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質量發展視角下中國市場化效能測度

趙恢林，麥宇航，謝沂志

（汕頭大學商學院，廣東 汕頭 515063）

0 引言

高質量發展是經濟發展質量的高級狀態和最優狀態，涵蓋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隨著中國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升，市場制度是否以及如何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是亟需探討的問題。

關于市場化程度和高質量發展的文獻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類：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李慧（2021）[1]、吳敬璉（2004）[2]以及胡家勇（2016）[3]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涉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基本經濟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市場體系建設、對外開放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所建立的市場化體制使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同時也存在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4]。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有利于貫徹新發展理念，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現實需要[5]，可以解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瓶頸問題、確保產業鏈供應鏈可靠安全、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6]，促進我國高質量發展。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效應及測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對加速經濟發展[7]、改善生態環境[8]等產生顯著的正向作用。國內學者為衡量體制變革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提出了市場化相對進程的度量方法和評價體系[9]。樊綱等（2003）[10]利用中國各省份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定量考察了中國市場化改革對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貢獻[11]。第三，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素及測度方法。已有研究表明霧霾污染[12]、碳中和[13]等因素對高質量發展有顯著的影響。

縱觀現有文獻，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和高質量發展均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但尚未有研究以市場化經濟制度為效能指標，以高質量發展為產出指標去測度市場經濟制度的總績效。為此，本文創新性地提出“市場化效能”這一概念并系統性地闡明其內涵，彌補了市場經濟制度評價只從經濟產出效率等單一維度進行評價和分析的局限性。

1 市場化效能的內涵

市場化效能是從經濟效率、社會公平、經濟可持續等多維度全面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總績效。市場化效能不同于傳統的市場效率，市場效率僅從最大化經濟產出進行評價，而市場化效能比市場效率更能反映新時代背景下中國市場經濟制度的本質內涵及其特征。市場經濟制度績效從單一維度的市場效率評價轉向多維度評價，是認識市場經濟制度的一個全新視角。市場化是指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體制改革，它不僅是規章制度的變化，而且還是一系列經濟、社會、法律乃至政治體制的變革，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而市場化效能可以用于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一改革過程中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等多維度產出的綜合效率。

下頁圖1 展示了市場化效能的生成機制。本文構建了政府、市場和社會的三維框架，認為政府的責任是提供公共風險服務，包括提供公共產品、產權界定外部性等作用，凡是市場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都需要政府進行提供。市場制度有其特定的運行機制，市場經濟通過市場競爭、市場供需之間的平衡和激勵機制促進經濟高效運行。而社會在政府和市場之間起到樞紐作用，維持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例如，社會道德水平決定了社會市場效率和政府的責任范圍，進而影響了社會經濟的整體效率。當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缺位”和“越位”，導致政府信任失靈傳導、社會資源浪費時，政府處于失靈的狀態，會出現好心辦壞事的情況；當市場經濟不能解決市場外部性、壟斷、市場邊界泛化、經濟虛擬化傾向等問題時，說明市場也存在失靈，這時需要政府和社會進行及時有效的干預。政府因素中的財政體制及政策會影響市場化效能；社會因素包含了人口、生態、文化等，人口結構、戶籍管制等都會影響市場化效能。因此，政府和社會的發展和改革是市場化效能的約束條件，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效能形成需要有為政府和自由社會共同完成。

圖1 市場化效能生成機制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方法

2.1.1 DEA分析法

DEA分析法用于多投入多產出的效率評價問題，是一種靜態測度的分析模型。本文為了減少其他因素對投入指標的影響，采用基于投入角度的DEA-BBC 模型進行分析。DEA-BBC模型的總體公式為：

其中，n為決策單元數；θ為決策單元市場化效能的有效性，其權重變量為yi；xij表示第j個決策單元的第i種要素投入量，yrj表示第r種投入要素的產出量；同時引入了投入松弛變量s-與產出松馳變量s+。

2.1.2 Malmquist生產率指數

為彌補DEA 非連續性描述的不足，本文構建Malmquist生產率指數（簡稱“M生產率指數”）對全要素生產率進行動態分析，M生產率指數的計算公式為：

其中，x和xt+1分別表示在t和t+1時期的投入量；y和yt+1分別表示在t和t+1 時期的產出量；Dt(xt，yt)和Dt+1(xt+1，yt+1)分別表示以t時期的技術T為參照的t時期和t+1時期生產點的距離函數。

