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玉石：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宋春丹

孫玉石先生。圖/北京大學新聞網

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孫玉石最讓陳平原、錢理群這些老友們感慨甚至震撼的，是他越到晚年、越是功成名就越強烈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精神。

孫玉石是北大中文系55級畢業生，他所在的55級或許是最獨特、也再難復制的一屆。經過院系調整，全國大學語言文學泰斗云集于此，難以勝數。這一屆也經歷了“反右”和“大躍進”，曾以學生們自己突擊編出來的《中國文學史》教材聞名全國，謝冕和孫玉石等六位學生還寫了一部中國新詩簡史，指點江山，臧否文學史人物。而這些人物，很多正是他們的師長。

孫玉石坦承，這些意外的寫作經歷以“錯誤行動與別人痛苦的代價”換來了他個人的“收獲”：訓練了他的文學史研究能力。同時，這似乎也成了他一生中從未放下的沉重思考，他總是不斷回到這個母題。

2024年1月13日，88歲的孫玉石在北京病逝。

孫玉石最喜歡戴望舒的詩句“我思想，故我是蝴蝶”，曾將之用作自己17卷文集中一本的書名。他的學生們都對他當年講授的這首《我思想》印象深刻：我思想，故我是蝴蝶……萬年后小花的輕呼，透過無夢無醒的云霧，來振撼我斑斕的彩翼。

孫玉石的第一個博士生、現為北大中文系教授的吳曉東搬新居時，孫玉石送了他一幅字，用雋永的行書寫在素雅的宣紙紙箋上，錄了弘一法師的“悲智”訓語，前四句為：“有悲無智，是曰凡夫。悲智具足，乃名菩薩?！彼麖臎]多想老師為什么錄這幅字，老師去世后他睹物思人，悲從中來，體會到這訓語的關鍵除了“仁”與“智”，更在于一個“悲”字，悲憫之悲。

“我要把自己的號角含在嘴里”

孫玉石擔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時，正趕上55級畢業30周年。他將林庚為他題寫的一枚色紙選作了班級通訊錄封面，那是一幅蒼勁而瀟灑的毛筆字：“那難忘的歲月仿佛是無言之美?！?/p>

這詩一般的語言，喚起了孫玉石許多美好的回憶。

他們的授課老師名錄開列出來，就是一張長長的中國語言文學大師名單。教文學的有游國恩、楊晦、吳組緗、林庚、王瑤等，教語言學的有王力、魏建功、袁家驊、高名凱、周祖謨、朱德熙等，都親自上課，且每人都開列出一張長長的書單。孫玉石覺得，那是北大中文系最輝煌的時代。

他們進大學時正趕上中央提出“雙百方針”，號召“向科學進軍”，政治環境比較寬松，學習風氣濃厚?！芭芙淌摇?，就是當時一道獨特的風景。

孫玉石記得，開學第一堂課是高名凱講的“語言學概論”，上課地點在外文樓103。高名凱穿著西裝，夾個大皮包，這氣派把他們都震住了。他濃重的福建口音，講的是什么“語言是人類的交通工具”，什么契科巴瓦、馬爾，好多內容孫玉石都沒聽懂。在興奮又朦朧的感覺中，下課鈴響了。

下一堂課是周祖謨的“現代漢語”，在地學樓階梯教室。一間教室在西北，一間在最東邊，是個大吊角，中間只有20分鐘課間操時間。當時幾乎沒人有自行車，為了盡快趕過去占個好座，辦法只有一個：跑。

大家背著書包，三兩一伙，一路瘋跑。他們往東跑，又有同學往西跑，個個氣喘吁吁，滿頭大汗。

近兩年時間，他們就是這樣跑過來的。奇怪的是，并沒有人去向教務處提意見，大家都覺得跑得值。

林庚講唐詩，在文史樓107。他身材高大瘦削，常穿一身淺色西裝。在他的講述中，孫玉石真的感受到一種“盛唐氣象”和“亭亭玉立”的詩人風采。他講《楚辭》中的“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講王維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講曹植的“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這種詩意之美成為了孫玉石心中永遠的白月光。

孫玉石沉浸在普希金、萊蒙托夫、巴爾扎克、雨果、肖洛霍夫、聶魯達、?？嗣诽?、洛爾迦、阿拉貢、曹禺、艾青等創造的美妙文學世界里，課余經常躲在文史樓階梯教室一個角落里悄悄寫詩。

