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ESG表現對綠色創新效率的影響研究

彭百川，張 穎，王 治

（長沙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長沙 410114）

0 引言

要實現綠色低碳發展，推動企業節能減排、加快發展方式綠色化，綠色創新是關鍵。但由于綠色創新活動具有技術成本高、資金投入大、獲利周期長等特征，企業在進行綠色投資時會更加謹慎；而企業綠色創新效率的提升不僅受限于企業獲取資源的能力，還受到內外部環境的影響。目前，我國企業綠色創新效率普遍偏低，如何應對綠色創新所處困境，進而提升綠色創新效率成為關乎綠色中國和現代化強國建設的重要課題。

作為衡量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和長期價值的重要理念和實踐方式，ESG體現了經濟、環境、社會“三位一體”的可持續發展理念，與我國“雙碳”目標愿景高度一致，愈發受到重視。根據委托代理理論，企業良好的ESG表現可以降低利益相關者搜集信息的成本，強化他們對管理層的監督職能，獲得供應商、客戶等利益相關者的信任，從而降低企業經營成本，提升風險承擔水平，為企業綠色創新提供更多資源條件[1]。從資源依賴理論出發，企業進行ESG實踐需要投入大量資金、人力等資源，在企業內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可能會減少研發資金投入，不利于綠色創新效率的提升。

關于綠色創新的影響因素，以往文獻從環境規制工具[2]、綠色金融工具[3]、管理者特征[4]、冗余資源[5]等內外部驅動因素方面進行了研究。在研究ESG表現與企業創新、綠色創新的相關文獻中，王治和彭百川（2022）[6]用企業發明專利和非發明專利來衡量綠色創新績效；李慧云等（2022）[7]用綠色專利被引用數來衡量綠色創新質量,研究表明企業良好的ESG 表現能夠有效促進企業綠色創新績效。以往研究的關注重點在于綠色創新產出數量，鮮有研究探討ESG表現對綠色創新效率的影響。因此，基于企業層面探討ESG表現對綠色創新效率的影響及作用機制，對推動低碳經濟轉型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企業ESG表現與綠色創新效率

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企業ESG實踐將企業經營目標從利益最大化逐漸轉向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之間的平衡，達到管理者、員工、供應商、客戶之間的利益平衡，將企業資源和關系網絡重新進行整合，有助于提升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8]。一方面，在勞動力市場中，ESG 表現好的企業往往更關注員工利益，對科研人員的吸引力更強，同時也有利于提升科研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和勞動效率。在信貸市場上，金融機構和債權人更傾向于給予ESG表現更好的企業綠色信貸優惠，緩解其融資約束問題，為企業綠色轉型提供資源基礎。在產業鏈供應鏈中，企業ESG表現有助于增強企業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為了維護企業自身形象和原材料的供應穩定，供應商和客戶會優先選擇ESG表現較好的企業進行合作，為供應鏈的安全運營提供保障。

另一方面，企業良好的ESG 表現能夠發揮市場監督、激勵機制，驅動企業主動進行綠色轉型，提升綠色創新效率。企業良好的ESG 表現緩解了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利益相關者的監督成本有所降低。當企業的生產經營行為造成環境問題時，利益相關者利益受損，企業的ESG 信息披露能及時有效地反映出企業存在的風險，為了避免企業聲譽受損，失去利益相關者的信任，企業會被迫進行綠色轉型，提升綠色創新效率。同時，ESG 表現越好的企業，會獲得越多的稅收優惠，擁有更多的碳排放盈余用來轉讓給其他企業，為企業綠色創新活動擠入更多資源。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企業良好的ESG 表現能夠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效率。

1.2 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中介作用

企業風險承擔水平是決定企業綠色創新投資水平的關鍵因素。風險承擔能力越強的企業，越有可能投資風險較大但能給企業帶來正向收益的項目。綠色技術創新周期長、風險大、不確定因素較多，更適合風險承擔能力強的企業。因此，企業風險承擔能力越強，越愿意進行研發投入，實現技術創新。

