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人社會學研究的三次浪潮:內在志向、社會位置與干預行為

郎友興 趙云云

提要：知識人社會學理論的誕生始于知識界對現實的關懷,學術團體內部的反思則是該理論不斷更新的主要動力。自20世紀以來,不同的學術團體根據各自的立場進行了知識建構,它們分別是:以關注知識人內在志向為核心的經典知識人社會學、以關注社會位置為核心的知識人場域社會學、以關注知識人干預行為為核心的干預社會學。這些豐富的理論洞見表明,學界關于知識人已經衰落的判斷并非確定的社會現象,而是因為在社會結構的變動和學界的反思中,知識的類型和知識人的面貌已發生了改變。

引 言

19世紀90年代在法國發生的“德雷福斯”事件(1)“德雷福斯”事件發生于19世紀90年代,普法戰爭結束后,法國軍事當局誣陷猶太裔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向德國出賣軍事機密,以間諜罪將其逮捕。該案件使法國輿論一片嘩然,許多知識界人士控訴當局的不合理行徑,主張為德雷福斯平反,如埃米爾·左拉、阿納托爾·法朗士、莫奈、涂爾干等。經過社會各界人士的努力和德雷福斯本人的不斷申訴,最高法院終于在1906年撤銷原判,宣布德雷福斯無罪。被視為現代知識人誕生的標志。(2)在中文學術界中,“士人”“知識分子”與“知識人”是學者們常用的表達方式?！笆咳恕币辉~常指古代知識精英,其余二詞則指向現代知識群體,其中“知識分子”多用于社會科學,“知識人”多用于人文學科。當使用“知識人”一詞時,它也暗含了對知識群體的生存方式的探索,對其文化信仰的強調。本文對已出版的著作的引用,根據現有的語言習慣使用已被普遍接受的原文和譯文詞匯,除此之外,則使用“知識人”一詞。自此以后,知識人便沒有脫離學界的研究視野。然而,知識人社會學中有關知識人已經衰落的論調卻不絕于耳。自1968年“五月風暴”后,?？卤惆@全能型知識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s)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各類專家(specific intellectuals)。(3)Michel Foucault,“Truth and power,” in Paul Rabinow eds.,The Foucault Reader,Pantheon,1984,pp.51-71.隨著現代大學教育體制的興起和地理環境的改變,雅各比(Russell Jacoby)早在1987年就敏銳地察覺到,那些把普通的或有教養的人當作聽眾的公共知識分子、作家和思想家終結在出生于20世紀最初幾十年的知識分子一代,此后,公共生活中不再聽到年輕人的聲音。(4)雅各比:《最后的知識分子》,洪潔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20年后的波斯納(Richard A.Posner)同樣延續了公共知識分子衰落的論調,但卻是從知識產品的質量角度來分析公共知識分子在社會地位、個人貢獻以及社會意義上全方面的衰落。(5)波斯納:《公共知識分子:衰落之研究》,徐昕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不久之后,以色列的歷史學家施羅默·桑德(Shlomo Sand)在考察法國從左拉到維勒貝克等知識分子后提出,在信息和知識都呈現碎片化的當代,知識分子和政治權力已經鐵板一塊,法蘭西的知識分子雖然被稱為“世界的法官”,但是難以產生“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6)桑德:《法國知識分子的終結?》,樊艷梅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23年。。因此,一方面是對知識人已經衰落的悲憤和指責,另一方面卻又出現了關于知識人的大量研究。除知識人社會學研究之外,很少有一類文獻數量增加的主要原因竟然是聲稱其研究對象正在逐步走向黃昏。(7)Gil Eyal and Buchholz Larissa,“From 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s to the Sociology of Intervention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6,2020,pp.117-137,117-137.在此背景下,若要為形成一篇知識人研究的文獻述評提供正當性,本文的目標就不能只是描述的,而應當是重構的。

當我們試圖重構知識人研究的文獻時,新近的知識人研究方法和知識社會學視野共同提供了啟明性。首先,《社會學評論》(TheSociologicalReview)中對“公共知識人介入的策略”進行了理論和經驗上的拓展與分析,這些研究嘗試發展布迪厄的“策略”概念,進而使其充當溝通結構與能動性、情境與行動、合作與競爭、即興與計劃的橋梁。(8)Mohamed Amine Brahimi et al,“Strategies of Public Intellectual Engagement,” 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68,No.5,2020,pp.982-998.在布迪厄看來,“策略”是通過社會化的方式獲得的對事物的實踐感,是一系列由個人或集體所進行的試圖維護或提高他們在既定場域中的位置所進行的實踐。(9)Pierre Bourdieu,“The Genesis of the Concepts of Habitus and Field,” Socio Criticism [Theories and Perspectives II],Vol.2,1985,pp.11-24.因此,“策略”一詞具有時間和空間上的延展性:一方面,社會化的過程具有時間維度;另一方面,個人的實踐也體現了他與場域中其他人的關系,在時空交織中,策略同時具有了關系性的特征,這不僅是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導向的經濟關系,也包括合作、認可、情感等象征性關系。所以,策略擁有讓不同理論對話的潛力。而在不同研究視角的對話中,構建知識人理論的三個基本維度也浮現出來:社會位置(social position)、內在志向(allegiance)和干預行為(behavior)。

其次,知識社會學在承認知識發展具有內在理路的同時也強調其特定的歷史—社會根源。雖然學者們在進行研究時對三個維度都有不同程度的觀照,但政治、市場和社會的作用與知識發展邏輯交互影響,從而使每一時期的側重點存在差別。因此本文的劃分雖然無法兼顧每個理論家的全部學術觀點,但卻能突出他們選擇的維度。本文的主要任務是著眼于西方知識人社會學研究,依據上述三個概念區分知識人社會學理論中不同的浪潮,揭示每一個理論蘊含的洞見,并反思其內部的罅隙,在此基礎上提供一幅關于知識人社會學研究的圖景。這三波理論浪潮分別是:以關注知識人內在志向為核心的經典知識人社會學、以關注社會位置為核心的知識人場域社會學和以關注知識人干預行為為核心的干預社會學。

