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百年探索與成就*

張改課 王社江 王小慶

（1.陜西省考古研究院；2.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3.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陜西是我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工作起步最早、遺存發現最豐富的地區之一。自1922～1923年發現“河套人”化石及石制品以來，陜西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已走過百年歷程。一代代學人蓽路藍縷，前赴后繼，艱辛探索，在三秦大地發現了許多珍貴的古人類化石和大量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圖一），極大地豐富了我國舊石器時代的考古資料，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實證了我國百萬年以上的人類演化史和舊石器文化發展史。站在新的起點上，回顧歷史，總結成就，思考和展望未來努力的方向，無疑具有重要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一、百年探索

梳理百年來的工作，結合前人研究成果，陜西舊石器時代考古的歷程可以分為初創期、開拓期、發展期和深化期四個階段。

（一）初創期：20世紀20～30年代

20世紀20～30年代，歐美學者最先在中國開展舊石器調查，確認中華大地存在遠古人類活動的證據。隨后楊鐘健、裴文中、賈蘭坡等中國學者加入其中，與歐美學者共同創建了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陜西的舊石器考古工作最開始也是由歐美學者主導。這一時期的工作主要有兩項，均位于陜北地區。

1922年，法國古生物學家桑志華在薩拉烏蘇河流域進行古生物考察，于陜西靖邊縣小橋畔村至內蒙古烏審旗大溝灣一帶采集到一批動物化石，并在地表發現3件石化程度很深的人類肢骨。隨后的整理研究中，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在其中又發現1枚人類牙齒化石，經加拿大解剖學家步達生研究后定名為“鄂爾多斯牙齒”（Ordos Tooth），后來所稱的“河套人”即以此枚牙齒為代表。1923年，桑志華與德日進來此發掘，出土了包括刮削器、尖狀器、雕刻器在內的200多件石制品。同年，他們還在陜北橫山縣油坊頭附近的砂礫層中發現4件石片、1件刮削器和1件尖狀器，并認為這些石制品可能屬于舊石器時代中晚期[1]。陜西的舊石器時代考古由此發端[2]。

1929年，德日進和我國古生物學家楊鐘健在晉陜兩省北部進行地質考察期間，先后發現吳堡宋家川、府谷發掃河灣、神木永興堡、榆林漁河堡等舊石器地點，從黃土層或其下伏的砂礫層中采集到刮削器等若干石制品，他們認為這些石制品屬于舊石器時代中晚期[3]。1932年，兩位學者途經陜西期間，又在陜北采集到一些石制品[4]。

這一時期陜西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工作雖然不多，參與人員也很少，但研究者多為當時的著名學者，他們及時對調查、發掘資料進行整理，刊布了研究成果，將科學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引入陜西。這些工作不僅使陜西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在初創之際便具有較高的起點，也為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創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開拓期：20世紀50～70年代末

建國以后，我國政府對考古事業十分重視，舊石器考古工作完全由中國學者獨立承擔。自1957年始，在多家單位眾多學者的努力下，陜西多地發現舊石器時代遺存，拓展了時空分布范圍，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礎。特別是在賈蘭坡、王乃梁、劉東生等老一代著名學者的領導下，在藍田地區開展了大規模的新生代地質與古生物學考察，發現著名的“公王嶺藍田人”和“陳家窩藍田人”化石及石制品，另外還發現30余處其他舊石器地點，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關注。

1.三門峽水庫庫區調查

1957年，為配合三門峽水庫建設，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王擇義等在潼關縣開展野外調查，于張家灣村附近的紅土地層中發現1件砍砸器，并在地表采集到3件砍砸器，另在張家灣村以北臥龍鋪南溝的紅色土下部發現2件石片[5]。這是建國后陜西最先開展的舊石器考古工作，為以后在秦嶺北麓黃土地層中尋找舊石器遺存提供了重要線索。

2.藍田地區綜合科考

1963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張玉萍、黃萬波等在藍田縣進行新生代地層調查時，于澇池河溝晚更新世砂質粘土及砂礫交互層中發現了一些石制品，并在中更新世紅色土層中發現了1件大尖狀器（手鎬）[6]。隨后該所黃萬波、湯英俊和張宏又在陳家窩村附近中更新世紅土地層中發現1具古人類下頜骨化石[7]，即后來所稱的“陳家窩藍田人”化石。

1964年，在賈蘭坡的主持下，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地質部地質力學研究所、地質部地質研究所、北京大學、北京地質學院、西北大學以及中國科學院所屬的地質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地理研究所等單位聯合在藍田地區開展了大規模的新生代地質與古生物學考察，并對一些舊石器地點進行發掘。在公王嶺含鈣質結核的紅色土層中出土了1件古人類頭骨，包括頭蓋骨的大部分和面骨的一部分[8]，即后來所稱的“公王嶺藍田人”化石；在陳家窩地點含人類化石的地層中出土3件石制品；在澇池河多個地點的發掘中，于中、晚更新世地層中出土300余件石制品[9]。

1965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公王嶺地點再次進行發掘，在含古人類化石的地層中出土2件刮削器、1件石片和4件石核。此外還在公王嶺附近其他地點的中更新世地層中發現包括手斧在內的一些石制品，在地表采集到大尖狀器（手鎬）、盤狀器、石核等遺物[10]。據統計，截至1965年底，藍田地區共發現舊石器地點36處，其中27處屬于中更新世，9處屬于晚更新世；采集石制品600余件，其中200多件屬于中更新世，400多件屬于晚更新世[11]。

1966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又一次發掘公王嶺地點，出土13件石制品，包括7件石核、4件石片、1件刮削器和1件有使用痕跡的石片。同時在公王嶺周圍數千米范圍內發現多處舊石器地點，在各地點紅色土層或地表采集了包括刮削器、砍砸器在內的一批石制品[12]。

此后，藍田地區大規模的綜合科考結束，但仍有零星的野外工作。如1975年陜西省博物館魏京武在公王嶺地點與藍田人頭骨化石屬于同一層位的地層及早年發掘棄土堆積中采集到1件石核、2件石片、1件砍砸器和2件刮削器；在陳家窩地點與藍田人下頜骨出土層位相同的地層中采集到2件石核、2件石片、1件砍砸器和1件刮削器[13]。

當時學術界一般認為，公王嶺藍田人和陳家窩藍田人均屬直立人[14]，但對二者的時代則有不同的認識。賈蘭坡根據地貌、地層關系認為他們均屬中更新世，公王嶺頭骨化石的時代為中更新世早期，陳家窩下頜骨化石可能稍晚[15]；周明鎮根據動物群特點，認為二者時代可能相當，同屬中更新世早期[16]；程國良等用古地磁法測得公王嶺頭骨化石的埋藏地層形成于早更新世，距今約96萬年，陳家窩下頜骨化石的埋藏地層形成于中更新世早期，距今約53萬年[17]；馬醒華等用古地磁法測得公王嶺頭骨化石埋藏地層距今80～75萬年，陳家窩下頜骨化石埋藏地層距今65萬年左右[18]。

3.其他調查工作

1963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邱中郎在乾縣大北溝附近黃土之下的砂礫粘土層中發現8件石制品，此外還在地表采集到1件手斧。從伴出的哺乳動物化石分析，地層中的遺物可能屬于晚更新世[19]。

1972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黃萬波、鄭紹華在涇河流域長武窯頭溝調查發現221件石制品，其中工具包括3件砍砸器、11件刮削器和2件尖狀器。石制品的原生埋藏地層為馬蘭黃土之下的灰色砂質土和砂礫層，推測時代為晚更新世初期[20]。同時他們還在當地群眾出售的“龍骨”中獲得一枚晚期智人牙齒化石[21]。

1973年，鐵道兵在修建西韓鐵路過程中于黃河西岸陜西韓城禹門口發現洞穴遺址，西北大學劉士莪、張洲等對其進行清理。該遺址出土石制品1202件，工具包括砍砸器、尖狀器、刮削器等，以中小型的刮削器為主。此外還有人類用火跡象，研究認為其時代為晚更新世[22]。

1975年，黃龍縣在修建堯門河水庫時，當地群眾在壩址北側的徐家墳山（后定名為楊家墳山）南坡獲得1件古人類頭蓋骨化石。王令紅等認為其屬于晚期智人，原生地層為黃土層與紅色土的交界處，地質時代為晚更新世[23]。

