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監督與自我革命：中國共產黨跳出歷史周期率“兩個答案”的邏輯關系與實踐進路

譚 壯

( 復旦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0433)

歷史周期率是過往統治集團違背社會發展規律致使民怨沸騰、歷經治亂興衰反復出現的政權周期性更迭現象,它受制于規律、表現著規律,但不是社會歷史主體無法逾越的 “鐵律”。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針對民主人士黃炎培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憂思,給出了“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的良方。這一歷史性問答直接關切中國共產黨的生死存亡與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是辯證思考 “打江山”與 “守江山”關系的現實之問。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經過不懈努力,黨找到了自我革命這一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盵2]14系統論析中國共產黨跳出歷史周期率“兩個答案”的邏輯關系與實踐進路,是新時代深化共產黨執政規律研究,解決大黨獨有難題和走好新的趕考之路的必然要求。

一、中國共產黨跳出歷史周期率 “兩個答案”的出場背景

黃炎培對歷史周期率的發問并非一時興起,他熟稔中國封建統治集團“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的歷史,深諳“霸王別姬”“二世而亡”“亡國之音”等典故的弦外之音,更親歷了清王朝的日薄西山、北洋政府的窮途末路與國民黨反人民路線的自毀長城,對政權更替興衰歷程的洞察不可謂不深刻。因循所見所聞,黃炎培用 “事事有組織,人人有訓練”高度贊揚了延安的經濟發展、政治建設、民主氛圍與軍民關系,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理想、歷史擔當、治理能力寄予了深厚期望。封建王朝重蹈政事荒疏、窮途末路、民生凋敝的覆轍,看似無力擺脫歷史周期率的支配,實則應歸咎于封建統治的落后性,并不意味歷史周期率必然應驗,絕不能說明任何政治力量都逃不過丟失政權、走向衰亡的定數?！叭嗣癖O督政府”厘清了權力運行的主體歸屬,確保政府對公權力的使用不能凌駕于人民意志之上?！叭巳似饋碡撠煛睆娬{人民不能游離于政治生活之外,有效激活了國家長治久安的外部動能。

在獨斷專權的政治體制下,壓制民意暫時求得了政治穩定,但“得民心者得天下”始終是貫穿政權盛衰興亡的內在邏輯。經濟衰退、專權政治、昏庸腐敗和漠視民眾訴求的愈演愈烈擠壓了人民群眾的生存空間,政權的社會控制力急轉直下。一整套植根儒學傳統、標榜至高皇權、穩定統治秩序的封閉制度阻滯了生產力發展,是封建王朝難以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根本所在。為皇權服務、唯皇帝馬首是瞻的國家政權早已淪為統治集團施行階級統治的形式與工具,官吏們名正言順地搜刮 “拜見錢” “生日錢”“公事錢”,攫取個人私利或謀求階級利益的行為早已司空見慣。在皇權至上的極權主義裹挾下,臣相被迫結成盤根錯節的關系網。盡管戰國時期有“金禁”制度,秦漢隋唐頒布了 “六贓”律令,《大清律》明文設定了 “監守盜”的罪名,試圖調和階級矛盾,延緩歷史周期率的發生,但重單向監督而輕雙向制約的制度缺陷與官官相護、排斥異己的大環境,讓監察諫官與法律法規無異于形同虛設。馬克思認為,剝削階級的國家政權“必然表現為一個同人民相脫離的統治者及其仆從的特殊事務[3]。人治之下,監督與不監督,或監督力度的強弱純粹取決于最高統治者的喜怒偏好。執政者我行我素,不接受諫言的政治生態讓清廉正直者報國無門,又不愿同流合污,唯有跳出宦海,借“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排遣郁結。

