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建設金融強國的基礎、內涵與路徑研究

○鄧宇

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上海 200011

一、問題提出及文獻述評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指出，金融是國民經濟的血脈，是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目標。中國提出加快構建現代金融體系、建設金融強國具有歷史必然性，也有現實緊迫性。為何提出金融強國的目標？其一，對內而言，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需要金融強國的支撐，關鍵是加快構建中國現代金融體系，建立強大的中央銀行、強大的金融機構、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增強金融發展能力，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質效，加大支持高水平科技創新、產業升級，以及擴大內需等國家重大戰略，聚焦服務鄉村振興、普惠小微、綠色低碳轉型發展等實體經濟薄弱環節。其二，國際層面，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大國博弈、地緣政治、科技競爭、貿易競爭等加劇，主要國家財政擴張和貨幣政策波動加大，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外溢風險攀升，如何進一步推動金融高水平開放、提升國際循環質量、確保經濟金融安全、維護經濟金融利益等一系列難題擺在眼前，要求立足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建立自主可控的金融基礎設施，具備高水平的金融調控能力。由于現代金融體系的復雜性，金融治理難度加大，傳統金融風險與非傳統金融風險相互交織、快速擴散，因而建設金融強國需要更好地兼顧金融發展和金融安全。

現階段對金融強國尚未有比較完整的文獻概述，其概念、內涵和特征等有待深化，主要觀點和評論主要基于現實經驗的邏輯判斷。學界普遍認為，金融強國是指一個國家在金融領域具有強大的實力和影響力，具備服務實體經濟的金融發展能力，能夠抵御外部金融風險和挑戰，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提供有力支撐。金融強國所具備的主要元素包括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貨幣地位、發達的資本市場、成熟的金融市場、領先的金融體系、完備的金融基礎設施等，衍生出的要素還包括金融調控能力、金融風險防范能力等?？紤]到金融強國的基礎在于強大的綜合國力，當今世界能夠稱之為金融強國的國家寥寥可數。盡管美國擁有發達的資本市場，國際金融機構的競爭力首屈一指，美聯儲貨幣政策對全球經濟金融有重大影響，而且美元擁有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導優勢，但能否稱之為金融強國也有分歧。百年來美國發生的經濟金融危機反映了美國金融體系的缺陷和短板，同樣歐洲、日本等經濟體的金融模式也有嚴重不足。建設金融強國要在結合中國國情和中國發展目標，以及文化、法律、制度的基礎上來實現（吳曉求，2024）。

國內層面研究金融強國的文獻較少，一方面在于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金融發展模式尚不成熟，早期主要學習借鑒西方的發展模式；另一方面由于早期缺乏現代金融治理經驗，金融發展“摸著石頭過河”，尚不具備建設金融強國的基礎。經過多年實踐探索，中國現代金融體系逐漸成型，金融發展能力明顯增強，金融治理加快走向現代化。梳理國內現有文獻，圍繞金融強國建設的討論主要有四類觀點：一是中國式現代化的視角。陳雨露（2023）提出金融強國建設對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包括全面推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更好地統籌發展與安全，以及加速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二是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視角。劉英（2023）從解讀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的角度闡釋了中國特色金融之路的特征，剖析了金融強國建設的具體領域。三是金融高質量發展的視角。朱孟楠（2023）從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幾個維度提出助力金融強國建設的路徑。四是金融強國的國際指標。吳曉求（2023）指出金融強國要具備高度市場化、法治化和國際化三大特征。本文主要從國際比較和現實邏輯兩個維度進行深入討論，闡釋中國金融強國建設的基礎、內涵與路徑選擇。

二、建設金融強國的基本內涵

現代金融系統是一個復雜的體系，而且隨著現代經濟和技術迭代，金融發展的模式、金融資源配置的邏輯也在發生新的變化。建設金融強國，首要的是建立完善現代金融體系。比照歐美日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經濟崛起和產業升級必然伴隨著金融深化，需要各類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發揮作用。根據對現有文獻的解讀，評估金融體系有兩個基本視角。殷劍峰（2018）提出從金融體系結構（或金融結構）和配置金融資源的機制兩個維度討論復雜的金融體系問題，并認為市場導向和銀行導向的比較具有相對性，因而市場導向和銀行導向各有優劣。劉磊等（2020）認為一個高效的金融結構必然是金融演進客觀規律在特定經濟發展階段下的適應性選擇，指出金融體系的核心在于動員和跨期配置資源，提高金融效率、增強金融實力是實現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保障。據此可以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維度加以討論。宏觀層面的金融發展必然是服務國家戰略和實體經濟，中觀層面則是圍繞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高效運轉，微觀層面即指向金融機構自身的高質量發展。

