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鄉村建設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研究

金福子，邢暢

摘要：推進數字鄉村建設，是全面提高農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有效途徑。在構建數字鄉村建設水平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采用熵值法測算出2019年31個?。▍^、市）的數字鄉村建設指數，將其與CFPS2020微觀數據進行匹配，分析數字鄉村建設水平對于居民幸福感的影響作用。研究表明，數字鄉村建設對農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影響。相較于數字化基礎設施水平，數字化技術應用對于農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有顯著激勵效應，且對青年和中年群體更為顯著。數字鄉村建設提升農村居民幸福感的機制在于農村居民借助數字技術滿足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關系需要。因而，應大力提升農村居民數字技能，關注老年群體的數字化獲得，推動數字技術與農業農村發展的多元應用融合，充分釋放數字紅利，提高農村居民幸福感。

關鍵詞：數字鄉村建設；農村居民；幸福感；CFPS2020

中圖分類號：F323文獻標識碼：ADOI：10.7535/j.issn.1671-1653.2024.01.005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on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FPS2020 Data

JIN? Fuzi， XING? Ch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Abstract：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ountryside is an effective carrier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farmers' sense of gain， happiness and security. On the basis of constructing the index system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level， the entropy method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ndex of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 2019， and then it was matched with the microscopic data of CFPS2020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level on residents' happines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Compared to the level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a significant incentive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especially for the young and middle-aged groups.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o improve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lies in the fact that rural residents meet their autonomy needs， ability needs and relationship needs with the help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refore， digital skills of rural residents should be greatly improved， digital acquisition of the elderly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and multiple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promoted to fully unleash digital dividends and improve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Keywords：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ountryside; rural residents; happiness; CFPS2020

一、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要加快建設數字中國，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1]（P4）。數字化時代的到來，給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挑戰。運用數字技術賦能鄉村建設，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成為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重點方向。數字鄉村是憑借大數據、物聯網、移動互聯、云計算等新興數字技術，促進數字化與農業農村農民的生產生活各個領域深度融合的新型發展形態。數字鄉村戰略首次提出于2018年，之后連續五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均有對數字鄉村建設的規劃部署。將數字技術廣泛融入農民的生產生活，利用數字技術服務鄉村發展，對于提高農民生活質量具有重要意義。農民生活質量的提高表現為物質生活富有和精神生活富足的統一。其中，精神生活的富足作為一種主觀認知，生動體現為個體幸福感的提升。研究并解決數字鄉村建設如何提升農民幸福感的問題是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的核心議題之一，是做好新時代“三農”工作的必然要求。

幸福感是個體對生活質量的一種綜合心理評價。從理論維度，社會資源理論為分析農民幸福感來源提供了理論依據[2]（P271-282）。首先，農村居民社交網絡中存在的地位、聲望等社會資源，并不為農村居民所直接占有，只有通過與他人直接或間接的交往才能獲得。也就是說，社會交往程度會影響農村居民的個人認同，從而對主觀幸福感產生作用。其次，人力資本積累越多，農村居民的工作選擇越豐富，能力需要的滿足使主觀幸福感也隨之提高。再次，信息作為一種文化資本，會影響個體對自身生活狀況的認知。因而，信息存量越多越能強化農村居民對幸福感的感受能力[3]（P62-71）。從實踐維度，國內外學者們利用實證分析法總結了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如：Yan-Zhen Hong等[4]通過社會調查提出互聯網技術的接入使農民主觀幸福感提高。劉琪等[5]（P43-50）驗證了農村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改善會使幸福感顯著提高。在居民與他人的社會地位的比較中，“隧道效應”的積極預期會顯著提升居民幸福感[6]（P114-131）。Leng Xuechen等[7]（P1-19）通過問卷調查法驗證了主觀社會地位的提高會帶來生活滿意度的提高。學者們多利用經典的“收入-幸?！狈治隹蚣軐σ了固亓帚Ｕ撨M行論證[8]（P15-34）。鄭沃林等[9]（P140-151）指出主觀相對收入顯著影響農民家庭幸福感。蘇鐘萍等[10]（P71-74）認為相對收入是影響幸福感最主要的因素。