從發生學來講,歷代王朝的覆滅、世界政黨的垮臺總是傾覆于宮廷內斗、外族入侵、天災民變的沖擊,假若一個王朝自身強大,外力則構不成這種威脅。對外革命是一般政黨與生俱來的能力,而聚焦政黨內部勇于自我革命卻是中國共產黨獨有的品格。西方資產階級政黨多標榜自己為 “多數黨”“全民黨”,為了贏得執政資格,他們積極回應外部變化,將更多民眾納入其政策輻射范圍,并在內部協調相關資源,以“調試”“更新”“轉型”等姿態嘗試性地制定一些符合民眾整體利益的決策。跳出歷史周期率是一項涉及范圍廣、參與人數多、任務目標艱巨的系統工程,西方政黨往往缺乏嚴密的組織、嚴格的紀律、精干的力量與共同的思想支撐,政黨之間惡性紛爭、壁壘分明,碎片化、分散化、矛盾化的結構性弊病注定了不同思潮、流派、理念無法彌合統一。資產階級民主“把重心放在冠冕堂皇地宣布各種自由和權利上,實際上卻不讓大多數居民即工人和農民稍微充分地享受這些自由和權利”[4]。實用主義傾向明顯的西方政黨拘泥于眼前的挑戰困境和短期的執政績效,極具誘惑性的口號與施政綱領也無法遮蔽選舉時漫天許諾、上臺后無人問津的政策難產等真相。在私有資本的操控下,西方權力制約形式上的完整閉環導致 “否決政治”層出不窮,決策效率低下,最終難逃少數掌權者自己監督自己的怪圈。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發揚歷史主動精神,深刻反思封建王朝改朝換代的教訓,總結李自成起義、太平天國無疾而終的命運,加之對蘇聯亡黨亡國前車之鑒的警醒,提出“自我革命”這一新的洞見。黨的十八大之前雖未將其上升為跳出歷史周期率之道加以認知,但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歷史行動與實踐經驗由來已久?！吨袊伯a黨第一個綱領》規定:“工人、農民、士兵和學生的地方組織中黨員人數多時,可派他們到其他地區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執行委員會的嚴格監督?！盵5]黨的二大首創特派員制度,其黨章單列“紀律”專章?！鞍似邥h”廓清了 “要不要革命,如何繼續革命”的思想困惑,開啟了堅持真理、修復錯誤的先河。古田會議提出 “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建黨建軍原則,批評了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的危害。遵義會議糾正了博古等人軍事指揮上“左”的錯誤,周恩來主動承擔責任并使自我批評成為解決黨內矛盾的重要手段。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執政時期探索了 “三三制”“兩權半”等政權結構,控告局、突擊隊、輕騎隊、群眾法庭在中央蘇區各級工農檢察部和基層單位出現,《紅色中華》等中央機關刊物開設“鐵帚”“鐵錘”“突擊隊”專欄,鼓勵群眾揭發檢舉身邊的腐敗現象。延安整風破除了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定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成為黨內集中學習推動自我革命的范例。新中國建立后,“三反”“五反”運動查處了劉青山、張子善等腐化分子,回擊了黨內“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6]。建立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出臺 《中央監察委員會工作細則》等法規制度,一改短平快的整風形式,為自我革命打開了新局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黨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思想路線,恢復了黨內政治生活的規范化。黨的十八大以來,從理論武裝凝心聚魂到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從遏制舌尖上的浪費到持之以恒糾治 “四風”,從嚴查頂風違反中央八項規定到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黨中央“保持了承認并改正錯誤的勇氣,一次次拿起手術刀來革除自身的病癥,一次次靠自己解決了自身問題”[7]590。

二、中國共產黨跳出歷史周期率 “兩個答案”的邏輯關系

從“政府路徑”到 “政黨視域”的拓展,從“兩個務必”到“三個務必”的深化,從 “人民監督”到“自我革命”的歸結,彰顯了跳出歷史周期率是一個歷時性與共時性、階段性與連續性、穩定性與動態性互動交織的過程?！皟蓚€答案”的提出有先后、內容有側重、主體有差異,價值遵循、領導力量和目標導向具有內在一致性,二者各具特色、各有側重,又相得益彰、協同共進,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和非此即彼的替代關系,不存在先解決誰、后解決誰的問題。

