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直接投資的減貧效應研究

李玉娟 董子婧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3.11.001

歡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李玉娟，董子婧.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直接投資的減貧效應研究［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1）：71-86.Doi： 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3.11.001.

Citation Format： LI Yujuan， DONG Zijing. Research on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along the “Belt and Road”［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4（1）：71-86.Doi： 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3.11.001.

基金項目：

教育部經貿類教指委2020年金課項目“《世界經濟》課程學生參與式浸透教學項目建設”；貴州省級金課項目《國際貿易實務》（2022JKXN0011）；貴州大學教改項目《世界經濟概論》（XJG2021017）

作者簡介：

李玉娟，貴州大學經濟學院教授，Email：liyujuan81@163.com。

摘要：

近年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持續增加，合作領域不斷拓展，合作程度不斷深入，在此背景下探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沿線國家是否具有優良的減貧效應，減貧效應是否會因國家屬性不同而產生異質性的影響，這種減貧效應又是通過何種渠道、何種機制來傳導的，這一系列問題的解答對理論與實踐都具有重大意義。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一帶一路”沿線63國的面板數據，依照所屬區域大致將沿線63個國家劃分為六大板塊，構建與對外直接投資的減貧效應相關的計量模型，實證分析中國對東道國直接投資的減貧效應，并采取中介效應檢驗的方法探索直接投資的減貧效應傳導機制。研究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降低東道國貧困率的成效顯著，為當地經濟發展帶來強勁的“拉力”，顯著地促進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貧困人口的減少。異質性分析表明：這種減貧效應不存在明顯的地理區域偏向性，也不以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為絕對界限；以“是否布局有孔子學院”作為代理變量來衡量文化距離的遠近，在“文化距離近”的國家效果更為優良，而對于“文化距離遠”的國家影響并不顯著。中介效應分析表明：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揮減貧作用的過程中，就業創造與基礎設施建設承擔了部分中介效應的功能，通過這兩種機制，東道國經濟的自生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中國通過創造就業崗位與完善基礎建設“雙渠道”，提升東道國的自生能力，為當地經濟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源源不斷的動力，發展步入良性循環。通過關注貧困群體的能力建設，因地制宜地挖掘貧困地區潛在市場的比較優勢，來實現自主減貧。與“輸血式”減貧相比，這種“造血式”的減貧方式以提升自生能力為導向，更為有效而持續。為避免模型中內生性問題對研究結論的影響，以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階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重新進行回歸，原結論仍然成立；為保證文章實證分析結論的可靠性，采取分別替換核心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最終的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谏鲜龇治?，文章提出以就業崗位創造為本、以人才培訓為源、以基礎設施建設為先，進一步優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促進減貧合作。

關鍵詞：“一帶一路”；對外直接投資；減貧效應；“輸血式”減貧；“造血式”減貧

中圖分類號：F125；F113.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5831（2024）01-0071-16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斷踐行、探索著大規模扶貧開發計劃的實施，截至2020年，中國在消除絕對貧困問題上已經取得了偉大歷史性成就：依照我國現行貧困標準，7.7億農村貧困人口已擺脫貧困，我國脫貧攻堅取得了全面勝利；依照世界銀行國際貧困標準，我國減貧人口占同期全球減貧人口70％以上數據來源：《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https：//www.gov.cn/xinwen/2021-02/25/content_5588869.htm。。中國不僅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脫貧道路，也為周邊國家的減貧實踐提供了“中國樣本”“中國方案”，為世界反貧困斗爭作出巨大貢獻。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跨度廣，風俗習慣、發展狀況、歷史淵源、治理模式等都差異較大，其反映出來的貧困現象與貧困問題也相當龐雜不一，可大致概括為以下兩點：其一，貧困程度不一，貧困人口基數大，貧困率普遍較高。從世界銀行公布的國家貧困率數據看，沿線國家普遍面臨著貧困治理的問題，僅有中東歐地區的貧困情況相對緩和（見表1）。其二，貧困現象漸趨多元化［1］，貧困問題漸趨復雜化，缺乏行之有效且具有一定普適性的貧困治理方案。鑒于現實情況，要如期完成聯合國在《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提出的“推進全球減貧，改善全球治理”的目標任重而道遠。

