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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與形式
——西安地區大學校園遺產歷史溯源及空間演化

2024-03-24 05:50吳思睿王軍
世界建筑 2024年3期
關鍵詞:西安地區大學校園遺產

吳思睿,王軍

1 “校園遺產”的概念及西安地區大學校園遺產的歷史脈絡

校園遺產(Campus Heritage)作為近現代建筑遺產的重要類型,歐美發達國家早在20 世紀初已展開了大量的理論與實踐研究。英國于1900 年頒布的《古跡保護法》中,將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中世紀修建的大學校園建筑保護起來;美國1966 年頒布的《國家歷史保護法》中提出:將一些50 年以上的校園建筑列入國家歷史性建筑保護名單,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等一批大學校園歷史建筑被很好地保護下來;2002 年5 月,由俄勒岡大學建筑學院與藝術學院聯合蓋蒂基金會主辦,在芝加哥舉行校園遺產保護會議,將“校園遺產”(Campus Heritage)這一學術術語帶入人們的視野,提出“校園遺產”即“一種記錄社會活動和學習模式的文化景觀”,內容包括建筑、景觀和無形資源的杰出遺產,其意義在于:(1)彰顯美國高等教育的傳統;(2)記錄與高等教育有關的文化事件和情況(民主斗爭)[1]。

我國對“校園遺產”的保護最早可追溯至1960 年代,1961 年北京大學紅樓作為革命遺址及革命紀念建筑列入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自1980 年代開始,又有云南陸軍講武堂舊址、廣州黃埔軍校舊址、清華大學早期建筑等陸續被納入第三、第四、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 年、2013 年、2019 年公布的第六、第七、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又增加了61 處近現代校園遺產1-2)。關于“校園遺產”的概念,我國目前尚無明確的官方定義。本研究在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中,以“校園遺產”“大學校園”“近現代大學”等關鍵詞檢索近10 年的碩博論文和期刊文獻共150 余篇,運用Tableau 對相關定義成果進行詞頻分析(圖1),并結合校園遺產從單體建筑走向校園整體性保護的變化趨勢,將校園遺產定義為:“建成時間50 年以上,記錄社會活動和學習模式的教育場所。內容包括歷史校園規劃結構、歷史性建(構)筑物和歷史景觀的杰出遺產?!逼湟饬x在于:(1)記錄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與變遷,(2)記錄與中國高等教育有關的文化事件和校園場所精神。

1 關于“校園遺產”的概念的詞頻分析

2 西安地區大學校園遺產發展的時間軸線

3 1902年的陜西大學堂,來源:西北大學檔案館

4 西安文理學院關中書院校區現狀

西安高等教育歷史悠久,源遠流長。2000 多年的古代高等教育,對東方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1840 年鴉片戰爭后,中國由封建社會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被卷入世界資本主義的潮流,西安固有的傳統教育在社會政治、經濟的急劇變化中,在西方文化的碰撞、沖擊下,發生了解體和蛻變。西安近現代高等教育肇始于20 世紀初期,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陜西大學堂在西安創辦,標志著西安近現代高等教育的發端。自此之后的100 多年來,伴隨西安城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意識形態的劇烈變革,西安近現代大學在艱難中成長、在機遇中發展,本文從政治社會學分析的視角3)[2],將西安近現代大學的發展脈絡分為6 個歷史時期:清朝時期(1902-1911 年)、民國時期(1912-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1950-1966 年)、“文革”時期(1966 -1976 年)、改革開放初期(1978-1999 年)和高速發展時期(2000 年以后);在這百年的歷史進程中涵蓋了4 個重要的建設階段:民國時期以國立大學和省立??茖W校為主的奠基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以“文教區”建設為重的發展階段、改革開放初期以高?;謴桶l展為核心的復興階段、2000 年以后以新校區建設為高潮的加速發展階段(圖2)。下文將對西安地區建成時間超過50 年的大學校園遺產,即自清朝的初創時期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大學校園建設歷史進行追溯并對其空間演變展開探究和討論。

