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數字經濟競爭政策需要創新與進一步完善

姜奇平 于小麗

對數字經濟來說，市場發展環境背后的理論，需要進行這樣一個深化：要重新反思市場與企業的聯系與區別，把兩者特征融入一個統一的資源配置場，來加以理解。以平臺生態為代表的雙邊市場，既是一個商品市場，又是一個要素市場。但與工業經濟的明顯區別在于，工業時代被稱為企業的要素市場，是一個等價但不平等的契約組合；數字時代的要素市場，將第一次成為等價且平等交換的契約市場。如何保證這種平等性，就成了優化市場環境的新的關鍵。

工業經濟條件下面向市場經濟的現期政策，突出體現在競爭政策中，而合作不是主要機制，往往是以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形式出現的。政府失靈往往意味著合作失靈，包括政府提供外部性（公共產品）的失?。ǖ托剩?，與個體相互提供外部性（合作）的失?。ǖ托剩?。

數字經濟中提出問題的角度正在發生變化，競合政策（而不僅僅是競爭政策或合作政策）何以可能，由于生態的興起而被提了出來。與市場機制、市場體制改革有關的政策，需要從既競爭又合作的語境考慮來增加一種生態。

一、數字經濟競爭政策的根本指向：合作競爭

（一）避免數字經濟中的政府失靈

政府失靈，在此特指由于政府越過市場作用的邊界，將本處于均衡狀態的市場引向非均衡。

在數字經濟發展的早期（從今往后幾十年內），人們在競爭政策上很難避免的一個政府失靈類型的錯誤，是把平臺與企業劃等號，為維護競爭而誤傷生態中的合作基礎。競爭政策本來是為了矯治政府失靈，結果反而放大了政府失靈。

基于企業的經濟（工業經濟）與基于生態的經濟（數字經濟）不同，在于前者的市場體制以競爭政策為基礎，而后者的市場體制將以競合政策為基礎。過渡期間，因競爭而傷害合作，將是造成后果嚴重的政策自我誤傷的主因。為此付出6萬億元的學費是少的，恐怕沒有60萬億元學費，人們是不肯認識下面所說的道理的。

我們將合作的本質定義為相互提供外部性。在工業經濟條件下，沒有一個合適的市場體制可以保障合作、超越競爭，成為市場經濟的主導模式。

基本原因在于搭便車的存在。搭便車的本質是無法將外部性加以內部化，這成為傷害合作的毒藥。工業經濟中唯一能做到的，是在企業內部，將相互外部性加以相互內部化。這就是西班牙蒙特拉貢工人合作社（西班牙蒙德拉貢聯合公司）的本質。但這一模式難以推廣，因為有一個根本性的條件不具備，這就是在工業化條件下，資產的普遍模式不可能從專用性資產轉向通用性資產。

數字經濟出現后，這個條件開始具備。以通用目的技術為生產力基礎，導致通用性資產成為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的基礎。一旦通用性資產在資產中的比重超過一個臨界點，制度變遷將會發生。平臺本質上不同于企業，企業是以專用性資產為主的，最適合的制度是明晰產權（實際是明晰產權中的所有權），使外部性不致外泄；而平臺以通用性資產為主，內部化收益的主要來源就只能依賴向生態中的其他利益相關方提供外部性。

人們沒來得及對平臺這一現象的生態本質進行理論化與系統化之前，通常會把其當作一般企業來看待，或認為占有較大市場份額（流量）是壟斷，或認為提供外部性資源是不正當競爭（掠奪性定價）。而一旦沿用企業的邏輯，用傳統競爭政策規制平臺企業，就會傷害在雙重雙邊關系中提供可內部化的外部性這種合作因素，進而將競爭與合作一體化的生態體系還原為單純的競爭體系。對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在于，破壞了數字經濟最基礎的社會分工，即平臺企業與應用企業之間圍繞外部性與內部化展開的社會分工，一般是服務化的分工，如在服務業形成重服務業與輕服務業的分工。歐洲始終無法形成數字經濟生態，無法培育出世界級的互聯網平臺，與此有很大關系。

