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學科構建的理論支撐與發展思考*

柯 平 劉培旺 （南開大學商學院）

自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逐步形成覆蓋全社會的比較完備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以來，學界不斷保持對公共文化發展的關注，致力于公共文化法規保障、制度安排、內容供給、業務管理以及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信息化、社會化的研究，推動著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不斷完善，公共文化服務水平不斷提升。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標志著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進入了新階段。在新的歷史起點，公共文化事業的發展更加強調質量、創新、普惠、精準、拓展、融合[1]，公共文化實踐領域將不斷涌現新的課題，要求公共文化研究界加快知識生產和人才培養的速度，以一體化的身份為繼續推動公共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注入更加強勁的動力。開展公共文化學科建設是中國特色公共文化事業邁向更高層次和水平的需要，當前中國特色公共文化學科建設迎來難得的發展機遇。

1 建設面向文化強國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文化學科

建設公共文化學科的合理性源自國家文化戰略規劃之引領、高等教育環境之驅動以及公共文化事業現實之需求。從宏觀的視角出發，公共文化學科建設是各項文化法規政策孕育和落地實施的重要保障，是教學、研究兩相融合服務中國特色文化實踐的基本要義，是文化強國建設必經的戰略步驟。

1.1 時代背景與政治意義

新時代以來國家對公共文化發展給予高度重視，“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國家文化數字化”“新時代古籍工作”各項文化戰略部署穩步推進，使公共文化學科的建設具有鮮明的時代背景和顯著的政治意義。

其一，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2021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三部委聯合印發《關于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目標下對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提出要求[2]。在此背景下，需要公共文化學科對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歷史進程和時代意蘊作出全面闡述，對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實踐要義與核心邏輯進行系統討論，對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解決方案開展深入探索。

其二，國家文化數字化。2022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提出了公共文化數字化建設躍上新臺階的總要求[3]。在此背景下，關于加強公共文化數字資源建設，健全公共文化內容傳播機制，創新公共文化服務空間，發展數字化體驗新場景，打通公共文化服務“最后一公里”等問題，均亟待公共文化學科為之探索新路徑。

其三，新時代古籍工作。古籍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根基和載體。2022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對新時代的古籍工作作出戰略安排，其中“推進古籍學科專業建設”被明確為古籍工作的保障之一。因而，深化古籍學科理論構建，加強古籍相關課程體系建設，編寫教材和強化實踐教學，成為公共文化學科的關鍵任務。建立公共文化學科對于提升古籍整理和研究能力，提高古籍保護水平，促進古籍工作的科學管理以及傳承優秀文化遺產具有重要意義。

1.2 學術環境與理論意義

近年來國家持續推進高等教育改革，形成了創新、交叉和包容的學術環境，在此種環境下建設公共文化學科符合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內在意涵，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

首先，新文科建設為公共文化學科的建立提供了機遇。2018年10月，教育部決定實施“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我國開始了新文科建設。2020年11月3日，“新文科建設工作會議”發布《新文科建設宣言》[4]。新文科建設關注社會需求，重視理論創新、交叉融合，強調對人文傳統的堅守[5]。在新文科建設思想的指引下，圖情檔學科完成了如數字人文、數據科學的創新發展，積累了創立交叉學科的經驗，為公共文化學科建設提供了良好的樣板。同樣，公共文化領域固有較強的社會需求及創新性、交叉性、人文性，公共文化學科將在新文科環境中繼續吸收養分和發揮新活力。

其次，一級學科更名為公共文化學科的建立拓展了空間。2022年9月13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年）》將“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一級學科更名為“信息資源管理”[6]。一級學科的更名旨在賦予其更加廣泛的內涵，其中圖書館學界較早地開展公共文化研究并成為中堅力量，當前信息資源管理一級學科為公共文化學科的演化、創制預留了空間，提供了堅實的陣地。反之，公共文化學科接續圖書館學已有的研究基礎而在信息資源管理之下建立，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一級學科的內涵并拓展其外延。