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在此構想框架內，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開發合作不斷深入，尤其是以對外直接投資為引領的區域減貧合作不斷加強。面對嚴峻的貧困形勢，中國勇擔大國責任，以“一帶一路”倡議為平臺，為沿線國家提供了援助和投資并舉的貧困治理方案［2］。隨著區域減貧合作的不斷深入，中國逐漸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地區重要的投資國。那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沿線國家是否具有優良的減貧效應？減貧效應是否會因國家屬性不同而產生異質性的影響？這種減貧效應又是通過何種渠道、何種機制來傳導的？這一系列問題的解答對理論與實踐都具有重大意義。本文中基于2009—2019年“一帶一路”沿線63國的面板數據展開實證研究，構建計量模型，進行全樣本回歸、分樣本回歸和中介效應檢驗，從而得到相關結論，并嘗試給予優化投資流向、促進減貧合作的對策建議。

一、文獻綜述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減貧開發是近年來學術研究的熱點話題，既有文獻大多是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減貧效應分別進行研究，基于以上兩個獨立視角進行的研究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果。

（一）針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

目前，學界針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投資風險分析。陳煒煜和顧煜運用拓展引力模型實證分析出勞動力成本是制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主要風險因素，制度風險也逐漸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產生重大影響［3］；唐曉彬等構建“VHSD-EM”模型，測算了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沿線國家的投資風險指數，得出的研究結論表明沿線國家間、區域間、區域內的風險指數水平差異較大［4］。

第二，投資區位選擇。有關投資區位選擇的研究考察了東道國的制度環境、對華關系、清廉水平、信息透明度、稅收環境、資源稟賦差異、文化距離等多方面因素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5-10］。

第三，投資效果評價。Fu等研究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結果表明，中美兩國的對外投資對東道國的經濟增長均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的正效應與生產率的提升效果更為顯著［11］。江風和郭亮［12］、潘春陽和吳青山［13］重點探索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經濟增長效應，經實證分析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于部分發展水平落后、治理能力不足而自然資源相對豐富的國家其增長效應進一步被放大，有助于東道國走向良性循環的經濟發展道路。

綜合而言，目前學界對中國對外投資的研究更多地關注投資風險分析、投資區位選擇與投資效果評價等問題，較少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減貧效應予以關注，因此也較少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減貧相聯系進行研究。

（二）針對中國減貧合作的研究

與中國減貧合作相關的研究主要在“輸血式”的對外援助和“造血式”的對外投資兩個框架內進行。

部分文獻從援助的視角出發：鞠海龍和邵先成深入分析以中國與東盟減貧合作為代表的援助項目，得出的結論表明，中國的減貧項目不帶任何附加的政治經濟條件，有效推動了受援國貧困人口減少與經濟發展［14］。部分文獻從投資的視角出發：鄭燕霞基于動態面板GMM估計方法和比較分析方法實證檢驗出中國對非直接投資與非洲東道國減貧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15］。

部分文獻則綜合二者進行研究：張原分別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拉美國家、發展中國家為樣本，對中國援助與投資的減貧效應進行研究，結論表明，中國援助與投資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貧困率，投資與貧困率之間還存在門檻效應，在人均GDP低于門檻值的國家，中國投資的減貧效果更好［2，16］。

在既有文獻中，運用計量模型的定量研究較少，僅有少量文獻運用定量實證的方法對減貧效應進行分析；基于援助與投資“雙管齊下”式的研究較多，聚焦于投資單方面的深入研究較少；基于對外直接投資的不同類別進行分樣本回歸的研究較多，從樣本國家的屬性出發進行分樣本回歸的研究較少。因此，該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內容與視角方面還有一定的拓展空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減貧效應也有待進一步發掘。

