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交往的時代邏輯*

李包庚 郭石北川

提要：文明交往是世界普遍交往的有機組成部分,推動著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推動著人類文明不斷進步。世界文明的普遍交往是一個以物質文明交往、精神文明交往、制度文明交往、生態文明交往為主的交往體系。由于受資本邏輯所規制,世界文明交往被嚴重“異化”,阻礙了文明交往的正常開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盀橹袊嗣裰\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世界人民謀大同”的中國共產黨,開辟出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以“以人民為中心”超越“以資本為中心”、以中國式現代化超越西式現代化、以“真正的共同體”超越“虛假的共同體”,推動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實現對世界文明交往范式的歷史性重構,推動世界文明的進步。

當前,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是時代主題,人類文明走向全球化、多元化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大勢。但是,在資本邏輯主導的世界交往秩序下,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文明交往正遭遇重重危機?！叭祟惿鐣撓蚝翁幦?我們應該為子孫后代創造一個什么樣的未來?”(1)習近平:《同舟共濟克時艱,命運與共創未來:在博鰲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開幕式上的視頻主旨演講》,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頁。這是當前世界各國人民必須面對的歷史課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球文明”倡議,旨在“推動國際社會解決物質和精神失衡問題,共同推動人類文明不斷進步”(2)習近平:《匯聚兩國人民力量 推進中美友好事業——在美國友好團體聯合歡迎宴會上的演講》,《人民日報》2023年11月17日,第2版。,旨在尊重文化多樣性的基礎上解決世界文明危機,倡導以文明交往構建全球文明也自然成為中華文明和人類文明發展面臨的時代問題。

一、世界文明交往的內涵及特征

人類文明在交往中形成,因交往而發展。隨著生產力的不斷提高,“文明交往”打破了時空限制,“文明交往”變為“世界文明交往”,這使得文明交往顯現出新的內涵與特征。

(一)“世界文明交往”概念的界定

公元前2世紀左右,絲綢之路成為連接東方和西方的重要貿易網絡和文明交往的橋梁,促進了亞洲、非洲和歐洲之間的交流。但早期的文明交往并不具有世界性,直至大航海時代,文明交往才逐漸發展為世界性的活動,這時文明交往成為史學界研究的焦點。以黑格爾為代表的西方近代學者提出“西方文明中心論”,認為文明交往中西方文明占據絕對優勢,其他文明較之西方文明皆為“劣等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因戰爭危機,西方著名史學家湯因比摒棄“西方文明中心論”,針對世界文明進行逐一界定,但其研究并未深入關注文明交往問題,文明交往理論依舊受限于“西方文明中心論”。20世紀末,美國學者亨廷頓認為:“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個主要特征”(3)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51頁。,并以此將世界劃分為七大或八大文明,提出文明交往以文明沖突為內容,文明間的對抗正是現在和未來世界格局的“最本質狀態”。文明沖突論為文明交往研究打開了新視角,但文明沖突論并不能解決現實問題,甚至還會加劇文明間的矛盾。德國學者米勒因此提出“文明共存”觀點,認為世界文明在共存中交往是大勢所趨,但米勒在交往層面并未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形成有力駁斥,也未對文明交往進行重新定義,造成其理論說服力不足。

改革開放后,中國逐漸融入世界市場,眾多學者開始關注文明交往問題,其中以馬克垚教授和彭樹智教授的貢獻最為突出。馬克垚認為:“文明應是人類創造的全部物質與精神成果”(4)馬克垚:《為什么要編寫〈世界文明史〉》,《北大史學》1998年第1期。,文明交往是文明不斷往來、沖突和相互吸收的過程。彭智樹則更準確地定義了文明交往,他認為:“文明交往是人類跨入文明門檻之后、直到現在、而且還將持續發展的基本實踐活動”(5)彭樹智:《論人類的文明交往》,《史學理論研究》2001年第1期。。這一定義借鑒融合了馬克思關于交往的論述,(6)張倩紅、劉洪潔:《從文明交往到文明自覺——彭樹智先生的文明交往史觀》,《史學理論研究》2016年第4期。從客觀實踐角度出發,較之西方學者的相關理論更具客觀性、科學性。在此定義基礎上,可以把世界文明交往界定為“世界范圍內人類持續發展的基本實踐活動”。

