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慰藉

程虹

《十九世紀前往拉美的跨洋之旅：歐洲女性的心靈朝圣》（Translantic Travels in Nineteenth-Century Latin America： European Women Pilgrims，下文簡稱《十九世紀的跨洋之旅》）是一本描述十九世紀的歐洲女性跨越大西洋進行心靈朝圣的書籍。書中記載的五位歐洲女性，由于各種原因，大膽地擺脫了“家”的束縛，以及當時社會對女性的羈絆，放棄了相對優越的中產階級女性生活，身著維多利亞時期及踝長裙，手持洋傘或遮陽傘，長途跋涉，走向了當時尚待開發、充滿挑戰的新大陸—拉丁美洲。她們在新大陸居住，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并寫作、繪畫、研究植物以至于后來的拍照，向人們展現了當時拉美新大陸的魅力。

在拉美獨立后的時期（post-independence period in Latin America，1825-1860），也就是大約十九世紀的中葉，歐洲的一些探險者為了獲取財富，踏上了前往南美大陸的漫漫航程。他們此行之目的是拓展貿易和商業?？墒?，當他們漸漸貼近那片疆土時，對那片神奇的風景產生了一種由衷的敬畏及奇妙的驚喜。那是一種博物學家及植物學家所感受到的心醉神迷。盡管這些來自歐洲的旅行者持有高人一等的姿態，但當面對土著人及拉丁人與土著印第安的混血人種時，面對那一片完全與歐洲大陸不同的土地時，他們中的許多人感悟到了歐洲與拉美之間巨大的差異。

歐洲女性旅者也書寫了拉美新大陸的故事，只不過是以一種別樣的方式。歐洲女性來新大陸之目的，不是為了獲取財富或出于科學的好奇，而是期望尋求自己人生的目標，從而完全顛覆了自從西班牙征服之后，歐洲男性探索及發現新大陸的寓意。歐洲的女性旅者勇敢地跨越大西洋，出于多重原因。她們或是作為外交官的妻子，或是重訪自己的親人，或是為了重塑自我，或者只是為了到未知的土地進行一次大膽的冒險?？傊?，出于不同的原因，她們克服了性別的多種限制及旅行的艱難險阻，作為開拓者的女性從歐洲各地啟程前往墨西哥、中美、南錐地區（南美洲的巴西、巴拉圭、烏拉圭、阿根廷和智利）以及加勒比海，形成了一股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末的移民潮。雖然，如同維多利亞時期的男性旅者，女性旅者去拉美的旅程經歷了歡樂，也遭遇了痛苦。但是，她們此行之目的主要為了獲得女性自我塑造（a self-in-the-making）的合法性，探索新大陸的社會并領略那種與舊大陸截然不同的風景。于是，她們看待并觀察新大陸的方式便逐步促成了一種自歐洲啟蒙運動以來頗具特色的旅行書寫。

首先，不同于之前歐洲前往新大陸的專家學者及探險家，這些歐洲女性漂洋過海，是想在新大陸建一個新家，擁有一種遷徙中的穩定感，而并非進行一種驚天動地的旅行。她們希望能夠融入僑居國的社會，緩解或消除作為外來者與當地人、漂泊的游子與拉美殖民地臣民之間的差異。

除了觀光旅行之外，歐洲女性在拉丁美洲的長期逗留，也彰顯了她們所創造出的一種截然不同的旅行寫作方式。在此之前，維多利亞時期的女性曾多次進入亞洲、非洲并寫下無數的游記，然而，女性的游記始終位于拉美文學的邊緣地帶。但《十九世紀的跨洋之旅》的作者羅德納斯（Adriana Méndez Rodenas）認為：“歐洲女性的跨洋之旅形成了拉美外語準則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那是一種已然在我們現有文化中清晰可見的傳統?！保ā妒攀兰o的跨洋之旅》原著第2頁，作者譯）

