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鴻溝與家庭收入結構多元化

李云峰, 陽 凱, 王鎮榮

(江西師范大學 財政金融學院,江西 南昌 330022)

一、引言

促進收入結構多元化是有效縮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措施之一。收入分配不平等會影響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加劇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帶來失業問題的惡化,最終影響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建設。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收入結構多元化在擴大內需中的重要作用,2023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收入,著力擴大國內需求。新時代以來,隨著開放的擴大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國居民各項收入都有了一定程度增長,但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豐富居民收入來源依舊是人們十分關注的話題。

針對優化收入結構問題,國內外學者從金融發展、家庭類型、受教育程度、生計能力、居住模式的變遷、數字普惠金融、外匯危機等多個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為政府宏觀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定給出了非常重要的思路[1-5],但是已有研究中忽略了可能影響收入結構的一個重要因素——數字鴻溝。盡管我國出臺一系列政策來推進數字經濟發展,但數字鴻溝依然存在?！读暯秸勚螄碚返诙韽娬{“著力解決發展失衡、治理困境、數字鴻溝、分配差距等問題,建設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梢?彌合數字鴻溝不僅是發展數字中國的客觀需要,還是優化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

從理論上講,彌合數字鴻溝可以通過縮小資源差距、提供信息和創新創業等多種方式對居民收入結構多元化產生影響。首先,彌合數字鴻溝能夠降低金融服務門檻,優化資源配置,豐富家庭金融的可得性和使用性,激活居民收入結構多元化的動力。其次,彌合數字鴻溝帶來信息功能的提升,降低了信息搜尋成本,緩解了信息不對稱性,有助于居民從中可以獲益于要素的合理配置,獲取收入結構多元化的機會。最后,彌合數字鴻溝帶來的創新創業,帶動了相關產業發展,增加了居民的收入來源,促進了居民收入結構多元化。那么,消弭數字鴻溝能否優化居民收入結構,其主要的機制是什么,值得從理論和實證角度作深入研究。

梳理有關文獻可知,系統分析數字鴻溝對居民收入結構多元化的影響及其潛在作用機制的研究相對不足。收入結構的相關研究集中在宏觀層面[6],如城鄉居民等群體的收入結構,少有的微觀研究也是在調研數據基礎上[7],鮮有學者從全國微觀層面提出優化居民收入結構路徑。有關居民收入結構的測度上,大部分文獻從收入組成成分的數量出發[8],也有從各收入成分占比研究收入結構[9],但卻割裂了各收入結構之間的關系,尚未聚焦收入結構多元化的探究。有關居民收入結構多元化影響因素的文獻較多[10],少有基于數字鴻溝的理論與實證研究。

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構建居民收入結構多元化指標,充分研究數字鴻溝對居民收入結構的影響,能夠豐富此項研究。在控制戶主層面變量、家庭層面變量以及省級層面變量的基礎上,發現數字鴻溝對我國居民家庭收入多元化有顯著且穩健的負向抑制作用,這一結果通過了內生性和穩健性檢驗。更進一步地,從家庭外出打工情況、家庭銀行貸款、家庭區域位置的角度探究了收入結構的動態效應。

全文主要貢獻在于:從研究視角看,基于居民收入來源多樣性來探討數字鴻溝對居民收入結構的影響,為理解數字鴻溝在單一收入結構中扮演的角色提供了微觀證據。從指標測度看,基于CFPS數據庫構建并測算了家庭收入結構多樣性的香農維納指數,拓寬了收入分配相關領域的研究。從實證策略看,闡述了數字鴻溝對收入多樣性的抑制作用和影響機制,為宏觀收入平等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有益啟發。