（三）發展期：20世紀70年代末～21世紀初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的各項學術研究工作逐漸恢復。改革開放以后，學術研究的空間和自由度迅速擴大，國外最新的學術思想、理論方法和研究成果也不斷被引入，進一步推動了陜西舊石器考古工作的發展。隨著陜西本土舊石器考古人才的成長和田野工作的持續積累，大量舊石器地點被發現，研究工作逐漸與世界接軌。這一時期發現了著名的“大荔人”化石，北洛河下游、漢水上游、南洛河流域等地也發現了密集的舊石器地點群，考古工作者針對一些重要遺址進行了系統發掘，相關研究工作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使得陜西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在這一時期獲得了長足發展。

1.“大荔人”化石及北洛河下游舊石器地點群的發現與研究

1978年3月，陜西省水利廳劉順堂在大荔縣甜水溝發現1具古人類頭骨化石，即后來所稱的“大荔人”化石。隨后，西北大學通過調查和試掘確認大荔人化石出土地層為北洛河第三級階地部位的黃綠色小砂礫層，認為大荔人頭骨反映的體質特征可能是從直立人到尼安德特人的過渡階段，化石層的時代很可能是中更新世晚期，最晚不超過晚更新世初期[24]。同年10～11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半坡博物館、西北大學等單位對化石地點進行正式發掘，獲得石核、石片、刮削器等石制品181件，根據化石地點所處的階地部位、地層特點和伴生哺乳動物化石，研究者認為其時代為中更新世晚期[25]。

自1980年始，與大荔人相關的北洛河下游地區舊石器考古工作由點及面蓬勃開展起來。

1980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館、大荔縣文化館等單位對大荔人化石地點進行了第二次發掘，在含大荔人化石的地層中發現384件石制品。此次發現的石制品，工具以中小型的刮削器為主，尖狀器次之，還有少量石錐和雕刻器。此外還新發現了2個晚于大荔人生存時代的文化層，表明在大荔人之后仍有古人類在當地活動[26]。與此同時，他們還在大荔人化石地點周邊地區開展了廣泛調查，新發現多處舊石器地點[27]。

1983～1987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館、大荔縣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單位在大荔和蒲城兩縣的北洛河沿岸進行了多次調查，新發現18處舊石器地點，并對其中的3處進行發掘，獲得大量石制品。這一階段新發現的地點年代早晚有別，對于認識大荔人及其文化的源與流具有重要價值[28]。

1987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在大荔人化石地點附近新發現幾處舊石器地點，并對育紅河地點（野外編號87008）進行發掘，出土500余件石制品，其中包括工具311件，類型以刮削器為主，其次為尖狀器，再次為石錐，還有少量雕刻器和疑似石球。研究認為，石制品埋藏于北洛河第二級階地砂礫層中，時代為晚更新世晚期，碳十四測年結果為距今1.7萬年左右[29]。

除前述發掘者外，還有學者使用不同方法對大荔人的年代進行了研究。陳鐵梅等應用鈾系法測定與大荔人化石同層的牛牙，將埋藏大荔人化石的地層年代定為距今23～18萬年[30]；尹功明等通過觀察地層剖面，認為大荔人化石埋藏于S2古土壤層之下約13米的河流相地層中，該地層年代應早于距今25萬年，電子自旋共振測年也支持這一結論[31]；薛祥煦等根據黃土—古土壤序列，認為大荔人化石埋藏地層之上發育有4層古土壤層（即S0、S1、S2、S3），其時代應為中更新世中期，不晚于距今33萬年[32]；魏明建等綜合研究了大荔人頭骨化石的產出地層、伴出古生物化石、古氣候演變條件等，結合熱釋光測年，將大荔人的生存年代確定為不早于距今30萬年[33]；吳文祥等劃分了大荔人化石層位上部的黃土—古土壤序列，對黃土進行磁化率測量，并與附近黃土塬上的垣雷剖面以及洛川黃土剖面的地層和磁化率曲線進行對比，認為大荔人化石位于S2古土壤層之下約20米的河流相礫石層中，該地層的形成年代應大于距今24.6萬年，并推測大荔人的生活時代可能為距今33～28萬年[34]。

2.漢水上游諸盆地舊石器地點群的發現與研究

（1）漢中盆地

1980年，西安礦業學院閻嘉祺在南鄭梁山發現舊石器。至1981年2月，已采集各類石制品800余件。由于石制品中以河流礫石為原料加工而成的大型工具居多，砍砸器和石球所占比例高，并有一定數量的手斧、手鎬，整體表現出粗大古拙的特征，石器工業面貌有別于當時中國北方傳統的舊石器遺址，閻嘉祺在國內率先使用了“礫石石器”的概念來表述梁山舊石器工業技術的特點[35]。隨后，陜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等單位的科研人員相繼在漢中盆地開展野外調查，在以梁山龍崗寺為代表的至少10余處地點陸續采集到大量石制品，研究者們認為這些石制品的時代主要屬于中更新世，部分可能屬于晚更新世[36]。上述工作使得漢中盆地在20世紀80年代一度躋身于當時中國舊石器研究的熱點地區之一。

（2）安康盆地

1989年，閻嘉祺在漢水左岸安康火車站附近和漢水右岸第三級階地白家梁地點采集到30余件石制品，工具包括18件砍砸器、3件手鎬、1件石球和1件石錘，時代可能屬于中更新世[37]。同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王社江和安康博物館李厚志在安康市東北約10千米的漢水左岸關廟至中嶺之間第三級階地采集到零星石制品，其中包括1件三棱手鎬，推測時代為中更新世；另外還在漢江第二級階地關廟地點的粉砂質土層中采集到67件石制品，其中工具包括10件刮削器、4件尖狀器、2件雕刻器和1件石鉆，總體上表現出中小型石片石器工業的技術特點，時代推斷為晚更新世[38]。

（3）腰市盆地

1995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王社江、胡松梅在漢水支流丹江上游腰市盆地發現舊石器地點4處，采集到870件石制品。其中在第三級階地屈梁地點采集石制品25件，工具包括3件砍砸器和1件手斧，推測時代為中更新世中晚期；在第二級階地上集等3處地點采集石制品845件，其中工具116件，包括83件刮削器、9件砍砸器、13件尖狀器、7件雕刻器、1件手斧和3件石球，整體面貌與我國北方以中小型石片石器為主的文化面貌更為接近，推測時代為晚更新世[39]。

3.南洛河流域洛南盆地舊石器地點群的發現與研究

1977年，西北大學薛祥煦等在南洛河流域洛南盆地進行地質調查期間，收集到1枚人類牙齒化石。她推測化石應出自南洛河支流石門河下游的龍牙洞，地質時代為中更新世早期或稍早，屬直立人[40]。

1995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王社江等首次在洛南盆地發現舊石器，后經過連續多年的系統調查，至2004年已在南洛河及其支流兩側第二至第六級階地部位發現268處曠野類型舊石器地點。先后采集到13581件石制品，其中工具包括砍砸器、手鎬、手斧、薄刃斧、大型石刀、石球、刮削器、尖狀器和雕刻器，整體上可視為以大中型石片和第二次加工修理的大型石片及礫石石器為代表的、兩面加工技術發達的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石器工業面貌具有歐亞大陸西側舊石器時代早期阿舍利工業技術的特點，當時推斷這些遺存的時代早晚有別，但以中更新世中晚期為主[41]。

在野外調查的同時，王社江等還借鑒國際通行的舊石器考古發掘方法，于1995～1997年對盆地內的龍牙洞遺址進行了精細的科學發掘，發現人類生活踩踏面、灰燼層、燒石、燒骨和7.7萬件石制品。龍牙洞遺址的石制品組合中除較多的石核、大量的石片以及片屑和斷塊外，經過第二步修理的工具組合非常簡單，僅含有刮削器、尖狀器和雕刻器等輕型工具及個別砍砸器，可以視為以中小型石片工具為代表的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研究認為，龍牙洞遺址文化遺存的時代為中更新世中晚期，絕對年代為距今50～25萬年前后[42]。

4.其他發現與研究

1979年，天津地質礦產研究所劉有民等在秦嶺北麓岐山縣魚家山附近發現1處舊石器地點，1980年又進行了復查。兩次工作獲得21件石制品，包括4件石核、14件石片和3件刮削器。該地點采集的水牛牙齒化石鈾系年齡為距今20±1.5萬年，地質時代屬于中更新世晚期[43]。

1981年，西北大學黃春長等在藍田縣南部的秦嶺山區發現并發掘了錫水洞遺址，出土了一批石制品、骨角制品、灰燼、燒骨等古人類文化遺存。研究者認為石制品中包含刮削器、砍砸器、尖狀器、石錘等工具30件，并根據動物群判斷遺址時代為中更新世早期[44]。