綜上所述，已有文獻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分析結果，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均解析了農村居民幸福感會受到多種社會資源的影響。數字資源作為一種可習得的社會資源，無疑也會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產生影響。那么，數字資源賦能下的數字鄉村建設對農村居民幸福感有何作用機制？對不同年齡層的農村居民是否存在差異？隨著鄉村數字化基礎設施的普及和網民隊伍的壯大，對這一問題的探究無疑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诖?，本文使用CFPS2020的數據，系統考察數字鄉村建設對于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

二、數字鄉村建設對幸福感的影響機制及研究假設

（一）影響機制

愛德華·德西（Edward Deci）和理查德·瑞安（Richard Ryan）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自我決定理論，將個體基本心理需要劃分為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關系需要[11]（P119-142） ，個體通過滿足這些需要來獲得幸福感。

從數字鄉村建設的角度來看，鄉村數字化對于農村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機制主要包括3個途徑（如圖1所示）。第一，自主需要是指根據價值判斷指導個體行為的需要。使用與滿足理論將媒介接觸行為與個體滿足概括為一個“社會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觸—需求滿足”的因果連鎖過程[12]（P125-129）。也就是說，數字鄉村建設拓寬了居民信息獲取的渠道，農村居民通過使用互聯網豐富知識和眼界，從而實現對其價值觀念的指引，顯著提升農村居民的幸福感。魯元平等[13]（P59-73）的研究也表明，數字化發展創造了線上休閑娛樂和網購消費等新活動，有助于提高農村居民的主觀福利水平。第二，能力需要是指個體具有完成目標的能力需求。鄉村數字化為農民提供了多元的技能提升手段，如在線學習、平臺交互溝通、全面數據記錄等，有利于個人資本的積累，從而對居民幸福感的獲得產生正向效應。周爍等[14]（P158-174）認為使用互聯網能夠提高工作能力從而促進幸福感提高。馬軍旗等[15]（P9-15）實證檢驗了網絡學習可以顯著提升農村居民幸福效應，且青年群體使用互聯網所帶來的幸福效應更為明顯。第三，關系需要是指個體對于融入某一群體的歸屬感的需求。數字化的發展打開了農村居民對外交往的大門，傳統社會的“圈”式結構被數字化時代的“鏈”式結構所取代。數字化發展促進信息流動，讓信息傳遞更便捷?；谏鐣W絡理論，數字化技術的進步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移動互聯網的使用既有利于維系已有強關系，也能夠形成新的弱關系，從而強化了居民的社交網絡關系，提升了自我價值感，對農村居民幸福感具有增進效應。陳陽等[16]（P31-45，122）認為鄉村青少年的數字資本提高會幫助其拓寬社會聯系，從而提高其幸福感。

（二）研究假設

1.數字鄉村建設與農村居民幸福感

數字化鄉村的發展前所未有地改變著農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工作狀態和行為模式，對農村居民的幸福感產生著深遠影響。首先，數字鄉村建設拓寬了農村居民的職業選擇渠道[17]（P160-168）。傳統經濟模式下被忽略的“長尾需求”憑借科技發展得以滿足，從而衍生出眾多創業機遇，使農民自我價值得以實現，并顯著提高農民的幸福感[18]（P63-79）。其次，數字化農業改變了傳統農業的經營模式，提高了信息可得性、信息流動性和信息前瞻性決策能力[19]（P134-144）。

在鄉村數字化治理方面，數字鄉村建設加速了公共服務優化配置，利用低邊際成本實現廣覆蓋的共享，緩解了公共服務供給在農村覆蓋面不足的問題[20]（P50-52）。多元化的公共服務供給滿足了農村居民差異化的需求，提高了居民的主觀幸福感水平。鄉村治理過程中，網絡技術賦能促進了農村居民主體意識的覺醒，實現了鄉村治理中村民的“共同在場”。如，在政務微信群內建構多元協商的治理共同體，強化了居民在鄉村治理中的歸屬感[21]（P56-64）。值得注意的是，鄉村數字治理平臺的建設可能會陷入“表面數字化”的陷阱。前期對農民需求的調研不充分以及后期的平臺運營機制不完善，會導致農村居民體驗感較差，從而引發居民對數字化治理的懷疑，抑制居民幸福感的提升[22]（P28）。綜合對比可知，數字鄉村建設更傾向于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谏鲜龇治?，本文提出假設1、假設2。

