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與當前小說的懸疑化敘事傾向

徐勇

據說，當前小說創作中有一種傾向比較明顯，那就是懸疑化敘事傾向。這一傾向，會不時受到影視作品的催化，比如說《漫長的季節》《消失的她》《消失的女兒》《唐朝詭事錄》《蓮花樓》《琉璃》等等。而事實上，一部影視作品，如果能很好地利用敘事上的懸疑化策略，是可以收獲很好的收視率和較高的票房的。但如果僅僅只是為了追求懸疑化的敘事策略，也不一定能夠成功。這就需要在懸疑化的敘事策略之外，在時代主題或思想的有效拓展等方面發力。懸疑化敘事如果不能有效強化讀者或觀影人的體認和思考能力，這樣的懸疑化敘事也注定是要失敗的。

一

懸疑化傾向，在小說中有不同的表現。表現在文體上，是懸疑化與偵探小說的結合，愛倫·坡和雷蒙德·錢德勒乃這方面的代表作家。經過他們的努力，偵探小說不再僅僅被稱為通俗文體，優秀的偵探小說常常作為文學史上的藝術經典被列舉。邱華棟的《正午的供詞》和艾偉的《南方》可以說是這方面的重要代表。在中國當代的小說創作中，懸疑化傾向更普遍的表現形態，是與尋找主題的結合。這在諸如《鏡中》（艾偉）、《尋找張展》《后上塘書》（孫慧芬）、《奔月》（魯敏）、《消失的女兒》（鄭小驢）、《六個兇手》（李師江）、《菜根謠》（尹學蕓）、《洞中人》（田耳）、《石化島》（楊少衡）等作品中有集中表現。在這些小說中，懸疑化傾向是服務于尋找主題的，或者說，懸疑化提供了尋找的契機：某個人的突然失蹤、意外死亡和意外重傷，或某個重要事件的突然發生，都使得對真相、原因或人的尋找成為一個重要命題被提出。偵探雖然也成為這些小說中重要的構成部分，但偵探的行動是內在于尋找主題這一線索中的，其意不外乎人學或人性命題的發掘。某種程度上，古今中外的偵探小說，大凡經典程度較高的，無不在人性或人學命題的發掘上有所貢獻或拓展。

歷史地看，小說創作中的懸疑化傾向，并不是孤立的現象，不能被單獨對待，即是說，只有把它視為小說敘事的一大傳統，才能對其有綜合全面的認知。懸疑化是小說敘事傳奇化的一個重要分支，與敘事進程中的突變或逆轉聯系一起。懸疑化常常成為制造懸疑效果的代名詞。一部小說，如果沒有懸疑化效果，是頗難引起持續的閱讀興趣和探索預期的。小說的寫作，常常要在懸疑的制造和懸疑的消除之間達到一種平衡。對懸疑化傾向的追求，除了敘事上的考量外，還應該看到一點，即其構成為對日常生活的庸俗性的抗爭。古往今來的傳統中，有一個非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愛情的敘事傳統。這些都屬于例外狀態的寫作形態。例外狀態，如果作為現實生活中的實有狀態，是我們需要規避的，但對敘事作品而言，卻是常常被表現和偏愛的對象。這里除了有作者/讀者心理方面的重要因素外，還有認識論和世界觀的背景。

懸疑化傾向，在中國古代是世界神秘性與不可解的文本表征方式：我們常常把不能理解或解釋的現象用懸疑化的方式表現出來，以期獲得解釋世界的有效途徑。比如說唐傳奇、《聊齋志異》等志怪小說，或《醒世姻緣傳》《紅樓夢》這樣的世情小說。古代小說中還有所謂的公案傳統，比如《三俠五義》《施公案》《狄公案》《海公案》等等。這些小說都不僅僅是要獵奇或探案，更是為了公義的伸張和秩序的重建。即是說，具有懸疑性質的兇殺或情殺，都屬于例外狀態，構成對社會秩序的挑戰。所謂偵探或探案是要把這些例外狀態消除掉，最終回歸正常。在這些小說中，例外狀態都只是暫時、偶然或逸出，甚或是因果循環的某個環節，終究能被消除，這些小說的閉合性結構表明了這點。