當把生態當作企業治理時，會出現一種特有的政府失靈，這就是當市場有效配置資源時，由于政府的不當干預，導致效率損失。為避免這種錯誤，需要以數字經濟特有的外部性（網絡效應）為基點，重新認識合作與競爭的關系。需要超越那種認為只有競爭能提高效率，與競爭不同的模式都會降低效率的傳統觀點，發展出一種以競合來提升競爭，通過合作倍增放大競爭效率的新觀念，以此與數字經濟的特性相匹配。

第一，在競爭機制中內生合作，在于以市場方式將外部性加以適當內部化，從而比排除外部性的單純競爭可以更充分利用資源。充分利用資源是市場機制設計的出發點與歸宿。如果競合不能比競爭更加充分地利用資源，就沒有必要在市場化項下討論這個問題。

比較傳統的理論經濟學原理，通常把外部性放在政府項下討論，而認為政府的效率低于市場的效率。這就把外部性從根本上置于低效率區間來認識。但生態的出現，改變了其中邏輯。其一，生態是以市場方式而非政府方式處理外部性，其原理是有償搭便車；其二，生態作為雙邊市場比傳統市場（單邊市場）效率更高。平臺只是一種表象，其理論經濟學實質在于，將外部性不經濟轉變為外部性經濟。這一點目前還是市場經濟改革的思維盲區。需要解放思想，從互聯網的實際出發，認識一種更高效率的市場形態的出現。

第二，在競爭機制中內生合作，其內在動力在于從互利中產生均衡水平的正利潤，以互利的方式將自利與利他結合起來。

傳統競爭政策（如基于新古典增長理論的競爭政策）默認的帕累托最優狀態，是以同質完全競爭為均衡預設的。而以新經濟增長理論為基礎的競爭政策，開始承認零經濟利潤之上可能存在成本加成的正經濟利潤（稱為租值也可以）。

而從理論經濟學角度看，報酬遞增（收益超可加性與成本次可加性）與合作（一加一大于二）應是同一件事。平臺只是把二者以現實的方式（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方式）實現出來。因此，要認識的不是合作這個詞匯，而是一加一大于二這個道理，在理論經濟學上到底成立還是不成立。這里沒有考慮政府的因素（如補貼），完全是在市場本身作用的范圍內考慮問題。要打破那種認為競爭劃算、合作不劃算的陳舊觀念，認識在合作網絡（互聯網）技術條件具備后，合作博弈有可能在均衡水平實現（以夏普利值分配的）共贏。

而傳統零和博弈的經驗，限制了人們對于平臺的想象力，把它當作自私自利的私人資本看待，而沒有發現平臺正引導人們從競爭走向競爭與合作的結合這一點，從而輕易扼殺數字經濟中因合作而產生的報酬遞增這種新型生產力和新的經濟增量。

那么，當用企業政策治理生態、用競爭政策抑制競合政策、用傳統工業經濟市場經濟體制阻礙新興數字經濟市場體制發育時，會帶來什么樣的生產力破壞與經濟破壞呢？最主要的是抑制網絡效應，或者更直接說，抑制因合作而產生的報酬遞增，它正是數字經濟相對于工業經濟的主要紅利。我們進行一個均衡分析。

（二）以企業框架治理生態的效率損失

以下討論一類特別的政府失靈現象，就是對待平臺時，把生態當企業治理導致效率損失。這種效率損失可以視為政府失靈的定量評估。我們在均衡水平上，提供一個判斷這類政府失靈的結構模型。

如圖1所示，如果采取平臺企業“去生態化”的企業治理框架，即抑制平臺向應用企業提供外部性并不完全內部化的政策，將圖中的D壓回到d（如箭頭所示）。這種治理的經驗特征，是把平臺營造流量視為在構造壟斷性市場權力，加以打擊。而從生態角度看，平臺只有對應用進行歧視而非中立對待時，才涉及濫用壟斷力量。本來，如果平臺能保持中立，包括對自身進入應用、與其他主體一視同仁，則營造流量只是實現部分內部化的模式的一個正常部分。一旦傷及這一部分，將徹底改變生態的定價機制，造成圖中上、下方陰影部分的效率損失。分別討論如下。

