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的紅巖情源

周勇

2月4日是鄧穎超同志誕辰120周年紀念日。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鄧穎超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毫無保留地奉獻了自己的一切。她是20世紀中國婦女的杰出代表。

1938年，鄧穎超到重慶從事革命工作，從此與重慶結下不解情緣?？谷辗榛鹬?，擔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兼婦委書記的她，帶領同志們艱苦奮斗、堅持抗戰，書寫了櫛風沐雨、砥礪前行的革命故事。

鄧穎超對紅巖有著深厚的感情。1985年10月，鄧穎超重返山城，在紅巖村題詞“紅巖精神 永放光芒”，留下了一段佳話。1989年5月，在鄧穎超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關懷下，集中宣傳周恩來和紅巖精神的刊物《紅巖春秋》創刊，時年85歲、早已封筆的鄧穎超為《紅巖春秋》題寫了刊名。

作為《紅巖春秋》人，本刊編輯部推出特別策劃，以表達我們的懷念和敬仰之情。

鄧穎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會活動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對于重慶的黨史工作者，她更是令人尊敬和景仰的“大姐”。

2003年，我被調到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工作，兼任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共南方局歷史資料研究編寫工作小組辦公室主任，主責之一便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歷史和紅巖精神的研究、宣傳工作。于是，我又擔任了紅巖春秋雜志社社長。由于這份雜志是在鄧大姐的關懷下創辦起來的，鄧大姐親自題寫了刊名，我也因此與鄧大姐有了更多的精神聯系。

開創南方局歷史研究，

首題“紅巖精神”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在中共黨史的資料征集和學術研究中，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的工作、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黨在國統區所創造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并沒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充分的反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鄧穎超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關心下，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于1983年專門成立南方局黨史資料征集小組，開啟了南方局黨史資料征編和紅巖精神研究工作。為此，鄧大姐作出“堅持唯物史觀，實事求是地研究、宣傳南方局黨史”的重要指示。

1983年4月15日，鄧大姐致信南方局黨史資料征集小組第一次座談會，指出：“南方局領導下的地區黨史，是我們黨全部歷史的一個方面，是很重要的。編寫黨史，首要的是要實事求是，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去分析，如實地反映歷史的真面貌，切忌煩瑣、夸大的敘述?！?1985年3月22日，她在為《南方局黨史資料》題詞時再一次強調要實事求是，“如實地反映歷史的真面貌”。

長期以來，曾經在紅巖村戰斗過的南方局老同志們多次用“紅巖精神”這四個字來概括南方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范。這說明，紅巖精神貫穿于南方局在國統區充滿艱難險阻的斗爭歷程中，滲透于所創造的歷史功績中。

鄧大姐對“紅巖精神”的思考早已成竹在胸。1985年10月，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鄧大姐回到重慶。她來到紅巖村，撫今追昔，百感交集，臨別時欣然命筆，題下“紅巖精神 永放光芒 鄧穎超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重返紅巖”。

這是“紅巖精神”作為科學命題的第一次提出，是鄧穎超代表中央發出的研究和弘揚紅巖精神的號召。因此，鄧大姐是提出“紅巖精神”科學命題的第一人。如今，紅巖精神作為唯一產生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精神，已經進入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成為獨特的一脈。

我是1983年大學畢業后開始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我參加的第一項重大課題，就是完成鄧大姐提出的搜集整理國民參政會檔案史料。國民參政會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共產黨和其他抗日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參政議政的全國最高咨詢機構，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政治舞臺?？箲鹌陂g，鄧穎超一直代表中共擔任國民參政員。重慶市政協領導同志組織我們，用三年時間編成《國民參政會紀實》上下冊和續編?，F在回想，40年前她的這些論述就成為了南方局黨史資料征編和研究，尤其是學界研究紅巖精神的指針。

可以說，是鄧大姐的這些指示引導著我走上了研究南方局和紅巖精神的學術之路。這些年來，我參與組織實施了重慶中國抗戰大后方歷史文化研究和建設工程；擔任由原中央黨史研究室牽頭編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歷史研究叢書》副總主編、國家社科規劃項目《紅巖精神研究》的首席專家，完成并出版了第一部研究紅巖精神的理論性、學術性專著；編寫了一部通俗性理論著作《紅巖精神》，納入《弘揚中國革命精神叢書》；撰寫了《紅巖精神研究的幾個基本問題》《論“紅巖精神”》《“紅巖精神”與“延安精神”》《再論紅巖精神與延安精神》《紅巖精神的歷史地位》《紅巖精神與中國革命精神》《周恩來與紅巖精神》《深化和推進紅巖精神研究需要把握的若干關系——歷史學視域下的紅巖精神研究》等一批學術論文和理論文章；策劃拍攝了八集文獻紀錄片《千秋紅巖》。我還對南方局歷史和中國抗戰大后方歷史進行過基礎性研究，組織編纂并出版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抗戰大后方工作文獻選編》《中共中央南方局歷史文獻選編》《中國共產黨抗戰大后方歷史》（上下卷）等論著。

