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風云中的清廉尚書馮諒

陳怡?仇俊琴

馮諒（約1310—1389），字守信，號永福，南直隸泰州丁溪場河子灣（今屬江蘇東臺）人。洪武元年（1368）以人才舉貢，歷任工、刑兩部尚書，洪武十二年（1379）冠帶致仕，敕“賢良方正”匾榮歸。12年官宦生涯，他堅守“致君堯舜”的政治理想，以“潤物無聲”的低調勤勉，追隨朱元璋畫藍圖而不輟，歷肥差而不貪，始終無怨無懟，廉能之名顯于當代。

丁溪名儒

馮諒系周文王第15子畢高后裔，為河南馮氏“大樹堂”支脈，東漢開國名將馮異之后。自北宋名相馮拯（958—1023）起，馮氏世居汴京，漸成名門望族。建炎南渡，馮氏與中原士民一路扶攜，追隨宋高宗輾轉至建康。不想，江淮宣撫使杜充于建炎三年（1129）獻出建康降金，馮氏只得舉家再遷蘇州閶門。其間，與同為汴京望族的康氏，結為“籍同城、徙同步、居同里、敵同抗、情同手足”的世交。不久，馮氏移居興化東門外，康氏移籍栟茶鹽場，組建數千義軍追隨楊存中抗金。元季以降，民族融合，兩家已為江淮業儒世家，康氏康凝三任金沙十鹽場總管，馮氏引康氏為“南沙知己”，康氏稱馮氏為“楚陽故人”。

淮南乃歷代鹽課重地。唐鹽鐵使劉晏安史之亂后“只用淮鹽，遂濟國用”，后世歷代統治者均竭力維護鹽場穩定。建炎南渡，淮南成為世家避亂的“方外孤島”，《水滸傳》作者施耐庵、武松人物原型卞元亨、“五朝元老”高谷、詩書畫“三絕”陸颙、內閣首輔李春芳、康熙狀元繆彤等所屬家族相繼遷入，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在此交融匯通?？帑u之地呈現“俗務儒雅，雖窮巷茅茨之下，皆聞弦誦聲”[1]之世風。元至大初年，馮諒出生。在父親九一公馮整的調教下，他少負鴻鵠之志，弱冠之齡便飽讀詩書、學貫經史，與同齡的康其陽往來于興化、栟茶之間，共論詩書，同察民情，樹立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宏愿。馮諒游歷于官民商灶之間，常為康凝三治鹽獻策，漸具博聞強識、人事練達之才。

丁溪地處唐大歷淮南黜陟使李承所修捍海堰南端，五代便成為淮南知名的鹽亭村落。境內鹽漕兩旺，商貿繁榮，士農工商云集，是士子隱逸業儒的“洞天福地”。異族奴役，社會動蕩，讓馮諒無意仕進。年過而立獨子病夭，他悲痛欲絕，辭別父親和三個弟弟，攜妻徐氏移居丁溪河子灣。白天，他在慶豐橋東的范公祠、文正街設館教學，晚上回到丁溪場東的河子灣，時常與精通明經的高谷叔祖高燧、陸颙父親陸謙學易明理、推演天下，與康其陽、卞元亨等諸場儒生詩文相和、指點江山。

大隱隱于市。馮諒之隱只是不與元廷茍合，仍心系黎民安危冷暖。丁溪場地處串場河與里下河排灌漕運水系交匯處，為閘壩排澇泄洪要沖。每逢夏秋連綿雨季，鹽丁灶民與漕丁農民常常因排蓄水產生矛盾，發生群體械斗。馮諒借康凝三的人脈資源，求得場大使支持而奔走勸誡，化解群眾矛盾，發動籌措善款，組織義務勞動，修繕河塘閘壩，理順排水體系，義名壯舉不脛而走，士民嘆服。

元至正七年（1347），劉福通、徐壽輝等相繼揭竿反元，天下震動。十三年（1353），白駒鹽販張士誠亦反，一路攻興化、下泰州、占高郵，自稱誠王，禮聘賢士，施耐庵、羅貫中、卞元亨等江淮寓居名士紛至麾下，馮諒始終不為所動。白駒與丁溪鄰近，馮諒素知張士誠“操舟運鹽為業，緣私作奸利”，“頗輕財好施得群輩心”[2]8155，造反只因與當地弓手邱義和富戶好勇斗狠，并非為天下百姓計。張士信率部經通州南渡蘇州，探知康其陽鴻學，且父子主理金沙十場，便派人招撫。馮諒致書曉以大義，建議等待“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的朱元璋大軍?？灯潢査炫c其父組織鄉勇周旋抵抗。徐達、常遇春規取淮東，康氏主動投誠，馮諒、康其陽由此聲名卓著。洪武八年（1375）上元節，康其陽首修《南沙康氏族譜》，遣子至京邀馮諒編輯，馮諒再邀宋濂作序，都得到朱元璋批準[3]。

