盾，也要考慮如何平衡“工作—家庭”間的關系，心理負擔和壓力明顯提升。[27]如果在短期照料過渡到長期照料的過程中，照料提供者并未得到更多的照料支持，那么他們將陷入痛苦以及受到心理疾病的困擾，[28]加劇累積劣勢。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負向影響是建立在家庭子女長期照料且未得到實際支持的基礎上。Chiappori[29]指出子女照料的供給越多、質量越高，也更容易得到老人對子女的經濟贈與以及提供隔代照料等代際互助行為，從而彌補子女因老年照料所產生的經濟補償與主觀幸福感，[30]進而改善照料者的身心狀態。公共衛生事件的突發使得居民日?；顒酉到y進行調整、活動的時空制約發生變化，雖然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家庭的照料危機，[31]但同時也提升了個體的生活韌性。由此，立足高質量發展新階段，本研究將利用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前后這一準自然實驗場景，從老年照料廣度以及強度雙重視角出發，關注家庭老年照料對子代照料者的健康福利的長短期影響以及理論機制，進而為政府精準施策提供較為鮮明的政策建議。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源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該數據為追蹤調查，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識別追蹤對象的連續性，強化不同時點的可比性?；诖舜窝芯磕繕?，選取了CFPS2018、2020年兩期數據展開分析。CFPS數據的調查會分多個月進行，CFPS2018的數據收集于2018年6月開始，2019年3月結束；2020年的調查，就分布在7月到12月之間，也是疫情發生后，這也為后續研究構建準自然實驗場景提供了重要條件。

（二）變量設置及釋義

第一，子代健康。本文以CFPS數據中自評健康、主觀幸福感、未來信心分別衡量身體健康、當下感受、未來感受。其中，自評健康是個人對自身健康情況進行的綜合評價，其與慢性病發病、衛生服務利用、死亡率等客觀疾病指標存在密切聯系，是目前國際上用于評價子代身體健康最為常用的指標。[32]CFPS中自評健康具有5個等級（不健康、一般、比較健康、很健康、非常健康），本文分別賦值1至5。心理健康本文選用當下感受以及未來感受兩種指標，既可以反映子代當下的心理狀況，也可以更好地探尋子代未來的心理變化。其中，主觀幸福感從低到高，賦值為0至10；未來信心從低到高，賦值為0至5。

第二，家庭老年照料。本文通過使用CFPS問卷中“是否料理家務或照顧父親”和“是否料理家務或照顧母親”兩個問題來構建初步家庭老年照料指標，其中兩個問題有一個回答“是”的則賦值為1，反之賦值為0。此外，考慮到這一測量方式不能有效剝離家務勞動與老人照料的差異性弱勢，故選擇使用“老人是否需要照料”這一指標與前述家庭老年照料指標進一步對接，從而創建出最終的家庭老年照料指標。另外，本文也考慮到僅檢驗家庭是否照顧老人，只停留于一種廣度初期狀態，無法探究照顧時長的影響，即考察家庭老年照料持續期與子代健康的長期關系。由此，利用“照料父母頻率”的問題，將“每天照顧”“一周3～4天”“一周1～2天”的子代定義為承受三等至一等的家庭老年照料強度。[33]此外，本文認為照料強度也僅著重反映當期照料者的一種照料付出表現，并未篩選出“持續照料者”的強度變化趨勢。故在照料廣度的基礎上，篩選出調查年份連續兩期回答“照料”的“持續照料者”，[34]進一步考察照料強度相同的情況下家庭老年照料對持續照料者的健康影響。

（三）研究方法

第一，老人子代照料變動趨勢分析。為豐富老人照料與子女健康的研究成果，本文分別從縱向與橫向角度對兩者的關系展開分析。其中，縱向角度是指對追蹤調查中同一批子代家庭老年照料趨勢進行分析，在照料廣度的基礎上篩選出照料強度大于0的研究樣本，以期發現照料持續期內家庭老年照料與子代健康的長期影響；而橫向角度的分析是指對歷年調查樣本中，家庭老年照料廣度對子女健康的一種短期影響，以期對總體樣本中家庭短期照料對子女狀況及不同年份的特征進行識別。

第二，子代健康狀況的影響因素分析。本研究選取了年齡、性別、受教育年限等個體特征，又引入同期的宏觀數據（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化率）作為控制變量。經過嚴格的篩選與整理，最終得到6842份成年子女（18～65周歲）的微觀樣本。其中，照料者2301份，持續照料者1644份。通過構建動態面板數據模型，觀察上述因素對子代健康的整體影響。具體描述統計見表1。

