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

丁 寧 劉 偉

（安徽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 安徽蚌埠 233030）

當前，我國正深入推動數字經濟賦能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2022 年10 月，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加快建設數字中國；《“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指出，要推動數字城鄉融合發展，加速彌合城鄉數字鴻溝。數字經濟時代，信息交互的便利性和數據的開放性降低了農村居民的搜尋成本，現代信息技術在實體經濟中的廣泛應用提高了農村居民學習新事物和提取有效信息的能力，緩解了城鄉間“知識差距”現象，提升了農村居民的增收能力，有助于拉近城鄉收入差距。除了憑借自身特征直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外，數字經濟還能夠通過影響流通過程拉近城鄉收入差距。近年來，流通業在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在數字經濟時代背景下，以電子商務為代表的流通模式在促進農戶增收上顯現出巨大潛力。電子商務催生出的“淘寶村”，使貧困地區當地農民收入增幅達到6.4%。[1]從流通業發展視角來研究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因此，本文將從流通業發展視角，使用搜尋理論、二元經濟發展理論和“梅特卡夫定律”，運用中介模型和門檻模型，探討數字經濟的收入分配效應。

一、研究假設

（一）數字經濟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中介效應。搜尋理論認為，由于市場中存在信息不對稱，買賣雙方在匹配過程中需要付出搜尋成本。在勞動力市場中，當“搜尋—匹配”成本較高時，求職者的搜尋行為受到限制，而當“搜尋—匹配”成本較低時，求職者能夠開展更加充分的搜尋活動，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從而有更大可能提升收入水平。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從以下兩個方面減少農村居民的工作搜尋成本：第一，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通過加快信息交互和思想傳播等途徑降低信息搜尋成本、豐富創業資源，使得物質資本匱乏的農村居民和沒有網絡社會的農村群體能夠參與到創業活動中去，獲得信貸支持。在積極的信貸支持下，更多的中小型企業得以創立，進一步為社會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崗位，從而側面提高了農村居民的就業與創業概率。[2]第二，互聯網的普及可以提高農村居民提取有效信息的能力，間接降低農戶的搜尋成本。此外，互聯網的使用對農村居民增收作用更大。[3]譬如，當農戶通過接觸電商有了更強的對接市場能力、與外界交流的能力以及學習新事物的能力時，能夠對即時性的市場需求迅速做出反應，減少農產品滯銷情況，進而穩定收入。此外，根據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鎮的就業轉移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主要途徑，數字經濟的發展可以從崗位創造和勞動力流動兩個方面助推這一過程。數字金融可以促進勞動力流動與非農就業，進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配只有通過交換才能最終實現，而作為聯接供給側和需求側的橋梁，流通業不僅影響著生產、分配和消費，還產生收入分配效應。首先，流通業本身就具有促進社會就業的基礎性作用，而數字技術在流通領域的運用進一步強化了流通業的就業吸納能力。[4]其次，流通業與物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的結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破除城鄉之間的“信息障礙”和“物流障礙”，打通城鄉流通體系循環的現實堵點，有利于發揮數字經濟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全面提高農產品流通信息化水平，不僅能夠緩解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盲目生產情況，而且能夠提升城鄉之間的資源配置效率，促進流通渠道的疏通，有助于農民獲得經營性收入。最后，流通業數字化程度的提升有助于農戶降低交易成本、擴展農產品銷售市場。ICT等現代信息技術在流通領域的應用，有效減少了農村居民獲取信息和進行交易的成本，拓展了農產品的銷售渠道。[5]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1：

H1：數字經濟可以通過提升流通業發展水平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二）數字經濟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非線性效應。數字經濟的發展放大了流通產業的就業吸納能力，根據網絡效應和“梅特卡夫定律”，這種效果可能會隨著流通業發展水平的提升而越來越明顯。網絡效應能夠促進創新投入，而創新投入的增加有利于農村電商利用互聯網技術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促進買賣雙方的競爭與合作，進而提升農民收入。此外，在高市場化程度和非貧困縣等流通業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農村電子商務的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作用更加明顯。[6]即網絡效應和“梅特卡夫定律”均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2：

H2：隨著流通業發展水平的提升，數字經濟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進一步增強。

二、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為檢驗數字經濟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關系，構建以下固定效應模型：

式（1）中i為?。ㄊ?、區），t為年份，gapit為城鄉收入差距，digitalit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Xit為控制變量。εit為隨機誤差項，μi、δt為省份和時間固定效應。

結合前文的理論分析，數字經濟可以通過提高流通業發展水平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為檢驗這一機制是否存在，本文聯合模型（1）構建如下中介效應模型:

式（2）中m為中介變量流通業發展水平（Cir），其余變量和參數設定與（1）式相同。

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可能具有邊際遞增的特征，對此，以流通業發展水平作為門檻變量，設定以下面板門檻模型：

