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普惠金融發展、集體主義導向與居民家庭消費行為
——基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的經驗證據

彭 薇, 熊 科

(1.中山職業技術學院 經濟管理學院,廣東 中山 528400;2.北京師范大學 珠海校區經濟管理學院,廣東 珠海 51908)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要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笨梢?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意義重大。大量研究對消費在經濟社會中的重要作用予以確認(Acemoglu,2004;徐鵬杰等,2023;賀京同和張斌,2023;陳彥斌,2020)[1-4]。然而,長期以來我國仍普遍存在“高儲蓄、低消費”的問題。這一問題的存在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可能原因:(1)技術密集與資本密集行業的擴張導致勞動在創造財富時越來越多地被資本和技術替代,由此產生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周建鋒和岑子悅,2021)[5]。(2)金融市場發育不完全以及未來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居民的儲蓄動機,“未雨綢繆”抑制了消費(楊耀武和楊澄宇,2019;馮明,2023)[6-7]。(3)人口結構變化,例如“人口老齡化”“全面二孩”等影響了人們的消費意愿(黃燕芬等,2019;楊書越和陳稹,2023)[8-9]。(4)還有文獻強調財政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競爭、房價收入比、“量入為出”的消費觀念等因素的影響(王樹等,2018;張雅淋和姚玲珍,2020)[10-11]。上述研究從要素替代、預防性儲蓄或制度性因素等視角來解釋我國居民消費意愿(各種類型的儲蓄動機)與消費的能力(收入增速不夠)的缺乏(舒鑫和于博,2023;李奧等,2022)[12-13]。

以上文獻從多視角分析了我國“消費抑制”的成因,然而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兩個特征事實也需進行深入探討,以進一步尋求破解“消費抑制”的良方。一是“互聯網+”下普惠金融發展迅速。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末,全國共開立個人銀行賬戶140.74億戶,同比增長3.64%;人均持有銀行卡6.71張,其中,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貸合一卡0.57張。2022年末,人民幣普惠金融領域貸款余額32.14萬億元,同比增長21.2%。其中,普惠小微貸款余額23.8萬億元,同比增長23.8%;農戶生產經營貸款余額7.83萬億元,同比增長14.5%;創業擔保貸款余額2679億元,同比增長14%。國內金融機構支持“三農”、中小企業的力度持續增大,反映出國內金融機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果顯著。普惠金融的發展,拓寬了金融的觸達能力,有效降低了流動性約束,有助于破解傳統金融媒介“嫌貧愛富”的難題(郭峰等,2020)[14]。那么,普惠金融在緩解流動性約束的同時,是否有助于進一步緩解“消費抑制”呢?有待研究。二是普惠金融在促進信貸與倡導公平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以“小額無抵押貸款”為主要特征的孟加拉格萊珉模式卻并未在我國廣泛開展?？梢?普惠金融作用發揮離不開特定的社會性和文化價值取向。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的“人本主義”“集體主義”“和諧主義”等非正式制度的文化觀念長期以來影響著人們的消費習慣與消費行為。以集體主義為例,“克已復禮為仁”“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就體現了典型的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的思想。這種思想在消費領域中,既有可能表現為克制自己,以符合集體規范的方式來追求“小我”利益,從而抑制消費的“克已復禮”,也可能表現在集體中結成紐帶,增強共同抵御風險的能力,減少消費過程中的不確定性,進而增加消費的“和則多力”。集體主義對消費似乎產生了不確定性的影響。當前,大數據、移動互聯迅速發展,在線醫療、在線教育持續擴大,交通出行、旅游住宿、餐飲外賣等領域的新型消費迅速興起?；ヂ摼W經濟的出現,增強了消費產品和服務的有效分配,縮短了產品與服務同目標客戶之間的距離。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新興經濟、數字普惠金融與傳統儒家思想中的集體主義的融合共生,是否會對居民家庭消費行為產生差異化影響?以上問題,尚未有研究進行系統探討。