表1 描述性統計

四、描述分析

（一）老年照料與子代照料者身體健康

為了更加清楚地展現子女在照料老人過程中的健康變動情況，研究從縱向和橫向交叉結合的角度對此展開分析。其中，家庭老年照料廣度與子代健康是使用全樣本進行分析，家庭老人持續照料是使用2018—2020年CFPS調查所追蹤的同一批子代照料群體，且為了保證分析合理，僅保留照料強度大于0的研究樣本。

根據表2的統計結果，整體而言，照料老人的活動出現，使得子代的身體健康水平呈現下降趨勢。進一步對比2018年與2020年的分析數據，可以發現，從廣度而言，老年照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子代的身體健康。子代身體保持非常健康的比例已經下降了9.94%。這意味著公共衛生事件爆發后很可能對養老產業產生巨大沖擊，家庭老年照料活動對子代的身體健康承載造成較大壓力。但由于家庭老年照料作為一項長期的不間斷工作，子代將依照不同的照料強度調整其經濟決策。因此，研判家庭老年照料與子代健康的關系，不僅需要考慮是否照料這一特征，還需引入家庭照料的長期表現照料強度展開后續分析。表3顯示，對連續照料的子代而言，其身體健康水平在不同的照料強度區間出現波動狀況。

表2 家庭老年照料廣度與子代身體健康

表3 家庭老人持續照料與子代身體健康

（二）老年照料與子代照料者心理健康

根據表4的統計結果可知，相比于未承擔家庭老年照料的子代，承擔家庭老年照料的責任付出對子代主觀幸福感具有明顯的促進功能。這一研究結論不僅適用于家庭老年照料與子代主觀幸福感的整體分析，也適用于疫情發生前后的對比檢驗。結合2018與2020年的數據發現，隨著家庭老年照料強度的提升，持續照料者的主觀幸福感呈現上升趨勢。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在照料前的感情基礎是促使成年子女承擔照料責任的重要驅力之一，也為成年子女克服照料困難和壓力提供了動力。[35]子代對父母的愛不僅僅是一種促使成年子女承擔責任的力量，它也可以反過來幫助子代照料者克服種種照料困難和壓力，讓成年子女感受到被需要的快樂。在疫情發生后，被照料者——老人將會傳遞出更強的依戀感的態度信號，會讓照料者強化角色意識和責任感，讓此類群體因照料老人產生的自我價值實現感得到提升。此外，根據表5的描述分析結果可知，相比于家庭老年照料廣度而言，家庭老人持續照料與子代未來信心的相關性更加明顯。依照時間維度進行對比可知，在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后，照料老人的子代未來信心明顯上升。在疫情發生初期，子代可能由于害怕接觸病毒、擔心家人或其他親近的人感染病毒，其正念水平會下降。但隨著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更多的子代減少了外出行為，提高了與家庭老人的相處時間與頻率，使得家庭關系更為緊密，更好地領悟社會支持的重要性。進而有效降低其焦慮、抑郁、壓力及睡眠障礙，對未來保持相對樂觀的積極情緒。

表4 家庭老年照料廣度與子代心理健康

表5 家庭老人持續照料與子代心理健康

（三）照料對象的內部差異與子代健康

根據表6的分析結果可知，受公共衛生事件和人口老齡化的交匯影響，子代照料父親、母親的人數顯著增加。照料父親的人數增加明顯高于照料母親的人數。照料父親的子代平均身體健康指數略高于照料母親的平均身體健康指數。從時間維度出發，可以發現：第一，疫情爆發后，照料父親的子代健康水平有所降低，照料母親的子代僅主觀幸福感出現低落。第二，對比不同的照料對象，照料母親的子代心理健康水平更高，照料父親的身體健康水平更高。第三，考慮到同時照料父母的雙重壓力，子代的整體健康雖然相比疫情前呈現下降態勢，但是相比于單一的家庭老年照料，承擔雙重照料的子代健康福利并未呈現明顯降低。很大可能是因配偶照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輕子女的照料負擔所發揮的經濟作用。