(一)跳出歷史周期率 “兩個答案”的內在一致性

第一,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遵循不變。跳出歷史周期率,根本上要處理好黨性和人民性的關系問題?！坝掠谧晕腋锩徒邮苋嗣癖O督是內在一致的,都源于黨的初心使命”[8]是 “兩個答案”內在統一的前提。我們黨自誕生之日起,對人民群眾的關懷、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追求、對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堅守矢志不渝。人民監督是人民立場的直接體現和人民當家作主的生動實踐,自我革命不回避難點痛點,敢于壯士斷腕、刮骨療毒,“兩個答案都要求我們依靠人民群眾支持和幫助解決自身問題”[9]344。人民監督和自我革命的實效要經受群眾評判,認真聽取人民群眾,尤其是弱勢群體、邊緣群體的意見,主動規約越矩行為,祛除落后因子的腐蝕,是共產黨人向群眾學習、汲取智慧的寶貴機會。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10],不會像西方政黨把自己的利益粉飾為全社會的共同利益。憑借代表與表達、整合與分配、服務與引領等優勢,黨擺脫了資本、利益與紛繁民意的牽制,從根本上區別于充當選民與利益團體“代表機構”和“表達工具”的角色定位,實現了對金錢政治和資本邏輯的價值超越。中國共產黨在決策上不再簡單沿襲革命斗爭時期戰斗隊式直接下達命令的原則,尊重民意、匯集民智、凝聚民心貫穿治國理政全過程,人民群眾的支持擁護與情感認同正是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疫情防控等大事要事取得突出成績的奧秘所在。

第二,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領導地位不變。人民監督和自我革命持有相同的政治原則,即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方向不動搖。人民監督具有主體數量龐大、涉及領域廣泛、渠道靈活多樣的顯性優勢,但其碎片化和滯后性的隱憂也不容忽視。黨組織的離場,極易讓人民監督扭曲為非制度化的劣質民主與“群眾運動式”的大民主,不僅監督成效甚微,更會造成民主亂象。不同群體的政治素養不盡相同,信息來源和接收的信息內容存在非對稱性;部分群眾缺乏對尖銳矛盾的敏銳感知,參與政治生活的動能不足;價值選擇多元復雜,更有甚者對民主的理解存在偏差,提出無理無效訴求;相較有法理基礎和專門文本條例參閱的黨內監督,人民監督存在較大彈性空間;社情民意在大數據的加持下愈發個性化、無序化,憲政民主、新自由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等思潮往往打著監督的幌子,借助各種熱點事件蠱惑人心。因此,人民監督需要在黨的領導下,走上法治化、規范化、科學化、系統化的軌道,謹防監督優勢被別有用心的資本集團、敵對勢力利用,背離制度設計的初衷。自我革命的本質是辯證否定,絕非否定和削弱黨的領導。自我革命既體現為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形態,也內蘊守正創新的精神品質。中國共產黨 “堅守黨的性質宗旨、理想信念、初心使命不動搖,同時要以新的理念、思路、辦法、手段解決好黨內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11]。越是長期執政,越要堅定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堅守共產主義的理想、不忘共產黨人的忠誠;越是長期執政,越不能忘記黨的奮斗目標,越不能丟失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色。如果一味創新,淡化甚至丟掉黨的性質宗旨、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這一根本原則立場,黨和國家便會走上一條改旗易幟的邪路。

第三,鞏固長期執政地位的目標導向不變。跳出歷史周期率事關國家的興衰、人民能否實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歸根到底是黨長期執政條件下的人心向背問題。在中國共產黨面臨的 “四大考驗”中,最根本的就是執政考驗?！叭绻蛔允?、不警惕、不努力,再強大的政權都可能走到窮途末路?！盵12]政權創立初期,統治者大都保持進取精神,但追求生活享受、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貪圖后代利益長效化往往成為統治者的首要選擇,勵精圖治的慣性隨即被拋之腦后。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先進性和純潔性、初心和使命,決定了她具有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稟賦和優勢。跳出歷史周期率并非中國共產黨人的獨角戲,保持政權不失人民本色,需要廣大群眾真實有效地享有對黨和政府的監督權。只有實行人民民主的政權才能夠保證人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增強執政的合法性,規避遲滯、中斷和葬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風險?！霸谶M行社會革命的同時不斷進行自我革命,是我們黨區別于其他政黨最顯著的標志,也是我們黨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關鍵所在?！盵13]42中國共產黨人始終以 “我們絕不做李自成”的政治清醒推進自我革命,在調和矛盾的斗爭中自我凈化、在解決難題的斗爭中自我完善、在爭取工作主動的斗爭中自我革新、在防范化解風險的斗爭中自我提高,在自我革命和社會革命的互動中提升國家治理效能,開辟出“中國之治”新境界。