最后，交叉學科發展為公共文化學科的建立給予了支持。公共文化是一個交叉領域，其受到圖書館學、公共管理學、文學等多個學科的關注和研究。2020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增設交叉科學部，2021年初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增設“交叉學科”門類[7]，這為公共文化這一交叉研究領域升格為公共文化學科并不斷創新發展再次提供了指示和依據。公共文化學科在交叉融合發展的洪流中通過學科間的交流互鑒和對不同研究范式的融合，其解決實踐問題的活力將得到提升，社會各界對公共文化學科的認同度將不斷增強。

1.3 現實需求與實踐指導

公共文化實踐隨著大眾對公共文化的需求變化而變化，公共文化實踐又與公共文化研究、公共文化學科緊密相連，建設公共文化學科對于研究開展和實踐推進具有現實意義。

其一，公共文化實踐對理論的需求?，F實發展中新的現象需要理論解釋，實踐中新問題的解決需要理論指導。比如，鄰里圖書館是公共文化服務的創新型項目，該項目在實施前歷經較為充分的頂層設計，獲得相應的政策、資源、技術保障，經過實踐后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參與者目標偏移、管理規范效率低等新問題也不斷涌現[8]，公共文化實踐中諸如此類的新現象需要理論解釋；再如公共文化現存的供需矛盾、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存的結構性缺陷、公共文化機構融合發展存在的障礙[9]、公共文化服務成效低、社會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積極性低等問題均需要給予切實的理論指導。

其二，公共文化機構對人才的需求。一方面，公共文化機構中人才的隊伍、素質和水平直接關系著公共文化發展的質量和效能，隨著社會大眾文化需求的不斷增強以及公共文化高質量供給的匹配，公共文化機構需要引進高水平人才。另一方面，公共文化人才包含著多個種類，按公共文化機構的不同分為演藝行業人才、新聞出版行業人才、廣播影視行業人才、圖書館人才、文化館人才、博物館人才、美術館人才等，按角色和職能又可分為公共文化生產人才、公共文化管理人才、公共文化服務人才、公共文化業余人才等，公共文化領域的廣泛性和職業的多樣性決定著公共文化機構存在較大的人才需求，需要公共文化學科提供人才支撐。

其三，公共文化研究對學科平臺的需求。自2005年構建“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文化發展戰略提出以后，學界展開了大規模的公共文化研究，至今已有近20年。在這一段時間里，專屬學科平臺的缺乏影響了公共文化研究陣地的結構完整性，研究團隊的構建、學界與業界的聯合、成果的產出等均處于相對游離的狀態。對照今后的時代需求、社會需求、行業需求，全面開展公共文化研究和系統輸出公共文化人才、理論、方法、工具的必要性更加凸顯，構建公共文化學科存在迫切的現實需求。

2 公共文化學科的理論支撐

一個學科不可能平地而起，其建設與發展除了倚仗恰當的現實環境，還需要堅實的理論支撐。國家社會科學重大項目“促進我國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與均等化研究”（14ZDA050）課題組（以下簡稱“公共文化課題組”）在深入探索國內外公共文化研究與實踐基礎上，提出了公共文化傳播理論、公共文化梯度理論、公共文化空間理論、公共文化數智理論，這4大理論分別從不同的視角出發，預判和解釋公共文化發展中的各類現象，共同指導我國公共文化服務走向高質量發展。

2.1 公共文化傳播理論

現有公共文化研究對象分散于社區、非營利組織、圖書館等機構，即學者們根據公共文化實踐中不同的對象開展研究，該研究領域具有明顯的跨學科屬性。公共文化的顯著特征在于其“公共性”，我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把創作生產優秀文化產品作為重要任務，著力推動公共文化產品傳播，積極促進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的繁榮發展，深入推進全民閱讀，持續開展優秀出版物推薦、全民數字閱讀活動，加速了公共文化的傳播效率。但文化不平等現象仍然存在，數字化設備的興起加劇了文化不均衡，因而公共文化傳播的效率需要持續加強。傳播是文化延續的一個重要環節，傳播現象、規律是公共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在公共文化領域多學科交叉的背景下，文化傳播理論是公共文化實現理論交叉的一個選擇，公共文化傳播理論的創立對于指導學科發展和文化實踐具有深遠意義。

