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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疑化敘事的意義及其限度

2024-04-03 14:50徐剛
湖南文學 2024年3期
關鍵詞:麥家文學小說

徐剛

在當前這個后文學時代,純文學對于類型文學要素的借鑒,早已成為創作潮流。由此來看,當前小說的科幻化、言情化、傳奇化以及懸疑化的敘事傾向確實引人注目。事實上,在科幻小說這個傳統文學“破圈”的“排頭兵”之外,懸疑敘事的“異軍突起”也著實令人驚嘆。讀者們早已注意到,在2023年的“茅獎”評選中,《千里江山圖》和《回響》這兩部融合了懸疑敘事因子的長篇小說喜獲嘉獎。其實不僅如此,從小說到電影,從網劇到綜藝,從互動游戲再到法治新聞,跨媒介敘事中的泛懸疑化傾向,正在成為一種新的文藝現實。在此,筆者無意深究這種泛懸疑化背后所凝聚的新的情感結構,而只想就當前小說懸疑化敘事的意義及其限度問題做簡要探討。

眾所周知,懸疑小說總會以極具懸念的故事來構造情節,伴隨著敘事中謎題的展開、探索和解決,觀眾被深深吸引乃至裹挾。閱讀的魔力總能輕易俘獲他們,令他們不由自主地參與到對劇情的猜想和思考中,進而對人物的命運產生由衷的關切。這種情緒上的期待、緊張和關切,往往隨著情節最后的反轉達至高潮,心靈的震顫也由此而生。這一過程所構成的難以忘懷的閱讀體驗,正是懸疑敘事的魅力所在。懸疑小說分為推理、驚悚和罪案等幾個亞類型,或者幾種類型兼而有之??傮w上無非是以血腥罪案令人產生的恐懼感和刺激感作為閱讀的重要動力展開,不可知的迷途和險境,“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神魔斗法”,扣人心弦的殊死搏斗,以及最后的營救和轉危為安,是整個敘事不可或缺的主要元素。而在破解謎題的過程中產生的懸念叢生的氛圍、無所適從的迷茫與孤獨,以及撥云見日之后的豁然開朗,則構成了整個小說的情緒節奏。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小說同樣不可或缺的,還有嚴密完整的邏輯鏈條和綿密的敘事針腳所構成的扎實的說服力。

在追溯懸疑化敘事傾向形成的歷史原因時,國外文藝作品的重要影響不容忽視。斯蒂芬·金、托爾金、J.K.羅琳、東野圭吾等著名作家的懸疑作品的涌入,以及國內網絡文學的興起,培養了一大批懸疑推理小說的忠實粉絲和積極模仿者?!豆泶禑簟贰侗I墓筆記》等驚恐懸疑的經典之作,正是網絡文學領域生長出的奇葩。而小說的影視改編,更使得相關作品獲得廣泛傳播。此外,好萊塢電影,以及近年來美劇的引入,也為懸疑敘事培養了更多的觀眾。尤其是美劇,從早些年的《越獄》《權力的游戲》,到近年來的《紙牌屋》《西部世界》,美劇的持續輸入,深刻影響了國內影視劇的生產與傳播?!栋滓棺穬础贰稛o證之罪》兩部“燒腦”神劇的橫空出世,引爆了國內新的懸疑推理熱潮,這也有了今天《狂飆》《漫長的季節》的持續火爆。當然,從中也可看到時下深受城市青年喜愛的《殺人游戲》《誰是臥底》《密室逃脫》等互動游戲受到的深刻影響。沿此脈絡來看,《明星大偵探》《飯局的誘惑》等綜藝節目將探案和推理游戲化,也就不足為奇了。甚至像央視的《今日說法》《法治在線》等電視節目,為了將事件講得有聲有色,也將法治案件和新聞的敘述懸疑化了。由此可見,一種跨媒介敘事的泛懸疑化格局正在悄然形成。

