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揚州運河

光曉霞?樊譯蔚

揚州運河，位于淮水以南、瓜洲以北，是江北運河的關鍵段，是開鑿時間最早、延續時間最久、活態特征最明顯的運河河段。起源于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開邗溝、筑邗城之時，大概線路走向為引長江水經樊梁湖、博芝湖、射陽湖至末口入淮河，主要依照江淮之間湖泊河流相互鄰近的自然形勢，巧妙地加以利用，從而形成了一條最初的水系。歷經不同歷史時期的變遷，揚州運河不斷完善河道的渠化。據2013年國家文物局《中國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文本》描述，“公元15—16世紀，為避免借湖行運的揚州北部運河受到湖面風浪的影響，逐步在淮揚運河中部的幾個湖中筑堤，分段修建月河，并把各段月河連接起來，初步實現了河湖分開，最終奠定了明清時期淮揚運河的主線”。

民國時期，揚州運河地理位置、空間走向、功能效用等方面，基本上與清代的情形大體一致，并未發生較大的改變，相比中運河等其他河段，有著顯著的優勢，一直是南北交通要道、鹽運樞紐。然而，隨著近代運輸方式的多樣化，津浦鐵路南北通車，其與天津到揚州的運河幾乎平行，加之海運的方式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些都對揚州運河的航運帶來嚴重沖擊。

一、揚州運河河線與航運線路

揚州運河大體走向為由西北向東南，繞古城東南后折向西南匯入長江。具體流經線路是（運河）向東南，入寶應境，經黃埔鎮西，西臨范光湖，再南到界首，入高郵境，西臨界首湖，下接高郵湖，再經高郵西向東南，入江都境，經露筋廟東，西臨邵伯湖，經邵伯鎮西又東南流至六閘口。自六閘口斜出西南，后河面展開，南流至灣頭，再到歸江七口（今茱萸灣一帶）。按照《江蘇水工志（第三編）》“江北運河”卷記載，“運水自灣頭西折，又折南流，經江都城東，對岸有沙河口通江，有土壩，統名歸江十壩。運水環城西折，又曲折南流，至揚子橋鎮，東岸有揚子橋閘。運水向西南到三汊河”。最后分兩條線路入江，一是經儀揚河從儀征城南入江，一是從瓜洲入江。

河線兩側閘、壩、洞、港口等水利設施星羅棋布，數量眾多，通過引水、控水等方式調節運河水位，保障河道正常通行。據武同舉在《江蘇江北運河為水道統系論》羅列的閘洞情況統計，在西岸，歸江水口以上的關鍵節點排布有葉云洞、王鼐洞等洞，葉云閘、通湖閘等閘，救生港、越河港等港口；在東岸，關鍵節點排布有黃埔閘、躍龍閘等閘，新洞、湯文洞等洞，有歸海五壩，有金灣、東灣等歸江十壩。

這一階段，大運河揚州城區段航運線路相對清晰，停泊碼頭較為固定。新型輪船和傳統民船作為兩種不同的航運船只，其線路和停泊碼頭并不完全一致，航向也不盡相同。輪船的常規線路有：一是向北往清江浦方向的，通過鈔關外碼頭集散；二是向里下河方向的，在東關外經停；三是往南京、鎮江的短班在鈔關外等候；四是出江南去上海的班次在缺口外霍家橋發出。民船的常規線路也有多條：一是向北至高郵、寶應方向的，通過東關外、便益門外碼頭始發；二是向里下河方向的，在缺口外、東關外上船；三是向南到蘇杭方向的，在鈔關外、徐凝門外出發；錁船（官府運送納稅“錁銀”的專用船）在鈔關外集結。鈔關和東關水碼頭附近，分布著不少輪船公司。其中，戴生昌、天泰、大通、泰昌、利通、泰豐、招商、永和在鈔關外；大達在東關外。[1]

民國時期出版的《揚州旅行必攜》一書對市區內郊游船只的具體介紹，大致情況如下：從天寧門水關出發，向西經慶升、香影廊茶舍，再西沿北門過問月橋，又到李園茶舍，到達綠楊邨、小金山、平山、白塔、虹橋等處。夏季時游船較為多見。游船分三種：一是游湖船，二是布棚船，三是小劃船。價格因船只種類和季節而不相同，乘坐小劃船便宜，乘坐布棚船較貴，游湖船按日計價；夏季或節期價格較其他時間更貴。