對此，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創新：第一，以更為聚焦、更為直接的視角探究中國對外投資的減貧效應，作為對直接投資視角的減貧效應研究的補充；第二，在已有的實證研究基礎上進行創新，構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減貧效應模型，采用2009—2019年“一帶一路”沿線63國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考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減貧效果；第三，按照“一帶一路”沿線63個國家的不同屬性展開創新性異質性研究，將沿線國家依據文化距離、地理距離、洲際歸屬、經濟發展水平劃分為不同的組別，進一步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不同組別減貧效果的異質性影響；第四，運用中介效應檢驗的方法考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減貧作用機制。以就業創造與基礎設施建設為中介變量，進一步闡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作用于東道國減貧的傳導機制。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關注貧困群體的能力建設，因地制宜地挖掘貧困地區潛在市場的比較優勢，以實現自主減貧［17］。這種“造血式”的減貧方式以提升自生能力為導向，更為長效而持續。對于個體而言，就業是脫離貧困的重要手段；對于國家而言，基礎設施的作用舉足輕重?；诖?，本文中將從就業創造和基礎設施建設兩個層面展開關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作用于東道國減貧的理論機制分析（見圖1）。

（一）就業創造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經濟發展最基本的“動力源”，要想讓貧困群體真正走出貧困、遠離貧困，只有擁有勞動技能、實現穩定就業才能做到。中國企業積極響應“走出去”的號召，在“一帶一路”沿線投資建廠，以制造業為主導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充分在人力成本較為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布局，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東道國的就業難題，讓貧困群體擁有較為持續穩定的收入來源，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緩解了失業現象與社會矛盾。

據此，本文提出假設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就業拉動效果顯著，有利于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失業率的下降，為當地經濟發展注入活力，進而改善東道國的貧困狀況。

（二）基礎設施建設

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長期受到基礎設施不足的制約，使得自主型、開發式的減貧模式無法展開，但基礎設施屬于純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具有投入規模大、資本回收期長、利潤回報率低的特性，私人資本一般不具備進入該領域的意愿與能力。近年來，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顯現出產能過剩與比較優勢并存的特點，這恰好與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短缺的矛盾相契合，中國在該領域的投資日益成為對外投資的重點。從長遠效果看，加強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有利于生產成本的下降、生產效率的提高與生產規模的擴大，從而促進產業工業化的發展，也有利于吸引國際化的資本進入當地市場，其網絡化的布局與互聯互通的屬性對經濟發展將會起到“1+1＞2”的作用。

據此，本文提出假設二：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有利于改善其基礎設施狀況，助力東道國突破基礎設施瓶頸，夯實經濟發展基礎，步入擁有自生能力的良性循環，進而加速減貧效應的發揮。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

本文重點實證考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減貧之間的關系及作用機制?；跇颖镜暮侠硇耘c可得性，采用2009—2019年跨國面板數據，樣本涵蓋 “一帶一路”沿線63個國家。依照所屬區域大致將沿線63個國家劃分為六大板塊（見表2），其中，東北亞板塊樣本2個，東南亞板塊樣本11個，南亞板塊樣本7個，西亞與北亞板塊樣本19個，中東歐板塊樣本19個，中亞板塊樣本5個。

（二）模型構建

為系統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是如何對“一帶一路”沿線東道國產生影響的，本文在Gohou和Soumaré［18］、鄭燕霞［15］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改進，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LnPOVit=α1+α2LnOFDIit+α3AGGDPit+α4LnODAit+α5EDUit+

α6URBANit+α7DEATHit+εit（1）

上式中：LnPOVit是被解釋變量，表示東道國i在第t年的貧困狀況；LnOFDIit是核心解釋變量，表示中國在第t年對東道國i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同時，將產業結構（AGGDPit）、受援情況（LnODAit）、人力資本水平（EDUit）、城鎮化水平（URBANit）、醫療健康水平（DEATHit）作為控制變量納入計量模型，以全面完整的視角評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減貧效應；εit是符合基本條件的隨機誤差項。

（三）變量說明與數據來源

1.被解釋變量

貧困狀況（LnPOVit）。本文中以東道國實際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指標來度量東道國的貧困狀況。一方面，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可以有效排除人口基數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更為真實地反映一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該指標蘊含著社會公平與社會平等的含義，與貧困有著密切的聯系。此外，既有文獻也較多地選取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度量一國的貧困狀況，受到廣泛認可。具體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統計數據庫，時間跨度為2009—2019年。