2 1902-1911年西安近現代大學的初創:從“書院”到“學堂”

我國近現代大學的萌芽,始于清末洋務運動。根據辦學主體不同,這一時期中國的大學主要分為官辦大學和教會大學兩種[3]。相較國內開埠較早的上海、天津、廣州等沿海沿江地區,西安地區近代高等教育發端較晚,其萌芽期幾乎未受到西方教會勢力的影響,主要在清政府主導的洋務教育變革下,以“傳統書院”為雛形,完成了向“新式學堂”的轉型。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 年),避逃八國聯軍攻京而駐陜的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在西安發布“新政上諭”和“興學詔”,規定“各省所有書院,于省城均設大學堂”。西安作為清廷臨時所在地,對新政積極響應請辦陜西大學堂,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陜西大學堂在西安創辦(圖3),其建設是在西安六海坊原省城咸長考院和西安崇化書院舊址(今西安東廳門路北西安高級中學校址)上擴建而成[4];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關中書院改建為陜西師范學堂;1907 年陜西法政學堂在陜西課吏館的基礎上創辦;1909 年陜西存古學堂創設于貢院舊址[5]。時至今日,這一時期西安地區的大學校園遺產僅存關中書院(今西安文理學院關中書院校區,圖4)。

“書院”與“學堂”原是基于中國傳統和脫胎于西方近代大學的兩種不同教育機構。西安由于地處西陲,受清政府“師夷長技以制夷”“西學東漸”等洋務教育思想的力量主導,以及地區經濟、技術水平等條件的限制,近代大學在興辦之初,多是在原有書院形態上加以改造以適應“新學”的教育內容。就明清時期西安地區書院的空間格局而言,其功能布局與全國同期的書院相似,主要具有講學、藏書、祭祀三大功能,不同的是西安地區書院的祭祀和藏書空間常常合二為一,沿縱軸線形成兩段式院落或三段式院落空間(圖5a),現存的關中書院可代表陜西明清時期書院建筑的最高水平[6]。1903 年,關中書院在改建為陜西師范學堂的過程中,其建筑群雖依照兩湖書院的圖紙進行了擴建,但整體建筑格局、藝術風格均未有改動(圖5b)[7],功能上主要延續傳統“書院”的講學區為教學區、齋舍區為宿舍區、藏書區為圖書館區,與此同時,“書院”原祭祀區的功能和地位被弱化。由此可見,西安地區在從傳統“書院”向新式“學堂”的演進過程中,雖然教育、文化價值取向發生了極大的轉變,但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思想下,其校園物質空間形態并未發生質的轉變。

5 西安地區書院標準空間布局及關中書院平面布局,引自參考文獻[6][7]

6 國立西北農林??茖W校三號教學樓現狀

7 西北大學禮堂現狀

8 民國時期西北大學校園空間格局,來源:根據西北大學校史資料改繪

3 1912-1949年西安近現代大學的奠基:寂寥的印記

1912 年1 月1 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中國近代大學的發展也步入新的歷史時期。同年,陜西都督張鳳翙將陜西大學堂與關中法政大學(陜西法政學堂)、三秦公學(陜西農業學堂)、陜西實業學堂、陜西客籍學堂等合組為西北大學,成為西安乃至陜西地區第一所國立大學。1927-1937 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的“黃金十年”,是中國近代大學發展的重要時期,資本主義工商業開發較早的華北、華東、華南的沿海沿江城市,尤其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廣州、杭州、廈門、福州、武漢等城市為中心,國立大學、省立大學和私立大學數量驟增,而近代化進程相對滯后的中西部地區,高等院校則寥寥無幾[8]。西安地區雖然興辦過一些大學,但是辦辦停停,少有建樹。至1937 年,陜西僅存有一所國立西北農林??茖W校(1934 年創辦,今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這所大學在民國元老于右任、民國委員戴季陶和愛國將領楊虎城等人的倡議下興辦[9],1934-1936 年由楊廷寶設計的三號教學樓整體3 層,局部7 層,采用現代框架結構,坐北向南呈“凹”字形,當時主要用作教室、實驗室,曾是“西北第一高樓”[10-11](圖6),它也是西北地區自近代以來,突破傳統地域建筑形式,而采用現代主義手法和技術建造的大學教學建筑孤例。隨著國內抗戰形勢日趨嚴峻,西北農林??茖W校的校園建設這一時期再未有所突破,值得慶幸的是三號教學樓雖飽經風雨,但至今依巍然佇立、統領校園。