研究從以下兩個方面拓展:一方面,從普惠金融的視角出發,基于微觀數據實證檢驗數字普惠金融水平對居民家庭消費決策的影響;另一方面,同時關注集體主義的多個維度,從群體關聯、親社會動機與相互義務等三個維度區分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將之納入消費升級影響因素框架之中,檢驗數字普惠金融與集體主義的協同影響。

二、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一)數字普惠金融與家庭消費

2005年,聯合國首次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概念。普惠金融聯盟(AFI,2015)認為普惠金融應至少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可達性,每一個人可以平等享受金融服務。二是可獲得性,社會群體,尤其是欠發達地區和社會低收入群體均能以可負擔的成本獲得金融服務。三是高質性,強調金融服務強度與服務效率。從微觀層面看,這三個特性實際上也體現了微觀經濟主體能夠以有效率的方式接觸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利用互聯網技術,尤其是移動互聯網在微觀金融領域的普及率便利地獲得儲蓄賬戶、正規貸款、商業保險和數字支付等金融服務(齊紅倩和李志創,2019)[15],用以滿足家庭投資、消費與支付等多元化金融需求。從居民家庭消費的視角看,普惠金融對消費的促進作用可以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旨在“實現基于公平的平等”的倫理宗旨是普惠金融的樸素目標(宗民,2020)[16],其核心是實現經濟包容性增長與利益的公平分配。包容性的宏觀經濟環境改善,有益于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增強經濟主體經營活力,避免因經濟環境惡化導致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問題而影響家庭消費決策(張棟浩,2020)[17]。第二,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有效控制風險。一方面,可以通過金融知識與金融信息的共享,減少在收集和制定決策時所需的經濟與信息成本(宋全云等,2019)[18],增強家庭人力資本和生產資本的積累能力,減少家庭在投資和生產過程中的不確定性而可能帶來的收入驟減風險,從而增進家庭消費能力。另一方面,數字借貸能充分利用區塊鏈、“互聯網+”技術,拓展新的信貸風控模式,降低金融服務成本,拓寬居民家庭享受金融服務的邊界。第三,普惠金融為廣大居民家庭提供了多樣化的正規金融產品與服務,既能解決居民家庭流動性約束,又可有效降低對非正規金融產品的使用而導致的可能風險,降低風險的不確定性對消費能力與意愿的抑制,從而能夠更好地平滑消費(南永清等,2020)[19]。據此,提出研究假設1。

H1:數字家庭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升家庭整體消費水平。

(二)數字普惠金融與消費類型差異

鑒于消費類別行業屬性差異、家庭金融環境和經濟收入改變,數字普惠金融對細分消費水平的影響也存在一定差異。首先,數字普惠金融具備了“數字金融”與“普惠金融”的雙重特性,不僅可以通過數據收集和挖掘為弱勢群體提供個性化服務(郭峰等,2020)14],提升金融服務的可得性及使用頻次,更有助于緩解家庭面臨的預算約束,從而助力家庭消費行為決策優化(陳怡和陳芳,2023)[20]。數字技術使得被傳統金融服務排斥的“長尾”群體也能享受到普惠、優質的金融產品與服務,有助于增強脆弱家庭的抗逆能力,從而擺脫“收入低→消費欲望下降→投資少→資本不足→產出少→收入低”的惡性循環,致使消費者的生存型消費得以提升。另一方面,多年來,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斷在“制度性因素”上發力,推動“社會提供的教育機會”公平化。孫晗霖和劉新智(2021)[21]的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使家庭教育投入力度提升,能夠使家庭應對風險沖擊的方式策略多樣化,增強其適應壓力或干擾的能力,從而提高家庭發展型消費的比重。據此,提出研究假設2。

