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應用人工智能的限度審思

郝博煒

（河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石家莊 050024）

人類正在步入一個由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三重疊加的數字信息時代。為了實現精準的信息交流、高效傳播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積極應用對自身有優化功能的人工智能技術，將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內化為完善理論體系與提升實踐能力的重要因素。人工智能也具有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能性，人工智能可以基于大數據構建出一個高度逼真卻又有所不同的“孿生”思想政治教育世界，實現與真實思想政治教育世界的鏈接和統一，通過在“孿生”思想政治教育世界總結規律、預測結果、生成算法，進而改進真實的思想政治教育世界。

在黨和國家的政策支持下，人工智能已經開始應用于思想政治理論課（以下簡稱“思政課”）教學、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和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等活動。然而，人工智能也存在技術局限與弊端，容易造成技術失序的不良后果。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我們不僅要與時俱進、積極響應技術變革教育的時代號召，更要在全面追趕人工智能熱潮之時進行審慎的冷思考。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于思想政治教育領域，有值得警惕的另一面，即人工智能應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應當是有邊界、有限度的。

一、人工智能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邏輯進路

人工智能的核心假設是把人的意識視為一種算法，當算法的運行符合人的思想與行為規律時，人工智能就可以像人一樣思考且合理地思考、像人一樣行動且合理地行動。由此，人工智能開辟了理解人們思想和行為的新路徑，建立起了同思想政治教育的關聯。人工智能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邏輯是：第一步，基于挖掘、獲取大數據建構同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相對應的“孿生”世界；第二步，通過對思想政治教育大數據的分析處理，總結出相關規律，實現對思想政治教育“孿生”世界的認識，生成恰當的算法；第三步，利用在“孿生”思想政治教育世界中研發的算法認識、改進真實的思想政治教育世界。簡而言之，通過大數據和算法再現、重構思想政治教育世界。

以大數據為基礎的人工智能對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強有力的表征與建構能力。畢達哥拉斯認為數是萬物的本原，而今天，有學者提出“數字是人的尺度”，即數據成為客觀世界甚至人的精神世界的表征與尺度。通過把受教育者的行為以數據方式進行匯集處理，人的“鏡像化”生存狀態被大數據以可視化的方式刻畫出來，受教育者的思想行為特點、關注的社會熱點、教育質量反饋等數據都會得以科學量化地呈現，教育者對教育對象的整體思想政治素質有了較為精準的評估。人工智能正在為思想政治教育決策工作科學化、教學評價工作客觀化、監督工作過程化提供實證性支撐，人工智能正在幫助思想政治教育超越經驗水平，走向科學化、現代化。我們甚至可以說，復雜多變的思想政治教育實踐活動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通過大數據實現對教育對象、教育過程、教育評價等的清晰認知，人們對思想政治教育世界的認識和實踐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分子”水平。未來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在人工智能面前變得不可想象，或許人工智能將推動實現“思想政治教育形態的創造性重構”［1］。

然而，在人工智能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邏輯鏈條中，各環節緊密銜接，特別是最重要的第一步，一旦有所偏頗，后續人工智能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邏輯論證和實踐展開都可能會出現偏差。實際上，第一個環節，即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的可數據化，反映的是人工智能應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體論預設。無論是探討人工智能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現實可能還是矛盾局限，都必須先從本體論層面對這一預設進行辯證分析。

二、思想政治教育應用人工智能的本體限度

思想政治教育應用人工智能的本體限度是指基于大數據構建出的“孿生”思想政治教育世界從本體意義上講不等同于真實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世界。