ESG治理理念強調綠色可持續發展，注重企業的長期利益，能夠有效抑制企業迫于內外部壓力而追求短期利益，減少管理者短視行為，提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企業良好的ESG表現有利于維護股東與管理者之間的合作、信任關系，兩者保持高水平的合作、信任關系能夠有效抑制管理者的風險厭惡傾向。從企業ESG 中的公司治理維度來看，公司治理包括董事會構成、股東結構等因素。企業獨立董事比例較高，能夠減小管理層因代理問題而過度規避風險的可能，更愿意投資存在一定風險但能夠給企業帶來長遠利益的項目；當董事長兼職總經理時，其余高管的話語權變小，同時也增加了管理層對風險感知的自信，提升了企業風險承擔水平；大股東持股比例較高，增強了股東監督管理層經營的動機和能力，減少代理問題，進而能夠投資更多風險較大的項目，提升企業價值，保障企業長遠利益[9]。因此，本文提出假設2：企業ESG表現通過提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從而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效率。

1.3 供應鏈話語權的中介作用

李穎等（2023）[10]發現企業良好的ESG 表現通過提升企業聲譽、緩解融資約束來增強企業對客戶或供應商的吸引力，減少企業對大客戶和大供應商的依賴，從而提升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同時，供應鏈話語權的提升有助于降低企業經營成本，為綠色創新活動提供更多資源，減少管理者因業績壓力而產生的短視行為，加強管理者開展創新活動的意愿。

基于企業資源依賴理論，當企業供應商集中度過高時，企業對供應商的依賴程度也會更高。此時，供應商利用話語權優勢侵占企業的利益，如供應商提高銷售價格，迫使企業縮短付款期限，減少應付賬款等，抑制了綠色創新效率提升。也有研究證實了供應商集中度過高會降低企業毛利率，對企業的盈利能力產生負面影響，提高企業的成本結構，增加企業權益融資的成本，導致企業外源融資受損，內源融資“造血”功能減弱，進一步削弱企業綠色創新投入意愿和能力，從而降低企業綠色創新效率水平。此外，供應商集中度越高，意味著企業需要與供應商共擔風險，企業面臨的風險也越大。企業綠色創新不僅具有傳統創新周期長、風險高等特征，而且綠色創新對資金投入的需求更大，對企業創新能力和資金實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供應商存在的風險問題可能會使企業無法承擔綠色創新帶來的疊加風險，降低了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的意愿。

企業的客戶集中度較高，可能會使客戶具有更強的議價能力，議價能力強的客戶會對企業的盈利能力產生更多負面影響，從而減少分配給綠色創新的資源。同時，企業的客戶集中度越高，相對應的資產專用性越強，大客戶流失時其被用于重新配置其他活動的轉換成本越高，加劇了企業財務風險，降低了企業對綠色創新帶來的風險的承受能力，致使企業被迫減少綠色創新投資。此外，過高的客戶集中度還可能造成路徑依賴，導致企業的短視行為，例如大客戶要求企業降低銷售價格、延長收款時間、提供更多商業信用等，加劇了企業現金流問題，有礙于企業提升綠色創新效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3：企業良好的ESG 表現通過降低供應商、客戶集中度，即提升供應鏈話語權來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效率。

2 研究設計

2.1 模型構建

為考察企業ESG表現對綠色創新效率的影響，構建以下模型：

其中，GIEi，t為被解釋變量，表示企業i在t年的綠色創新效率；ESGi，t為解釋變量，表示企業i在t年的ESG表現；controli，t表示控制變量；δt和μi分別表示年度固定效應和個體固定效應。

2.2 變量定義

被解釋變量。參考劉暢等（2023）[11]的做法，使用綠色創新產出與投入的比值GIE1來衡量綠色創新效率。由于缺少綠色創新研發投入的數據，本文使用公司年度研發數據來衡量企業綠色創新投入。企業的綠色專利產出用企業綠色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專利三項的總申請數加1取自然對數衡量?？紤]到企業專利數是企業當年和歷史相關研發支出的函數，借鑒姚立杰和周穎（2018）[12]的做法，被解釋變量GIE2用綠色發明專利申請數加1取自然對數除以企業當年及前一年的研發投入加1取自然對數衡量。

核心解釋變量。借鑒方先明和胡?。?023）[13]的做法，采用華證指數ESG評級來衡量企業ESG表現。核心解釋變量ESG表現指標包括AAA、AA、A、BBB、BB、B、CCC、CC、C共九個等級，將企業ESG 評級從高到低依次賦值為9～1。此外，本文還考慮采用彭博ESG評級進行穩健性檢驗。

控制變量。借鑒劉暢等（2023）[11]的研究，選取兩職合一、獨立董事占比、企業規模、企業年齡、資產負債率、盈利能力、企業價值、產權性質、環境規制強度作為控制變量。同時，本文也控制了年份、行業效應，以有效避免遺漏變量偏誤。具體變量定義如下頁表1所示。

