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耦合協調度的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實證研究

李拓夫，方麗婷

（1.湖南信息學院藝術學院，長沙 410151；2.湖南工商大學理學院，長沙 410205）

0 引言

隨著全球旅游業的迅猛發展，文化與旅游產業的融合成為了一種趨勢?！笆奈濉币巹澝鞔_提出，要打造以文化塑造旅游、以旅游彰顯文化的新型旅游體驗。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睘槲幕c旅游融合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確定了發展的道路與方向。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的本質，是將文化元素高度融入旅游產業，提高旅游產業的質量與價值，帶動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以實現旅游與文化產業的雙贏。文化與旅游產業有共同的現實需求基礎，也更具耦合性。

國內外關于文化與旅游產業的探索和研究，大體上可以概括為對旅游產業的定義和影響研究、旅游企業對旅游市場和區域經濟發展的研究、旅游對社會機理和形態改變的研究、旅游產業的環境和生態科學研究這四個領域的內容。其中，國外關于旅游、文化產業共同發展的核心動力是數字技術的催化，主要涉及旅游可持續發展、文化旅游產品感知[1]、創意和影視旅游[2]、文化遺產開發、文化與旅游跨學科研究等方面。近年來，我國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發展日益突出并呈現越來越緊密的互動聯系，所以兩者之間的融合發展研究逐漸成為國內熱點。目前，我國已初步建立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基礎理論架構，重點研究內容涵蓋融合發展模式研究[3]、融合發展機制[4]和對策建議[5]、文化與旅游產業邊界劃分和融合路徑[6]等方面。

通過對上述國內外相關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學術界多集中于研究文化旅游產業融合產生的產品和市場機會，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些對策建議，主要從靜態角度開始，較少對數字文化產業外延進行界定。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定性研究，較少采用定量模型對文化旅游產業高質量發展機理及評估進行分析，且很少有學者對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互動機制和文化與旅游產業在不同區域下的空間區域分布進行比較綜合研究?；诖?，本文以耦合協調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為主要研究方法，以我國旅游與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為研究對象，選取我國2011—2021 年文化與旅游產業有關數據，進而研究分析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耦合協調度水平和空間相關性，在此基礎上，為我國旅游與文化產業的結構優化升級與進一步發展提供決策參考[7,8]。

1 指標體系構建

1.1 指標體系構建與數據來源

依據旅游與文化產業融合機理，遵循科學性、時效性、真實性等原則，構建評價指標體系[7]，由于新疆各指標缺失值較多，根據數據可得性和科學性原則來對我國30 個省份（不含新疆和港澳臺）的數據進行研究。本文分別選取文化產業發展和旅游產業發展作為耦合協調度模型的兩個子系統u1和u2（見下頁表1）。一級指標下面的二級指標分別為兩個產業的資源和經濟情況。指標原始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旅游統計年鑒》、各省份的統計年鑒和統計公報以及文化和旅游廳、文化和旅游局官方網站發布的統計數據。

表1 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1.2 標準化處理

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中的各指標所用的度量單位各不相同，需要經過無量綱化處理。具體公式為：

其中，Xij代表收集的原始數據，表示某地區第i年的第j個指標值；uij代表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后的值；max(Xj)、min(Xj)分別代表第j個指標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對計算結果統一加0.01進行非負化處理。

1.3 確定指標權重

在對指標體系中的各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之后需要進行指標權重的計算。為了保證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本文采用熵值法來確定指標權重。因為文化產業發展和旅游產業發展這兩個子系統在耦合協調度模型中的地位是同等的，所以將這兩個產業的權重均設置為0.5，據此對熵權法計算結果進行修正。具體方法如下：

其中，Sij為某地區第i年的第j項指標占比；hj為第j項指標的熵值；wj為第j項指標的差異系數，即第j項指標的權重。

本文在建立文化與旅游產業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之后，將原始數據經過標準化后用熵值法來確定指標權重，得到產業指標權重如表1所示。

2 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分析

2.1 耦合協調度模型的建立

（1）構建綜合評價模型

計算出各項指標的權重之后，進一步設ui為第i年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發展水平，建立文化與旅游產業綜合評價模型，計算公式為：