1991年，核工業西北地質研究所楊福新在志丹縣進行地質調查期間，于金鼎鄉廣中寺村發現由村民馮鐘乾筑窟時挖出、后又掩埋的人類頭蓋骨化石1件，研究后認為這件化石屬于晚期智人。據馮鐘乾指認，人類化石出于距地表以下深約10.9米的黃土地層中，熱釋光測定地層年代為距今53600±5400年左右[45]。

2000年，藍田猿人遺址文管所在修建地層剖面保護廳時，于出土公王嶺藍田人頭骨化石地層以下2.3米處發現石器4件，包括大三棱尖狀器、尖狀器、刮削器、砍砸器。研究者認為這批石器出自S16古土壤層，距今136～132.7萬年[46]。這一時期學界對藍田人的年代認識也取得重要突破，安芷生等根據新的磁性地層學研究和黃土—古土壤序列的對比，認為公王嶺頭骨化石位于L15黃土下部，距今約115萬年；陳家窩下頜骨位于S6古土壤層頂部，距今約65萬年[47]，這一認識后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

（四）深化期：21世紀初至今

進入21世紀后，中國的各項學術研究都呈現出高度國際化的顯著特點，更加注重多學科交叉融合，陜西的舊石器考古工作也出現了新的變化。這一時期，在明確的課題意識主導下，陜西舊石器時代考古的多學科綜合研究特色鮮明，國際國內合作交流頻繁，融入了國際主流學術界，田野考古和學術研究不斷向縱深發展。一方面，基礎性的田野考古調查持續開展，填補了更多區域舊石器發現的空白；另一方面，對多處舊石器遺址進行了系統發掘和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取得了許多突破性的認識。

1.南洛河流域洛南盆地曠野舊石器地點群的系統發掘與研究

2004年以來，由陜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南京大學、洛南縣博物館、澳大利亞La Trobe大學和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等單位科研人員組成的研究團隊，開始對洛南盆地曠野舊石器地點進行試掘或發掘，并開展了地層學、年代學以及古環境背景的多學科綜合研究。

2004、2006～2010及2013年，研究團隊對位于第三級階地的螞蟻溝地點和賀嶺地點、第四級階地的槐樹坪地點、第五級階地的花石浪二疙瘩地點、第六級階地的花石浪三疙瘩地點進行了多次試掘和發掘，開展了遺址地層學和年代學的研究，確認了洛南盆地第三級以上高階地舊石器地點的年代基本在距今10～3萬年之間。這些工作將洛南盆地人類活動的歷史顯著后延，確認了在較晚的時期，仍有古人類在洛南盆地高階地部位活動[48]。

2010～2013年，研究團隊對孟洼、張豁口、郭塬、十字路口南、延嶺、鶴眼嶺等第二級階地部位的多處舊石器地點進行了發掘，出土各類石制品5萬余件。通過考古發掘，首次發現了原位埋藏的手斧、三棱手鎬、薄刃斧、大型石刀等阿舍利工業類型工具組合，證明洛南盆地以阿舍利手斧和薄刃斧等工具為代表的石器工業盛行于距今25～5萬年前后，其與西方同類型石器工業遺存之間有著明顯的時代鴻溝[49]。

地層學、年代學及古環境背景的研究顯示，黃土堆積物在南洛河流域的山頂、河流階地和盆地底部等各種地貌部位均有分布，不同階地黃土沉積厚度和規模受古地形影響較大，開始堆積的年代各不相同，第四紀黃土底界的年代從早更新世到晚更新世均有所見。中更新世中晚期的洛南盆地曾是森林—草原景觀，動植物資源豐富，溫度和濕度都適宜于古人類生存，特別是盆地北側的高大山系可以直接阻擋來自北方冷空氣的長驅直入，即使在更新世冰期的氣候條件下，也能為古人類活動提供比較理想的生存環境。早期人類至少從距今80多萬年前便已開始在南洛河上游的洛南盆地活動，并延續至距今3萬年左右[50]。尤為難得的是，2021～2022年研究團隊對夜塬遺址進行了較大規模發掘，首次通過考古發掘完整揭露了洛南盆地第二級階地部位遺址地層的堆積物，在不同時期的地層堆積物中出土石制品1.2萬余件。其中上部S2～S1階段的黃土—古土壤地層中出土石制品尤為豐富，工具以中小型刮削器為主，并包含數量較多的手斧、手鎬、大型石刀和薄刃斧，進一步確認了阿舍利類型工具在洛南盆地的流行時代為距今25～5萬年左右。另外，結合光釋光、古地磁測年和黃土—古土壤序列對比，確認古人類在洛南盆地活動的時間至少在110萬年以上，使得洛南盆地成為我國為數不多的、包含有百萬年以上人類文化遺存的地區，進一步從地層埋藏關系上實證了我國百萬年以上的人類演化史和舊石器文化史。

2.漢水上游諸盆地舊石器地點群的發現、發掘與研究

（1）漢中盆地

2009年以來，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南京大學等單位全面恢復了漢中盆地中斷多年的舊石器考古工作，開展了一系列的調查、發掘與綜合研究。

2009～2012年，研究團隊首先在梁山東側龍崗寺附近新發現何家梁和窯廠灣2處舊石器地點，此后又在洋縣、城固、南鄭等地新發現20余處曠野舊石器地點。結合古地磁、光釋光測年和黃土—古土壤地層序列對比，確認漢江第三級階地的窯廠灣地點不晚于距今60萬年，第二級階地的何家梁地點距今約8～7萬年，這是首次獲得的漢中盆地舊石器遺存埋藏地層的獨立年代數據，實現了對漢中盆地舊石器遺址年代學認識上的一大突破[51]。

2013～2021年，研究團隊先后對南鄭龍崗寺、疥疙洞，洋縣金水河口、金陵寺、綠豆梁、范壩等遺址進行系統發掘和綜合研究，不斷取得新的重要成果。龍崗寺遺址發掘出土石制品4萬余件，時代上迄不晚于距今150萬年的早更新世中期，下至距今約8～7萬年的晚更新世早期。早更新世與中更新世早中期的工具主要為中小型的刮削器、尖狀器、凹缺器、雕刻器，偶見大型的砍砸器；中更新世晚期出現手斧等阿舍利類型大型工具，并延續至晚更新世早期[52]。疥疙洞遺址的文化遺存分為三期：第一期距今約10萬年；第二期距今約7～5萬年；第三期距今約3～1.5萬年。人類文化遺存集中發現于第二、三期，第三期還發現有人類活動面、火塘、石器加工點等遺跡以及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牙齒化石。該遺址出土的工具始終以中小型的刮削器、尖狀器、雕刻器等為主，未見明確的阿舍利工業類型工具。疥疙洞遺址發掘的重要意義還在于首次在秦嶺山區發掘出土現代人化石及豐富的共生石制品，為中國境內早期現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假說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學證據[53]。與此同時，漢中盆地的舊石器考古調查也在持續開展中，不斷有新的舊石器地點被發現，年代學的研究也更加深入[54]。

（2）商洛—丹鳳盆地

2006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漢江支流丹江上游新發現了商洛王澗和山陽鵑嶺2處曠野類型舊石器地點。王澗地點采集到9件石制品，工具僅有1件缺口刃刮削器；鵑嶺地點采集到33件石制品，工具僅見刮削器1種。2處地點發現的石制品基本是小型器物，未見重型工具，推測年代不晚于距今8～7萬年[55]。

2010～2012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洛南縣博物館、南京大學等單位在丹江上游商洛—丹鳳盆地第三級階地頂部新發現9處曠野舊石器地點，采集到211件石制品。工具中砍砸器數量最多，其次是重型刮削器，中小型刮削器數量也不少，還有一定數量的石球、手斧和手鎬。研究認為這些地點埋藏石制品的地層時代為中更新世中晚期[56]。

3.秦嶺北麓舊石器地點群的新發現

2004～2017年間，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朱照宇等在藍田灞河右岸的上陳遺址先后發現96件石制品，類型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等。研究者認為石制品埋藏于古土壤S15至黃土L28中，絕對年代約為距今212～126萬年間[57]。此外，他們還對“公王嶺藍田人”化石的埋藏地層和年代進行了重新研究，認為其距今163萬年[58]。