1931 年“九一八”事變之后,由于我國東北地區高校淪入日本侵略者之手,1936-1938 年,東北大學工學院和東北大學被迫先后內遷至西安辦學,校址勘定在西安西門外原西北大學舊址(今西北大學太白校區),學校建設款主要由張學良籌集,其校園規劃和建筑由梁思成、林徽因在東北大學招收的第一屆畢業弟子郭毓麟、劉致平等義務設計與督造4)[12]。東北大學西安校址整體格局已初顯同期中國近現代大學校園的空間特征,校園整體以兩條南北向軸線將教學區和生活區有序地組織在一起,教學區主軸線上的禮堂及禮堂前的大草坪區域是校園的核心區域。西北大學禮堂的建成標志著西安近現代大學物質空間形態的進一步完善(圖7、8)。

1937 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大學面臨校園被毀、難以維持正常教學等困難。國民黨政府采取了戰時應變措施,把一些重點大學遷到內地辦學。我國兩個最大的大學共同體:云南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和陜西漢中的西北聯合大學,不僅成為戰時我國高等教育的兩面旗幟,更是對中國高等教育格局的平衡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西北聯大主要以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為基礎,形成了西北、尤其是西安地區高等教育的框架體系,使西北地區在后期短短的8 年時間內,具有了師范學院、工學院、農學院、醫學院和綜合大學,初步形成了完整的高等教育體系。這一時期由于正處抗戰時期,內遷的大學主要分布于陜西漢中、城固等地區,西安地區的大學校園建設并未形成規模5)。同期陜西省先后興辦了一批公立、私立的??茖W校。1938-1948 年,陜西省先后有陜西省立醫學??茖W校、陜西省立政治學院、省立商業??茖W院、省立師范??茖W院等高等??茖W校成立,多數位于西安城區(圖9)[9]。

從西安城市建設來看,1947 年陜西省建設廳為配合西安的城市建設,結合學者季平1934 年《西京市區分劃問題芻議》一文,在《西京規劃》的基礎上擬定了《西京市分區及道路系統計劃書》,提出西安城市分區中“大學區擬設于東南郊高陵起伏之地帶,因山布舍,天高氣朗,利于氣象、天文、工礦諸學術之研究、實習……”[13]。至此,西安高等教育的基礎構架及大學規劃建設區位已初見端倪。

4 1950-1966年西安近現代大學的發展:艱難中的探索與轉變

9 民國后期西安城區大學及省立??茖W院分布,來源:西安歷史地理研究,引自參考文獻[9]