2.2 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本文根據市場化效能的具體涵義，確定了投入指標和產出指標，投入指標為市場化程度，分為五個二級指標，采用的變量是樊綱等（2003）[10]編制的歷年各地區的市場化指數；產出指標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則是根據五大發展理念確定相應的指標，并參考孫豪等（2020）[14]的省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進行選取。

本文研究樣本為2000—2020 年中國的30 個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臺），選取的指標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市場化指數數據庫、《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等。由于投入和產出指標存在不同的量綱，無法直接進行測算，故對5個投入指標和17個產出指標的原始數據采用歸一化方法進行標準化處理，再使用等權重的算術平均合成計算出投入指標和產出指標。具體的市場化效能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表1 市場化效能指標體系

3 市場化效能測度及結果分析

3.1 市場化效能靜態分析

本文將從DEA 方法測算出的綜合技術效率（TE）、純技術效率（PTE）和規模效率（SE）三個方面對30 個省份市場化效能的有效性進行分析，效率值越高，代表市場化效能的有效性越高。效率值為1 表示達到市場化效能完全有效，處于最優的市場化效能；小于1 即市場化效能缺乏有效性，市場化效能有待優化。

3.1.1 全國層面的發展特征

使用Deap 2.1軟件對30個省份進行DEA測算，再通過幾何平均法計算得到全國層面三種效率的年平均值，結果如表2 所示。結果顯示，中國的綜合技術效率在2000—2020年均未實現市場化效能完全有效，整體有效性偏低。2000—2007 年市場化效能的三個效率在總體上呈現上升的趨勢，然而受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在2008—2009年均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跌。在隨后年份，綜合技術效率不斷穩定上升，僅有少數年份出現了小幅下降。

從綜合技術效率來看，表2 結果顯示，中國的綜合技術效率從2000 年的0.078 逐漸上升到2019 年的0.442，市場化效能的有效性在不斷上升，但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產生重創，有效性出現小幅下跌?？梢园l現，一旦經濟不利因素出現，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規模效率會首先受到較大的影響。在經歷了2008 年的金融危機重創后，綜合技術效率逐漸降低，在2009年降至最低點，此時對應的有效性為0.177，隨后在2014年有效性才恢復到與2007年相當的水平。從規模效率和純技術效率來看，在2000—2007年，主要是規模效率帶動著綜合技術效率不斷上升。而在2008—2020年，規模效率的發展波動較大，此時綜合技術效率的提高主要依靠純技術效率的進步，純技術效率整體上呈現上升的趨勢，與規模效率的差距逐年縮小，展現出一種兩者互相協調的發展模式。

3.1.2 地區層面的結構特征

為了進一步了解我國不同地區市場化效能有效性的情況，將我國30 個省份劃分為東、中、西三大地區①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并分別進行DEA測算，得到三大地區三種效率的變化圖，如圖2所示。

圖2 2000—2020年不同地區的三種效率變化

整體來看，三大地區的指標變化趨勢基本相同，可以認為中國市場化效能的有效性發展模式在地理上并沒有明顯差別。綜合技術效率方面，三大地區的綜合技術效率都有著相似的發展趨勢，其中東部地區的綜合技術效率高于其他地區，中部地區緊隨其后，最低的是西部地區。在2005年之前，三大地區的綜合技術效率差距較小，市場化效能的有效性從東部、中部到西部依次降低。而在2005年后，東部地區因為擁有優良的經濟發展基礎，其市場化發展較快，綜合技術效率在2006—2020 年明顯高于其他兩個地區，主要的差距來源于規模效率。純技術效率方面，以2005 年為節點，在2000—2005 年，東部地區的純技術效率位居第一，而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有效性都低于東部地區且大小相似。2005—2020 年，三大地區的純技術效率發展趨勢基本一致，有效性在2009 年達到最低點后，在隨后年份重新開始向上爬升，僅在2015年和2019年有小幅下降。其中，西部地區的純技術效率在絕大多數年份都高于中部地區，甚至在2013 年和2017 年高于東部地區。規模效率方面，以2007年為節點，可以看出東部地區的規模效率在2000—2007年波動較大，而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有效性有著相似的發展趨勢，在這段時間內中部地區的規模效率最大。在隨后年份中，三大地區的發展趨勢基本一致，東部地區的規模效率除了2009年外都高于其他地區，中部地區緊隨其后，最低的是西部地區。