（2）耦合協調度模型構建

借鑒已有研究，文化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模型為：

在以上公式中，D代表了兩個系統間的耦合協調度，當D數值較大時，說明兩者的融合發展程度較高，反之則較低。其中，C是兩個系統的耦合度，C值較大說明二者的耦合度較高。其中，T表示區域內各子區域總體發展程度對區域間協同程度的影響程度。其中，u1與u2代表了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的綜合評價指標。由于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在地區發展中的重要性相當，因此，α和β都是0.5。

（3）耦合協調度等級的劃分

在借鑒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對文化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的等級進行了劃分，如表2所示。

表2 文化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等級劃分標準

表42011 —2021年全局莫蘭指數

表52021 年局部Moran’s I檢驗

表62021 年耦合協調度分級表

表72011 —2021年局部空間自相關對比表

2.2 文化與旅游產業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度分析

對2011—2021年我國30個省份的文化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進行測算，如下頁表3所示。

從文化與旅游產業耦合發展方面來看，近年來，我國相繼出臺了豐富多樣的有關文化旅游方面的政策文件，表明我國對于文化旅游融合協調發展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在此基礎上，通過政策的不斷實施推進，大大提升了我國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成效。這種成效在全國的文化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的增長上最為顯著，在2011—2021 年最高增長了6.1%，處于勉強協調階段。從區域視角來看，從表3 可知，文化與旅游產業的耦合協調度在2011—2021 年整體上呈現了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之間的不同特征，并且東部和中部地區的差異比中部和西部地區要小，2011—2021年，東部和中部地區的耦合協調度的均值相差11.9%，而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之間相差15.7%。從耦合協調度變化幅度來看，這三個地區的變化趨勢大致相同。由下頁圖1可知，三個地區的耦合協調度均值從2012 年開始均顯著提升，到2013 年均為輕度失調及以上水平；2013—2019 年三個地區的耦合協調度均值上升趨勢較為平穩，增長幅度均在5%以下。從2019年開始暴發了全球范圍內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經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處于停滯狀態，其中就包括文化與旅游產業，三年的疫情也使得各個地區的耦合協調度均值呈下降趨勢，且幅度較大，下降幅度高達10%。

圖1 2011—2021年全國及三大地區文化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均值

從具體的地區與年份來看，在2011年，江蘇是我國文化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最高的地區，為0.995，處于優質協調水平，接下來依次是北京、上海、山東、湖南和廣東，且這5個省份都處于中級協調水平；而西藏、青海、寧夏3個省份的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水平較低，耦合協調度分別為0.234、0.137、0.102，位居全國后三位。2021年，上海、江蘇、湖南、浙江、山東5個省份的耦合協調度位居全國前五位，其中浙江和山東處于初級協調水平，江蘇和湖南處于良好協調水平，上海更是達到了優質協調水平；青海與寧夏兩省耦合協調發展水平增長緩慢，2011—2021年，耦合協調度都在0.2 以下，是全國僅有的兩個常年處于重度失調水平的省份。此外，天津、云南、西藏和甘肅這4個省份在2021年的耦合協調度低于0.3，處于重度和中度失調水平。從變化幅度來看，2011—2021 年，上海和海南兩個省份文化與旅游產業協調發展水平增長幅度較大，分別為17.46%、12.91%，位居全國前兩位；河北、江西、湖北、云南、青海這5 個省份的耦合協調度增長幅度較小，均在5%以下；還有部分省份的文化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不僅沒有上升，還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比如北京、天津、江蘇、廣東、黑龍江這5個省份的下降率均超過10%，下降率最高的是遼寧，為16.24%，

從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具體類型來看，總的來說，2011 年全國旅游產業發展水平相較于文化產業發展水平略微領先，說明文化與旅游產業發展較為同步。從具體省份來看，東部地區中除山東、廣東兩省處于中級協調發展大類中的旅游產業滯后型之外，其他省份都處于文化產業滯后型或文化旅游同步型；中部地區省份中除黑龍江、江西和湖南3 個省份呈現文化滯后的協調發展特征外，其他省份都處于文化旅游同步型，半數以上的西部地區省份則處于失調衰退大類中的文化旅游同步型。2021年，大部分省份的文化與旅游產業發展基本同步，北京、江西、湖南、西藏4 個省份的文化產業發展水平顯著高于旅游產業發展水平，呈現旅游滯后的協調發展特征；相反，相對于上海、福建、廣東、廣西、四川和云南這6 個省份的文化產業發展水平而言，旅游產業發展水平較高，這表明以上省份還處于文化滯后型?？傮w來看，中部地區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相對發展較為均衡，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相比，旅游產業的優勢比較明顯，大于文化產業優勢，究其原因，這是因為上海、江蘇、浙江、山東、廣東等省份屬于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近年來旅游市場需求逐漸上升，推動了旅游市場擴大要素供給，從而大大增加了東部地區旅游產業的優勢。