相比之下，現代偵探小說顯然不同?，F代偵探小說的背后深藏著對人性的探索和認知，以及對社會的勘探和對未來的思考。懸疑化傾向作為例外狀態的文本表征，其顯示出來的意涵至少有以下幾點，即例行化日常生活的暗面、人性的未知和社會風險的普遍存在?，F代性社會是一個機會和風險同時并存并不斷擴張的社會，兩者之間日益明顯的緊張關系決定了對例外狀態的探索、想象和書寫構成為現代性社會敘事的重要部分?，F代社會風險程度的增加，人們對日常生活之外的非常生活的向往，對未知世界和人心隱秘狀態的探索，都使得例外狀態書寫構成現代性小說寫作的重要傳統。認識不到這點，顯然是沒有抓住懸疑化傾向的本質所在。

二

從敘事學的層面看，懸疑化有利于故事的緊湊性和結構完整。懸疑化有著關鍵事件和關鍵時刻的敘事學意義。某個人物或主人公的死亡、失蹤，某個重要事件的突發，在文學敘事中有著敘事推動力的作用；它使得對人物的尋找、對事件來龍去脈的探索和對真相的揭示作為一個敘事問題凸顯出來。此外，關鍵事件也常常作為考驗主人公的重要事件被凸顯出來。比如楊少衡的《石化島》，小說的開頭是一場大火，大火雖然很快被撲滅，但大火何以發生始終是一個謎，這個謎既制約和引導著讀者的閱讀預期，也構成為小說主人公歐陽彬此后一系列執拗行為的重要起因。在這里，懸疑事件，既是故事情節，也是敘事推動力。

就敘事方式而言，懸疑化傾向還涉及到敘事方式的選擇問題。某些事情，本來一目了然，或較為清晰，可一旦被限定在某一視角，被加以主觀性的渲染，或在敘事進程中被提前敘述出來，就具有了懸疑的效果。最為典型的莫過于亨利·詹姆斯的《螺絲在擰緊》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莊》，在這些小說中，懸疑化是與小說修辭聯系在一起的。比如說后者，小說伊始，客人入住山莊，夜晚風雨天玻璃窗的松動和窗外樹枝的搖擺帶給客人和讀者一種鬼魂出沒的懸疑化感覺，這是通過限制視角呈現出來的懸疑化效果。還有一種敘事上的懸疑化傾向。這在賈平凹的小說中比較普遍。比如《廢都》，小說一開頭天空中出現了四個太陽；《懷念狼》中，隨處可見狼變成人或人披著狼皮的詭異事件；《河山傳》中天空掉下一塊隕石。所有這些事件，都似乎是一種預示，預示著某些奇怪或神異的事件即將發生，小說就是在這種神異的氛圍中展開故事的。在賈平凹這里，懸疑化是作為一種氛圍的營造出現的，其既可能預示著某些事件的必然發生，也可能意味著某種象征，或者是上天的警示。這種寫法，在中國古代比較常見，比如說《醒世姻緣傳》中狐貍被晁大舍殺死就構成為其此后一系列厄運或磨難的發端。所不同的是，在中國古代，作品采用的是敘事上的預敘手法，以制造讀者閱讀時的神秘化期待和濃郁的宿命感。

歷史地看，如果說懸疑化是一種非正常敘事的話，小說從懸疑化、神秘化向日?；姆较虬l展，所顯示出來的也是從英雄主人公向平常普通人的演變?！短眉X德》就是這樣一種過渡的產物：他把風車當成敵人，把客棧當作城堡，其實是把再平常不過的事物賦予了神秘化的色彩，這似乎表明，懸疑化情境是英雄騎士的重要存在方式。

