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會計信息質量與投資效率

李碧宏，田宇晴

（重慶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重慶 401331）

1 引言

數字經濟是大數據和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高度結合的產物，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我國高度重視數字經濟帶來的發展機遇，《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明確表示要加大我國數字化應用的廣度和深度，保障數字化穩步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指出要加快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截至2022 年底，我國數字經濟規模為50.2 萬億元，占GDP 比重41.5%，數字政府建設成效顯著，數字化轉型是我國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實現數字技術和企業內部環節的深度融合，使生產更智能、銷售更精準、日常管理更高效，進而從整體上重塑企業的生產、經營和管理系統，實現企業運營的顛覆式創新。當前，有關數字化轉型經濟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在宏觀層面，王羲等[1]以“兩利四率”指標衡量企業發展質量，探究數字化轉型與企業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促進企業創新、提升企業風險承擔能力進而提高企業發展質量。張晨霞和俞萍萍[2]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具有顯著的“暢通內循環”與“賦能外循環”效應，有助于推動“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譚偉杰和龐鈺標[3]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的就業吸納能力，擴大企業的勞動力需求。在微觀層面，祁懷錦等[4]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通過降低信息不對稱以及管理者非理性行為進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林川[5]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提高信息質量有效抑制股價崩盤風險。張永珳等[6]認為實施數字化轉型能夠顯著降低審計收費。此外，聶興凱等[7]研究發現企業數字化轉型與會計信息可比性顯著正相關。綜上可知，數字化轉型提高了企業的信息處理能力，緩解了企業信息不對稱，有助于提高企業信息可比性和公司治理水平，并影響企業的決策水平。投資是企業生產經營決策中的關鍵，高效的投資決策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推動。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能否促進投資效率的提升并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值得探究。

基于此，本文選取2009-2021 年我國A 股上市企業作為研究樣本，就數字化轉型能否改善企業投資效率及其作用機理進行實證檢驗，并進一步探討了異質性因素。與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貢獻在于：第一，本文通過檢驗數字化轉型對企業投資效率的作用，豐富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微觀經濟后果的研究，為數字化轉型助推企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撐；第二，本文進一步厘清了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投資效率的作用路徑，發現數字化轉型主要通過提高企業會計信息質量進而影響企業投資效率。

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本文認為，數字化轉型能夠提高企業投資效率，產生影響的原因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數字化轉型升級能夠全方位重塑企業的信息披露體系，優化企業的內外部信息環境[8]，滿足不同信息使用者的數據信息需求，有助于管理者在決策過程中作出準確地判斷并對作出的決策及時進行調整；第二，大數據、區塊鏈和智能平臺等數字技術的應用有效減少了企業日常經營管理中的混沌節點，生產銷售環節更加透明，企業為了適應快速變化的數字環境，組織結構趨向于去中心、去中介和扁平化，數據可以在企業內部順暢流通，且更高水平技術的應用還能夠完善現有的內部控制體系，減少信息不對稱和雙方委托代理問題，進而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第三，數字化轉型符合數字經濟時代下的發展潮流，更易受到機構投資者、分析師、媒體等外部監管者的關注，能夠提高企業的外部治理水平，從而約束管理層行為，使得管理層作出決策時更加謹慎，降低其代理行為；第四，數字化賦能能夠幫助企業對投資項目進行全面的數據化分析，幫助企業更好權衡項目收益與風險，使得投資決策主要來自于對數據的定量分析，而非依賴管理層的直覺和經驗[9]，限制了管理層自由裁量權，約束了其機會主義行為，提高了投資決策的正確性?；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數字化轉型能夠提高企業投資效率。

信息不對稱和代理問題是造成企業非效率投資的主要因素，高質量會計信息是緩解股東與管理者之間代理問題和企業內外部之間信息不對稱的重要機制。已有研究表明高質量會計信息導致更低的非效率投資[10,11]，具體來講，主要來自于兩個途徑：首先，高質量會計信息可以減少投資者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降低逆向選擇成本，充分披露的會計信息還可以防止管理者因單方面掌握更多信息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度投資行為；其次，高質量的會計信息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投資風險，提升權益投資者索要的回報率，有利于投資者對股票期權未來收益進行準確預測，輔助決策者作出正確的投資決策。

數字化轉型升級能夠全方位重塑企業的信息披露體系，優化企業的內外部信息環境，促進內部信息的交流與整合，從而提高會計信息質量。一方面，借助數字化轉型升級，企業可以將內外部海量的、非標準化、非結構化的數據編碼輸出為結構化、標準化信息[12]，提高了數據信息的客觀性、及時性和準確性，縮短了信息傳遞距離，保障了信息質量；另一方面，企業能夠依托開源數據和服務化網絡機構等技術平臺實現信息的多域跨層[13]，建立智能化會計信息管理系統，促進會計信息高效整合，強化信息治理的監督職能，進而提高會計信息質量?；谝陨蟽牲c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2：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提高企業會計信息質量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本文以2009-2021 年我國A 股上市企業作為樣本，并對樣本做以下篩選：剔除ST、*ST 公司，剔除相關數據缺失的公司。經過篩選，最終得到28 928 個觀測值。為避免異常值的影響，對所有連續型變量做上下1%的縮尾處理。本文使用的數據均來源于CSMAR 數據庫。