H2:數字家庭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對不同類型的消費產生差異化影響。

(三)集體主義文化與家庭消費

20世紀90年代之后,國內外學者開始嘗試從非正式制度,尤其是文化視角來解讀居民家庭消費問題(Zou,1995;Kizgina et al.,2018;Cleveland,2009)[22-24]?！坝珊喨肷菀?由奢入簡難”“量入為出、量體裁衣”“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反映的正是消費習慣、消費觀念對居民家庭消費行為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家戶傳統、賢能體制與群體文化孕育了“中國道路”(徐勇,2013)[25]。群體文化的集體主義涉及了社會成員之間的行為交互,賦予了個體社會化特征,是最能體現文化、制度環境與外部條件對人的行為塑造和影響的因素(張佳良等,2018)[26]。尤其是在中國,與西方崇尚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文化理念不同,居民家庭的消費行為與決策更容易受到集體主義文化傳統的影響。其一,集體主義會對家庭消費產生自我約束(田子方等,2022)[27],即使是相同的個體決策偏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都會有不一致的表現。例如,在個人主義文化約束下,美國民眾會習慣于借款消費,而在集體主義文化約束下,中國居民家庭購買養老保險的比率就遠低于西方國家?！傲矿w裁衣”“未雨綢繆”是長期以來在集體主義因素影響下形成的消費習慣。中國居民家庭更傾向于以合乎集體習慣與集體利益的方式來追求“小我”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當前消費。其二,從集體主義形成的社會關系網絡的視角看,奧爾森(1996)強調“集團”就是“有共同利益的個人形成的組織”,個體被視為和諧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一方面,推崇人際關系維護的中國人在“集團”內部會利益共享,尤其是在需要獲得社會認同的情境下,形成同群效應。在消費領域表現為消費行為的攀附性。集體中別人消費多少,我也消費多少;在人情往來時,別人送多少,我也送多少,以此來獲得同群認可以及集體內部的長期互惠平衡(張佳良等,2018)[26]。另一方面,集體主義有助于節約市場交易費用,化解潛在風險。集體中的個體在長期交往互動的過程中結成了相對穩定的關系,人們彼此之間親情、地緣等關系越親密,越容易在交往過程中減少信息搜尋成本與試錯費用,從而在消費中越容易達成交易。也正是因為這種受集體主義影響而形成的社會紐帶,會傳遞給集體內部成員“群策群力”的價值信號,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人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風險預估,形成抵御風險的“緩沖墊”(田子方,2020)[28]。因此,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減少,使人們傾向于增加當期消費。據此,提出研究假設3。

H3a:集體主義會抑制家庭消費;

H3b:集體主義會促進家庭消費。

(四)流動約束緩解、集體主義與家庭消費

傳統的SCP(結構—行為—績效)分析范式認為,隨著經濟主體市場勢力的增大,有能力的經濟主體可能會利用壟斷勢力制定出偏離競爭水平的價格,進而影響資源配置。在非完全競爭市場中,金融機構會利用其貸款對象選擇權,選擇偏向于有還貸保證的大中型經濟體,而使小微經濟體處于信貸配給的地位,形成普遍存在的“精英捕獲”問題。因此,只有當市場發育完全、競爭水平越高時,經濟主體才能夠平等地享有受信資格從而便利地獲得貸款,以解決“精英優先受益”的困局。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有利于糾正不健全的金融市場向資金需求者傳遞出來的有偏信息,拓寬了居民家庭獲得各類貸款的渠道、規模以及貸款的可獲得性,從而有效緩解居民家庭因受到流動性約束而帶來的消費不平滑問題。當前,“互聯網+”、大數據以及數字金融的發展,既增加了居民部門對正規信貸需求的概率,又大大提升了支付的便利性。尤其是支付寶、微信等支付工具的廣泛使用,使電子技術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促進了線下商務的線上化。共享經濟、直播經濟、網約車、助農電商等新興業態的出現,都進一步激發了居民部門的消費熱情。然而,信貸便利能在多大程度上促進家庭消費,會同時受到家庭成員集體主義傾向的影響。例如,在集體主義氛圍的影響下,交易各方的情感紐帶、情感信任更強,消費者之間的彼此交互及信任更容易帶動關于新的信貸渠道、信貸創新手段的傳遞,更容易通過人際傳遞的方式化解信貸交易過程中可能存在的信任危機,從而進一步激發消費者的消費意愿。尤其是人們在受到“預防不可測事件”動機的影響下,處于集體關系網絡中的個體由于存在較強的群體關聯及相互信任,而相較于他人更容易獲得信貸承諾,從而有助于消費水平的提升。據此,提出研究假設4。