有學者曾闡明，在拉美世界，從殖民地早期至現代社會，盡管人們想以西班牙語作為主導語言，但是在拉美文學中一直存在著多種語言并用的情況（同上）。正是在多種語言并存的文化視角下，《十九世紀的跨洋之旅》一書追隨著十九世紀五位膽識過人的歐洲女性的步履，在不同的歷史關頭，跨越大西洋，冒險進入拉美新大陸的腹地—墨西哥、南錐地區以及加勒比海。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從拉美的無政府狀態至隨后脫離西班牙統治的獨立，繼而至世紀之交現代化（modernity）的崛起，涵蓋了拉美民族國家建構（nation-building）的整個時期（約1830-1960）。

此書介紹的五位歐洲女性，依照時間順序分別是：英國游記作家瑪麗婭·格雷厄姆（Maria Graham，1785-1842）、蘇格蘭探險家弗朗西絲·厄斯金·英格利斯（Frances Erskine Inglis，1806-1882）、法國社會主義活動家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1803-1844）、瑞典小說家弗雷德里卡·布雷默（Fredrika Bremer，1801-1865），以及英國的旅游藝術家、攝影家、考古學家阿德拉·布萊頓（Adela Breton，1849-1923）。

格雷厄姆出生于英格蘭西北部的坎伯蘭（Cumberland），她天資聰穎，博學多才，曾學過拉丁語、法語、意大利語，并對歷史、地理、音樂、繪畫、植物學、英國文學懷有極大的興趣。一八二一年格雷厄姆夫婦乘船前往南美，但不幸的是，一八二二年四月，其夫在跨越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Cape Horn）時遇難身亡。當時，人們勸說悲痛欲絕的格雷厄姆返回英國，然而，她卻選擇留在拉美。在那里，她會晤當地政府首腦、社會名流，以及當地為支持南美從西班牙獨立的英國海軍軍官。居住拉美期間（1821-1825），她先是在巴西，一邊緩解喪夫的內心悲痛，一邊學習葡萄牙語。掌握葡語使她能夠深入當地生活之中，成為巴西歷史的見證人及參與者。于是她寫下了記錄自己在巴西生活的書《前往巴西的旅行》（Journal of a Voyage to Brazil，1824）。此書充滿了情感，不僅是作者生活的寫照，也是她心靈深處的感受。后來，她嫁給了第二任丈夫—英國畫家奧古斯都·沃爾·卡爾科特爵士（Sir Augustus Wall Callcott，1779-1844），所以，她常被稱作卡爾科特夫人（Lady Maria Callcott）。

在格雷厄姆拉美之行的另一個國度—智利，她將自己沉浸于當地的地理、自然史及文化之中。她的田野研究將她送往那些遙遠且陌生的地方，從而使她為讀者捕捉到了外國的文化、異國風情乃至不同的宗教禮儀。而且，她以深厚的語言文學功底，為發現的自然景色平添了一抹浪漫主義的情趣。后來，她以此經歷寫就了《一位居者在智利的日記》（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Chile）。此書不僅有她在智利的見聞，還竭力贊揚了對智利獨立有影響力的人物。在智利，格雷厄姆堪稱聞名遐邇。其旅行日記被定期出版，引用并談論。

格雷厄姆在學術界以學者、游記作家而聞名。在拉美國家，格雷厄姆的作品成為有關游記、女性研究及殖民地研究論文、學術會議及學術刊物的典范。除此之外，她還是第一位在英國著名《地質學會雜志》（The Geological Societys journals）上發表文章的女性。盡管當時反響平平，但在十年之后，格雷厄姆發現自己竟然成了《地質學會雜志》兩位資深會員之一。然而，最令她蜚聲文壇的依然是她于一八二四年出版的兩部游記《前往巴西的旅行》及《一位居者在智利的日記》。