2009～2011年間，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南京大學、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單位在藍田灞河右岸調查新發現8處曠野舊石器地點，采集石制品770件。石制品中既包含直接由礫石和大型石片加工而成的重型工具，如砍砸器、重型刮削器、手斧、手鎬、薄刃斧和石球等，同時也含有一些由小型石片修理而成的刮削器和尖狀器等小型工具。藍田地區新發現的舊石器產出層位既有灞河第三級階地以上的中更新世黃土地層，也有第二級階地上的晚更新世黃土地層。這一發現首次從地層關系上證明灞河流域阿舍利類型舊石器工業遺址的時代最晚可延續到距今7～3萬年間。它不僅將該地區古人類活動的時間延續到晚更新世，而且顯示出東亞地區與非洲和歐亞大陸西側同類舊石器工業在年代上存在較大的鴻溝[59]。

201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藍田灞河右岸第二級階地部位的沙河溝遺址進行了調查，發現243件石制品，其中工具包括刮削器、尖狀器、雕刻器、石鉆、石錘等。研究認為沙河溝遺址應是一處原地埋藏的舊石器遺址，距今約7～3萬年，其石制品組合表現出對中國華北地區石片—小石器文化的傳承與繼續[60]。

2020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渭南市博物館等單位啟動了對秦嶺北麓地區的舊石器遺址調查，新發現40余處舊石器地點，采集石制品、動物化石等遺物400余件。中更新世早、中期地層中發現的工具多為中小型刮削器，兼有少量砍砸器。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地層中發現的工具仍以中小型的刮削器為主，同時也存在少量大型的砍砸器和薄刃斧。晚更新世晚期地層中發現的石制品呈現出小型化的趨勢，工具以中小型的刮削器為主。

4.黃河中游晉陜峽谷地區舊石器地點群的發現與研究

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黃河西岸壺口地區開展了舊石器遺址調查，新發現宜川龍王辿遺址，并于2005～2009年間對該遺址第一地點進行了7次發掘，獲得3萬余件石制品、少量蚌器，以及一些與人類生活相關的遺跡，其中石制品具有典型的華北細石器工業傳統特征。遺址中還發現石磨盤和磨制石鏟，其中磨制石鏟是國內發現年代最早的磨制石器之一。經碳十四和光釋光測年，龍王辿遺址第一地點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的年代為距今2.6～2.1萬年[61]。

2018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等單位啟動了對黃河中游晉陜峽谷（陜西側）的舊石器考古調查，先后在黃河右岸新發現50余處舊石器地點，獲得2000余件石制品，大大拓展了晉陜峽谷陜西側舊石器遺址的時空分布范圍。該地區早于距今4萬年的石制品個體普遍偏小，工具類型以中小型的刮削器、凹缺器、尖狀器為主，偶見大型砍砸器；晚于距今4萬年的石制品技術面貌呈現出復雜化、多樣化的特點，距今2.6萬年以后的一些地點還有細石器[62]。

5.其他區域

2019～2020年，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在涇河流域開展了初步調查，新發現舊石器地點30余處，拓展了該區域舊石器遺址的分布范圍。調查獲得石制品300余件，類型包括石核、石片和刮削器等，文化面貌總體上屬于中國北方地區石片石器工業，研究者初步推測這些地點的時代為晚更新世[63]。

2020年以來，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渭南市博物館等單位在黃河二級支流北洛河、石川河等流域開展了舊石器考古調查與發掘，新發現50余處舊石器地點，獲得各類石制品數以千計。相關工作填補了北洛河中上游和石川河流域舊石器遺址分布的空白，將該地區早期人類活動的歷史延伸至距今60多萬年前，并在一些地點的晚更新世地層中發現有小型餅（盤）狀石核、圓頭刮削器、細石核等重要遺物。

這一時期，還有學者對大荔人的生存年代和石器技術進行了新的研究。孫雪峰等用光釋光法測定大荔人的生存年代為距今26.77～25.83萬年[64]。李英華等運用技術分析法對大荔人遺址發掘出土的代表性石制品進行了重新觀察，認為剝坯概念在工具修理中占主導地位，修型概念也被用來制作工具，大荔、梁山龍崗寺、丁村、許家窯、周口店第15地點等可能代表了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初期階段長江以北的舊石器工業特征，而與長江以南的舊石器工業顯示出比較清晰的地區差異[65]。李浩等對大荔人遺址1978年和1980年兩次發掘出土的582件石制品進行了重新觀察，辨識出人工性質明確的石制品140件，其中工具包括14件鋸齒刃器、5件刮削器、5件凹缺器和1件尖狀器。他們認為大荔人遺址沒有出現西方同期遺址中具有的預制石核技術，而呈現出與華北地區早、中更新世遺址石核技術的相似性和連續性；在小型石片工具方面，大荔人遺址有多樣的工具類型以及較為精致的修理技術，有別于簡單的奧杜威技術；大荔人石器技術表現出的連續性和進步性，與大荔人頭骨化石顯示的鑲嵌演化模式具有一定的協同關系[66]。

二、百年成就

（一）古人類演化鏈條的構建

陜西是我國古人類化石發現較豐富的地區之一。迄今為止，陜西境內見諸報道的、比較確定的古人類化石地點共有10處，所發現的人類化石分屬于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三個階段，基本構建起了自直立人以來比較完整的古人類演化鏈條，反映了中國境內古人類以連續演化為主、并與世界其他地區古人類之間有漸增的基因交流這一基本模式[67]。

1.直立人

陜西境內的直立人化石地點包括藍田公王嶺和陳家窩2處。

藍田公王嶺出土的古人類化石包括完整的額骨、頂骨的大部分、右側顳骨的大部分、左鼻骨的大部分和右鼻骨的鼻根部，右上頜骨的大部分并附連第二、第三臼齒和左上頜骨的體部和額突部，以及1枚左上第二臼齒。全部化石同屬于一個30多歲的女性個體，復原后的腦量約為780毫升。公王嶺頭骨化石與北京直立人具有相近的形態特征，但從眶上圓枕形態和圓枕后明顯縮窄、額鱗非常低平、頭骨壁極厚、頭骨高度很小、腦量很小等一系列特征來看，其比北京直立人更為原始[68]。綜合多種年代學研究方法，一般認為公王嶺直立人化石距今約115萬年，新近也有距今163萬年的年代數據，所有的測年結果都表明，公王嶺藍田人不僅是中國北方和東北亞地區已知最早的人類化石，也是整個東亞地區最早的直立人化石之一，對于認識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早更新世人類的體質特征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藍田陳家窩出土的古人類化石為一件直立人下頜骨，除下頜支后部缺損外，整體較完整。牙齒全部在原位保存，右側的第一前臼齒生前脫落，兩側全無第三臼齒。根據牙齒磨耗程度以及下頜骨高度和厚度的測量比較，其應屬于一個老年女性個體。這件下頜骨與北京直立人具有較多相似的形態特征，如具有多頦孔、有明顯的聯合部突起和聯合棘、二腹肌窩全位于下頜骨的下緣、下頜體的粗壯度相似、下頜齒槽弧的形狀基本上相一致等。同時兩者也有不同之處，如前者下頜骨的前部傾角小于后者、前者聯合部的高度與頦孔部高度之差遠大于后者、前者臼齒列角大于后者[69]。陳家窩直立人距今約65萬年，其年代介于公王嶺直立人和北京直立人之間，對于研究中國境內古人類的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早期智人

陜西境內的早期智人化石地點包括大荔甜水溝和洛南龍牙洞2處。

大荔甜水溝發現的人類化石系1具頭骨，稱為“大荔人”。該頭骨基本完整，無下頜骨，腦顱左側后上部及左側顴弓大部缺損。面骨下部受擠壓向上而變形，亦稍有缺損?；瘜儆谝粋€小于30歲的青年個體，腦量1120毫升。大荔人頭骨的大多數性狀和測量數據，如頭骨最大長、最大寬、顱高、頭骨最寬處的高度等與早期智人一致，或介于直立人與現代人之間，可能屬于早期智人的一種古老類型。一般認為，大荔人頭骨上有許多與我國其他人類化石共同的性狀，是中國古人類連續演化線上的一名重要成員，并且表現出中國古人類與歐洲和非洲古人類之間基因交流的形態證據[70]。關于大荔人頭骨化石的具體年代，學術界尚有不同的意見，但總體而言將其置于中更新世晚期仍是合適的。

洛南龍牙洞發現的人類化石為一顆右上第一臼齒，齒根缺失，齒冠基本完整。盡管并非發掘出土，但可基本確定出自龍牙洞的上部地層，從1995～1997年龍牙洞遺址的發掘情況看，該遺址上部地層的時代為中更新世晚期[71]。早年的研究認為這顆人類牙齒屬于直立人[72]。最近，研究人員對該枚牙齒重新進行了觀察，認為其與東亞中更新世直立人及中更新世晚期古老型人類形態有所區別，他更可能屬于早期智人或者是直立人向早期智人過渡階段[73]。