(二)世界文明交往的基本特征

縱觀人類文明因交流互鑒而促進人類社會整體進步的史實,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在多種場合反復強調文明交流互鑒的思想精髓,可以歸納出世界文明交往的如下基本特征。

1.世界文明交往具有歷史性

“世界范圍內人類持續發展的基本實踐活動”可抽象為“世界歷史”。黑格爾認為:“世界歷史”就是“人類從那種原始的束縛狀態到這種合理的自由狀態,所經過的諸多連續的階段形相”(7)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4、22、38頁。。要實現從“原始的束縛狀態”到“合理的自由狀態”的轉變,其主體是人,其形式是人類活動,即“交往”。黑格爾從“意志論”出發,認為“‘意志’是最廣義的人類活動”(8)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4、22、38頁。,有了“意志”作為基礎,“‘理性’便取得了積極的生存”(9)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4、22、38頁。。積極“理性”在發展中形成“觀念”,它是作為普遍的主要的“意志”在形而上學層面同個人的意志的抽象統一。這種“統一”必然需要一個實體去支撐,使得人的合理的自由狀態得以實現,在黑格爾哲學體系中,只有其“國家”概念才能作為這一實體出現。毫無疑問,“國家”是現代文明的主要存在形式,也只有在“國家”主體的支撐下,“連續的階段形相”——文明交往歷史才得以展現。但黑格爾的“國家”明顯僅僅停留在抽象層面,所謂“意志”的統一,實際上根本無法實現。這也就導致其“世界歷史”理論的現實性的喪失,人的歷史變成“絕對精神”的歷史,“交往”僅停留于抽象層面,致使世界文明交往的歷史性變為純粹形而上學領域的東西。

馬克思指出:“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世界精神’或者某個形而上學幽靈的某種純粹的抽象行動”(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295頁。,“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295頁。。人在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塑造出的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即世界文明交往的歷史。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過程是由真實不虛的實踐呈現出來的,這時“世界歷史”就不再是黑格爾體系中“絕對精神”的發展史,而是生產力發展所推動的“交往”所形成的社會關系不斷擴大、發展的結果。正如馬克思所述:“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頁。。世界文明交往正是達到這一結果的過程,因此世界文明交往具有歷史性。

2.世界文明交往具有普遍性

第一,馬克思曾指出:人“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24頁。,也就是說,只有通過“交往”,“生產”才能實現。當“交往”因為地域、文化、種族等被限制時,生產就難以正常進行。當“交往”轉變為“普遍交往”時,生產力將獲得解放,生產力的解放將反作用于“交往”,使交往不斷擴大,這種擴大在現實中表現為世界市場的出現,也意味著世界文明交往成為現實。

第二,世界文明交往是以文明為交往主體的交往形式。首先,文明作為交往主體,僅僅滿足于將“民族國家”作為主體的外在形式是不夠的。原因在于,“民族國家”本身具有排外性,以血統、種族為標準的民族劃分,更是加強了其排外性。要消除這種排外性就需要使“民族國家”轉變為“文明共同體”即以文明模糊世界歷史交往的界限。 其次,驗證了“人類歷史本身就是人類文明交往的歷史”(14)彭樹智:《老學日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245頁。。正因如此,把握世界文明交往的脈搏,一定程度上就可以把握人類歷史發展的走向,從而避免人類歷史走向倒退。最后,世界文明交往在這個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時代,是最具現實意義的交往形式。因為只有世界文明交往才能承載如此豐富的文化內容,才能容納如此復雜的交往關系和交往形式,使交往在堅持其歷史性的基礎上走向普遍性。