2.核心解釋變量

對外直接投資額（LnOFDIit）。本文中以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指標來度量中國的對外投資情況。目前，該方面可供選取的數據主要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與存量。對外投資本身是一個因時而變、因勢而變的動態過程，故流量數據中會出現大量的負數，不便于數據的對數化處理，因此本文中選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作為度量指標，流量數據則作為替代指標用于后文的穩健性檢驗。具體數據來源于2009—2019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3.控制變量

本文中引入產業結構（AGGDPit）、受援情況（LnODAit）、人力資本水平（EDUit）、城鎮化水平（URBANit）、醫療健康水平（DEATHit）5個控制變量。其中：產業結構（AGGDPit）用東道國農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受援情況（LnODAit）用東道國接受全球其他國家援助凈額來衡量；人力資本水平（EDUit）用東道國初等教育總入學率來衡量；城鎮化水平（URBANit）用東道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來衡量；醫療健康水平（DEATHit）用東道國新生兒死亡率來衡量。具體數據均來源于世界銀行統計數據庫。

4.中介變量

為深入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減貧的作用機制，本文中選取就業水平（EMPit）和基礎設施建設情況（LnINFRAit）作為中介變量，其中就業水平（EMPit）用東道國失業人數占勞動力總數的比例來表示，基礎設施建設情況（LnINFRAit）則用東道國每百人移動電話訂閱數來表示。具體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統計數據庫。

主要變量定義及數據來源見表3。

（四）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4主要統計了模型中各個變量的均值、標準差、最小值與最大值。統計結果顯示，貧困狀況的最大值為11.351 3，最小值為0，均值為8.542 5，說明沿線國家貧困情況具有差異性，貧困程度不一，貧富差距較大；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63國直接投資水平的最大值為15.476 3，最小值為0，均值為9.481 2，說明中國對各個國家的投資額表現出不平衡性，由于不同國家經濟體量有顯著差別，從投資額的不平衡性不能簡單得出中國對外投資有明顯側重的結論。此外，控制變量與中介變量的數值分布情況也可從表4得到。

四、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本文中選擇最小二乘回歸方法（OLS）進行模型分析，采取單固定效應中的截面固定效應進行回歸，并且基于對面板數據穩健性的考慮，將貧困狀況（LnPOVit）、對外直接投資額（LnOFDIit）與受援情況（LnODAit）作取自然對數處理。

（一）全樣本回歸分析

全樣本回歸結果顯示（見表5），核心解釋變量對外投資額（LnOFDIit）與東道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LnPOVit）的線性關系為正相關，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每增加1%，東道國人均GDP就可以提高0.032 2%。這種正相關關系在逐步引入控制變量的回歸中始終保持著較強的穩定性，并且皆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減貧效應顯著，為東道國經濟發展帶來強勁的“拉力”，對外投資最終惠及東道國廣大貧困人口，使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進一步增加，居民生活水平有所提升。

在同時引入核心解釋變量與5個控制變量的模型中，產業結構、城鎮化水平和醫療健康水平與東道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都顯著相關，其中，產業結構中農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與東道國貧困呈負相關關系。由于農業投入不足、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狀況不佳、農業生產效率低下、自然災害頻發等原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業的發展并沒有使廣大貧困人口從中獲益；醫療健康水平的惡化不利于東道國減貧，由于生活環境惡劣、醫療水平落后、衛生設施匱乏、疾病防范意識淡薄等原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貧困人口常常難以脫離“貧困陷阱”；有關城鎮化水平與減貧之間關系的問題目前還未有定論，根據既有的實證研究，城鎮化的減貧效應可分為以下三類：城鎮化對減貧有正向效應、城鎮化對減貧效應為負或不顯著為正、城鎮化對減貧有倒“U”型影響，大部分學者認同城鎮化可以有效減少貧困［19］。本文回歸結果顯示，東道國城鎮化率的提升有利于促進當地減貧脫貧，在城鎮化進程中，以勞動力為引領的生產要素不斷向城市集聚，進而實現更高水平的土地、資本、人才、信息、技術等資源的優化配置。