文化傳播理論研究文化傳播的現象及其規律，是傳播學原理應用于文化領域的理論。公共文化傳播理論則是研究公共文化傳播的現象及其規律，包括公共文化傳播政策、公共文化傳播模式、公共文化產品與服務供給。公共文化傳播既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創造形式，給接受群體帶來新的文化因素，賦予新的價值，同時也是一個從文化創造者到文化接受者的轉移過程，借助政策調節來促進公共文化的傳播和使用，解決不同區域、不同群體的“文化不平等”“文化鴻溝”問題，增強公共文化的“公共性”色彩?；诠参幕瘋鞑ダ碚?，從整體上審視公共文化產品從產出到利用的流程，包括政策制度、工具方法、傳播模式、文化服務、用戶接受等，拉近文化產品行業、出版發行行業、文化服務行業的關系，實現公共文化傳播研究與公共文化傳播實踐的相互支撐。此外，文化的傳播有自發的亦有組織的，有直接的亦有間接的，有單向的亦有多向的，有本土的亦有國際的。在建設文化強國的背景下，研究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思想與有效路徑，要加強公共文化國際傳播管理的理論研究。

2.2 公共文化梯度理論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過程，大致歷經了5個發展階段：1978年12月至2005年9月文化事業迅速恢復發展；2005年10月至2013年10月啟動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并開始制定公共文化服務標準；2013年11月至2016年11月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基本公共文化服務走向標準化和均等化；2016年12月至2020年9月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與均等化進入法治化軌道；2020年至今公共文化服務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10]109-113。從上述過程來看，我國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有著明顯的階段性和政策節點效應，屬于時間維度上的梯度特征。受此啟發，應用梯度理論解釋公共文化實踐與公共文化現象，并將梯度的內涵拓展至共時性層面，以此產生新的梯度理論以指導實踐。

梯度論最早來源于物理學，用于解釋海拔高度、溫度和弧度等概念，后來被引入工業生產和區域經濟學領域，用以解釋生產技術、產業結構等的梯度特征。公共文化梯度問題，從本質上說是公共文化的科學發展觀，其核心是一種公共文化服務非均衡發展理論，即將公共文化服務看作是一個由局部到整體、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向高級不斷完善的過程，分階段、分梯度實現公共文化服務的標準化、均等化。其中標準分為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標準、公共文化技術標準、公共文化服務評估標準，均等又有區域均等、城鄉均等、群體均等的不同。公共文化梯度水平呈現低階、中階、高階、超高階的差異，公共文化梯度理論模型整體呈六棱錐立體模型[10]116-117。應用梯度理論一方面要繼續提升相對成熟的公共文化服務領域，另一方面要縮小不同區域在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和均等化建設上的不平衡。在全國、區域、省域、市域等不同層面劃分梯度，關注高梯度地區內部的落后方面，以及低梯度內部的發達方面，促進高梯度地區的公共文化平衡發展并發揚引領作用，實現低梯度地區某些優勢的趕超發展。公共文化服務梯度理論不是鼓勵拉開差距，而是尊重現有發展實際，為有效解決公共文化服務發展重點和難點提供理論解釋的合理路徑。為了提升公共文化梯度理論的科學性，公共文化課題組提出了公共文化梯度系數，即“公共文化梯度系數=公共文化事業經費人均投入×公共文化服務專業人員從業率”，結合我國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現狀及相關實際數據，分析不同區域的公共文化服務所處的發展梯度。因此，公共文化梯度理論能指導解決公共文化領域的不平衡問題，成為公共文化學科的一個理論支撐。