10 西安地區建成50年以上大學校園遺產分布

1945 年抗戰結束后,內遷的高校開始紛紛復原東返,多數大學遷回了原地,一些大學在西部保留了分部,獨立設置。1949 年10 月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中國政權近乎完整地接管了當時各類高等院校。1949-1952 年,在西安市軍管會領導下,完成了對西安地區高等學校的全面整頓,1952 年西安地區大學僅有西北大學、西北醫學院、西北工學院、西安師范學院。同年,教育部為發展專門學院,鞏固與加強綜合性大學,對全國大學院系進行了調整,以行政為主導的蘇聯大學管理模式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藍本。近代以來大學發展基礎較厚實的沿海沿江等地區,大學校園建設主要以調整、改造、擴建等活動為主,以適應新中國社會主義體制下的辦學內容和院系設置[14]。西部地區雖在戰時的內遷過程中已初步形成了高等教育框架,但在政局的動蕩、經濟的凋敝、技術的落后等制約因素下,大學校園基礎建設可謂是“一窮二白”。面對國內外政局尚未穩定,東、西部地區整體發展不平衡,國防、工業建設和高等教育布局發展不合理的現實格局,中央人民政府將蘇聯援建的156 項重點工程中的半數布局在中西部地區,以實現國家戰略轉移。大學作為承載國家亟待發展工業形勢下技術人才的搖籃,亦是在以西安為中心的西部區域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大規模建設工作。自此,西安地區大學建設迎來了歷史性的發展機遇。1955 年起,根據中央的統一部署,沿海地區的上海交通大學、華東航空學院、東北工學院、青島工學院、蘇南工業??茖W校等高校相繼西遷至西安,這是中國教育史上恢弘的篇章,是中國高等教育從局部區域走向全國性發展的重要決策。與此同時,在建國初期以“民族—國家”利益為重的政治價值觀作用下,以華東地區、東北地區等地為典型的設計力量、建設力量亦積極響應“支援西北建設”的號召,西安地區大學校園的建設和發展在多方力量的支持下進入了快車道。

文教區規劃是現代城市規劃理論之城市功能分區思想的產物,是城市中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分布比較密集,以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為主要功能的城市片區[15]。西安地區大學文教區的確立主要是基于建國后西安市于1950 年、1951 年、1952 年編制的3 份“都市發展計劃”。1950 年初版規劃沿用了民國時期《西京規劃》中以西方英、美國家為主的城市規劃原理和方法;1951 年的西安都市計劃開始受到蘇聯的影響;1952 年的西安都市計劃全面引進蘇聯城市規劃的原理、經濟技術指標及編制城市總體規劃的程序、方法[16]。1952 年發布的《西安都市計劃》由蘇聯專家指導,在南郊安排建設西安師范學院、西北俄文??茖W校、陜西省團校、陜西師范學院等12 所高校、中專與干校,創建了文教區。1954 年按照《1953~1972 年西安市城市總體規劃》中“不宜再在南郊繼續發展擴大文教區”的批復精神,將西安交通大學、陜西機械學院、西安工業學校安排建在城區東郊和東南郊,把西北工業大學、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等安排在西郊和西南郊,把西安建筑工程學院安排在南郊大環以北。自此,西安形成了南部文教區的城市格局。1957-1960 年是西安高教發展的高峰期,短短3 年,西安高校數量從11 所增長至23 所。然而,這一時期西安高教在“大躍進”期間,一度形成了盲目發展的態勢。1961 年西安撤并了一批高校,直至1966 年,經過調整以后的西安高等學校穩定在17 所。這17 所大學奠定了陜西地區乃至西北地區高等教育的堅實基礎。迄今為止,這一時期建設(西北大學為擴建)且校園格局現存的西安大學校園遺產共計18 個(圖10)。