H4:數字普惠金融通過緩解信貸約束提高居民消費,而集體主義傾向會強化該影響效應。

三、數據來源及實證設計

(一)數據來源

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以及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其中,CFPS追蹤數據收集了包括村鎮、社區及家庭3個層次的數據,綜合反映了我國經濟、人口、法律與政治、教育、文化與認知、健康等社會情況。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的空間跨度包含省級、城市和縣域三個層級,從不同維度刻畫了數字金融覆蓋廣度、數字金融使用深度及普惠金融數字化程度?？紤]到數據的可得性,實證研究部分將CFPS(2014)、CFPS(2016)調查問卷與省際數字金融發展指數進行匹配。進行數據清洗并剔除缺失值后,最終保留8249個數據樣本。

(二)模型設定與變量設計

1.模型設定。為探究數字普惠金融及集體主義對居民家庭消費的影響,設定如下基準模型:

con_to=α0+α1index+α2coll+α3control+ε

(1)

除考慮對總體消費水平的影響外,進一步檢驗對不同消費類型的影響:

con_su=α0+α1index+α2coll+α3control+ε

(2)

con_en=α0+α1index+α2coll+α3control+ε

(3)

con_de=α0+α1index+α2coll+α3control+ε

(4)

式(1)～式(4)中,con_to、con_su、con_en、con_de分別代表消費總水平、生存型消費、享受型消費以及發展型消費,是被解釋變量;index表示數字金融發展指數,coll代表集體主義水平,是解釋變量;control為控制變量,包括樣本的家庭特征、個體特征以及地域特征等;εit為隨機誤差項。

2.變量設計。被解釋變量是居民家庭消費。在處理居民家庭消費數據時,參照李江一和李涵(2016)[29]、紀園園和寧磊(2018)[30]的做法,將消費類型劃分為生存型(食品、衣著、居住、交通和通信)、享受型(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文化娛樂服務)和發展型(教育支出)消費。

數字普惠金融是其中一個解釋變量,實證分析中具體采用“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進行衡量。穩健性檢驗中,將采用CFPS數據庫的“是否有貸款被拒經歷”來近似表征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水平。

集體主義是另一個解釋變量。Hofstede(1980)[31]、Hui &Triandis(1986)[32]的研究將集體主義的核心內涵解釋為群體關聯、親社會動機、個體間的相互義務的綜合體。參照盧娟和李斌(2018)[33]的做法,以是否有人情禮金支出來衡量群體關聯;以對地方干部的評價反映居民的親社會程度。信任的缺失往往會導致經濟交易活動不是完全基于互利性行為,而是相互剝奪(羅美娟和申小亮,2021)[34]。因此,以對他人的信任程度表征相互義務。集體主義綜合水平的計算以兩種方法進行:一是將以上三個變量進行算術平均。二是以熵權法求權重進而得到集體主義取值。

采用的其他控制變量參見表1。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三)描述性統計

我國居民家庭花費在生存型消費上的平均支出高于享受型和發展型消費,說明“吃穿住行”在我國居民家庭消費中占據著重要地位。享受型消費僅次于生存型消費,兩者差異不大,而發展型消費的均值則遠低于生存和享受型消費。從三類消費的標準差看,發展型消費的標準差達到4.124,說明居民家庭在發展型消費上的投入表現為較大的個體差異。數據普惠金融水平以省份為單位與CFPS數據庫匹配,均值為1.973,省際波動不大。按前述對集體主義維度的衡量,分別采用熵權法和算術平均得到兩類度量集體主義維度的指標,平均值取值分別為0.5370和0.756,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居民家庭具備較強的集體主義意識。

