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發性醛固酮增多癥患者腹部內臟脂肪與腰椎骨密度的相關性

唐麗,李莉明,蔣耀軍,劉宏建,高劍波

(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a.放射科;b.骨科,河南 鄭州 450052)

研究發現,與原發性高血壓患者比較,原發性醛固酮增多癥(primary aldosteronism,PA)患者不僅心腦血管、腎臟等器官損害更嚴重,其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值降低、椎骨骨折的患病率增加[1-2]。此外,PA患者體脂百分比較原發性高血壓患者升高[3]。既往關于肥胖與骨質疏松關系的研究結果不盡相同,有研究以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作為衡量胖瘦指標,得出肥胖對骨質疏松有保護作用的結論[4],但另有研究發現不同的脂肪分布可以改變這種關系,內臟脂肪含量增加是骨質疏松和脊柱骨折的危險因素[5]。定量CT(quantitative CT,QCT)檢查可以區分內臟脂肪和皮下脂肪,可以直接反映腹型肥胖的情況,是腹部脂肪分布測量的金標準。然而,PA患者BMD與腹部脂肪分布的關系尚未見報道,本研究通過比較PA患者不同BMD組臨床生化指標、腹部脂肪分布情況的差異,進一步明確與BMD改變相關的指標。

1 對象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2月因“高血壓查因”就診于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并最終確診為PA的54例患者。PA的診斷標準:(1)高血壓伴或不伴低鉀血癥,血漿醛固酮濃度(plasma aldosterone concentration,PAC)與腎素活性(plasma renin activity,PRA)比值(ARR)>30,且經確診試驗證實醛固酮自主分泌;(2)腎上腺CT提示腎上腺增粗或腺瘤。排除標準:(1)有其他導致繼發性骨質疏松的疾病或服用影響骨質代謝藥物;(2)惡性腫瘤。收集的病例中骨質疏松患者僅有3例,所以將患者分為兩組:A組(骨量降低及骨質疏松組,BMD<120 mg·cm-3,24例,其中男12例,女12例,絕經后女性4例)、B組(正常骨量組,BMD≥120 mg·cm-3,30例,其中男18例,女12例,絕經后女性7例)。

1.2 觀察資料

記錄患者的性別、年齡、BMI、高血壓病程、血壓最高值等一般情況。實驗室檢查:記錄患者立位及臥位的PRA、PAC、血糖、血脂及電解質等。

1.3 BMD及腹部脂肪的測定

使用64排螺旋CT,管電壓120 kV,自動管電流,行腎上腺CT掃描的同時患者腰部下方加墊校準體模(美國Mindways公司),將原始數據傳至QCT后處理工作站,采用Mindways QCT Pro軟件測量L1～3椎體BMD,并取其平均值;采用QCT脂肪測量軟件測量L2椎體水平腹部總脂肪面積(total abdominal fat area,TFA)、腹部內臟脂肪面積(visceral fat area,VFA)及皮下脂肪面積(subcutaneous fat area,SFA);計算VFA與TFA的比值(V/T= VFA/TFA)、VFA與SFA的比值(V/S=VFA/SFA)。VFA≥100 cm2判定為內臟脂肪增多。

1.4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的一般情況

與B組相比,A組患者年齡、總膽固醇(cholesterol,TC)、VFA及立位的ARR增高,立位的PRA水平降低(P<0.05)。兩組性別、絕經狀態、BMI、最高收縮壓、最高舒張壓、高血壓病程、血鉀、空腹血糖、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血鉀、TFA、SFA、V/T、V/S、臥位PRA、臥位ARR及臥/立位PAC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一般資料、臨床特點、腹部脂肪面積比較

2.2 相關性分析

相關性分析顯示,BMD與年齡及VFA呈負相關(P<0.05);與總膽固醇、立位的ARR和立位的PRA無相關性(P>0.05)。見表2。

表2 BMD與臨床指標的相關性

2.3 BMD影響因素的多元回歸分析

將BMD值作為因變量,將上述相關性分析中P<0.05的指標年齡、VFA作為自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年齡和VFA是BMD的獨立影響因素。見表3。