3.世界文明交往具有進步性

第一,世界文明交往的歷史性賦予其進步性。從唯物史觀角度出發,人類文明實現“自由王國”的道路并不具有唯一性,但一切通往“自由王國”的道路都需要實踐來檢驗。交往作為實踐的表現形式之一,自然成為檢驗通往“自由王國”道路的手段。封建制度下,交往被圄于落后的農業生產關系中,社會關系“就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匯集而成的那樣”(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頁。,始終處于“雞犬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當“交往”轉變為“世界文明交往”,其歷史性就推動“交往”打破封閉的封建制度,從而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

第二,世界文明交往的普遍性賦予其進步性。世界文明交往是跨文明的交往,跨文明的交往,以文明理解為基礎,這種理解通常表現為精神文明交往即文化、思想交往?！氨疚拿鳌焙汀爱愇拿鳌?雖然是“自我”和“他者”的關系,但普遍的精神文明交往,使這種關系不再成為“異己”的關系,使文明交往跳出“異化”的窠臼。這時“他者”與“自我”不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異文明”將成為“本文明”的組成部分,在相互交流、融合的過程中實現文明和解。實現和解后的文明將超越“自我”,實現“他者”與“自我”的共同進步,即文明的共同進步。

二、資本邏輯規制下世界文明交往的異化

在文明交往成為世界歷史發展普遍形式后,“四大文明”(16)參見彭樹智:《論人類的文明交往》,《史學理論研究》2001年第1期。交往即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態文明交往就成為世界文明交往的主要內容。(17)習近平總書記曾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五大文明’理念,即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本文之所以棄“五大文明”而不用,原因有二:第一,社會文明概念外延較廣,與其余四大文明有內涵上的重疊,以習近平總書記2023年7月5日至7日在江蘇考察時的講話為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持續推進城鄉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扎實開展城鄉精神文明創建,加強公民道德建設,推進書香社會建設,提高社會現代文明程度”?？梢娋裎拿靼l展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組成部分,說明社會文明與精神文明概念有一定重合,甚至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第二,從文明交往層面看,文明史的相關劃分更具合理性、學理性,與“交往”概念的契合度更高。同時,資本主義在世界文明交往形成的過程中,充當了極其重要的角色,資本擴張使文明交往變為世界文明交往。但資本是把“雙刃劍”,在塑造世界文明交往的同時,也使世界文明交往走向“異化”。

(一)資本邏輯規制下的物質文明交往異化

前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生產力無法滿足全體人類生存所需,人類還未擺脫自然束縛,仍處于“必然王國”階段,在物質交往過程中,始終扮演被動的角色。文明的交往也由于時空限制,被局限于狹小的地域內。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的解放,資本的擴張和科技的進步使歷史轉變為世界史,使市場成為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品在世界范圍內流通,科技的進步使溫飽問題得到解決,人不再圄于自然的樊籠,但物質的豐富并未使人類社會實現向“自由王國”的飛躍,商品束縛取代了自然束縛。任何社會中的人,要實現物質(商品)需求的滿足,都需要進行勞動,“勞動是人類的本質活動”(18)習近平:《在慶?！拔逡弧眹H勞動節暨表彰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頁。,而“資本是死勞動,它像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頁。。作為“死勞動”的資本是較為抽象的,究其現實性,“死勞動”實際上是僅對無產者而言的。資本持續擴張和增殖的過程中,由于無產者無法通過其他渠道實現物質自給,因此只能將自己作為商品售出。這時的無產者從主觀意志上持抗拒態度,從社會存在上變為“非人”狀態,“勞動”從實現人存在價值的手段,變為生產抽象價值(資本)的手段。這一過程賦予資本以更強大的“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力”(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30頁。。從而使人物交往關系中的地位產生易位,即從以人為中心變為以商品為中心,甚至人也變成了商品,商品束縛就此形成,馬克思將其稱之為“異化勞動”。

當資本控制下的物質交往,上升至世界文明交往層面時,“異化勞動”的影響也隨之擴大?！盀榱双@得更多的原料來源和資本輸出場所,大國竭力去奴役其他民族,去奪取更多的海外殖民地”(21)《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4頁。,在這一過程中,“異化”不僅僅表現為“異化勞動”,更是升級為殘酷的戰爭和奴役。資本在這一刻拋開了它“偽善的和平”(22)《列寧全集》第5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21頁。:美國為鞏固其金融霸權和石油壟斷地位,不斷在世界各主要產油國挑起戰火,并挑起針對中國的貿易戰,對中國實施芯片制裁就是最好的例證。這一現實也警醒世人,資本宰制下的物質文明交往,只會阻礙世界歷史和人類文明的進步。