式（4）中門檻變量為流通業發展水平，θ表示門檻值，根據是否滿足I( )中的條件返回0或1，其他變量和參數設定與（1）式相同。

（二）變量測度與說明。

1.被解釋變量：城鄉收入差距。使用泰爾指數（Theil）衡量城鄉收入差距，其計算公式如下：

（5）式，j= 1,2為城鎮和農村地區，Ij,t為j地區t時期城鎮或農村居民總收入，Zj,t為t時期總人口。

2.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本文研究參考《數字經濟產業分類》相關標準，并參考《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中數字化治理和數據價值化部分。在研究過程中為對數字經濟進行更全面深入的量化分析，本文將數字化治理和數據價值化也加入到相關指標體系中。由于數據價值化中省市電子商務交易額數據缺失，故只增添數字化治理這一項一級指標。對數字化治理的衡量，本文借鑒楊慧梅等學者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相關細分指標的變量選取方式，結合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對數字化治理的定義，選取域名數、網站數和互聯網上網人數為細分指標，均取對數。[7]具體測度時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將結果進行標準化處理后得到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3.機制變量：流通業發展水平。本文將流通業分為批發零售業和交通運輸業，流通業發展水平則用兩個行業增加值之和的對數表示。

4.控制變量：除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變量外，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教育投入、財政政策、人口分布和對外開放程度也是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因素，故本文對以上變量進行控制。具體數據的選取如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agdp）用實際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表示；地區教育水平（edu）用地方財政支出中教育支出與人口總量的比值表示；地區財政支出水平（fiscal）以預算支出與生產總值的比值表示；外商投資水平（fdi）以外商投資總額的對數表示；城鎮化水平（urban）以年末城鎮人口占比表示。

（三）數據來源。鑒于2004年之前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等相關行業數據缺失，故本文在研究過程中選擇2004－2019年29 個?。ㄎ鞑?、青海除外）的均衡面板數據為樣本進行量化分析，相關數據全部來自國家統計局。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表1為基準回歸結果，第（2）列為加入控制變量的結果，R2上升，表明控制變量選取適宜?；谇拔牡睦碚摲治?，數字經濟可以提高農戶收入，為進一步探究數字經濟與城鄉收入之間的數量關系，本文分別對城鄉居民的收入進行回歸。對所得結果進行處理，具體如下表1第（3）列和第（4）列所示，數字經濟對兩者的回歸系數均顯著且為正，并且農村居民收入的回歸系數更大，說明數字經濟更有利于農村居民增收，再次佐證了數字經濟能夠拉近城鄉收入差距的結論。

表1 數字經濟與城鄉收入差距的基準回歸結果

為避免變量衡量等研究偏誤，進行以下穩健性檢驗。1.工具變量。以解釋變量的一、二階滯后項實施2SLS回歸。表2第（1）列對應于此條件下的回歸結果，回歸系數仍顯著且為負，這說明前文得到的結論穩健可靠。2.改變核心解釋變量的度量方法。為避免變量測度方法的局限對估計結果的影響，本文將核心解釋變量替換為由賽迪顧問測度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賽迪顧問較為全面地構建了各省數字經濟發展指數的科學評價體系，選取該方法下度量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進行替代性檢驗。表2第（2）列回歸結果顯示，數字經濟顯著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說明研究結論穩健可靠。3.考慮外生沖擊。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中，各國領導共同達成了合作倡議，旨在為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共同努力?？紤]到會議之后各國在寬帶行業及相關產業的合作可能會對城鄉收入差距造成沖擊，本文在模型（1）中納入G20 杭州峰會與數字經濟的交互項（summit×digital）對研究結論進行穩健性檢驗。其中，summit表示G20杭州峰會，以2016年為界將其設置為虛擬變量。表2中第（3）列的結果顯示summit×digital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說明G20杭州峰會以后，數字經濟發展縮小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得到了擴大。

表2 數字經濟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穩健性檢驗結果

（二）中介效應分析?；谇拔牡睦碚摲治?，數字經濟能夠通過影響商品交換過程拉近城鄉收入差距，表3報告了中介模型回歸結果。結果顯示，數字經濟對流通業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且流通業發展顯著抑制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假設1得到了支持。

表3 流通業發展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三）門檻效應分析。隨著流通業發展水平的提高，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是否符合網絡效應和“梅特卡夫定律”？需要運用模型（4）進行實證檢驗。門檻效應存在性檢驗的結果表明，以流通業作為門檻變量時，數字經濟對于城鄉收入差距、城鎮居民收入與農村居民收入均存在單門檻效應。表4第（1）列的回歸結果顯示，在以流通業發展水平為門檻變量的模型中，數字經濟拉近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持續增強。當流通業發展水平小于門限閥值時，數字經濟顯著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當流通業發展水平大于門限閥值時，數字經濟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進一步增強，驗證了研究假設2。表4第（2）、（3）列的回歸結果顯示，隨著流通業發展水平的提高，數字經濟對農村居民收入的提升作用均具有“邊際效應”遞增的非線性特征，而當流通業發展水平邁過閥值時，數字經濟對城鎮居民收入的提升作用有所減弱，假設2得到了進一步支持。

表4 流通業發展的門檻效應檢驗結果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2004—2019年29個地區的均衡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從流通業視角驗證了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減少城鄉收入差距，得到的具體結論如下：第一，數字經濟能夠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第二，數字經濟可基于提高流通業水平而降低城鄉收入差距，并且隨著流通業發展水平的提升，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具有非線性遞增的特征。

本文的研究結果具有如下政策啟示：第一，應制定相關政策積極引導數字經濟與流通業的結合，鼓勵農村居民參加技能培訓以強化職業教育，提高其識別和利用有效信息的能力，切實提升農戶收入，促進城鄉共同富裕。第二，加強農村地區流通業基礎設施建設，推動5G、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在流通領域的應用，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打通供需間信息渠道，暢通城鄉間要素流動，充分發揮流通數字化在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中的中介效應和門檻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