很大程度上，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探討過的敘事中的“突轉”和“發現”的重要性，就蘊含了懸疑化的可能性：如果“突轉”帶來的是意料之外的事件，對這一事件的“發現”過程就構成為敘事上的推動力。從這個角度看，懸疑化傾向也是文學敘事性的重要因素。生活事件沿著可理解和正常的邏輯發展，突然發生了一件不可理解的事件，這一不可理解的事件，既構成為小說主人公或某些人物的命運的突變，也給旁觀者或其他主人公帶來了疑惑和解謎的沖動。這一不可理解的事件，可能成為接下來一系列事件發生的源頭，也可能在其他主人公的努力下，具有了現實的可理解性。

在小說中，懸疑化傾向除了具有敘事學的意義，還是作為個體的人的主體性建構的重要方式?？梢哉f，懸疑化敘事傾向是與“實踐意識”相對的“話語意識”關聯密切的言語行為?！皩嵺`意識”是與“例行常規”式的日常生活聯系在一起的，在日常生活的慣性中，人的主體性是很難或不太容易顯現的。人們只是沿著日常生活的慣性，在受“實踐意識”所支配?！皩嵺`意識所包含的喚回形式，行動者在行動的綿延中可以把握到它們，但卻不能明確表述他們對此‘知曉了些什么?！保▍⒁姟渡鐣臉嫵伞?，吉登斯著）懸疑化傾向，則使得日常生活的正常軌道被打斷，日常生活的非日常性凸顯出來，懸疑化敘事創造了一種可以稱之為“緊要情境”的狀態：“發生不可預見的劇烈斷裂的情境，影響到為數可觀的個體，威脅乃至破壞了制度化例行常規的確定性?！保▍⒁姟渡鐣臉嫵伞?，吉登斯著）對非日常的探索，對震驚體驗的感受，對原因和結果的探尋，對人的可能性的挖掘，等等，都使得人的主體性命題得到發展。這里需要區別的，是懸疑化與主人公之間的關系。如果懸疑化只是成為推動主人公的一系列行動的唯一敘事推動力，這樣的小說就常常被認為是通俗文學。事件可以成為推動主人公的敘事動力，但人不能被事件所左右，事件也必須成為主人公思考和行動的起點，個人在事件的演變中是主動的參與者。如果事件成為主人公的再思考和成熟的線索與開始事件，這樣的小說就是成長寫作。比如《百川東到?！罚ㄠ嵭溃?，小說中北洋政府總理莫名其妙地暴病而亡這一事件就構成為小說主人公唐淳祐和唐淳袏——總理的兩個兒子——精神成長的重要起點：他們的人生由此開始了第二次成長。如果意外事件的發生構成為主人公不斷尋找的過程（尋找失蹤者或真相）的起點，促成了主人公對自己和失蹤者或死亡者的重新認知，這樣的小說就被認為是人性勘探小說，比如說《金色河流》《洞中人》《奔月》和《鏡中》等。

也有一種寫作，比如陳希我的《心》，小說中，隨著對真相——主人公的心臟何以爆裂——探尋的深入，最后卻發現距離真相越來越遠，對“人”和人性的理解也日趨分裂和絕望：對人性的勘探最后演變成對“人”的解構。這是一種懸疑解構化的寫法，也是個人主體性呈現的極端化傾向。小說創作一旦走到這一步，其實也就宣告著敘事上的危機的到來。懸疑化終究與文字游戲和敘事實驗勾連在一起，逐漸成為虛無主義或相對主義的代名詞。格非的《敵人》《謎舟》等作品曾嘗試著回應這個問題。無論是成功抑或失敗，格非的創作都早已顯示出懸疑化敘事的種種可能及其限度。認識不到這點，當前小說創作中的懸疑化敘事傾向，就不可能沿著正確的方向向前發展。

責任編輯：羅小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