首先，將在有償搭便車機制中，凈損失一個免費部分的效率。即圖中下方陰影部分mlQeffQM，代表無償搭便車部分。平臺企業被迫從生態企業退回到純市場企業，不再利用網絡效應（網絡“去勢”）。因為沒有了從PMefg值域中實現“部分內部化”的動機，也就不再有提供外部性（以低于g的價格Peff共享平臺資源，平臺本來是免費提供的，Peff這個價位是通過去除無法收回的部分，換算的相當于陰影部分的定價）的動力。平臺企業會采取兩個退回獨立企業業態的對策，一是自己進入應用方的領域，同時放棄使用費，不再把“半條命”交給應用方（平臺退出應用業務）；二是當間接內部化的源頭被切斷后，而且需要將平臺的成本從h提高到f，不僅不能再低于成本價g（而在l處）提供平臺資源，還要將平臺服務價格恢復到g（如提高會員費），對固定成本直接進行內部化，而不再通過應用間接內部化。這時，對社會來說，會凈損失一個mlQeffQM（下方陰影部分）。這一部分會轉化為等量的中小企業“資金難”問題（分享生產資料是對資金難的替代），甩回給社會，特別是銀行。

其次，將在應用方退回重資產經營時，損失一個等價于固定資產投資（上方陰影部分）的效率損失。上方陰影部分的投入，在生態模式中，本來是被平臺投入替代的，如電子商務平臺用對于虛擬店鋪的投入替代中小企業對商業地產的投入。一旦切斷這種替代，從應用方看，不僅會犧牲e至f之間的因網絡效應而獲得的附加值，更主要的是犧牲平臺以外部性方式提供的生產資料（PefflQeffO）的共享機會。應用企業在失去平臺條件下，要獲得等量收益，需要自投自建，作為平臺固定成本投入替代，這個區間是圖中上方陰影部分（gfiPAC）。也就是說，這些中小企業需要從輕資產運作狀態，退回到自身同時投入固定成本（重資產）與可變成本（輕資產）的獨立企業狀態。

比較兩種方式的投資效率，平臺投入固定成本采用數字化“復用”方式（生產要素供給新方式），也就是向中小企業拷貝0、1代碼（如虛擬店鋪的軟件），作為替代實物的虛擬資產，不需要中小企業以轉移所有權的買賣方式購置這部分固定資產；而中小企業要進行這種投入，則需要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投入真金白銀的資本貨幣，用來購置或租賃商業地產（實體店鋪）。當然，中小企業也可以自己開發交易軟件與網站網頁，但是投入更大，而且沒有流量優勢。因為平臺進行這種投入，可以供上千萬中小企業共享復用，而中小企業自建，只能用于自己一家。

中小企業投入固定成本，一般是向銀行貸款。一是難以獲得資金（中小企業資金難）；二是一旦破產，會將風險轉移給銀行。轉移的風險量值在PefflQeffO中陰影以外部分（應用企業沒有收益、創業失敗部分）。此外，中小企業的效率損失，還會間接損害其在居民收入、就業、創新方面的表現。例如，APP創新經常依托平臺進行，以有償搭便車的方式，降低創新的成本，這一效率就發生在PMefg。中小企業當然也可以不利用平臺提供的外部性加強創新，那只能在gfiPAC區間進行，且需要中小企業自己解決研發經費或由政府補貼（an=g-PAC）。

通過上述效率分析，可以發現一個問題。一些打著中小企業名號抑制平臺發展的政策主張，例如，以平臺企業跨界創新會壓縮中小企業創新空間為理由，要求政府為平臺企業跨界創新設置進入門檻，即不讓它們進入自己所代言者所在行業與領域，等價于在此設租尋租。這類主張對中小企業并非全部有利?？梢苑謨深惽闆r，一類是有望成長為大企業從而替代在位平臺的中小企業，或潛在的大企業如獲得天使投資的新興企業；另一類是定位于應用業務而不準備成為平臺，但處于同一平臺生態內的小微企業。這類主張對前者有利，而對后者不利，如上述壓縮了它們有償搭便車（如免費獲得平臺提供的APP開發工具）的機會空間。姑且不論大企業創新效率高（熊彼特觀點）還是小企業創新效率高（菲爾普斯觀點），競爭政策的執行者首先應識別出這種主張背后代表的特殊利益，是平臺的潛在競爭者，它們是后發者，希望仿模平臺企業的成功，為此希望用各種手段削弱在位平臺企業。監管者的明智做法，是保持中立（除非對熊彼特、菲爾普斯觀點在政策上明確站隊），而防止被特殊利益俘獲。