(二)資本邏輯規制下的精神文明交往異化

與物質文明交往相似,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形成,客觀上使精神文明交往成為可能,“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2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頁。精神文明交往在打破文化隔閡、創造“世界文學”的同時,在資本的驅使下走向“西方中心主義”,并強制推行資本邏輯,使各民族的精神產品,只具有純粹文件形式和單一內容,失去了實踐性和多樣性。此時,精神文明交往就淪為“異化”的交往。面對精神文明交往“異化”,西方理論界的解決方案呈現出多樣性。

第一,馬爾庫塞繼承了青年馬克思的“異化”遺產,提出:現代資本主義一定程度上已經實現了物質的豐富,但為何人們依然感到痛苦?馬爾庫塞認為問題出在“需求與消費”上,他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通過制造“虛假需求”以達到“強制消費”的目的,所謂“虛假需求”,是“為了特定的社會利益而從外部強加在個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艱辛、侵略、痛苦和非正義永恒化”(24)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劉繼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第6頁。。要消除這種“虛假需求”,就需要人轉變價值觀,以美學尺度代替價值尺度,通過美學改造人的精神世界,使人擺脫精神“異化”的痛苦。

第二,福山站在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傳統的立場上指出:“歷史從根本上而言,由人們尋求‘承認’的需要——而不僅僅是生存或者利益的需要——所推動,這種對‘承認’的追求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屬性”(25)參見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陳高華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譯者序第2頁。。福山繼承黑格爾的思想,將“承認”作為人的類本質,并將其用至交往領域。他認為:交往使歷史發生轉變,交往本身卻因“承認”而存在,通過“承認”塑造和激發優越意識和平等意識,“圍繞這兩個方面,歷史的現代性轉型就可以得到理解”(26)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陳高華譯,第198頁。。也意味著資本宰制下的“精神異化”問題將得到解決。

面對精神文明交往的異化,上述西方思想家給出了解決之道,但他們忽視了“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2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4頁。,陷入了抽象的精神文明交往中。精神文明交往的根基始終是物質文明交往,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交往是以“異化勞動”形式存在的,只要物質文明交往“異化”存在,那么精神文明交往“異化”就無法消除。同時,純抽象的學理性討論,非但不能消滅精神文明交往“異化”,還會加深其“異化”程度,使人陷入形而上學的謬誤之中。因此,只有以物質文明交往為基礎,精神文明交往才得以始終具備“批判意識”和“否定精神”,世界歷史才得以不斷發展,文明交往的良性狀態才得以保持。

(三)資本邏輯規制下的制度文明交往異化

現今世界文明交往主要表現為: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交往、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交往、發達國家之間的交往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交往。從形式角度出發,以上四種交往模式可統稱為制度文明交往。而資本主義制度在制度文明交往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德國學者米勒在《文明的共存》一書中認為:“西方國家的手中并未掌握智慧之鑰,但是其開放的社會、民主的政治體制,為全世界提供了推動探求的最佳前提條件?！?28)米勒:《文明的共存:對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批判》,酈紅等譯,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296、124頁。米勒雖然駁斥了亨廷頓的“西方中心主義”思想,但他依舊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具有優越性,這種優越性表現為“開放的社會、民主的政治體制”。

首先,自由是西方資本主義精心包裝的文明“外衣”。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伴生物,也是資本主義制度標榜自由的“底氣”。自由主義思潮經過百年發展走向新自由主義,但與其說新自由主義倡導自由,毋寧說新自由主義倡導自由市場,即自由是由市場主導的自由。人作為社會關系的總和,必然受市場的全面影響,這種影響使社會關系變為“后全景監獄權力關系”(29)鮑曼:《流動的現代性》,歐陽景根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8頁。。在“后全景監獄權力關系”下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是開放性社會,而是資本主義制度監控下交往異化的社會。