3.2 變量定義

3.2.1 被解釋變量

參考張悅玫等[14]，劉慧龍等[15]的研究，采用經典的Richardson[16]模型對非效率投資指標進行測算，具體模型如下：

其中，Invest 表示企業i 第t 年的實際新增投資支出，即企業總投資與維持性投資之差除以總資產。Growth 為營業收入增長率；Lev 為資產負債率；Cash 為企業現金持有情況；Age 為上市年齡；Size 為企業規模；Return 為公司股票年度回報；∑Year 和∑Id 為年度和行業虛擬變量；ε 為殘差項。對模型（1）進行回歸，所得殘差即是企業的非效率投資水平，若回歸殘差大于0，表示投資過度，反之，表示投資不足。為方便分析，取回歸殘差的絕對值Abinv 作為投資效率的衡量變量，此數值越小，即越接近于0，則表明投資效率越高。

3.2.2 解釋變量

參考吳非等的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基于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數字技術應用等維度的相關詞匯，構建企業數字化轉型特征的關鍵詞詞頻指標來度量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

3.2.3 中介變量

參考楊海燕等[17]的研究，采用修正Jones 模型計算得到的操控性應計利潤絕對值作為會計信息質量的度量指標。該指標值越低，代表會計信息質量越高。具體模型如下：

式中，TAt為第t 年總應計利潤；ΔREVt為第t 年營業收入增加額；ΔRECt為第t 年應收賬款增加額；PPEt為第t 年固定資產原值；At-1為第t-1 年末總資產，對上述模型進行回歸，殘差ε 即為可操縱性應計利潤。

3.2.4 控制變量

根據已有文獻，本文還控制了財務杠桿Lev、現金持有量Cash、上市年限Age、公司規模Size、董事會規模Board、獨立董事比例Indep、盈利能力Roa、成長能力Growth、股權集中度Large、管理層持股比例Mshare、是否兩職合一Dual。具體變量定義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

3.3 實證模型

為驗證數字化轉型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本文采用固定效應回歸模型，具體如模型（3）所示，并在此基礎上，借鑒溫忠麟等[18]的研究，構建模型（4）和模型（5）檢驗會計信息質量的中介效應，具體如下：

若模型（3）中γ1顯著為負，那么H1 得證。在γ1顯著的基礎上，若μ1與ν2都顯著，且二者乘積的系數與模型（5）Dig 的系數ν1同號，則會計信息質量起到部分中介作用，H2 得證。

4 實證分析

4.1 描述性統計

表2 是樣本描述性統計結果。結果顯示，企業投資效率均值為0.042，中位數為0.026，最小值為0.001，最大值為0.319，表明各樣本間的投資效率存在較大差異。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均值為0.056，中位數為0.008，標準差為0.117，最大值為0.652，最小值為0，表明數字化轉型程度在各樣本間亦存在較大差異。

表2 描述性統計

4.2 數字化轉型與企業投資效率

本文檢驗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結果如表3 所示，由列（1）可知，數字化轉型的系數為-0.009，且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化轉型顯著提高了企業投資效率，H1 得證。列（2）與列（3）分別是過度投資與投資不足樣本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數字化轉型的系數均為負，其中過度投資樣本系數顯著為負，而投資不足樣本系數并不顯著，表明數字化轉型主要表現為抑制企業過度投資，從而使得企業整體投資效率得以提升?？赡艿脑蚴?，數字化轉型全方位重塑了企業的信息披露體系，充分披露的會計信息能夠防止管理者因單方面掌握更多信息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度投資行為。此外，數字化轉型能有效地發揮公司治理功能，約束了管理層的自利行為，使其在進行投資決策時趨于謹慎，減少了盲目投資，抑制了企業過度投資行為。

表3 數字化轉型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

4.3 穩健性檢驗

4.3.1 替換變量的度量方法

采用Biddle 模型重新度量投資效率，并參考吳武清等[19]，采用與數字化相關的關鍵詞占全文總詞數的比例再次構建一個反映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指標，回歸結果見表4 列（1）、列（2），數字化轉型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表明數字化轉型能夠提高企業投資效率。

表4 穩健性檢驗

4.3.2 更換回歸模型

采用tobit 模型重新回歸，回歸結果見表4 列（3），數字化轉型的系數為-0.008，顯著性水平為5%，假設H1 的結論仍然穩健。

4.4 機制分析

表5 為會計信息質量的中介效應檢驗?；貧w結果顯示，Dig 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在此基礎上，由列（2）和列（3）可知，μ1與ν2都顯著，且二者乘積的系數與模型（5）中Dig 的系數ν1同號，因此會計信息質量在數字化轉型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過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H2 得證。

表5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4.5 異質性分析

不同產權性質企業的投資行為受數字化轉型的影響程度可能不一樣。一方面，國有企業面臨的市場競爭壓力較小，獲取相關資源的能力更強，缺乏數字化轉型的動力；另一方面，國有企業面臨更強的監督和關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管理層的非理性行為，減少了非效率投資，因此數字化轉型對國有企業投資效率的促進效果有限。本文將企業按其產權性質進行分組回歸，回歸結果如表6 所示。結果顯示，相對國有企業而言，數字化轉型對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大。

表6 異質性檢驗

5 結論

本文選取2009-2021 年的滬深A 股全部上市企業作為研究樣本，實證檢驗數字化轉型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第一，數字化轉型能夠顯著提高企業投資效率，主要表現為抑制企業過度投資；第二，機制研究表明，數字化轉型通過提高企業會計信息質量，進而提升了企業的投資效率；第三，異質性檢驗發現，相比于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與投資效率的正相關關系在非國有企業中更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