一、經典知識人社會學:內在志向與身份標識

經典知識人社會學的問題意識是:什么是知識人?因此,確認知識人的身份標識就成為理論家孜孜耕耘的內容。在吉·伊爾(Gil Eyal)和拉里薩·布霍爾茨(Larissa Buchholz)看來,內在志向指引著初期理論家去探索知識人的各項問題。(10)Gil Eyal and Buchholz Larissa,“From 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s to the Sociology of Intervention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6,2020,pp.117-137,117-137.換言之,在定義何為知識人時,他們對誰或是對什么負責并獻身的問題成為經典理論考慮的重點。(11)查爾斯·庫茲曼(Charles Kurzman)和林恩·歐文斯(Lynn Owens)對知識人社會學誕生之初的理論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他們根據文獻中隱含的不同預設,將相關理論劃分為“階級在己論”(class-in-themselves)、“階級約束論”(class-bound)和“無階級論”(class-less)。請參見Charles Kurzman and Lynn Owens,“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8,2002,pp.63-90.此外,對經典知識人社會學進行綜述的作者還有伊萬·塞勒尼(Iván Szelényi)和比爾·馬丁(Bill Martin),他們以主體性(agency)、結構性位置(structural position)、意識(consciousness)為主題梳理了新階級理論的三次浪潮,請參見塞勒尼:《新古典社會學的想象力》,呂鵬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223—245頁。這一部分并非要論述所有的經典知識人社會學理論,而是以其問題意識、核心關切和理論方向選擇代表性學者的理論,從而與知識人社會學在此后的發展方向進行對比。

要明確內在志向成為經典理論核心關切的原因不僅要對“知識人”一詞誕生時的社會境況進行分析,也要考慮到理論發展的內在邏輯?！暗吕赘Ｋ埂笔录蛢纱问澜绱髴鹗窃杏浀渲R人理論的土壤。在“德雷福斯”事件中,隨著左拉的《我控訴》的發表,支持德雷福斯的知識人正式向當權者發出挑戰。喬治·克里孟梭毅然寫出“來自各個地方的所有知識分子為了一種看法而匯集在一起,這難道不是一種征兆”,但他卻出人意料地把原本是形容詞的“intellectual”作為名詞使用。雖然反德雷福斯派的主將巴雷斯在《日報》(LeJournal)上就此攻擊知識分子們自命不凡,但德雷福斯派卻欣然接受了這一稱呼,(12)呂一民、朱曉罕:《法國知識分子史》,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他們對正義的呼喚也促使當局最終產生合理的判決。因此,“知識人”一詞一開始就充滿政治和道德倫理的意涵,它意味著知識人依據真理和普遍價值對政治權力的批判與反抗,它充當了凝聚知識人的集結號,當知識人通過言行介入政治時就體現了自己的使命和善心,也成為“良心的一剎那”(13)伯恩斯:《法國與德雷福斯事件》,鄭約宜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3頁。。然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歐洲許多知識人帶著對理念世界的信仰投身政治時,卻對涌動的種族、民族和階級激情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故對這場災難負有部分責任。同樣是對內在志向的踐行,緣何知識人參與公共生活卻產生了不同的后果?這一社會事實引起了知識群體的反思。此外,就理論自身的發展而言,一門分支學科在研究之初往往與經驗現象有著緊密的聯系,所以學者們的著作中也充滿了對知識人的情感和信仰的反思。

具體而言,經典知識人社會學理論圍繞“內在志向”這一核心關切,以不同的方式來確認和界定知識人的身份,他們將知識人分為三類:志于抽象理論和普遍價值、志于本階級的利益和志于知識與利益。

在“志于抽象理論和普遍價值”的文脈中,理論家認為真正的知識人是關注抽象的真理、公正和普遍價值的人,而非關注特殊利益和權力之人,因此在黨派中扮演支持性角色的知識人就成為這類理論批判的對象。在朱利安·班達(Julien Benda)看來,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是蘇格拉底或耶穌類的知識分子,他們應該用抽象的公正、真理和理性來批判現實,而這些價值也是將知識分子聯系在一起的紐帶。因此,任何投身現實的行為都是對理想的背離,民族國家、階級以及種族是腐化知識分子的外在原因,只有遠離實際的紛亂,知識分子才可以守護自己的價值理想。然而,1850年至“一戰”前后的西方知識分子卻背離了這一理想。究其原因,沒有人可以否認該時段的歐洲是政治激情登峰造極的時代。種族、民族和階級的激情不僅甚囂塵上,而且達到了組織化、合理化和普遍化的程度,知識分子披上道德與科學的外衣投身于現實。他們渴望感性與激情,于是情愿背離理想,而且還以不同的方式背叛自身的使命,如反對民主、將思想介入政治和道德中、反對正義行動等。這些知識分子不相信絕對超驗觀念的存在,認為一切思想都會隨著物質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任由理念和激情支配行為。(14)班達:《知識分子的背叛》,佘碧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所以,在班達的描述中,理想世界和現實之間橫亙著不可跨越的鴻溝,如果知識分子冒著危險在其中跳躍,就會成為迷途的羔羊。

和班達的立場相似,馬克·里拉也認為知識分子沉迷于抽象的符號和心靈世界,但是心靈的激蕩則會將人帶入政治,并引發一系列政治災難。他關注的主題是20世紀的歐洲知識分子如何參與了政治和以怎樣的立場參與政治。在里拉看來,盡管海德格爾、阿倫特、施密特、科耶夫、本雅明、?？?、德里達以不同的方式參與政治,但他們在“敘拉古之惑”面前繳械投降,無疑都體現了一種“知識分子的背叛”(15)里拉:《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鄧曉菁、王笑紅譯,新星出版社,2005年。。劉易斯·科塞承接這一文脈,認為知識人是一個擁有自我意識的社會群體,是為理念而生的人,而非靠理念吃飯的人。正因如此,知識人介入政治通常都以災難告終,知識本身會變質,進而變成輔助性的存在,他們的命運也會受到負面影響。因為知識人關注的是抽象和普遍的價值,當面對現實時往往充滿了妥協與折衷。換言之,知識人與政治的關系從未穩固。(16)科塞:《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郭方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希爾斯更是直接指出,每個社會都有獲取和評判成就的標準與規則,它們構成了有效精神財富的實質性信念與象征符號。知識分子就是共同繼承這些知覺、鑒賞和表達的傳統的人,所以他們會頻繁地運用抽象符號來表達對人、社會、自然及宇宙的看法,同時也肯定由這些傳統認可的工作方式的重要性。(17)希爾斯:《知識分子與當權者》,孫慧民等譯,桂冠圖書公司,2004年,第3—29頁。