2.3 公共文化空間理論

為了實現公共文化服務公平與效率的目標，以往的研究大多根據不同地理區位或經濟發展水平來劃分區域，比如文化和旅游部全國公共圖書館評估按照東、中、西部分別設定標準[11]。但東部地區內部不同地區的人口密度、經濟發展水平、文化事業建設情況也存在較大差異，中部與西部地區內部也存在部分區域文化事業發展較快的情況，因而傳統的區域劃分方法不一定能夠實現公平、均等、高效的預設目標，甚至公共文化服務開展的效果會受到影響。因此，建立公共文化的空間理論，把公共文化空間分為若干空間，基于空間的人口密度進行規劃和建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從而兼顧公平與效率，解決標準化與均等化問題。

公共空間應能夠被所有人獲取，能夠被所有人使用，能夠形成集體的歷史記憶從而超越一代[12]。文化空間在概念上源自“公共空間”，指具象意義的各類公共文化設施，或抽象意義的文化政策法規、文化組織運行機制等文化環境[13]。隨著互聯網和多媒體的發展，公共空間和文化空間進一步向虛擬時空拓展。公共文化空間是以法治、公平和正義為原則，由公共文化機構提供的，以滿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為目的，能被大眾免費共享和使用的物理空間和虛擬空間[10]130。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提出了空間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理論的“概念三元組”，即“空間的實踐”“空間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間”[14]。受此啟發，公共文化課題組提出公共文化空間的三元組模型，包含“公共文化的物質空間——人們可以直接觀察、獲取或使用的公共文化設施、產品和服務”“公共文化的社會空間——指由政府部門、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機構、社會公眾建構的抽象空間，包括相關政策法規制度、組織架構等”，以及“公共文化的精神空間——公眾的文化體驗和素養形成了表征空間”。公共文化空間密度的劃分可根據中國人口空間分布千米網格數據集確定，比如可劃分為高密度、中密度、低密度空間。隨著人口流動和人口空間分布的變化，公共文化空間密度劃分標準也應適時靈活設定。根據公共文化空間論，公共文化服務的建設應當因地而宜，兼顧地區特點來制定特色標準，合理確定公共文化設施、資源、服務的種類、數量、規模以及布局，形成場館服務、流動服務和數字服務相結合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

2.4 公共文化數智理論

“十一五”時期，我國首次對全國公共文化數字化建設作出全面規劃，正式部署實施了一批如“文化信息資源共享”的國家公共文化數字化惠民工程?！笆濉逼陂g，我國基本建成了公共數字文化建設工作框架，初步搭建了覆蓋全國的服務網絡，影院、數字農家書屋等服務點規模和服務人次規模不斷擴大?！笆濉睍r期，公共文化數字化的“云”平臺建設取得較大進展，初步建成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網絡、分級分布式資源體系，公共數字文化保障機制不斷完善，公共文化服務水平得到提升。但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精準化和差異化供給仍有不足，加之大眾對公共數字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長，導致公共數字文化資源利用率低，服務效能有待提升。近年來，《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發展規劃》 《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等各項文件再次對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以及公共文化數字化建設提出要求，在這樣的場景下，從理論層面探討公共文化服務數智發展的必要性便更加凸顯。

公共文化數智化包括公共文化數字化和公共文化智慧化兩個方面。公共文化數字化建設是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數字化、信息化環境下文化建設的平臺和陣地，是利用信息技術拓展公共文化服務能力和傳播范圍的重要途徑[15]。公共文化智慧化主要通過各類智能設施實現公共文化機構服務的自助化、智能化、高效化，還能將用戶與資源精準聯結，提供差異化、個性化的服務。因而，公共文化數字化是實現智慧化的基礎，公共文化智慧化是數字化的高級形態。公共文化數智化解決的關鍵問題主要有二：其一是利用數智技術拓展公共文化服務供給，解決“不平衡”“不均等”問題，打通公共文化服務“最后一公里”；其二是處理公共文化服務中的供需矛盾，優化公共文化資源、服務的布局并進行精準化、差異化供給，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公共文化數智理論可分為公共文化數智標準化和公共文化數智均等化兩大維度：公共文化數智標準化包含數智技術標準化、數智保障標準化、數智服務標準化、數智管理標準化、數智評價標準化；公共文化數智均等化則主要包含地區數智均等化、城鄉數智均等化、群體數智均等化。公共文化數智標準化促進公共文化數智均等化[10]149-153。將公共文化數智理論作為公共文化學科的理論支撐，能夠為學科創建和發展提供思路引領，對公共文化數字化、智慧化實踐起指導作用。