1957年春，大二的他模仿林庚的詩，寫了一些格律體現代四行詩，并從中挑出十首，題為《露珠集》，偷偷投給了北大學生校園刊物《紅樓》，沒想到竟被刊登了出來。其中一首這樣寫道：我愛聽也愛唱美麗的歌曲，但我卻久久吹著別人的蘆笛。是時候了，如今我已經長大，我要把自己的號角含在嘴里。

1959年初夏，《新詩發展概況》編寫組在借住的中國作協宿舍前合影。前排左起為殷晉培、孫玉石、孫紹振，后排左起為洪子誠、謝冕、劉登翰。圖/《回顧一次寫作：〈新詩發展概況〉的前前后后》

有人批評這些詩，有“冰心小詩一樣的頹廢”。不久，反右運動開始，一些詩友被打成右派。由于這樣的氣候，同時越來越發現自己沒有寫詩的才能，他當詩人的夢冷卻下來了。

這時，一個新的機緣出現了，使他徹底轉向了理論研究。

1958年的大躍進中，中文系55級同學利用暑假時間集體編寫《中國文學史》。孫玉石擔任了隋唐五代文學編寫組組長，執筆寫中晚唐詩章節。

國慶節前夕，75萬字的《中國文學史》正式出版。中文系55級在全國一戰成名，并帶起了大學生寫文學史的一股風。孫玉石后來說，這部書以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的斗爭為主線，將民間文學視作中國文學史發展主流，以此將許多豐富復雜的文學史現象簡單化了，對一些古典名家的作品作了簡單化、粗暴的否定。

不久，《詩刊》來人找謝冕。謝冕回憶，一輛黑色轎車開到他所住的北大32齋學生宿舍，下來的人是《詩刊》副主編徐遲等。徐遲說，新詩發展已30多年，卻至今沒有一部用正確觀點寫的新詩史，這件事靠專家做不行，主編臧克家和編輯部研究過了，建議由北大同學來編一部新詩發展史。

由謝冕牽頭，一個寫作班子很快搭建了起來，包括55級一班的謝冕和殷晉培、二班的孫玉石和孫紹振，還有56級的劉登翰和洪子誠。他們都喜歡詩歌，平時交往較多。就這樣，六個無知者無畏的年輕人，帶著舍我其誰、志在必得的勁頭，一路綠燈借來了大量新詩資料，有的甚至是珍本、孤本，住進由《詩刊》編輯部提供的一個單元房中，開始埋頭寫作。

孫玉石負責寫第四章《民族抗戰的號角》。他寫道，從五四新詩產生以來，還不曾有過這樣一個洶涌澎湃的高潮。文中著力贊頌了郭沫若、臧克家、袁水拍、鄒荻帆等抗戰詩人，同時批評了胡風、艾青等詩人，如稱艾青（當時已被錯劃成右派）在抗戰初期寫了一些好詩，但“現代派世紀末的悲哀，個人主義者陰暗心理的憂郁，詩人主觀精神的吹噓與夸張，和以救世主姿態對人民的憐憫”，在他的抗戰作品中不時流露出來。

該書的前四章分別刊登于《詩刊》1959年6月、7月、10月和12月號上。后三章沒能繼續刊載，推測可能是政治環境發生了一些變化，單行本也沒能推出。但參與編寫的六個人，后來都不約而同走上了詩歌研究道路。

王門大弟子

1960年夏，55級畢業了（北大從這屆起學制改為五年）。

孫玉石被分配留校，讀現代文學研究生，師從王瑤。這種安排事先沒有征求意愿，雙方都不知情。孫玉石就這樣稀里糊涂成了“王門大弟子”。

1961年2月，孫玉石和其他幾位研究生一起到王瑤家里見導師。王瑤極為嚴肅，不茍言笑，給學生開了十幾位作家的必讀書目，要求隨時寫讀書筆記和讀書報告，按期交他檢查。

王瑤還告訴他們，做學問要像打井一樣，要一直到打出水來為止，不能像種樹刨坑，花了許多時間刨了很多坑，但都很淺，沒有一點水流出來。孫玉石一直記著這些話。

王瑤指定閱讀的第一個作家是魯迅。一次孫玉石交了《吶喊》《彷徨》札記，王瑤很不滿意，批評得頗為不客氣。幾位研究生沒少挨訓，每次去見他都戰戰兢兢。

孫玉石按照王瑤要求通讀了《魯迅全集》。讀完他的感覺是，魯迅不僅是一個偉大的作家，還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他的作品充滿了詩意，對于新詩運動也有許多真知灼見。