在“志于本階級的利益”的文脈中,理論家認為知識人受到了本階級的約束,他們代表著該階級的利益。這一理論起源于葛蘭西對“傳統知識分子”與“有機知識分子”的區分。在葛蘭西看來,傳統知識分子是一個自主的、獨立于統治階級的社會群體,有機知識分子產生于相對同質的社會群體中,而社會群體又是在經濟生產中形成的。后者與生產領域有著密切的關系,有機地嵌入在產生自身的社會群體中,他們的觀念和實踐反映了自身所處的社會群體的經濟利益,并扮演著為該社會群體提供文化霸權的角色。葛蘭西的觀點起源于馬克思和馬基雅維利,一方面,他的“文化霸權”概念提供了一條文化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道路,另一方面,馬基雅維利強調現代國家中精神改革和宗教改革的重要性,此外,對社會的有機理解也影響了他對有機知識分子的關注。(18)葛蘭西:《獄中札記》,葆煦譯,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8—436頁。

如果說前兩類理論分別從心靈層面和物質層面關注知識人的內在志向,那么第三類理論則試圖超越對內在志向的狹隘理解,轉而同時從上述兩方面來分析知識人。作為知識社會學研究的開山鼻祖,曼海姆對知識分子的社會根源及其思想有開創性的見解。在他看來,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難以被明確定義,他們是一個“相對不受束縛的知識階層”,其基本特征就是漂流不定(free-floating),將其視為一個階層的原因是他們都受過教育。(19)曼海姆:《文化社會學論集》,艾彥、鄭也夫、馮克利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0—174頁。當我們仔細拆解曼海姆關于知識人的定義時,作者所謂的“相對不受束縛”意味著知識階層活動的多樣化。從過往而言,他們是拋棄了父母階層的叛逆者,當統治階層顯示出無力履行其職能的征兆時,當最受壓迫的階層(無產階級)開始分享對社會秩序的支配權時,知識階層就得到了社會機遇,進而從原有的社會羈絆中解放出來。就將來而言,知識分子能夠以代理人的身份參加各種社會運動,他們的政治選擇也因不同的條件而產生相應的變化。正是因為知識階層本身就是搖擺不定的,所以對知識分子進行確切的社會定位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在曼海姆的理論中,知識人一方面有志于知識,另一方面也會因為各種現實利益與政治結盟,所以無論是抽象理論、普遍價值,還是實際的物質利益都不能對其單獨定義。

以古德納(Alvin W. Gouldner)、伊萬·塞勒尼(Iván Szelényi)、喬治·康納德(George Konrád)等人為代表的新階級理論也對知識人的志向進行了雙重考察,他們認為知識人不僅醉心于抽象的知識,也有志于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靶码A級”這一術語起源于巴枯寧的著作《鞭笞統治的日耳曼帝國和社會革命》,它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有緊密聯系,它是以“二戰”后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人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理論。(20)Lawrence Peter King and Iván Szelényi,Theories of the New Class:Intellectuals and Power,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4.不可否認,“二戰”之后許多國家中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都進行了爭取權力的活動,但這些追求權力的規劃卻無一例外地失敗了。在這些實踐的基礎上,新階級理論家都承認資本主義體系下資產階級的統治無法持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的階級。盡管知識分子爭取權力的嘗試以失敗告終,但是社會行動者之間的權力平衡已經發生了變化,而某些類型的知識分子是這一變化的受益者。古德納認為,從20世紀60年代晚期開始,出現了技術知識分子階層與人文知識分子階層之間的強大聯盟,此種技術理性與批判思維的聯姻可能導致一個新階級的形成。在思考新階級的產生及社會定位時,他主要運用了兩種理論:一種是批判性的話語文化(culture of critical discourse),另一種是一般的資本理論(general theory of capital)。一方面,知識分子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因這一共同經歷產生了批判性的態度、技術語言和對科學的實用主義取向,而這類批判性的話語文化也是構成知識分子共同身份感的基礎。另一方面,他們并非不考慮自己的實際利益,而是將自己掌握的知識視為一種文化資本,借此作為在政治和經濟市場中進行兌換的工具。(21)Alvin W.Gouldner,Dialectic of Ideology and Technology:The Origins,Grammar and Future of Ideology, Seabury Press,1976, pp.3-19.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推論,將這一獨立的知識階級聯結為一體的紐帶不僅由“批判性話語文化”構成,同時也由知識群體的個人利益構成。換言之,可以從其歸屬的價值和歸屬的權力兩方面來定義。在古德納看來,新階級是一個有缺陷的普遍階級(flawed universal class),盡管他們會利用自己的特殊知識來增進自己的利益和權力,但這個在道德上矛盾的階級可能是歷史賦予我們的“王牌”(best card)。(22)古德納:《知識分子的未來和新階級的興起》,顧曉輝、蔡嶸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頁。

經典知識人理論以知識人的內在志向為關切確定了他們的身份標識,并以此為楔子分析了知識人圍繞志向展開的一系列實踐,這無疑為研究知識人提供了許多豐富的洞見。知識人群體內部的差異性極大,而唯一的共性便是他們都曾受過教育,其文化特征不容忽視,所以知識人以抽象真理和普遍價值為志向似乎成為不言自明的事。但經典知識人理論并不滿足于單一的視角,而是重新表述了“內在志向”,將其與物質利益、社會責任和角色期待聯系起來。所以知識人不僅關注神圣事物,扮演理念人、文人和文化生產者的角色,也會被現實因素重新塑造,故而“內在志向”這一概念有了更大的延展性。然而,誰掌握定義知識人的權力?如何研究其不斷變動的社會位置?處于結構中的知識人是否擁有能動性?經典知識人社會學理論留下的懸而未決的問題構成了后來者繼續思考的基礎。

二、知識人場域社會學:社會位置與相對自主

知識人社會學對內在志向的重點關注并不是某一時刻戛然而止,而是慢慢地淡出理論家的視野,轉而進入學者們研究視域的是對知識人所處的社會位置的強調,這一時期的問題導向便是:知識人身處何處?