如何定性金融強國，各國學者的不同觀點具有主觀性，但共識在于金融強國建設需要具備包括經濟、科技等在內的綜合國力支撐。而從定量方面把握金融強國，則需要明確其中的核心要素，例如金融業產值、金融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資本市場市值和質量、銀行業資產規模和盈利水平、廣義貨幣供應量GDP 占比、貨幣國際化水平等直觀指標，以及金融風險和金融治理等間接指標。如果按照西方視角，衡量金融強國的定量指標主要是資本市場的“繁榮”和金融機構的利潤指標，現實的境況卻是資本市場的“繁榮”和實體經濟基本面嚴重背離，金融機構的利潤指標和金融風險也有“脫鉤”的問題，金融機構的短期盈利是以犧牲金融穩定性為代價，反而埋下危機伏筆，瑞士信貸銀行（Credit Suisse）、美國硅谷銀行（SVB）相繼破產倒閉即是明證。短期的定量指標很難準確評估金融發展的長期結果，甚至可能扭曲金融的本質。因此，金融強國的落腳點不能僅停留在金融市場本身，而是迫切需要回歸到實體經濟和社會民生的評價。

“金融強國”首先是定性的概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金融強國應當基于強大的經濟基礎，具有領先世界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所具備的核心金融要素涵蓋“強大的貨幣、強大的中央銀行、強大的金融機構、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強大的金融監管、強大的金融人才隊伍”。這六個要素基本上囊括了現代金融發展的全部。從定量比較的維度來看，衡量金融大國的量化數據分類較多，評價標準各異。按照西方的金融發展邏輯，究竟如何定義“金融強國”仍有爭議，從兩個維度來看：其一，西方金融現代金融體系的本質在于服務私有制經濟，例如美聯儲及大量歐美國際銀行帶有深刻的私有制特征，因而對金融監管有天然的排斥；其二，西方金融文化強調金融的市場化，決定了西方的金融體系始終將利潤最大化置于首位，具有較強的資本逐利色彩。中國建設金融強國的本質在于服務中國式現代化，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具有自身的獨特性，其目標、理念和模式、文化等區別于西方的模式。

如何理解和認識金融強國需要具備的六個金融核心要素？一是強大的貨幣，主要體現在貨幣功能、貨幣功能所映射的金融調控能力，以及貨幣的國際地位，具體表現為貨幣的支付結算便利度、幣值穩定、匯率穩定、貨幣的國際支付和國際儲備等，強大的貨幣意味著國際國內使用人民幣的信心；二是強大的中央銀行，現代中央銀行源于英美國家，核心功能包括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維持經濟平穩增長和穩定通脹等，中國建立強大的中央銀行將主要聚力于實現物價、就業等主要經濟目標，實施有效的貨幣政策和高水平的金融調控；三是強大的金融機構，主要體現在中國的金融機構既要高質量發展，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質效，又要比肩甚至領先國際同業，具有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四是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主要體現在營商環境、人力資本、基礎設施、金融業發展水平等綜合指標上，要求上海、香港等國際金融中心能級躍升，堅定服務支持高水平制度型開放；五是強大的金融監管，所對應的是具備強而有力的金融治理能力，要求中國加快推進國家金融治理現代化，擁有完備的金融監管制度，能夠有效處置化解重點領域金融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維護金融安全和經濟金融利益；六是強大的金融人才隊伍，即強調金融人才隊伍要有純潔性、專業性和戰斗力，要求建立政治素質過硬，具有高質量、高水平的金融人才隊伍。

三、建設金融強國的重要基礎

第一，擁有堅實的經濟基礎，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強大的經濟基礎是建設金融強國的基本前提（張曉晶，2024）。中國加快建設經濟強國、科技強國、制造強國，既為金融強國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戰略窗口，又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統計顯示，2022 年中國的GDP 折合美元約18 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0年來的平均增速超過6.0%，全球占比升至18.0%（如圖1 所示），中國的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同時，以新質生產力為依托的科技創新、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提速。統計顯示，2022年中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總量約合4335億美元，邁上新臺階。其中，基礎研究經費總量規模位列世界第二位，R&D經費投入強度位列第十三位，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差距進一步縮小。分產業部門看，高技術制造業R&D經費投入強度（與營業收入之比）為2.91%，裝備制造業R&D 經費投入強度為2.34%。從制造業來看，中國的制造業增加值全球占比、制造業增加值GDP 占比均維持較高水平，具有完備的制造能力。統計顯示，2022 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27.7%，制造業規模連續13年居世界首位。預計2021—2030 年中國經濟年均復合增速有望達到5%，經濟規模有望翻一倍（陳錫康等，2024）。隨著科技創新投入加大，憑借強大的制造產能優勢，中國經濟將實現新一輪高質量增長。中國由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必然伴隨著金融由大變強（李揚，2023）。隨著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科技自立自強、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等國家重大戰略布局加快，對金融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建設金融強國的必要性增強、可行性更高。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高水平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亟待宏觀經濟政策的高水平調控、金融供給側的有效改革、金融機構的分工協作、金融資源高效配置，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鞏固夯實金融強國的經濟基礎。