花甲應征

龍飛淮甸，鼎定華夏。朱升的“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戰略，李善長的“知人善任，不嗜殺人，五載成帝業”激勵，劉基的“陳氏滅，張氏勢孤，一舉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籌劃，都曾發揮積極作用。朱元璋深知儒生妙計安天下，開國之初 “民財力俱困”，實現“奉天而安養斯民”之愿景關鍵在儒生。

吳元年（1367），朱元璋遣起居注吳琳、魏觀等“以幣帛求遺賢于四方”，洪武元年（1368）七月詔“征天下賢才為守令”，入冬又派文原吉、詹同等分行天下，訪求聰明正直、賢良方正、孝悌力田之才[2]7961?！皩W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歷來是士子追求，楊文淵、徐士誠兩任興化知縣都以人才力薦年近花甲的馮諒。然馮諒素來看淡功名利祿，加之數十年風雨相濟的康其陽未受舉薦，便毅然拒絕，后經康其陽多次勸導才勉強入京。宋濂在《南沙康氏族譜序》中引《后漢書·獨行列傳》“陳雷之契”典故，盛贊他倆一生合契同情。

百廢待舉，工部為先。大至城池宮殿營建、礦產陶瓷冶煉、屯田水利建設，小到軍械農具制作、官漕舟車制造等等，事務繁巨?！澳炅陨掀呤韵抡?，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于六部及布、按兩司用之”?！傲靠傤I天下之務，非學問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2]7962。馮諒老成持重、刻苦堅忍、世事練達，統籌實務能力強，吏部將他分配到工部行走。年底，他殿試和銓選表現突出，文學和才能兼備。

馮諒詩文皆通，《壽齡府君傳》等4篇存世傳記，行文高古簡約，健筆凌云，頗擅用典，常于吉光片羽中微顯大義。同齡的宋濂邀他共編《元史》，翰林院召他制誥，吏部、禮部、工部都向他拋出橄欖枝。鑒于他長居江淮村野，諳熟基層關切，習于實務辦理，吏部斟酌再三，委任他為工部屯田司郎中，典屯田、抽分、薪炭、夫役、墳塋之事，規辦營造、木植、城磚、軍營、官屋及戰衣、器械、耕牛、農具等務。

忠勉王事

“四征弗庭，環海內外罔弗望風獻焉”[3]。大明統一之戰消耗巨大，制作軍械、營建城池、鞏固邊防等任務極度繁重。即使通宵達旦，馮諒也力保第一時間完成。僅洪武二年（1369）夏，就向北平和晉陜前線發放戰衣戰襖23萬套[4]。隴東慶陽攻堅戰，因與王保?；殛鹘?，兼有7個彪悍養子，叛將張良臣氣焰十分囂張。明軍中“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槍”流言蔓延，徐達深知此戰事關西北全局，要求工部直接主理后勤保障。尚書孫克義乃舊元降將，難以倚重，擔子便全壓在馮諒身上。他親自查驗軍糧軍械供應，幫助大軍堅壁清野，終使叛軍“糧餉乏絕至煮人汁，丸泥咽之”[5]。朝夕慮其事，日夜經其務。數年歷練，身老位卑的馮諒還曾奉諭主理涉及皇威儀禮事務，于鐘山草堂之原為常遇春營墓建祠，制作功臣鐵券97副，等等。

屯田是明初國力復蘇的基本國策。在朱元璋、孫克義的支持下，馮諒與戶部通力合作，制定“以墾荒業貧民，以占籍附流民，以限田裁異端之民，以圖賬抑兼并之民，以樹藝課農官，以芻地給馬牧，以召佃盡地利”[2]7965等政策，調動貧雇農田耕積極性，迅速拓展民屯民墾規模。洪武二年（1369），鄭州知州蘇琦書奏 “夷虜有警，急調兵轉粟，事難卒辦”，建議“屯田積粟”，朱元璋詔令“建軍屯”。馮諒備好農具和良種，從粵閩等地采購水牛，支持中原和邊塞軍屯。山西行省建言“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者準鹽一引”，他測算“于國大利”，建議淮鹽同策，一時軍糧供應充足，高企鹽價平抑。民墾、軍屯、商輸綜合推進，使屯田規模迅速擴大。洪武二年，天下郡縣墾田僅890頃，至四年（1371）增至120倍，六年（1373）至400倍，七年（1374）達92萬頃，竟增千倍。[2]8638

宮室城防營建是國力復蘇的關鍵舉措。洪武四年春，朱元璋命中書省與工部定議親王宮殿、宗廟及社稷壇制度。尚書張允深知馮諒籌劃力強，調他至將作司，配合李善長實施雞籠山廟土建，兼顧臨濠宮殿和泗州楊王廟、宿州徐王廟墓所營建。