3.1.3 省份層面的發展特征

為了進一步明確省份之間市場化效能的有效性差異，本文依據2000—2020 年30 個省份的平均綜合技術效率，將其有效性分為三個層次：平均綜合技術效率在[0,0.3）內為低水平省份，在[0.3，0.4）內為中水平省份，在[0.4，1]內為高水平省份，具體結果見圖3。

圖3 中國30個省份的綜合技術效率水平劃分

整體而言，屬于高水平的省份有北京、青海、上海、天津、山西、湖北、海南和黑龍江8 個省份，大多數為東部地區的沿海省份，其中北京的平均綜合技術效率最高，有效性為0.777；中水平省份有遼寧、廣東、江蘇、浙江、河北、福建、內蒙古、甘肅、湖南、山東、云南、陜西、河南、重慶和安徽15個省份，大部分為東部和西部地區的省份，僅有3個為中部地區的省份，該區間包含的省份最多，省份之間的有效性差距較??；而低水平的7個省份包括了2個中部地區的省份和5個西部地區的省份，其中西部地區省份的平均綜合技術效率整體偏低，貴州、寧夏和新疆的有效性甚至低于0.200，反映出同一地區內的不同省份在市場化有效性方面也存在較大差異。東部地區經濟發展基礎較為成熟，大多數東部地區的省份在經濟發展、創新驅動方面的市場化效能更具有效性，使得整體有效性高于其他地區。部分西部地區的省份在2000—2020年出現了有效性較高的情況，如青海和內蒙古，究其原因是市場化效能過低，邊際產出比其他省份大，造成了平均綜合技術效率虛高的現象，甚至出現青海的有效性高于上海的情況。中部地區省份的整體有效性則位于東部省份和西部省份之間，發展較為均衡，主要是因為其在地理上是東部地區傳統產業轉移的主要去向，部分發展較好的中部地區省份也能進入高水平省份的行列中。

3.2 市場化效能動態分析

3.2.1 全國層面的變化特征

運用Deap 2.1 軟件對30 個省份2000—2020 年的面板數據進行Malmquist指數（以下簡稱“M生產率指數”）的測算，并使用幾何平均的方法計算各平均值，結果如表3 所示。其中M 生產率指數代表的是市場化效能的跨期變化，TC、TEC、PTEC 和SEC分別代表技術進步指數、綜合技術效率指數、純技術效率指數、規模效率指數，反映M生產率指數分解量的跨期變化情況。

從總體情況來看，中國2000—2020 年M 生產率指數的年平均值為0.988，即M 生產率指數平均每年下降1.2%。分階段看，2000—2010 年的M 生產率指數除了在2000—2001 年和2008—2009 年這兩個時間段內為正，呈現上升的趨勢，其余時間段都呈現下降的趨勢，2000—2010年的年均增長率為-2.8%；而2010—2020年M生產率指數雖然處于有升有降的波動狀態，但年均變化的指數為正，年均增長率為0.4%。這一結果表明，2000—2010年單純以“經濟增長”的粗放式發展目標為導向，造成的環境污染、產能過剩等問題阻礙了市場化效能的增長；2010—2020 年，隨著我國開始重視生態環境的建設和經濟的高質量發展，M 生產率指數為正的情況增多，且出現了最大值，說明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不僅保證了經濟的增長，而且優化了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產能過剩等問題，市場化效能有所提高。

從具體時間段上看，中國的M生產率指數波動幅度較大，最高值為14.7%，出現在2014—2015年，這可能是因為2015 年，中國首次將“互聯網+”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引擎，極大地促進了當年市場化效能的發展，且消費結構的調整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都對市場化效能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M 生產率指數的最小值為-15.6%，出現在2019—2020年，這是因為2020年中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社會生產幾乎停滯，經濟遭受嚴重打擊，政府將大量資金用于醫療建設，此時的市場化效能大幅降低，因此M生產率指數同比下降顯著。