命筆《紅巖春秋》，創造研究和宣傳

南方局歷史、紅巖精神的重要陣地

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鄧大姐在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領導下，堅定地、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建立了不朽功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大姐擔任過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政協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重要職務，為開創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了重要貢獻。

鄧大姐的題詞“紅巖精神 永放光芒”推動了紅巖精神和南方局黨史的研究。重慶市委和南方局老同志身體力行，先后編纂出版了六卷本《南方局黨史資料叢書》。1988年6月6日，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副主任童小鵬在與重慶市委領導交談時建議，在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領導下成立專門的南方局黨史資料研究室，加強對南方局歷史的研究，并且辦一份刊物，編一套《南方局史稿》，把鄧大姐交代的深入研究、準確宣傳南方局、紅巖的歷史這件事繼續進行下去。

重慶市委采納了他的建議，指示市委黨史工委著手籌備成立。最先辦起來的就是《紅巖春秋》雜志。這是全國范圍內唯一集中宣傳周恩來和紅巖精神的刊物。由于有鄧大姐的倡導，有童小鵬等南方局老同志的奔走，有重慶市委的重視，《紅巖春秋》幾個月內就爭取到刊號，辦好了出版手續。

童小鵬同志立即將這一喜訊報告給鄧大姐。鄧大姐非常高興，欣然為即將誕生的《紅巖春秋》題寫刊名。1989年5月，《紅巖春秋》正式創刊。據童小鵬講，那時鄧大姐已經85歲，早已封筆，不再題詞。由此可見鄧大姐對《紅巖春秋》寄望之殷，囑托之重。

2003年，我接任紅巖春秋雜志社社長，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整整十年。童小鵬同志曾多次囑咐我要好好干。作為鄧大姐親筆題寫刊名的《紅巖春秋》的后繼者，我絲毫不敢懈怠，始終以不負大姐重托、研究紅巖精神、辦好《紅巖春秋》為己任。

那十年，國家在大力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我們始終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輿論導向，堅決做到了高站位、高標準，不媚俗、不跟風。我們始終在提高“資政”水平上下功夫，在強化“育人”功能上做文章。特別是運用重慶豐富的黨史資源，不斷探索黨史教育的新途徑、新辦法。我們不斷解放思想，積極探索，不斷創新辦刊思路。按照“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宗旨，以改革為動力、以讀者為“評委”的辦刊理念，自覺地實現“三個轉變”。一是縱向上，把對歷史上的紅巖精神的研究和宣傳，一直講到了今天對紅巖精神的弘揚。二是橫向上，從主要宣傳政治斗爭的歷史，轉變到在突出南方局歷史、紅巖精神的基礎上，全面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換言之，把對紅巖精神的研究和宣傳覆蓋到了全社會；三是運作方式上，實現了從自收自支、關門辦刊，到政府支持與市場運作相結合的轉變。

那十年，我們開展了紀念南方局成立65周年、70周年活動，宋平等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我們實現了辦刊100期，編撰了《紅巖春秋》創刊20周年精選文集（上下卷100萬字）；我們采訪了一大批南方局老同志，留下了極其珍貴的資料；撰寫和發表了一大批研究、傳播紅巖精神的文章。我有關紅巖精神的一些論文，絕大多數都首發在《紅巖春秋》上。

十年中，紅巖春秋雜志社參與拍攝了文獻紀錄片《千秋紅巖》，組織了“紅巖兒女紅巖行”尋訪活動，參加了市委實施的重慶中國抗戰大后方歷史文化研究和建設工程、《中國抗戰大后方歷史文化叢書》的編撰和出版、《周恩來在重慶》等文藝精品的創作、12集電視紀錄片《大后方》的拍攝、歷史文物展覽《重慶歲月》的策劃和展陳等。

在市委領導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們依托《紅巖春秋》這個平臺，讓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事業和他們的優良傳統代代相傳，為黨的事業不斷向前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如今，《紅巖春秋》已經成為以宣傳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為主線，重點宣傳在黨中央領導下，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和南方局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光輝業績、革命思想的黨史刊物，成為重慶弘揚主旋律的精品雜志，成為學習、研究、宣傳、弘揚紅巖精神的中心刊物。