3.晚期智人

陜西境內明確的晚期智人化石地點包括黃龍楊家墳山、靖邊小橋畔、長武鴨兒溝、志丹廣中寺、南鄭疥疙洞、略陽青蛇洞6處。

黃龍楊家墳山發現的人類化石為1件殘破的頭蓋骨，保留了額骨和頂骨部分，其中額骨包括大部完整的額鱗和左眼眶上部外側一半，頂骨包括左、右頂骨的三分之二?；瘜儆谝粋€30歲以上的男性中年個體。從顱穹隆起程度、眶上區和顳區發育程度以及額骨傾斜程度判斷，應屬于晚期智人。但與晚期智人一般特征相比，該頭蓋骨還表現了一系列較原始的性質，如矢狀嵴發育、骨壁較厚、前額隆起較弱、前鹵點位置靠后等，顯得比山頂洞人和柳江人原始?；邳S龍人頭蓋骨上現代特征和較原始特征混合的特點，研究者認為其代表了晚期智人中的一種過渡性類型，他的發現對于研究亞洲早期智人向晚期智人過渡提供了有益的線索[74]。

靖邊小橋畔附近發現的人類遺骸中，可歸為古人類化石的為1顆左上外側門齒[75]。該牙齒齒冠無磨蝕痕跡，舌面呈鏟形，有底結節，齒根未完全長成，應屬于8歲或9歲的兒童，從形態特征看可歸于晚期智人[76]。而地表采集的3件人類肢骨，從形態特征看，股骨曲度比尼安德特人偏上，肱骨與現代人類完全一樣，他們是否屬于晚期智人的化石尚需更多的證據[77]。

長武發現的人類化石可能出自鴨兒溝，系1枚左上第二臼齒，齒根缺失，齒冠近中側和舌面釉質被損壞，但牙本質完整，應屬于一個少年個體，可歸為化石晚期智人[78]。

志丹廣中寺發現的人類化石為1件比較完整的頭蓋骨，包括額骨、左右頂骨、眉骨和部分鼻根部，顱骨兩側蝶骨及乳突骨（缺枕骨）?；瘜儆谝粋€12歲左右的個體。額骨較低平、眉脊顯著、眉脊后方線溝明顯、前額外凸、前囟點位置靠后、骨壁較厚、矢狀線后段鋸紋較復雜、腦膜動脈壓跡粗深等表現出了較原始的特點。同時，前額稍隆、冠狀縫鋸紋、雞冠等接近于現代人。根據上述性狀，研究者認為其可歸為晚期智人，并命名為“金鼎人”[79]。關于金鼎人的年代，如果出土地層可靠，可置于距今5萬年左右。

南鄭疥疙洞原生地層中發掘出土的人類化石共2件，均為保存較完整的第三臼齒，分別出自遺址第4層和第3層。從齒尖的大小、齒根的粗壯度和咬合面的復雜程度看，均可歸于晚期智人（現代人）。依光釋光測年，該遺址埋藏人類牙齒化石的地層年代為距今3.04±0.63～2.85±0.54萬年（第4層）和1.46±0.17萬年（第3層）[80]。

略陽青蛇洞發現的人類遺骨包括牙齒、頭蓋骨片、肢骨等多件。與人類遺骨同時發現的還有獼猴、包氏大熊貓、中華竹鼠、鹿屬、麂屬、小竹鼠等動物化石。研究者根據動物群認為該地點的地質時代為晚更新世[81]。從我們的實地考察來看，青蛇洞的地層堆積并不單純，存在早晚不同時期的遺存，人類遺骨的大部分性狀與現代人接近，其中可能存在一些晚期智人化石。

（二）舊石器文化發展脈絡的建立

陜西境內迄今為止已發現舊石器遺址和地點逾600處，出土或采集石制品超過20萬件，是我國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發現最豐富的地區之一。這些遺址遍及全省，尤以南部秦嶺山區的發現最為豐富，其中不乏一些在國內外有重要影響的考古發現。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與自然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由于陜西由南至北的自然環境顯著不同，因而在探討舊石器文化發展的特點時，有必要依據宏觀自然環境的差異，按照南部秦嶺山區、中部渭河盆地和北部黃土高原三個區域分別進行總結。

1.秦嶺山區

迄今為止，在秦嶺南北麓和腹地的山間盆地中已確認的舊石器遺址數量不少于400處，采集或發掘出土石制品數量約20萬件?？傮w而言，在秦嶺這一大的地質構造單元中，各山間盆地與南北山麓之間聯系緊密，石器工業面貌接近，發展過程也大體一致。

這一地區最早的舊石器遺存可以追溯到早更新世。秦嶺北麓的藍田公王嶺，秦嶺南麓的南鄭龍崗寺（第4和第3地點下文化層）、秦嶺山間的洛南夜塬（下部地層）均發現有確切的早更新世中晚期遺存。此外藍田上陳遺址近年來的新發現有可能將秦嶺地區古人類活動的歷史延伸至早更新世早期。從藍田公王嶺、南鄭龍崗寺和洛南夜塬發掘出土的早更新世階段的石制品來看，該時期的石器工業面貌可以概括為：石制品原料包括石英、石英巖、砂巖、凝灰巖等巖性的礫石，其中石英、石英巖是最主要的原料；石制品尺寸以小型為主，存在少量中型者，大型者極少；剝片以硬錘錘擊法為主，輔之砸擊法，石核的開發利用程度較淺，剝片策略簡單，具有較強的隨意性；工具組合以中小型的刮削器為主，輔以尖狀器和凹缺器，砍砸器所占比例很??；工具毛坯以中小型石片為主；工具修理方式簡單，以單面正向加工為主，反映出權宜性的修理策略。

秦嶺山區中更新世早期至中期階段（距今約78～25萬年）的舊石器遺存也有不少發現，以秦嶺南麓南鄭龍崗寺第3地點上文化層、第1地點下部地層，秦嶺北麓藍田陳家窩遺址以及秦嶺山間的洛南龍牙洞遺址發現的文化遺存為典型代表。該時期的石器工業面貌可以概括為：石制品原料的原型幾乎全為礫石，巖性以石英和石英巖為主，其次為石英砂巖、凝灰巖，存在少量的砂巖制品；個體尺寸以小型居多，其次為中型，大型者少見；剝片以硬錘錘擊法為主，砸擊法有少量應用，石核剝片策略較簡單，存在一些向心剝片和對向剝片石核，反映出剝片的控制性、組織性有所提高；工具組合仍以中小型的刮削器為主，輔以尖狀器、凹缺器、石錐及雕刻器，砍砸器和重型刮削器所占比例很??；工具毛坯以中小型石片為主，少部分為斷塊和石核，直接以礫石加工者很少；工具修理方式具有多樣化的特點，兩面修理刃緣和交互修理的方式增多，絕大部分工具修理程度偏低，一些使用優質原料加工的器物修理精致，反映出盡管修理策略仍以權宜性為主，但古人類的石器修理技術有所提高。從龍牙洞遺址第4層發現的灰燼層、燒骨、燒石等來看，這一時期的古人類已能夠用火，并且很可能已經能夠控制火。

秦嶺山區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距今約25～7.5萬年）的舊石器遺址數量眾多，分布范圍顯著擴大，代表性的有秦嶺南麓南鄭龍崗寺第1地點上部地層、南鄭何家梁、洋縣金水河口，秦嶺北麓藍田吉家灣及秦嶺山間盆地洛南張豁口、郭塬、槐樹坪、延嶺和夜塬上部地層等。這一時期的石器工業面貌可以概括為：原料的原型幾乎全為礫石，巖性以石英、石英巖為主，存在少量石英砂巖、細砂巖、凝灰巖，石英巖的使用明顯增加；個體大小有別，大、中型標本顯著增加；剝片以硬錘錘擊法為主，砸擊法有少量應用，盡管未明確發現預制石核技術，但已存在數量較多的向心剝片石核，特別是兩面向心剝片的餅狀石核頗具特色，反映出石核剝片策略具有復雜化的趨勢，剝片的控制性、組織性顯著提高；工具組合方面，以中小型的刮削器為主，輔以尖狀器、凹缺器、石錐及雕刻器，砍砸器和重型刮削器所占比例提高，手斧、三棱手鎬、薄刃斧、大型石刀等阿舍利工業類型器物較為流行，石球在漢中盆地的一些遺址占比較大，總體上表現出工具類型多樣化的特點；工具毛坯以中小型石片為主，少數為斷塊和石核，直接以礫石或大型石片為毛坯者顯著增加；工具修理方式多樣，兩面修理和交互修理刃緣的方式明顯增多，修理把手的現象突出，反映出古人類的石器修理技術顯著提高。此外，個別遺址中還出現了因用火而形成的集中分布的燒土遺跡，反映出人類已經能夠嫻熟的控制火?？傮w而言，這一時期該地區的石器工業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轉型，可視為含阿舍利類型工具的石器工業。