假設1：數字鄉村建設有助于提高農村居民的幸福感。

假設2：數字鄉村建設通過滿足農村居民的自主需要、能力需要、關系需要來提高其幸福感。

2.數字化基礎設施、數字化技術應用與農村居民幸福感

“接入”和“使用”被稱為第一道和第二道數字鴻溝?，F階段，在黨和國家的大力推動下，數字鄉村政策紅利接踵而至，數字接入機會趨于平等。2021年末，全國行政村通光纖和4G比例均超過99%，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達57.6%[23]。數字信息技術的普惠效應逐步釋放，農產品電子商務發展較快。2022年上半年，農產品網絡零售額2 900億元，同比增長12.4%[24]。在網絡傳播時代，數字鴻溝不再以設備接入為標志，而更多地體現在數字技能接入方面[25]（P1232-1244）。關于數字技能的定義，目前學界并沒有明確的界定，一般闡釋為以互聯網使用為核心的技術能力。劉彥林[18]（P160-168）提出農村數字設施普及率較高后，主要是農村數字應用有效提升農民生活水平，農村數字經濟發展迅速與數字鴻溝并存，數字技能是享受數字化紅利的關鍵。牟天琦等[26]（P36-57，124-125）提出，伴隨著數字基礎設施快速建設，居民的數字接入機會日趨平等，由于個體信息素養的差異性，掌握數字技能的農村居民能改善收入狀況，提高生活水平?；诖?，本文提出假設3。

假設3：相較于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狀況，農村數字化技術應用更能影響農村居民的幸福感。

3.數字鄉村建設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異質性分析

基于彼得·米爾伍德的銀發數字鴻溝理論，老年群體由于數字認知能力有限、社區為老年精準服務程度低等原因，面臨著“數字融入”的障礙。在數字資源的分配使用方面，中青年作為數字優勢群體，對于老年群體等數字弱勢群體，會產生“資源掠奪”行為，導致“數字化排斥”現象。保證老年群體在數字時代不掉隊受到了高度重視，2020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的實施方案》，促使數字治理“升溫”，為老年群體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務。顯然，在數字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相較于青年、中年群體，農村老年群體面臨著被社會拋離的風險，對于數字鄉村建設所帶來的數字紅利的獲得感較少?；谏鲜龇治?，本文提出假設4。

假設4：數字鄉村建設對于不同年齡群體的幸福感影響有著差異性。

根據影響機制和研究假設，制定了研究框架（如圖2所示）。宏觀層面上，數字鄉村建設對于農村居民幸福感有正向促進作用，且對于不同年齡群體的影響存在差異性。微觀層面上，基于自我決定理論，數字鄉村建設通過滿足農村居民的自主需要、能力需要、關系需要來提高其幸福感。

三、數字鄉村建設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及測度

（一）指標體系的構建

目前關于數字鄉村發展水平尚未有明確的統計指標，本文借鑒伍國勇[27]（P15-27）的方法，設置數字化基礎設施、數字化技術應用兩個系統層次。其中，選取鄉村電腦普及率、鄉村移動電話普及率、鄉村互聯網普及率、鄉村物流建設水平、農業氣象觀測站數量等5個指標衡量數字化基礎設施狀況。選取鄉村通郵率、鄉村人均用電量、鄉村網絡文化建設水平、農民數字服務消費水平等4個指標衡量數字化技術應用情況（見表1）。

