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的測度及區域差異分析

華明忠，周曉唯，余 力

（陜西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西安 710119）

0 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擘畫中國式現代化宏偉藍圖。作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支撐，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產業發展全新路徑，在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基礎上展現了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是現代化經濟體系在生產力方面的核心支撐，亦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引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前我國工業基礎薄弱、核心技術存在短板、產業附加值較低等問題較為突出[1]，對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發展形成一定阻滯。目前學術界有關產業現代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理論分析層面，孫久文等（2023）[2]針對中國式地區產業現代化的時代特點，從增強數字技術融合、健全產業空間布局、升級產業結構等方面提出具體實踐路徑。李卓和董彥峰（2023）[3]認為資源匱乏型鄉村產業現代化發展的核心在于將鄉村外部政策激勵、市場需求和內部有限資源相融合，激發農戶內生動力，打造可持續發展模式。實證研究層面，王舒鴻和孫曉麗（2018）[4]研究發現海洋產業現代化可以更好地平衡海洋經濟與生態環境的關系。

已有關于產業現代化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為本文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基礎，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既有研究多圍繞產業現代化展開探討，而有關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的研究甚少；鮮有文獻分析中國式產業現代化地區差異及形成機理，無法全面、客觀地揭示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因此，本文首先基于中國式產業基礎高級化、中國式產業結構現代化、中國式產業協同現代化、中國式產業創新現代化與中國式產業融合現代化五個子維度，構建中國式產業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并使用熵權法測度全國及不同省份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水平；其次，采用Dagum 基尼系數分解法測算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的地區差異及來源；最后，使用QAP 方法探析五個子系統發展差異對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的作用強度，并分析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發展差異的形成機理。

1 研究設計

1.1 指標體系構建

本文基于黨的二十大報告及相關政策文件，并借鑒相關學者的研究[5—7]，建立了包含中國式產業基礎高級化、中國式產業結構現代化、中國式產業協同現代化、中國式產業創新現代化與中國式產業融合現代化五大子系統的中國式產業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見下頁表1）。本文采用2015—2021年我國30個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臺）的面板數據，數據來源見表1。

表1 中國式產業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

1.2 研究方法

1.2.1 熵權法

本文采用客觀賦權法測算各項指標權重。首先，將相關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具體數據標準化的公式如下：

其中，Xij代表第i項指標在j區域的數值，max(Xij)表征指標Xi的最大值，min(Xij)代表指標Xi的最小值。

其次，使用熵值法確定各項指標權重。指標的貢獻率為：

按照信息熵的定義測算第i項指標的熵值：

其中，n表征區域總體個數。當某區域Pij=0，則判定Pijln(Pij)=0。第i項指標權重計算公式為：

根據指數計算結果將無量綱化數值與權重相乘求和，并得出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綜合指數與各子系統綜合指數：

1.2.2 Dagum基尼系數及其分解

Dagum 基尼系數及其分解是測算區域差異的常用方法。在測算區域差異時，根據子群分解法將基尼系數分解為地區內差異、地區間差異與超變密度。本文根據國家統計局劃分標準，將全國劃分成東、中、西三大地區。

首先，測算整體基尼系數G、地區內基尼系數Gjj與地區間基尼系數Gjh，其測算公式如下：

其中，k=3 ，表示地區個數；n=30，表示省份個數；表示各省份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水平均值，表示j(h)地區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水平均值；yji(yhr)表示j(h)地區內i(r)省份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水平。

最后，估算地區內差異貢獻Gw、地區間差異貢獻Gnb與超變密度貢獻Gt，公式如下：

1.2.3 二次指派程序（QAP）

二次指派程序（QAP）通常被用于社會網絡研究，是立足關系數據展開隨機置換的非參數驗證方法[8]。參考已有研究[9,10]將每個省份當作行動者，不同省份間中國式產業現代化差距視作兩個不同行動者間的關系；各省份兩兩間中國式產業現代化差異數值則形成關系數據差異矩陣?；诖?，將中國式產業現代化差異矩陣當作被解釋變量，將各子維度差異矩陣當作解釋變量，構建關系數據計量模型展開QAP 相關性分析與回歸分析，剖析差異的形成機理，具體模型如下：

其中，y表示中國式產業現代化差異矩陣。Y1至Y5依次表征中國式產業基礎高級化、中國式產業結構現代化、中國式產業協同現代化、中國式產業創新現代化、中國式產業融合現代化5個差異矩陣。

