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特征與動力探究
——基于TF-IDF算法與格蘭杰檢驗

關 碩, 趙 雪, 劉 毅

(大連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遼寧 大連 116024)

長三角地區作為中國經濟最活躍、開放程度最高和創新能力最強的地區之一,在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1]。自2010年國務院首次批準實施長三角區域規劃以來,長三角一體化取得豐碩成果。2019年,國務院發布《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標志著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由地方創新行為上升為國家戰略,自此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向高質量發展邁進。

國內外關于區域一體化的研究側重各有不同。隨著歐盟、東盟、亞太經合組織等一體化組織的建立,一體化組織凝聚力政策、一體化指數的構建等成為其研究中心。歐盟設立了凝聚力基金,以幫助歐洲落后的經濟體,并減少歐盟內部的區域差異。Madanipour[2]等認為空間正義的提出是歐盟領土凝聚力政策的轉折點,對空間正義的強調是對社會和經濟凝聚力的補充,但領土凝聚力政策對空間正義的政策有限,對空間失衡和社會不平等問題提供了必要但不足的回應。區域一體化有助于擴大市場、促進生產以及增加投資機會,為實現經濟增長,有必要對一體化機制以及進展進行檢測與評估,Recinos等[3]構建了中美洲一體化指數來衡量中美洲區域的經濟一體化的程度,發現“深度一體化進程倡議”主導了當前的一體化趨勢,關稅同盟是未來中美洲一體化的路徑?？傮w來看,一體化組織凝聚力政策、一體化指數的構建能夠為我國的區域一體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鑒。

我國的一體化進程起步較晚,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起國家開始推進上海經濟區、珠三角、環渤海經濟帶建設,到如今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提出與推進,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為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區域一體化進程正穩步推進,加速發展。為了推動國家區域一體化戰略的實施,為其他地區的區域一體化建設提供經驗和借鑒,從這一角度出發,國內學者對區域一體化政策的研究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關注區域一體化對相關區域的影響。郭藝等[4]認為,區域一體化政策通過促進產業結構的現代化和城市技術水平的提升,大大減少了城市碳排放,而通過加強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城市碳排放。王韌等[5]發現,區域一體化有助于減少城市債務增長,在要素競爭或激勵機制較強的地區,這種緩解作用更強。第二類研究關注區域一體化擴容對相關地區的影響。吳青山等[6]研究發現,長江三角洲的擴容通過加速勞動力流動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糾正了勞動力市場的扭曲,改善了勞動力等錯配。學界在一體化擴容對城市的創新能力的影響效應方面則存在一定的分歧。董春風和何峻[7]研究認為,長三角地區的一體化發展明顯提高了城市的整體創新能力,也提高了原位城市和新城的創新能力,對原位城市創新能力的提高尤其明顯。邵漢華等[8]認為,長江三角洲的擴容明顯提高了原城和新城的創新水平,而且對新城的影響大于對原地城市的影響。

可見,當前學界對區域一體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與行動層面[9],如林盼[10]通過對上海經濟區概念的提出與演變的解析,分析長三角一體化制度設計的變化,田時中和王龍祥[11]考察了稅收努力、宏觀稅負對于長三角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但鮮有研究從觀念角度對區域一體化發展動力進行解讀。換言之,學界內多數研究注重研究外生資源對一體化發展的影響,而少有研究從區域內生潛力出發分析一體化發展的驅動力。

政策觀念不僅影響政策的形成和實施[12],還決定了政策執行的效果和影響[13]。因此從政策觀念出發,理解和分析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動力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政策觀念作為內生潛力的映射是觀察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重要切口。通過對規?；谋具M行語義挖掘與格蘭杰檢驗以探討以下核心問題:①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變化過程有哪些特征?②促使長三角一體化政策從地方策略升級為國家戰略的發展動力是什么?以期能夠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提供更全面的理論支持和政策建議,推動該區域向高質量發展邁進。