第二位女作家英格利斯于一八○六年出生于蘇格蘭愛丁堡的貴族家庭。她的父親是一位杰出的律師，她的母親來自一個富裕的蘇格蘭家庭。當英格利斯父親去世后，她母親再婚并移居波士頓。后來他們全家搬到了紐約史泰登島的新布萊頓，這是一個外交官特別感興趣的地方。在那里，英格利斯于一八三六年與西班牙貴族、政治家及外交官安赫爾（?ngel Calderón de la Barca y Belgrano，1790-1861）相識。一八三八年她與安赫爾成婚，婚后她常使用夫名卡爾德隆。一八三九年，安赫爾成為墨西哥獨立之后第一位西班牙駐墨西哥公使，于是，這對夫婦搬到了墨西哥。隨后，英格利斯以在墨西哥居住的生活經歷寫就了引人入勝的傳記《墨西哥生活：在此國居住兩年的記載》（Life in Mexico： During a Residence of Two Years in That Country，1843）。超出人們對端莊嫻靜的歐洲女性之想象，英格利斯并非一位被動的觀察者，而是積極地投身于其丈夫的外交使命之中。

從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二年，作為西班牙駐墨西哥公使的夫人，英格利斯基于自己生活經歷所寫的日記及信件整理出版了《墨西哥生活》一書，向人們展示了一種充滿自信的寫作主題及方式。此書以西班牙外交官妻子的視角描述了墨西哥的政治、風景及風土人情，為讀者了解墨西哥文化提供了獨特的視角。此書獨具慧眼、妙趣橫生，是對墨西哥獨立后現狀的真實寫照。

第三位女性作家與前輩略有不同。法國出生的特里斯坦的游記展現出其彷徨于歐洲出身與南美出身之間的復雜心理。作為一個秘魯克里奧爾人（Creole，指歐洲殖民者，特別是西班牙人在南美、加勒比海區域與當地人生育的后代，也指居住在西印度群島的歐洲人和非洲人的混血兒）的私生女，特里斯坦的游記顯得標新立異，飽經憂患，那是一種對生存合法性的訴求。她生于巴黎，母親是法國人，父親是秘魯貴族，當時是西班牙軍官。但父親的突然離世，完全改變了特里斯坦的生活?？梢哉f，特里斯坦從一個貴族轉變成一個“賤民”的經歷，使得她將焦點從她個人的困難轉到了人類的苦難。她開始變得激進，成為女權主義的倡導者、勞工領袖以及幻想家。然而，如同其前輩英格利斯在英國及墨西哥所獲得的成就一樣，特里斯坦在法國及拉美的文學經典中持有一席之地。

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反復閱讀特里斯坦那充滿艱難險阻的生活經歷并從中獲取勇往直前的力量。在父親離世之后，她與母親被迫離家出走。一八三三年四月七日，三十周歲生日那天，她乘“墨西哥號”啟程前往秘魯。這是一個異乎尋常、令人驚奇的旅行，堪稱她生命的“再生”。假冒自己是未婚女子，特里斯坦用一種敏銳而評判性的視角細心察看秘魯的區域圖及其首都利馬的詳細地圖。當特里斯坦返回歐洲時，她的新大陸之旅使她幾近成為歐洲工人階級的贖救者。特里斯坦的傳記《一個賤民的旅程》（Peregrinations of a Pariah，1838）堪稱女性的奧德賽，或者說是女性漫長而充滿危險的歷程。書中作者揭示了當時秘魯的弊?。号`制、教會的害處、人民愚鈍、對婦女的束縛，等等，其意義遠遠超越了語言及民族的范疇，它講述了女性的社會地位及狀況以及拉美民族國家的構建。更為重要的是，她開啟了女性自傳體寫作的先河。值得一提的是，特里斯坦還是法國畫家保羅·高更的外祖母。