(二)跳出歷史周期率 “兩個答案”的認識發展性

第一,從“進京趕考”到“兩個大局”的執政環境變化。人民監督這一答案的提出,時值尚不具備全國性執政地位、尚未經歷全國性執政考驗的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爭取人民民主的關鍵時刻。自我革命是在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和平環境下,中華民族最接近偉大復興的歷史時期出場的。作為擁有70多年執政經驗、造就堅實物質基礎和群眾基礎、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興衰榮辱息息相關且具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中國共產黨,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復雜環境和嚴峻考驗。從世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黑天鵝”“灰犀?！笔录l發,熱點問題與局部沖突此起彼伏,恐怖主義、霸權主義、跨國犯罪、金融危機等非傳統安全威脅加劇。逆全球化日盛、民粹主義的泛起、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為全球經濟復蘇蒙上了一層陰影?！皷|升西降”的大趨勢不可阻擋,但 “西強我弱”的總體態勢仍未根本改變,“今后一個時期,我們將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必須做好應對一系列新的風險挑戰的準備”[14]。從國情看,人民需求從生存型轉向發展型,“兩個沒有變”仍然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和最大實際。民生保障仍存在薄弱環節,產能過剩、結構調整、增速放緩等經濟考驗繁重艱巨,關鍵領域 “卡脖子”難題仍受制于人。從黨情看,黨員隊伍年輕化、成分多元化、規模擴大化,有些黨員自詡地位高、資格老,經驗主義的作風在滋長,老觀念、老套路、老辦法相沿成習,不愿正視“本領恐慌”。中青年黨員缺乏嚴格的政治生活鍛煉、艱苦生活磨礪和重大風險考驗,同人民群眾感情不深厚,做群眾工作本領不高超。忽視政治、淡化政治、不講政治的表象長期存在,破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及其新變種需要久久為功。

第二,從依靠人民到黨員干部自省的行動主體變化。人民監督是為了黨長期執政,黨的長期執政說到底是為人民執政,為人民執政又必須依靠人民方能敬終如始,實現堅持問計于民和加強頂層設計的統一?！耙话倌陙?黨外靠發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監督,內靠全面從嚴治黨、推進自我革命,勇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勇于刀刃向內、刮骨療毒,保證了黨長盛不衰、不斷發展壯大?！盵9]332人民監督強調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激發人民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以建設人民政權,更自在地參與國家政治生活,是立足人民群眾進行的探索。人民群眾蘊含無窮的智慧和力量,更好地為人民掌好權、執好政、謀好利,不僅是破解“窯洞對”的出發點和歸宿,也為中國共產黨跳出歷史周期率提供了豐厚資源和價值驅動。讓人民監督政府,執政者心中才會有戒懼。自我革命不是局部的修修補補,不是急促短暫的群眾運動,不是 “與人斗”“人整人”的權力斗爭,更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改天換地。跳出歷史周期率,需要黨內靠自己的力量解決內在問題,通過高超的治國理政水平和執政績效,長久地贏得民心。值得注意的是,人民監督與自我革命在場域上有內外之別,但第二個答案的提出不是迫于外部壓力的無奈之舉和消極應付,而是建立在初心使命感召下的主動作為和自覺擔當。人民群眾是基礎主體、根本力量,黨是領導主體、領導力量。根本力量的發揮離不開黨的領導、黨的建設,而黨的核心領導也建立在人民的擁護支持的基礎之上。

第三,“兩個答案”的功能互補,并非等量齊觀的地位之變。權力具有強制性、擴張性、排他性等特點,權力行使主體總是傾向于突破權力邊界,任何單一的監督都難保周全。一方面,人民監督是自我革命的外部動力,補足了黨內監督的覆蓋邊界,拓展了黨內監督的信息來源。人民群眾數量多、范圍廣,處在生產實踐和社會生活的一線,他們對黨內問題的感知更為精準透徹?！拔覀儾荒荜P起門來搞自我革命,而要多聽聽人民群眾意見,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監督?！盵15]黨內監督存在死角盲區,“燈下黑”的情況時有發生,很多貪腐案件和隱匿毒瘤都由人民群眾提供可靠線索,為黨及時發現自身不足并對照群眾期待進行調整完善,讓自我革命始終堅守問題導向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自我革命是對人民監督的回應,對人民監督具有強力的賦能和保障作用。信息占有是人民監督的先決條件,監督質量與掌握信息的數量多寡、程度深淺密不可分。權力行使者若不能及時回應人民訴求,缺乏摒棄各種歪風邪氣的氣魄和決心,就會為了私利鉆營制度漏洞,大大增加人民監督的成本。把人民監督的批評轉化為自我革命的自覺、自省和自律,才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治本之策?！巴庖蚴亲兓臈l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盵16]化解矛盾和問題,檢驗的是執政黨直面問題的勇氣、敢于擔當的精神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究其根本要落實到執政黨的決策和施政上?！包h的執政地位,決定了黨內監督在黨和國家各種監督形式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7]455,也決定了自我革命相較人民監督更具根本性。自我革命實現黨組織內部革新的同時,也通過“對象化”的過程改造主觀世界,實現了“自在”與“自為”的統一。