（二）指標體系測度

采用熵值法測度數字鄉村建設水平。設評估問題有m個指標、n個被評價對象，計算綜合指數包括以下4個步驟。

第一步，原始數據矩陣歸一化。正向指標的歸一公式為rij=aij-minajmaxaj-minaj。

第二步，定義熵。第i個指標的熵為

hi=-k∑nj=1fijln fij，

其中，fij=rij∑nj=1rij，k= 1ln n （當fij=0時，fijlnfij=0）。

第三步，定義熵權。第i個指標的熵權為

wi=1-him-∑mi=1hi，

（0≤wi≤1，∑mi=1wi=1）。

第四步，計算綜合指數。公式為

gi=∑nj=1rijwi。

（三）數字鄉村建設狀況描述

數據均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各?。▍^、市）統計年鑒。受限于數據可得性，選取了2019年截面數據。根據上述指標體系和測度方法，計算得出2019年我國31個?。▍^、市）數字鄉村建設指數，見表2。

經過綜合測算可知，2019年全國數字鄉村總體發展水平達到0.103 3，數字鄉村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是上海市，其綜合發展指數為0.290 2。江蘇省和浙江省分別居于第二位和第三位，綜合發展指數為0.196 4和0.185 6。分區域來看（如圖3所示），東部地區綜合發展指數為0.143 7，中部地區為0.089 9，西部地區為0.074 0。東部地區發展水平遠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區域失衡的現象仍然存在。相較于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情況，數字化技術應用在不同區域的發展差異更加顯著，中部和西部地區在推廣農村新基建的同時，也應重視對居民數字化素養的培育。

以2019年各?。▍^、市）第一產業增加值占比的中位數為界，將31個地區劃分為農業大省和非農業大省。如圖4所示，農業大省的鄉村數字化平均水平為0.084 3，非農業大省的平均水平為0.121 1。農業大省的數字鄉村建設水平明顯低于非農業大省，且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分類型來看，數字化基礎設施的發展差異較小，數字化技術應用的差異較大。數字鄉村建設是發展現代化農業農村的理想載體，農業大省在探索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實踐中，應該重視農村居民數字化技術的提升，提高農民工作和生產經營技能等人力資本，積極打造數字鄉村生態。

四、數據選取與模型設定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采用的數據來自CFPS2020（2020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剔除問卷中指標異常、存在缺失值的數據后，最終獲得包含29個?。▍^、市）的有效樣本3 681個。同時，將各?。▍^、市）數字鄉村建設指數與CFPS2020調查樣本所屬的情況進行匹配。

（二）變量選取

以居民主觀幸福感（happiness）為被解釋變量，依據李克特（Likert）量表分別賦值1～5的整數，將幸福感為“0”“1”“2”的答案賦值為“1”，將幸福感為“3”“4”的答案賦值為“2”，將幸福感為“5”“6”的答案賦值為“3”，將幸福感為“7”“8”的答案賦值為“4”，將幸福感為“9”“10”的答案賦值為“5”。核心解釋變量為數字鄉村建設（szh）、數字化基礎設施（jcss）、數字化技術應用（jsyy）。為了控制其他因素對幸福感的影響，根據幸福經濟學的一些研究成果，以及前文提到的幸福感的影響因素，選取年齡（age）、年齡的平方（age2）、性別（gender）、婚姻（marry）、相對收入（income）、政治面貌（party）、宗教信仰（religion）、健康狀況（health）、教育水平（edu）、社會地位（level）作為控制變量。具體變量描述見表3。

（三）模型設定

考慮到被解釋變量農村居民幸福感為有序離散型數據，因此在估計方法上采用有序Probit模型。為了研究數字鄉村建設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效應和作用機制，設置如下的驗證模型：

happiness=α0+α1szh+αicontroli+μ，

其中，happiness表示被調查對象的幸福感；szh表示數字鄉村建設水平；control表示其他控制變量；μ表示隨機干擾項；α0，α1，αi表示回歸系數。

五、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基于有序Probit模型，分別以數字化綜合水平（szh）、數字化基礎設施（jcss）、數字化技術應用（jsyy）為核心解釋變量，對鄉村居民幸福感進行回歸分析，見表4。