二、揚州運河城區段空間格局

據1921年《江都縣城廂圖》、1926年《江蘇揚州城廂市圖》顯示，在1921年，揚州城區實測“東西長四里又十七丈二尺，南北長三里又三十七丈七尺，面積十四方里有奇，人口十八萬八千強”。蜀岡環繞西北，運河蜿蜒東南，坊市、建筑鱗次櫛比，學校、醫院等應有盡有，交通便利，發展蓬勃。這時，揚州城區新城城門有拱宸門（即天寧門）、利津門（即東關）、廣儲門、便益門、徐凝門、通濟門（即缺口門）、挹江門（即鈔關），城門對外交通多數依靠陸路，只有鈔關和東關設置水碼頭，進行水路運輸，且城門關閉時間較其他門遲。

沿河總體空間布局方面，建筑用地相對集中，具有完整的街巷體系。沿河街區與城市街巷、城市建筑融為一體，格局規整，多為南北或東西走向。從城北沿運河向南，在運河以西有運河街（南北向），位于大王廟西邊。有便益門大街（南北向）。有北河下片區頭巷、二巷、三巷、四巷（東西向）。運河以東有便益門對面的凹子街。運河在南河下轉彎后，運河以北有康山街（南北向），依次又有曾公祠巷、小樊家巷、徐寧門街、居士巷、小可以巷、大可以巷、旗桿巷、李官人巷、小李官人巷、木香巷、埂子街，都為南北向。運河以南河下對面有皮坊街（東西向）。另外，城區東北設有蠶桑模范場，覆蓋范圍較大。沿運河一路向南，桑田、旱田、菜園等農作物基地面積最大，有散見的花圃、淺草及荒地等。東南部菜園、墓地有樹籬相間隔。其他用地較為分散。

沿河城市資源分布方面，沿河交通渡口設置較多，公共資源相對全面。有古運河與北護城河交叉口渡口、便益門大街中段東邊渡口、東關渡口、第五區渡口、長生寺渡口、南河下渡口（3個）、揚關渡口（2個）、擋軍樓渡口、南小碼頭渡口等渡口。有運河街的十一國民學校，便益門大街的美漢中學、辨明學校、養蒙學校、兩淮國民學校、第一國民學校、浸會女校等學校。其他公共資源有運河北的庇寒所、殘廢局、巡緝二營、民生報館、電報局等，運河東南的霍家橋派出所。還有電燈公司、木廠等。

沿河集聚場所設置方面，宗教廟宇寺院類型多元，商業會館已普遍。宗教場所涉及佛教寺院、伊斯蘭教場所、基督教圣母堂等。運河東由北到南的廟宇寺院有大王廟、都天廟、清真寺、長生寺、智珠寺、福祿寺、文峰寺等。運河西由北到南有永壽庵、北來寺、炎帝宮、大悲庵、滿愿庵、文林道院、耶穌堂、紫竹庵、月影庵、報恩寺、天主堂、圣母堂、孝貞庵、觀音寺、康山廟、曾公祠、關帝廟、清真寺、白馬廟、靜慧寺、白馬廟、貞潔庵、得勝庵、大星回光寺。商務活動場所有江西會館、湖北會館等。

還有一些散見的功能性空間，有湖南義園、江西義塚；有具備軍事功能的擋軍樓；有零落的土墻、亂石墻合圍的大大小小的院落、建筑群，具體用途不詳。

三、揚州運河管理與河道整治

咸豐以后，黃河向北遷徙，河督和漕督逐步廢除，運河的管理與修筑不及從前，當時淮揚徐海兵備道兼管河務，兩江總督又特設堤工局，遴員總辦常駐揚州專門負責運河堤工事項。民國初年（1912），在淮陰設立運河上游堤工事務所，管理平橋以上運堤工程及洪澤湖大堤工程，在高郵設運河下游堤工事務所，管理平橋以下運堤工程及歸江歸海堤壩工程，兩所均由省行政長官委員坐辦，每年國家撥款數萬至十萬元。1914年，在江都設籌浚江北運河工程局，由總辦負責，隸屬省政府。經費由舊淮揚徐海各屬人民自動附加二分畝捐補助（不含國省款項）。1920年，設督辦江蘇運河工程局，直隸中央。1927年，改組為江北運河局，屬江蘇建設廳。1929年，改為江北運河工程處，屬于江蘇省水利局。1931年，運堤潰決后，改設江北運河工程善后委員會，辦理堵口復堤事宜。1932年，又改為江北運河工程局，屬江蘇省政府。