表6 照料不同對象與子代健康

（四）照料中間活動與子代健康

家庭老年照料作為一種勞動和時間密集型活動，[33]子代照料者在照料過程中既需付出時間、精力等隱性成本，又需提供醫療費、營養費等顯性支持。而在這種功能性支持的長期過程中，必須要結合子代與父母關系、聯系頻率、經濟交換展開拓展分析。根據表7的描述分析結果可知，子代與父代之間的關系融洽、聯系較多的子代健康程度更高。同時，子代與父代間的雙向經濟支持，可以進一步增強親子間情感緊密度，從而在實現資源整合的過程中使得子代健康水平得到極大提升。這也意味著，在人口老齡化危機日益凸顯的時代背景下，政府除了考慮如何直接降低家庭老年照料的負向影響，也需強化代際間的情感互動，維持、提升家庭關系的和諧程度。

表7 照料中間活動與子代健康

五、實證檢驗

（一）基準分析

前述描述分析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驗證了家庭老年照料與子代照料者健康之間的相關性，但仍需通過實證檢驗才能夠進一步佐證兩者之間的關系。根據表8模型1的分析結果可知，家庭老年照料初始活動的投入，使得子代的身體健康水平明顯下降。模型2與模型3的分析結果顯示，家庭老年照料廣度不僅降低了子代的主觀幸福感，也降低了子代的未來信心。但在考慮是否照料的基礎上進一步引入照料強度指標后，卻發現持續照料者的身心健康發生顯著改變。家庭老年照料強度對身體健康的經濟意義不再明顯，對當下幸福以及未來信心顯著提升。這意味著家庭老年照料的初期雖會降低子代照料者的自評健康狀況，但隨著照料活動的增加，自身的鍛煉意識與能力將得到提升，且兼顧高強度照料與工作的概率顯著下降，由此可能削弱持續照料行為對子代照料者健康不利影響。家庭老年照料初期會提升子代照料者的心理壓力，加劇“角色壓力”，從而造成子代照料者的主觀幸福感與未來信心有所降低。但隨著照料頻率以及強度的適應，代際互動將會得到強化，子代照料者更能在家庭老年照料中感受到親密關系和生命活力。

表8 基準分析

（二）公共衛生事件沖擊檢驗

前述分析已經檢驗了家庭老年照料對子代健康的長短期影響，但并未結合疫情爆發到蔓延期間，進一步考察長期照料者的身心健康是否受到顯著影響。2020年1月，爆發了全球性公共衛生事件。從國內來看，除少數人口流動性較大的中心城市外，大部分城市均實現了對疫情的有效控制。因此，為識別公共衛生事件對子代健康的影響，將2020年作為時間節點，將疫情視為一次完全的外部沖擊，可以選用政策效應評估中常用的雙重差分（DID）進行實證分析。根據DID模型設定方法，需首先設置實驗組與對照組。結合國內疫情發展情況，選擇事態較為嚴重的武漢、上海、北京、重慶、深圳和廣州6個城市所在省份作為實驗組，將其余事態較輕的省份作為對照組，從而構建出準自然實驗場景。[36]經過平行趨勢檢驗，發現可以采用DID模型展開分析。

根據表9的結果可知，疫情作為一種重大的公共衛生外生沖擊事件，雖然其本身對照料者的身體健康與未來信心造成負向作用已被驗證。[36]但疫情沖擊并未明顯改變家庭老年照料強度對持續照料者身體健康的影響，長期照料者的身體健康下降是因疫情防控中信息不對稱所引起的，由于無法獲得關于相關信息，進而實現有效防護，提高了其身體健康下降的風險。另外，疫情也改變了人們的健康認知，為提升國民健康綜合素養提供了發展契機，增強了持續照料者的心理韌性（resilience）。長期照料者與家庭成員的情感互動整體提升，大幅抵消了疫情對其喪失工作與信心的不利影響。不過，如果考慮到男女性別差異，女性就業多集中在非正規領域，疫情發生讓她們更易陷入貧困且得不到充分的社會保障和救濟的困境中，而這將加重女性的照料負擔，最終不利于女性長期照料者的身心健康。

表9 公共衛生事件沖擊檢驗（持續照料）

（三）影響機制

上述研究已經著重回答了在人口老齡化危機正在凸顯的的現實環境下，老年照料長短期對子代健康的影響方向與實際趨勢。但這并不能很好地解釋家庭老年照料長短期發生變化的實質原因。因而對家庭老年照料與子代健康的影響機制展開深度挖掘十分必要。根據Donni[37]的“家庭集體模型”（collective models of household behaviour），家庭老年照料活動涉及家庭資源分配。在子代承擔照料責任的過程中，不僅是一種單向付出的經濟行為，也會因照料模式的改變（例如利用社會照料投入）與照料質量的提高，得到老年人的經濟反饋與實際支持，減輕子代照料負擔。由此，盡管子代照料者會因占用勞動時間和損失的收入增加機會成本，[38]提高“時間貧困”與“隱性貧困”的可能性，[39]但隨著時間延長，老年照料增加的經濟負擔將會因家庭照料資源的整合而有所削弱，這對提升子女的照料積極性具有重要的作用。[40]