面對數字經濟市場生態化這一新情況，而且是未來日益主流化的趨勢，競爭政策總的對策應是：區分兩權合一市場（單邊市場，完全內部化市場）與兩權分離市場（雙邊市場，不完全內部化市場）。第一，以鼓勵資源最有效利用為競爭政策在配置資源方面的總導向，同時兼顧機會平等（后面分析新布蘭代斯學派時討論）。第二，基于外部性（網絡效應）在數字經濟中的重要性，從鼓勵同質完全競爭向鼓勵壟斷競爭與合作方向轉型。以下分別討論。

二、單邊市場治理：流通交換環境

工業經濟的競爭政策，主要適合單邊市場。單邊市場的特征不在單邊本身，而在于完全排除外部性，實際上是排除基于外部性的合作。這是競爭政策所稱競爭的本義。

數字經濟的發展，可能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這個發展的早期階段（從現在起到未來幾十年），都將是一個工業經濟成分與數字經濟成分混合發展（工業化與信息化“兩化”融合）的時期。市場經濟體制和競爭政策不可能采取純而又純的只反映數字經濟特殊性的取向?？梢圆扇　皢芜吺袌觥p邊市場”雙軌制管理。其中，單邊市場更適合以傳統競爭政策為基礎，例如以芝加哥學派現有反壟斷框架為主，小修小改。

唯一需要增加的一個程序，是對所針對的市場是否是單邊市場進行審議，以排除將政策適用范圍擴大到雙邊市場這一可能。例如，當界定數據要素市場時，應考慮到存在兩類都稱為“市場”的市場，一類是以數據和數據要素為商品的單邊市場（如貴州大數據交易市場），另一類是以數據和數據要素為要素的雙邊市場（如平臺）。后者不同于前者的特征在于定價要考慮要素的本金與利息（利潤），而前者只考慮“本金”。這相當于將貨幣分為M1與M2。

同為數據要素，在前一個市場進行交換時，要素本身只是作為商品存在，交換的只是“本金”，相當于M1與M1交換。所以要素不是作為要素來交換，而是作為特殊的商品來交換。而在后一個市場進行交換時，要素的定價在商品交換層面（場內交易時）是不確定的，要由要素的商品交換加上商品之上的溢價的交換（場外交易）兩部分共同完成。這與M2與M2的交換要考慮一個由時滯后帶來的差值決定的利率一樣。

通俗地說，數據要素作為要素不僅僅是商品的定價，而是要在要素投入使用過程中才能完成定價。這時就造成一個困惑，在單邊市場交易數據要素，會發現產權難以明晰。根據之前的分析可以看出，不明晰的部分實質就是外部性的部分。因此，問題就轉化為要區分完全內部化的市場（商品市場）與不完全內部化的市場（要素市場），前者是單邊市場，后者是雙邊市場。不應將針對單邊市場的競爭政策，延伸到雙邊市場，目的是保護在數據的外部性與合作中蘊含的生產力增量。

如果確實將市場對象識別為非生態類型的單邊市場，這不是不存在買賣雙邊，而是雙邊的外部性（網絡效應）被完全忽略，則競爭政策的市場定位將是以企業為基礎的市場，不越出科斯定義邊界，這一邊界是為了限制外部性的市場。