其次,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體制具有虛假性。從歷史主義角度分析,連米勒都不得不承認“受基督教深遠影響的西方文化根本沒有把現代立憲國家和人權當作‘自然的’最終目標”(30)米勒:《文明的共存:對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批判》,酈紅等譯,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296、124頁。。這就使西方現代法律僅圍繞“自由意志”展開,使法律充滿形而上學性,這一特性使法律不會去關注現實的人的痛苦。從現實角度分析,“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3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3頁。,而所謂的民主也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開放、民主只是虛假的幻像,其優越性也就無從談起。事實證明,資本主義制度正逐漸走向“民族主義”“沙文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資本擴張正以破壞性的方式沖擊著世界和平,資本邏輯宰制下的制度文明交往逐漸變成世界文明交往的巨大阻礙。

(四)資本邏輯規制下的生態文明交往異化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3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7頁。,存在于自然中的人天然是生態系統的一部分,生態文明交往也就成為人的其他一切交往的前提。資本主義制度下,物質文明交往與精神文明交往“異化”、制度文明交往存在侵略性和虛假性,導致了“人與人、人與生態之間的雙重矛盾”(33)李包庚:《走向生態正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馬克思主義研究》2023年第3期。。物質文明交往的“異化”主要表現為“勞動”的“異化”。勞動作為人與自然交往的最主要方式,其“異化”“使自然界同人相異化”(3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295頁。。自然也就從勞動的“對象化”目標變為“物化”對象。這種變化使自然商品化,隨著市場和資本的無限制擴張,自然也被無限制地索取。在理論范疇中具體表現為“奧卡姆剃刀”的濫用,即“‘奧卡姆剃刀’不知不覺中,從一個嚴格的科學器械變成了榮譽大廳里剪裁科學家們個人剪影的人為工具”(35)米勒:《文明的共存:對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批判》,酈紅等譯,第19頁。?？茖W極端實用主義和唯資本導向的盛行,使科學被資本所綁架,淪為“科技資本”。自然科學逐漸喪失對自然生態的關注,只關注自然的商品價值。在現實中表現為,西方資本主義通過改變法律制度,在環境保護方面對資本進行松綁,從而導致過度生產所造成的自然資源浪費,工業排污對自然環境的破壞等。正如美國作家蕾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所描寫的那樣,“充滿活力的春天正在消亡”(36)蕾切爾·卡森:《寂靜的春天》,呂瑞蘭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第211頁。。

因為精神文明交往“異化”和制度文明交往的侵略性、虛假性,人與人的矛盾也在加劇。為了爭奪市場和原材料,為了推廣“普世價值”“普世制度”,資本主義在全球燃起戰火,人與人的矛盾逐漸外化為對自然的破壞,例如生化武器的使用,為制造武器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采等。這一切都表明資本邏輯宰制下的生態文明交往具有破壞性,它破壞的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和人類賴以生存的美好家園。一旦失去地球家園人類文明將無法存在,文明交往更無從談起。

三、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與世界文明交往范式的歷史性重構

資本邏輯宰制下,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生態文明交往的惡性發展,給世界文明交往帶來巨大阻礙。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座談會上提出推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在繼承歷史、守正創新的基礎上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37)參見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在推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同時,對世界文明交往范式進行歷史性重構。

(一)世界文明交往主體的歷史性變化:以“以人民為中心”超越“以資本為中心”

