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界的“良心”

胡德平

江平先生逝世后，我非常遺憾的是沒能參加他的追悼會，所以今天召開的這場追思會，我特別期待，特別愿意參加。

先談第一點，就是我和江平先生第一次的接觸。當時我對我國的法學史，對江平先生還不十分了解。工商聯的工作是聯系民營企業，機關的同志們都很明白，工商聯是民營企業家的娘家，就應為民營企業做好服務工作。工商聯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民營企業遇到的官司特別多，全聯接觸到的第一個官司就是在東北，一位楊姓企業家，他把他的一個企業給一位下屬作業務代理、代管工作。兩年之后，結果發生了鳩占鵲巢的產權問題。這是一個典型的侵吞別人產權的問題，這位楊姓企業家找到了工商聯，又找到了統戰部，這是一個法律問題，我們的同志不知道這種法律問題應該如何處理？所以去找江平先生請教，他很耐心地接待了我們，認真聽了部里五局同志的匯報，要了材料，又和我們進行了多次座談。

最后開庭的時候，沒有想到江平先生親自出庭，為這位企業家作辯護律師，對方出庭的律師是谷開來，當時法院的庭長就是他的學生。這種官司一開始就摻雜了復雜的人事關系，這種官司和世間人情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江平先生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從容氣概，磊落出庭，很有鐵肩擔道義的這么一個氣派。法院應該怎么判這個官司？這起案件并不復雜，法院作了明確判決，但是省里個別領導卻拿出了不同的意見，讓雙方協商解決，致使案件不了了之，成為既成事實。

以后我們每次遇到法律問題，都會請江平先生來給我們講授法律知識。我覺得聽江平先生講解、論述法律問題時真是一種享受，他的語言抑揚頓挫，鏗鏘有力。江平先生的演講體現了他的法學思考，法學理念和司法良心的認識，讓我非常受益。

第二點，法治的意義。在我黨執政的今天，階級斗爭已不是主要矛盾了，但還有階級斗爭；取消了反革命定罪的法條，但還有顛覆國家的罪犯。我國的專政仍然保留著對外的職能，但對內的職能則逐漸被民主法治所代替。剛才有的同志講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篇名著，毛澤東也有《論人民民主專政》的巨著傳世，這都是有關“國家”問題的光輝著作。1956年版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更是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在一個消滅了階級對抗的社會主義國家里，這個社會的基本矛盾，一切人民內部矛盾，都應該以積極的法律調節、統籌方法去解決問題。這就是法律、法治存在的歷史意義，也是國家存在的現實意義。社會的矛盾只有發展到不可調節的程度，才產生國家，社會矛盾沒有對抗性了，階級斗爭不是主要矛盾了，國家政權就要勇敢拿起法律、法治的武器，隨時隨地調節社會的矛盾，不同利益群體的矛盾。只有矛盾沖突得不可調節了，才會有戰爭，才會有革命。

幾次在電視新聞中看到對外記者招待會時，一些國內外的記者如問起一些涉外法律問題，有些內容哪怕是有挑釁性的時候，我們的發言人往往僅用一句“我們是法治國家”作為回復，便沒有下文了。這些事好像不值一顧。好像是把提問者懟過去就可以了，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懟，但一定要光明正大地介紹我國的法律和嫌疑犯的有關情況。畢竟我們黨的十九大是這么說的，我國要把法治社會基本建成還需到2035年。不能認為我們現在已經制定了幾百部法律了，就說我們已經是法治國家了。就是有了憲法，也有個憲政實施的過程。所以我認為說這話沒有點沉重感，沒有點現實感，我覺得讓聽眾心情并不舒暢。我說這個話沒別的意思，就是說我們離法治國家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很多困難和問題還擺在前面。

第三點，再談一點顧雛軍的案子。2014年顧減刑釋放后，又向北京中級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他作為四家上市公司的法人代表，為什么對他要立案調查？整個司法程序的立項環節，應該告知顧，但并未告知。北京市中級法院行文監管部門，請監管部門回答，得到的答復是：我們沒開過主席辦公會，沒有研究過他的立案調查問題。按法律程序講，對任何上市公司立案調查，必須開監管部門的主席辦公會，主席會必須全部主席出席，一票沒通過就不能立案調查。就這么一個回答，就對顧雛軍判八年牢？顧又向金融法院對監管部門提起行政訴訟，訴訟監管部門對他的八項罪責沒有根據，還把這八條罪責又移交到公安部，并作為刑事問題來處理，結果導致人被抓、廠被封，現在這八條刑事指控全部否定了，顧要求監管部門查清案件的源頭。我認為顧的要求是合理的。顧出獄以后，江平先生對他的相關訴求，也表達過意見。我記得他參加過顧案的座談會。談了三條意見，言簡意賅，一針見血。簡單說明一下吧。當顧未收購科龍公司前，科龍向經銷商押貨是30%，顧收購后，顧要求公司把押貨限制在10%以下。法院卻判決顧違規不披露公司不良經營信息。江平先生十分感慨地發表意見：“民營企業太不容易了，顧把押貨從30%下降到20%，這不是功勞嗎？怎么能當罪行來處理呢？江平先生從事實出發，從行為和動機一致的原則出發，發出的聲音不啻是法律良心的直白吶喊！他的發言記錄，至今還被《中國民商》雜志保留著。

最近，我覺得司法工作有重大變化。就是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對于沒收顧的幾個上市公司的財產，江蘇政府、湖北政府均出文接受了顧的行政復議的要求。我覺得這是個變化，我覺得這非常好。法院對顧的判決，都沒有對他的四家上市公司作出判決沒收的處理，但現在四家上市公司的財產卻不翼而飛，目前國家對公民、法人的財產問題又作出明確規定和要求，對顧的訴求應該予以答復。

第四點，江平先生是建國后第一批的留蘇學生。蘇聯的憲法，制定的文字當然非常好，但實踐中卻南轅北轍，在歷史上留下了嚴重破壞法治的惡名。改革開放以后，江平先生又去了德國，看到了德國《反壟斷法》，他想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怎么還有反壟斷法？我覺得他勇于思考，善于接受正反兩方面的教育，這才可以與時俱進，真正成材?，F在我們說科學技術有迭代，其實我們的人才，也會有迭代。我們歷史上就有這樣的人物和學術積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任工商聯主席陳叔通是前清的翰林，第一任民建中央主任委員黃炎培是前清舉人。在黨的領導下，他們都擔負起民族工商業者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工作，回顧歷史，工作當然有成績，也有不少問題。重要的是，我國的做法不同于蘇聯一味專政的做法，而是采取了一種和平的，贖買的，調節矛盾的方法。這段歷史，對我國的四個現代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有參考的意義。

江平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法學家、教育家，也是我國自己培養起來的法學工作者。都說法律是嚴峻的，只講證據，不帶感情色彩，沒有人情溫度，但為什么了解他的人都稱贊他是法學界的“良心”呢？我認為“良心”不僅表現在自由裁量權上，范圍還是太小了，更表現在對人性的理解上，對情理法的綜合判斷的能力上。歷史、民族何嘗不是迭代的過程，“良心”也是人類優秀品質可貴迭代的傳承。

2024.2.29

（責任編輯??莊雙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