盡管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從本體意義上為表征、重構思想政治教育實踐活動提供了無可比擬的技術手段。但是，“一切皆可量化”是否在思想政治教育世界中成立？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人的思想和行為能夠被完全數據化嗎？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大數據構建出的算法世界是否等同于真實的思想政治教育世界？學界對于這個問題還沒有定論。本文認為，基于大數據構建出的“孿生”思想政治教育世界是一種特殊的擬態世界，它不同于真實的思想政治教育世界，這也正是人工智能和思想政治教育在本體意義上存在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特質決定了它與人工智能的二進制本性有著本質區別。具體來看，造成人工智能和思想政治教育本體矛盾的原因，至少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就表征范圍而言，人工智能無法使思想政治教育實現完全的數據化。一方面，從技術應用所需的社會條件來說，大數據的實時采集與分析是人工智能發揮作用的前提與必要條件。數據量越大，算法的運行程序就越規范，人工智能的智能化程度就越高。但數據的獲得、人工智能的應用，需要人們讓渡自己的數據。顯然，盡管智能產品在人們生活中廣泛應用，數據生產模式轉變為用戶生產內容模式，大部分人愿意為了智慧生活讓渡自己的可識別性［2］，但毋庸置疑的是，還有一部分人不會也不愿意用“隱私換取便利”。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是作用于人的思想領域的政治教育活動，在這項實踐活動中，人的行為作為外在物質性、生理性活動可以被追蹤記錄，但人的思想、意志等內在的精神和情感狀態難以數據化。同時，盡管數據是對“事實”的記錄，但“事實”中蘊含的社會實在無法簡單地被還原為數據。當然，人的思想和情感可以通過行為外化出來，但這些可以數據化的行為只是思想和情感的外在表現而不是思想和情感的本體。這種數據化的測量，“從本質上講還是通過替代性的外顯的行為或其他可以測量的指標還原為二進制的數據形式，說到底還是典型的科學主義的還原論思維方式”［3］。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人工智能無法實現思想政治教育實踐“樣本=總體”的美好愿景，可數據化的活動要素是有限且表面化的。

第二，就表征質量而言，人工智能分散性、節點性的符號本質與思想政治教育的聚合性、整體性要求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對人工智能的期許之一就是借助大數據的抓取方法匯聚、縷析、總結數據，而后生成算法模型模擬再現、改進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從而滿足教育對象的發展需要。換言之，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具有聚合性、整體性要求。然而，人工智能雖然可以幫助思想政治教育者發現和探索事物的特性、關系和規律，但它在本質上還是1 和0 的符號表征，無法顯現為現實的、豐富的人的生命世界，更無法重構立體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世界。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中可量化的原始數據呈片段化分布，這些數據以相關性為紐帶散落在網絡空間的各個角落。只有將這些零碎化的數據聚合起來，對其進行邏輯化的鏈條整合，才能實現價值增益，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具有參考性的內容信息，否則這些數據毫無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可言。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項求真、向善、尋美的實踐活動，其教育內容具有明顯的積極意義，而大數據技術搜集獲取到的原始數據在未經清洗之前可謂良莠不齊，正向性、反向性、中性數據雜糅在一起，這些數據顯然與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正向性聚合要求有所沖突。如果不把原始數據進行清洗和過濾，我們很難保證由這些數據得出的結論是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取向的。由此可見，數據和算法世界通常不是思想政治教育世界的真實鏡像。

三、思想政治教育應用人工智能的認識限度

思想政治教育應用人工智能的認識限度是指人工智能作為認識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視角存在一定缺漏，人工智能強調的相關關系無法代替因果關系。

人們對測量、記錄和分析世界的渴望是人工智能發展的動力來源。人工智能不僅在本體意義上試圖通過數據和算法再現、改進人的現實世界，還為人們認識、改變世界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推動人們思維方式的轉變，相關性思維方式“閃亮”登場，得到了人們的重視并開始被實際運用。從認識論視角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應用人工智能的限度，需要回答相關關系認知方式的優勢與不足，以及它能夠在何種程度上對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產生影響。

我們必須承認，人工智能體現的相關性思維的確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認知思路，拓展了人們對思想政治教育中各項因素的認知與思考。人工智能成為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的一個中介，形成了“主體—數據—客體”的認識路徑，增強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客觀性，數據的可分享性、可重復利用性，也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效率。相關性思維具有引導思想政治教育實踐變革的可能性。但是，與其說相關性思維方式具有重要性，不如說是數據具有重要性。進入大數據時代之后，數據的龐大、混雜、多元、無序大大增加了人們總結事物之間因果關系的難度。面對“盲人摸象”般的難度，在實際工作中，人們迫于無奈，只能“退而求其次”，做出探索數據相關關系的“無奈之舉”。這并不是要否定相關性思維方式的價值，只是客觀地看待其產生與發展。相關性的思維方式無法替代因果關系認知方式，它不會帶來根本上的認識論進步，只是對因果關系認知方式的補充與豐富。只有將相關性思維方式與因果性思維方式結合起來，我們才有可能實現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認識與把握。