圖1 中國GDP全球占比及實際增速同比（單位：%）

第二，具有完備的制度保障，金融治理體系健全。建設金融強國需要強大的金融監管。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拉美、東南亞和東歐國家出現的金融危機（包括貨幣危機、債務危機），其主因便是金融治理的制度存在缺陷，盲目、過激發展現代金融，制度上卻難以適應金融形勢變化，最終釀成系列危機。經過2008年金融危機的嚴峻考驗，中國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能力顯著增強，圍繞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和深化金融改革，中國在現代金融體系建設中的實踐經驗更加豐富，而且這些成功經驗也逐漸被納入制度層面。中國人民銀行啟動《中國人民銀行法》修訂，加快制定金融穩定法，完善存款保險制度，為金融強國建設提供完備的制度保障。2023年新一輪金融監管改革啟動，首次設立的中央金融委員會負責金融穩定和發展的頂層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研究審議金融領域重大政策、重大問題等；在原中國銀保監會基礎上組建的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和人民銀行、證監會的部分職責調整，確立了中國現代金融監管的基本框架。近年來，中國推動建立系統重要性銀行評級管理，發布實施《系統重要性銀行評估辦法》，增進主要大型銀行監管效能，推動大型金融機構做優做強，同時推動金融控股公司試點、消費金融公司評級管理，相繼出臺《金融控股公司監督管理試行辦法》《消費金融公司監管評級辦法（試行）》，著手修訂《消費金融公司管理辦法》，加強持牌機構規范管理，將全部金融活動納入監管范疇，筑牢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法律和制度屏障，構建更加完備有效的金融監管體系。過去十年，黨加強對金融工作的全面領導，著眼于金融發展頂層設計，加大金融基礎制度建設，在國家金融治理、宏觀金融調控、金融市場和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建立起成熟的體制機制，央地金融監管權責清晰、職能明確，為金融強國建設提供完備的制度保障。

第三，擁有健全的金融體系，具備金融發展能力。金融強國建設需要強大的金融機構和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中國大型商業銀行不但經營實力顯著增強，而且國際經營能力穩步提升。從四個國際指標來看：其一，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s），其作為金融行業對全球性金融機構的一種評級體系，用于衡量金融機構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和穩健性。根據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公布的2023年GSIBs名單，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和交通銀行5家銀行上榜。其二，世界五百強排名。根據美國《財富》雜志（Fortune）公布的2023年世界五百強名單，全球42家入榜的銀行有9家為中國的銀行。其三，核心一級資本排名。英國《銀行家》雜志（The Banker）發布2023年度世界銀行1000強榜單，按照一級資本排名，中國有140家銀行上榜，僅次于美國的196家。其四，主要經營指標。根據上市銀行年報，中國四大銀行總收入三年復合增長率均在4.4%—5.5%，凈資產收益率（ROE）穩定在10%左右，資產回報率（ROA）保持在0.8%—1.0%（見表1），在全球大型銀行中居于前列，經營水平穩步提升。從國際金融中心排名來看，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榜單公布的2023年GFCI34排名，中國的上海、香港居第4、7位，深圳、北京分列12和13位。同時，中國的保險機構、投資銀行不但在規模上有潛在增長優勢，而且在綜合金融服務和多樣化方面具有較強的特色。銀行、保險、證券已經構成中國現代金融體系的三大支柱。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截至2023年第二季度，銀行、保險、證券的總資產占比分別為90.4%、6.5%、3.1%。建設金融強國要推動這些機構從規模增長轉向競爭力提升，發揮更強的金融功能，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和重點領域。

表1 全球大型銀行核心經營指標比較（單位：%）

四、建設金融強國的國際比較與中國特色

（一）汲取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

縱覽全球主要國家的金融發展模式，各有側重、各具特色，金融強國建設的路徑有差異。美國具有較強的綜合金融實力，資本市場比較發達，投資銀行具有國際影響力。德國和日本的政策性金融體系比較健全，商業銀行和地方銀行覆蓋面較廣。德國的全能銀行模式兼具政策性金融機構和商業銀行的雙重屬性，德國復興信貸銀行（KFW）長期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和項目投資；日本的政策性金融制度建立較早、發展相對成熟，支持大量中小企業發展。2008年金融危機后，歐美日的金融體系發生調整，大型金融機構通過兼并重組挽救頹勢，誕生數家金融控股集團，例如美國的摩根大通集團（JPM）、日本的三井住友金融集團（SMFG）。歐美日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模式既有自身的歷史淵源、制度基礎和經濟金融邏輯，也因外部宏觀環境變化而被迫調整，經過不斷適應和整合逐漸形成了多元化的金融發展模式。中國建設金融強國可以借鑒發達國家在金融功能建設、公司治理和多樣化金融服務等方面的成功經驗。但是，歐美發達國家的金融自由化和過度金融化現象值得警惕。2008 年金融危機后，歐美日國家依靠債務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致使財政赤字不斷攀升，造成全球貨幣泛濫和信用擴張，而金融過度創新更是引發次貸危機的“始作俑者”，金融資本嵌套及衍生品交易掩藏和轉嫁風險，嚴重破壞金融穩定。時至今日，歐美日等國家金融發展模式的缺陷并未消弭，而是經過改造后暫時適應現實的宏觀環境，諸如財政赤字貨幣化、寬松貨幣政策依賴、金融創新的監管滯后等問題仍然存在，這些現象值得深思。金融的產生與發展源于實體經濟的需要，金融脫離生產過程并不能創造價值（裴長洪，2022）。