受援情況與人力資本水平對東道國人均生產總值的影響不確定，其相關系數在回歸結果中均大于零，但對減貧并無顯著影響。由此可見，全球援助的減貧效應遠不如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顯著，原因在于：全球援助的資金流向主要針對突發事件，規模小、時效短、應急性質較強，可較好地幫助東道國解決“燃眉之急”，但對于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的效果相當有限。從理論與實踐來看，教育對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至關重要，無論是基礎教育還是職業教育，都有利于勞動力就業，有利于實現減貧脫貧，本文回歸結果可能受限于統計數據的選取，為保證數據盡可能完整，僅僅使用東道國初等教育總入學率來度量人力資本水平，這是不夠全面的，故而出現了估計偏差。

（二）異質性分析

全樣本回歸結果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減貧有著正向影響且作用顯著。就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是否會因東道國特征的變化而產生不同的影響，以下展開異質性分析。

1.基于文化距離視角的異質性分析

為了考察文化距離在中國對外投資與東道國減貧之間扮演何種角色，本文將63個國家樣本進一步劃分為“文化距離遠”和“文化距離近”兩個部分，以“是否布局有孔子學院”作為代理變量來衡量文化距離的遠近?？鬃訉W院是國際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也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組成部分。截至2018年，全球154個國家（地區）建立548所孔子學院和1 193個孔子課堂?；貧w結果顯示（見表6），“文化距離近”的一組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而“文化距離遠”的一組相關系數為正但并不顯著，這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文化距離近的國家減貧的促進作用更強。

不同組別之間產生異質性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孔子學院有利于削弱兩國之間的文化壁壘，進一步促進和平共處外交關系的保持。Balkema等在研究中表明，文化距離是對外投資方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由各國文化差異產生的文化壁壘是對外投資方無可避免的問題［20］?？鬃訉W院通過對漢語學習和中華文化的普及與推廣，培養了漢語人才，增進了跨國交流合作，減少了因缺乏了解而導致的對中國的認知偏誤，縮短了兩國之間的文化距離，讓對外直接投資的效率顯著提高，發揮了更加優良的脫貧減貧作用；第二，孔子學院有助于提升當地勞動力素質?！犊鬃訉W院年度發展報告（2018）》中指出，面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學生，孔子學院在教授漢語的同時，還有側重地發展職業技術型教育，有針對性地培訓當地學生掌握一門謀生本領［21］。隨著勞動力素質的提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也能更高效地同東道國產業與人才進行匹配，進而發揮就業的減貧作用；第三，孔子學院布局的“有無”或“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國文化氣質的包容程度。以包容的態度擁抱多元文化的國家，在經濟上秉承“對外開放、互惠共贏”理念的可能性更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這類國家也將面臨較小的阻礙與較低的交易成本，更有助于減貧效應的發揮。

2.基于地理距離視角、經濟發展水平視角與洲際歸屬視角的異質性分析

將“一帶一路”沿線63國按首都直線距離遠近分為“距離較近”與“距離較遠”兩個組，回歸結果顯示，兩個組別的樣本回歸的結果同全樣本回歸結果差異不大，且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將“一帶一路”沿線63國按經濟發展水平分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回歸結果顯示，在兩種屬性的國家樣本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減貧效應都呈正相關，并都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將“一帶一路”沿線63國按洲際歸屬分為“亞洲國家”與“非亞洲國家”，回歸結果顯示，兩個分組之間差異較小，且都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上述結果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減貧效應不存在明顯的地理區域偏向性，也不以經濟發展水平為絕對界限，而是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響應“一帶一路”倡議，用“知無遠近，萬里為鄰”的胸懷擁抱所有具備減貧開發合作意愿、具備經濟融合發展意愿的國家。

（三）中介效應檢驗

前述研究已得出結論：中國對外直接投投資對減貧具有正向效應，該效應是否通過就業創造與基礎設施建設兩種渠道產生作用，還需構建中介效應檢驗模型深入分析。參考溫忠麟和葉寶娟［22］提出的中介效應檢驗流程，構建如下計量方程：