學界對于相關關系和因果關系之間的關系一直存有爭議。第一種觀點主張相關關系不是因果關系?！爸馈鞘裁础蛪蛄?，沒有必要知道為什么。我們不必非得知道現象背后的原因，而是要讓數據自己‘發聲’?！保?］67第二種觀點主張因果關系是一種特殊的相關關系?！按髷祿粌H不是因果性觀念的淪陷之地，反倒是進一步充分展開重新刻畫的因果概念的最好場所?！保?］第一種觀點中的“沒必要知道為什么”只能說明我們在當下很難判明其中的關系，不能說明其中不存在因果關系；而第二種觀點肯定了相關關系與因果關系的聯系。我們似乎可以得出結論，即相關關系與因果關系并不是對立的。但是，相關關系不一定與因果關系存在聯系，相關關系或許能、或許不能推導出因果關系。因果關系的核心是邏輯演繹，它用以解釋客觀世界中的事物為何存在關聯性，是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所要遵守的必要原則。相關關系的核心是統計歸納，建立于大數據基礎上的相關關系可以基于算法的程序運行得出預測結果，但即便能夠預測出人的行為，這種預測結果并不必然地隱含當下與未來的因果關系。這就是相關關系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無法代替因果關系的主要原因。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思想與行為是基本的和核心的范疇，它們之間是一種因果關系。這意味著，要想通過行為探知思想，必須要有顯著的因果關系，而相關關系無法推導出因果關系，它所呈現的數據推導也無法完全反映人的思想。無法厘清思想和行為這對核心范疇之間的關系，基于相關關系開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也就不具備說服力。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與維護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為導向的實踐活動，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的諸多要素都要圍繞這個核心進行理性規劃與價值選擇，自覺自為地回答好為何、何為、如何等問題。無論是人的發展還是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維護，都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的任何因素施加于人都會產生持久性的影響。相關性的思維方式應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也需要遵循這一原則，人工智能做出的每一項預測和決策都應是、也必須是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規律的。由于相關關系不必然推導出因果關系，只應用相關性思維方式很可能會增加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的不確定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實踐活動，國家、社會和個人都對其抱有很高的期望，面對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系列根本性問題，我們必須要“知其所以然”。如果只依靠不確定的、模糊的相關性思維方式闡釋、指導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思想政治教育的不確定性會日益增加，久而久之，這種“相關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計劃性、目的性等將會漸漸式微，其理論品質和實踐品格無疑會與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相偏離。

基于相關性思維方式帶來的巨大收益，有學者樂觀地認為認識事物“關聯就足夠了”［4］66?；蛟S在一些自然的、機械的領域，“知其然”就可以維持其正常運轉，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然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我們需要去展示和探尋人無限的可能性與豐富的意義世界，“知其然”遠遠不夠，我們必須要“知其所以然”?！瓣P聯就足夠了”的認知其實是在回避認識論的基礎問題［6］，這也正是人工智能作為一種認識方式與思想政治教育的矛盾所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思想與行為等重大問題只用相關性思維方式是解決不了的，因果性思維方式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不可撼動的堅實地位。

四、思想政治教育應用人工智能的價值限度

思想政治教育應用人工智能的價值限度是指人工智能的工具理性不能包蘊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理性。

作為一種現代化工具和技術手段，人工智能無疑對社會和個人都具有重要價值，當前人們從技術層面所做的各種開發應用和推廣實踐都是在最大限度地發揮人工智能的工具性價值，其功效毋庸贅言。然而，現代技術的作用發揮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以利潤為指向的經濟理性，特別是由經濟理性所支配的科學理性。盡管人工智能和思想政治教育都以人為中心，但現有人工智能在運行過程中奉行偏好原則，在一定程度上欠缺了主流價值觀的引領，帶有隨心所欲的隱患。人工智能這一新興技術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和不可衡量性蘊含著風險與挑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活動中出現了技術越位現象，與思想政治教育價值產生了矛盾。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項聚焦于人的“溫暖”的活動，它關心人、圍繞人、服務人，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這項活動的根本目標。人工智能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二進制運行，盡管這種二進制運行方式彰顯出技術的“智慧”，但現有的人工智能技術仍是無意識、無情感的，無論是處于基礎地位的大數據，還是居于核心地位的算法，它們都是“冰冷”的物質元素系統，“冰冷”的人工智能與“溫暖”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鮮明對比?！氨洹迸c“溫暖”本就是一對矛盾，當“冰冷”的人工智能應用于“溫暖”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尺度的把握是非常關鍵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現技術“綁架”人的現象，這使得人工智能的技術化與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化有發生矛盾與沖突的可能性。

