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人之痛 苦人之苦
——從《社戲》《故鄉》《孔乙己》走進魯迅的“苦魂”
2024-04-07 06:23賴婷婷
中學語文 2024年7期
賴婷婷
統編初中語文八、九年級的教材依次安排了《社戲》《故鄉》《孔乙己》。學生在閱讀魯迅小說時，常感其文深奧難懂。這源于魯迅自身思想的復雜性，這種復雜性體現在他一生所交織的悲觀與樂觀、絕望與希望、懷疑與戰斗等思想中，“苦痛與黑暗的人生觀”[1]是魯迅創作產生的基礎。對此，魯迅研究專家張夢陽寫作了《苦魂三部曲》，稱魯迅有著20 世紀中國最痛苦的思想?！墩f文解字》曰：“痛，乃病也?！濒斞敢酝纯嗟乃枷?，洞徹了中國社會的弊病與國民人性的痼疾。
因此，魯迅小說不僅是近代中國社會思想的嬗變史，更是一部屬于國民的“痛史”[2]。要理解魯迅的痛苦，我們唯有站在相應的歷史背景，走入特定的文學語境，理解國民作為“人”的一種最深刻而普遍的痛苦，才能更好地體會魯迅筆下“國民性”文學表現的真正目的與歷史價值[3]，才能真正走近文字背后魯迅“痛人之痛，苦人之苦”的靈魂。
一、基于國人的痛苦書寫
1.時代的亂局與生存的艱難
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十五日，李鴻章在奏議稱：“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東北，闖入中國邊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載，亙古之所未通……此三千年一大變局也?！盵4]魯迅處于這樣一個時代——一面是列強的入侵，一面是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國人的自救，政局變化如暗夜風暴，奔騰席卷，攪得中國大地的百姓暈頭轉向、茫然無措。但無論如何，對民眾而言，生存是第一需求。魯迅多次談及生存的重要：“依據生物界的現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續這生命；三要發展這生命?！盵5]
然而，時代的動蕩給民眾生存造成了極大痛苦。于《故鄉》中，當“我”問及中年閏土的景況，閏土答道：“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卻總是吃不夠……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錢，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對于這番景象，閏土大約只是覺得苦，而這種苦的主要原因就是貧窮。貧窮的背后雖有自然饑荒，但更多的是各方勢力的苛捐雜稅、兵匪的性命相侵。賣豆腐的楊二嫂在農村經濟的每況愈下中，變得市儈刻薄。她開口就討要舊木器，順手拿走手套、狗氣殺。這些東西是不值幾個錢的舊物，而她不顧臉面、想方設法地拿，終究是因為生活的拮據。而像閏土與楊二嫂這樣的人在舊中國廣大農村中絕非一兩個，文章開篇便寫道：“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币粋€“荒”字透露出村莊的衰亡破敗、人煙蕭條，村中的人只是殘喘著一口氣，茍活而已?！犊滓壹骸匪茉炝艘粋€始終沒有進學、任人奚落嘲笑的舊知識分子形象?？滓壹旱氖滓獑栴}同樣是貧困，如果不那么窮，如果他能“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他也就不至于成為“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不至于成為眾人的下酒笑料。
戰爭中有尖刀炮彈，革命中有流血犧牲，政府中有嚴苛法令……混亂的時代將一座座大山重壓在每個人的肩頭，將一股股風暴席卷到社會的各個角落。衣食無著、流離失所成了大多數民眾生活的模樣，生存的艱難與痛苦成了記憶中無法消除的恐懼。
2.思想的鉗制與精神的荒漠
在人治時代，帝王需深諳思想一統的權術。漢武帝時，儒學初步成為國家的統治思想，其中的“三綱五?！背蔀榈弁躐{馭人心的重要手段。當民眾的思想被控制，便甘愿奴役于人。因此，古老中國所孕育的民眾思想中的奴性根深蒂固。這種奴性由于長久地浸潤在為維護封建統治而形成的道德禮教中，致使中國子民日漸缺失了“為人”的自由意志，而成為封建思想的捍衛者、踐行者，其典型表現有踐行封建等級制度、封建科舉制度、封建孝道等。