二、文獻綜述和理論分析

(一)對居民收入結構相關研究的綜述

已有文獻主要從經濟、制度、能力等因素出發,探究我國居民收入結構變化的深層次原因。就經濟因素看,程名望等(2015)通過探究農產品收入差距的根源,揭示出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會放大農戶間各項收入來源差距。馮夢黎(2021)研究了不同貧困程度的農民生計能力對收入結構的影響,指出農業技術水平對農民經營收入的正向作用,尤其參加合作社對減貧有重要促進作用,但對深度貧困卻有抑制作用[3]。就制度因素來說,冒佩華等(2015)研究了土地經營權流轉對居民收入的作用,指出若農民參與土地流轉,出讓土地經營權的農民從農業轉向非農業領域,顯著提高了非農工資性收入,而且獲得了更多土地經營權的農民,因為擁有了更多土地,會導致農業經營性收入顯著上漲[12]。陳杰等(2021)探索精準扶貧對貧困戶增收的機理,發現建檔立卡扶貧政策具有增收效用,而且救濟式扶貧效果要強于開發式扶貧[13]。但政府的不同扶貧政策對貧困戶非轉移性收入的影響大小不一致,按照從大到小依次為產業扶貧、金融扶貧、就業扶貧。就能力因素看,寧光杰(2014)研究了能力差異對財產性收入的影響,指出擁有高學歷、黨員身份等,可以提高家庭財產性收入[14]。Knight &Yueh(2008)認為社會資本對工資性收入具有促進作用,發現工作經驗在私營部門回報最高[15]?？偟膩碚f,這一領域的文獻大多關注具體的收入成分變化,但對整體的收入結構多元化并沒有深入研究。其對居民家庭抗風險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然而卻沒有引起足夠重視。

(二)數字鴻溝影響居民收入結構多元化的理論分析

數字鴻溝對居民收入結構多元化的影響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數字鴻溝會提高居民金融可得性門檻,抑制居民收入結構的多元化。數字鴻溝阻礙了居民獲取數字金融服務,導致無法有效緩解金融排斥現象[16]。由于數字技術的優勢被削弱,金融地理界限和服務邊界無法拓展[17],居民融資成本增加,家庭在金融資源配置和風險防范方面無法作出最優決策,從而限制了居民收入來源的多樣性。其次,數字鴻溝的存在削弱了居民的競爭優勢,限制了其實現收入結構多元化的能力。相對于能夠跨越數字鴻溝的人群,數字時代的弱勢群體無法克服物理時空限制,無法獲得網絡時間溢出的正外部性效應[18],進而失去了成本領先和差異化競爭優勢,降低了生產率水平,使得他們無法擴大經營性收入和勞動性收入[19]。最后,數字鴻溝的存在割裂信息交流,對收入結構的多元化產生了抑制作用。數字鴻溝限制了人們獲取信息的能力,推高了信息搜尋成本[20],降低了勞動市場的匹配效率[21]。同時,數字鴻溝還阻礙了生產要素的重組升級,削弱了數字技術推動下資本和勞動間的替代和創造效應[22],抑制了收入結構多元化?；谝陨戏治?提出假說1。

假說1:數字鴻溝對居民收入結構多元化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

(三)數字鴻溝影響居民收入結構的機制分析

1.數字鴻溝可通過限制互聯網工作渠道來影響收入結構多元化。一方面,盡管中國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光纖網絡和4G、5G網絡,但居民數字素養與技能水平仍未能滿足自身發展的需求。居民對數字技術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娛樂等方面,數字鴻溝依然存在。數字鴻溝不僅會減少居民信息來源和工作機會[23],還限制了數字化工作模式的適用性。具體來說,第一,數字鴻溝延長了勞動力流動存在的時間和空間壁壘,使得居民錯過了數字化技術衍生的新就業崗位[24],而且數字鴻溝對居民融資和信息雙重約束,極大限制了居民創業決策[25]。第二,數字信息技術催生了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創造了大量非正規就業[26],然而數字鴻溝使得那些無法獲取數字紅利的人群參與其中。另一方面,數字鴻溝的存在使居民被排斥在數字世界之外,不僅無法加入零工經濟來豐富收入來源[27],而且加大了創業成功的難度,難以改變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分配格局[28]。此外,由于不能享受移動支付,非正規就業者無法提高資金管理能力和財產性收入。因此,互聯網工作渠道的限制將減少工作崗位,抑制居民創業,減少財富增值來源,進而抑制居民收入結構多元化?；谝陨戏治?提出假設2。