第一，人工智能的工具理性具有掩蓋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理性的可能性。人工智能不具有人的情感，工具理性貫穿于其應用過程，如果僅僅依靠人工智能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只見技術不見人”，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對象顯然會缺少情感交流、情感體驗。情感關懷與價值從來就是密不可分的，失去了情感依托的價值也就喪失了意義。價值理性的缺失和冰冷的工具理性的過度使用會使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事倍功半。然而，部分人無限放大人工智能的作用功效及其影響力，認為人工智能可以再現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世界，產生了數據和算法崇拜心理。這些人脫離了人及其所在社會的價值本性，一切以數據為基準，“用數據說話”。實際上，數據背后蘊含的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故事，簡單的數據根本無法表達人們復雜多元的經歷與體驗。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特別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評價活動中，我們常常會用一些數據來證明教育效果的優良程度。比如學生對思政課的滿意度為90%，這只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數據，但是它的背后，承載著思政課教師付出的無數心血，也包含著學生對思政課的更多期待，如果只把90%當作一個冰冷的數據，這無疑是對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人性漠視。

第二，人工智能具有使思想政治教育缺失人文關懷的可能性。思想政治教育是幫助人更好地塑造、發展、完善自我的實踐活動，這意味著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開展必須要有人文關懷的投入，沒有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失敗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者進行人文關懷，既要推己及人，充分考慮人性的不完美給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帶來的困難，又要考慮到人文關懷的界限，避免事無巨細的過分關懷讓受教育者不堪重負，還要考慮受教育者的合理需求，賦予受教育者以價值感、滿足感?？梢哉f，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人文關懷需要付出極大時間與精力，人工智能的參與可以幫助教育者減少時間與精力的付出，教育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然而，再“聰明”的人工智能也依舊是機械元素的聚合，它可以為思想政治教育者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提供合理依據，但教育者不能簡單地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進行網絡化、數據化、智能化處理，教育者可以依托人工智能而不能依賴人工智能，否則將失去思想政治教育以人為本的生命力。更何況，人工智能也難以適應教育對象復雜、多變、動態的人性，由于缺少人性化互動，受教育者由最初對人工智能的新鮮感很可能會轉化為疲憊感。更為嚴重的是，網絡化、數據化、算法化會導致思想政治教育者對受教育者的“降維”處理。人工智能通過大數據繪制大眾畫像，并實時更新、補充、完善畫像的細節與變動，這看似是人工智能的“聰慧”之處，實現了對教育對象從思想到行為的精準化、動態化把握，但這實際上把“三維”的現實的人降級為“二維”的數字圖繪，受教育者被人工智能進行了“降維”處理，成為純粹的虛擬人。這種單純的數字化邏輯無法真實反映教育對象的個性化特征與多元化需求，阻礙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開展。此外，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領域的使用應聚焦于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目標的研究，注重人的思想品德、政治素養的全面提升，而不是“為了技術用技術”。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技術應是培養人、塑造人的手段和媒介，而不是活動的焦點與中心。同時，把人工智能用于處理與育人無關的瑣碎事務，將人工智能的作用發揮囿于“雜事”也是不可取的。

人工智能所承載的工具理性價值不能也不應涵蓋、超越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價值，換句話說，面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價值，無論人工智能如何先進，它都只能是思想政治教育者開展工作的手段和方式，是一種工具性的價值存在。價值的判斷標志必須取決于人而不是技術，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活動價值的評判標準。

五、思想政治教育應用人工智能的方法限度

思想政治教育應用人工智能的方法限度是指作為技術方法的人工智能，其純理性特質和虛擬性特征與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感性和現實性要求之間存在矛盾。

人工智能是依托于各種算法實現對人的模擬和超越的一種技術。所謂算法，就是運算的方法。在人工智能領域，方法論是決定人工智能發展方向、速度和程度的核心維度，它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外在性的表征，通過圖靈測試判斷人工智能何以是人工智能；二是內在性的表征，根據算法的先進程度評判人工智能何以實現人工智能，模擬、超越人的行為和思維能力［7］?？梢哉f，方法論不僅決定了人工智能的存在樣態，還決定著人工智能的價值功能。當人工智能應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方法論維度仍舊是重中之重。在思想政治教育實踐中，教育者大多是從方法論維度來理解、應用人工智能的，認為人工智能是助力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現代化、科學化的一種技術方法，但作為技術方法的人工智能與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之間至少存在以下兩個矛盾。