表1 變量定義

2.3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9—2021 年滬深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并按如下原則對樣本進行了篩選：剔除了金融、保險行業以及“特殊處理”類（ST）企業樣本，同時對樣本數據進行了上下1%的縮尾處理。華證ESG 評級數據來自Wind 數據庫，企業綠色專利數據來自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其余公司層面的財務數據均來自國泰安（CSMAR）數據庫。

3 實證分析

3.1 基準回歸結果

表2 報告了企業ESG 表現對綠色創新效率影響的基準回歸結果。其中，列（1）、列（2）為不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企業ESG 表現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105 和0.0046，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列（3）和列（4）為加入控制變量后的回歸結果，企業ESG 表現的回歸系數為0.0050 和0.0022，同樣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以上結果表明，企業ESG表現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效率，驗證了假設1。此外，企業規模Size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規模越大的企業其綠色創新效率越高，進行綠色創新的意愿更強。產權性質Soe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國有企業的綠色創新效率更高，國有企業進行綠色創新活動的資金可能更充足、意愿更強，與常理相符。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3.2 穩健性檢驗

本文還進行了如下穩健性檢驗：（1）將核心解釋變量滯后一期（ESG1）；（2）為解決時間序列自相關問題，同時緩解組間和組內相關性問題，本文采用公司-年度雙維Cluster回歸進行檢驗；（3）更換被解釋變量，用企業本年申請的綠色發明、實用新型專利數量之和加1取對數除以研發投入對數（Guin）以及用綠色發明專利取對數（Gin）來度量企業綠色創新效率；（4）雙重差分模型檢驗，本文以商道融綠是否發布企業ESG數據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同時進一步用傾向得分匹配法對實驗組企業重新進行匹配；（5）工具變量法檢驗，參考劉暢等（2023）[11]的方法，在剔除企業自身ESG 數據后，采用企業所在城市ESG表現的均值，該工具變量滿足相關性和排他性標準。經過上述檢驗，研究結論保持不變，限于篇幅結果未列示。

3.3 機制檢驗

為了進一步探究企業ESG 表現對綠色創新效率的影響機制，本文以Risk1、Risk2作為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代理變量，以客戶集中度（CC）和供應商集中度（SC）作為供應鏈話語權的代理變量，深入探討企業風險承擔水平和供應鏈話語權在ESG 表現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效率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本文構建如下回歸模型，其中M為機制變量，其余變量含義同式（1）。

3.3.1 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機制檢驗

當企業風險承擔水平較高時，通常表現為擁有較高的盈利或者股票波動性，既有文獻中也多采用企業盈利波動性或股票收益波動率來衡量企業風險承擔水平[14]。然而企業提升ESG表現，取得利益相關者信任，擁有話語權，構建良性合作關系降低企業風險，并不必然會提升企業盈利和股價波動性。借鑒方先明和胡?。?023）[13]的做法，分別采用企業R＆amp;D支出除以企業總資產（Risk1）、企業R＆amp;D支出除以員工人數（Risk2）衡量企業對風險項目的投入水平。下頁表3列（1）、列（2）中，ESG對Risk1、Risk2的影響系數均顯著為正，在列（3）至列（6）中，ESG對GIE1、GIE2的影響系數顯著為正，驗證了假設2，即ESG表現通過提升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從而促進企業綠色創新效率的提升。

3.3.2 供應鏈話語權的機制檢驗

供應鏈話語權是指企業主導供應鏈商業行為的能力，其直接的表現為企業對供應商和客戶的依賴程度，在供應鏈關系中主導商業信用條款制定的能力和議價能力的高低，以及獲得更多的預收賬款和應付賬款等。本文參考李穎等（2023）[10]的做法，采用供應商集中度（SC）和客戶集中度（CC）衡量供應鏈話語權。具體而言，SC為上市公司前五大供應商的采購額之和占企業當年總采購額的比例，CC為上市公司前五大客戶的銷售額之和占企業當年總銷售額的比例。SC、CC數值越大表示企業對供應商和客戶的依賴程度越大，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越小。表4報告了供應鏈話語權的機制效應，在列（1）、列（4）中，企業ESG表現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企業良好的ESG表現能夠降低自身對供應商、客戶的依賴程度，提升企業供應鏈話語權。在列（2）、列（3）、列（5）、列（6）中，ESG 對GIE1、GIE2 的回歸系數依舊顯著為正，說明企業良好的ESG表現有助于提升供應鏈話語權，從而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效率，驗證了假設3。