1 理論框架

1.1 話語制度主義

話語制度主義(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強調內生觀念,提供了聯通政策觀念和話語的動態解釋框架,分析制度和話語如何在政治和社會環境中相互影響[14]。話語制度主義下內生觀念的映射即為內生潛力(endogenous potentials),指一個特定地區或社區所特有的、可以為社會經濟發展而調動的內部資源、能力和實力[15],它在認識層面假定了一個具有自主發展潛力的發展實體,其發展的真正動力產生于內部,依賴于內在的驅動力和本地資源,社會發展的諸多問題可以在地區內得到解決[16]。

對內生潛力的理解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①內生潛力淡化了地域邊界的重要性,強調了“超地方”概念,即區域發展的分析單位不再是單獨的某一地區,而是由不同地區構成的共同體。從這一角度出發,長三角地區若想以內生潛力為發展動力,需要主動融入一體化發展進程中來,強化區域協調發展,推進跨界區域共建共享,探索協調治理新機制。②內生潛力倡導地方主體的回歸。這一點回應內生發展如何可能的問題。長三角在促進區域一體化建設的同時,也應重視自身發展,增強地方優勢。提升地方原始創新能力,為長三角區域協調提供支撐。③內生潛力并不排斥外生資源所發揮的作用,而是重視內外互動的混合動力模式,但主張以內生潛力為主,外生資源為輔[17],可以運用外生資源解決地方發展困境。

基于此,結合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情境,對內生潛力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長三角地區一體化進程中更注重區域協調;

假設2:長三角一體化的落實與推動主要由地方主導;

假設3:長三角一體化的發展兼顧內生潛力與外生資源。

1.2 間斷-均衡框架

政策敘事中的觀念變遷遵循著間斷均衡的變化邏輯,政策變化與觀念變化的內容與方向保持一致[18]。間斷-均衡框架(punctuated equilibrium)認為政策變遷過程中的穩定時期與突變時期是同一現象的一體兩面,應該納入同一分析框架中進行解釋[19]。它假定決策者具有有限理性,不可能同時處理所有問題,必然面臨著注意力分配問題。當中央政策制定者對某一公共問題的注意力較少時,政策制定在地方即政策子系統中進行,并處于長期穩定狀態;當中央政策制定者對某一公共問題的注意力增加時,該問題會由政策子系統上升到宏觀政治系統中,宏觀政治系統高度重視下,政策觀念會發生重大改變,政策過程處于間斷期,而在這一場域將推動政策變遷。宏觀政治系統在子系統間分配注意力的過程就是政策行動的過程[20]。

間斷-均衡框架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語境相契合,倡導地區發展中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角色的轉換以及地方政府、地方群眾作為行動主體的回歸,體現了“自下而上”的發展命題。該命題強調地區發展的主要原因應當是地方政府作為行動主體主動利用優勢資源促進地方自發行動來解決自身問題;中央政府的角色則從單一的資源提供者和政策干預者轉向綜合的協調者與掌舵者,下放權力,給予地方更多自主權和決策空間?！白韵露稀钡陌l展命題更具靈活性和適應性,既可以更好地應對間斷期,也可以在均衡期提供一個創新路徑和解決方案。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4:“自下而上”的地方主導模式是長三角一體化政策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主要發展動力。

2 研究設計

2.1 數據來源

長三角一體化政策觀念主要受到中央與地方兩大主體話語的影響,根據兩大主體的不同,數據來源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能夠體現中央主體政策觀念的話語——中央層面政府文件與報紙,二是能夠體現地方主體政策觀念的話語——地方層面政府文件與報紙。政策數據皆收集于中央政府網站、上海市、浙江省、江蘇省、安徽省政府網站、北大法寶與中國知網數據庫,能夠保證數據的真實有效;報紙這一新聞媒體話語作為社會公眾觀念的載體,也作為數據來源之一,包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中央級別報紙和《浙江日報》《江蘇日報》等地方級別報紙。以“長三角”“長三角一體化”“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等為檢索詞,檢索自201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共10 923 份文本數據,經過數據清洗,刪除與主題無關或重復的文本,最終獲取到的文本共計10 777 份。其中,中央政府文件132份,地方政府文件2 312 份;中央級報紙2 257 份,地方級別報紙6 076 份。