這一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的研究焦點轉移不僅是對西方社會結構變遷的反映,也與布迪厄提出的場域社會學密不可分。隨著現代生產社會向后現代消費社會的轉型,市場機制在社會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并創造了一種多元主義文化的社會。此前構建道德責任和干預政治的“德雷福斯”式知識人因難以壟斷設計民族國家的權力,逐漸從舞臺中央退出,只能流轉于不同的場域。因此,學界對知識人身處的空間和位置的關注是其面對社會現實的自覺反應。布迪厄的反思確立了這一階段的研究范式,他以“場域”和“慣習”之間的辯證關系來與各種實體論的傾向決裂?！皥鲇颉笔侵父鞣N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網絡,由附帶一定的權力(或資本)形式的各種位置在歷史上形成的關系所構成。(23)楊善華、謝立中編:《西方社會學理論》(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67—168、167頁。而“慣習”是集體歷史和客觀結構在個人身上體現出來的持久的性質,它不僅生成和塑造歷史,同時也是歷史的產物。(24)楊善華、謝立中編:《西方社會學理論》(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67—168、167頁。在這一理論的洞見下,知識人被置于關系性的視野中,學者們不僅可以研究個體之間的互動,通過探索互動效果的終結之處來重構知識人場域,也可以研究體系或結構等非人格力量對個人產生的效果,從而通過分析結構與個人的關系解釋知識人場域的變遷或成敗,并與經典理論中對知識人進行靜態分析的方式劃分界限,呈現知識人的群像。(25)李四龍編:《人文宗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63—277頁。

布迪厄以其場域社會學理論對知識人進行具體分析。在他看來,知識分子的定義問題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之一,誰是知識分子、什么是知識分子的特征,這本身就是文化場域的爭奪對象。(26)斯沃茨:《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陶東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第251—252頁。因此界定知識分子的問題以及這個界定如何變化的問題,本質上是知識分子的場域如何被建構的問題。此后的理論家們不再執著于對“何為知識人”進行明確定義,而是去分析知識人身處的結構性位置和其圍繞資本展開的斗爭實踐。

此外,布迪厄認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是獨立于各種世俗權力、經濟和政治權威的人,他們享有一定的自主性,能夠在與權力保持距離的基礎上自由地批判權力,經典知識人社會學理論對內在志向的強調便在這一觀點中留下了余音。但是,知識分子并不擁有笛卡爾意義上“我思”的自由,因為他們的觀點總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其認知和評價圖式、體現在言行中的慣習以及整個心智結構都與他們自身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密切相關。然而,知識分子并不總是能意識到自己的不自由境況,他們往往處于集體無意識中,誤認為自己擁有對社會進行批判的權力和自由,而這種集體幻想正是知識分子與具有支配性的社會政治力量合謀的產物。(27)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26頁。在此意義上,將知識人定義為追求抽象真理和普適價值的觀點則是知識人集體幻想的產物。

在布迪厄看來,知識分子所追求的自主性只能通過集體反思和行動來獲得。具體來說,知識分子應該意識到現有境況只是一種幻覺,他們應該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建構批判與討論的空間,通過集體的力量將自己建構為一個獨立群體,然后再以群體為單位去影響政治。在布迪厄的啟示下,不少理論家界定知識人的依據從內在志向轉向了他們生產的知識的性質,從研究知識人的群體行動轉向知識人場域的重構和轉型,從解釋知識人的階級問題轉向依據場域概念解釋特定知識人類型的出現或成敗。

如果說經典知識人社會學依據知識人內在的特征、傾向和地位對其加以界定,那么知識人場域社會學則認為對知識人的定義應取決于他們的知識產品,除文人學者之外,各類專家、智庫和公共知識人都成為知識人理論的研究對象。曼德維茨(Thomas Medvetz)關注了美國智庫的起源、背后的原因和發揮影響力的模式等問題。在他看來,美國的智庫不全然是政治過程中的“櫥窗裝飾物”,也是將知識實踐和政治實踐聯系起來的主要工具。智庫發展出了自己的傳統、規則和等級制度,并成為出臺公共政策和連接公共爭論的新機制。但智庫的制度化不能被還原為特定的因素,它是歷史進程中多重因素交織的產物。正是在經濟資本的所有者重申了對經濟的控制、特殊形式的政治專業知識的發展、大眾媒體的增長、大學的企業化等因素下,自主知識在公共生活中的價值才得到了提升。(28)Thomas Medvetz,Think Tanks in Americ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

在經典知識人社會學理論中,知識人要么成群結隊地投入政治,被朱利安·班達指責為對理想和價值的背叛;(29)參見班達:《知識分子的背叛》,佘碧平譯,2005年。要么處于特定的社會圈子中,和圈子中的人產生互動,并考慮到他的圈子在知識方面的需求,進而承擔起擴展相應知識的社會功能;(30)茲納涅茨基:《知識人的社會角色》,郟斌祥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蛘呤翘幵谑浪谆吐殬I化的教育體制下的研究人員,共同構成了“形而上學”俱樂部(metaphysical club)。(31)C. Wright Mills,Sociology and Pragmatism: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這些研究在將知識人置于一定的社會情境的同時忽略了知識人場域的重構和轉型,但蘭道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敏銳地捕捉到了前人未見的圖景。他在戈夫曼的符號互動論與涂爾干對儀式的研究的基礎上建構了互動儀式鏈(interaction ritual chain)理論,進而追溯了古希臘、中國、日本、印度、中世紀歐洲和現代歐洲的哲學思潮。(32)Randall Collins,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A Global Theory of Intellectual Chan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柯林斯把哲學思想的發展變遷放到了知識網絡的背景中,所謂的知識網絡就是思想家之間的社會聯系,它是一切思想的起源。知識網絡作為思想變遷的動力機制可以分為學術群體、代際網絡和結構性競爭。學術討論必然發生在一定的群體之中,而知識分子會因此建立起聯系。與此同時,知識分子的創造也不是憑空而來的,除了橫向的學術交流,還有縱向的學術傳承,因此師生之間的傳授鏈條就顯得尤為重要。最后,學術工作也在競爭中不斷進步,不同的觀點往往針鋒相對,如果說學術群體之間的觀點是一種整合,那么此處的學術網絡就是一種對抗。