建國初期經濟凋敝、百廢待興,政治和建設環境也尚未穩定,中國知識分子經歷了從思想改造到學習蘇聯,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到反右派斗爭,從“四清運動”到“文化大革命”的重重考驗。西安近現代大學校園的大規模建設正是在這艱難的經濟環境下、復雜的政治社會活動中取得了快速的發展。1952-1954 年間,國家政治中心北京“八大院?!钡慕?,將蘇聯高等教育模式率先實踐。西安由于地域較偏遠,這一時期大學校園建設受政治意識形態影響相對較弱,而東部地區設計力量的注入為西安地區近現代大學校園的建設提供了支撐。我國第一代建筑師董大酉于1952-1954 年出任西北建筑設計公司總工程師,他先后主持了西安師范學院(今陜西師范大學)、西北人民革命大學(今西北政法大學)、西北團校(今陜西省團校)、西北工學院(今西北工業大學)等西北地區大學的規劃及建設工作[17]。這一時期的大學校園從選址、建設規模、空間形態均與中國東部地區早期發展起來的近代大學相接軌。第一代建筑師在民國時期探索的本土大學校園設計手法——即強調軸線處理、功能分區和建筑群組的空間布局等特征,在這些大學校園規劃中均有所體現(圖11)。從建筑風格上看,不同于同期北京“八大院?!睂Α疤K聯模式”的全面照搬,且受制于地區經濟、技術等多因素的制約,西安地區大學校園建筑多采用簡化的“大屋頂”或是“平屋頂”形式,且更傾向于“功能—結構”的現代主義建筑探索,“民族性”的表達多投射于入口、屋檐、欄桿、臺基等部位的裝飾構件(圖12)。

11 西安師范學院、西北人民革命大學、西北工學院1950年代校園規劃

12 1952-1954年西安地區大學校園建筑現狀

13 西安交通大學華東工業設計院總圖、1973年圖冊中的鳥瞰及1970年代建成校園鳥瞰照片,總圖引自參考文獻[19],鳥瞰圖及照片來源:西安交通大學校史館

14 1961年西安交通大學圖書館,來源:西安交通大學校史館

然而,由于建國初期西北地區經濟、技術的制約,以及大學校園建設周期的影響等因素,這些大學校園大多未按照第一版規劃一以貫之。即便如此,校園內建成的教學樓、禮堂、宿舍等主要建筑已初步構成西安大多數大學校園的骨架和空間格局。

1955 年之后,隨著東部地區上海交通大學、華東航空學院等高校的西遷,西安地區大學校園建設進入城市建設史上的第一個高峰期。這一歷史時期,“蘇聯大學模式”在設計理論和實踐上已成為全國各地社會主義大學建設的藍本,由華東工業建筑設計院(今華東建筑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負責的西安交通大學、西安建筑工程學院(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學)等以“蘇聯大學模式”為參照展開規劃設計。西安交通大學校園整體規劃中采用南北向中軸線將教學主樓、行政樓、圖書館、大禮堂等建筑組織起來,形成嚴整的空間序列。北部主樓群體以巨大的體量矗立在狹長的北門入口廣場上,是典型的“莫斯科大學”風格(圖13)[19]。1961 年由建筑工程部西北工業建筑設計院(今中國建筑西北設計研究院)洪青、鄭賢榮等設計的圖書館建筑整體立面采用縱三段式進行劃分,比例關系和諧,具有西方古典主義的構圖特征(圖14)[20]。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在1956 年的規劃中同樣采用了蘇聯模式與傳統空間序列結合的校園空間組織形式,主樓建筑群體量宏大、具有“蘇聯模式”的構圖及裝飾特征(圖15)。1958-1966 年,隨著中蘇關系逐步交惡,西安地區的大學校園空間形態也顯現出新特征,如西安公路學院(現長安大學本部)在校園整體規劃和教學主樓的布局形態上一反蘇聯式布局的對稱原則,采用了非對稱的平面形態,且在建筑裝飾上多以社會主義符號化的元素為主(圖16)。

綜上可見,西安地區近現代大學校園遺產主要形成于這一歷史時期,它們是社會政治語境下,國家集中力量辦學的產物;是特殊時代背景下,為國家發展基礎工業提供人才的搖籃;是1950年代建國初期,東部知識分子滿懷激情再次西遷建設的成果。西安近現代大學校園的建設既包含了對地域城市文化的尊重,對中國近代大學校園設計文脈的延續,又深受時代社會政治語義的裹挾,以“民族—國家”為政治任務,在社會主義大學建設中加以形式化的表達。

