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超構在延安的34天

高善罡

一

1944年，國民黨政府迫于各方面壓力，同意組建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前去延安。同年6月9日，參觀團抵達延安，進行了為期34天的參觀訪問。參觀團共21人，這是抗戰全面爆發以來，奔赴延安的最大的新聞采訪團體。重慶《新民報》記者趙超構名列其中。

趙超構1910年出生于浙江溫州。他先在溫州讀中學，1929年東渡日本留學，回國后到上海一所學校攻讀財經，開始接觸進步書報，畢業后任南京《朝報》國際新聞編輯與主筆。1938年，他加盟《新民報》任主筆兼國際新聞編輯，行文辛辣卻關心民間疾苦，言語犀利但關注全局，是當年《新民報》知名的“三張（張恨水、張慧劍、張友鸞）一趙”之一。

趙超構能夠成為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成員頗有一些戲劇性?！缎旅駡蟆纷畛跎蠄蟮氖遣稍L部主任浦熙修，國民黨官員一見名字便拒絕了。他們知道，浦熙修不僅和曾家巖中共辦事處來往密切，而且弟弟妹妹已在延安，妹妹還是彭德懷的夫人。之后，《新民報》又上報了張恨水，誰知出發前夕，張恨水因家人生病臨時退出。于是，趙超構便成為第三位人選。國民黨當局對他還挺滿意：此人兩耳重聽，又講一口難懂的溫州官話。他們說：就讓這個“聾子”去吧！

二

對于“大后方”的新聞界來說，到延安去采訪是一樁大事。由于國民黨軍隊對邊區多年的封鎖，加上造謠污蔑，延安成了十分神秘可怕的地方。趙超構動身之前，曾與朋友商量，應當采取一個什么態度？張恨水提出“觀察，最好一切客觀”，還寫了篇《送沙先生西游》發在《新民報》副刊上，以壯行色。社長陳銘德為趙超構設宴餞行，重申要“國民的公正觀點”，“忠實地介紹和自由地批評”。

進入延安，趙超構的第一印象是：“粗糙、幼稚，然而頗為剛健的農業都市?！逼鸪?，由于主客雙方缺乏相互理解和信任，溝通并不順暢。過了一個星期，趙超構漸漸懂得了延安人的感情，接觸了更多延安的新事物，對“延安道路”逐漸有了新認識。

毛澤東接見中外記者團是延安之行的重頭戲。1944年6月12日，趙超構作為代表團成員首次近距離接觸毛澤東，印象是“態度儒雅，音節清楚，詞令的安排恰當而有條理……從頭至尾是理論的說明，卻不是煽動的演說”。毛澤東先向中外記者講了一段話，然后分別答復各報記者提出的問題，談話持續了約三個小時。趙超構事后回憶說，毛澤東作出的論斷，后來都被證明是英明正確的。

當晚，在大禮堂觀看京劇。趙超構坐在第一排，忽然發現右側鄰座上與他并肩坐著的人竟是毛澤東。一時間，難免有些局促，但他立刻就坦然了。因為這時的毛澤東已不是會見記者時肅然坐在主席位置上的人，而是一位殷勤的主人。他朋友似的與趙超構等談話，他稱趙“趙先生”，趙稱他“毛先生”。毛澤東對戲很有興味，不時發出盡情的笑聲，甚至恣意捧腹大笑。這天晚上與毛澤東相處的幾個小時，趙超構感到“完全出乎意外的輕松”。

通過接觸，趙超構對毛澤東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感慨地說：“毛澤東是一個最熟悉中國歷史傳統的共產黨行動家！毛先生的另一點長處，是綜合的功夫。不論是一場辯論，還是一個問題的檢討，他最善于綜合各種意見，而得出一個大家認可的結論，或者綜合過去的經驗，而決定以后的方針，這種功夫，也不妨解釋為熟讀史書的成就?！边@樣的評價平實而生動，令人感到真實可信。