對于當代文學而言,這種泛懸疑化的敘事傾向,其實有利于反撥純文學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識,使其以更加明確的讀者意識,重新凝聚失落已久的“轟動效應”。曾幾何時,自鳴得意的先鋒文學,以純文學的名義,讓文學脫離了普通群眾,進而也脫離了普通讀者,由此將公共閱讀空間讓位給了商業化寫作。在一篇討論路遙文學“經典化”的文章中,趙勇曾尖銳地指出了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基本現狀:“中國當代的不少作家雖然也希望他們的作品擁有讀者群,但許多時候,他們的‘理想讀者(ideal reader)更是大學教授、作家同行、著名評論家、文學期刊主編,甚至某個獎項的評委?!保▍⒁姟对诖蟊婈嚑I與“精英集團”之間——路遙“經典化”的外部考察》,趙勇著)為此,他引用薩特在《什么是文學?》中的名言,“司湯達的讀者是巴爾扎克,而波德萊爾的讀者是巴爾貝·多爾維利,至于波德萊爾本人又是愛倫·坡的讀者。文學沙龍變得多少有點像頭銜、身份相同的人的聚會,人們在沙龍里懷著無限的敬意低聲‘談論文學?!痹谮w勇看來,路遙與這些人不同,他更在意的是“虛設讀者”,更追求如何“用生活的真情實感去打動讀者的心”,如何讓自己的作品“引起最廣大讀者的共鳴”,這是他所理解的“真正的藝術作品的魅力”。在純文學中引入懸疑化敘事的因子,顯然也有利于作品“引起最廣大讀者的共鳴”,進而最大限度發揮小說“真正的藝術作品的魅力”,這對于當代文學重建早已失落的讀者意識,無疑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當然,懸疑化作為一種敘事策略,其本身又非文學的本來目的,只是一種權宜的手段。正如在討論時下流行的“新東北作家群”概念時,論者一再強調的,“東北”只是一個比喻,目的是為了指向“普通人”?!靶聳|北作家群”之所以受到歡迎,不在于他們寫的是東北,不是為一種狹隘的地方性辯護,而在于“他們通過東北,書寫了以‘下崗為標志的普通人在命運面前的尊嚴”,因此,東北的復興,也并不僅僅是東北這一地理空間的復興,而是“超越東北地域的普通人的復興”(參見《“地方”不是終點,而是道路》,黃平、唐詩人著)。將“東北”與普通人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便讓這個流行一時的話題擺脫了甚囂塵上的“地方性寫作”的裹挾,而具有了更加普遍的文學意義。是的,“地方”不是終點,而是道路。在此,為了清楚地闡明懸疑化敘事在其重要意義之外可能的限度,我們同樣可以套用一句話:“懸疑”不是終點,而是道路。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所謂的懸疑化只是吸引讀者進入作品的一種手段。比如在世界范圍內廣受歡迎的當代作家麥家,他的作品就充分尊重了讀者最樸素的閱讀動力。好奇心是人類最原始的能力。寫作《解密》的麥家,正是發現了讀者對于國家秘密機構的好奇,并致力于用這種好奇心來結構小說。在麥家這里,密碼敘事的神秘性,隱秘戰線的全面展示,使得“解密”故事借助讀者的獵奇而獲得廣泛影響。盡管麥家自己交代,他并沒有太具體地干過情報工作,但在國外讀者的眼中,他還是被想象為特殊經驗的持有者。正是借助神秘而特殊的“解密”故事,麥家的小說清晰體現出某些流行元素,而其背后的讀者意識也極為鮮明。麥家充分認識到介入或占領“大眾媒體”的重要性,并以其創作致力于解決“我們有讀者,但沒有讀者群”的歷史難題。正是因為這種明確的讀者意識,麥家為自己制定了個人化的寫作方案。他一方面清楚地知道讀者的趣味所在,并有意往那個方向靠攏;另一方面他又決不放棄他所聲稱的文學品質和品位。對于麥家來說,問題的關鍵并不僅僅是用通俗小說的材料,寫一種所謂的嚴肅小說,而且是以通俗的外觀來吸引普通讀者閱讀,進而用嚴肅的內容形塑他們的審美世界。這大概就是麥家創作“解密”故事的重要策略,也是作為“物質外殼”的“解密”的首要內涵。為此他充分尊重人們閱讀時的獵奇心和消遣娛樂的需要,而將這種獵奇和消遣視為人們受到震撼與教益的前提。因為在他看來,藝術的游戲功能,才是吸引人們與之親近的關鍵因素。然而在麥家這里,通過閱讀的誘惑,將目標人群牢牢捕獲,進而得以施展藝術的審美效應,還需有一個重要前提,那便是故事針腳的細密嚴實和邏輯的圓融自洽,即精細的物質外殼和世俗心基礎上的小說的說服力。畢竟,作為小說家的基本功,小說以假亂真的能力,是它承載其他意涵的物質基礎。麥家還提醒人們警惕小說的“粗暴”與“蠻橫”,人們見過太多“平庸、弱智、缺乏教養”的小說,這些作品只在乎寫作速度,并不關心人物的身份和嗓音,更別說人世變遷的邏輯、道德和心理坐標。

