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與美之間

郁雋

“一件事物，非但其為不美、不神圣、不善，皆無礙于其為真，并且正是因為其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以才為真；這實在是一項日常智慧?！币话俣嗄昵?，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在面對慕尼黑的大學生時，說出了上面這句話（《學術與政治》，錢永祥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這句話一方面展現了一種對現代文明冷峻而清醒的分析，另一方面也流露出些許無奈—人們從內心深處渴望一個整全的世界，能夠將真善美這三個基本價值域聚攏乃至統合起來。然而，我們身處的時代不僅僅將個人的職業切碎細分，還將世界區隔為若干個互不相干甚至彼此沖突的領域：在這樣一幅未經反思的圖景中，求真的任務大致被交托給了“科學”，往日的形而上學和哲學日益隱退幕后；求美的任務好像交付給了“藝術”，然而藝術卻常常被其他力量所牽引；而求善的使命則尷尬地“落空”。在越來越多元化、相對化甚至虛無的價值觀紛爭中，幾乎沒有哪個學科或者機構敢于承認自己愿意或者能夠承擔求善的責任。

在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對個人而言最為方便的選擇就是凸顯自己的“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堅守或者說“退守”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于是幾乎在所有的社會中均呈現出越來越專業化、精細化的分工?！皩I主義”一詞既成了對職業人的恭維，但又同時蘊含了某種整體性的盲目。人們將各類事無巨細的問題交托給各學科和專家。然而在看似無所不包的專業領域之外，其實還有更為廣闊的“未勘之域”。在專業與專業的空隙處，需要無數的人來穿針引線，互通有無。如今在學院派的研究計劃與專著中，“跨學科”幾近成為一種政治正確而語義空洞的陳詞濫調，少有人嘗試更遑論真正做到。

這本《一點五維的巴赫》恰是在上述圖景中逆流而動的一個“異類”。作者馬慧元多年來在這樣一片未堪之域中遨游，努力試圖溝通“真”與“美”這兩大價值域。事情雖然宏大，但她的切入點卻是極為具體而精微的—音樂（史）與科學、技術。她的教育和職業背景—既是資深樂迷，又具備相當的科學素養，加之經年累月的閱讀和思考，使得她能夠游刃有余地處理兩者之間的錯綜復雜的關系。此書在字里行間透露出一種可能性和質樸的希望—真的東西可以是美的，而美的東西也需要真之基礎與擔保。

人們頭腦中通常有一些樸素而未經反思的“圖式”（schema）。它們雖然足以應付日常生活，卻往往禁不起追問。音樂屬于文科還是理科呢？筆者在某搜索引擎上提出這個問題，獲得了兩個相互矛盾的回答：一個回答說，音樂學既是文科又是理科，是一個跨學科領域；另一個說音樂既不是文科也不是理科，而屬于藝術。若要進一步探究這個問題，就要從概念上來界定何謂文科、理科，以及藝術與兩者的關系，而大多數人可能就止步于此了。當代教育中學科的劃分，更加深了真與美之間的隔閡。藝術院校單獨設立和招生，使得其學生對文史傳統和自然科學缺乏了解?？茖W家與音樂家似乎漸行漸遠。殊不知在中西音樂的肇始處，對自然規律的理解與把握、對真的好奇可能才是關鍵。

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約前575-前500）在發現“琴弦定律”的時候—在張力不變的情況下，弦的頻率與其長度成反比—一定感受到了巨大的“驚異”：這個看似變動不居的世界一定是有其內在規律，而且人的耳朵居然可以聽出來。這大概就是古希臘人的“天人合一”瞬間吧！于是他提出了“萬物的本原是數”觀點。音樂不僅不例外，而且恰是這一原理的極佳例證。這不就是“音樂是宇宙的語言”的先聲嗎？