三、中國共產黨跳出歷史周期率 “兩個答案”的實踐進路

深化對黨的建設規律和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不是一蹴而就的,跳出歷史周期率不存在唯一的、一勞永逸的答案,中國共產黨具有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先進性并不等同于現實必然性。習近平總書記深知,“當年 ‘窯洞對’的問題已經徹底解決了嗎?恐怕還沒有?！盵13]397只要共產主義的最高奮斗目標沒有實現,對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思考追問和對新答案的求索就永遠在路上。

(一)堅持黨的領導,協同 “兩個答案”的引領與踐行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擔負起跳出歷史周期率的使命重任,是因為她扭轉了近代以來國家政權失序分化的頹勢,改寫了近代中國“一盤散沙”的政治局面?！笆裁磿r候黨中央有權威,黨就有力量;什么時候黨中央權威弱化,黨的領導就會削弱,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就難以順利前進?！盵13]142當前,思想觀念的障礙和利益固化的藩籬依舊存在,各自為政、陽奉陰違、斷章取義等偏差性執行使形成共識的難度與日俱增,很多干部不信賴組織、不服從組織、不依靠組織,疏于管理八小時以外的 “生活圈”,組織內總搞無原則的一團和氣,傾向性問題在苗頭時沒有人拉一把、提醒一句,最終在勾兌感情、利益交換、以權壓法的不歸路上越滑越遠?，F實說明,凝聚黨內團結和自我革命之間的現實張力迫切要求有一個集中穩固的權威引領。只有黨中央才能站在政治和戰略高度,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對人民監督和自我革命進行前瞻性思考和整體化謀劃,使 “兩個革命”互促共進、相得益彰?！叭鎻膰乐吸h是黨永葆生機活力、走好新的趕考之路的必由之路”[2]70,全面從嚴治黨重在凈化黨內政治生態,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與戰斗性。倡導積極健康的思想交鋒,杜絕“好人主義”盛行與“上綱上線”的大行其道。反對黨內政治生活庸俗化,不能讓“三會一課”、民主生活會、民主評議黨員、談心談話走向隨意化、形式化、平淡化、庸俗化的歧路。善用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把 “利器”,幫助黨員卸下 “為私心所擾、為人情所困、為關系所累、為利益所惑”[9]72的思想包袱。

(二)堅定理想信念,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武裝頭腦

理想信念是“事關馬克思主義政黨、社會主義國家的精神力量和前途命運的根本問題”[13]175。當前的干部隊伍中,一部分仕途受挫者心灰意冷,轉投所謂“大師”,整日沉溺于算命看相、燒香拜佛;有些看到的社會陰暗面太多,日漸對共產主義心存懷疑,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途態度曖昧不清,視資產階級話語為金科玉律;有的則心為物役,精神空虛,深諳關系學、厚黑術、官場術、潛規則,經不住金錢美色誘惑。廣大黨員對重大問題的思考、對群眾的感情、對待名利的態度、處理復雜問題的結果,不能偏離對科學理論的內在認同、對歷史規律的正確認識、對基本國情的準確把握。第一,樹立“學習力就是戰斗力”的理念,打通理論學習與專業工作的“中梗阻”,打消擠不出時間學習的畏難情緒,糾正表面化、功利化、情緒化的學風。在知識總量呈幾何數量增長,新自由主義和 “普世價值”改頭換面的意識形態領域的尖銳斗爭中,保持理論清醒,敢于亮劍。第二,重視理論武裝,定期開展集中性主題教育?；赝h的百年奮斗史,每逢重大歷史關頭,黨中央總會用一系列持續時間長、分階段進行、思想教育打頭、系統總結經驗的黨內集中教育統一全黨的共同思想基礎。進入新時代,以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打頭的六次主題教育,都把理論學習作為主線任務并貫穿始終。第三,發揮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在涵養理想信念上的獨特功用,發掘其背后蘊含的堅定理想、人民至上、開拓創新、艱苦奮斗等優良傳統,用好用活革命博物館、黨史館、烈士陵園、革命者歷史家書等紅色資源,豐富紅色文化供給,加強主渠道主陣地建設。