對數據、知識來說，一旦涉及生產要素，勢必導致用保護實體資產的方式保護虛擬資產（通用性資產）。這時需要做好放棄一部分生產力，但可以讓偏好規則穩定的治理者更為舒適的心理預期與準備。如果一定要為這種選擇找出一個正當理由，則可以強調這樣的判斷：人們對實體資產轉向數字資產并不習慣，因此只有用實體資產方式保護數據或知識，才能有效激勵“移民”自工業經濟的人生產數據或知識。當然，要清楚代價將是資源利用不充分，并損失租值聚集的機會（或稱機會租金）。對市場經濟體制的理念來說，這意味著放棄“資源最有效利用”這一配置原則，接受“資源次有效利用”作為原則。例如，私家車一天使用2小時，閑置22小時，就屬于次有效利用。

如果下決心付出以上代價，對單邊市場治理，可以沿用芝加哥學派或哈佛學派的現有框架，不需要進行大的調整，對數字化只要在技術細節上稍加考慮即可。側重點將轉向加強數據與知識的知識產權保護，即使我們知道這將付出資源利用不充分的代價。

圖2可以用來分析采用單邊市場治理諸如數據要素交易的政策取舍。

在前置的條件中，已放棄了生態增量即外部性與合作帶來的增量，或將其置于場外交易，不加干預。圖中以箭頭表示，放棄的增量是PMefg。例如，云服務定價DaaS模式，本來是數據要素產品不收費（D不收費，如10000元），按使用（S）效果收費（如300元乘以5000人次的使用費）。

這時的競爭政策變為兩個選擇，一個選擇是按芝加哥學派的理論確定定價時的成本基準，均衡定價在i，即邊際成本定價。理論含義是不承認固定成本的存在，將數據要素視為一般實體商品。

以邊際成本作為掠奪性定價的成本基準，優點是使競爭更加充分，缺點是限制大企業的發展。

另一個選擇是根據哈佛學派的理論確定定價時的成本基準，均衡定價在f，即平均成本定價。

以平均成本作為掠奪性定價的成本基準，優點是鼓勵研發投入（包括政府研發補貼），有利于企業做大做強，缺點是中小企業參與競爭的門檻較高。

這兩種定價方式，確定了傳統的掠奪性定價的成本基準，但在數字經濟條件下運用和采納這種成本基準，一定要注意避免抑制生態合作與增值開發（衍生使用）的副作用。

例如，在數據要素上，會面臨如何對待場外交易的問題。場外交易在治理規則上引發的問題，歸結到理論經濟學上，同樣都是在所有權轉移（場內交易完成后）、使用權所產生的附加值、如何進行收益權分配（原有的做法是將這種收益一并歸入所有權的收益中）。新的情況，從單純的資源配置角度講，在于確定要素的邊際生產力貢獻，不是看所有權，而是看使用權。但是，在場內交易時，數據要素全生命周期（產品+服務）還沒有完成，定價針對的只能是產品的價值（所有權的價值），而無法確定服務（使用）的價值（使用權的價值）。所有權（或對應收益權）的價值與使用權（或對應收益權）的價值不一致，是工業經濟不常見的問題，但卻是數字經濟必將常見的問題。

工業經濟中處理商品與資本的市場關系的經驗和做法，以貨幣市場為例，主要是區分M1市場與M2市場（資本市場）。一個基本的市場設計是，令M2以付出流動性為代價獲得增值（利息），類似定期存款可以獲得較高利息，一旦提現，則要犧牲利息。為此，在資本價格上，規定存款準備金比率與利率的權衡機制。而貨幣資本市場，是實體資本市場的企業的虛擬化，利息是利潤的虛擬化。同樣，對數據來說，數據要素市場應是實體數據資本市場如平臺這種雙邊“市場”的虛擬化。數字經濟當前還沒有發展到對商品市場與要素市場進行中介（虛擬市場）分工的程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風險投資市場倒是部分滿足了顯示數據資本價格水平的作用。

最保守的做法，是否定權利用盡原則，將衍生的使用收益完全歸原所有者。美國代表原創作者利益的音樂家組織，最歡迎這種選擇。但這種選擇最大的弊端，是限制產品業態向服務業態的升級、服務業態向增值服務業態的升級，從而限制高端價值創造（限制附加值的生產）。