模型（1）的核心解釋變量為數字化綜合水平（szh），控制所有層面的變量。從結果來看，數字化綜合水平的系數為正，通過了10%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鄉村數字化建設能夠提高農村居民幸福感，驗證了假設1。究其原因，數字鄉村建設充分賦能農村一、二、三產業跨界聯合，為農村居民的就業選擇提供了多元化渠道。信息獲取范圍的拓寬豐富了農村居民的認知水平，通過對農村居民價值觀的引領促進其目標的實現，進而提高其幸福感。同時，鄉村數字化治理鼓勵更多的農村居民進行有序政治參與，增進其社會融入，強化幸福感。

模型（2）、模型（3）的核心解釋變量分別為數字化基礎設施（jcss）、數字化技術應用（jsyy），控制所有層面的變量。從表4第（2）列估計結果可以看出，數字化基礎設施對于農村居民的主觀幸福感沒有顯著影響。從第（3）列的結果來看，數字化技術應用系數為正，且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數字化技術應用水平的提升對于農村居民的主觀幸福感有顯著正向效應，從而驗證了假設3。其原因可能在于，近些年我國農村數字設施普及率大幅提升，農村數字設施普遍可得，對于司空見慣的現象，農村居民并不能從中得到更多的幸福感。數字技術應用是農村居民融入數字化時代的一項重要技能。培養和提升數字化技術應用素養能增強知識獲取能力，使農村居民更好地適應網絡時代帶來的挑戰。微信、微博等社交通訊軟件的使用使人際溝通便利，強化了農村居民的社交關系，增進農村居民的個人自信和身份認同，從而提高其幸福感。

控制變量方面，大部分變量會顯著影響農村居民幸福感。在年齡方面，一次系數為負號，二次系數為正號，且均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幸福感在年齡結構中呈“U”型。相對收入、健康狀況、教育水平、社會地位與農村居民幸福感顯著正相關。已婚比未婚的農村居民擁有更高的幸福感，黨員比群眾的幸福感更高。

（二）穩健性檢驗

1.剔除樣本

考慮到直轄市在經濟發展方面的特殊性，刪除4個直轄市樣本，再次運用有序Probit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探討鄉村數字化發展水平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表5顯示，回歸顯著性結果與前文模型估計結果一致，表明數字鄉村發展水平對居民幸福感的實證回歸結果存在有效性。

2.調整被解釋變量賦值方法

由于被訪者有思想顧慮或者問題答案的標準不統一等因素，被訪者給出的主觀幸福感評價可能存在偏差。為了降低問卷填寫過程中可能存在的誤差，對居民幸福感的填寫結果重新賦值。具體調整規則為：將幸福感為“1”“2”“3”的答案賦值為“0”，將幸福感為“4”“5”的答案賦值為“1”。在此基礎上根據公式使用二值Probit模型進行估計，回歸結果見表6。從表6可知，改變對主觀幸福感的賦值方法以后，鄉村數字化建設水平對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并沒有發生改變。 因此，結果具有較強的穩健性。

（三）不同年齡群體的異質性分析

根據上述分析，數字鄉村建設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作用不同，該影響作用可能存在群體分化。為此，從年齡方面探究鄉村數字化發展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異質性，將18～64歲的鄉村居民劃分為中青年組，將65～83歲的鄉村居民納入老年組。由結果可知（見表7），鄉村數字化發展對老年群體的影響結果為負且不顯著，對中青年的影響比較顯著，驗證了假設4。究其原因，老年群體使用移動支付、人工智能等數字化服務的能力有限，作為數字弱勢群體，他們面臨被數字資源“擠出”的困境，不僅不能獲得幸福感，相反地，還會產生“被剝離感”。已有研究指出，老年人因缺失數字技能而感受不到數字化服務的溫度，面臨在數字時代掉隊的風險[28]（P5-16，2）。對于青年和中年，使用數字化技術能提高其主觀幸福感，這是由于數字化技術在青年和中年群體中的普及度很高，掌握了數字化技能，能給生活帶來便利，從而獲得強烈的滿足感和幸福感。