3 文化與旅游業協調發展的空間關聯分析

本文以李豫新和曹夢淵（2022）[9]提出的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方法（ESDA）為基礎，通過對不同區域間的時空模式分析，探討不同區域文化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耦合協調程度。目前，ESDA通常采用的是整體空間自相關檢驗和局域空間自相關檢驗，這兩種檢驗方法都可以用來衡量某一特定空間上的指數整體分布狀況，也可以用來對某一特定空間上的指數進行相關分析。在此基礎上，以各省份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為研究對象，采用ArcGIS 軟件進行空間關聯分析。

3.1 全局Moran’s I檢驗法

全局莫蘭指數（Moran’s I）是由Patrick Alfred Pierce Moran開發的空間自相關的統計量，其取值范圍為[-1，1]，莫蘭指數為正值，表明該指數具有較強的空間相關性，且隨著數值的增加，其空間相關性也隨之增強。莫蘭指數的整體取值范圍為負值，表明資料具有空間負相關性，且隨著數值的增大，其空間異質性也隨之增大[10]。根據耦合協調度指標利用ArcGIS軟件測算出2011—2021年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全局莫蘭指數，如表4所示。

從表4可以看出，2011—2021年我國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耦合協調度總體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即具有明顯的空間集聚性。其中，2011 年的Moran’s I 值為0.338，表明兩個產業的空間集聚性明顯；2019年的Moran’s I值最低，但2019年以后文化與旅游產業的空間集聚程度也有逐年上升趨勢，說明我國文化與旅游產業的融合呈現良好發展態勢。

3.2 局部Moran’s I檢驗

局部莫蘭指數檢驗在全局莫蘭指數的基礎上更加具體和詳細，反映了一定空間范圍內每個單元與鄰近單元的關聯類型和集聚程度。在四類集聚模式中，“高-高”集聚表示此地區本身為高值，且被同為高值的周邊區域所包圍；“高-低”集聚表示此地區本身為高值，但聚集在其周圍的區域為低值；“低-高”集聚表示此地區本身為低值，但聚集在其周圍的區域為高值；“低-低”集聚表示此地區本身為低值，且被同為低值的周邊區域所包圍。

從表5 中可以看出，2021 年處于“高-高”集聚類型的省份有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湖北、浙江、江西、福建、上海，三大地區構成了一個互相帶動的聯動地帶，具有很強的外溢作用，是帶動其他地方發展的一個主要增長點。對文化和旅游業有很大的需求，且近年來文化與旅游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的不斷涌現，使得如今的旅游形式不僅是游山玩水、拍照打卡，還有優質的住宿體驗、“定制化”的旅游服務、更加智能的數字化游玩體驗等?！暗?低”集聚類型的區域包括甘肅、青海、四川這些西部地區省份，說明我國文化與旅游產業的融合發展尚不夠成熟，西部地區還有部分省份的文化與旅游產業發展進程相對緩慢。西部地區雖然地理位置偏遠，但卻擁有數量眾多的文化旅游資源和待開發的自然景觀，加之近年來數字文化與旅游產品不斷豐富，數字文化與旅游消費新業態日益多元化，西部地區也在逐漸進入“文化與旅游+教育”“文化與旅游+健康”“文化與旅游+工業”等聯動發展日趨緊密的深化期。

另外，從表6 的耦合協調度分級表可看出，全國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耦合協調度由西向東依次上升，且處于失調衰退水平的省份數量較多，中東部地區絕大部分省份處于初級協調及以上水平。