雖然本書涉及的音樂史案例主要來自西方，但在中國樂理與“天理”原本也有千絲萬縷的關系。中國最早的音樂家可能是天文學家、歷法學家。有學者提出假設，考古發現的迄今為止中國最早的樂器賈湖骨笛，可能不僅僅是一種樂器，而是通過影高來測量節氣的授歷儀器。此外，中國古人歷來也有“律歷合一”的說法?！肚ё治摹分刑峒啊奥蓞握{陽”，也就是認為可以使用音律來校準歷法。而“葭管飛灰”（《后漢書·律歷制》）的傳說竟然神奇地殘留于一些醫書和古詩當中。對此雖然仍有爭議，但它意味著可能存在著一條技術路徑，即將物候和音律對應。美與真背后有著共同的“道”，只是被遺忘了。馬慧元用她的文章一再提示出這一點。

音樂或許是過去兩百多年中發生平民化、普及化最為顯著的一個藝術門類。如果你是一個十八世紀的歐洲人，想要聽高雅音樂的話，就要生活在維也納、巴黎這樣的大都市，才有機會去剛剛出現的音樂廳；或者你屬于貴族階層，有雄厚的財力來雇傭樂師，在自家莊園里為你演奏；對平民而言，最容易聽到音樂的地方就是教堂了。在進行宗教儀式的過程中，教堂至少提供了唱詩和管風琴演奏。時至今日，任何一個人只要擁有智能手機或者電腦，就大致可以隨時聽到想得到的任何樂曲。然而這種“得來全不費工夫”也蘊含著一絲隱憂。

現代人的“消費主義”痼疾遠遠不止于體現在購買和消費行為中，也不僅僅體現為過度購買，而是“殖民”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費主義傾向于將幾乎所有“交換”都降格為“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甚至自以為付出金錢就能獲得世界上的一切。審美也有被異化為購買和消費的危險。很多人在付出金錢后，并不會真正投入自己的心智、心力和時間去進行賞析和鉆研。一些灑金“樂迷”日益淪為了紙面“票友”。而馬慧元的系列文章提示了另一種可能性，即在票友和樂迷之上，構建出了一個超越消費主義的新領域。我不知道如何來定義它—有樂迷的欣賞和投入，也兼具研究者的長情和敏銳，但又不用成為專業樂評人來養家糊口—姑且可以稱之為“音樂考釋者”。如借用本書中的一個詞來說，那個位置恰是“一點五維”。

“一點五維”的嘗試并非易事，它需要一種全新的語言。筆者曾問過大學里從事文論、美學與藝術哲學研究的同事，為什么在他們的研究領域中，好像把繪畫和雕塑作為案例的研究論文較多，而將音樂作為研究案例的相對少。他們均表示無從回答這個問題。我自己苦思冥想很久之后，初步得到了一個答案：學術研究的成果主要是論文和專著，它們都是用語言寫的。將視覺藝術中的信息轉換為語言是容易的—雖然其中也有無法轉換的內容，但絕大部分圖像是可以用語言加以描述的。因此在語言哲學中有所謂的“語言圖像論”。而若要將聲音—音樂—樂曲轉化為語言，則會困難重重。你努力向一個從未聽過某一首樂曲的人講述，總覺得會詞不達意。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將曲調哼唱出來。換言之，語言和圖像是同構的，而語言和音樂則缺乏這種同構性。音樂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語言”。在人類的五種基本感官中，嗅覺與味覺也有類似無法描述的特性。它們均具有第一人稱的直接性和易逝性。于是，如何運用語言來講述音樂，就成了一項極具挑戰的工作?，F今網絡提供的所謂“多媒體”并沒有解決而是繞開了這些困難。而像馬慧元這樣的作者則嘗試對音樂進行“轉譯”“消化”甚至是“再闡釋”，需要開創出一種獨特的語言和文體。這也是一段在未勘之域中的勇敢旅程。無論這樣的旅程終結于何處，閱讀本書的讀者一定會在真與美之間發現一群有血有肉、生趣盎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