（四）中介效應檢驗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宏觀層面上數字鄉村建設對農村居民幸福感起到了促進作用，為進一步驗證微觀層面的作用機制，設計了如下的檢驗：在微觀層面上，將問卷中的問題“每天移動設備上網時長和每天電腦上網時長”設置為微觀核心解釋變量“數字鄉村建設”，用其表示鄉村數字化建設水平。為檢驗中介效應的存在性，分別選取以下代理變量：一是自主需要。使用調查問卷中的問題“互聯網作為信息獲取渠道的重要性”表示自主需要。二是能力需要。使用調查問卷中“網絡對工作重要性和網絡對學習重要性”表示能力需要。三是關系需要。使用問卷中“人緣關系有多好”表示關系需要。在此基礎上對數字鄉村建設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進行機制檢驗，基于KHB方法的估計結果見表8。

從表8中可以看出，數字鄉村建設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總效應與直接效應為正向顯著，與上文的檢驗結果一致。進一步來看，中介變量自主需要的間接效應為正向，估計結果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檢驗，這意味著自主需要在數字鄉村建設影響農村居民幸福感的過程中發揮著部分中介作用。數字鄉村建設能夠滿足農村居民的自主需要，通過拓寬信息獲取渠道，降低信息不對稱來提高農村居民幸福感。中介變量能力需要的間接效應在1%的水平上顯著，意味著能力需要發揮著部分中介作用。表明“數字鄉村建設—能力需要—幸福感”的傳導渠道有效，數字化技術應用能夠促進農民知識提升，增強個人能力，在提高幸福感方面起到積極作用。中介變量關系需要在10%的水平上顯著，說明關系需要也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數字鄉村建設通過滿足農村居民的關系需要，強化其社交網絡關系，增進其身份認同，從而提高其幸福感?；谏鲜龇治?，數字鄉村建設對于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機制得到證實，假設2成立。

六、結論與啟示

通過構建數字鄉村建設水平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熵值法測算2019年各?。▍^、市）的數字鄉村建設綜合指數、數字化基礎設施指數、數字化技術應用指數。同時，將各項指數與CFPS2020數據進行匹配，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鄉村數字化發展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并劃分不同年齡層群體進行異質性檢驗，繼而在微觀層面檢驗了數字鄉村建設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機制。研究結果顯示，第一，數字鄉村建設會提高農村居民幸福感。其中，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達到飽和狀態，并不會對農村居民的幸福感產生影響。數字化技術應用水平對農村居民的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的正向效用。由此，數字基礎設施普及以后，對數字資源的應用是農村居民享受數字化紅利的關鍵。第二，數字鄉村建設對不同年齡階段的農村居民的幸福感影響存在差異，對于青年人和中年人的影響比對老年人的影響強烈。第三，數字鄉村建設之所以能夠提高農村居民的幸福感，是因為數字化建設能通過提高農村居民的工作技能、增加居民就業機會，滿足農村居民的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關系需要。

根據上述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第一，提升農民數字技能。當前農村數字經濟迅猛發展，數字技能低將會導致新的數字化貧困。為此，在加快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應該注重提高農村數字技術應用的覆蓋率，補齊農村居民數字技能短板。創新人才培育機制，挖掘農民數字技術潛能，通過線上、線下培訓等方式全面提升鄉村居民數字化通用素養。重點引進本土培訓人才，破除農民課程學習的語言障礙。第二，推進鄉村智慧助老行動。數字鄉村建設過程中應充分考慮人口結構，因人施策。為切實讓老年群體感受到數字化福利，農村社區應當倡導積極老齡化的理念，幫助老年群體掌握數字技術，激發老年群體的學習熱情。企業應加快適老化自助終端設計，開發聚焦老年群體的智能系統，配置內容詳盡的產品說明書和使用手冊，使其真正切合老年群體的需求。第三，推動數字技術與農業農村發展的多元應用融合。目前數字化廣泛應用于農產品銷售等方面，需要進一步挖掘數字化技術在農業農村領域的應用，促進“數字+農業生產”“數字+鄉村治理”等多種業態融合發展。應加大資金投入，完善激勵機制，鼓勵技術創新。同時，以科技促發展，釋放數字化紅利，切實提高農村居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參考文獻：

［1］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習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的報告摘登［N］.人民日報，2022-10-17（04）.