假設2:數字鴻溝通過限制互聯網工作渠道來抑制居民收入結構多元化。

2.數字鴻溝可通過削減互聯網人力資本投資來影響收入結構多元化。一方面,數字鴻溝能夠增加交易成本、提高有限參與障礙,削弱互聯網人力資本投資[29]。具體而言,第一,數字鴻溝的存在導致人們無法充分享受互聯網資源,增加了相關的教育和培訓成本。由于缺乏數字技能,無法隨時隨地與他人進行交流,數字鴻溝增加了交流和協作成本,降低了互聯網人力資本的投資。第二,沒有享受到互聯網帶來的更多有價值的教育投資信息。另一方面,人力資本的投資會導致技能分層,形成高低技能勞動力市場。信息化帶來的生產方式和組織變革,決定了企業應用ICT需要生產柔性和分工深化的適應能力的高技能員工。流動勞動力的選擇效應、技能匹配效應以及信息技術技能偏向型造成了工資溢價[30]。產業集聚產生了知識溢出和經濟集聚效應,能夠釋放勞動力池效應[31],提高生產效率,增加空閑時間,獲得其他收入來源。然而,數字鴻溝的存在使居民無法從事高技能工作,降低了他們實現收入結構多元化的機會?；谝陨戏治?提出假設3。

假設3:數字鴻溝通過削減互聯網人力資本投資來抑制居民收入結構多元化。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和數據簡介

數據來自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該調查覆蓋個體、家庭、社區層面的信息。采用2014年、2016年、2018年的家庭問卷和調查數據,控制變量中的省際層面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其余來自CFPS數據庫。刪除異常值和缺失值的家庭數據,確保數據的完整性,最終得到18816個家庭樣本。

(二)關鍵變量描述

1.被解釋變量。居民家庭收入結構包括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由于轉移性收入主要來自政府,并不受居民家庭自身稟賦的影響,所以剔除了轉移性收入?？v觀已有研究,關于收入結構的測度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類是研究單一收入成分數量變化[3][14],還有一類是研究單一收入成分占比變化[9],但是并沒有文獻對家庭收入結構多樣性進行測度。因此,嘗試基于香農-維納多樣性指數,構建收入結構多元化綜合指標(Incomestru)進行刻畫,計算公式如下:

Incomestru=-∑[pi×lnpi]

(1)

式(1)中,pi表示某一收入成分占總收入的比例。

2.解釋變量。借鑒Li &Hu(2022)的研究成果[32],被解釋變量為數字鴻溝,包括接入鴻溝和技能鴻溝。具體來說,根據問卷設置分別選取“是否擁有電子計算機/電腦”“是否使用移動電話”“是否上網”三個指標來構建接入鴻溝,以及“您/你從事的這份工作是否需要用到計算機”衡量操作技能、“您/你是否使用互聯網絡娛樂”和“您/你使用互聯網絡進行商業的頻率”衡量信息技能、“您/你使用互聯網絡工作的頻率”衡量創意技能、“是否收發過電子郵件”和“您/你使用互聯網絡進行社交活動的頻率”衡量社交技能,四大技能構成技能鴻溝。先將數據標準化后,再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處理接入鴻溝和技能鴻溝,得到綜合指數(technology),再基于公式(2)構建數字鴻溝綜合指標(digitalgap)。

(2)

3.控制變量(X)。借鑒前人關于家庭收入結構的研究成果[1][3][11][13],控制包括戶主個人特征、家庭層面信息和省級宏觀經濟指標在內的其他可能影響居民收入結構的變量,具體來說:戶主個人特征包括受教育水平(edu)、性別(gender)、年齡(age)、婚姻(marriage)、健康(health);家庭層面信息包括是否外出打工(laborer)、戶籍(census)、在家務農或經營人口數量(population);省級宏觀經濟特征包括經濟發展水平(economic)、城鎮化率(urban)、對外開放程度(open)。

(三)模型設定

為檢驗數字鴻溝對收入結構的影響,構建如下多維固定效應模型:

Incomestrui,t=α0+α1digitalgapi,t+θX+Fidi+Provincei+Yeart+εi,t

(3)

式(3)中,i表示家庭,t表示年份,X表示控制變量,ε表示殘差項。此外,控制家庭(Fid)、省份(Province)和年份(Year)固定效應,回歸標準誤在家庭層面聚類。