15 西安建筑科技大學主樓群

16 西安公路學院總體布局及細部

5 高校建設潮后的西安大學校園遺產空間現狀特征

1977 年“文化大革命”之后,西安大學校園又先后于改革開放初期和2000 年以后迎來了兩次建設高潮。1978-1999 年間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大學校園建設也迎來了百花齊放的春天,西安地區一方面積極新建大學,一方面快速恢復1950-1960 年代大學校園的建設。這一時期西安大學校園遺產在擴建過程中整體受到的行政干預減少,設計師能夠解放思想、開放視野,并有效地付諸實踐。西安交通大學1985-1991 年建設的錢學森圖書館南樓正是在1950 年代圖書館南側進行的擴建項目。西北院第三代建筑師葛守信自覺遵守了西安交通大學1950 年代校園規劃的南北向軸線格局,同時,受到開放后西方設計思潮的影響,該校錢學森圖書館南樓在形體設計上采用了“后現代主義”設計手法,以對稱式、多層退臺的建筑形體處理方式與1950 年代的北樓相銜接(圖17)。值得注意的是,在改擴建過程中,由于校園容量、機能要求的不斷提升,多數大學校園已經從1950-1960 年代以多層建筑為主的空間形態向局部區域發展高層建筑的空間形態演變,但其校園格局在設計師、校方的歷史自覺等因素下,尚未有較大的改動。

2000 年以后,伴隨產業革命和知識革命的到來,中國大學產業發展迅猛,校園建設也進入了超速賽道。西安地區的大學校園建設亦是如此:一方面,以國家新劃撥土地為重心開展新校區建設;另一方面,對老校區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造和擴建。在西安大學校園遺產中進行的大量建設活動,在校園遺產保護層面上,依靠的仍舊是設計師、校方等參與建設者的歷史自覺性。2001-2006 年西北院第四代建筑師李子萍主持的西安交通大學教學主樓建筑群同樣遵守了西安交大已延續50 余年的南北中軸線空間格局。在齊康先生的指導下,西安交通大學主樓群采用了梅花型的建筑總體布局,建筑群中央放置高層塔樓,將校園空間的南北主軸線、東西次軸線組織起來[20]。交大教學主樓塔樓的建成,標志著新時代大學校園空間與城市空間的關系已從原有的封閉式構成轉向對話與融合(圖17)。然而,在急速發展的浪潮中,西安地區大學由于建設重心向新校區轉移,對老校區校園遺產的價值認知不清且缺少相關建設、政策指引等現實狀況,不少西安大學校園遺產在這一時期呈現出無序的空間發展態勢,部分大學校園的空間格局已在改造中難覓影蹤,部分大學校園建筑遺產被閑置、拆除或改造得面目全非。

17 西安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和主樓群,來源:中國建筑西北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專業總建筑師李子萍

6 結論與思考

總體而言,西安地區大學校園遺產是西安近現代城市政治經濟空間、社會文化意識形態劇烈變革的產物。清末時期西安近現代大學從“傳統書院”到“新式學堂”的轉變,從文化價值層面打破了西安地區的古代高等教育體系;民國時期的第一次高校西遷,初步建構起西安地區近現代高等教育的框架;建國后的第二次高校西遷,真正奠定了西安地區大學發展的物質基礎,確立了其在全國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地位和價值。這兩次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大學西遷不僅改變了中國高等教育的格局,從長遠來看,更是從根本上改變了近代中國百年來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的社會現實。建國后以華東地區、東北地區為典型的西遷力量不僅是知識技術層面的輸出,更是一代人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為社會主義建設而全情付出的犧牲。西安大學校園遺產作為時代精神的體現,融合了建設者身體力行的汗水與淚水、激情與青春,其所承載的價值除了歷史、文化、社會、科學、藝術外,還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和稀缺性。