《紅巖春秋》人是可以告慰鄧大姐的。

實事求是地研究黨史、宣傳黨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大姐關注重慶最多的是黨史研究和宣傳工作中的實事求是問題。追溯起來，有幾件事情十分難忘，至今受用。

一是總體上要求我們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對周恩來的宣傳不能夸張，對歷史事實不能憑想象，必須實事求是。

1976年底，紅巖革命紀念館撰寫了《山城人民懷念周總理》一文，請鄧大姐提出修改意見。1977年1月，鄧大姐托童小鵬同志傳達了對宣傳周恩來的兩點意見：“一、不要寫過份了，過份了就不真實，不是實事求是。目前的傾向，帶普遍性的是過份。二、事實一定要核實。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宣傳要實事求是，不能夸張。對那些聽說的材料，要核實，一定不要憑想象弄?！?/p>

二是直接指導重慶黨史工作者實事求是地糾正了所謂“總理賣報”的誤傳。

粉碎“四人幫”以后，有的同志在文章中多次提到1941年皖南事變后，為了抗議國民黨當局的封鎖，周恩來毅然在重慶街上“叫賣”刊載有他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的《新華日報》，以此來證明周恩來在同國民黨頑固派斗爭中的大無畏革命精神。由于言之鑿鑿，繪聲繪色，以至于“總理賣報”的故事編進了文藝作品，流傳甚廣。

1978年8月，鄧大姐在北京兩次接見了重慶的黨史、文物工作者，明確提出要糾正這個誤傳。她說：“恩來賣報的事，我一直沒有印象，這件事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差錯?！彼堰@個任務交給了紅巖革命紀念館：“搞清楚這件事，是你們紅巖的責任，你們應該做，我贊成你們做，這是件好事?！?還要求：“把調查回來的真實材料上報文化部，請文化部通知各地，以后凡是搞文藝創作的人找到你們，你們一定堅持實事求是，告訴他們歷史真相，這件事一定要糾正過來，拜托你們了?！睘橐鸶叨戎匾?，她再三強調：“對周恩來同志的宣傳一定要實事求是，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演戲要加工，但要符合基本的歷史事實?！薄安灰獓W眾取寵?！?/p>

為了完成鄧大姐交付的任務，重慶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紅巖革命紀念館聯合組成研究小組。經過深入的資料搜集、調查研究、反復考證，研究小組寫成《周恩來同志在重慶沒有賣過〈新華日報〉的調查》，發表在《重慶文史資料選輯》第六輯（1980年）。這篇調查報告成為實事求是地研究黨史、宣傳黨史的典范之作。

三是教育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辦好黨史展覽。

1978年，鄧大姐審閱了紅巖革命紀念館的展出提綱后指出，“你們是紅巖村，卻去展出延安窯洞的照片。沈崇事件是北京的事，下關事件是南京的事，你們都弄去展出，這樣紅巖館就成了黨史綜合館了，分散、淡化了紅巖的主題，不像紅巖了。你們應該仔細分析哪些材料該上，哪些材料不該上，比如毛主席在紅巖指揮上黨戰役，這就是紅巖的事情嘛”。她拿著紅巖館簡介的小冊子說：“你們說曾家巖50號（周公館）有特務住房，不對。陳長蘅、劉瑤章兩家都比我們先住在那里。你們說人家是特務，沒有證據呀?！薄澳銈冞@樣寫，不是實事求是嘛！”

1985年，鄧大姐重返山城，回到曾家巖50號，再次講起這件事情：“以前有人寫文章，說這里二樓、三樓都住著憲兵、特務，這是不真實的。當時二樓一部分是劉瑤章先生住，三樓一部分是戰時婦女服務團住，這個服務團是當時重慶市長賀耀組的夫人倪斐君和共產黨員張啟凡領導的。倪斐君解放后留在北京，后來把賀耀組從海外動員回來，是解放后第一個回到北京的國民黨高級官員?！彼€說：“恩來同志的秘書李少石同志是他乘坐的小車碰傷了國民黨傷兵，被傷兵槍擊小車誤傷身死，而不是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我們要實事求是，尊重歷史??！”

書懷水仙，更深情誼源于紅巖村

鄧大姐對紅巖村有著特殊的感情。

1985年10月，鄧大姐重返紅巖村時，特地來到饒國模故居前，久久凝視著銘牌上的簡介。工作人員以為她看不清楚，便主動讀了一遍銘牌上的內容。沒想到鄧大姐卻微微搖了搖頭，說：“我看得清楚，我的意思是對饒國模同志不能這樣輕飄飄地介紹……沒有劉太太（即饒國模），哪有我們的紅巖喲！”隨后，她帶領隨行的全體同志前往饒國模墓地敬獻鮮花，緩步繞墓一圈，向這位革命女性致敬。