四、實證研究

(一)基準回歸

表1報告了數字鴻溝對家庭收入結構多元化影響的回歸結果。列(2)～(4)依次加入戶主層面特征、家庭層面特征和省級層面特征,其中,數字鴻溝綜合指數對家庭收入結構多元化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數字鴻溝的存在會抑制家庭收入結構多元化。其他控制變量回歸結果如下:從戶主個人特征看,戶主年齡越大,收入結構越趨向多樣化,可能是因為樣本數據戶主年齡絕大部分在60歲以下,這部分人年齡大很可能在職場中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驗和技能,從而能夠涉足多個領域,擁有多種收入來源。進一步觀察家庭層面的信息,打工的家庭會對收入結構多樣化產生抑制作用,可能因為打工家庭沒有必要的財務知識和投資技能,且沒有太多時間和精力去經營其他業務。最后從省級經濟變量來看,經濟越發達的地方,收入結構越多元化,但是城鎮化率越高的地方,收入結構反而單一化,可能原因是城鎮化率對某一項收入的影響更大,但是對其他收入影響更小。

表1 基準回歸

(二)穩健性檢驗

1.指標替換。探究了數字鴻溝大小是否對該家庭的收入結構豐富度產生影響。事實上,收入結構的豐富度還有其他不同的測度,為了增加估計結果的可信度,對被解釋變量進行替換。如前所述,相較于香農-維納指數,辛普森指數對平均度更加敏感,可以更加反映各個收入成分的均勻水平,計算公式如下:

(4)

基于式(4)計算出新的收入結構多元化指標,以此替換原有的被解釋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谛疗丈笖档氖杖虢Y構多元化的檢驗結果如表2列(1)所示,根據列(1)可以發現,數字鴻溝指數對收入結構的影響依舊顯著為負,表明基準結果比較穩健。

表2 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

2.樣本處理。第一,樣本調整:年齡樣本。為增加研究結果的穩健性,剔除了戶主年紀在18歲以下和65歲以上的樣本,避免戶主處于上學或者退休狀態的存在對研究結果的潛在干擾?；貧w結果如列(2)所示。根據列(2),在剔除部分樣本后,核心解釋變量系數依舊顯著為負,增強了基準回歸的可信度。第二,樣本調整:五保戶、低保戶和只靠政府補貼樣本。數字鴻溝對家庭收入結構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受家庭所處社會階層的影響。尤其是對于處在貧困線掙扎的家庭,可能本身幾乎不會受到數字化技術的沖擊,因此在穩健性檢驗中排除五保戶、低保戶和只靠政府補貼的家庭樣本,可以減少樣本偏誤值對回歸結果的潛在干擾,因此,重新進行回歸是有必要的?；貧w結果見列(3),可以發現,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依舊顯著為負,數字鴻溝的提升仍然會抑制家庭收入結構多元化。

(三)內生性討論

基準回歸結果的可靠程度可能會受到反向因果造成的內生性問題的干擾。一方面,數字鴻溝能夠抑制家庭收入結構多元化;另一方面,居民收入結構越單一,說明居民風險厭惡程度越高,越沒有足夠興趣去使用現代數字化技術,提升數字化素養,從而越難降低自身的數字鴻溝。因此,為得出準確的結論,必須同時解決解釋變量內生性問題,并在計量分析中采用適當的方法來應對這個問題。對此采用工具變量法解決反向因果問題。同時,內生性問題的另一個關鍵根源是遺漏變量。雖然在基準回歸中加入了涵蓋戶主、家庭、省份三個層面的控制變量,并對家庭、省份和年份固定效應加以控制,但依舊可能遺漏一些同時影響家庭數字鴻溝和收入結構多元化的相關變量。為處理這一問題,將納入交叉固定效應。