LnPOVit=β0+β1LnOFDIit+β2Xit+εit（2）

EMPit=γ0+γ1LnOFDIit+γ2Xit+εit（3）

LnINFRAit=δ0+δ1LnOFDIit+δ2Xit+εit（4）

LnPOVit=ρ0+ρ1LnOFDIit+ρ2EMPit+ρ3LnINFRAit+ρ4Xit+εit（5）

方程（2）各項參數含義與方程（1）一致，方程（3）—（5）中的β、γ與δ皆為待估參數，Xit表示控制變量集合，包含產業結構、受援情況、人力資本水平、城鎮化水平、醫療健康水平，與基準模型保持一致，εit為隨機誤差項。就業水平（EMPit）和基礎設施建設情況（LnINFRAit）分別用東道國失業人數占勞動力總數的比例和每百人移動電話訂閱數來表示。

根據溫忠麟和葉寶娟［22］改進后的中介效應檢驗流程，現對檢驗步驟說明如下：第一，檢驗方程（2）的相關系數β1，若顯著則可按中介效應立論，否則按遮掩效應立論，本文全樣本回歸部分已實證相關系數β1結果顯著，故中介效應成立；第二，分別將就業水平（EMPit）和基礎設施建設情況（LnINFRAit）作為被解釋變量，對外投資額（LnOFDIit）作為解釋變量，依次對方程（3）和方程（4）的相關系數γ1和δ1進行回歸，考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是否會作用于東道國的就業創造和基礎設施建設；第三，將就業水平（EMPit）、基礎設施建設情況（LnINFRAit）和對外投資額（LnOFDIit）一起作為解釋變量放入回歸模型，若γ1、δ1、ρ2、ρ3都顯著，則說明間接效應顯著，若γ1、δ1、ρ2、ρ3中有一個不顯著，則需通過Bootstrap法進行進一步檢驗；第四，在第三步檢驗結果顯示γ1、δ1、ρ2、ρ3都顯著，那么可以進一步判斷ρ1的顯著性，若ρ1不顯著，那么該模型只存在中介效應，反之則同時存在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并需通過相關系數的符號來判斷是部分中介效應或者遮掩效應。

中介效應檢驗的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上述模型中的相關系數均顯著，這表明，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作用于減貧的這一過程中，就業創造與基礎設施建設承擔了部分中介效應功能，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直接促進東道國貧困率的降低，同時也間接通過創造就業崗位，提供優良的基礎設施來使貧困率下降。模型分析印證了理論分析的相關說明，從就業創造方面看，中國在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集中于制造業與服務業部門，助力當地解決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促進貧困人口收入增加，穩定了生活來源，脫離了貧窮困境；從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看，“一帶一路”沿線欠發達國家存在較大的基礎設施建設缺口，這種缺口逐漸成為減貧脫貧的首要矛盾，而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產出能力和比較優勢同這部分國家的需求相匹配，通過對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助力欠發達國家突破現有瓶頸，步入經濟發展自發的良性循環。（四）進一步檢驗

1.內生性問題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LnOFDIit）并不完全是一個外生變量，投資額會受到東道國貧困情況（LnPOVit）或其他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為避免模型中內生性問題對研究結論的影響，本文中以中國對外直接投資（LnOFDIit）的一階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重新進行兩階段最小二乘回歸。一方面，選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階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滿足相關性要求，前一期的投資額會由于“戰略慣性”進而對當期投資額產生影響；另一方面，選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階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也滿足外生性要求，前一期的投資額同前一期的貧困狀況、政治經濟環境關系更為緊密，而與當期的情況無關，故而不會產生由雙向因果關系等造成的內生性問題。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估計法（2SLS）回歸后的結果顯示（見表8），中國對外直接投資（LnOFDIit）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即內生性問題對結論造成的影響較小，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具有減貧效應這一結論在控制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后仍然成立。