文明交往僅存于人類社會中,“其實,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在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并且進行戰斗”(3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295頁。。因此要重構文明交往,就需要重新確立文明交往主體,即“人”在文明交往中的主體樣態。所謂“人”在文明交往中的主體樣態,實際表現為“人”在文明交往中以怎樣的方式出現。資本導向下的西方自由主義思潮,認為“人”是作為個人而存在的,這里的個人既可以表現為擁有“天賦權利”的個體,也可以表現為純粹的“理性人”,或被稱為“自由意志”的“絕對精神”的外化。如康德所言:“人是主體,他有能力承擔加于他的行為。因此,道德的人格不是別的,它是受道德法則約束的一個有理性的人的自由?！?39)康德:《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沈叔平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30頁?？偠灾?自由主義思潮下的“人”是具有個體性和抽象性的。雖然具有個體性的個人在交往中表現為自由個體,但因為其抽象性無法使其獲得真正的自由。集體作為個體的集合,代表的是集體中大多數個人的利益,并且在文明交往中集體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但單純將集體確立為文明交往的新主體,也不具有合理性。因為,當集體只代表集體中大多數人的利益,或者只代表集體中占主導地位的少數人的利益的時候,集體作為文明交往主體的合理性將會消失,取而代之的將是多數人的暴政或精英政治。

為了消解唯個人主義和唯集體主義的弊端,中國共產黨創新性地提出了“人民”概念?！叭嗣瘛奔缺硎緸槿w中國人,又可作為個體表示為每個中國人,兼顧了集體與個人,這時集體的缺陷就得以彌補?！拔拿鳌弊鳛橹黧w的現實表現實際就是“人民”,而中國共產黨始終秉承著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毛澤東同志指出:“從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利益出發。我們討論這個問題以及討論其他任何別的問題,就是這個出發點,或者叫做立場。還有什么別的出發點、別的立場沒有?沒有了?！?40)《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0頁。改革開放后,我國引入市場經濟,社會財富迅速增加,但資本主義個人主義、極端利己主義思想也隨之流入。為應對思想沖擊,鄧小平同志提出:“中國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會主義民主或稱人民民主,而不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民主?！?41)《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0、35—36頁。他強調:“現在我們已經堅決糾正了過去的錯誤,因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42)《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0、35—36頁?！懊裎┌畋?本固邦寧”,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43)《習近平著作選讀》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97頁。,以人民為主體推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叭嗣瘛弊鳛榧w與個人兼顧、更具人性關懷的概念,“以人民為中心”亦可超越“以資本為中心”成為世界文明交往新樣態。

(二)世界文明交往方式的歷史性變化:以中國式現代化超越西式現代化

在確立人類文明交往新主體后,構建人類文明交往新范式,還要建設鞏固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態文明基礎,即通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國的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44)參見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23頁。中國式現代化在“講好中華文明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文明傳承發展故事”(45)參見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的同時,也恰好應和了構建人類文明交往新范式的前提性需求。

第一,我國擁有十四億多人,人口規模約占全球總人口的19%。這表明中國現代化依然面臨巨大壓力,需要滿足龐大人口的各方面需求,對中國共產黨而言,這是一項艱巨而嚴峻的考驗。十年來,我國在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同時,著力推動高質量高水平發展,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工程,中國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不斷增強。

第二,共同富裕自古以來都是中國人民的夢想。習近平總書記在《扎實推動共同富?！芬晃闹兄赋?“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46)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求是》2021年第20期。一是脫貧攻堅,消除絕對貧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47)《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31頁。二是公私和諧,縮小區域收入差距。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48)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29頁。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協調發展、各盡其力,為我國區域收入差距的縮小起到了關鍵作用。三是完善分配,縮小個人收入差距。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明確強調完善我國分配制度,認為應在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礎上,提出第三次分配和合理合法地支持社會慈善事業等措施。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將更好地促進個人收入差距的縮小,并推動共同富裕事業的發展。四是構建物質富裕、精神富裕、生態富?！叭灰惑w”的共同富裕。在改善人居環境方面,生態立村戰略不斷推進,真正做到了鄉村讓城市更向往;在提升文化服務方面,文化館、藝術館拔地而起,文化藝術節頻頻亮相,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化產品進入千家萬戶,讓文化照進現實,觸手可及;在保護人民生命健康方面,體育活動廣泛開展,醫療保障進村入戶,使百姓享受健康生活。實踐表明“三位一體”的共同富裕正逐步成為現實。