第一，人工智能方法的純理性特質與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感性要求之間不相匹配。技術治理側重治理的理性化，但人不僅是理性的動物，也有非理性、感性化的一面［8］。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項關心人、圍繞人、服務人的實踐活動，組織、實施這項活動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具體工作中，既要以理服人，還要注重以情動人，較豐富的人文情感是其必須具備的，如此方能更好地符合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的本質規定。同時，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會有很多通常需要由經驗去把握、判斷的元素，如情緒、習慣、公序良俗等，這些都體現出思想政治教育較強的感性特質。人工智能的應用改變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教育者對經驗、直覺、感性的依賴。人工智能抓取、分析、處理海量數據并通過算法推演出各種相關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種種因素都被數據編碼所代表，那些難以量化的情緒、習俗等也統統被降維處理，感性、經驗和知覺在這里被予以剔除，理性思維和特質似乎成為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人工智能唯一的遵循原則。盡管人工智能的理性特質幫助思想政治教育者克服了基于經驗和知覺的感性的行事方法缺陷，但只有理性沒有感性的工作方法又容易把教育者推向另一個技術性“陷阱”。

面對人工智能這種技術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者在理性特質與感性要求之間尋求到一種平衡狀態是較為困難的。容易發生的一種情況是，思想政治教育者重理性輕感性，盲目依賴大數據和算法的功能，把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的種種元素都用數據來代替，活動如何組織、實施都由數據來決定，陷入“唯數據論”的怪圈中。實際上，大數據還不足以還原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各要素的“本真面貌”，能夠被大數據所映射的活動元素可以視為“客觀數據”，還有很多“大數據之外的與個體密切相關的生活環境、性格特征、現實需要”［9］等“主觀數據”需要教育者付出自己的感性情感去體會其深層意蘊。另一種情況是，思想政治教育者重感性輕理性，他們傾向于在開展具體工作時以人文關懷為主。當然，對受教育者賦予豐富的人文關懷可以避免“數據冰冷”，但過于強調主觀情感很容易有意或無意地忽略掉數據和算法的重要價值。而且，我們吸納人工智能技術，就是為了推動思想政治教育向科學化、現代化、智能化轉變。如果不注重應用人工智能，那還何必大費周折呢？習近平強調：“要順勢而為、因勢利導，研究把握信息網絡時代政治工作的特點和規律，用好用活網絡平臺，占領網絡輿論陣地，推動政治工作傳統優勢與信息技術高度融合，增強政治工作主動性和實效性?！保?0］因此，教育者在利用人工智能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中，只有掌控好自身感性要求與人工智能理性特質間的“尺度”，才能夠避免產生“一頭獨大”的矛盾局面。

第二，人工智能方法的虛擬性與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現實性要求之間的不相匹配。思想政治教育以現實的人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人工智能應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須觀照“人”的現實性要求，把“人”的發展與需要置于核心地位。盡管人工智能通過大數據和算法實現了人的部分行為與思想的數據化，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人、機、物三元世界在虛擬空間相互交融的思想政治教育狀態，構建了“人—機—物”一體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態。但是，現實的“人”和虛擬的“機”仍然有較大區別。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實施者是具有實體存在的人，人工智能方法的實施者是虛擬存在的“機”。由于人工智能具有不可見性的特征，人們“看不到”自己使用的人工智能技術，也“看不到”虛擬的“機”，受教育者無法與脫離了客觀存在物體的人工智能進行面對面的、直接的、現實的交流。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結果指向是人的發展，而人工智能方法的結果指向是數據預測結果和事物發展趨勢。換句話說，人工智能方法關心的是二進制符號，是虛擬的計算結果，而不是現實的人的思想和行為。最后，使用人工智能方法得出的結果也不是對教育對象現實世界的真實映射，而是帶有偏差性的特殊擬態環境。由此觀之，當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技術方法應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時刻提醒自己著重觀照現實的人，發揮好連接人、機、物的中介作用，通過客觀實在的“物”促使人工智能方法的指向對象由虛擬走向現實，操作主體實現從“機”到“人”的轉化，減少其與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差距與矛盾，促進整個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有效開展。

綜上所述，復雜的兩面性始終存在于人工智能的應用活動中，思想政治教育應用人工智能應當是有限度的。當然，指出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種種限度并不是“閉境自守”，排斥思想政治教育對人工智能技術的吸納，而是警醒思想政治教育者不能把技術看作是解決現實問題的“靈丹妙藥”。我們在享有人工智能帶來的福祉之時，必須秉持批判立場。如何在思想層面認識人工智能的限度、在實踐層面處理人工智能的限度，不僅考驗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智慧，更是直接關乎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領域中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