［2］Schlsser， T M.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Social Resource Theory： A Review of Trnblom & Kazemi（2012） ［J］.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14（2）.

［3］張偉.信息存量對個體生活幸福感的影響機制——基于CGSS混合截面數據的實證分析［J］.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4）.

［4］Yan-Zhen Hong， Hung-Hao Chang. Does Digitalization Affect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Forestry Farm Households？ Empirical Evidence in Fujian Province of China［J］.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20 （1）.

［5］劉琪，何韶華，田璞玉，等.城鄉醫療保險統籌如何影響農村老年人的幸福感？——來自CHARLS數據的證據［J］.財經理論與實踐，2022（4）.

［6］羅明忠，劉子玉.互聯網使用、階層認同與農村居民幸福感［J］.中國農村經濟，2022（8）.

［7］Leng Xuechen，Han Jinfeng，Zheng Yingcan，et al. The Role of a "Happy Personality" in the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nd Domain-Specific Satisfaction in China［J］.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2020（6）.

［8］朱春奎，吳昭洋，徐菁媛.公共服務何以影響居民幸福？——基于“收入-幸?！狈治隹蚣艿膶嵶C檢驗［J］.公共管理與政策評論，2022（2）.

［9］鄭沃林，洪煒杰，羅必良.在促進共同富裕中增進農民幸福感——基于經濟收入-社會網絡-生態環境框架的分析［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6）.

［10］蘇鐘萍，張應良.收入水平、社會公平認知與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J］.統計與決策，2021（9）.

［11］Edward L Deci， Haleh Eghrari，Brian C， Patrick. Facilitating Internalizati-on： The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J］.Journal of Personality，1994（1）.

［12］姜蘭，侯婕.“使用與滿足”理論視域下高校圖書館新媒體閱讀推廣的實證研究［J］.情報科學，2019（4）.

［13］魯元平，王軍鵬. 數字鴻溝還是信息福利——互聯網使用對居民主觀福利的影響［J］.經濟學動態，2020（2）.

［14］周爍，張文韜.互聯網使用的主觀福利效應分析［J］.經濟研究，2021（9）.

［15］馬軍旗，樂章.互聯網使用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研究［J］.調研世界，2019（8）.

［16］陳陽，郭瑋琪.鄉村青少年的數字資本與互聯網使用研究［J］.新聞大學，2022（8）.

［17］劉彥林.農村數字化提升農民生活水平的效果評價及機制研究［J］.貴州社會科學，2022（2）.

［18］尹振濤，李俊成，楊璐.金融科技發展能提高農村家庭幸福感嗎？——基于幸福經濟學的研究視角［J］.中國農村經濟，2021（8）.

［19］張在一， 毛學峰.“互聯網+”重塑中國農業：表征、機制與本質［J］.改革，2020（7）.

［20］李宣蓉，范靜.數字鄉村建設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效應研究［J］.商業經濟研究，2022（18）.

［21］鄔家峰.網絡技術結構性賦能與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基于江西省贛州市村務微信群的考察［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3）.

［22］劉曦緋，高笑歌.鄉村數字治理如何跨越“表面數字化”陷阱——基于“公民即用戶”視角的分析［J］.領導科學，2021（4）.

［23］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1年）》［EB/OL］.（2022-08-02）.http：//www.cac.gov.cn/2022-08/02/c_1661066515613920.htm.

［24］國務院新聞辦就2022年上半年農業農村經濟運行情況舉行發布會［EB/OL］.（2022-07-20）.https：//www.gov.cn/xinwen/2022-07/20/content_5701889.htm.

［25］徐芳，馬麗.國外數字鴻溝研究綜述［J］.情報學報，2020（11）.

［26］牟天琦，刁璐，霍鵬.數字經濟與城鄉包容性增長：基于數字技能視角［J］.金融評論，2021（4）.

［27］伍國勇，龐國光，湯鈞惠，等.中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區域差異及時空演變［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4）.

［28］鄭磊.數字治理的效度、溫度和尺度［J］.治理研究，2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