經典知識人社會學圍繞知識人是否形成了一個獨立的階級展開了爭論,不同于經典理論的靜態分析,20世紀末的場域社會學則以動態的視野分析知識人類型的出現或成敗。吉·伊爾感到困惑的經驗現象是:在后共產主義時代的中歐,為何資本主義能夠在缺乏資產階級的情況下興起?(33)伊亞爾、塞勒尼、湯斯利:《無須資本家打造資本主義:后共產主義中歐的階級形成和精英斗爭》,呂佳齡、呂鵬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20—53頁。在回答這一問題時,伊爾運用布迪厄的資本概念描述了權力場域中的成功者和失敗者。在這一過程中,蘇聯時期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的持有者因沒有適應新的條件而淪為失敗者,文化資本的持有者使用自己的知識而非特權鑄造了一個新的資本主義類型,從而成為成功者。(34)Jeffrey J. Sallaz and Jane Zavisca,“Bourdieu in American Sociology,1980-2004,”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33,2007,pp.21-41.文化精英之所以能夠在不正式擁有資產的情況下控制資產,也和他們與技術官僚之間松散的聯盟分不開。雖然雙方并沒有結成真正的聯盟,但是卻在新自由主義的主題下實現了統一,并共同成為資本主義精神的載體。(35)Gil Eyal,“Anti-Polit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Dissidents, Monetarists and the Czech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Theory and Society,Vol.29,No.1,2000,pp.49-92.

伊爾不僅運用布迪厄的資本概念,也重視慣習概念在經驗研究中的運用。他發現,以色列研究中東問題的學者和軍事情報部門聯系緊密。為什么應該以中立的態度進行研究的學者會與軍事情報工作有緊密關聯?為什么政府機構中最冷靜、最秘密的組織會尋求歷史學家和文獻學家的幫助?在作者看來,中東研究和軍事情報機構之間關系的建立,不僅有賴于在學術界和官方之間構建一個邊緣的機構環境,也有賴于學術界和情報人員具有共同的專業知識形式,學術文獻是從事情報工作的工具之一,而情報工作者和研究者都是受過教育的人,都有追求真理的慣習,所以這個聯盟能夠形成。(36)Gil Eyal,“Dangerous Liaisons:The Relations between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in Israel,”Theory Sociology,Vol.31,2002,pp.653-693.

場域社會學在經典社會學基礎上有所發展。首先,不同于經典理論對知識人類型和特征的關注,場域社會學關注知識人所嵌入和進行實踐的空間;其次,它將場域視為宏觀結構之下的中層結構空間,從而避免了經典理論的決定論傾向;最后,它在理論層面對西方社會結構轉型的事實進行了自覺思考,提出了知識人當下境況的諸多解釋。然而,場域社會學在專注于分析結構與能動性的互動時,尚未深入到對知識人具體行為的分析之中,作為社會學中重要因素的文化也長期被視為因變量,近來的研究則克服了這些局限,同時也以新的方式分析了現代社會中的知識人。

三、知識人干預社會學:個人實踐與干預模式

在新世紀到來前夕,社會結構的變化和知識發展的內在理路又引發了知識人研究新的轉向。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和全球化進程的推進,知識人不僅與國內的政治力量、公眾和市場等主體頻繁地互動,也加快了國際交流的頻率,他們在多元場域的實踐增加了理解知識人境況的多重視角。引導學界進行反思的并非只是他們對實踐現象和經驗科學的興趣,對理論的關注是其一貫目標。關注知識人“內在志向”和“社會位置”的兩條理論脈絡不僅聚焦社會結構因素,也重視個人的心智和精神層面因素。正是在這兩類研究的成果和關系性的方法論基礎上,理論家們才能夠對知識人憑借自己的知識對其他領域進行的干預實踐進行細致研究。因此在伊爾和布霍爾茨看來,知識人社會學已經轉向了干預社會學。(37)Gil Eyal and Buchholz Larissa,“From 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s to the Sociology of Interven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6,2020,pp.117-137.具體而言,布迪厄的場域社會學不僅持續在法國學術界產生影響,也影響了別國的知識人研究;20世紀80年代英美社會學中的“文化轉向”在即將進入21世紀時孕育出了“表演理論”。這兩種研究范式最終相匯為“策略理論”,為知識人經驗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一)知識干預模式理論

知識干預模式理論往往注重描繪知識人的群像,并對其行為進行分類說明。薩丕諾(Gisèle Sapiro)圍繞法國作家為什么容易走向政治化的問題提出了針對公共知識人干預行為的類型學分析。她借鑒布迪厄的場域概念,將公共知識人干預的不同模式和知識人所占據的不同位置聯系起來。(38)Gisèle Sapiro,“Forms of Politicization in the French Literary Field,” Theory and Society,Vol.32,2003,pp.633-652.具體而言,成為作家的方式限制著個人介入政治空間的模式。顯要人士會借用媒體來傳達自己的觀點,如公開演講和發表道德論述等;美學家則會沿著“德雷福斯”式知識人的路徑,通過文學評論的方式發表對政治的看法;先鋒派作家會通過公開宣言和聲勢浩大的藝術示威等方式擺出政治激進主義的姿態。如伊爾所言,薩丕諾進一步拓展了自己的工作。她認為處于不同位置的文化生產者實踐著不同的政治干預模式,而他們的位置又進一步被三個維度所重新塑造。第一,作家擁有的象征資本的總量,它與作家的干預模式是集體的還是個人的直接相關;第二,相對于外部政治需求的獨立程度,這影響著他們采取自由散漫的干預形式的可能性;第三,專業化的程度,文化生產者越專業,就越有可能在一個專業的組織實體中進行干預?；谏鲜鋈齻€結構性因素,薩丕諾建構了7種知識干預的模式:普遍型知識人、道德秩序的衛道士、知識人的爭論團體和先鋒派、來自機構和政治組織中的知識人、專家、特殊的知識人和集體性知識人。(39)薩丕諾于2009年發表的作品為法文,此處轉引自:Gil Eyal and Buchholz Larissa,“From 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s to the Sociology of Intervention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6,2020,pp.117-137.