秦嶺山區晚更新世中期（距今約7.5～3萬年）的舊石器遺存發現總體較少，代表性的包括秦嶺南麓南鄭疥疙洞（第8～6層），秦嶺北麓藍田刁寨、甘峪、澇池河（64091、64092、64095）等。從已有的發現來看，這一時期的石制品工業面貌具有以下特點：原料的原型幾乎全為礫石，巖性以石英、石英巖為主，凝灰巖也占一定比例；尺寸以小型為主，其次為中型，大型標本較少；剝片以硬錘錘擊法為主，砸擊法有少量應用，未明確發現預制石核技術，但仍存在向心剝片石核；工具組合以中小型的刮削器為主，輔以尖狀器、凹缺器、石錐及雕刻器，砍砸器和重型刮削器所占比例明顯下降，手斧、三棱手鎬、薄刃斧、大型石刀等阿舍利工業類型器物銳減，總體上表現出工具小型化的趨勢；工具毛坯以中小型石片為主，少數為斷塊和石核，直接以礫石或大型石片為毛坯者明顯減少；工具修理方式多樣，修理比較精細?？傮w而言，這一時期該地區石器工業最顯著的變化是阿舍利技術的衰退、中小型的石片石器工業進一步發展。

秦嶺山區晚更新世晚期（距今約3～1.1萬年）的舊石器遺存發現不多，代表性的包括秦嶺南麓南鄭疥疙洞（第5～3層）、安康關廟（二級階地部位）等。這一時期的石器工業面貌可大體概括為：石制品原料的原型幾乎全為礫石，巖性以石英、石英巖、凝灰巖為主，其中石英是最主要的原料；石制品尺寸以小型為主，其次為中型，大型標本極少；剝片以硬錘錘擊法為主，砸擊法有少量應用，可能存在軟錘剝片技術，未發現明確的石葉和細石葉技術產品；工具組合以中小型的刮削器為主，輔以尖狀器、凹缺器、石錐及雕刻器，砍砸器和重型刮削器很少，阿舍利工業類型器物已不見于這一時期，工具組合表現出顯著的小型化特點；工具毛坯以中小型石片為主，少數為斷塊和石核，直接以礫石或大型石片為毛坯者少見；工具修理方式多樣，修理多較精細，器形規整。此外，一些遺址中人類對火的控制能力顯著增強，出現了明確的火塘遺跡，個別遺址中還出現了骨角器?？偟膩砜?，這一時期該地區石器工業繼承了前一階段的發展趨勢，中小型的石片石器工業進一步發展。

2.渭河盆地

該地區目前尚無確切的早更新世舊石器遺存發現，屬于中更新世早中期的遺存也很有限，文化面貌尚不清晰。從近年來北洛河中下游、石川河流域等區域初步的調查情況來看，這一地區中更新世早中期存在著中小型的石片石器工業，目前尚未發現明確的阿舍利工業類型工具。

渭河盆地中更新世晚期的遺存以大荔甜水溝（78006A）的發現為代表，大體處于同時期的可能還有解放村北（DJ1）、后河村南（DH2）、后河村東（DH3）、孫家窯村東（DS4）、屈家村東北（DQ5）、老君寨村西（DL7）、東華城村北（DD8）、育紅河村北（DY10）、北至村西（DB12）、坊鎮村西北（DF13）等。整體來看，石制品原料以燧石和石英巖為主，石核、石片多見石英巖為原料者，工具多見燧石為原料者；剝片主要使用錘擊法，偶用砸擊法；工具毛坯多為石片，塊狀毛坯也較常見；工具組合以刮削器為主體，其次為尖狀器，再次為雕刻器和石錐，砍砸器和石球極少見；工具個體偏小，長度在4厘米以下者約占90%；工具的加工方式以正向為主，其次為復向加工和反向加工，錯向加工和對向加工者很少；工具的毛坯以中小型石片為主，修理多顯得粗糙。根據上述特點，可將這一時期的石器工業視為中小型的石片石器工業。

該地區的晚更新世遺存以大荔育紅河村北的87008地點和DY11地點為代表，可能屬于這一時期的還有蒲城南灣村北（PN6）、直社村東南（PC14）、南灣村（PN16）、北灣村西（PB17）等，石制品大多埋藏于北洛河下游二級階地部位的砂礫層中，一些地點的碳十四測年結果顯示，該地層可能形成于距今2萬年前后。從出土的石制品觀察，明顯可分為兩類，一是以87008地點為代表的中小型的石片石器工業，二是以DY11地點為代表的細石器工業。

3.黃土高原

陜北黃土高原地區目前尚無明確早更新世時期遺存的發現，該地區中更新世至晚更新世中期遺存的發現也不甚豐富。從近年來在黃河沿岸和北洛河流域調查新發現的材料看，原料以石英和石英巖為主，主體可視為中小型的石片石器工業類型。晚更新世晚期的遺存相對豐富，結合已有的測年結果，可知在距今約5～3萬年，石制品原料以石英和石英巖為主，石器工業主體為中小型的石片石器工業，同時存在一些相對復雜的技術因素。從距今2.6萬年開始，石制品原料發生明顯轉變，優質燧石原料的利用大為加強，細石器工業獲得了較大發展，并出現了磨制石器、裝飾品等新的文化因素。

（三）古人類生存環境與適應策略的探索

自然環境不但是人類及文化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而且也對人類生存適應策略的形成具有決定性影響。第四紀期間，陜西有大面積連續分布的黃土，其中貯存有大量自然環境和人類文化信息，是研究古環境變遷和人類生存適應策略的理想之地。

陜西當今自然環境基本格局的形成與新構造運動密切相關。首先，新生代以來發生的喜馬拉雅造山運動，不僅形成青藏高原，而且引起中國大陸一系列差異性升降構造變化，造就了西高東低的三級階梯地理格局，陜西處于平均海拔高度1000～2000米的第二階梯上；其次，在太平洋板塊向西俯沖、印度板塊向北俯沖以及西伯利亞板塊向南抵擋的三面圍限作用下，中國大陸中部發生了強烈的構造運動，使得秦嶺山脈和鄂爾多斯地塊快速隆升，陜西中部地區則發生伸展、斷陷，形成渭河地塹，內聚周圍水源形成三門湖[82]；再次，第四紀期間，在西北季風的作用下，中亞內陸的大量粉塵隨風向東南方向飄移，由于東南季風的干擾和秦嶺、六盤山、呂梁山、太行山的阻隔和截留，在黃河中下游一帶大量沉積下來，形成巨厚的黃土堆積[83]。隨著黃土的不斷沉積，以及三門湖的萎縮和消亡，最終形成了現今陜西南部秦嶺山區、中部渭河盆地、北部黃土高原的基本自然格局。

1.秦嶺山區

陜西南部秦嶺山區發現豐富的古人類文化遺存，不少遺址經過發掘，古人類生存環境與適應策略的研究開展相對充分。

秦嶺北麓藍田至潼關一帶發育有典型的黃土堆積，有比較連續的冰期—間冰期尺度上的黃土堆積，不同時期的黃土地層中埋藏不同的特有動物種屬。早更新世晚期公王嶺動物群帶有強烈的南方動物群色彩，森林動物種屬居多數，但個體數量少；草原動物種類雖不多，但個體數量多，反映出當時的氣候要比現代溫暖濕潤[84]。當時的公王嶺一帶是以草原為主的草原森林環境，遠處為生長在秦嶺北麓的茂密森林[85]。中更新世早期陳家窩動物群中森林性動物占大多數，也存在少部分草原性動物，顯示出當時陳家窩地區是以森林為主的森林—草原環境，氣候相對溫暖[86]。公王嶺和陳家窩兩個遺址原位埋藏的石制品數量均很少，除石核、石片之外，基本為中小型的刮削器，重型工具僅有砍砸器。上述發現和研究反映出當時人類生活在相對溫暖濕潤的氣候環境下，他們主要在前臨灞河、南依秦嶺或北依驪山山麓的土崗地帶活動，依靠簡單的石制品在草原和山麓森林中從事采集狩獵活動以維持生計。