在延安，朱德、周恩來、賀龍、葉劍英等黨政軍領導人也給趙超構留下了深刻印象。最使趙超構難忘的是，周恩來用四個小時給他講解《新民主主義論》，并且具體安排他的采訪工作。在他看來，朱德“雖然是久經風濤的人物，可是樸素如鄉農”；賀龍“有軍人的儀表和氣概，有一撮胡子和一副方正的面龐，說話的態度非常憤激”；李鼎銘“是陜西米脂人，帶著濃重的鄉音，頗不易懂。后來有一回，他曾對我們大談《易經》，使我們記者團中最有經驗的記者，也為之擱筆”……這些對邊區黨政軍領導栩栩如生的記述，對國統區讀者來說是難得一見的。

三

趙超構對延安文藝演出中的陜北民歌小調以及秧歌劇終生難忘，“西洋歌總是那個樣子，好聽，而不親切……本國的民歌就不然，那全是我們自己的鄉村情調，所有民歌中所含蓄的感情趣味，全是我們所共通的……”他稱贊《黃河大合唱》這樣大的演奏，在延安是不容易的；他感慨過去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秧歌，在毛澤東發表“文藝講話”后熱烈地干了起來；他認為，“秧歌之所以受民間的歡迎，也就因為它的嬉笑怒罵，盡是和民眾共鳴的”。

在延安，人民群眾的抗日熱情每一天都在感染著趙超構。他利用一切機會，對延安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方面進行考察。

在趙超構的眼中，邊區的建設道路是一條全面發展的道路，生產得到發展、民主得以實行、科教文衛事業都有進步，民眾有著“標準化”的生活待遇。他盛贊大生產運動，“幾乎沒有一處是荒廢的，所有的山地都成了田陌”。他目睹在模范示范作用下，“延安少了很多無所事事的人”。他覺得延安共產黨員能夠率領大眾，其原因“一是政策，二是作風”。他聽到勤奮工作的工人發自肺腑的聲音：為共產黨做工就是為自己做工！他還對體現邊區民主的“三三制”有深入思考，認為它“雖不足以代表完全的民主，卻不失為聰明漂亮的辦法”。因為小資產階級的局限性，他對陜甘寧邊區的生產和生活難以真正理解，但以客觀的視角記錄了自己所見所聞的一切。

四

回到重慶后，參觀團幾乎每個成員都發表了采訪報道。而趙超構的《延安一月》，無疑是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所有報道、著作中最受關注的作品。

1944年7月，重慶酷熱難耐。趙超構一頭扎在市郊的農家居室，夜以繼日埋頭寫作在延安的見聞。稿子是邊寫作邊送檢邊刊登，十余萬字的長篇通訊在大半個月一揮而就，7月30日開始在重慶、成都兩地《新民報》上連載。

由于作者寫得巧妙，除了其中的《延安青年》等少數幾篇被國民黨“檢扣”外，其他篇章基本上都通過檢查。通訊比較客觀詳細地介紹了紅色根據地延安的民情民風和以毛澤東、朱德為代表的共產黨領導人的工作生活，使國民黨當局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謠言不攻自破。正如陳銘德在結集出版《延安一月》的前言中所說：“本書雖不過是新聞記事性的作品，但在我們未能清楚認識延安真面目的現在，這一些輪廓性的報道，多少可以破除一些不應有的隔膜?！?/p>

長篇通訊在連載時即引起轟動，《延安一月》出版后也屢次再版，甚至遠銷國外。它成為很多人對延安最初印象的重要來源，有人甚至懷揣著《延安一月》直奔延安解放區。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一個月之后，美軍司令部正式派觀察組常駐延安，以加強同中國共產黨的聯絡和軍事合作。國民黨當局驚呼：“沒料到，這個聾甏記者給我們捅個大婁子！”出版不久，《延安一月》即被國民黨新聞宣傳部門列為禁書。周恩來則將其稱為“中國記者寫的《西行漫記》”。

毛澤東看了《延安一月》后說：“能在重慶這個地方發表這樣的文章，作者的膽識是可貴的?！壁w超構也從此與毛澤東成為朋友，并先后受到毛澤東的七次接見。時至今日，《延安一月》仍是研究抗戰時期延安情況的重要參考資料之一。

（摘自《環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