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社會學家布洛維盡管并未直接對知識人群體加以研究,但是他圍繞“社會學是為了誰”以及“社會學是為了什么”兩個問題展開了思考,由此繪制的社會學勞動分工圖也代表了知識干預的不同模式。在對上述問題的回答中,布洛維確立了區分社會學知識的兩個標準,分別為學術聽眾和非學術聽眾,工具性知識和反思性知識。作者進一步將社會學知識區分為政策社會學、公共社會學、批判社會學和專業社會學,每一種具體的社會學知識背后都有相應的社會學家作為載體。政策社會學為特定的非學術客戶所面臨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是一種工具性知識;公共社會學試圖在社會學家與公眾之間建立對話關系,雙方的議程都能被共同商討;專業社會學面向學術群體,由多樣交叉的研究計劃組成,是一種邏輯融貫的理論體系;批判社會學則審視專業社會學研究的基礎,是一種反思性知識。就知識干預行為而言,布洛維并未對這四種知識進行價值排序,而是認為它們意味著社會學家采取了不同的知識干預方式。盡管可以從理想類型的角度對不同的知識作出區分,但是在經驗層面,四種知識往往相互交織,每一種都具有其他三種知識的面向,只有互惠共存,有機結合,才能共同促進學科繁榮。(40)布洛維:《公共社會學》,沈原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15—17頁。

(二)表演理論

知識人的表演理論則直接受到了20世紀80年代社會學中的文化轉向的影響,強調文化范式的文化社會學與知識人研究的關系不容忽視。(41)亞歷山大:《社會生活的意義:一種文化社會學的視角》,周怡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8—25頁。如果說馬克思把人放在經濟和階級關系中來思考,那么就要通過研究知識人的經濟基礎以及與其他階級的關系來理解知識群體。如果說?？掳讶朔旁跈嗔﹃P系中去理解,那么就要通過研究權力和知識的共生關系來分析知識人和權力的合謀等問題。(42)?？?《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劉北成、楊遠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但是亞歷山大等文化社會學家則把人放到劇場中來理解,于是人們的社會行動被當作一場表演,一場成功的表演需要演員和觀眾都能理解表演所參照的文化符號,而知識人則掌握著創造和闡釋文化符碼的權力。(43)Jeffrey C. Alexander and Jason L. Mast,“Introduction:Symbolic Ac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the Cultural Pragmatics of Symbolic Action,” in Jeffrey C. Alexander,Bernhard Giesen,Jason L. Mast,eds.,Social Performance:Symbolic Action,Cultural pragmatics and Ritua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29.盡管他們都認為社會行動既不是基于利益,也不是基于偶然的計算,而是為了產生意義,但表演理論內部卻存在一定的分歧。

亞歷山大用文化語用學模型(cultural pragmatics)來解釋社會的發展與變遷,強調社會的變化是由意義推動的,表演概念中蘊含的多個要素共同構成了社會變遷的動力。換言之,這是一個知識人的理念產生社會或戲劇效應的過程。(44)亞歷山大、侯園園:《社會表演理論:在儀式和策略之間建立文化語用學模型(上)》,《社會》2015年第3期。在亞歷山大看來,社會表演可以被系統地類推為劇場表演。人們依賴簡化了的符號交流的結構進行文化互動,其主要特征就是儀式的中心性。而歷史轉型是一個儀式去中心化的過程,無論韋伯怎樣堅持自己對社會進化論的反對立場,從克里斯瑪的常規化到價值、目的理性的社會運動,無一不是儀式的去中心化過程。但亞歷山大認為,即使社會已變得愈加復雜,我們的生活仍然充斥著符號的、類儀式的活動。因此,不同于結構理論對制度、組織、階級、利益等因素的關注,亞歷山大將意義放到社會學研究的中心,認為社會實踐是一場表演,只有成功的表演才能保證社會互動持續進行。組成文化表演的要素包括集體表象、演員和觀眾,在此基礎上,演員需要探尋各種使符號的投射得以可能的世俗物質材料,進而也產生了對舞臺布景的需求。(45)亞歷山大、侯園園:《社會表演理論:在儀式和策略之間建立文化語用學模型(下)》,《社會》2015年第4期。

亞歷山大認為,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變就是儀式中各種要素不斷分崩離析的過程,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文字的發明和劇院的出現都使得表演各要素彼此分離。(46)亞歷山大:《社會生活的戲劇》,李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9頁。如果演員無法解碼劇本并在表演中釋放情緒,或者在文化延伸的過程中沒有使觀眾產生心理認同,那就是一場失敗的表演。因此,只有當這些要素“再融合”時,社會表演才會成功。面對背景表象、劇本、演員、觀眾之間分離的挑戰,知識人往往需要利用自己的敘事能力創造驅散黑暗的魔力。知識人的敘事不僅具有共時性,也具有歷時性。一方面,知識人確定了善與惡的邊界,將現在的社會秩序確定為危險的,然后提出烏托邦的替代方案;另一方面,他們將神圣和世俗的社會力量安放在歷史之中,神圣力量是歷史的主角,世俗力量則是其對手。知識人告訴我們,過去是一段黃金歲月,未來也充滿了光明,當下的不堪是歷史的鉸鏈,它可能被困于現在,也可能向未來的救贖挺進。這種神圣與世俗的道德二分是一項社會斗爭,同時也產生了戲劇性的效果。(47)Jeffrey C. Alexander,“Dramatic Intellectu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Culture and Society,Vol.29,No. 4,2016,pp.341-358.