2020年新冠危機后，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實施超大規模刺激政策，引發高通脹和局部銀行危機，其后抬高利率抗擊高通脹，導致外溢風險擴大。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統計，截至2023年第二季度，美國政府部門杠桿率（按名義價值計）達到110.4%，同期中國僅79.4%。統計顯示，2022年美國各級政府法定債務合計約34.2 萬億美元，占GDP 的比重為134.2%，繼續處于歷史高點。新冠疫情期間美國資本市場的“繁榮”與實體經濟的衰退出現錯位，證明了美國金融模式的嚴重缺陷，制造出“金融越發達、貧富差距越大”的怪圈，這種模式顯然不符合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國特色金融發展的邏輯內嵌于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邏輯（張曉晶，2023）。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首次明確金融強國建設目標，旨在推動金融業高質量發展，助力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金融強國要“管得住貨幣”和“管得好金融”，十年來，中國汲取了西方國家的深刻教訓，持續推動金融改革發展，并取得實質性進展。一方面，著力解決資金空轉、影子銀行等問題，保持貨幣供應、信貸投放與實體經濟的均衡。統計顯示，2017—2022 年廣義貨幣年均增速在9.1%左右，同期GDP年均增速為6.2%，貨幣部門對私人部門信貸占GDP 比重的年均增速約3.8%（如圖2 所示）。另一方面，不斷健全金融監管制度，構建現代金融監管體系，中央層面的金融監管統籌和協調體系成型，系統重要性銀行和保險機構的監管及治理落到制度層面，金融強監管走向常態化和制度化。

圖2 中國廣義貨幣年增長率與私人部門信貸GDP占比（單位：%）

相較而言，中國建設現代金融體系的時間較短，仍存在“大而不強”的狀況。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其一，資本市場仍有很大發展空間。世界交易所聯合會（WFE）、證券業和金融市場協會（SIFMA）統計顯示，2023年全球股票市場美國、歐元區、中國和日本的份額分別為42.5%、11.1%、10.6%、5.4%。其二，人民幣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雖上升，但與經濟第二大國地位不匹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截至2023 年9 月末，已分配外匯儲備份額中美元、歐元、日元和人民幣的比值分別為59.17%、19.58%、5.45%、2.37%。其三，金融規模擴張導致影子銀行（shadow banking）快速發展。研究顯示，2007—2018 年中國金融資產總規模增幅超過4.5 倍，年均增速14.7%，同期中國經濟實際平均增速8.7%。金融深化的同時也帶來了影子銀行擴張的趨勢。根據《中國影子銀行報告》，2008年后中國影子銀行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長。近年來影子銀行規模雖有壓降，但非銀行金融機構治理仍有待加強。其四，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發展不均衡。統計顯示，2002—2019年間中國直接融資占比由5.06%提升至19.31%，但間接融資比例仍高達80%左右，直接融資比例遠低于發達國家。

因此，中國建設金融強國，須加快構建中國特色金融體系，重點要解決好兩個問題：一是金融發展問題，金融大國邁向金融強國需要系統性建設，頂層設計和統籌發展要走在前面，改變現有的金融體系不平衡、金融資源分布不均衡等問題，健全金融牌照功能，明確各類金融機構的功能定位、監管標準、發展方向；二是金融治理問題，國際國內金融風險挑戰增多，防范處置化解重點領域風險的難度加大，既要穩妥處置化解存量金融風險，健全金融治理的法律和監管制度體系，也要管控好增量金融風險，做好應對新型非傳統風險的預警預案，健全風險管理網絡，堵住各類風險治理漏洞。

（二）彰顯中國特色的金融強國

縱觀世界歷史發展經驗，大國的崛起與世界金融中心之間存在密切關系，金融逐漸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國家能力（田軒，2023）。中國建設金融強國立足于中國自身的國情特色，其獨特性主要體現在兩個維度。一是堅持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過去一段時間，中國的金融發展模式相對比較粗放，存在金融牌照供給過剩和金融資源配置不均衡等問題，不同范圍出現金融體系“脫實向虛”的現象。經過數年治理，中國的影子銀行規模大幅壓縮，“資管新規”后通道業務受到監管，金融業得以正本清源，一批不合規的“偽金融”被清理，一些中小銀行的風險處置得以推進。目前，中國應對和處置金融風險的經驗能力更加成熟，現代金融監管和金融體系格局基本形成。二是根植于中國特色金融文化。按照西方的現代金融理論和模式，金融機構的營利性總是被擺在首位，資本逐利及金融投機現象屢禁不止，過度追求利潤而“脫實向虛”。近年來，中國的銀行、保險和證券等機構推出多輪減費舉措，投融資利率逐步下行。統計顯示，截至2023 年9 月末，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加權平均利率降至4.14%（如圖3 所示）。中國建設金融強國強調功能性優先，更加彰顯以義取利、穩健審慎、守正創新等獨具特色的中國金融文化，功能性要優于營利性，金融高質量發展立足于服務實體經濟和社會民生，充分體現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與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質區別。金融強國建設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凸顯中國特色。

