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圖書文字編輯的現實困境與價值體現

常德榮

摘 要：在當今綜合因素影響下，專業圖書文字編輯面臨職業成長、自我價值實現、工作意義、經濟收入等多重困境。同時專業圖書文字編輯的價值不應輕易否定，其案頭工作所處理的各種瑣碎細節關系著圖書的品質，其意義應被更深刻地揭示。文字編輯是文化的守望者，是書稿學術質量的第一判斷者，在學術研究上可以與學界桴鼓相應。文字編輯的價值在日常工作的“一絲不茍”中得以體現。明乎此，當有助于消解其現實困境。

關鍵詞：專業圖書 文字編輯 價值體現 現實困境

策劃編輯、文字編輯、美術編輯、技術編輯等不同類型的編輯，在日常工作和職業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及挑戰，或許大致趨同，只是差異與嚴重程度不盡一致。在當下的出版經營狀態、社會生活背景、學術生態環境等綜合因素影響下，專業圖書文字編輯對自身的職業發展、價值意義產生不小的困惑，面臨不容回避的挑戰。專業圖書文字編輯如何應對職業成長、經濟壓力、工作價值等看似虛無，實則時刻影響著工作內動力的潛在問題，以更好地實現其職業意義、個人價值，從業者有必要認真審視，并在思想認知和實際工作中切實落實。

一、多重困境

在專業類出版機構中，曾出現一批不僅編輯業務能力出眾，而且學術水平被學界普遍認可的學者型編輯，或曰專家型編輯。如高克勤先生《中華上編的“四大編審”》等系列文章[1]，即對出版界的此類編輯兼學者做了深入介紹。這些學者型編輯所取得的成就，為專業圖書文字編輯樹立了光輝榜樣。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隨著時代發展，出版社的經營管理方式發生了巨大改變。伴隨由事業單位轉變為自負盈虧的企業，出版社在人員管理、工作量化考核等企業管理制度方面逐步嚴格。編輯用一年，甚至數年時間打磨一部書稿以精益求精的案例，在轉制前的出版界，并不少見?？梢哉f，當年的出版環境為編輯深入、細致、全面地加工書稿提供了條件；換言之，那種出版氛圍是鼓勵文字編輯向學者型編輯成長的，至少可以說為學者型編輯的成長營造了客觀條件。反觀當下，由于出版社面臨嚴峻的生產經營壓力，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的雙向指標被不斷壓實，文字編輯每年動輒要完成數百萬乃至近千萬的審稿任務，“田園牧歌式”的工作節奏早已成為歷史。盡管編輯個人仍可以通過自身不懈努力，向著學者型編輯邁步，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這條路相比以前，變窄了很多。這就造成了專業圖書文字編輯職業成長上的困境。

因為專業類圖書的學術屬性，所以此類圖書的文字編輯多是某專業科班出身或經過嚴格學術訓練的研究生，他們能夠在特定學術領域與學者展開對話。在以專業類圖書為主營業務的出版機構中，這類編輯是其編校力量的主體。在日常工作中，這些文字編輯所接觸的作者，很可能就是自己的老師、學生甚至同學，所編校的書稿則是他們的研究成果。默默無聞地為他人做嫁衣，是編輯這一職業性質所決定的。然而終日為他人校核文字、完善書稿，自己曾經沉潛其中的學業卻無暇開展、日漸生疏，這一浮沉異勢的反差，很難不讓埋頭書稿、用心編校的從業者迷茫疑惑、若有所失。這就帶來了專業圖書文字編輯自我價值實現上的困境。

而文字編輯日常案頭工作所處理的書稿，往往質量良莠不齊，很難遇到令人嘆服的學術成果，格式凌亂、體例舛互、問題繁多、質量欠佳的“急就章”不在少數?；蛟S因為高校等科研機構對老師、學者有著嚴苛的任務指標，亦或研究者身任數職、精力有限，導致部分作者將書稿提交出版社編輯出版前，缺少必要的梳理、審視，甚至“齊、清、定”都做不到，遑論字斟句酌、反復打磨。這些本身問題多多的書稿對于文字編輯而言，如同夢魘，需要花費數倍時間和精力來加工處理。讓人更加沮喪的是，即便付出加倍的努力，也僅能做到使書稿盡量符合出版要求，而不可能打造成更好的出版物；如果質量檢查，抽檢到這樣的圖書，對編輯來說能夠合格已是萬幸。如果編輯生涯所處理的書稿，多是這樣的“平庸”之作，又怎能奢談激發其對這一職業的認可度和使命感呢？這便造成了專業圖書文字編輯在工作意義上的困境。