伯恩哈德·吉森(Bernhard Giesen)同樣運用表演理論研究知識人問題。和亞歷山大一樣,他認為“意義”在社會生活中占據中心位置,意義系統具有相對于物質社會領域的獨立性,而且圣俗二分是建構意義的有力機制。但是,在研究社會秩序的表演性時他與亞歷山大出現了分歧。亞歷山大專注于融合的問題,把神圣性的建構放在首位。吉森則預設了表演各要素已然分離,轉而強調神圣性的專制本質。之所以說神圣性具有專制的特征,是因為神圣性并沒有從當代社會中消失,而是存在于每一個社會歷史性的時刻,并通過特定的價值展現出來。在此基礎上,他提供了文化表演在當代社會生活中呈現的模式,也展示了我們與神圣性產生聯系的時刻。(48)Bernhard Giesen,“Performing the Sacred:A Durkheimian Perspective on the Performative Tur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Jeffrey C. Alexander,Bernhard Giesen,Jason L. Mast,eds.,Social Performance:Symbolic Action, Cultural pragmatics and Ritu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325-368.這些神圣的時刻離不開知識人生產的文化產品,吉森分析了德國知識人彼此的溝通儀式和民族認同之間的關系。他認為,知識人能夠通過特有的交流儀式,在無意識中生產一般性的觀念,并能夠定義集體身份符碼,這也是德國民族認同的重要來源。然而他并未融洽地解釋知識人的文化產品與民族認同之間的關系,因為知識人僅僅是歷史進程的助產士,而不能直接誕育民族認同。(49)Bernhard Giesen,Intellectuals and the Nation: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German Axial Age,Translated by Nicolas Levis and Amso Weisz,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在表演理論中,另辟蹊徑的還有貝爾特(Patrick Baert)的定位理論(positioning theory),他的理論在知識源流上和奧斯汀的言行理論(speech-act theory)有緊密關聯。遵循著維特根斯坦的“詞語如何達成事情”(how words accomplish things)的問題意識,貝爾特探索了語言學中的表演轉向(performative turn)和知識人理論的相關性,深入思考知識干預達成了什么事情。具體而言,他思考的是知識人如何通過他們的知識干預將自己和他人定位在各種文化、社會和政治舞臺當中,這一定位如何影響了觀念的傳播和知識人的地位。(50)Patrick Baert,“Positioning theory and intellectual intervention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Vol.42,No.3,2012,pp.304-324.在貝爾特看來,知識干預就是對知識領域內有貢獻的知識產品(intellectual product)進行的干預,書籍、演講、文章、博客等都是干預的形式,盡管它無法對更廣闊的世界產生直接影響,但是能對知識生產者以及特定的學科產生影響。這便是表演理論的出發點,也正是在表演活動中出現了包含言說與行動的定位行為:某些特點會被賦予個人、他人、組織或其他實體。

定位過程往往包括兩類主體,一類是在現實世界中實施定位行為的能動者;另一類是被定位的人或共同體。從個人來看,他不僅會定位其他人的知識產品及組織,同時也對自己的知識產品定位,進而賦予定位對象一些特征。然而,這并非是一個單向的過程,個人對自己的定位不僅源于他們內在的反思,同時也受到了自身所處的機構或其他人對自己的定位的影響。從這個層面來看,貝爾特的研究是以關系性的視角看待知識人和組織,而不是賦予其實體性的含義,所以定位成了一個流動的、有時間性的過程。人們有能力在持續的對話中積極參與和改變自己的立場,而不是固守某個角色所賦予的價值,像木偶一樣被外在的準則和規范所束縛。

在兩類主體的互動中,定位展現出不同的維度,一方面是知識定位(intellectual positioning),另一方面則是政治-倫理性定位(politico-ethical positioning)。從知識定位來看,它包含能動者一般的知識定位以及知識產品的意義。從政治-倫理性定位來看,它指個人的政治或倫理立場。盡管知識干預和定位有關聯,但是知識干預本身并不包含定位的過程,它之所以能產生一定的定位效果,是因為能動者在特定的場所中利用各種修辭裝置行動,而使用何種修辭裝置也依賴于人們的身份、結構性位置、職業軌跡等要素。首先,知識干預在定位方面的效果取決于實施干預措施的個人,取決于他們在知識領域中已經確立的地位;其次,它還取決于在同一領域內發揮作用的其他人;最后,它也取決于知識干預所處的具體知識或社會政治環境。

正因為定位理論采用了關系性的邏輯,所以貝爾特不僅關注知識人的定位,也注重挖掘定位過程所產生的結構與制度背景。因為不同類型的定位行為與當時的社會條件密切相關。(51)Patrick Baert,The Existentialist Moment:The Rise of Sartre as a Public Intellectual,Polity Press,2015.他在解釋薩特的流行與公共知識人的轉型時提出了三種公知類型:權威型知識人、專家型知識人、嵌入型/對話型知識人。薩特作為典型的權威型知識人出現于特定的社會條件中,此類知識人依賴于在受到高度關注的學科中接受訓練所獲得的文化資本,或者從有優勢的背景中獲得的文化資本。進而知識人可以憑借其特權和知識成就獲得大眾的尊敬,盡管反對建制派,但是卻不會喪失自己的地位與權威。他們不依賴于學術機構,而是擁有相對獨立的資源,也不依賴于公眾,而是將自己置于公眾之上,以具有強烈道德力量的言語譴責或獎勵去激勵人們行動。如果一個社會中一部分關鍵人物重視知識生活,文化知識資本集中在少數精英當中,那么在這個等級明晰的社會中,權威型知識人的數量會大大上升。然而,隨著社會的變遷,當哲學喪失了在知識上的主導地位,知識精英和普羅大眾的界限變得模糊,所有的團體都無法享有知識上的壟斷地位時,公共領域的范圍便日漸擴大。當許多人都可以發出聲音時,知識人的聲音便不再洪亮,他們轉化為專家,也就是?？乱饬x上的專家和鮑曼所說的闡釋者,只能就某個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52)鮑曼:《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后現代性與知識分子》,洪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當民眾的受教育程度不斷上升,技術的發展更為迅猛,知識人和大眾的互動也因此變得普及,這時便出現了嵌入型知識人,所以也可以理解薩特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在如今的法國已很難再現。

(三)策略理論

如前所述,布迪厄提出的“場域”是在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因此它為研究知識人群體在長時段中的變遷提供了理論工具和研究方法。雖然批評布迪厄的理論具有決定性是一種誤讀,但他仍舊在解釋個人實踐方面稍顯無力。英美世界在研究知識人時所運用的表演理論則避開了布迪厄理論中長期的投資和賭注問題,轉而從共時性層面集中為知識人提供“快照”,但是卻沒有追溯知識人在時間長流中的前世今生。正因如此,穆罕默德·阿明·卜拉希米(Mohamed Amine Brahimi)等人試圖讓布迪厄的“策略”這一概念充當英美世界的知識人理論和法國知識人理論對話的橋梁。(53)Mohamed Amine Brahimi,“Strategies of Public Intellectual Engagement,”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68,No.5,2002,pp.982-998.策略是一個場域中的個體或集體試圖維持或提升自己的位置所進行的一系列實踐,或者說,它是通過社會化的方式獲得的有實踐感的東西(practical sense of things)。(54)P. Lamaison and Pierre Bourdieu,“From Rules to Strategies:An Interview with Pierre Bourdieu,” Cultural Anthropology,Vol.1,No.1,1986,pp.110-120.策略也與時間要素緊密相關,因此在使用這一概念時,就將或然性引入了社會分析之中,從而能夠與各種結構主義的思維模式決裂。這種兼具結構分析和或然性分析的方式,使得“策略”具有了讓不同文脈進行對話的理論潛力,同時也為經驗研究開辟了空間。