1.工具變量法。第一,手機話費(IV1)。選取手機話費作為工具變量基于以下考慮:首先,從相關性角度看,手機話費可以用來衡量一個家庭數字信息水平,家庭信息化水平越高,則數字鴻溝綜合指數越低;其次,從外生性的角度看,手機話費很難直接影響家庭的收入成分多樣性。因此,選擇手機話費作為工具變量研究數字鴻溝是否會影響家庭收入結構多元化,需要檢驗。表3列(1)報告了基于手機話費作為工具變量的2SLS回歸結果。Kleibergen-Paap rk LM統計量在1%的水平上拒絕了工具變量識別不足的原假設,Kleibergen-Paap rk F檢驗拒絕了弱工具變量的原假設,說明該工具變量是可靠的?；貧w結果顯示,數字鴻溝的系數為-0.3144,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以工具變量處理內生性問題后,基準回歸的結果依舊穩健。第二,勞動力數量和省級移動電話普及率交乘項(IV2)。借鑒楊碧云等[33]的研究,使用省級家庭平均移動電話普及率作為單個家庭數字鴻溝的工具變量。選取該指標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移動電話普及率反映了當地數字化通信發展水平和居民的數字使用程度;另一方面,該工具變量作為宏觀層面的數據,很難直接作用于單個家庭的收入結構變化。因此,選擇省級家庭平均移動電話普及率作為工具變量研究數字鴻溝對收入結構多元化的影響是有科學依據的。表3列(2)匯報了兩階段檢驗結果,根據列(2)的Kleibergen-Paap rk LM和Kleibergen-Paap rk F統計量,分別拒絕了工具變量識別不足和弱工具變量的原假設?；貧w結果顯示,工具變量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數字鴻溝越高,越會阻礙收入結構多元化,這一結果也表明基準回歸結果是可靠的。

表3 內生性檢驗回歸結果

2.交叉固定效應。對于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在原有控制戶主、家庭和省份固定效應基礎上,進一步控制省份-年份固定效應和家庭-年份固定效應,回歸結果如表3列(3)和列(4)所示。在考慮了這兩類交叉固定效應后,數字鴻溝的系數依舊顯著為負,表明數字鴻溝的確能夠抑制收入結構多元化,印證了上文所得結論。

五、機制檢驗與異質性分析

(一)機制檢驗

基準回歸結果說明,數字鴻溝對家庭收入結構多元化具有負向影響。根據上文的理論分析,數字鴻溝的消極影響主要通過限制互聯網工作渠道和削減互聯網人力資本投資兩種機制來實現。

1.限制互聯網工作渠道。網絡是獲取公共資源和消弭信息差的重要工具,受限于社會經濟資源的家庭,難以憑借互聯網的低成本和時空外溢性來快速獲取其他收入,從而抑制了其他收入渠道。而且,數字信息技術對勞動力市場的沖擊不容忽略,生產率的提升和資本的替代效應,使得勞動力需求進一步萎縮,工資議價能力不斷削弱,使得數字鴻溝較大的家庭更處于不利地位。因此,以“使用互聯網對您工作的重要性“作為互聯網工作渠道的代理變量(Resource)。Resource的值越大,說明互聯網對工作的影響越大。表4列(1)表明數字鴻溝對互聯網工作渠道的影響,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意味著數字鴻溝綜合指數平均增加1,互聯網工作渠道平均下降8.2。列(2)～(3)為2SLS工具變量法結果,說明結果依舊穩健。

2.減少互聯網人力資本投資。數字鴻溝阻礙了家庭更多技能的學習,在面對知識更新和技術迭代等信息紅利時更易滯后?；ヂ摼W可以通過共享和學習效應推動技能溢出,重構家庭收入結構。故使用“使用互聯網學習的頻率”來衡量家庭的減互聯網人力資本投資的情況。列(4)的機制檢驗結果說明,互聯網人力資本投資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列(5)～(6)的回歸結果表明本文的機制檢驗結果是可靠的,即數字鴻溝會減少互聯網人力資本投資,進而抑制收入結構多元化。

(二)基于家庭特征的異質性分析

1.打工家庭和非打工家庭。外出打工的家庭相對非外出打工的家庭更有見識和擁有更高的技能,數字鴻溝在外出打工的家庭遠遠小于非外出打工家庭,他們在資產配置上更趨于多元化。非外出打工家庭可能處于信息不對稱狀態的概率更高,缺乏享受空間經濟外部性帶來的好處,進而導致其他收入不足。所以,非外出打工家庭的數字鴻溝會剝奪他們享受社會經濟資源和提升技能的機會,加劇家庭收入結構單一化?；貧w結果顯示,非打工家庭數字鴻溝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而打工家庭的數字鴻溝系數不顯著,說明非外出打工的數字鴻溝能夠更為顯著地抑制家庭收入多元化。