四、實證檢驗

(一)基準回歸結果

表3匯報了數字普惠金融發展、集體主義傾向對居民家庭消費影響的基準回歸結果。其中,第(1)列匯報了以總消費水平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第(2)、(3)和(4)列分別匯報了以生存型消費、享受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的回歸結果。在控制了戶主和家庭層面的特征變量后,第(1)至第(4)回歸模型中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無論是對總消費水平,還是對三種不同類型的消費水平表現為正向影響,并在5%以上水平上顯著,證實了假設H1。這一回歸結果表明隨著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居民家庭能更公平、便捷地享受儲蓄賬戶、正規貸款、商業保險和數字支付等金融服務,進而促進家庭消費水平的提高。在回歸模型(3)與(4)中,數字普惠金融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2044和0.5180,遠高于模型(1)的總體消費水平及模型(2)的生存型消費水平,進一步印證了隨著我國“互聯網+”的技術普及,我國廣大居民家庭有更多地機會接觸到除了吃、穿、住、用、行等基礎生活物資之外的消費產品與服務,滿足不同類型的消費需求,從而證實了假設H2。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表4 穩健性分析

集體主義傾向的回歸系數在不同類型的消費促進上表現不同?？傮w消費與生存型消費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即集體主義觀念更強的個體,其群體聯系更緊密,更具有較強的親社會動機,對周圍的人更加信任,也愿意承擔相互義務與責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家庭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增加消費。發展型消費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且該系數值達到了0.3848,說明當居民的集體主義傾向每增加一個單位,發展型消費支出會增加38.48%。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當個體組成和諧群體,具備了同群效應時,更關注集體內部的長期互惠平衡,長期來看越容易在交往過程中減少信息搜尋成本與試錯費用,從而愿意在個體的長期發展型消費中增加支出。但是集體主義傾向在享受型消費中的表現與其它類型呈現出差異,回歸系數為-0.032,表現為集體主義傾向對享受型消費的抑制作用。對此可能的解釋是,受長期以來我國“勤儉節約”“量入為出”等傳統消費習慣的影響,人們在享受型消費上的支出會更有計劃性,尤其是當人們需要預防不可測事件的影響時,更傾向于減少享受型消費。由此可見,集體主義對居民家庭消費的影響存在異質性,既有可能表現為“促進作用”,也有可能表現為“抑制作用”。

從戶主個體層面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看,性別對于消費的影響并不顯著,并不能證實男性會比女性消費更多?；貧w中增加了年齡的平方項,以檢驗可能存在的非線性影響。從年齡的一次項和平方項回歸系數符號可以看出,居民年齡與消費水平呈現倒U型曲線關系。隨著個體年齡的增加,消費水平先逐漸增加,達到一定的年齡峰值后呈現下降趨勢。相比于生存型消費,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居民個體會更愿意在享受型與發展型消費上支出。同樣,已婚個體相比于未婚個體而言,享受型與發展型消費的支出意愿會更高一些,說明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充實了家庭消費。從家庭層面的控制變量看,家庭購買的商業保險金額與消費水平呈現顯著正向關系,說明家庭購買的商業保險金額越高,越能緩沖不可預測的因素給家庭帶來的風險,越會降低居民家庭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從而促進家庭消費。家庭收入水平越高,擁有的房產市值越高,越能夠提升居民的消費水平。而金融資產的市值卻表現不一,僅在生存型和發展型消費上顯著為正,這有可能是因為金融資產相比于家庭收入和房產,具有更高的風險性和回報的不確定性,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居民的享受型消費。家庭規模在四個回歸方程中均表現為顯著的正向影響,家庭人口數量越多,消費支出也相對更高。