圖3 中國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加權平均利率（單位：%）

中國特色金融之路既遵循金融發展客觀規律，更具有適合自身的鮮明特色（陳雨露，2024）?；谥袊鴩樘厣?，金融強國的根本在于服務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金融強國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的現代金融體系，建立健全中國特色的金融治理模式，增強中國特色的金融機構功能，弘揚中國特色的金融文化。具體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堅持黨對金融工作的全面領導，堅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將黨的領導貫穿于改革發展、經營管理、風險防控等工作的各方面和各環節。二是金融治理和金融監管。當前金融治理難度加大，金融風險的處置化解面臨新的挑戰，需要統籌金融監管體系，確保金融治理目標的一致性，同時要求做到監管“長牙帶刺”，對金融領域違法違規亂象“零容忍”。三是金融高質量發展?，F代經濟深度嵌入金融系統，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對金融機構資產負債結構提出新的要求，金融機構要順應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新趨勢，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四是金融機構功能定位。支持國有大型金融機構做優做強，嚴格中小金融機構準入標準和監管要求，強化政策性金融機構職能定位，發揮保險業的經濟減震器和社會穩定器功能。五是堅守“誠實守信、以義取利、穩健審慎、守正創新、依法合規”的中國特色金融文化。

金融強國要求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當前中國金融機構類型多樣，既有銀行、保險、證券、信托等，也有小額貸款機構、支付機構、征信機構等，還有大量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風險投資機構，以及在華外資金融機構（包括中外合資、外商獨資）等，分級分類管理要求更高。比較來看，當前中國金融體系距離金融強國的要求還有一段距離，具體體現在三個層面：其一，大型銀行核心經營能力仍有不足。從全球千家大銀行ROA和ROE指標來看，中國的銀行機構ROA、ROE分別從2016年的1.15%、16.64% 下降至2022 年的0.78%、9.67%；2023 年美國銀行業凈息差為3.3%，中國則為1.73%，呈持續下降態勢。其二，中小金融機構公司治理和經營管理還有短板弱項。統計顯示，全國共有中小銀行3912 家，總資產達到110 萬億元，占當年中國GDP 的87.3%，占銀行業總資產規模的26.4%。但是，中小銀行資產質量不實、公司治理薄弱、股東股權不清晰等問題仍然存在，不能忽視潛在的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統計顯示，2016—2020 年間中國小型銀行不良貸款規模的增幅達到178%。其三，非銀機構監管存在薄弱環節。前期互聯網金融等亂象經過整治后得到遏制，但類金融和各類虛假金融等仍不時出現，其隱蔽性較強，易規避金融監管，而且極易引發交叉性風險，亟待進一步綜合整治，需要將其嚴格納入金融監管范疇，明確監管責任，補齊監管短板。

五、金融強國建設要把握好三個維度

第一，金融強國建設的國內外環境。建設金融強國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把握好國際國內環境和形勢變化，堅持統籌發展與安全。經過四十多年發展，中國現代金融體系基本建立，金融機構類型多、金融資產規模大、金融發展水平提升。但是，當前國際和國內環境急劇變化，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多。國際層面，全球經濟、貿易、科技和金融的發展生態遭遇逆流，“逆全球化”思潮下歐美發達經濟體“脫鉤斷鏈”政策頻出，分裂的地緣政治格局持續沖擊，金融制裁濫用加劇國際緊張環境，金融風險大幅上升，金融機構國際布局和金融開放面臨新挑戰。國內層面，中國經濟增速換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房地產、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上升，金融業不良資產處置化解的挑戰加大，需要妥善應對。建設金融強國的目標涉及很多方面，但能夠保障金融安全是其最基礎的要求（張曉晶，2023）。國際國內金融生態加速變遷，金融業發展將不再僅僅追求規模和效益增長等短期指標，而是需要著眼長遠和可持續，謹慎開展金融創新活動，增強內生性發展動力，重點聚焦防風險、促發展。統計顯示，中國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境外機構設點分別為61 家、49 家、30 家、18 家，覆蓋面持續擴大，但相較于其他國際銀行的全球布局仍有一定差距。隨著中資企業和金融機構“走出去”，既要仔細研判各國政經局勢、金融制度及市場環境，防范金融制裁風險，也要增強境外機構競爭力，堅定維護海外金融資產安全和經濟利益?？傮w來看，建設金融強國需要加強適應新的全球化發展環境，中資金融機構在全球市場的布局既要制定完善頂層設計和戰略方案，也要學習借鑒國際同業的經驗教訓，避免盲目的資產擴張，深耕本地經營，遵守各國金融監管制度和法律規范。

第二，金融改革發展的目標導向。當前我國建設金融強國雖有經濟基礎和制度保障，但距離真正實現目標還有一段距離，潛在的金融風險交織疊加，圍繞科技創新、綠色低碳發展等新的重點領域的金融服務也存在薄弱點，金融改革發展迫在眉睫。具體可以歸納為，金融機構發展不均衡、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偏低、金融市場機制亟待健全。當前，中國的金融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時期，即金融總量規模達到新高度，金融體系日臻完善，金融監管架構基本搭建，總體上國家金融競爭力大幅提升，加快建設國際一流金融機構。圍繞金融強國目標，下一步如何深化金融改革和發展，既是時代命題，也是緊迫任務。中國式現代化對金融發展提出更高要求，具體在兩個層面：一是堅持中國特色金融發展道路，強調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必須服務國家戰略，以維護國家利益為核心，以服務支持實體經濟為天職。統計顯示，截至2023 年9 月末，普惠小微貸款余額近五年年均增速約25%；綠色貸款余額、制造業中長期貸款余額、“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貸款余額、涉農貸款余額均遠高于各項貸款增速。二是金融發展的人民性，金融發展的重要目標在于助力實現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數人或少數群體的利益，要求踐行金融為民的理念，加快推動銀行理財、資產管理、保險服務和消費金融的普惠化，更好地滿足廣大居民的普惠金融需求。