2 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水平測算結果及分析

2.1 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水平的測算結果

2015—2021 年各省份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水平的測算結果見圖1。結果顯示，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綜合指數均處于0.2899～0.3285，表明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水平較低，但綜合指數整體表現出攀升趨勢，由2015 年的0.2899 提高至2021年的0.3285，年均增長率約為3%。在此基礎上，分析2015—2021 年全國及三大地區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綜合指數的變化趨勢。圖2結果表明，全國及三大地區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綜合指數變動趨勢幾乎相同。除東部地區在2020 年小幅度降低以外，其他地區均表現出穩步攀升趨勢。說明各地區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發展持續向好。

圖1 2015—2021年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綜合指數及子系統指數變化趨勢

圖2 2015—2021年全國整體及三大地區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綜合指數變動趨勢

圖3展示了2015年和2021年全國各省份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綜合指數及排名。參照汪合黔等（2022）[11]的研究，根據綜合指數均值（E）和標準差（SD）之間的關系，將各省份劃分為領先型產業現代化（綜合指數高于E+0.5SD）、次級型產業現代化（綜合指數處于E與E+0.5SD之間）、一般型產業現代化（綜合指數處于E-0.5SD 與E 之間）與滯后型產業現代化（綜合指數低于E-0.5SD）四種類型。對比2015年與2021年各省份綜合指數及排名可知：（1）2015年領先型省份綜合指數大于0.2345，分別為北京、上海、江蘇、廣東4 個省份；2021 年領先型省份綜合指數大于0.3846，新加入天津、浙江，變成6個省份，這些省份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指數整體偏高，其經濟發展水平也位于領先位置。（2）2015年次級型省份的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綜合指數處于0.2102～0.2345，包括6 個省份，分別為東部地區的天津、福建、山東、河北和中部地區的湖北、湖南，這些省份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指數呈現大于平均值趨勢，處于超前位置，但依舊存在較大提升空間。2021 年次級型省份的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綜合指數處于0.3282～0.3846，天津躍遷，變成5 個省份。（3）2015 年一般型省份綜合指數處于0.1824～0.2102，包括5個省份，依次為安徽、海南、江西、河南、寧夏。2021 年一般型省份綜合指數處于0.2663～0.3282，新加入黑龍江和重慶，變成7 個省份，這些省份的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指數均低于均值。（4）2015年滯后型產業現代化綜合指數低于0.1824，包括14個省份，大多數位于西部地區，這些省份和其他區域差距較大，具有較大提升空間。2021年滯后型產業現代化綜合指數低于0.2663，寧夏和黑龍江省遷出，變成12個省份，貴州、云南、甘肅的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綜合指數位于0.2 以下，亟須提振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發展內生動力。

圖3 2015年和2021年各省份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綜合指數排名

2.2 各子系統的測算結果

下頁表2 結果表明：（1）2021 年中國式產業基礎高級化指數均值為0.2191，其綜合指數介于0.0646～0.8442，其綜合指數最小，說明中國式產業基礎高級化水平仍偏低。（2）2021 年中國式產業結構現代化指數均值為0.5972，其綜合指數介于0.3783～0.8344，高于其他子維度均值，表明中國式產業結構現代化發展整體向好。（3）2021年全國均值達到0.4628，其綜合指數介于0.2848～0.7534。在五大子系統中，中國式產業協同現代化標準差（0.2084）較大，這意味著僅上海、北京的中國式產業協同現代化水平較高。（4）2021 年中國式產業創新現代化指數均值為0.4754，其綜合指數介于0.2373～0.9067。（5）2021年中國式產業融合現代化指數均值為0.4843，其綜合指數介于0.2280～0.9836。

3 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的區域差異及來源

3.1 地區內差異

本文利用Dagum 基尼系數方法分析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的地區內差異。圖4結果顯示，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水平整體差異呈現不斷縮小趨勢，由2015 年的0.2438 降低至2021 年的0.1842，平均降速達到3.23%。分地區而言，在考察期內東部地區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水平內部差異最大，基尼系數均值為0.1804，區域差異表現出先縮小后擴大的趨勢。西部地區次之且地區內部差異表現出持續縮小的趨勢，均值為0.0623。中部地區最小但地區內部差異具有持續擴大趨勢，均值為0.0461。

圖4 全國整體及三大地區內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水平差異

3.2 地區間差異

由圖5可知，各地區間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從各地區間基尼系數均值來看，東西部地區間中國式產業現代化差異較大，基尼系數均值為0.3669。其次是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基尼系數均值達到0.2715。中部與西部地區間差異最小，降幅達到10.47%，表明中國式產業現代化地區間差異在持續減小。