于《故鄉》中，“我”期待與兒時好友——閏土見面，而閏土卻在“我們”見面的一刻壓抑住了人性中好友相聚的歡喜，而在所謂“規矩”的教化下，叫了“我”一聲“老爺”，還讓兒子向“我”磕頭。當母親想拉近“我們”之間的距離時，閏土再次重申“規矩”與“懂事”。在中年閏土眼中，“我”是周家少爺，門第顯赫，自己只是一介平民。且據楊二嫂說，“我”如今做了官，二人之間又有著官與民的差別，因此閏土口中的“規矩”即是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差別、尊卑之分。升斗小民自然該對官老爺恭恭敬敬，而這樣就把自己降為了“奴”，最終活成任人牽線擺弄的“木偶人”。
孔乙己奔走在科舉道路上始終未能進學，他信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因此他固執地穿著長衫，得意地賣弄“茴”字的寫法，無理地爭辯竊書不算偷的荒唐觀念，以致于成為眾人嘲弄的對象。而同為讀書人的丁舉人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人們提起此人便以“丁舉人”作稱呼，這源于丁氏考中了舉人。但值得深思的是，作為讀書人，他滿口仁義道德，卻將孔乙己打了半夜，直至打折了腿?？滓壹和禆|西固然有錯，但丁舉人不經官府，私自動刑，恐怕并非所謂“舉人”的仁義之舉。但耳聞目睹此事的人們，對丁舉人是無可指摘的，對孔乙己也絕不會心存同情，甚至見了孔乙己仍要說笑一番。
因此，無論是閏土、孔乙己，還是酒客們、丁舉人，都深受封建統治者對“人”本性的鉗制。像丁舉人這般的獲利者，便是科舉制度的代言人，他們沉醉于統治者給予的“甜棗”中被操控而不自知，充當著統治者的傀儡，宣揚這種思想以謀求更大利益。受害者為了生存只能匍匐在強者面前，當然覺得痛苦，只不過與生存相比，這點痛苦不算什么，加之受害群體在封建時代極為龐大，當看到他人的生活、遭遇也是如此，也便消磨掉這種痛感，而進入了無痛感、無意識的麻木狀態。因此，封建時代的國民性精神幾乎不具備個體的意識，形成了精神荒漠。這在常態化社會中，鄉民便是無為的、馴服的、平和的、安分守己的，但在啟蒙視角中，鄉民的這些性格特點就是麻木的、愚昧的、冷漠的、自私的[6]。
二、基于自身的痛苦體驗
1.都市生存的不適之痛
“藝術創作往往是在某種情感的驅使下進行的，情感對于藝術創作來說，具有一種內驅力的作用”[7]。魯迅創作中的痛苦書寫，首先來源于自身對痛苦的體驗與感知。
魯迅生于優渥環境，但家族的興旺在其十三歲時陡轉急下。祖父因科場舞弊案被捕入獄，父親病重離世。魯迅自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由此親歷世態炎涼。作為傳統大家族的長子，他無疑要扛起養家糊口乃至振興家族的使命，但他掙脫了傳統科舉的束縛，前往南京、日本學習新學，后輾轉于北京、上海等城市謀職。
魯迅作為一個從落魄鄉土家族中走出的讀書人，在都市的第一需求便是自我謀生、供養家庭。從1912 年開始，魯迅正式進入教育部工作，第一年薪水只領到一半，第二年領到九成，第三年仍未領全，多次面臨借款局面。后有學者研究，工作12 年之久的魯迅，業余講課和寫作收入超過了公職收入，最多的時候魯迅曾在8 所學校兼課。因此，如今人們眼中魯迅吃穿用度之闊綽，實是源于魯迅極高的工作強度與奮斗精神。而這也真實反映了魯迅在生活這張網下的奔波與不易。
都市謀生的體驗構成了魯迅小說中部分“我”的真實一面?！豆枢l》的“我”是一個從故鄉到城市工作的知識分子，而“我”此次回鄉是賣老屋進行交屋。對于城市，“我”說那是“謀食的異地”。所謂“謀食”，乃是謀求生計、尋找維持生活的門路。因而它并非一個歸心之所。且從原文可推知異地生活的物質條件并不優越——寓所是租的，增添家具的本錢需要將家里所有的木器賣去，在種種辛苦輾轉中揭示了生存的勞頓。
都市除了時時挑動人對經濟的敏感神經，更讓人在精神上惶惑不安?！渡鐟颉穼懙健拔摇痹诙际锌磻虻慕洑v。第一次到戲園，只覺各處嘈雜，好不容易尋到位置，卻是他人替人占的位。其間的座位更讓魯迅聯想到刑具，最終“毛骨悚然”走了出去。第二次看戲，“我”因不熟戲曲，問一旁的“胖紳士”臺上的人是誰，結果受到輕蔑。而唱戲的名角端足架子，始終未出現，“我”最終穿過人墻，擠了出去。兩次看戲，“我”被熱鬧的人群簇擁，心中感受到的卻是人心冷漠，自己與此格格不入，“醒悟到在這里不適于生存了”。
《故鄉》與《社戲》中的“我”雖非“真我”，但確是魯迅在都市生活時經濟上波折與精神上漂泊的顯性流露。都市的存在，提供給“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大多是肉身的居所，而非心靈的港灣。
2.歸鄉隔膜的失根之痛