表4 機制檢驗：供應鏈話語權

3.4 數字化轉型的調節作用檢驗

企業投資ESG活動可以贏得利益相關者信任，構建長期合作關系，但短期來看并不會給企業帶來直接盈利，反而會消耗企業額外資源，導致企業ESG 的激勵不足。在“雙碳”目標背景下，企業數字化轉型不僅能實現經濟效益的提升，還能實現社會效益方面的提升。首先，進入數字經濟時代，企業數字化轉型符合國家政策導向，更容易受到政府和投資者的關注，同時企業通過數字化技術能夠優化信息披露方式，降低了信息不對稱程度，因此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會有更多要求，企業迫于內外部壓力，會進一步增強責任意識，提升ESG表現。其次，由于數字化轉型具有戰略性、長期性和系統性特征，把數字化的發展模式融入公司治理中，有利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推動組織結構變革。最后，企業數字化轉型依賴于數字技術，數字技術為綠色創新提供知識和資源，提高了企業綠色創新能力，有助于企業獲得更多綠色專利產出，直接提升了企業環境責任表現。

本文借鑒張永珅等（2021）[15]的做法，分別采用文本分析法和無形資產中與數字化技術相關部分占無形資產總額的比例，構建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標（Digit）。數字化轉型的調節作用如表5所示，在列（1）至列（4）中，Digit*ESG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數字化轉型顯著提升了企業ESG表現對綠色創新效率的促進作用。

表5 數字化轉型的調節作用檢驗結果

3.5 異質性分析

3.5.1 企業污染程度的異質性分析

企業的污染程度可能會影響其ESG 表現對綠色創新效率的影響。根據企業污染程度分組后，結果如表6 所示，列（1）至列（4）考慮了不同污染程度下，企業ESG 表現對綠色創新效率的影響。其中，重污染企業和非重污染企業的ESG系數都顯著為正，但非重污染企業的ESG表現對企業綠色創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明顯，可能的原因是，重污染企業面臨更大的減排成本，履行社會責任的意愿不強，同時過多的減排成本也可能擠出了企業進行綠色創新活動的投入資金。

表6 污染程度異質性檢驗結果

3.5.2 企業信息披露意愿的異質性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企業的自愿性信息披露能夠緩解企業融資約束和代理問題，從而促進企業創新，同時企業ESG責任履行越好的企業越會主動披露其ESG 信息。對于應規性信息披露的企業，其信息披露質量更高，企業聲譽和公司治理方面更好，能夠有效降低融資約束問題對企業綠色創新效率的負面影響。與自愿性信息披露企業相比，應規性信息披露企業迫于壓力進行披露，存在信息操作和“漂綠”行為的情況更多，降低了信息披露對綠色創新效率的促進作用。本文預期，當企業屬于自愿性信息披露時，企業ESG 表現對綠色創新效率的促進作用更顯著。本文根據企業是否屬于政策強制要求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范圍，分為自愿性信息披露和應規性信息披露兩組，結果如表7所示，自愿性信息披露組的結果比應規性信息披露組的結果更加顯著，支持了上文的預期。

表7 信息披露意愿異質性檢驗結果

3.6 進一步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企業良好的ESG表現能夠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效率。而企業ESG表現包括環境責任、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三個維度，為此，本文進一步考察了ESG各分項表現對綠色創新效率的影響?；貧w結果見表8，E、S、G 各分項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環境責任、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三個方面對企業綠色創新效率均有顯著的提升作用。但是，相較于環境責任（列（1）和列（4））和公司治理（列（3）和列（6）），社會責任（列（2）和列（5））相關系數和顯著性水平更高，說明社會責任對企業綠色創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對此可能的解釋是ESG中的社會責任（S）關注企業的研發與創新和可持續產品，前者包含知識產權保護、研發人員人數、研發投入等方面，后者包括綠色設計、解決環境問題的產品，這是與企業綠色創新最直接的相關因素。因此，不難理解ESG中社會責任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更大。

表8 ESG分項檢驗結果

4 結論

本文以我國2009—2021 年A 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實證考察了企業ESG 表現對綠色創新效率的影響效應與作用機制。結果發現：（1）企業良好的ESG 表現能夠提升綠色創新效率，并通過提升風險承擔水平和供應鏈話語權來實現；（2）數字化轉型能夠正向調節企業ESG 表現對綠色創新效率的影響；（3）在非重污染、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企業，良好的ESG表現對綠色創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明顯；（4）企業ESG各分項的良好表現均能提升綠色創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