折中的辦法，是所有者與衍生使用者協調，也就是對權利用盡原則加以變通，強調數據資產在單邊市場交換中與所有權對應的收益權結清后，在后續的衍生使用中讓渡一部分權利給使用者（允許使用），然后就所有權的收益權與使用權的收益權達成一個分成的合約。這一合約可以在生態實體的（可容納外部性內部化）的要素市場，如海爾鏈群生態中完成；也可以在發展得更為成熟的階段，在虛擬的投資市場與雙邊市場對應的資本市場（如風險投資市場）上完成，前提是這個市場必須支持雙重投票權、AB股等保護資產使用權的制度設計。通過后者，可以完成數據使用權的流轉。

在數字經濟中，所有權與使用權（以及與二者對應的收益權）分離，正成為第三種解決辦法。數據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包括從中進一步分離出的使用權的流轉權）分離，構成中國數據基礎制度中的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數據產品經營權的“三權”分置。這需要超越單邊市場，而進入以雙邊市場為主的討論。這時要求理論上超越權利用盡原則，變為探索權利間的互動。

三、雙邊市場治理：優化要素交換環境

雙邊市場中的要素交換，是要素在實體上的交換，而不同于其在中介（如金融化符號）上的交換（虛擬的交換）。前者是使用價值的交換，后者是交換價值的交換。前者的存在構成后者的存在的基礎。信息就其使用而言算入實體。實體或非實體的判別，以生產性與非生產性的判別為依據。由于我們認為信息活動在數字經濟中是生產性活動（因其“產”并“生”了附加值這種實際價值），因此認為信息是實體，而不僅是符號。信息是以符號為載體的實際存在。

如果將市場對象識別為生態類型雙邊市場，核心是將雙邊的外部性（網絡效應）當作內生變量考慮，則競爭政策的市場定位將是以生態為基礎的市場，這一市場將越出科斯定義邊界，成為兩權分離型的市場。如果不進行這種選擇，數字經濟將向“巴爾干化”方向演化。巴爾干化是指像歐洲那樣，沒有世界級互聯網平臺，但適合分散的中小企業發展（如發展隱形冠軍）；而中小企業一旦長大到獨角獸級別（10億美元），將結束生命周期，無疾而終。

雙邊市場承擔著信息市場的功能，與傳統經濟中金融市場對實體資本市場承擔虛擬市場的功能相比是有意義的。二者同為符號市場（所謂虛擬市場），但金融市場配置資源之所以重要，在于與實體資本在企業這種流動性較差的組織之間配置資源相比，具有無可比擬的社會化的功能與優勢，可以比較出資本配置到不同地方的社會機會成本，以促進資本的社會化與套利（形成平均利潤）。但平臺本身不同于企業，一個超級平臺可能有幾億用戶，在社會化程度上不亞于金融市場，而且在大數據等技術支持下，可以比金融市場對需求變化的響應速度更快，這導致在數字經濟中，信息市場相比金融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直至取代后者。這一點決定了優化數據要素交換環境，應首先關注信息這個實體，而非金融這個真正的“虛擬”。

（一）降低平臺經濟參與者經營成本

在政策中堅持“降低平臺經濟參與者經營成本”這個方向，是有深意的。雙邊市場與單邊市場不同，一個重要方面是雙邊市場中參與者的經營成本，可以因為共享外部性資源而降低。

中國平臺經濟市場廣大，參與者眾多，如何在新發展格局中，培育好這個市場，永續經營，是站在全局角度必須思考的問題。不能因為中國市場是一個巨大的流量市場，平臺就可以為所欲為。如果平臺經營者對平臺參與者竭澤而漁，從短期看，可以獲得暴利和資本市場廉價的喝彩，但從長遠觀點看，放水養魚，可能是更好的選擇。2021年發布的《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于推動平臺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的若干意見》[1]因此提出，要引導平臺企業合理確定服務費用，包括給予優質小微商戶一定的流量扶持，應與平臺內經營者平等協商服務收費。

在公共經濟學中，對互聯網平臺這樣的技術性自然壟斷行業，一直有特許經營與價格管制兩種規制思路。國際研究目前還沒有定論。解讀這一推動平臺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的意見可看出，這是含蓄地希望平臺經營者自律，自己主動放水養魚。不要到了將來，搞得天怨人怒，非得實行價格管制的地步。如果平臺能夠充分接受這種引導，說明他們對中國內需市場開始具備資本人之上的深遠視野，否則會為短期行為付出代價。