2.2 構建主題詞袋

運用機器學習進行詞庫訓練是目前常用的一種語義分析方法[21],但是它并不能廣泛適用于長三角一體化語義數據。因此,研究中通過人工選詞的方式構建長三角一體化政策觀念主題詞袋,一定程度上能夠避免無意義的高頻詞成為語義關鍵詞的情況。運用Nvivo軟件對所收集到的新聞報紙、政策文本數據進行一、二、三級編碼。將一級編碼定義為政策目標,二級編碼定義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政策工具,三級編碼定義為政策工具設置。編碼的具體步驟如下。

首先,根據理論框架與內生潛力下長三角區域一體化內涵對政策目標進行解析及編碼,由于長三角區域一體化內涵在于利用自身優勢資源實現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故而結合《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將政策目標編碼為創新共建、綠色共保、民生共享、區域協調、開放共贏。其次,根據中央發布的指導性文件,如《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等進行二級編碼,形成長三角一體化政策觀念變遷的政策工具體系。再次,三級編碼的依據主要是上述文本中的發展要求與研究假設,由此完成政策工具設置。最后,根據設置好的三級詞袋劃分相對應的主題詞,并對詞袋進行最后的補充。在進行主題詞劃分時有兩點需要進行說明:第一,由于收集的文本量過多,且數據集相對集中,因此采取系統抽樣的方法,共抽取200 份文本進行主題詞劃分;第二,為保證后期進行的詞頻-逆向文件頻率(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TF-IDF)值加總有效、可靠,研究規定每一個三級編碼都對應20 個主題詞。劃分關鍵詞包含兩個步驟:一是提取可以納入詞袋的關鍵詞;二是整合簡化關鍵詞,提取出現頻率高或語義相近的詞語為共有詞,簡化詞袋。通過人工編碼形成詳細的語義挖掘詞袋。具體編碼中包括筆者在內的兩名編碼者,并使用歸類一致性指數檢查內容分析的可靠性。經計算,兩位編碼者的歸類一致性指數為0.95,表明編碼信度較高,因此主編碼的結果可以作為進一步分析的基礎。

2.3 主題詞TF-IDF權值計算

在信息檢索和數據挖掘領域,TF-IDF算法作為一種衡量詞語重要性的加權機制被廣泛采用。該算法旨在評估詞語在給定的語料庫文檔中的重要程度。

(1)

(2)

TF-IDF=TFi,j×IDFj

(3)

盡管如此,單純依賴TF-IDF算法還不足以完全準確地進行長三角一體化政策文本的語義挖掘。因此,整合預構建的詞袋技術來定量目標詞匯將增強語義挖掘的準確性和效能。分析過程:①確定詞袋中每一個關鍵詞的TF-IDF值,得到TF-IDF值列表;②累加與三級指標相關的關鍵詞的TF-IDF值,獲得長三角一體化政策視角下的注意力分布狀況;③利用相同的策略來確定政策目標的注意力分布,由下一級的TF-IDF值合計得出。

3 研究發現

3.1 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變化特征

3.1.1 發展目標

如圖1所示,5個發展目標趨勢曲線較為集中,央地主體對5個發展目標的注意力分布總體上并未出現明顯失衡。其中,代表創新共建目標的折線略高于代表其他發展目標的折線,代表區域協調目標的次之。因此,縱向比較來看,兩類主體對創新共建目標注意力分配最多,區域協調目標的注意力分配次之,對綠色共保、開放共贏、民生共享目標分配的注意力較少,主體的注意力分布略有不均。

圖1 2010—2022年政策目標注意力分配

從時間順序來看,建設主體對五大發展目標注意力的波動較大。區域協調目標2010—2012年關注度下降,2012—2014年關注度急劇上升,于2014年達到次高峰,2015—2018年注意力變化較為平穩,2019年注意力達到最高峰,2020—2022年關注度再次下降,整體成波動下降的趨勢。此外,創新共建目標的注意力變化也較為劇烈,2011年該目標關注度達到最高峰,2017年是次高峰,其余時間關注度波動起伏較大,總體波動下降。綠色共保、開放共贏目標與民生共享目標的代表折線均波動較大,有明顯的波動高峰。