洪武五年（1372）正月，中都鳳陽城初成，他的“鳳凰山之陽”設計理念，使基址和規劃彰顯出“欽崇德厚恭讓淮陽，從善慎遠修齊允中”的美好愿景。歲末，邊防重鎮大同城也在他支持下開建。

朱元璋為政勤勉，日處理奏章的最高紀錄超400件，諸司九卿仰承其后，亦是公務巨繁。洪武六年（1373）六月，六部各設尚書二人，諸司設郎中二人。洪武八年（1375）十一月，中書省奏定戶、刑、工三部庶事浩繁，每部司設尚書一人、侍郎一人[6]。宋濂在洪武八年上元節便在《南沙康氏族譜序》稱馮諒為“冬官”，尚書李敏當年二月出任江西行省參政，馮諒至少洪武七年便已擔任尚書、八年春已主持部務。為實施城池官署建設，馮諒先后舉薦侍郎王虎任蘇州知府，郎中唐俊、魏鑒任北平、福建參政。山西關防是限制北元的要沖，他支持兵部修建澤州、潞州城池，籌資在雁門關太和嶺修兵寨73座，加置華州潼關倉，啟動江淮官營關寨建設，同步將成都城擴建為周22里的西部重鎮。洪武八年（1375）九月，遵“惟樸素堅壯可傳永久”旨，他主持大內奉先諸殿改建，兩年全面完成，朱元璋贊其“規制適中而不奢侈，躬行節儉足以養性”。

搶險救災事屬工部。洪武八年春，黃河開封府大黃寺堤決口百余丈，馮諒迅速組織3萬河南民工堵塞決口，又馬不停蹄地聯手戶部，撫慰溫州颶風、高郵夏洪的受災群眾，竭力處置善后事宜。

風標江淮

與儒生“共理天下”的蜜月期十年而滿。相權做大與文官貪腐，讓朱元璋認識到，儒生既有“修齊治平”的理想，也有“黃金屋、顏如玉”的執念。且胡惟庸、汪廣洋左右相的相繼沉浮，更讓他的內心充滿戒懼與憤怒。他一再通過編纂《大誥》明示，通過任用升遷宣示，“學認篤行、輔朕濟民”的用人標準，跳出“法不責眾”常理而“見賊殺賊”。朝局“山雨欲來風滿樓”。

交情世豈乏，道合古所難。貴為皇帝，朱元璋同樣需要政治同盟，需要整肅吏治的干將，清洗胡黨的先鋒。作為大明的忠實擁護者和建設者，馮諒是標準的博學老成之士，朱元璋非常器重他?；蛟S，“胡惟庸案”的血雨腥風是從考驗馮諒開始的。洪武十一年（1378）八月，馮諒由工部遷刑部，當月便被抄家。明〔嘉靖〕《興化縣志》載，“（馮諒）以才能累官至刑部尚書。儉于治家，廉以守己。在高廟時，大著清介之名。上疑之，累籍其家，惟敝筴中舊書百卷而已”。

“依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食飲節儉”，這是趙蕤《長短經》的“貞臣”標準。馮諒便是這樣的貞臣，他清廉自守，忠貞體國。主理刑部期間，他杜絕“不教而誅”，多次告誡屬下“讀書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他愛憎分明，堅持原則，既極力保全“誤笞一奸吏死”的循吏福建參政魏鑒，勸解朱元璋僅處死“古北口擅役軍士八人出境伐木”的首惡千戶，又決不為坐“朋欺”之罪的汪廣洋開脫；既追求“獄清而無事”的司法理想，又沒有充當政治風云的開路先鋒。朱元璋感念他勤勉廉正、低調謙遜，準予 “冠帶致仕”，恩賜其父馮整尚書銜、夫人徐氏誥命，蔭封繼子馮黌宮安慶知府，孫馮伶河池州知州。馮諒病逝后，被追贈少保、光祿大夫。

《太公兵法》云：“夫圣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知去就之節，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建殊絕之功?！焙槲涑跄?，揚州府薦辟11人，汪廣洋貴為宰輔“不能發奸遠禍而致重譴”[2]8165，馮諒歷兩部尚書“贊成鴻業”而“遠禍終譽”，清廉貞正之風標榜江淮，澤被后世。有明以降，江淮科甲鼎盛，才俊輩出，士子受馮諒“賢良方正”之高風標引，鮮有貪墨偽詐之奸，趨炎附勢之徒，走出高谷、李春芳、吳甡“興化三相”等廉明楷模，矗立起“為政以德、求仁得仁”的千秋豐碑。

參考文獻

[1]周右.﹝嘉慶﹞東臺縣志：卷15[M].南京：鳳凰出版社，2020：86.

[2]明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宋濂.南沙康氏族譜：序[M].

[4]楊士奇.明太祖實錄：卷42[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2.

[5]楊士奇.明太祖實錄：卷44[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2.

[6]楊士奇.明太祖實錄：卷102[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