孫玉石寫了一篇萬余字讀書報告交給王瑤，王瑤看后沒有告訴他，直接送交《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文章很快發表，這是孫玉石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也是他跨進魯迅研究領域的第一步，他由此對魯迅產生了一種特殊感情。

王瑤要他們利用學習時間多讀書，不許他們亂寫文章發表。孫玉石喜歡考據史料，有次寫了一篇《關于殷夫筆名的一點辨證》，只敢用筆名偷偷寄到上海一家刊物發表。

1964年，他在王瑤指導下撰寫了研究生畢業論文，題為《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問題的考察》。這篇論文可謂“腳踏兩只船”：魯迅與新詩。

隨后他畢業留校。不久“文革”開始，他多數時間在學校機關做宣傳干事，魯迅和詩都成了遠方。

“走近歷史”

孫玉石再次踏上這兩只船，已是粉碎“四人幫”之后。

1977年，他調入北大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講中國現代文學史課。那時“二教”大階梯教室總是坐滿了二百多人，有剛高中畢業的蘇牧，有已是著名作家的陳建功，還有錢理群、吳福輝、凌宇、趙園這樣的才子。

他開始重新審視新詩復雜多樣的歷史，為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了“中國現代詩歌流派”課程。他最早在大學課堂上講授象征派、新月派和現代派這三大流派詩歌，過去幾十年這些流派都因其“唯美”“頹廢”等傾向而受到批判。孫玉石覺得，這是“借著走近歷史，對自己曾經的錯誤的一種懺悔和自贖”。

第一次上課，他講象征派和李金發。因人太多坐不下，臨時三易教室，教室門上的玻璃都被擠碎了。

1979年秋，《魯迅研究》籌辦，約他寫稿。他寫了《〈野草〉的藝術探源》，發表在該刊第一期。稍后，他因全身神經痛到小湯山療養院休養。在那里，他重新反復閱讀了《野草》的每一篇，全書藝術手法的獨特性引起了他更深的注意。

如《頹敗線的顫動》寫夢境：一個母親年輕時，用出賣自己青春所得養大了年幼的女兒，然而得到的卻是家人的怨恨和申斥，連不懂事的小孩子也拿著枯干的蘆葦葉向她喊著：“殺！殺！”母親極端痛苦之下，赤身裸體走向了曠野。

馮雪峰1956年就說過，這里面有作者自己曾經驗過的“最痛苦的情緒”。但這個看法未受重視，更沒有從象征主義的角度闡釋，那時是不能講魯迅內心世界的復雜一面的。比較流行的看法是，這寫出了下層勞動婦女的痛苦，是杰出的現實主義之作。

后來孫玉石找到一條重要材料，《語絲》撰稿人章衣萍1925年寫到，魯迅親自對他講過：“我的哲學都包含在我的《野草》里了?！濒斞高€說，讀者大都“看不懂”。

這些堅定了孫玉石的信念：現代性意識、世界的眼光和開放的襟懷是魯迅與五四新文學固有的精神品格，魯迅正是國民靈魂的詩化代表。

1989年3月，孫玉石就任北大中文系主任。那期間，由于各種因素影響，中文系的發展面臨很多考驗。他說，那幾年為了中文系的建設，他沒“死而后已”，也可算身心交瘁。他曾有心恢復作家在大學任教這失去的一脈，但出于種種原因未能做成此事。

他多次去幽靜的十二公寓看望老系主任季鎮淮。季鎮淮叮囑他，當系主任重要的是要抓好教師隊伍和學風建設，不能“滑坡”。

1992年末，孫玉石在全系尊師重教座談會上說，北大中文系有一種無形的精神特征，它像長城一樣，永遠是古老而又年輕的結合體。他說，有的老師曾把中文系稱為“君子系”，他很喜歡這個稱呼。

“不要荒蕪了這幾條小路”

2003年，孫玉石退休。他私下多次談到，最大的愿望是獨自編寫一部新詩史，自己以往做的許多事都是為這部詩史做準備?？上?，這個心愿一直未能了卻。

一些從事新詩研究的年輕學者提議將孫玉石等六人早年編寫的那部《新詩發展概況》整理出版，作為了解50年代詩歌觀念、大學教育和學術體制的資料。但是，80年代以來他們的詩歌觀念和對新詩史的看法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有必要進行清理。他們商定，對原文不做任何改動，完整呈現，同時各人以同題問答的形式，共同回憶事情的緣起和經過、當時的心路歷程和如今的認識。