追隨著特里斯坦的理念，瑞典小說家布雷默也開始了她孤獨的越洋之行。她于一八四九年九月開始了前往南美洲的旅行，直到一八五三年才返鄉。布雷默的目標仿佛更為高尚，她是為了獲取人類未來的理想。盡管她赴南美的旅行被其文學光彩所遮掩（她出版了多部小說，被稱為“瑞典語奧斯丁小姐”），但她的兩卷游記《新大陸的家園：美洲印象》（The Homes of the New World： Impressions of America，1853）還是令她在大西洋兩岸聲名遠揚。在此書中，布雷默以與其妹妹通信的方式，描述了她在紐約、新英格蘭、華盛頓以及南部各州的情景。在美國，布雷默會見并結識了美國著名的思想家及作家愛默生（R. W. Emerson），作家歐文（Washington Irving）、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以及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和朗費羅（H. W. Longfellow）等人。繼而她將筆端轉向她隨后的旅行地—古巴。她講述北美與南美奴隸制的悲慘狀況，同時也陳述了移居古巴的非洲人的風俗禮儀及其歌曲舞蹈。她還深入古巴制糖產業中心—西部北岸重要港市馬坦薩斯（Matanzas）。之前，甚至連北美的那些渴望開發古巴制糖業的商人游客都不敢跨入這些遠離西班牙殖民地中心的區域。在《新大陸的家園》中，布雷默將美洲新大陸描述為一個巨大的家園，當她游歷美洲時，曾在這個大家園中的許多小家庭中歇腳逗留。她將此經歷的奧妙生動地展現于公眾面前。

這五位女作家中最后一位是英國的旅行藝術家、攝影家及考古學家—布萊頓。布萊頓一八四九年出生于倫敦，其父服役于英國皇家海軍，其父母常在世界各地旅行，這使得布萊頓生來就具有一種浪跡天涯的嗜好。她兒時曾隨父母游遍歐洲，受到了藝術的熏陶。成人后她決定獨身，如此便可以了無牽掛地到處旅行。她一反當時人們對女性的偏見，走出了一條獨特的人生之路，穿過南美及墨西哥的沙漠及熱帶雨林。一八九二年她第一次造訪墨西哥。這次旅行長達十八個月。她騎馬穿越那片國土，不停地記錄并繪圖。她的觀察頗具科學性且視野廣闊，其中包括地理、峽谷及火山，并且繪制了多張當地風景及建筑的畫面。所以說，她給人們留下的拉美歷史文獻可以說是圖文并茂。她向世人展現了大洋彼岸的當地土著文化。

上述五位歐洲女性跨洋旅行的經歷如同本書作者羅德納斯所述，形成了“跨越大西洋之想象”（the transatlantic imagination）。那是一種從女性的角度，來想象新大陸的社會、自然及人民。自從十八世紀中葉，女性已經成為啟蒙運動探險家之傳統的一部分，尋求自然世界的知識。比如，梅里安（Maria Sybilla Merian， 1647-1717）是德國的科學家、昆蟲專家和畫家。她曾帶著女兒前往位于南美洲北部的蘇里南的岸邊探索昆蟲的生命周期，并繪制成圖，其繪圖既有詩情畫意的熱帶水果、花卉及斑斕的蝴蝶，又有令人恐懼的蜘蛛及鱷魚，展示出自然界的優美及恐怖。給世人留下大量科學及美學意義上的珍貴資料，被后世的昆蟲學家及自然史繪畫學生推崇至極。