表7 為我國2011—2021 年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局部空間自相關的對比情況。通過對比發現，隨著年份的增長，各省份的文化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也在逐漸提高，且“低-低”集聚的區域范圍也在不斷縮小，由2011年的甘肅、青海、四川3個省份變成2019年的都不顯著，但是2019年之后我國各地文化與旅游產業的融合發展處于衰退狀態，“低-低”集聚區域又從不顯著變為甘肅、青海、四川3個省份顯著；“高-高”集聚區域多年來波動范圍不大，主要分布在東部地區，其中河南、安徽、江蘇、上海、浙江、福建6個省份多年來發展平穩，耦合協調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自身和周邊區域都處于高值狀態，說明中部和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迅速，由于其受到的沖擊比較輕，其強烈的外溢作用將促進鄰近地區的一體化發展，形成互補互補的增長極。江西作為“高-高”集聚類型的省份在2019年之前一直沒有變化，直到2019年之后由“高-高”集聚類型變為“低-高”集聚類型，再到2021 年又發展為“高-高”集聚類型，這表明江西受周圍“高-高”集聚類型的正面輻射，并通過積極的合作交流，借鑒先進經驗，提高了整體競爭力，促進了地方文化與旅游產業的結合和發展。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本文通過分析國內外文化旅游產業融合現狀，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建立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這兩個子系統的評價指標體系，測算出我國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并進行綜合評價，并采用ESDA法對兩個產業之間的空間相關性進行分析，結果表明：

（1）我國文化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逐年升高，但在空間上呈現“東—中—西”階梯遞減的特征，東部、西部地區融合程度差距較大。

（2）我國各省份文化與旅游產業在空間上呈現顯著的正向聚集性，但兩個產業總體發展水平較低且不均衡，亟待進一步發展。

（3）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的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程度差異較大。其中，東南沿海地區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進程較快，率先進入初級協調發展階段，并常年處于“高-高”集聚類型，顯著的溢出效應帶動了周邊區域文化與旅游產業的協調發展；中部地區近年來文化與旅游產業發展迅速，積極實施了文化與旅游產業數字化戰略，建設了高品質旅游示范基地；西部地區則憑借豐富的資源要素和文化底蘊，創新發展新型文化業態，處于逐步擺脫“低-低”集聚困境的階段。

4.2 建議

（1）探索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新理念。政府充分發揮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主導作用，探索我國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新理念。特別是在弘揚傳統、堅定文化自信、緊跟“數智”時代步伐、服務人民宗旨等方面，根據區域文化與旅游發展自身特點，改變工作重心，尋找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新的切入點[11]。

（2）堅持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政策新導向。一方面，在現有的相關政策支持下，在全國范圍內鼓勵文化與旅游產業的融合發展。另一方面，針對我國文化與旅游產業發展水平的空間差異與地區實際情況，在稅收優惠、財政補貼、項目合作等方面給予適當的重點扶持和傾斜，進一步推動文化與旅游產業整合發展的新導向。

（3）打造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內容新特色。各地區、各省份應根據自身實際情況，以文促旅，以旅促文，促進中華文化與旅游深度和廣度的結合，創造獨特的、富有吸引力的旅游新體驗。以文化資源為基礎，開發旅游新產品，提升旅游新品位，挖掘中華文化的新特征，傳播中華優秀文化新思想。進一步將文化內容、文化符號、文化故事等要素與旅游景點進行融合，更好地融入旅游線路設計、展覽展示和解說經驗中去，從而更加深入地了解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革命文化以及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讓旅游這種方式成為人們了解傳播中華先進文化的一種新途徑，從而提高文化自信。

（4）提高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服務新品質。要把“服務質量”當作自己的核心能力，持續推進“質”提升行動，推動提升“旅游目的地”的服務水平，推動“文明創建”；完善旅游接待制度，確保為殘障人士及老人提供優質的社會服務。要加大對旅游運輸的投入，增強其可達性和便利性。加強網上旅游監督管理，完善旅游信用制度，完善旅游服務質量評估體系。加強對旅游產業的監管，對風景區的管理體制進行創新，并探討建立風景區文化的評估體系。

（5）探索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人才培養新思路。注重高素質的文化與旅游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建設高素質復合型人才隊伍，為我國文化和旅游產業融合發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特別是將信息平臺、數字媒體、“互聯網+”以及人工智能等全新技術與文化旅游產業知識融合作為考察人才的重要指標，加快建設“數智科技+文化與旅游產業”的復合型人才隊伍，為更好地推動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提供人才基礎[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