2012年，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同仁在安徽胡適故居留影。前排左起為李紅雨、孫玉石、謝冕、洪子誠、姜濤、耿占春，后排左起為劉福春、吳曉東、吳思敬。圖/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網站

六人中年齡最大的是謝冕，出生于1932年，其余的分別出生于1935、1936、1937、1938和1939年，都為“30后”。殷晉培已病逝，其余人也已垂垂老矣。他們的一個私心是，以這本書的出版作為他們半世紀友誼的紀念。

2007年，《回顧一次寫作：〈新詩發展概況〉的前前后后》一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孫玉石寫道，重讀自己所寫的這章，讓他有羞愧臉紅的感覺，無論內容含量、評價標準還是文字表達都讓他極不滿意，對艾青、胡風等人用現實政治代替歷史書寫，寫得簡單而粗暴。起碼從他自己來說，編寫這部書比編《中國文學史》時所犯下的“左”的錯誤更加劇了一步。寫文學史，面對的是歷史，是死去的人；寫新詩史，面對的是現實，是活著的人，因此除了思想理論上的錯誤外，還增加了一種不惜傷害歷史、傷害歷史當事人乃至傷害自己老師以保護自己的卑怯心理，一種為不犯錯誤而附和強權的犬儒心態，這些深潛性的東西就不能簡單用出于政治熱情、頭腦簡單、受錯誤理論影響來解釋了。

2014年，在紀念王瑤誕辰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上，孫玉石談到自己“文革”初期在壓力下參與對老師的揭發，為此深感負疚，要借此機會公開懺悔。

他還說過：“我們曾經很深地傷害過包括林庚先生在內的自己的一些老師們，今天我們是有愧于林庚先生的。我覺得我們不應當在歷史過失面前集體無記憶，集體失語?！?/p>

退休后，思考和寫作幾乎是孫玉石生活的全部，日復一日，樂此不疲。

在他位于藍旗營的家中，墻上懸掛著文人畫和書法條幅，陽臺上養著稀有花草，每次客來他總是一一介紹。因魯迅愛貓頭鷹，他多年收集了百余件貓頭鷹藝術品。后來，他把近萬冊藏書和墨寶無償捐獻給了老家遼寧的大連民族大學，書柜里的各類作家全集都換成了貓頭鷹藏品。

北大百年校慶時，他撰文回顧了燕園的多條小路，像何其芳朗潤園的家通往哲學樓的小路、朱光潛“從燕南園的坡路慢慢走下來，經過三院到一院門前的那條小路”……他以馮至的詩作為結尾：我們紀念著他們的步履，不要荒蕪了這幾條小路。

他一直關注著中文學科的發展。2010年，由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辦的“中文教育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學術研討會（中文學科系主任論壇）在北大召開，來自內地、港臺及海外高校的35位中文系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與會。

孫玉石提出，必須清醒認識到一些中文系走向整體性學術衰微和邊緣化的局面，改變這種局面的根本在于高水平的人才和重量級、悠久性的學術成果，而實現這樣的目標必須下決心改變評審體制。

再傳弟子李國華覺得，孫玉石代表了一種做學問的境界，在那里文學研究與現實感暗通款曲，嚴格的學術要求與溫暖寬厚的學術態度相得益彰，學術研究并不總是有用或者直接有用，但總是可以發揮作用的。

近十年來，孫玉石深居簡出，最初每天仍在電腦前筆耕，欲完成最后的學術工作《詩人阿垅論》，但后來腦力漸衰。晚近幾年，吳曉東對老師最深刻的印象是端坐沙發、平視前方、目光沉靜如水的形象。

吳曉東記得，老師依舊會娓娓而談，不過話題大都停留在久遠的往昔，最清晰的是在故鄉遼寧騰鰲堡的兒時生活、在鞍山一中的求學經歷、北大的讀書歲月、跟隨導師王瑤的日子，偶爾也會提及擔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時經歷的一些人和事，其中大部分記憶會駐留在一生中最快樂和閃亮的時刻。

80年代初孫玉石晚間在北大一教101教室開設新詩講座，座無虛席，很多人站著聽。有人輕輕將一杯水放在講臺上，還有一張紙條，上寫：“孫老師，請您坐著講吧，或是休息一會兒，杯子里有熱茶?！?/p>

這時，他覺得自己就好像回到了“無言之美”的歲月。

（本文參考了洪子誠、謝冕等所著《回顧一次寫作：〈新詩發展概括〉的前前后后》，吳曉東、李國華等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