2.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文章實證分析結論的可靠性，本文采取分別替換核心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同時控制相應的控制變量進行最小二乘回歸（OLS）。第一，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在全樣本回歸模型中將核心解釋變量由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替換為流量。第二，替換被解釋變量。在全樣本回歸模型中將被解釋變量由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替換為人均國民收入，再分別對替換后的模型進行逐步回歸?；貧w結果顯示（見表9、表10），中國對外直接投資（LnOFDIit）的減貧效應在每一步驟的回歸中皆在1%的水平下顯著成立，其相關系數符號也沒有發生變化。改變核心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測度方法并未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減貧之間的關系，最終的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中基于2009—2019年“一帶一路”沿線63個國家的面板數據，運用最小二乘估計法（OLS）實證檢驗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減貧效應，按照樣本國家不同的特征進行創新性的分樣本回歸分析，并采取中介效應檢驗的方法進一步研究直接投資的減貧機制，研究發現：（1）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為當地經濟發展帶來強勁的“拉力”，顯著地促進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貧困人口的減少；（2）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減貧效應在“文化距離近”的國家效果更為優良，而對于“文化距離遠”的國家影響并不顯著；（3）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減貧作用在距離遠近不同的國家間、地理區域不同的國家間、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間沒有顯著差異；（4）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發揮減貧作用的過程中，就業創造與基礎設施建設承擔了部分中介效應的功能，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中國通過創造就業崗位與完善基礎建設“雙渠道”，提升東道國的自生能力，為當地經濟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源源不斷的動力。以上研究結論均通過穩健性檢驗，具有參考意義。

據此，提出如下建議：第一，以就業崗位創造為本。在降低中國企業生產成本、提升生產效率的前提下，使投資進一步流入創造更多就業崗位的產業、行業、企業，為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更多的福祉。第二，以人才培訓為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應進一步重視跨國人力資本合作，充分認識孔子學院在東道國減貧中所扮演的角色，結合當地經濟基礎、產業結構、比較優勢等實際情況，以提升勞動力素養、培養職業技能人才為導向解決貧困問題。第三，以基礎設施建設為先。將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劃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絲路基金的優先項目，使資金的融通和使用有所傾斜，在對外直接投資中有意識地增加對東道國道路建設、軌道交通、供水供電、通訊設施的投資比重，加快欠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由分散的“點”連成“線”、聚成“面”，形成網絡效應，實現從量的積累到質的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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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LI Yujuan， DONG Zijing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P. R.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cooperation areas have continued to expand， and the degree of cooperation has continued to deepen. In this context， does Chinas OFDI have a good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Do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s vary heterogeneously by country attribute？ And through what channels and mechanisms is this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transmitted？ The answers to this series of question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63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rom 2009 to 2019，the 63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have been broadly divided into six sectors， according to the regions to which they belong.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conometric model related to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host country， and adopts the method of intermediary effect test to explore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direct investm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ducing the poverty rate of the host country， bringing a strong “pull” to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contributing to the reduction of poverty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 no clear geographic bias in this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nor does it take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s an absolute limit. Measuring cultural distance using “whether there is a Confucius Institute” as a proxy variable， the effect is better in countries that are “culturally close” and not significant in countries that are “culturally distant”. The mediation effects analysis show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OFDI playing a role in poverty reduction， job cre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ve assumed part of the function of intermediary effects. Through these two mechanisms， the self-generating capacity of the host economy is effectively enhanced. Through the “dual channels” of job cre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China has enhanced the self-sustainability of host countries and brought a continuous impetu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which has entered into a virtuous cycle of development. Autonomous poverty reduction can be achieved by focusing on capacity building for poor groups and tapping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potential markets in poor area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his “blood-creation” approach to poverty reduction is more long-term and sustainable than the “blood transfusion” approach， which is oriented towards enhancing self-reliance. In order to avoid endogeneity problems in the model from influencing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re-regressing the first-order lagged term of Chinas OFDI as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the original conclusions are still vali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nclusions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article，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replacing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s respectively to carry out the robustness test， and the final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are robust.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e article proposes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flow of Chinas OFDI and promote poverty reduction cooperation by taking job creation as the basis， talent training as the source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s the priority.

Key words：

the“Belt and Road”;OFDI;poverty reduction effect;“blood transfusion” approach to poverty reduction;“blood-creation” approach to poverty reduction （責任編輯? 傅旭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