威廉姆斯(Kate Williams)延續了社會學中對關系性的重視,她著眼于專業知識在大學、智庫和政府機構的間隙性空間扮演的角色,借鑒了布迪厄的場域和資本概念及貝爾特的定位理論,探索行動者如何確定自己的智力成果的位置并獲得象征性資源。威廉姆斯利用訪談和文件數據考慮了個人和組織的定位實踐:一方面,組織能夠定位自己與其他機構的關系;另一方面,研究者個人也能夠進行策略性定位,進而將自己同時置于不同的情境中,以便從一系列相關領域獲得資本,最終實現了與學術界、政策制定者和實踐者相關的知識目標。(55)Kate Williams,“Strategic Positioning:How Policy Research Actors Situate Their Intellectual Labour to Gain Symbolic Resources from Multiple Field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68,No.5,2020,pp.1070-1091.當威廉姆斯探索如何在邊緣空間中進行身份建構的問題時,法國學界對場域的關注和英美學界對表演理論的重視被融合在一起,讀者的注意力被引向了產生有意義的知識干預的策略實踐。

埃爾南多和貝爾特關注的問題是:知識人如何被視為集體的一部分?集體如何協商他們的公共干預,并將自己定位為一個群體?他們在伊爾和布霍維茨的干預社會學與定位理論基礎之上,建構了一個理論框架來分析知識群體是如何根據與他人的關系來定位自己,并獲得正式的集體身份和能動性。他們選取了是否存在單一的組織集合和知識凝聚力的程度兩個變量來研究集體認同。一般來說,一個知識人群體越是圍繞一個特定的組織結構行動,越是尋求公共干預的一致性,就越有可能作為一個有凝聚力的團體。但是群體的凝聚力過強也會使人們把個人的錯誤歸咎于集體。兩位學者的研究仍舊沒有脫離公共干預模式的問題,這也進一步表明將視野從知識人的特點轉向介入本身的重要性,因為它能夠擴大被建構為知識人的行動者的范圍,進而將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組織、網絡、群體以及其他的集體能動者等涵納其中。(56)M. G. Hernando and P. Baert,“Collective of Intellectuals:Their Cohesiveness,Accountability and Who can Speak on their Behalf,” 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68,No.5,2020,pp.1143-1158.

杜蒙(Lucile Dumont)的研究聚焦于20世紀60、70年代的法國學術空間,他思考了在學術界邊緣所部署的社會策略如何使文學文本的理論方法(符號學、語義學、敘事的結構分析)合法化。在作者看來,合法化的實現離不開學術界以外的推動者的干預。這些界外之人及時把握住高等教育體制變革的機會,在缺少穩定而強大的學科框架的情況下,努力融入知識和文學場域,進而繞過了學術生涯的若干要求。他們所運用的兩個具體策略是:第一,要么與文學先鋒派聯盟,要么臨時構成一個整體,以政治或美學的方式進行干預。第二,批評家和理論家利用跨國網絡和國際化的投資等資源,采用繞過國家的象征性和學術性道路的方式來重新規劃自己的公共參與方式。通過這兩種策略,心懷抱負但又處于邊緣的學者能夠獲得象征地位和學術合法性。然而,不同于此前對社會策略的功能性假設,杜蒙延續了布迪厄的理論取向,認為策略既不必然是有意識的,也不是被社會化的性情傾向,策略旨在保護或改善一個人在階級關系或相應領域中的地位。在這個意義上,杜蒙的研究同時實現了對布迪厄理論的繼承與超越。(57)Lucile Dumont,“Literary Theories in and beyond French Academic Space(1960-1970s),”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68,No.5,2020,pp.1108-1123.

麗莎·斯坦普尼茨基(Lisa Stampnitzky)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人們普遍認為專業知識處于危機之中?這個危機為何會困擾社會學家?作者以關系性的視角將專業知識視為知識生產者、問題和干預模式三個因素構成的具有歷史性的偶然產物。她認為人們所面對的并非真正的危機,而是各種要素的改變帶來的專業知識類型的轉移。而社會學家會對此感到困惑的原因是,特定的治理和專業知識聯盟的主導地位在社會學中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它的弱化很容易被理解為專業知識的危機。布迪厄對長時段因素的關注,文化及表演理論中行動者在特定時刻生產知識的策略都是作者的理論資源,進而她能通過展示經驗現象的豐富性為理論對話提供可能。(58)Lisa Stampnitzky,“Rethinking the ‘Crisis of Expertise’:A Relational Approach,”Theory and Society, Vol.52, No.6, 2023, pp.1097-1124.

知識人干預社會學下的不同理論分支為把握全球化條件下知識人實踐的復雜性提供了表述和分析工具?！案深A模式理論”是對布迪厄知識體系的發展與細化;“表演理論”因從文化視角重新構建經驗現象而與經典理論對內在志向的關注遙相呼應;“策略理論”則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用具有延展性和解釋性的理論觀照知識人在國內和國際層面的實踐,從而為比較研究留下了空間。

結 語

知識人社會學理論的誕生始于知識界對現實的關懷,學術團體內部的反思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則是該理論不斷更新的主要動力。本文依照內在志向、社會位置和干預行為三個主題對知識人社會學理論進行的梳理,就是不同學者根據各自的立場所進行的知識建構,并共同構成了研究知識人時不可或缺的維度。這些研究已經大大豐富了我們對知識人群體的理解,也為不同的理論提供了對話空間,結構與能動性、共時性與歷時性、物質結構與心智結構等要素都能在其中占據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