3 公共文化學科建設的路徑與策略建議

學科建設以學科構成要素的建設為前提，學科基礎、理論研究、人才培養是公共文化學科建設初期的關鍵要素。下一階段需要在面向文化強國的大框架下建立各學科要素之間的內在關聯和邏輯規律，完善公共文化學科結構，統籌協調以凸顯學科特色，促進學科發展邁向新的臺階。

3.1 學科建設以圖書館學、文化學為基礎

一門新興學科的建設需要合理的時代背景、學術環境、現實需求以及理論支撐，還需要具備一定的學科基礎。

首先，已有學科的科學研究和學科間的互動、交融是孕育新學科的直接方式。據統計，我國13個學科門類中有經濟學、政治學、傳播學、社會學等11個學科參與了公共文化研究，且存在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的交叉[16]。說明公共文化領域是交叉研究領域，公共文化學科本身具有跨學科屬性，不能僅以單一學科為基礎而需要多學科交叉研究基礎，從各學科依托自身研究路徑圍繞“公共文化管理”開展研究，走向“公共文化學”的學科建構。

其次，現有學科的平臺、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可以作為新學科建設和發展的引領指南，從而使一門新學科更快走向成熟。圖書館學是一門較為成熟的學科，其公共圖書館的研究屬于公共文化研究的分支，研究方向的一致性使圖書館學較早地展開公共文化研究。圖書館學人為公共文化服務研究作出了顯著貢獻[17]，一些圖書館學科點相繼成立了現代公共文化研究中心、文化遺產與文化發展研究院系列研究基地，依托“促進我國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與均等化研究”“中國農村公共閱讀服務體系研究”等各類研究項目組建團隊，理論聯系實踐推動了公共文化服務相關法律、政策、標準、規范落地，深耕文化遺產整理研究延續了傳統文化活力[18-21]。中文、歷史、文化行政學、文化產業管理等文化相關學科致力于文學、文化史、文化經濟、文化政策法規、文化產業管理、文化服務管理的研究，出版了《公共文化行政學》 （凌金鑄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公共文化管理》 （李丹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等著作，其公共文化研究成果在所有學科門類中占據較大的比重，為現代公共文化發展貢獻了智慧[22-23]。圖書館學、文化學已經深入參與公共文化領域，在現代公共文化發展中同時扮演著支持和服務的角色，具有引領構建新學科的意識，擁有專注于公共文化學科創生的研究者，適合作為公共文化學的學科基礎。

3.2 加強應用理論研究

公共文化的應用理論是指導公共文化實踐的一系列技術性、方法性理論，是公共文化學應用于實踐的關鍵環節，是最具有現實意義的理論層次。

其一，加強公共圖書館理論、文化館理論、博物館理論的研究。無論是數字時代還是智慧時代，公共文化服務的開展有賴于公共文化機構，其中公共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是重要的成員。場館的建設一邊對照國家和地方文化戰略方針，一邊對接大眾現實文化需求，其管理、服務、評價各個實踐環節都需要理論設計與闡釋，比如總分館理論、標準化理論、精準服務理論、館藏分級理論、智慧場館理論、服務效能理論等。加強對公共文化機構的學術研究，鼓勵專家學者深入探討文化場館各項實踐的意義、政策措施和實施路徑，為各項公共文化實踐提供科學的理論指導。