從分解指數上看，促進M生產率指數提升的主要原因是綜合技術效率（TE）。2000—2020 年，綜合技術效率（TE）的年均增長率為6.2%。值得注意的是，在規模報酬可變的模型中，其分解指數的規模效率指數始終為1.000，說明規模效率在2000—2020年既不促進也不抑制市場化效能的提升。而純技術效率指數在2000—2020年的平均值為1.062，從2000—2010 年的1.091 下降至2011—2020年的1.034，但仍然為正，這說明中國M生產率指數的提升主要依賴于純技術效率（PTE）的提高。從技術進步指數來看，雖然技術進步指數小于1，但技術進步的年平均增長率已從2000—2010 年的-10.9%上升至2011—2020 年的-2.9%，這說明技術進步對中國M生產率指數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小。

3.2.2 不同水平地區的變化特征

本文進一步測算和對比了2000—2020年中國高水平、中水平和低水平地區的M 生產率指數情況，如表4 所示。整體上看，M生產率指數呈現中水平地區最高，低水平地區次之，高水平地區最低的異?，F象，且三類地區的市場化效能演化情況存在差異。對于高水平地區而言，2000—2020年M生產率指數整體呈現下降的趨勢，但其指數從2000—2010年的0.940上升到2010—2020年的0.988，這可能是因為東部地區的市場化效能本身較高，提高效能比其他地區更加困難，盡量減小下降幅度對于高水平地區而言更有意義；對于中水平地區而言，2000—2020年M生產率指數呈現穩步上升的趨勢，其指數從2000—2010年的年均值不變上升至2010—2020年的1.005，上升了0.5%，說明市場化效能在進一步提升，仍有上升空間；對于低水平地區而言，2000—2020年M生產率指數雖然整體呈現下降的趨勢，但指數已經從2000—2010年的0.952上升至2010—2020年的1.022，上升了將近7%，市場化效能增幅較大。

表4 不同水平地區Malmquist指數及其分解均值對比

表22000 —2020年中國的綜合技術效率及其分解

表3 2000—2020年中國市場化效能平均Malmquist指數結果

為進一步分析其影響因素，本文通過分析其分解量來探究原因，結果發現，純技術效率指數是導致高水平地區的M 生產率指數小于中水平和低水平地區的主要原因。同時，因為規模效率指數都為1.000，所以綜合技術效率與純技術效率指數相等。

三類地區的綜合技術效率指數大小為中水平地區（1.079）＞低水平地區（1.064）＞高水平地區（1.031），技術進步指數大小為高水平地區（0.935）＞中水平地區（0.929）＞低水平地區（0.927）。這表明雖然高水平地區的技術進步指數比中水平地區和低水平地區的大，但差距較小，并不能抵消其他兩個地區在綜合技術效率指數方面與其拉開的差距，所以導致了中低水平地區擁有比高水平地區更高的M生產率指數。

4 結論

本文在市場化效能生成機制下，使用DEA-Malmquist模型從多方面測度市場化效能，得出以下主要結論：第一，中國市場化效能水平整體偏低，離完全有效仍有較大差距，同時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在2010 年后出現了協調發展的趨勢。第二，對東、中、西三大地區進行分析，發現在2005年之后，三大地區的綜合技術效率差距不斷擴大，有效性由東至西依次減小，究其原因是規模效率存在較大差距。第三，不同地區的三種效率在測度時間內的變化方向基本相同，市場化的發展模式并沒有地理上的明顯差異。第四，對不同省份進行分析，發現在不利于高質量發展的因素出現時，大多數省份的規模效率首先受到影響，此時純技術效率對支撐綜合技術效率有重要作用。第五，通過Malmquist 指數分析發現，中國2000—2020 年市場化效能指數為負，究其原因，是特殊年份的經濟危機、環境污染等不良因素阻礙了市場化發揮作用。此外，由于中低水平地區效能產出結構較好，該地區在市場化效能低的情況下，出現市場化效能有效性虛高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