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進程中,創新共建、區域協調協調、綠色共保、開放共贏、民生共享5個發展目標均得到了發展主體的關注,其中創新共建與區域協調目標受到的注意力最高,一定程度上能夠體現出央地主體在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中對這兩個目標的重視。其中,區域協調目標獲得的注意力分配總體上呈現出增加的趨勢,根據前文對內生潛力的梳理,內生潛力淡化了區域邊界,重視“超地方”的力量,強調區域內各地主動融入一體化進程。央地主體對區域協調目標分配的注意力隨時間的發展總體呈現上升趨勢,且對區域協調目標分配的注意力僅次于創新共建目標,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兩類主體對一體化政策的重視,主動加強區域協調,推動一體化進程,假設1成立。

3.1.2 發展主體

由于中央主體與地方主體對5個發展目標分配的注意力不盡相同,為進一步比較其對5個發展目標的注意力分配情況,探析兩類主體在不同時期對一體化進程的主導情況,需要對發展主體的注意力分布特征進行探討。

圖2為中央、地方政府對5個政策目標的注意力分配圖,2010—2022年,即長三角一體化政策提出的13年來,地方政府一直是長三角一體化的主要推動力量,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主體呈現出地方政府主導、中央政府領導的特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促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重要主體,其中,地方政府基本占據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的主要地位,中央政府在一些關鍵節點掌握推動一體化的主導權,如2010年、2016年、2019年。這3個年份也是長三角一體化政策發生變化的關鍵節點。2010年中央政府正式發布長三角區域規劃,將長三角地區確定為上海、浙江、江蘇、安徽4地;2016年國務院頒布長三角城市群發展規劃,強調上海市的核心地位,構建“一核五圈四帶”網絡格局,初步構建長三角一體化的發展布局;2019年國務院正式發布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自此長三角一體化政策由地方政策上升為國家戰略。

圖2 2010—2022年5個政策目標央地政府注意力分配

具體來看,地方政府對創新共建、民生共享、綠色共保、開放共贏4個政策目標的注意力分配均略高于中央政府,對區域協調政策目標的注意力分配則略低于中央政府。2010年中央政府對5個政策目標的注意力分配均高于地方;2016年,與地方相比,中央在區域協調、綠色共保目標的注意力分配更高,央地主體在創新共建目標的注意力分配趨于一致;2019年,中央政府對于創新共建、區域協調、綠色共保3個目標的注意力分配略高于地方。其他時間節點地方政府對這5個目標的注意力普遍略高于中央。根據構建的分析框架,當中央下放權力到地方時,地方獲得更大自主權,政策場域以政策子系統為主,政策過程處于均衡期;當中央掌握政策執行信息,對政策分配的注意力增加時,政策由子系統上升到宏觀系統,政策過程處于間斷期,政策變遷出現。由此,3個關鍵時間節點是長三角一體化政策發生間斷的時間節點?？傮w來看,長三角一體化變遷特征為“大均衡小間斷”,主要以地方為主導,地方主體是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主要驅動力量,驗證了假設2。

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主導”并不意味著地方政府擁有絕對自主權。相反,地方政策需要得到中央認可,形成正式的發展規劃?！邦I導者高度重視”可以體現出宏觀政治系統對子系統政策的注意力分配,當宏觀政治系統將注意力轉移到子系統某一政策時,政策便會發生間斷變化。此時,政策也由子系統上升到宏觀政治系統,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由地方政策上升為中央戰略相對應。

3.1.3 發展機制

由于地方主體對創新共建目標的注意力顯著高于其他目標,因此為了厘清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過程中所蘊含的內生潛力變化軌跡,回答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機制問題,需對創新共建目標下的政策工具及其設置展開進一步探討。

圖3為創新共建目標下地方主體對政策工具設置的注意力分配情況,其中,創新共建目標的政策工具設置按其類型可分為依靠長三角內生潛力與外生資源兩種。將運用內培推動科技創新、依靠產業基礎推動產業發展與利用內部資源推動企業發展定義為內生潛力,將運用外引推動科技創新、利用外部機遇推動產業發展與利用外部資源推動企業發展定義為外生資源。