精神情感上的疑惑、迷茫，尚能閃躲、調解，現實的經濟壓力則必須直面“硬剛”。專業圖書文字編輯中有一句自我調侃的話：“高學歷，低收入”。當然，收入的高低與整個行業現狀有關，并不僅僅局限于某一類型的編輯，有人針對編輯做過調查統計，結論之一是出版社文字編輯“收入滿足感最低”[2]。因為專業圖書文字編輯普遍有著“高學歷”，所以經濟收入上的落差，或許對比更為明顯。這是專業圖書文字編輯在經濟收入上的困境。

二、瑣碎中的意義

雖然多重困境交織、疊加，但是專業圖書文字編輯的工作意義不容輕易否定，甚至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文字編輯需要處理書稿文字上及格式上的各種瑣碎細節，這些細節雖然無法從根本上影響書稿的質量，但是如果處理不到位，卻有可能極大拉低書稿的品質；相反，如果細節處理得好，則能使書稿“錦上添花”。

無論什么類型的書稿，文字編輯都需要逐字逐句的閱讀，蔣維崧先生在《關于〈肇域志〉的整理與出版》中曾說：“由于是資料長編，今后不知有幾人能從頭至尾一字不遺地通讀。而我們三人（整理者王文楚、責編蔣維崧、校對林虞生）各自都將全帙讀了兩三遍，此亦是可以引為自豪之事也?！盵3]很多時候，只有在這樣一字不落地通讀全稿的過程中，才能發覺某些可以完善的細節。如周裕鍇先生《石門文字禪校注》文字質量、學術質量極高，是其二十余年研究禪宗及唐宋文學的集大成之作，或正因成書過程漫長，所以注釋中有同一詞條前后重復注解的情況。按照一般做法，同一詞條在首次出現時注解，后文出現時注明參見即可。鑒于此書學術質量極高，此類注釋上的重復，或微瑕傷大雅。在責編通讀過程中，凡遇重復，均逐條記錄，并請作者審定處理，共計一百余詞條。倘若不細致地通讀全稿，便不可能發覺此類可以完善的細節。該書原稿近兩千五百頁，校樣有四千六百多頁，因體量大，同一詞條前后整合，頗費翻檢之力。但對文字編輯而言，這是理所應當需要全心來做的事，而且這種勞心勞力對書稿的學術品質來說，是有意義的。

校核文字是編輯的“童子功”，類似的話很多業界前輩都曾講過。文字編輯日常工作中的很多時間都在校核文字。這項看起來機械枯燥、毫無能動性的工作，某種程度上卻是鑒定書稿質量的“試金石”：觀點論證是否合理、資料使用是否得當、文字表述是否嚴謹，都能在校核文字的過程中有所體察，某些隱藏于文字之下的問題也能在這一過程中無所遁形。校核文字雖然看似死板機械，卻不能輕率武斷。因為作者引用的文字，有可能有特殊的版本依據，在未注明文獻來源的情況下，改正文字需要謹慎。如某書稿中引用蘇軾《法惠寺橫翠閣》詩句“更看橫翠憶峨眉”，將“更看”引作“更見”，因為書稿作者對自己的文字很是看重，往往字斟句酌，所引蘇詩文意上并無不妥，擔心作者自有其版本依據，不好徑改，但又不能不管，只好盡可能地查找蘇詩版本，加以核對。經過復核《蘇軾詩集合注》《蘇軾詩集》《東坡全集》《東坡詩集注》《全宋詩》及作者參與撰寫的另一部書稿，均作“更看”，于是才放心改之。所改僅是一個字，但用以查證的時間卻花費很多，這樣值不值？作為書稿的文字編輯，毫無疑問是值得如此處理的。對細節的這種態度，相信也能得到作者的認可。單周堯先生是位德高望重的學者，《勉齋論學雜著》是他多年來研究經學、小學的成果結集。在責編該書時，面對專深的經學、小學問題，編輯從校核文字入手，發現了一些問題，提請單先生注意。單先生對責編的工作給予了肯定，在該書“后記”中說：“其（責編）辨察毫厘之深厚功力及一絲不茍之工作態度，本人既佩且感?！盵4]

圖書的體例格式，作用是讓內容更美觀、層次更清晰、更便于讀者閱讀。一部書稿體例格式確定之后，也就與其所標示的內容粘連在一起，具有了意義。所以文字編輯工作中大量處理的體例格式，并非全無意義的“形式主義”。字體字號的大小輕重、縮進的設置、空格的多寡等，需要通盤考慮，很多時候是對編輯條理性、邏輯性的考驗。有些內容不錯的圖書，因為體例格式上的不專業，而讓人惋惜。部分格式事關對錯，例如標題層級的設定，如不同等級的標題相混淆，或區分不明顯，就易使讀者不知所措。部分格式雖無關對錯，卻事關美觀與否、“專業”與否，例如腳注注釋中的出版信息，只要在首次出現時完整呈現，下文再次出現時可以只出示書名、頁碼等關鍵信息。這種注釋慣例，由鉛排時代延續而來，直接原因是出于簡便?，F在電腦排版、電腦錄入，可以隨意復制文字，無論是省略與否，處理起來都很便捷，似乎可以不用計較。但對于專業圖書出版而言，仍應堅持傳統做法，不宜隨意而為。