第三，金融高水平開放的廣度和深度。建設金融強國不是在孤立和封閉的環境中，而是要求走向高水平雙向開放。具體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中資金融機構的國際化，通過設立海外分支機構，廣泛開展國際業務，支持對外貿易和投資。統計顯示，截至2021年末，中國商業銀行在海外的分支機構數量達到了1233家，覆蓋65個國家與地區。但是，中資銀行的海外營收比重總體偏低，海外分支機構綜合經營能力仍有薄弱點。統計顯示，2020年五大中資銀行境外資產規模的集團貢獻度下降至10.5%，境外盈利水平同比下降。二是開放國內金融市場，支持國際金融機構在華開設分支機構并有序開展金融業務。統計顯示，截至2023年9月末，有52個國家和地區的202家銀行在華設立了機構。但是外資銀行的總資產規模增長偏慢，同期外資銀行總資產僅為5.03 萬億元，而且外資銀行業務相對單一。其中，既有外資銀行自身適應中國金融市場環境的“水土不服”問題，也存在金融開放落地機制亟待改善的問題。上海、香港等國際金融中心金融開放機制較為成熟，未來有望在擴大金融開放中發揮重要作用，將金融開放試點經驗全面復制推廣。隨著中國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進程加快，貿易、投資、產業等雙向開放，要求培育更多有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金融機構，增強國際金融發展能力和治理能力。針對資本項目開放、金融基礎設施等領域，需要繼續完善金融監管制度，筑牢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安全底線。

六、建設金融強國須處理好三組關系

第一，金融發展道路的自主性和開放性的關系。金融開放不是單純的為開放而開放，而是有目標的，首要是增強我國經濟的金融競爭力（吳曉求，2023）。中國提出金融強國建設的目標，符合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國金融發展汲取了國外現代金融的經驗成果，包括現代金融企業管理、資本市場建設等。當前中國的金融開放力度更大，體現中國金融體系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未來也將以更加開放和包容的姿態融入全球化。同時，中國的金融發展道路在基本內涵和價值導向上具有很強的自主性，堅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優先滿足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需要，加大金融資源向先進制造、科技創新、綠色低碳等重點領域傾斜，聚焦服務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新市民等群體，補齊金融供給短板。金融發展的自主性和開放性，以及高水平開放和高水平安全須完整統一。擴大金融開放要有金融制度安排和健全的機制設計，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根據世界銀行統計，美國、日本、德國的凈國外收入均長期保持一定的規模，2021年三國凈國外收入（現價）分別達到1730.9 億美元、2429.9億美元、1648.1億美元，而中國近年來的凈國外收入仍持續下降，2021 年下降至-1241.5 億美元（如圖4所示）?？傮w來看，面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復雜性和國際貨幣體系的先天性缺陷，中國擴大金融開放一方面應堅持穩慎原則，增強國際金融經營能力，另一方面要穩步提升海外金融資產規模，加強海外資產經營能力，提高海外金融資產收益率。

圖4 全球主要國家凈國外收入（現價）（單位：億美元）

第二，金融治理與金融創新發展的關系?，F代西方金融理論和發展模式帶有較強的私有化色彩，過度信奉市場，因而百年來西方國家屢次發生的經濟金融危機通常都與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自由化和過度金融創新有關。中國建設金融強國強調金融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力求保持國家、市場和社會關系的良性互動，并不否認金融在現代經濟體系中的關鍵作用，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需要金融資源高效配置，金融市場需要金融風險工具的應用。但是，由于現代經濟和金融網絡深度互嵌，金融的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加快，金融治理和金融創新的平衡難度加大。一方面，金融發展與金融創新是對立統一的關系，金融創新應根植于服務實體經濟，而非以創新之名制造資金空轉或監管套利，金融創新需要具備風險可控的金融監管約束，加強引導金融創新合法合規。另一方面，金融治理需要有比較健全的制度支持，如果金融監管自身滯后或金融監管職能不清晰，無疑會破壞金融創新，甚至催生金融套利行為，因此迫切需要加強金融監管法治建設。伴隨信息、科技和網絡風險增多，必須重視網絡安全和系統安全，加大自主可控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新型風險領域的綜合監管和壓力測試，完善預警預案，強化專業力量，保障金融系統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第三，金融機構的功能性和營利性的關系。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指出，切實加強對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優質金融服務。金融強國建設需要建立強大的金融機構，既要把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功能性為先，也要兼顧營利性，才能保障可持續經營，長期為實體經濟提供服務支持。從兩個角度來看：其一，金融業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2002年以來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有上升趨勢，近八年的平均值在8%左右（如圖5所示），這主要與銀行間接融資為主的模式有關，反映了中國的金融深化程度。其二，金融業的利潤增長。2022 年42 家上市銀行的凈利潤占所有上市公司（5079家）凈利潤的比重約37%。新發展階段，金融高質量發展將從規模增長轉向結構優化和效能提升，考慮到銀行業承擔大量經濟和民生服務，而且大部分留存利潤基本用于補充資本金，同時讓利實體經濟，商業銀行既要穩步推進資產負債表調整，優化金融供給，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也要盤活存量金融資源，提高貨幣政策傳導效率和資金利用水平。根據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數據，截至2023年9月末，中國商業銀行凈息差為1.73%，連續七個季度降至2%以下。當前，金融機構要積極優化資產負債結構，通過優質金融服務保持營收穩定。為服務金融強國建設和金融高質量發展，商業銀行需要保持合理的息差水平，實現穩健可持續經營，增強發展韌勁。