圖3 2010—2022年創新共建政策工具設置注意力分配

具體而言,地方主體對依靠產業基礎推動產業發展與運用內部資源促進企業發展的注意力分配要遠高于利用外部機遇與外部資源推動產業與企業發展;縱向來看,地方主體對產業、企業發展的內生與外生資源的注意力差距隨時間發展而逐步縮小。這說明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地方的內生潛力,產業發展主要依靠地區內高端裝備、電子信息等產業基礎;企業發展則依靠改善企業粗放式經營、進行技術研發等內部資源。同時,外生資源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與產業、企業發展不同,長三角地區對科技創新的推動更注重內培和外引相結合,對內培與外引的注意力分配差距不大,2016年以前,外引的注意力分配略高于內培,而在2018年以后外引與內培的注意力分配差距縮小?？梢?在促進科技創新方面,地方主體逐漸由依靠外生資源為主轉向依靠內生潛力,最終內生潛力與外生資源相互交織,共同推進科技創新。

總體來看,在長三角一體化創新共建目標的落實與推進方面,長三角地區逐漸意識到依靠內生潛力推動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性,逐步由依靠外生資源轉向挖掘自身的內生潛力,內生潛力成為長三角一體化的主要發展機制。此外,長三角地區在依靠內生潛力的同時,并未完全排斥對外生資源的利用,總體上以內生潛力為主,外生資源為輔,內外資源的利用逐步交織,推動創新共建目標的落實,進而共同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的發展,假設3成立。

3.2 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動力

為了驗證假設4,即長三角一體化政策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主要發展動力是依靠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主動探索還是依靠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戰略部署,運用格蘭杰檢驗,對代表央地主體注意力分配情況的TF-IDF值進行雙向因果檢驗。為了描述方便,將中央主體對創新共建、綠色共保、開放共贏、民生共享、區域協調5個政策目標值記為CXC、LSC、KFC、MSC、XTC;將地方主體視角下的5個政策目標值記為CXP、LSP、KFP、MSP、XTP。為消除時間序列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對上述10個變量進行取對數處理,即為lnCXC、lnLSC、lnKFC、lnMSC、lnXTC、lnCXP、lnLSP、lnKFP、lnMSP、lnXTP。

3.2.1 單位根檢驗

應用時間序列數據構造模型時要求數據具有平穩性,因此首先對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檢驗是常規時間序列數據進行檢驗的標準方法,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1。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lnCXP、lnXTP、lnLSP、lnKFC、lnMSC的P<0.05,說明可以達到平穩狀態,但是剩余變量的P>0.05,不能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為不平穩數據。但是將變量進行一階差分后,在5%的置信水平下,除lnMSP以外的9個變量P均小于0.05,可以說明一階差分后的變量不存在單位根,變量均達到平穩狀態,可以進一步討論協整關系。

表1 單位根檢驗結果

3.2.2 協整檢驗

在對原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時有部分變量不能通過平穩檢驗,因此對原序列進行一階差分處理,能夠消除時間序列中的隨機性趨勢。由于差分后的變量是一階單整,需要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判斷變量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采用EG(Engle-Granger)兩步法協整檢驗,通過檢驗回歸方程的殘差項判斷殘差是否為平穩序列,如果殘差平穩說明兩個序列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則稱二者為協整關系。

通過EG兩步法協整檢驗,驗證回歸殘差是否平穩,首先建立OLS(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模型:y=β0+βx+ε,(β0為常數項;β為回歸系數;x為變量;ε為殘差)計算殘差,再進行ADF協整檢驗。如果檢驗結果是平穩的,說明進行檢驗的兩個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兩變量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聯關系,否則,可以判斷兩變量間不存在長期穩定的關聯關系。