（二）建立平等開放的平臺生態

在政策中堅持“建立有序開放的平臺生態”，也是對雙邊市場極具針對性的。

身在互聯網之中，可以理解那種“刺刀見紅”的競爭，本來對數據資產的保護就不充分，好不容易獲得的競爭資源，誰愿意與他人分享呢？但生態合作，畢竟是總的發展方向。從歷史上看，激烈競爭也可能使成熟的企業從封閉走向開放。3Q大戰后騰訊的選擇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為此，需要推動平臺企業間合作，構建兼容開放的生態圈；平臺應依法依規有序推進生態開放，按照統一規則公平對外提供服務。

實際上，市場上的自然演化，也會推動平臺企業最終做出這種選擇，因為這符合企業長遠利益。君不見，互聯網歷史上封閉的企業，死的居多?，F在的頭部平臺企業，基本都在選擇開放生態之路。平臺生態，本來應是經營大師對平臺企業經營者的教誨，現在由監管者來說，是因為現在短期行為者太多了，以致引起有遠見的監管者的憂慮。如果平臺經營者不聽從，非要妨礙互聯互通，搞惡意不兼容，或設置不合理的程序要求，限制其他平臺和應用獨立運行，將來不僅要招致商業上的不利，還可能會受到行業監管者的制裁。

（三）加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

在政策中堅持“加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則有利于促進公平。

要引導平臺企業加強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之間的協商，合理制定訂單分配、計件單價、抽成比例等直接涉及勞動者權益的制度和算法規則。這體現出對平臺與企業要求的不同。企業與勞動者的關系，主要是雇傭關系，因此分配主要是企業為勞動力支付工資，頂多加上五保一險，不涉及抽成；而平臺與新就業形態中勞動者的關系，是合作關系，涉及抽成，這里用的概念是勞動者，而不是勞動力。這意味著勞動者除了工資以外，還可以通過自主勞動，參與分享剩余。這是平臺生態形式的共享經濟中涌現出的新型分配關系，通過促進一次分配公平，向著共享發展、共同富裕的方向前進了一大步。

勞動者抽成并不會加重企業負擔，這是因為抽成的前提是勞動者貢獻出超過勞動力水平的創新與創造性勞動所創造的附加價值，而不是福利制下養懶漢。例如，勞動者在平臺上從事APP，不是在從事簡單機械勞動，而是復雜的創造性勞動；與平臺的關系也不是雇傭關系，而是合伙人關系，勞動者因此有資格享有包括抽成在內的與高風險對應的高收益，與平臺通過APP分散風險，實現保值增值，構成對沖的平等互利關系。用協商來概括這種平等的關系，將改變工業生產方式的占有方式所決定的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權益關系。

中國處在一個特殊的發展時期（“追趕時期”），工資占GDP比重比世界各國都低。直接提高工資占比，固然可以大大為實現公平加分，但約束條件同樣不可忽視。在此情況下，積極的辦法就是變工資制為工資加分成，改變工資體制（勞動力雇傭體制）中同工業化與生俱來并相伴而存的機械性，轉型為更加適應數字化的創造性的體制和機制，通過激發勞動者（而非勞動力）的創造性，使勞動要素具有在提高效率基礎上獲得公平（可分成，且占比不斷提高）的條件。從工資制向工資加分成制轉型的實質，是將勞動要素轉變為與資本要素一樣，既可獲得“本金”（成本補償），又可獲得“利息”（剩余）。

將勞資權益關系的平等協商，作為可持續發展環境的一部分，與支持平臺生態開放一脈相承，都體現了生態體制（合作制）不同于企業體制（雇傭制）的平等性。

參考文獻：

[1]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于推動平臺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的若干意見（發改高技〔2021〕1872號）[A/OL]. （2021-12-24）[2024-01-10].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201/t20220119_1312326.html.

作者簡介：姜奇平，研究員，研究方向：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互聯網產業經濟；于小麗，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數字經濟分配制度、國民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