鄉土，是魯迅這一代羈旅者割不斷的根，都市生存的茍且更使他們時時反顧到生養自己的那片土壤。因而，紹興之于魯迅，湘西之于沈從文，呼蘭河之于蕭紅……是漂泊萬里仍要在夢中歸去的精神原鄉。然而，歸來的他們已非“故我”，所見的鄉景也非“原貌”，所知的鄉人更非“故人”，一切都已生變。最終的結局乃是歸客所領悟的：家，是回不去的，精神只能漂泊。
魯迅自父親離世走出紹興，此后回鄉的次數屈指可數，以其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職的十四年為例，他便只回了三次故鄉?！豆枢l》一文的創作背景即是第三次回鄉，周氏家族幾近解體，房產紛爭不合，種種因素使得魯迅舉家搬遷至北京。
于小說中，“我”回去的時令是深冬，天氣是陰晦的，一望故土，即刻震動：“阿！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但轉而安慰自己“故鄉本也如此……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如果說此時的“我”對故鄉的認知仍處于自我寬解中，那么“我”與中年閏土見面的剎那是“我”對故鄉的美好期待轟然坍塌的瞬間——閏土的一聲“老爺”，霎時豎起了“我”渴望與老友親近的厚障壁。而此前楊二嫂揚言“我”貴人眼高、做了大官，如此尖酸刻薄的話語只為多拿些物件，以致“我”無話可說，最終“閉了口”。
因此，在離鄉的一刻，“我”不感到怎樣的留戀，只覺“四面有看不見的高墻，將我隔成孤身”?！拔摇彪m是歸客，卻無法融入故土?！拔摇弊鳛橛X醒的進步的知識分子，渴求人與人之間和諧平等的關系，而到了故鄉卻遭遇了“失語”的悲哀，感受到的是被孤立，這是“我”作為啟蒙者與普通民眾之間精神上的鴻溝所致。文中之“我”的局限性就在于此，“渴望”人與人之間有全新的健康的關系，但并沒有采取行動，只是在結尾勾勒了一個虛幻的海邊藍圖。
“我”于《社戲》中重溫兒時看戲的經歷，而那次看戲時想喝的豆漿沒喝上，想看的蛇精、跳老虎也沒看到，卻說“一直到現在，我實在再沒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這其中的滋味之“好”，實則是好在鄉間純凈優美的鄉野風光，好在伙伴們淳樸熱情的人情人性。而反觀都市現實，卻是人心的隔膜、疏離與冷漠。因此，魯迅在此文勾畫的美景美情，“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樓閣”，化為了與現實形成反差對照的茫遠希望的寄托。
這種還鄉意識，在魯迅其他小說中多有出現，但無論是地理坐標上的回鄉，還是文學世界中的還鄉，大多于溫馨回憶中透著苦澀、蒼涼與冷峻。這個少年在一次次回眸中發現故鄉已非原貌，希望中的故鄉也還未實現，于是油然而生精神漂泊失根的痛苦、鄉不能歸的無可奈何。
三、痛苦產生的思想根源
1.覺醒者的孤獨處境
魯迅自投身文學伊始就不想“為藝術而藝術”，而是想通過文學來“攖人心”[8]，即用文字來攪動人的靈魂。魯迅雖身處混亂時代，但他對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對民族與人性，對自我身心的洞察是極為深邃的。他曾對章衣萍說：“反省自己，解剖自己，會是非常痛苦的！但一定要這樣做，否則，無論是自己，還是國家、民族，都是很難長進的?！盵9]也正因這種剖析，使他于蒙昧混沌中始終保持清醒，成為孤獨的覺醒者。
《吶喊》自序將暗夜中國比作一間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其間有許多沉睡將至悶死的人們。然而，魯迅愿做其中搖旗吶喊的那一個，于是，他用文字去刺醒昏睡的庸眾?！犊袢巳沼洝芳词且宦曮@雷，“狂人”以瘋子形象出現，在日記中一語道破中國封建社會乃是“吃人”本相，反思到自己“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因而他提醒世人“從來如此，便對么”，勸告青年人“你們可以改了，從真心改起”。魯迅以凜然的姿態審視中國文化，對此進行深層剖析?？滓壹撼蔀榉饨婆e制度的殉道者，阿Q 成為國民劣根性的代言人，閏土成為封建等級制度的受害人，華老栓成為統治者“愚民政策”下麻木、無知、落后的縮影……正是通過這一個個極具典型性的人物創作，魯迅凝聚出清醒而獨立、深邃而覺知的思想，他看透了“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而其間的民眾，亂世時，想做奴隸做不成；治世時，則暫時做穩了奴隸。