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之交以后，歐洲女性的跨洋之旅，大多關注新大陸的政權變動，比如有位普魯士女士科羅尼茨（Paula Kollonitz），一八六四年，她以皇后宮廷女侍的身份從歐洲陪同皇帝馬西米連諾一世前往墨西哥稱帝。她曾著有《墨西哥宮廷》（The Court of Mexico，1868）一書，從女侍的角度描述了當時墨西哥宮廷分裂的狀況及其終將崩潰的前景。而另一位歐洲女性—杜桑-薩姆森（Adele Toussaint-Samson）著有《巴黎人在巴西：一位十九世紀法國女士在里約熱內盧的游記》（A Parisian in Brazil： The Travel Account of a Frenchwoman in Nineteenth-Century Rio de Janiero，1833-1891）。此書從一種獨特的角度闡述了南美新大陸種植園社會中的矛盾。在十九世紀末，迪克西夫人（Lady Florence Dixie）以其令人心醉神迷的回憶錄《穿越巴塔哥尼亞》（Across Patagonia，1880），推動了該世紀歐洲女性越洋旅行的最后一程。她生于蘇格蘭，是戰地記者、英國女子足球俱樂部會長及女權主義者。其作品多與年輕女子、女性及其社會地位有關。一八七八年，她前往巴塔哥尼亞南端，并在回憶錄《穿越巴塔哥尼亞》中寫道：“正因為遙遠又荒涼，我才選擇了那里?！逼渲?，她用了半年時間，策馬縱橫阿根廷和智利，飛馳過高原，翻山越嶺，風餐露宿，逃離當地的戰火和“食人族”，以女性的眼光探索這片荒涼的天地。她將自己塑造成冒險家及自然觀察家，從而創建了一種凸顯其女性旅行寫作的修辭技巧，與男性僅僅是從科學的角度探索巴塔哥尼亞的冒險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本書作者羅德納斯歸納了十九世紀歐洲女性跨洋之旅的特點：其一，由于上述女性直接融入拉美社會和自然環境，以及這種經歷所產生的自我轉變的動力，令人捕捉到了早期女性研究的益處—將旅行作為一種精神追求。其二，作者將焦點置于女性游記的寫作方式，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式，將女性在廣闊的視野中吸收及傳播的多樣題材，轉化為自我塑造及社會紀實的過程，從而，在其故國及拉美新大陸之間形成了一種跨越大洋的對話。其三，作為外國的觀察者，十九世紀歐洲女性作家在拉美新大陸顯示出一種不同于西班牙語及葡萄牙語的別樣語言，從而為新大陸增添了“多種語言的寶庫”（the multilingual library，《十九世紀的跨洋之旅》原著第7頁）。

總之，此書中所收錄的五位十九世紀女作家，來自歐洲不同的地點—英格蘭、蘇格蘭、法國以及瑞典，以各自非凡的才華，展示了她們豐富多彩的經歷。以格雷厄姆為例，她當年是乘著驛站馬車旅行的，時常以驚奇之目光看著窗外智利的民眾。而她那關于智利的游記，堪稱一位十九世紀歐洲女性的目光與智利當地民眾之目光的相互對視，也可以說，這是她與當地的民眾、土地進行情感交流的一種方式。誠如本書作者所述，書中的五位歐洲女作家不同的朝圣之旅，通過她們對新大陸的認可、對當地風土人情的體察以及對其歷史的領悟，充當了一種雙向跨洋的交流互動之角色（《十九世紀的跨洋之旅》原著第11頁）。由此，作者充分肯定了這種跨洋之旅的威力，這種在大洋兩岸所引起的震撼。在五位作者離去之后，她們的影響依然沿著她們曾經走過的道路而傳播飛揚。這幾位歐洲女性在新大陸建立了至關重要的紐帶，尤其是與當地土著居民的文化交流。她們那種尋求與當地社區交往的強烈愿望，使得她們渴望去認識并理解新大陸，而并非要占有并控制新大陸。由此，作者指明了十九世紀跨洋的歐洲女性與男性對新大陸截然不同的態度，從而進一步說明這五位女作家的跨洋之旅，不僅是她們塑造自我的心靈朝圣之旅，也是一種歐洲舊大陸與拉美新大陸進行雙向交流的歷史文化之旅。