鄧大姐是抗戰時期在紅巖嘴（即紅巖村）認識饒國模的。當時，饒國模在那里經辦大有農場，這是重慶為數不多的私家農場之一。

1939年，設在重慶市區的八路軍辦事處屢遭日機轟炸，于是決定另覓新址建房。此時，饒國模正計劃在紅巖嘴建造兩層樓房，辦事處便提出出資3000元在饒國模的建房計劃中增加一層，并言明三年以后開始付房租，饒國模欣然應允。

對于辦事處的入住，饒國模是真心實意地歡迎，無論他們住多久她都愿意，并不收取建房款。但周恩來有更深的考慮：一方面共產黨有紀律，另一方面為了保證饒國模的安全，避免她落下“通共”的罪名，便帶著錢和合同找到饒國模，耐心地向她解釋。就這樣，饒國模收下了建房款，簽訂了租房合同，成了八路軍辦事處的房東。后來，饒國模將這筆錢作為工作經費資助給辦事處，而且抗戰期間她也從沒收過辦事處的租金。這便是鄧大姐說“沒有劉太太，哪有我們的紅巖”的起因。

1940年秋，周恩來的父親和鄧大姐的母親來到重慶，與周恩來夫婦團聚。饒國模見兩位老人年事已高，主動要求二老住進自己家，方便自己照顧。后來，鄧大姐母親和周恩來父親都病逝于此，饒國模又幫助料理后事，無償提供墓地。

饒國模對南方局同志的照顧同樣“生老病死，無微不至”。辦事處的同志們都很感激，稱“劉太太比我們的親人還親”。鄧大姐后來說，饒國模的幫助是“不可估量的”。

抗戰結束后，鄧大姐離開重慶，但她對紅巖的情誼絲毫未減。

在鄧大姐書信集中有一封給周恩來的信，時間是1950年1月21日。當時，周恩來正陪同毛澤東出訪蘇聯。鄧大姐在信中告訴他：“18日午夜，我在外面開完會拖著疲乏的身體回來。掀簾走入大客廳，即覺清香撲鼻……再往里走，發現在花瓶里插著兩束水仙花?！?/p>

因為北京并不出產水仙，鄧大姐馬上問辦公室同志哪里來的鮮花，工作人員答：“今天人家送來的，還有信?！编嚧蠼阋娦欧街丘垏５呐畠合撵o送來的。

不久前，夏靜回重慶紅巖村看望母親，饒國模特意托她給遠在北京的鄧穎超送去兩束紅巖的水仙花。鄧大姐在信中深情寫道：“她的母親給我帶來的生長在紅巖土壤里的新鮮水仙花。我不僅由衷地喜悅，并感激紅巖房東芳鄰的劉太太的深厚友誼?！痹瓉?，鄧大姐的這份喜悅源自“紅巖土壤”和“芳鄰劉太太”。

鄧大姐回到客廳，從瓶里拿出那兩束水仙花，撫摸著它，欣賞著它。她在信中說：“花從重慶紅巖來，又把我的腦思帶回到重慶紅巖去。三年紅巖，一切往事縈繞腦際，歷歷如在目前。我的心情復雜，對花無言，半晌才迸出一句‘百感交集語……可惜你沒有在家，如果你在的話，你一定和我具有同感，而且是最能了解我的心情的人。沒到過紅巖的人，固不能了解?！?/p>

鄧大姐的“百感交集”源于“三年紅巖”，源于那“一切往事縈繞腦際，歷歷如在目前”。在她看來，只有周恩來最能了解她的心情，而“沒到過紅巖的人”是“固不能了解”的。這就是鄧大姐紅巖情誼的源泉。

1985年10月，鄧大姐在紅巖村寫下“紅巖精神 永放光芒”后題寫了時間，秘書趙煒提醒再寫上“于紅巖”。鄧大姐稍作停頓、思考后寫下“重返紅巖”四個字。原來，“紅巖精神”是她以一個紅巖人的身份在重返故地時的思考。

鄧大姐離開紅巖時緊握雙手，高舉過頭，用地道的四川話對周圍的人說：“紅巖的事情就拜托各位了！”這是鄧穎超向紅巖精神的崇高致敬，是對重慶的最后告別，也是對重慶人、紅巖人的殷殷囑托。

作者系紅巖春秋雜志社原社長

編輯/楊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