表10的回歸結果顯示，家庭老年照料廣度顯著降低了子代的勞動供給與實際收入。但相比于持續期照料，勞動供給與實際收入系數均顯著上升，盡管實際收入的經濟意義仍然為負。這說明，家庭老年照料從短期到長期，會因機會成本與時間成本的降低，讓子代的身心健康可以適應恢復。老人的照料需求會因家庭資源的整合而減輕子代照料者的自身照料資源投入。但僅回歸結果而言，家庭老年照料對子代照料者的實際收入的不利效果依然值得關注。此外，成年子女工作時間增加是否與個人照料收入投入下降存在關聯也需要進一步厘清?，F實來看，照料者的健康轉變很大概率是照料者基于前期的自我對比下，產生的一種自我效能感，而不是依靠代際關系產生的“反轉”趨勢，成年子女依然是老人日常照料的主要提供者。

表10 影響機制

六、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利用CFPS2018、2020年兩期調查數據，檢驗了疫情爆發前后，家庭老年照料對子代照料者健康的長短期影響。研究發現：第一，子代照料者的身心健康會在老年照料初期明顯下降，但是隨著照料者的強度適應以及家庭資源整合，子代照料者的身心健康會得到部分恢復。第二，疫情的沖擊增強了持續照料者的心理感受。面對疫情沖擊，長期照料者與家庭成員的情感互動整體提升，明顯降低了疫情對其心理健康的負面作用。第三，進一步分析顯示，家庭老年照料初期會降低子代照料者的工作時間與實際收入，從而影響其健康變動。不過，隨著時間延長，這種負向作用會有所消退。但這種趨勢轉變更多源于子代照料者基于前期的自我對比下，產生的一種自我效能感，而不是依靠代際關系產生的“反轉”趨勢。因此，為子代照料者提供更加切合的關懷政策例如“喘息服務”十分必要。

依托上述研究結論，本研究認為在中國面臨經濟轉型與家庭結構小型化的過程中，“多重疾病負擔”“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發生將迅速打破家庭整體平衡。如何增強子代照料的健康水平，對協同推進健康中國戰略和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具體建議如下。

第一，在家庭老年照料仍占基礎性地位的現階段，政府需要制定適宜家庭老年照料的支持政策，來減緩子女提供照料服務中的健康資本損失。借鑒發達國家經驗，降低老年日間照料的服務成本，對因照顧年邁父母而減少工作時間甚至退出勞動市場的子女引入“時間銀行”以及提供購房置換津貼等實質補償，鼓勵企業為承擔家庭照料責任的員工設置靈活就業、異地就業等，化解家庭與工作之間的沖突。

第二，提高多層次、多樣化的養老服務的可及性。強化正式照料的支撐性作用，通過提高照料部門勞動生產率來提升正式照料服務質量和效率。此外，也應健全覆蓋全國的健康素養和生活方式監測體系，尤其是疫情發生后，更應加大對子代照料者的心理干預與家庭治療援助，有效降低其照料初期的負性生活應激，改善機體的免疫功能。

第三，針對不同的照料群體以及照料特征，應該實行差異化的制度安排。針對男女之間的體力差異，應該著重考慮女性工作—家庭的緊張關系，為有老年照料需求的女性子代照料者提供更多的包容政策，包括降低信息門檻、設置彈性工作時間以及賦權男性，改善男性的自覺內化的性別規范意識，從而削弱女性在家庭分工中的相對劣勢地位。

第四，從提高老年人照料保障入手，也需針對不同健康、失能、半失能的老年群體提供不同的長期護理保險政策。另外，即便相同條件下，子代需要承擔的老年照料壓力也具有顯著差異，由此應對承擔持續照料的家庭優先提供現金給付、智慧養老等幫助，在減輕子代老年照料負擔的同時也利于老年人的社會角色轉變。最終以政府牽頭、家庭合力、社會輔助等多方參與形成新供給模式，有效促進子代照料者的健康提升和福利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