也正因魯迅的洞見太深太遠，在時代與社會中能達到魯迅層面的，可謂少之又少，他的寂寞與孤獨便太濃太重。有人言：“思想巨匠的心靈之孤獨，是常人難以體驗和描述的，當他們面對蕓蕓眾生閃爍著智慧之光時，仿佛置身于一片荒原之中，他們的頭腦是最清醒的，但他們的心靈卻又是最孤獨和凄苦的?！盵10]這種清醒的目光，有時穿透了自身。于《故鄉》中，“我”回想起閏土崇拜偶像，將希望寄于香爐和燭臺，進一步想到自己的希望正如同手制的偶像，且“我”的希望甚至更加茫遠。這何嘗不是歸鄉者對自己的懷疑，“我”所鄙夷的鄉人身上的劣根性是否在“我”身上同樣存在？“我”與“故鄉”是否存在無意識狀態下的深層牽連？這種審視則是啟蒙者對自身極致理性而冷靜的批判與認識。
因此，魯迅內心是極為寂寞的。這種痛苦就源自眾人皆醉時的獨“醒”，甚至清醒地感知到自己追求的理想在現實中實現的渺茫。
2.“孺子?！钡闹藷嵝幕?/h3>
白蓮君曾問魯迅是否討厭自己出生的地方，魯迅的回答是堅決的否定，魯迅認為比起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還是生在中國好。增田涉看見魯迅說這話時，眼睛里是濕潤的，“他說中國的壞話，正好像父母在別人面前說自己的兒子：這家伙很蠢，沒有辦法。原是愛極了的憎惡”[11]。增田涉是理解并懂得魯迅的。魯迅正是因為深沉地愛著中國、愛著民眾，所以他期盼自己的國民能夠好起來，能夠進入光明的境地。因此，一旦有敵人阻礙，有庸眾不醒悟，他便痛苦，便要起來戰斗。
所以，魯迅之所以成為“魯迅”，乃是他對這個世界無法冷眼旁觀，他要站出來吶喊，他要做黑暗與光明之間“肩負閘門”的那一個。哪怕看透了國人的丑陋、統治者的無恥，他還始終保持著與黑暗斗爭的勇氣。愛使他心靈保持著一些溫暖人心的東西，使他始終意識到自己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
青年魯迅赴日學醫，計劃卒業回國救治病人，然而，當他看到幻燈片里中國人圍觀槍斃場景時流露的麻木神情時，魯迅認識到國人之疾并非在身，更在心。革命的第一要義乃是改變人的精神，魯迅從此走上了文藝運動的道路。彼時，家道中落后個人“振興家族”的思想便上升到了民族子民的“強國強民”。但隨著《新生》的流產、《域外小說集》的慘淡，魯迅逐漸從樂觀轉向悲觀、從希望陷入失望，于是沉寂于北京紹興會館抄古碑，直到錢玄同來訪，一句“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終讓蟄伏的魯迅爆發出文學創作的驚人力量。
魯迅除了以個人寫作來振奮國民精神外，更以熱血無畏之精神加入革命運動。1926 年，他參加三一八慘案后的反帝愛國運動，支持學生，聲討軍閥政府。1927 年，魯迅來到上海，以滿腔熱情宣傳進步思想，成為左翼文化運動的旗手。1933年，魯迅積極響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表示愿無條件加入。他的每一次抉擇都展露出民族自強的使命感。
在戰斗中我們看到的是魯迅堅硬直挺的脊梁，但我們亦不可忘記魯迅對青年、對兒童的溫情笑容。魯迅常在深夜為年輕人修改文稿，詳細回信；重病其間還在看“二蕭”的小說初稿，幫助改錯，并親自作序，甚至自費出版《生死場》和《八月的鄉村》。面對孩子，魯迅更有著純真的祝愿，在《故鄉》中想到宏兒與水生的未來，魯迅希望他們有全新的生活；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魯迅企望孩子能“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梢?，魯迅終其一生在人性奴化、異化的時代洪流中實踐其“立人思想”，而這便源于其仁厚博愛的胸懷。
正如錢理群教授所認為的，“愛”是構成魯迅戰士品格的基本要素之一[12]。對此，王乾坤也持有相似觀點，在魯迅以“摩羅精神”對現世的反抗的背后隱藏著深沉的大愛[13]，這是魯迅精神的核心。這種大愛使得魯迅把己身與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關聯在一起。因此，他為民眾之痛而痛，為民眾之苦而苦，尤其當種種痛苦由于黑暗而難以消解時，其肩頭的責任更倍增了其痛感。
費爾南迪·阿爾基耶在《永恒的欲望》中說：“死亡和痛苦是大千世界的巧妙安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倍泵娆F實必然讓人有著清醒的疼痛，于是有人蒙上雙眼，有人逃避痛感，有人沉醉虛幻……但這個世間，總有“魯迅們”在正視痛苦，啟發世人理解個體與世界關聯的方式，呼吁世人于任何境地中鼓起高舉火炬的勇氣，引領世人于死亡與痛苦中保持生命的激情與生活的“英雄主義”，而這或許就是魯迅創作的目的與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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