此書共有四章以及“跋”，書的第一章“心靈朝圣—十九世紀的跨洋之旅：歐洲女性的朝圣之路”，闡述了十九世紀五位歐洲女性的跨洋之旅，她們的出身背景、遠渡重洋的原因及經歷，以及她們最終是如何將跨洋之旅之行為轉變成自己內心的朝圣之路，并創造出一種獨特的游記寫作方式。第二章“驚鴻一瞥—探索挖掘拉美那片廣袤未知的土地”，講述了上述歐洲女性看到陌生的新大陸時心靈所受到的巨大震撼，作者稱之為“驚鴻一瞥”（the gaze of enchantment）。她們所到的溪谷、山脈、高原、森林，所見的星辰及海景激發了她們心中如詩如畫的美感。同時，她們將科學與藝術相聯，以素描、繪畫或石印的方式展示新大陸的風采。因此，她們呈現的拉美地區的地圖可謂是感性與理性的完美結合，是一幅顯示新大陸豐富多彩、獨一無二的宏偉畫面，從而譜寫出世人尚未知曉的拉美自然史。第三章“寫意疆土—從歷史的角度看拉美的十九世紀歐洲女性”旨在提供一部性別的歷史。此章將焦點聚集在“我”的女性史學家并加以修辭的技巧來衡量建構歷史范疇。比如，格雷厄姆是見證智利政治大事件的內部知情人，她采訪了智利獨立戰爭領袖貝納多·奧希金斯以及阿根廷將軍圣馬丁，故而能真實確切地記述歷史。英格利斯以一種超然的態度觀察，以諷刺的文筆描述在墨西哥突起的西班牙領導人。特里斯坦指責了以男性為主宰的政治領導階層及其軍事上的失敗，并通過其代表作—《一個賤民的旅程》，展示了她熱情地投身于秘魯民族主義（nationalism）運動的經歷及她深切認同的秘魯之命運。鑒于布雷默博愛之心及其宗教信仰，最終使得她建構了拯救被貶低的社會世界（a degraded social world）的宏遠視野。第四章“直面拉美—從人種學者角度看拉美的十九世紀歐洲女性”，作者分析了上述旅者對當地居民及其非西方文明的觀點，并以人種志的方式來陳述她們的跨洋游記。其中，瑞典小說家布雷默堪稱“人種志的權威人士”，因為，她提出的新大陸非西方文明（non-Western cultures）的觀點基于她在當地田野調查的經歷。她沖破了十九世紀對女性的制約，深入古巴甘蔗田里的農奴小屋，使自己成為直接參與的觀察者，成就了一種以人類學方式做研究的規范。其代表作《新大陸的家園》就是以人種志的方式研究非西方文化的典范。此書之跋“高原為家”歸納了十九世紀歐洲女性探索拉美新大陸的意義。對她們自己而言，她們的跨洋之旅堪稱是一種內心的追求，那種期冀獲得自我實現及成功、那種極富個人色彩的心靈之旅。對外界而言，這種跨洋之旅，又是一種向新大陸的追尋，一種想象新的邊疆以及認可女性個性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歐洲女性的跨洋之旅又可謂一種獨特的女性游記類型。此類游記既懷有記載個人自傳之意向，又構成了其自傳體的語篇架構（textual organization）。不同于德國的男性探險家洪堡及法國植物學家邦普朗（Aime Bonpland）在拉美旨在考察自然的短暫旅行，十九世紀的歐洲女性在拉美居住的時間更長，從而有機會深入了解所在國的人民、社會及人文。因此，她們基于自己長期在海外的生活經歷，寫出的游記便具有一種“權威性”，而她們的國際視野與其特有的新大陸的“地域感”形成了這種內涵豐富的游記。所以，這種朝圣之旅的比喻委婉地表示出每位女性旅行者的自我存在感及其與所接觸的海外社區之間的越洋對話。這是一種與拉美民族構建深層次對話的交流。難怪此書作者羅德納斯稱書中五位作者的跨洋旅行與新大陸的土地、歷史及人類史息息相關，其游記成為拉美經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故而，此書對評價拉美的文化、社會及政治方面的特性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