(二)穩健性檢驗

為確?；貧w結果的穩健性,做了兩個方面的嘗試。一是改變數字惠普金融與集體主義指標的構建方法。其一,CFPS問卷中設置了“您是否有貸款被拒經歷”的指標,這里進行指標反向轉換“您的借款是否成功”。有文獻以“您是否有貸款被拒經歷”來表征居民家庭是否面臨融資約束(肖攀等,2020)[35],也有文獻采用這一指標來表征金融產品排斥程度(陳銀娥等,2021)[36]。而緩解融資約束,降低金融產品及服務的準入條件限制是普惠金融的應有之義?！澳欠裼匈J款被拒經歷”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普惠金融的惠及范圍與程度。因此,采用這一指標作為普惠金融的替代性指標來進行穩健性檢驗。其二,在構建集體主義指標時,采用熵權與簡單算術平均兩種方法。在進行穩健性檢驗時,以簡單算術平均法得到的第二類集體主義指標進行變量替換。二是以居民家庭消費水平為研究對象。研究樣本中存在大量居民家庭消費為0的樣本,尤其是享受型和發展型消費具有明顯的數據截斷性特征,因此這一部分采用TOBIT模型進行回歸。模型(2)、(4)、(6)、(8)分別匯報了四種類型消費的邊際效應。同時,為確認集體主義與借款便利性對居民消費產生的交互性影響,回歸中設置了兩者的交乘項。從回歸結果看,在控制戶主個體特征、家庭特征等變量后,數字惠普金融、集體主義及其交乘項對居民家庭消費均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這也證實了假設H3。居民家庭越容易獲得貸款,從事互聯網商業活動越頻繁,越傾向于增加享受型與發展型尤其是發展型消費。這充分體現了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智能終端日益多樣化,居民家庭教育消費也在與時俱進。

五、異質性檢驗

(一)基于城鄉差異的討論

當前,在我國轉型時期消費升級的過程中,城鄉協同發展問題受到了普遍關注。為考察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程度以及集體主義觀念對城鄉居民消費差異的影響,本部分嘗試對追蹤數據中城鎮與農村居民進行分組檢驗。表5報告了三種類型消費的城鄉分組回歸結果。

表5 城鄉分組檢驗

回歸結果顯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與集體主義觀念對消費的影響表現出較大的城鄉差異。在農村,數字普惠金融對于生存型消費的回歸系數為-0.0804,在10%的水平上顯著,數字普惠金融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會引致農村生存型消費下降0.08個百分點。結合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村享受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的回歸結果看,對此可能的解釋是,隨著我國鄉村現代化的推進,農村居民消費環境發生了顯著變化?！懊利愢l村”“精準扶貧”建設,帶來了農村地區消費結構的重構。一方面,農村居民迫切希望改善生活質量,尤其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農村居民愿意將更多的錢花費在享受型與發展型消費,尤其是發展型消費上。數字普惠金融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能帶來農村居民花費在文化教育上的支出上升0.4181個百分點,這一數值甚至高于城鎮居民水平。另一方面,享受型與發展型消費的顯著提高,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擠占了生存型消費的空間。從對城鎮居民的影響看,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鎮居民生存型消費的回歸系數并不顯著,說明在現有樣本的條件下,不能拒絕變量系數等于0的假設。享受型消費與發展型消費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且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鎮居民的享受型消費的影響遠高于農村居民。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使城鎮居民對生活品質的追求更高,消費需求更加多樣化、高端化。普惠金融的便利性和易得性,能有效緩解城市居民在住房、醫療等方面大額支出的壓力,對非耐用消費品和服務預算的弱化作用最為直接,有助于享受型消費的提升。

從集體主義傾向的回歸系數看,在三種類型的消費中,無論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集體主義觀念的增強均有利于提升消費水平。城鎮居民的享受型消費與發展型消費受集體主義傾向的影響比農村居民更為敏感,集體主義傾向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城鎮居民享受型與發展型消費分別提高了0.155和0.454個百分點,比農村居民高0.132和0.113個百分點。重視家族傳承是中華文化的一個典型特征,子女更是家庭的寄托與希望,承載著改變命運、光大門楣的使命。在受到集體中“同理心”“同群認可”甚至是“教育攀比”思想的影響下,城鎮與農村居民家庭均傾向于增加發展型教育消費。