第三,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的和諧協調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物質與精神的協調發展,強調“以辯證的、全面的、平衡的觀點正確處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關系”(4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24、464、534頁。。通過貫徹“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以行促知,以知導行。通過支持文化藝術產業發展,為群眾提供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化產品,豐富大眾的精神生活。在促進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基礎上,提出“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50)《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74、361頁。的生態和諧理念。發起防治污染攻堅戰,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5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74、361頁。理念的指導下,向深入打贏防治污染攻堅戰邁進。

第四,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中國不會被資本裹挾而走向擴張,中國始終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穩定。正如古巴國際政治研究中心學者愛德華多·雷加拉多表示:“中國一向主張和平,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者和倡導者,呼吁通過對話協商的方式解決國際糾紛,并以實際行動為維護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貢獻?！?52)《中國式現代化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國際論壇·讀懂中國·讀懂中國共產黨)》,《人民日報》2023年2月20日,第2版。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打鐵還需自身硬”(53)習近平:《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23頁。,只有完成中國式現代化,筑牢物質、精神、制度、生態基礎,實現“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才能更好地為構建世界文明交往新范式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

(三)世界文明交往目標的歷史性變化:以“真正的共同體”超越“虛假的共同體”

在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中,多元并存的文明早已成為人類社會的自然圖式。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文明具有多樣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種的多樣性一樣,一同構成我們這個星球的生命本源?！?5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24、464、534頁。世界歷史由文明交往書寫,而文明的多樣性卻成為文明交往的隔閡。過去,世界歷史的形成是通過資本的全球擴張完成的,資本通過經濟殖民和戰爭的手段,在不斷開拓商品傾銷市場和廉價原材料供應地的同時,客觀上也打破了因文明多樣性而產生的文明交往隔閡。但這種交往是單向的、具有強迫性的交往,加之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其思想基礎來源為基督教精神,具有單向普遍主義傾向,妄圖將西方模式推諸全球,甚至通過文化侵略和經濟制裁手段,強迫其他文明做出改變,從而形成了“虛假的共同體”。

文明交往應該是和平的交往、自愿的交往。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鑒而豐富”(5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24、464、534頁。。馬克思主義認為要粉碎“虛假的共同體”,創立“真正的共同體”,以實現平等、自愿的文明交往。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作為馬克思主義“真正共同體”的必然階段,“人類命運共同體”也為文明交往提供了新范式。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首先融合吸收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世界大同,和合共生”的理念,致力于將《禮記》中“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思想與馬克思“自由人聯合體”思想相結合,在推動文明交往的過程中,促進世界歷史向共產主義愿景前進,保證文明多樣性不遭破壞。其次,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始終在行動。中國在“面向未來,我們要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加強雙邊和多邊框架內文化、教育、旅游、青年、媒體、衛生、減貧等領域的合作”(56)習近平:《開放共創繁榮 創新引領未來: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頁。的同時,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中國正用實際行動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綜上所述,人類命運共同體將打破“后冷戰時代”文明交往的固有范式,在主權獨立、交往平等的原則下,推動消除資本宰制下的物質文明交往和精神文明交往“異化”、制度文明交往的侵略性和虛假性,以及生態文明交往的破壞性。同時在“以人民為中心”原則下,以“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等世界各獨立文明為基礎的前提下,實現對人類文明交往的時代性重構。

結 語

文明交往的范式影響歷史車輪的前進方向。人類文明誕生之初,在封閉的自然地理環境下,逐漸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的文明,比如中華文明、古希臘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等。公元前5世紀前后,幾大文明基本同時進入高峰時期,德國思想家卡爾·雅斯貝爾斯稱之為“軸心時代”。但“軸心文明”的地域性弊端限制了文明的進步,直到資本主義時代建立起來的世界普遍交往,才開始打破文明之間的封閉性。因此,資本主義主導的文明交往,使人類文明的普遍發展成為可能。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資本主義主導的文明交往陷入“無效化”,無法解決世界文明困局。從歷史的、發展的角度看,只有重構文明交往形式,建立“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5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第441頁。的文明交往新形態,并通過傳播、推廣、落實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才能最終實現“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人類文明交往新格局。這種人類文明交往新范式,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中國方案,為中國式現代化營造和平安定的外部環境,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世界文明交往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