圖5 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分別占第三產業、GDP比重（單位：%）

七、建設中國特色金融強國的路徑建議

第一，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夯實金融強國發展基礎。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著力打造現代金融機構和市場體系。一是加快現代中央銀行建設，增強金融調控能力?？v覽主要發達國家，中央銀行在貨幣供應調控、信用體系建設、金融穩定性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而中國的現代中央銀行建設要凸顯中國特色，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模式。美聯儲、日本銀行、英格蘭銀行及歐洲央行等主要通過貨幣供應調節來實現宏觀經濟目標，如對抗通脹、促進就業，但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主要在于貨幣政策調控的不穩定性，金融市場和經濟增長嚴重依賴寬松貨幣，扭曲財政和貨幣政策功能。中國加快現代中央銀行建設，要聚焦現代中央銀行的法律制度建設，規范和提升貨幣政策執行效能，滿足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貨幣需求，同時保持幣值穩定和匯率均衡，重點聚焦現代貨幣政策框架、金融基礎設施服務體系、系統性金融風險防控體系，以及國際金融協調合作治理機制（易綱，2020）。二是強大的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能力。2023年中國有5家大型銀行入選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公布的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s）名單，中國大型銀行實力增強，新發展階段要做優做強大型金融機構，穩步提升大中型金融機構綜合經營和國際經營水平，加快建設世界一流投資銀行，增強政策性銀行及保險機構的金融服務功能。目前中國的上海、香港兩地在全球國際金融中心的排名靠前，具備全球領先的具有競爭力的金融要素資源集聚優勢，在金融治理、金融創新等方面同樣走在世界前列，但距離全球頭部國際金融中心還有一段差距，需要加快實現能級躍升，提高全球資源配置能力，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同時，針對中小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需要進一步厘清金融牌照資源，嚴格規范金融牌照經營，促進非銀機構回歸主業，加強特色化和專業化經營。

第二，著力推進國家金融治理現代化，筑牢金融強國的風險屏障。建設金融強國、發展高質量金融需要匹配更高水平的金融治理與金融監管能力，著力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特別是系統性風險。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金融監管要“長牙帶刺”、有棱有角，實現金融監管橫向到邊、縱向到底。一方面，著眼于國家金融治理能力建設。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網絡和科技等非傳統風險涌現。國際層面，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和經濟利益、防范內外部風險的形勢任務艱巨。新形勢下要求有效管理外匯儲備、經營海外金融資產。從當前外匯儲備的貨幣份額來看，美元和歐元占據主導地位，同時外匯儲備資產結構中美國國債仍占有較高比重。面對國際復雜形勢，要求提高外匯儲備經營質效、管控儲備資產和海外金融資產風險，未來需要健全外匯儲備管理機制，增強海外金融資產經營的安全性、穩定性和流動性。另一方面，切實增強金融風險防控能力，筑牢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屏障。隨著中國經濟轉型調整，過去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下出現的地方政府債務擴張、房地產過度發展等催生了高債務、高杠桿的風險。如何有效處置化解這些潛在的及新出現的風險，不但考驗金融治理能力，而且檢驗金融發展能力。兩大重點領域的風險處置化解需要遵循客觀規律，堅持先立后破的方法論，通過合理的融資和資產負債結構調整穩步推動風險化解，同時防止增量風險發生，引導地方融資平臺合理合法舉債，鼓勵支持房企穩定杠桿，穩慎周全推進債務重組。同時，還需要重點關注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風險隱患問題，制定完善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制度，補齊非銀金融機構治理的短板，防范非傳統金融風險擴散，維護金融系統穩定。