其二，“政—學—館—企—會—刊”共建。公共文化學科作為具有應用性、研究性、交叉性的新型學科，在此背景下應該抓住機遇去探索新學科發展的道路，構建以政府（政）、高校（學）、公共文化場館（館）、企業（企）、學會（會）、報刊（刊）等多方協同共建的模式，為公共文化學科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多方協同共建模式的目標是共建“培養研究型、應用型公共文化人才，孵化創新創業基地，科研產出傳播并影響于學界、文化界，相關成果轉化為企業效益和公共文化場館效能，人才輸出面向地方乃至全國文化事業”的一個生態學科體系，形成公共文化學科發展的科研傳播鏈、創新創業鏈、產業效益鏈、文化事業效能鏈。

3.3 學科建設融入人才培養體系

學科建設的最后需落腳到人才培養，人才培養質量關系到學科的生存和發展。

其一，將公共文化學科列入相關專業課程，在課程中引入公共文化案例研究和實踐項目，組織學生參觀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藝術展覽、文化節慶等，鼓勵學生課外參與社區公共文化實踐活動，親身體驗文化魅力并感受現階段公共文化服務的長處與不足。對此，已有教學單位做出嘗試，如北京大學、南開大學、鄭州大學等校在圖書館學研究生培養中設立了公共文化相關研究方向，南開大學2023年為圖書館學碩士生開設“公共文化研究”課程，引導學生探索公共文化研究前沿，開拓學生的視野，培養其與時俱進的公共文化研究能力。

其二，公共文化學科教材建設。教材是教學的主要依據，是闡述教學內容的專用書籍，是教學大綱的具體化，是學生獲得知識的重要來源。加強教材建設是公共文化學科建設起步階段的重要工作。由于公共文化學科具有應用性、研究性和交叉性，應當構建立體化的教材體系，具體由概論性、工具性、研究性各不相同的教材與課程學習、實踐學習和研究學習相匹配。其中概論性的教材為基本教材，起到知識普及作用，引領學生了解學科基本原理和公共文化現象的基本規律；工具性教材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實用的工具和資源，可以根據不同的學習需求和教學目標進行選擇和組合，提供多樣化的學習體驗和資源支持，包括但不限于教科書、課件、實驗設備、模擬軟件，如公共文化服務人員工作手冊；研究性教材能夠引導學生進行調研和思辨，將學生所學知識與研究問題相結合，促使學生進行深度學習、深入探索、深刻理解。

其三，拓展公共文化學科的教育對象，加強干部培訓。面向文化機構的管理人員、文旅廳局的各級領導以及其他文化相關單位的管理者開展干部培訓班，在干部中間架起一個溝通合作的平臺，提升公共文化干部的專業性，提升干部對公共文化事業、公共文化學科的認同，增強干部對公共文化事業發展和公共文化學科建設的管理及領導能力。

4 結語

本研究論述了中國特色公共文化學科的構建背景、理論支撐和策略建議，但公共文化學科建設尚處于生成期，后續還要切實加強學科建設的頂層設計，充分發揮學科建設職能部門的作用，積極開展與國家公共文化戰略同步的學術創新及學科發展的學術活動，以開放態度歡迎專家學者參與研究，深層次探討學科建設問題，推動學科建設與行業實踐深度融通，從而促進公共文化學科走向全面發展階段。公共文化學科作為以公共文化為研究對象的主體學科，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2023年10 月，以“公共文化管理的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在深圳召開，吸引了全國公共文化領域的專家學者、行政管理領導和實踐工作者對公共文化學科的關注與討論，是公共文化學科建設的一個良好開局。今后，要加強圖書館學、公共管理學、博物館學、藝術學等各相關領域的交流與對話，在公共文化學科建設上形成共識，直接服務于文化強國戰略。我們相信，以公共文化學科建設為動力，對國家文化戰略的跟蹤、調研與思考將更為深入，在公共文化領域核心知識、技能、研究方法與理論拓展上更為豐富，學界與政策研究、政府部門的合作更為實效，公共文化學人將走在國家文化戰略需求的前線，為實現文化強國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