通過觀察西安大學校園遺產的空間變遷,首先,能夠看到西安近現代大學建設與西安近代城市發展的內在聯結。自民國時期,學者季平基于西安城市歷史地理環境,提出了西安大學區的選址起,至建國后各高校選址的確定,不僅是對西安地域環境及教育文脈的尊重和延續,也是現代城市規劃理論在西安城市規劃中的重要實踐,且為西安城市后續的分區發展提供了內生動力。其次,從西安近現代大學校園的空間格局可以看到中國近現代大學的延續性。民國時期東北大學西安校址的規劃已脫離了西安“傳統書院”的院落式空間格局,而轉向采用同期近現代大學的校園空間功能劃分及設計手法;建國后掀起的大學校園建設則延續了自民國以來第一代建筑師對中國大學校園規劃的設計經驗;在“蘇聯大學模式”的影響下,西安交通大學、西安建筑科技大學雖以此為樣本,但也創新性地結合中國傳統院落空間進行校園空間組織的探索。最后,從西安大學校園建筑風格上來看,“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也并非西安近現代大學校園的唯一表達,自民國時期國立西北農林??茖W校三號教學樓建成后,現代主義文教建筑已在西安地區生根發芽,建國后以華東地區為代表的建筑師們在文教建筑的設計實踐中,也從未脫離對“現代性”與“民族性”的思考。

西安近現代大學校園的歷史演變進程中,基本未受到西方教會及建筑師的直接影響。建國前,在本地執政者及學政的積極推動下,有楊廷寶、郭毓麟、劉致平等建筑師留下了星星之作,雖數量極少,但明確了西安高等教育向近現代大學轉型的方向;建國后,在國家政權的統一部署下,有董大酉、洪青、鄭賢榮等東部建筑師在西部地區拓荒建設,奠定了西安地區近現代大學發展的基石。這些建筑師在西部地區的作品至今仍未受到建筑學界的重視,而正是這些作品開啟了西部建筑界從“傳統建造”走向“現代性”發展的轉型之路,是研究西部建筑發展的重要遺產。

時至今日,隨著社會發展的變革,西安地區大學由于在辦學規模、組織模式、環境條件等方面不斷變化,西安地區大學校園遺產的空間結構、空間形態被快速重構;校園內部分校園建筑遺產在改造過程中也遭到了破壞。西安近現代大學校園記載的是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與變遷、記錄的是西部高等教育的校園精神,在西安城市從“增量建設”走向“存量更新”的今天,它們還是城市重要的文化單元。正確認識西安近現代大學校園遺產的價值特征并展開整體性保護,在新時代校園更新語境下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1)數據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文物局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錄統計,不包括現已不作為大學校園使用的遺產。

2)除文物保護法外,建設部也相繼發布了與近現代建筑遺產保護有關的法規。2008年7月1日起施行的《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將一部分校園遺產納入了名城保護框架下的歷史建筑體系。

3)朱劍飛的研究表明,近幾十年的政治社會學理論的發展新趨勢,是文化逐步進入政治社會學領域,以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和各種批判理論的興起為明顯標志。在建筑學的思考和研究中,存在文化形式和政治權力的關系問題,對建筑的社會歷史的一般性研究是其主要研究類型之一。

4)1936年東北大學西安分校由張學良校長撥款建設,此工程是由“東大”工學院畢業生郭毓麟等義務設計并監督施工。興建大禮堂時在墻基內砌有一塊紀念碑,根據碑石所記載,大禮堂設計者為劉致平,繪圖為馬俊德、劉鴻典、鐵廣濤、丁鳳翎4位。該石碑 于1992年由西北大學覓得碑文拓片,并重新立石紀念,現立于西北大學禮堂門前。

5)1935-1945年在陜甘寧邊區舉辦了一批新型高等學校,先后建立陜北工學、魯迅藝術文科大學、延安大學、民族學院等10多所高等干部學校。這些學校建國后亦多成為西安地區多所大學的根脈,因其校址集中于陜北、甘肅等地區,故本文不再進行歷史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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