(二)基于收入差異的討論

收入水平高低是影響居民消費的關鍵因素。為考察不同收入群組的消費差異,這一部分將劃分高收入與中低收入兩個群體,檢驗加入收入層級的調節效應后數字普金融和集體主義傾向對消費的影響。具體借鑒已有研究的做法,將高于75%分位收入水平的家庭定為高收入組,低于這一水平的定為中低收入組。在回歸分析中,分別加入是否為高收入組的虛擬變量(incolevel)與數字普惠金融水平、集體主義觀念的交乘項,來考察收入異質的調節作用,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集體主義與收入層級的交乘項對不同類型消費的影響呈現差異。其中,享受型與發展型消費的交乘項系數為正,但不顯著。生存型消費交乘項系數為-0.1449,在5%的水平上顯著,集體主義傾向對生存型消費的影響隨著收入層級的提升而下降。數字普惠金融水平以及集體主義傾向在總消費及生存、享受、發展型消費中均表現為顯著的正向影響。是否為高收入組的虛擬變量也顯著為正,說明相比于中低收入組,收入層級越高越有利于消費水平提升。數字金融與收入層級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這意味著,隨著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居民家庭獲取外界信息的越多,收入層級越高的家庭越有信心提升消費。一個可能的解釋在于,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低層次消費在消費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按照馬斯洛需求理論,消費者會逐漸追求更高層次的價值實現,故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更有利于更高層級的消費實現。此外,高收入居民家庭更有意愿和可能去迎合高質量消費,從而推動生存型、享受型及發展型消費提升。

表6 收入分層的調節效應

六、研究結論

利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及數字普惠金融數據,系統研究集體主義傾向、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對我國居民家庭的消費行為的影響,主要結論如下:(1)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有助于消費提升。隨著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居民家庭能更公平、便捷地享受到儲蓄賬戶、正規貸款、商業保險和數字支付等金融服務,進而促進家庭消費水平的提高。集體主義傾向對不同類型消費的作用呈現差異。(2)集體主義傾向對生存型消費、發展型消費表現為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集體主義觀念更強的個體,其群體聯系更緊密,更具有較強的親社會動機,對周圍的人更加信任,也愿意承擔相互義務與責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家庭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從而增加消費。然而,集體主義傾向對享受型消費影響為負,人們在享受型消費上的支出會更有計劃性,尤其是當人們需要預防不可測事件的影響時,更傾向于減少享受型消費。(3)分城鎮樣本與農村樣本、高收入階層與中低收入層級樣本的回歸發現,普惠金融與集體主義傾向對不同類型的消費影響表現為較大的城鄉差異和收入水平差異。

對策建議:(1)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通過降低信息搜尋成本,增強金融產品與金融服務的可達性,有助于提振居民消費,促進消費升級。因此,應借助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進一步拓展我國居民獲得金融服務、享受金融產品的渠道,使得家庭能夠更加合理地配置金融資產,助力消費。同時,考慮到互聯網金融產品的復雜性與多樣性特征,應引導居民良好金融素養的養成和金融知識的積累,以具備金融風險的識別與防控能力。(2)集體主義可以表現為家庭、社群的集體主義,更契合中國的文化背景。受到“克已復禮”“和則多力”等集體主義觀念影響的我國居民家庭表現為異質性消費行為。由此可見,認知、文化、觀念會對居民消費行為與決策產生重要影響。在政策引導層面,應加強文化服務供給,充分結合“互聯網+”、大數據等新技術挖掘文化資源,為居民提供多樣化、個性化消費產品的同時,既尊重消費者自由意志的表達,又合理引導物質需要、精神需要和人的自身價值的提高,以真正實現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學有所致的消費升級。(3)充分考慮城鄉消費異質與收入水平異質的差異,一方面完善農村和偏遠地區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優化數字金融使用環境,充分發揮數字金融的普惠特性,讓數字金融更好地服務農村居民,進一步縮小城鄉消費差距;另一方面,順應數字金融影響家庭消費的內在機制,開發出與數字金融交易特點相匹配的終端和應用軟件,進一步提高支付便利性,助力居民便捷消費,提升低收入水平家庭的抗風險能力與韌性,為釋放居民消費潛力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