諸如這類瑣碎細節所包含的意義，相信隨著對編輯工作認識的不斷深入，會有更深刻的體會和敬畏。

三、文化守望者

責任編輯是圖書質量的第一責任人，也是書稿的第一讀者。一部書稿好與不好，編輯往往是最先判斷者。對于優秀的圖書，出版者應起到擴音筒的作用，積極推介；對于學術研究中存在的某些偏差，編輯也應有意識地加以總結，對書稿質量進行深層把關，“強化編輯作為文化選擇者、加工者、把關者的職業責任，進而在規范、引導學術風氣方面履行編輯出版者應盡的義務”[5]。

專業圖書出版機構與學術界有著緊密聯系，兩者在學術研究和成果推廣上，應形成桴鼓相應的格局。2021年周裕鍇教授《石門文字禪校注》出版，該書雖為基礎性文獻整理類著作，但其所蘊含的學術價值、學術理念及其所呈現出的對中國傳統詩學、傳統文化的真切把握，又遠遠超出了單純的古籍整理。該書所達到的學術水平和運用的學術方法，對當下的古籍整理而言頗具標桿意義。受益于古籍數字化的推廣，今人箋注古籍可以方便地檢索文辭典故，這使相當比重的古籍整理類著作的注釋趨向龐雜，所釋之意卻無法準確指示，給人隔靴搔癢之感?！妒T文字禪校注》對字詞、文句、典故的注釋向“小”處落實，而不是向“大”處廣撒網，這尤其能揭示古人創作時的文思情感，是箋注古籍的正確理路?；谶@一判斷，在該書的推介文案中，我們使用了“集部文獻整理的新高度”這一宣傳語。推文發布后，引起了廣泛反響。又如，在編輯《辛棄疾詞校箋》時所寫的審讀報告中[6]，編輯提出應重視吳訥《百家詞》本《稼軒詞》的特殊研究價值，近期趙惠俊老師《〈稼軒詞甲集〉所收詞的主體來源與四卷本〈稼軒詞〉的題序原貌》一文，即對這一倡導作了響應。

辭典等工具書可為人們提供可靠的知識、信息，各類工具書是文字編輯案頭必備、隨時翻檢之物，久而久之，工具書中的一些細小瑕疵，或曰可商討之處，會不知不覺地被發現。多數時候這些瑕疵“微不足道”，然而一旦落實到具體問題，就必須加以辨別，馬虎不得。如《通用規范漢字表》中有《規范字與繁體字、異體字對照表》，這個“對照表”可以應對一般書稿的編輯加工，然而對于古籍整理類書稿而言，很多情況并不適用。而且“對照表”中尚存在一些需要完善、改進的地方。[7]再如《現代漢語詞典》第1774頁收錄兩個形、音相同的“胄”字[8]，“部首檢字表”中歸入“月（肉）”部。第一個字的釋義為“古代稱帝王或貴族的子孫”，第二個的釋義為“古代打仗時戴的保護頭部的帽子”。這兩個字，在《說文解字注》中音同、形不同，作“子孫”義項的從“肉”，作“帽子”義項的從“冃”，分屬不同的部首?！掇o?！穼⒍侄細w入“由”部，字形作了明確區分：冑（“冂”中“二”為短橫）“……按此字下從‘（冒），與下從‘月（肉）的‘胄不同”；胄（“冂”中“二”為長橫）“……此字下從‘月（肉），與下從‘（冒）的‘冑不同”[9]?！掇o源》則將二字分別歸入“月”部和“冂”部。歸入“冂”部有其字源上的依據，按照《說文解字注》的解釋“冃”部“從‘冂，‘二其飾也”[10]?！墩f文解字注》中“冃”部字有“冒、冕、最、冑”等四字?！艾F漢”中有“冃”部，其下收錄“冒、冕、勖”三字。既然“現漢”收錄了“冃”部，且“胄、冑”二字意思完全不同，那么作為形、義不同的兩個字收錄更妥當，即將“胄”隸屬在“月（肉）”部、將“冑”隸屬在“冃”部。在處理書稿時，不能以《現代漢語詞典》為準而將二字字形混為一談。

我們不妨從這些微小的例子中，領會困境中的專業圖書文字編輯的價值與意義。其工作雖然“機械枯燥”，其前途雖然不是“星光大道”，但作為文化的守望者，其價值即在日常的“一絲不茍”中得以體現。明乎此，當有助于消解其現實困境。

（作者單位系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