2.有銀行貸款家庭和無銀行貸款家庭。家庭金融貸款在現代家庭資產配置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是家庭實現財富積累、人力投資和資金流動的有效工具。然而,銀行貸款的門檻將部分家庭擋在外面,該部分家庭在資產配置上處于劣勢。此外,金融素養不足是這類家庭無法作出明智金融決策的非收入障礙。因此,數字鴻溝可能對不同類型家庭的收入結構產生異質性影響?；貧w結果說明,相較于有銀行貸款的家庭,數字鴻溝對無銀行貸款家庭的收入結構的影響更顯著。數字鴻溝的存在增加了無銀行貸款家庭的融資約束,削減了其社會經濟資源,限制了其收入多元化。

(三)基于家庭地理區位的異質性分析

東部地區擁有更為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家庭面臨數字化沖擊的范圍更廣、層次更深,信息傳遞效率更高;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落后于東部地區,數字化水平也遠不如東部,這導致中西部地區家庭技能匹配效率更低,因而數字鴻溝的抑制效果可能弱于東部地區。根據社會不同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將家庭戶口所在地分成東部和中西部兩大區域。根據表5的回歸結果顯示,東部地區數字鴻溝的抑制作用相對于中西部地區更加顯著。

六、結論與政策啟示

彌合數字鴻溝是全民共享信息化發展成果的有力舉措。試圖在一個理論框架內厘清數字鴻溝影響家庭收入結構多元化的內在邏輯,利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和中國統計年鑒數據,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數字鴻溝綜合指數,然后運用多維固定效應模型實證檢驗家庭數字鴻溝的抑制作用及其影響機制,并探討數字鴻溝對不同家庭的異質性。研究發現:數字鴻溝會顯著抑制家庭收入結構多樣化,會通過削弱互聯網工作渠道效應、阻礙人力資本投資抑制家庭收入結構多元化。異質性分析表明,數字鴻溝對非打工家庭、無銀行貸款的家庭以及東部地區家庭的收入結構多樣化的抑制更顯著。綜合以上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啟示:

第一,加快推進數字新基建,釋放技術外溢效應。要在數字基礎設施硬件和軟件方面加大投資,激發數字化建設內生動力。要促進以5G、數據中心、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和數字平臺等為主的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與居民生產生活融合,提高家庭數字化的覆蓋率和入戶率,提升全民數字素養,合理分配數字資源,縮短信息富有和信息貧困者的數字鴻溝。在此基礎上,要構建新型數字化公共服務平臺,推動新技術場景向更多人群開放,促進企業和用戶共同成長。

第二,推動數字技術向中西部地區擴展和下滲,緩解地區割裂效應。要加速推進東部和中西部地區數字基礎設施和服務均等化,降低整體社會信息溝通和跨區域生產要素流動成本,拓展東部地區空間經濟外部性效應,加快中西部地區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進程。

第三,提升金融科技水平,驅動普惠金融下沉。促進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發展新金融業態、新金融模式,使金融服務供需雙方匹配效率得到充分優化。加快數字身份基礎設施建設,賦能數據流通共享,降低金融服務的可得性。除此之外,還有構建數字金融教育宣傳長效機制,普及金融知識,培育金融意識,提升全民金融素養[34]。

第四,提高勞動力匹配效率,建設多元勞動力市場格局。打破區域勞動力市場地區分割局面,推動戶籍改革進程,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深入開展產業、就業和教育扶貧工作,建立健全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打造就業信息數字化服務推廣平臺。同時,各地區要根據自身經濟發展水平、人力資本和產業結構特點,布局比較優勢產業,打造國際領先的產業集群區,提高區域和產業間的勞動要素流動效率,拓寬城鄉勞動力流動空間,完善跨地區跨行業人才流動保障制度,拓寬基層人員發展空間和人才上升通道,建設數字勞動力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