秦嶺主脊以南各山間盆地的黃土堆積與秦嶺以北顯著不同。由于受北部高山地形的阻擋，黃土沉積過程中，較大的風塵顆粒難以被西北風搬運過秦嶺主脊，導致秦嶺主脊以南各山間盆地第四紀黃土堆積厚度普遍不大，顆粒較細，但其仍具有明顯的層理和黃土—古土壤旋回。同時，由于秦嶺主脊以南地區氣候溫暖濕潤，降水量較大，地表侵蝕作用強烈，造成了這一區域單個古土壤層的厚度往往較大[87]。秦嶺山間盆地良好的氣候環境和生態資源為更新世期間古人類的持續繁衍提供了有利條件。在南洛河上游的洛南盆地，盡管受冰期和間冰期影響，但在整個更新世期間始終是半濕潤氣候條件下的森林—草地植被景觀。在間冰期，喜暖濕的喬木和草本植物增多，主要為森林草地景觀；在冰期，喜暖的喬木成分減少，草地景觀范圍有所擴大。這里地貌起伏中等、氣候溫和、水源充足、動植物類型多樣、食物資源豐富，為古人類的生存繁衍提供了保障，從早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晚期，洛南盆地有多期古人類活動，留下了十分豐富的舊石器文化遺存[88]。位置更靠南的秦嶺南麓漢中盆地，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區，更新世時期的氣候更加溫暖濕潤，冰期與間冰期階段的氣候波動相對較小，動植物資源也更為豐富，自早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晚期，盆地內古人類活動連續繁衍，在河漫灘沉積物、風成沉積物和洞穴中均留下了比較豐富的文化遺存[89]。

2.渭河盆地

陜西中部渭河盆地舊石器時代遺存的發現比較有限，且多見于河流相堆積物中，古人類生存環境與適應策略的研究尚不充分，但也有一些初步的成果。

大荔人的生存時代為中更新世晚期，盡管大荔人化石和文化遺物埋藏于河流相堆積中，但仍可大體蠡測當時的氣候環境狀況。與大荔人共存的動物多為腫骨鹿、大角鹿、斑鹿、馬、牛、普氏羚羊、鼢鼠等草原性動物，也有水牛、河貍、魚、蚌等喜水或水中生活的種類[90]。由孢粉分析得知，大荔人生活在一個針闊葉樹混雜的森林草原環境中，在廣闊的草原上，繁生著蒿、藜、菊、十字花科、豆科等多種旱生和中生的草本植物，水域有所擴展，氣候溫和半濕潤[91]。大荔人遺址發現的工具以刮削器和尖狀器為主，大部分是中小型的石片工具，用于切割、刮削、穿刺等，反映出人們主要在草原環境下進行采集與狩獵活動，其中狩獵經濟占有相當大的比重[92]。

乾縣大北溝附近3處地點的時代為晚更新世晚期，與人類文化遺存伴出的動物化石包括掘鼴、中華鼢鼠、田鼠、斑鹿、大角鹿、麅、羚羊、披毛犀、野馬等[93]，動物群反映出當時人類生活在以溫帶草原植被為主的環境中，氣候較為干涼。

大荔育紅河村北87008地點的時代也為晚更新世晚期，與人類文化遺存伴出的動物化石有麗蚌、鹿、馬、賀風三趾馬、諾氏古菱齒象、披毛犀等，由于河流的沖刷、搬運，使得不同時代的屬種共處于同一套河流相沉積物中[94]。除去上新世常見的賀風三趾馬外，其他則均可見于晚更新世，基本上反映了較干涼的溫帶草原環境。該地點出土的石制品較為豐富，工具以刮削器和尖狀器為主，適宜在草原環境下進行采集與狩獵活動。

3.黃土高原

陜西北部黃土高原地帶的舊石器考古工作雖然起步較早，但長期停滯，僅有長武窯頭溝、宜川龍王辿（第一地點）等個別遺址進行過古人類生存環境與適應策略的研究。

窯頭溝地點的文化遺存埋藏于黃土底部的砂礫層中，時代可能為晚更新世早期。與文化遺物共出的動物化石有鼢鼠、野馬、野驢、披毛犀、扁角鹿、斑鹿、牛等，動物群大體反映出人類生活在以溫帶草原為主的環境中[95]。

龍王辿遺址第一地點的文化遺存埋藏于晚更新世晚期的馬蘭黃土堆積中，距今約2.6～2.1萬年，正處于末次盛冰期階段。該地點出土的動物化石包括方氏鼢鼠、草原鼢鼠、沙鼠、野馬、豬、梅花鹿、馬鹿、恰克圖轉角羚羊、普氏羚羊、羚羊等，動物群反映出當時氣候以寒冷干燥為主，遺址周圍的環境是以草原為主，有一定面積的疏林、森林存在[96]。在末次盛冰期寒冷的氣候環境下，人們大量制作效率更高、用途更廣泛、攜帶更方便的細石器，強化高度流動的采集、狩獵活動以維持生計，由于優質石料相對較為緊缺，人們對細石核的強化剝片和節約行為十分突出[97]。

三、思考與展望

（一）歷史的啟示

回顧陜西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百年歷程和取得的主要成就，從中可以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對于陜西乃至中國舊石器考古學今后的發展都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首先，穩定的科研團隊特別是本省專業人員的耕耘和深度參與能夠產生持久的帶動作用。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陜西的舊石器考古工作時斷時續，盡管也有一些重大發現，但總體而言研究成果還很有限，究其原因主要還是沒有穩定的科研團隊。這一時期主要的工作或由歐美學者主導，或由我國的國家級科研機構主導，隨著主要研究者研究重點和研究地域轉移，陜西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工作便會陷于停滯。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著本省專業人員的逐步成長，特別是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聯合組建起了穩定的科研團隊，長期在陜西開展工作，取得了豐碩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使得陜西的舊石器考古工作躋身全國前列，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人才興則事業興，今后仍需要在加強與國內外高水平研究團隊合作的基礎上，著力培養和壯大本地舊石器考古專業人才。高水平研究團隊的加入，不僅能夠有效地提升研究層次和水平，也能夠使本地青年學者在頂尖學者的引領下更快、更好地成長起來，而本地人才隊伍的壯大和科研能力的提升，無疑能夠促進基礎的調查、發掘工作更加有效、持續地開展。只有將兩方面的人才進行有效的整合，形成穩定的科研團隊，各有側重、互為補充、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才能使陜西的舊石器考古工作持續、穩定地繁榮發展。

其次，明確的科學目標、堅持不懈的長期努力是產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重要基礎。20世紀60年代，基于研究渭河盆地新生代地層和探尋舊石器遺存的目標，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等單位對藍田地區新生代古生物地層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確立了渭河盆地新生代地層與沉積演化的基本框架，并發現了著名的藍田人化石。20世紀80年代，為深入了解大荔人化石的埋藏地層和大荔人的文化特征，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半坡博物館、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的科研人員，在北洛河下游地區開展了持續的調查和發掘工作，發現大批舊石器地點和眾多的文化遺物，成績斐然。20世紀90年代以來，基于構建秦嶺地區舊石器時代人類文化發展及環境背景的科學目標，陜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南京大學等單位在秦嶺地區持續工作已近30年，新發現舊石器遺址和地點400余處，發掘或采集石制品近20萬件，基本確立了秦嶺地區舊石器時代人類活動與石器工業技術發展演化的歷程和古人類生存環境背景，為東亞地區阿舍利技術源流、現代人起源與擴散等重大科學問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21世紀初，基于研究華北地區細石器文化的譜系、探索黃河中游地區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演進軌跡等學術目標，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單位在陜北黃河壺口一帶進行了持續多年的舊石器考古工作，對宜川龍王辿遺址第一地點進行了7次發掘，出土了3萬余件文化遺物，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為相關學術問題的研究供了科學依據。這些歷史經驗，無疑對于陜西舊石器時代考古的進一步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今后仍需長期堅持。

最后，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對于舊石器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果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20世紀60年代，藍田地區的科學考察就集中了地貌、新構造、地層、冰川、沉積環境、古生物、古人類、舊石器考古等學科的研究人員，開展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在新生代地層、古人類學和舊石器考古學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世紀90年代以來，秦嶺地區的舊石器考古工作有效整合了舊石器考古學、古生物學、年代學、地貌學、環境學的研究力量，持續開展了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在舊石器文化年代序列、石器技術發展演變及人類生存環境背景和適應策略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果。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多學科交叉融合、聯合攻關已成為推動考古學深入發展的重要方式，特別是舊石器考古學往往涉及考古學、地貌學、地層年代學、環境學、動物學、植物學、分子生物學、古人類學等不同專業的背景知識，就更需要加強多學科的綜合研究。