圖5 地區間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水平差異

3.3 區域差異的來源與貢獻

由圖6可知，中國式產業現代化地區間差異貢獻率最大，變動范圍為14.98%～18.32%，均值達到16.42%。在考察期內地區間差異不斷縮小，是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整體差異的重要來源；地區內差異貢獻率排在第二位，變動范圍為4.42%～4.87%，均值達到4.49%，表現為波動幅度較??；超變密度貢獻率較小，均值僅為0.92%。

圖6 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整體差異來源

4 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發展差異形成機理

4.1 QAP相關性分析

本文采用UCINET 軟件對2015—2021 年全國及各地區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的發展差異及其子維度差異展開QAP 相關性檢驗，結果見下頁表3?？梢钥闯?，全國及東部地區各解釋變量與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的發展差異矩陣相關系數均為正，表明全國或東部地區任意子維度現代化發展差異均會引起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發展差異同方向變動。就中部地區而言，中國式產業結構現代化、中國式產業協同現代化子維度差異對中部地區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發展差異矩陣的相關系數不顯著。這反映中國式產業結構現代化、中國式產業協同現代化子維度差異對中部地區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發展差異的影響較小。對于西部地區而言，中國式產業結構現代化發展差異矩陣相關系數不顯著，表明西部地區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發展差異受中國式產業結構現代化差異的影響較小。

表3 全國整體及三大地區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發展差異及其自變量的QAP相關性檢驗結果

4.2 QAP回歸分析

下頁表4結果表明，各子維度差異對中國式產業現代化差異均產生正向影響。由此證明，各子維度中任意維度的變化均能夠引起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發展差異的變動。不同地區中國式產業基礎高級化差異矩陣的回歸系數最大，遠超越其他維度差異。各地區中國式產業基礎高級化差異較大，成為中國式產業現代化差異的主要形成原因。

表4 全國整體及三大地區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發展差異與自變量的QAP回歸結果

表22021 年各省份中國式產業現代化各子系統指數及排名

5 結論與啟示

5.1 結論

本文使用熵值法測度2015—2021年我國30個省份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綜合指數及5個子維度發展指數，剖析中國式產業現代化及其子維度發展趨勢。從地區現代化維度剖析三大地區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的優勢及不足。進一步使用Dagum 基尼系數分解法分析中國式產業現代化區域差異及來源。同時，采用QAP 方法深入解析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發展差異形成機理，得出如下結論：

首先，從整體來看，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水平呈現較低趨勢，但發展持續向好。就各子維度而言，中國式產業結構現代化發展較好，其他子維度表現一般，特別是中國式產業基礎高級化指數較低。分地區而言，中國式產業現代化區域差異較大，總體表現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階梯型分布格局。

其次，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發展差異表現出減小趨勢，其主要來源于地區間差異。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水平總體差異較大，呈現緩慢減小趨勢。就基尼系數而言，東部地區＞西部地區＞中部地區。其中，東部地區、西部地區的中國式產業現代化基尼系數表現出緩慢減小趨向，而中部地區則表現出差異不斷擴大趨勢。就區域間差異而言，東部與西部地區之間中國式產業現代化基尼系數最大，東部與中部地區之間中國式產業現代化基尼系數居中。

最后，五個子維度發展差異對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發展差異的影響均為正。其中，中國式產業基礎高級化是中國式產業現代化差異的主要因素。由QAP 回歸結果可知，各子維度差異對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發展差異的作用強度由大到小依次為中國式產業基礎高級化、中國式產業融合現代化、中國式產業結構現代化、中國式產業創新現代化子維度差異。其中，中國式產業基礎高級化子維度差異遠大于其余子維度差異。

5.2 啟示

一是完善中國式產業現代化頂層設計。應以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為著力點，完善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發展的頂層設計；以增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與戰略性資源支撐為重點，健全新發展階段的產業政策，打造以現代化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與優質高效服務產業為一體的現代化產業發展生態，驅動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發展。

二是實施地區產業協同發展戰略。應全面實施地區協同發展戰略，為中國式產業現代化提供重要支撐。國家應在發揮東部地區產業資源豐富與經濟國際化程度高優勢的基礎上，激發中西部地區優惠土地政策、充足勞動力市場的作用，為全面推動各地區產業協同發展戰略實施創造良好契機，驅動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發展。

三是加速中國式產業基礎高級化進程。積極完善產業基礎再造機制和創新機制，加速中國式產業基礎高級化進程，賦能中國式產業現代化發展。政府應以基礎產業鏈、供應鏈有機融合為核心，有效銜接產業鏈條、創新鏈條與人才鏈條，重塑產業基礎發展鏈條，構建可實現產業基礎能力再造的產業發展機制，盤活中國式產業基礎高級化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