(三)規約權力運行,預防與懲治腐敗相結合

“腐敗是危害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敗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盵2]69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態勢并全面鞏固的背后,腐敗的手段也在隱形變異、翻新升級, “三超兩亂” “獨狼式腐敗”“裙帶式腐敗”層出不窮,在教育醫療、養老社保、項目審批、科研管理等政策支持力度大、投資密集、資源富集的環節,侵占、挪用、截留等亂象屢禁不絕。發生在群眾身邊的“微腐敗”侵蝕基層群眾對黨的信任基礎,無形中疏遠了黨群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黨內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解決好,要有效化解黨面臨的重大挑戰和危險,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完善規范、健全制度,扎緊制度的籠子?！盵7]409-410第一,完善黨內法規,把管黨治黨創新成果固化為法規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鑒于新時代的客觀實際和發展要求,以位階最高、內容最全、作用最大的黨章為領銜,黨中央制定了《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修訂完善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黨內法規,對不合時宜的法規進行了集中清理,管黨治黨有規可依、有章可循。第二,巡視利劍直插基層,對空喊口號、敷衍應付、整改不力、設置障礙、推諉拖延、機械執行等問題揪住不放?！把惨暢蔀辄h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重要平臺,是黨內監督與群眾監督結合的重要方式?！盵17]用好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對權力較大、風險較高、反映集中的部門和領域,打破輪次限制,依托“回頭看”“三個不固定”“一次一授權”,隨時安排巡視。被巡視單位的黨組織負根本責任,不能查擺出問題后還自視為“看客”和 “說客”。第三,提高一體推進 “三不腐”的能力與水平。緊抓“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以嚴格的執紀執法增強制度剛性;筑牢“不能腐”的防范機制,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制定符合中央要求、群眾期盼、實際需要、新鮮經驗的新法規,依靠黨紀國法的有效銜接填補制度縫隙;著眼“不想腐”的保障機制,重在教育和自律,善用典型案例,開展同級同類警示教育,發揮當頭棒喝的作用。

(四)暢通民意反映渠道,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

黨在推動自我革命的同時,人民監督的內容在豐富、形式在拓展、途徑在創新,辦事公開制度不斷強化。新時代,全過程人民民主聚焦國家發展大事、社會治理難事、百姓日?，嵤?展現了民主內容的全面性、民主方式的靈活性、民主效用的真實性,有效解決了人民群眾因不愿監督、不敢監督、不會監督而造成的監督缺位、監督失靈等問題,助力群眾更有條件、更有能力、更有意愿參政議政。第一,健全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體系,豐富人大代表聯系群眾的內容和形式,把人民群眾關心的各項問題納入民主議事日程。在人民政協這個平臺上,密切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與界別群眾的聯系,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完善大統戰工作格局,堅持大團結大聯合,保證政黨、民族、宗教、階層、海內外同胞等各類政治關系的和諧,動員全體中華兒女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起想、一起干。第二,織密立體靈敏的監督網絡,把群眾力量嵌入權力監督的制度運行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以黨內監督為主導,促進各類監督貫通協調,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盵2]66“多種聲音”優于“一種聲音”或 “悄無聲息”,受理群眾來信來訪,走好網上群眾路線,最大程度校正權力的傾斜、濫用與越軌,調轉時間滯后、信息缺失、反映遲鈍的被動局面。第三,完善黨務公開制度,建設信息通用、資源共享的數字化空間,提高黨組織重大決策、干部選拔任用、干部廉潔自律、干部個人事項報告的公開性與透明度。第四,推廣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基層實踐典型案例,打造 “小院議事廳”“線下圓桌會”“線上議事群”等接地氣、聚人氣且充滿煙火氣的民主實踐形式。發揮大數據賦能作用,推廣北京市“接訴即辦”、上海市“一網通辦”與浙江諸暨的“楓橋經驗”,使人民群眾更切實地感知民主政治的落地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