其次,如何在懸疑故事中加入新鮮的“佐料”,比如個人的敘事風格和情緒設定,這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在蔡駿、那多等人的懸疑故事中,他們奇崛縝密的構思為我們編織了一個個幽暗陰郁卻又飽含深情的懸疑故事。在此,案件的曲折離奇固然令人驚嘆,但更為精彩的卻是故事中的人物攜帶的情感渦流,它一層層彌漫開來,又不斷回旋、激蕩,將人吸附、席卷進去。在這個過程中,小說的驚心動魄之處,也顯然超越了類型探案的邊界而直指人性的幽暗。按照懸疑小說的慣常思路,追查兇手的猜謎游戲是當仁不讓的故事主干,那多的長篇小說《十九年間謀殺小敘》顯然也不例外。十九年的漫長時光,故事的曲折離奇,其間的殘酷和兇險不禁令人嘆惋,而情節的峰回路轉,以及最后案情的真相大白,也當然是情節的“標配”。但很顯然,謎案和謎底的探尋,仇恨以及冤情的昭雪,也并不是小說的全部。在這個過程中,那多以極富深情的筆墨書寫的人物情感,尤其是男女主人公之間至死不渝的愛情,猶如幽暗世界的一抹人性亮色,令人久久難以忘懷。在那多這里,一個關于謀殺的幽暗故事,在行進至后半段時,竟然被成功導向了關于愛與深情的敘事,這恐怕是令讀者始料未及的。這也提示我們,在漫長的時間里,所有的恩怨仇殺都將隨風而逝,只有愛和深情能被長久銘記。它讓我們再次確證一個有關小說閱讀的樸素道理:故事的精彩固然能夠吸引人,但唯有情感的真摯才能深切打動人。這一道理同樣適用于懸疑小說。

最后,我們必須反對的是,過于追求“燒腦”,“為了懸疑而懸疑”的文學樣態,這大概也可視為懸疑敘事的某種“走火入魔”的狀態。比如當下諜戰題材的文藝作品,大概已經陷入到了對于創新的巨大焦慮之中。為了求新求變,許多作品不惜將“燒腦化”的懸念構造發揮到極致,過于追求戲劇化的情節反轉,使得作品顯著缺乏文學韻味,也忽略了對人性深度的開掘。在這些小說或影視作品中,虛虛實實、敵我難辨的“燒腦”橋段自然必不可少,這也是懸疑故事的魅力所在,但過于追求“燒腦”又會令人難以承受。此外,為了追求情節的曲折離奇,“假夫妻”“假出軌”“假私奔”的橋段紛紛上演,而那些需要被不斷詮釋的革命倫理反被避而不談。在這些故事里,作者不會花費太多的筆墨去交代主人公們信仰的來由,去鋪墊他們的思想歷練、成熟與升華的過程。他們仿佛從一出場就是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或者稍作指引便能輕易領悟革命的真諦。身份的選擇仿佛只是一個“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面具”,轉換如此輕易,毫不猶疑,更別說什么痛切的掙扎了。而圍繞身份,人性內在的復雜也只是機械地服務于小說的故事邏輯,看不到任何幽深的層面。這種毫無來由的立場,更像是某種被派定的任務,或游戲里倔強的“人物設定”。因此,如何講述信仰的維度,進而把握人性內在的豐富與復雜,恐怕還是這類諜戰題材小說在講述懸疑故事時需要認真面對的問題。

責任編輯:羅小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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