由于代表地方民生共享目標的變量lnMSP未能通過單位根檢驗,故而刪除lnMSP與lnMSC,將地方主體剩余的4個變量作為解釋變量,中央主體剩余的4個變量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OLS回歸,將計算得到的殘差記為ε1、ε2、ε3、ε4,對殘差進行ADF檢驗,其運行結果見表2。在5%的置信水平下,ε2、ε3、ε4的ADF值均大于5%的臨界值-3.000,P均大于0.05,并未通過ADF檢驗,說明地方主體與中央主體在區域協調、綠色共保、開放共贏等3個目標的注意力上不存在協整關系,不能進行格蘭杰檢驗。只有ε1小于5%的臨界值-3.000,P小于0.05,通過了ADF檢驗,說明地方主體的創新共建目標與中央主體的創新共建目標之間不會產生偽回歸,并且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

表2 協整檢驗結果

3.2.3 格蘭杰檢驗

由協整檢驗結果可知,lnCXC和lnCX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可繼續進行格蘭杰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的核心是檢驗某一變量是否會受到其他變量的滯后項影響,如果該變量受到另一變量的影響,則稱作具有格蘭杰因果關系,即某一變量是另一變量的原因,反之則說明不具有格蘭杰因果關系。

首先根據赤遲信息準則和貝葉斯準則,找出地方創新共建目標和中央創新共建目標的最優滯后階數,即AIC(赤池信息準則)值和BIC(貝葉斯信息準則)值最小的滯后階數。經計算,滯后3階時AIC與BIC值最小,故接下來對滯后3階進行格蘭杰檢驗,檢驗結果見表3。在10%的顯著水平下,“lnCXP不是lnCXC的格蘭杰因”這一假設的P小于0.1,故拒絕原假設;而“lnCXC不是lnCXP的格蘭杰因”這一假設的P大于0.1,故接受原假設。這說明地方創新共建目標注意力變化是中央創新共建目標注意力變化的格蘭杰因,中央創新共建目標注意力變化不是地方創新共建目標注意力變化的格蘭杰因,地方創新共建目標的注意力變化對中央創新共建目標的注意力變化具有顯著的單向影響。

表3 格蘭杰檢驗結果

這一檢驗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驗證假設4,即“自下而上”的地方主導模式是長三角一體化政策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主要發展動力。與其他國家戰略不同,長三角一體化政策的獨特之處在于其最開始由各地方政府主動探索,充分利用地方優勢資源謀求一體化發展,經過十幾年的實踐,長三角一體化由地方政策上升為國家戰略。發生轉變的關鍵在于經由地方政府的一體化實踐,中央層面意識到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性并謀求一體化未來的發展方向。由此,中央主體的政策觀念發生轉變,即中央主體認識到長三角地區對一體化的成功探索能夠為中國實行區域一體化戰略提供有益經驗,宏觀政治系統對長三角一體化政策的注意力分配進而增加,該政策也由子系統上升到宏觀政治系統,實現了政策觀念的變遷。

此外,地方對于創新共建分配的注意力變動會導致中央對于同一目標注意力分配的變動,這是因為創新發展是5個發展目標的核心,地方與中央主體對該目標所分配的注意力高于其他目標,地方提高創新能力不僅能夠推動經濟發展,還會帶動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目標的實現,進而增強地方內生潛力,實現自身發展與區域一體化發展的良性循環。

4 結論與展望

(1)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過程呈現“小間斷大均衡”的特征,其中2016年和2019年成為政策間斷變化的關鍵時間節點,揭示了地方和中央在不同階段的角色和影響。

(2)創新共建是5個發展目標的核心,區域協調是地方政府發揮內生潛力的前提,長三角地區一體化建設以內生潛力為主,外生資源為輔。

(3)長三角一體化政策上升為國家戰略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自下而上”的地方主導模式。從內生潛力角度來看,當前長三角地區對內生潛力的把握呈現非均衡的特征,對創新與協調的關注度遠高于綠色、開放、共享目標。未來長三角地區應在挖掘自身創新能力和協調能力的同時,更加關注資源節約與環境保護、促進開放合作、改善民生等內容,進一步挖掘自身優勢,推動一體化的高質量發展。

未來研究可以繼續對內生潛力進行挖掘,識別其中的關鍵支持要素,進而幫助總結長三角地區發展核心動力,為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建設提供有益經驗,構建區域協調發展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