（二）問題與展望

經過數代學者百年來的不懈努力，陜西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為中國遠古人類體質演化、舊石器時代文化發展、人類生存環境和適應策略的研究貢獻良多。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這些成績仍是階段性的，還存在著以下亟待進一步加強的方面：

第一，陜西的舊石器考古工作開展仍不平衡。就宏觀而言，南部秦嶺山區工作力度最大，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也最為豐碩，但即便在這一地區還有不少區域的工作仍較薄弱，如秦嶺南麓的安康盆地、秦嶺山間的商丹盆地以及秦嶺北麓除藍田地區以外的區域等。通過近幾年的工作，這些區域已經顯示出了良好的工作潛力，有必要進一步拓展工作。渭河盆地、黃土高原地帶的工作開展較少，僅在局部地區有一些重要發現，仍存在許多區域空白，也亟待通過系統的調查工作予以填補和充實。渭河盆地的舊石器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北洛河下游地區，自1990年代以來工作基本中斷。最近在北洛河、石川河、涇河流域展開的調查和試掘工作表明，渭北地區同樣埋藏有豐富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今后有計劃地在這一地區開展系統的調查和發掘工作是非常必要和可行的。陜北黃土高原地區雖然工作開展最早，有一些零星發現，但建國以后極少進行系統工作，鮮有舊石器遺址發現，直至近年來才在黃河沿岸地區取得一定的突破，總體而言，目前對該區域舊石器遺存的埋藏地層、年代序列、文化特點的認識還十分有限。

第二，在陜西乃至中國最早的古人類及其文化的探索方面仍需努力。目前陜西境內超過百萬年的人類化石或文化遺存已在藍田公王嶺、藍田上陳、南鄭龍崗寺和洛南夜塬遺址中有所發現，這些遺址均位于秦嶺地區，顯示出該地區是探尋陜西乃至中國最早的古人類及其文化的關鍵地區。然而，關于部分遺存具體年代和文化面貌的認識仍值得進一步去探究。一方面，有學者研究認為公王嶺遺址的年代可早至距今163萬年，上陳遺址則將人類在東亞地區的活動歷史上溯至距今212萬年，這些認識大大超出了學界的既往認知，一度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同時由于這些工作缺乏考古工作者的深度參與，加之使用不同的測年樣品、測年方法所得出的結果仍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學術界對此尚持謹慎態度；另一方面，由于藍田地區的2處早更新世遺址出土的文化遺物數量不多，尚難以準確判明早期人類的文化特征，附近地點采集的手斧、手鎬等工具是否與藍田人為同一時代也難以確定。秦嶺地區在遠古時期自然資源十分豐富，為古人類提供了良好的繁衍條件，同時也沉積了深厚的黃土堆積，有利于文化遺存和人類化石的保存，相信今后通過考古工作者、地質工作者和年代學研究學者的攜手努力，能夠在陜西乃至中國最早人類及其文化的年代和面貌研究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第三，舊石器時代遺存的時空框架尚不完善。時空框架體系的構建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目標之一，陜西盡管有超過600處的舊石器遺址和地點發現，經過發掘的遺址數量也不少，但距離構建完整的時空框架體系的目標仍然任重道遠。秦嶺南麓漢中盆地經過21世紀初以來的系統調查和發掘，初步構建起了距今150～1.5萬年間基本連續的文化發展序列，但相關資料的整理研究尚未完成，有待深入工作。秦嶺南麓的安康盆地、秦嶺山間的商丹盆地由于缺乏系統的發掘工作，文化序列還不健全。秦嶺山間的洛南盆地，工作持續近30年，材料最為豐富，在中國南北過渡地帶以及北方地區首先從地層和年代關系上認識到了阿舍利石器工業流行于距今25～5萬年前后，而在更早時段的遺存龍牙洞、夜塬等少數地點基本為中國傳統的石片石器傳統，今后還需要在早更新世和晚更新世晚期兩個方向分別探索該地區舊石器文化的源與流。秦嶺北麓地區目前僅有公王嶺、陳家窩等少數地點經過發掘，而且出土遺物很少，對其文化面貌的認識并不充分。渭河盆地僅初步構建起了北洛河下游地區自中更新世晚期以來的文化序列和石器工業面貌，其他區域仍不明朗。而在陜北黃土高原，僅有宜川龍王辿等個別地點經過發掘，認識到了距今2.6～2.1萬年間流行細石器工業，但對于更早時期遺存的年代序列和文化面貌的認識依然非常有限。今后，通過組建多學科的高水平研究團隊，著力對重點遺址進行科學發掘和綜合研究，對于進一步完善陜西舊石器時代遺存的時空框架體系將大有裨益。

第四，對人群遷徙與文化交流問題的研究仍需深化。透物見人是考古學研究的核心目標之一。從現有的考古材料來看，陜西的舊石器時代遺存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遠古人類遷徙和文化交流的總體格局，同時仍有進一步深化的必要。一方面，秦嶺地區發現有豐富的手斧、三棱手鎬、薄刃斧、大型石刀等阿舍利類型工具，從宏觀角度而言，這類石器工業技術很可能源自舊大陸西側，沿著中國東西向構造的第二級臺階自南向北傳播而來，其間必然伴隨著人群的遷徙和文化的交流，但對微觀層面的具體過程和機制的研究仍較乏力。同時該地區始終未見到在舊大陸西側流行的、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的勒瓦婁哇技術、石葉技術、細石器技術產品，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一結果？是因為人類文化交流貧乏、力度小，同時缺乏燧石等優質原料？還是因為這個區域具有得天獨厚的、豐富的動植物自然資源，使得遠古人類對石器技術進步的依賴性遠沒有其他地區來得那么強烈？種種問題仍需探索。另一方面，晚更新世中國北方的人群遷徙與文化交流十分頻繁和復雜。有證據表明，尼安德特人可能曾擴散至中國北方地區，留下了一定數量的莫斯特文化遺存[98]，中國北方地區石葉—細石葉技術產品的出現則可能是阿爾泰等中—北亞地區古人群與舊石器文化的南遷擴散所致，華北地區船型細石核技術出現及發展過程，則清楚地展現了華北與鄰近地區原住民自身發展及與外來人群和文化的互動歷史[99]。陜北黃土高原和渭河盆地尚未發現典型的莫斯特文化遺存，石葉技術產品也極少發現，是掌握該技術的人群未擴散至這些地區，還是考古工作力度不夠？抑或是這些地區缺乏該類技術賴以存在的自然地理條件？船型細石核技術產品在陜北黃土高原地帶已有不少發現，反映出本地人群曾與外來人群有過深層次的互動，但其細節過程和機制仍需進一步深入研究。

第五，舊—新石器時代過渡遺存亟待探尋。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如何過渡是史前考古學界最為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相關的考古材料在周鄰的河南、山西、寧夏等省已有所發現，然而陜西境內的發現目前仍很有限，特別是距今1.5～0.9萬年間的遺存尚無明確發現。早年，渭河盆地的部分老官臺文化遺址中曾發現一些細石葉技術產品，這些遺址的下部是否存在更早時期的遺存值得重視。近年來，黃河沿岸宜川龍王辿遺址發現的距今2.6～2.1萬年間的磨制石鏟為相關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線索，也有必要進一步開展工作?？傮w而言，陜西境內存在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時期的遺存毋庸置疑，今后工作中一方面需要進一步加大調查力度，著力在各地的馬蘭黃土上部和全新世早期地層中探尋文化遺存，另一方面在進行其他時段、特別是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中，發掘至“生土”后，有必要繼續向下進行適度的發掘，以探尋是否存在更早時段的文化遺存。

總之，陜西處于中國大陸的腹心地帶，是古人類東西往來、南北互通的重要地區，這一地區自然環境頗為特殊，由南至北自然氣候和地貌環境迥異，對于研究早期人類的體質演化、文化發展及生存適應策略具有重要意義。已有的考古發現充分表明，陜西是我國舊石器考古的沃土，具有良好的工作基礎和巨大的工作潛力，相信通過持續加強科研團隊建設，聚焦重大科學問題，采用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工作方式，深入開展調查、發掘和研究，陜西舊石器時代考古一定能在新的百年征程中取得更加豐碩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