第三，不斷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持續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過去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留下諸多弊端，抬高杠桿率，增加負債壓力。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統計，截至2023年9月末，實體經濟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杠桿率分別上升至286.6%、169%，反映了一定程度的過度金融化傾向，不同程度“脫實向虛”。需要從四個方面著手：一是充分發揮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功能作用，圍繞科技創新、制造業、綠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擴大結構性貨幣政策應用范圍，推動政策工具落地，引導金融機構充分利用結構性工具加大對這些領域的投融資服務，加強貨幣政策與財稅、產業等政策協同，保持同向發力；二是促進金融機構回歸主責主業，規范金融合規發展和金融創新，保持金融發展穩定性，健全系統重要性銀行和保險機構的管理體系，著力提升中小銀行競爭力，加強對金融控股公司、消費金融公司的監管，發揮不同金融機構的功能，既要服務國家重大區域戰略、科技創新等重點領域，也要圍繞鄉村振興、城鄉融合等補齊金融服務短板，推動金融資源配置城鄉平衡、區域平衡；三是加快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明確多層次資本市場板塊的功能定位、市場交易機制，提高科技企業、綠色企業等上市公司質量，提升科創板“科技含金量”，防范“漂綠”行為，同時引導股權投資、風險投資等可持續健康發展，深化債券市場、股權與風險投資市場建設，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助力實現“雙碳”目標；四是發揮貨幣政策、信貸激勵考核等引導作用，提升金融機構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穩步推進傳統資產負債加快轉型，既要優化金融服務供給，做好“五篇大文章”，創設相適應和相匹配的金融服務產品，也要妥善處置化解存量的房地產、地方債等重點領域的金融風險，制定完善化債金融方案，同時要盤活存量金融資源，提高資金利用效率，加快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

第四，穩步推進高水平金融開放，加快提升國際金融競爭力。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穩步擴大金融領域制度型開放。在建設金融強國的過程中不能忽視高水平金融開放，要建立強大的金融機構和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必然要求走向國際。需要把握好兩個重點：一是打造世界一流的金融機構，包括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銀行、保險和投資銀行。完善系統重要性銀行建設，增強資本實力，適時推動建立大型銀行系控股公司試點安排，支持大型銀行做強綜合金融和國際金融；加大投資銀行合并重組，建設世界一流的投資銀行；發揮綜合保險集團優勢，支持中國大型金融機構在海外布局，率先在東南亞、中東、拉美等拓展海外分支機構，搭建中資機構全球金融網絡，構建多層次、廣覆蓋的全球金融體系。二是打造世界前列的國際金融中心。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增強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和影響力，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一方面，加強上海、香港兩大國際金融中心聯動和協同，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扎實穩步推進資本項目開放試點和金融服務業開放，釋放金融改革創新和擴大開放的紅利，共同打造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和全球資產管理金融中心，增強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慎扎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另一方面，細化落實金融改革試點項目，吸引各類國際機構在滬港兩地設立亞太總部或大中華區，擴大人民幣債券雙向投資，實現全球資源配置，在債券市場、資本市場，以及人民幣國際使用、跨境投融資便利化等關鍵領域實現新的突破。抓住國際金融轉型發展趨勢，率先開展國際前沿金融創新試點，并依托中國金融創新要素試驗場的優勢，引領國際綠色金融，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投資等前沿發展，促進金融中心和區域要素資源的高效組合，做強滬港全球科技創新高地。

八、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從國際比較、歷史經驗和現實邏輯等不同維度出發，闡釋中國建設金融強國的立足點在于堅持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全面助力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目前中國已經是名副其實的金融大國，邁向金融強國既是歷史必然，也是內在要求。建設金融強國需要堅持中國特色，把握好“貨幣、中央銀行、金融機構、國際金融中心、金融監管和金融人才隊伍”的重要作用。建設金融強國要準確理解中國金融強國建設的獨特性，要體現中國特色，在貨幣政策制定、中央銀行建設、金融監管、金融機構功能及金融文化方面堅持“以我為主”，堅持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改革開放早期中國金融的發展是“摸著石頭過河”，通過學習借鑒西方現代金融的經驗模式，引進一些國際戰略投資者，建立起中國的現代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和金融基礎性制度，中國金融機構由此走向法治化、市場化和國際化。但是，這一過程中也不同程度存在金融“脫實向虛”等現象，部分領域的金融治理比較薄弱，金融監管也存在制度性漏洞。建設金融強國是長期的系統性工程，統籌發展與安全至關重要，既要謀發展，更要防風險，二者缺一不可，不能顧此失彼。

當前中國建設金融強國，既要總結汲取西方國家的經驗教訓，也要矯正自身在金融發展、金融治理方面存在的問題。面對新形勢、新任務，金融機構既要適應不斷變化的內外部形勢，也要具備更強的發展韌性和創新精神，從規模增長轉向結構優化，從短期效益轉向穩健可持續經營，把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在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發揮支撐作用。本文提出，金融強國建設要追求高質量發展的金融，一方面從“金融強國建設的國內外環境、金融改革發展的目標導向、金融高水平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三個維度考察金融強國建設，另一面提出建設金融強國要把握好“金融發展道路的自主性和開放性、金融治理與金融創新發展、金融機構的功能性和營利性”三組關系，正確認識金融在現代經濟社會中發揮的功能、扮演的角色，在規模和結構、速度和質量、功能性和營利性的多組二元關系中找到平衡點，否則極易發生金融資源的錯配和金融文化的扭曲。綜合上述研究，本文提出金融強國建設的四個路徑建議，即”著眼于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著力推進金融治理現代化、加快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穩步推進高水平金融開放”?？傮w而言，建設金融強國需要久久為功，不但需要金融發展實踐的經驗積累，更需要中國特色金融發展理論的強大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