運河管理機構變化以及運河治理措施的調整主要有：一是治理運河的相關機構由兼管逐步過渡為專管。從清咸豐以后的兵備道兼管河務，到民國初年設立堤工事務所管理相關工程，再到設立江北運河工程局、江蘇運河工程局，管理條線和機構日益清晰。二是思考運河與其他水系統籌治理。中國近代水利科學開拓者之一李書田等所著《中國水利問題》一書中，不僅專設“整理運河問題”章節，而且在“導淮問題”章節也設置“運河航運工程”方面的內容，體現出在規劃和制定淮河治理方案時，也統籌考慮運河的治理。三是治理運河主要依靠國家撥款。其他渠道如各地民眾畝捐的經費等相對有限。1921年水災，支持搶險和善后費用來自國家撥款，省內財政所欠運河經費達到五十多萬，畝捐也有所截留挪用，以致工程進度受到影響，僅能維持基本的補救。四是治理運河時重視工程技術人員的意見。重要的工程項目都與技術人員、評議員、名譽職員等代表召開會議協商處理。

民國時期，對于運河河道的治理，被定義為“局部地方之水利問題”，沒有再實施貫通首尾的重大治理工程。[2]揚州運河的治理，延續之前做法，并加以完善。主要是春修、夏防、維修和啟閉歸海壩、歸江壩。具體包含疏浚、建閘、堵決口、加固堤防、修補殘缺石工、河道清淤等。尤其是新建邵伯、高郵兩座船閘，增建了瓜洲到揚子橋運河兩岸塊石護坡河，對改善運河航運、節水起了一定作用。[3]因此，通常情況下，“如果不是亢旱之年，千擔以下的民船通行無阻，而吃水較淺的小汽船亦可往來行駛，交通尚稱方便”[4]。

運河也有運道不暢的情況，或因水患影響導致河道和相關設施遭到破壞，或因干旱引起水涸無法正常行船，或因戰爭造成運河漫水、運輸困難等。民國期間，為滿足灌溉和航運需求、解決運道問題，主要實施了以下四項重要工程：一是里運河淺段疏浚工程。1915年購買挖泥機船，疏浚界首至馬棚灣、寶塔灣等線段，“歲以為?！?。1922—1923年，人工挑浚高郵以北運河淺段60千米。二是瓜洲運河石駁岸興建工程。1916年、1933年，興建瓜洲運河石駁岸。1936年，又進行整修。三是里運河東西堤碎石坦坡修筑工程。1918年，決定實施里運河西堤迎湖碎石工程計劃。自1919年起至1935年，陸續修筑里運河西堤碎石坦坡。四是邵伯船閘及高郵西堤船閘興建工程。1934年9月至1936年8月，興建邵伯船閘。1933年6月至1935年4月建成高郵西堤小船閘，以通湖西航運。同時，西堤各涵閘一律進行修理。

1933年，李書田等開始倡議全面整理運河，聯合有關各水利委員會以及各省建設廳合組整理運河討論會，系統籌劃恢復運道的大計。民國水利專家汪胡楨結合大運河現場踏勘，歷時一年半，編制完成《整理運河工程計劃》，計劃報送各單位審查后，得到高度評價與認可，但可惜最終未能實施。

參考文獻

[1]喜閱編輯部.民國揚州旅游指南（邗上指南）[M].揚州：喜閱書坊，2018.

[2]鄭肇經.中國水利史[M].上海：上海書店，1984：234.

[3]徐炳順.揚州運河[M].揚州：廣陵書社，2011.

[4]史念海.中國國家歷史地理：史念海全集? 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