表3 BMD影響因素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2.4 內臟脂肪增多組及非內臟脂肪增多組BMD值

內臟脂肪增多組(38例)BMD值(130.95±39.76)低于非內臟脂肪增多組(16例)(160.63±49.51)(t=2.326,P=0.024)。

3 討論

研究發現PA患者不僅心腦血管、腎臟等高血壓靶器官疾病的發病率增高,也是繼發性骨質疏松癥的原因之一[1]。PA患者發生骨折尤其是椎骨骨折的風險更高[2]。之前關于BMD與PAC濃度相關性的臨床研究結果并不一致,具體原因未明。Petramala等[6]研究顯示PA患者的PAC濃度與股骨頸的BMD呈負相關。而Kim等[7]的研究結果發現PAC與腰椎BMD無相關性。本研究結果顯示,A組較B組患者立位的ARR升高,PRA水平降低,而立臥位PAC水平及臥位的ARR及PRA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進一步研究發現腰椎BMD與立位的ARR和PRA無相關性,提示兩組PA患者間BMD的差異與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無相關性。

BMD的改變受體內激素水平、脂肪分布類型、胰島素抵抗及年齡等因素的影響[8-9]。肥胖與BMD之間存在復雜的關系:受機械應力影響,BMI增加與較高的BMD相關[4];體內脂肪過多,尤其是內臟脂肪可能會對BMD產生負性影響[10]。內臟脂肪組織是指存儲在腹腔內的脂肪,在代謝上不同于皮下脂肪組織,與心血管疾病、代謝綜合征和骨質疏松關系更密切[10-11]。本研究結果顯示,與B組相比,A組年齡、VFA較大,且年齡及VFA與BMD呈負相關;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在控制年齡的影響后,VFA仍與BMD呈負相關,且內臟脂肪增多較非內臟脂肪增多組PA患者的BMD值降低,提示VFA增高可能是PA患者發生骨量降低及骨質疏松的危險因素。之前也有多項關于不同人群BMD與腹部脂肪分布關系的研究,來自澳大利亞的臨床研究顯示中年人骨骼質量與VFA呈負相關,男性此相關性更為明顯[12]。Russell等[13]研究還指出通過MRI測量的VFA是肥胖青年女性BMD的獨立負性預測因子。陳佳等[14]研究發現男性腰椎BMD與VFA可能存在負相關關系。這可能是由于內臟脂肪組織有更高的代謝活性,更容易影響骨代謝來改變BMD。內臟脂肪組織觸發系統性的炎癥,釋放炎癥細胞因子,如白介素-6和腫瘤壞死因子-α刺激破骨細胞活動導致骨質流失[15]。另外,內臟脂肪組織分泌物如游離脂肪酸、腫瘤壞死因子-α和抵抗素等,可抑制胰島素信號傳導,從而導致胰島素抵抗,胰島素抵抗是一種慢性亞臨床炎癥級聯反應,可以對包括骨組織在內的多器官產生病理改變[16]。

既往評價肥胖程度通常選用BMI作為衡量指標,不能反映脂肪組織的分布情況,而QCT可以區分內臟脂肪和皮下脂肪,測量具有較好的重復性及準確性,而且QCT評價的BMD是體積BMD,比雙能X線測量的面積BMD準確,更能真實反映骨質的密度。本研究患者在接受腎上腺CT掃描的同時獲得原始圖像進行BMD及腹部脂肪的分析,未額外增加患者的輻射劑量。

本研究不足之處為回顧性分析,未縱向比較患者治療前后BMD的變化?；颊邟呙璨课粸槟I上腺,基于此本檢查只測定了腰椎的BMD值。本研究關注PA患者中骨質疏松、脂肪分布的相關性,故未將PA患者進行具體分型。

4 結論

PA患者VFA增加與低骨量的發生密切相關,提示PA患者腹部內臟脂肪的堆積可能是促進其骨量流失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