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安岳新發現千手觀音經變造像調查研究

劉人銘

內容摘要：在四川省石窟寺專項調查過程中，四川大學調查隊于四川安岳新發現一例宋初千手觀音經變龕。該龕經變由淺浮雕“十五善生”與高浮雕千手觀音及其眷屬構成，千手觀音居中，“十五善生”居兩側。該類型千手觀音經變為川渝地區首次發現，豐富了川渝地區千手觀音造像資料，反映了川渝、敦煌的佛教文化聯系。

關鍵詞：安岳；千手觀音；十五善生；摩崖造像；敦煌石窟

中圖分類號：K87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24）01-0083-10

Research on the Newly Discovered Thousand-Armed Avalokitesvara

Sutra Illustration in Anyue， Sichuan Province

LIU Renming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00， Sichuan）

Abstract：While investigating a group of cave temples in Anyue， Sichuan province， an investigation team from Sichuan University found a new painting of the Thousand-Armed Avalokitesvara（Guanyin） sutra illustration dating from the early Song dynasty. The illustration depicts the“fifteen good beings” in bas relief and a Thousand-Armed Guanyin surrounded by attendants in high relief.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this type of Guanyin sutra illustration has been discovered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which enriches the current collection of Guanyin statues in the region and reflects the Buddhist cul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Dunhuang， Sichuan， and Chongqing.

Keywords：Anyue; Thousand-Armed Guanyin; fifteen good beings; cliff statues; Dunhuang Caves

2021年2月，四川省石窟寺專項調查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調查隊在四川安岳縣偏菩薩造像點？譹？訛發現一龕宋初雕鑿的千手觀音經變，龕中高浮雕千手觀音及眷屬，淺浮雕“十五善生”圖像，此類型千手觀音經變于川渝地區尚屬首次發現，同時也是全國迄今發現的唯一一幅畫面完整的“十五善生”，極具研究價值。有鑒于此，筆者不揣淺陋，對此龕千手觀音經變試作闡釋，并對其涉及的相關問題作討論，就教于方家。

一 安岳偏菩薩千手觀音經變龕調查

偏菩薩造像點位于四川省資陽市安岳縣南熏鄉大東村三組大嶺坡北面山腰，現存4龕造像？譹？訛，從左至右第3龕為千手觀音經變（圖1）。第3龕位于石包西北面，單層方形龕，寬175厘米，高127厘米，進深45厘米（圖2）。龕頂表層巖體脫落，左、右壁以及龕底有殘缺。正壁高浮雕千手觀音善跏趺坐于雙層束腰方臺之上，方臺邊緣飾卷草紋，像高127厘米，寬98厘米。觀音像大面積風化脫落，但基本原貌仍可辨識，觀音頂束高發髻，頭戴鏤空高冠，耳部下垂，耳后繒帶飄飛，頸有三蠶道紋；身著裳裙，披云肩，帔帛于雙膝間橫過，環繞雙臂，沿臺座下垂，胸前及雙膝垂掛聯珠瓔珞；背屏呈葫蘆形，邊緣飾卷草紋、火焰紋；手臂殘損嚴重，數量不詳，持物可辨者有化佛、斧、規、日、月、弓。

觀音左、右各高浮雕三身眷屬，對稱排列。左、右第一身與臺座相連，今存殘跡，殘高分別為25、26厘米。第二身殘損嚴重，左者殘不可識，殘高40厘米；右者存裙擺可見，殘高38厘米。第三身殘損嚴重，大致可判斷左、右者皆身著裳裙，殘高分別為50、48厘米。

左壁高浮雕供養人像二身，皆大面積殘損，左者著僧裝，可見右肘部，殘高41厘米；右者為男性，腰部可見革帶，殘高30厘米（圖3）。

右壁上方刻發愿文一方，豎長方形字幅，高53厘米，寬35厘米，下方有仰蓮承托，發愿文顯示造像雕刻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具體內容為（圖4）：

……/□□□□□□□翼佐長□□□□□/□□□比□□于涂炭悼□有之妟□/□□□□□□辰千手而悲接□使針/□俄□符廿□□（汣）清心貧道□（乞）人遇珎/□□□足圣功難隼可□（以）言矣掃□（洉）比/丘顯道自舍□缽鐫造上件功德上□/□□下報所養十方□（堙）信□（玉）地龍神□（時）/以大中祥符六年癸丑歲七月一日生/□慶贊訖永為供養。

發愿文左側有榜題框兩處，應與正壁畫面關聯。右壁下方高浮雕女性供養人像一身，大面積殘損，存裳裙下擺可見，殘高32厘米（圖5）。

正壁千手觀音左、右兩側淺浮雕經變畫，由15個畫面構成，15個畫面穿插于菩提樹之間，每個畫面以榜題注明，榜題文字不存，存榜題框（圖6）。參考榜題框數量以及爬梳經典，此淺浮雕內容應為“十五善生”。此龕經變雖有殘損，但造像內容及組合皆為川渝地區首見，有重要參考意義，下文就眷屬組合及“十五善生”圖像作具體考證和闡釋。

二 千手觀音眷屬考證

偏菩薩千手觀音龕眷屬雖殘損嚴重，但留有殘跡，可據殘跡對眷屬身份進行考證、推測。川渝地區千手觀音造像數量眾多，目前已知不下80例。從現存資料來看，川渝地區千手觀音造像出現于盛唐，中唐至五代相當流行［1］。唐末五代千手觀音造像中，貧兒、惡鬼、功德天、婆藪仙是固定組合，且貧兒、惡鬼常以跪態與千手觀音臺座相連雕造。從偏菩薩千手觀音龕內側四身眷屬殘跡位置和性別身份來看，結合川渝地區千手觀音配置的一般流行情況，四身眷屬應該為貧兒、惡鬼、功德天、婆藪仙。值得注意的是，川渝地區千手觀音造像中的婆藪仙在唐末五代有所變化，形象更為多元，除延續北朝婆羅門外道形象外（圖7），還出現了僧人形象的婆藪仙（圖8），稍晚還有漢人形象的婆藪仙（圖9）。若要對此處婆藪仙像進行復原的話，上述幾種情況都有可能性。

偏菩薩千手觀音龕中的眷屬除前述貧兒、惡鬼、功德天、婆藪仙四身外，還有兩身女形眷屬，即左三、右三。此二眷屬頭部殘跡大，加之其為女形，推測可能為毗那夜迦。川渝地區早期千手觀音造像中，毗那夜迦共兩身，披云肩與帔帛，著裳裙，分別為豬頭形象和象頭形象，與明王組合出現，胡跪于明王旁，例如資中重龍山中唐第113窟（圖10）［2］。至五代，毗那夜迦不再與明王組合出現，成為獨立眷屬，例如安岳菩薩灣第6龕［3］，毗那夜迦著裳裙，帔帛繞臂，胡跪于千手觀音身側，其中一身頭頂殘，一身頭頂大致可見豬形（圖8）。晚至南宋，川渝地區毗那夜迦像從跪姿變為立姿，身形完全為女形，例如大足寶頂山第8龕（圖9）。通過梳理來看，川渝地區毗那夜迦像頭為豬形和象形，身為女形，從唐至宋與明王分離，從跪像轉變為立像。偏菩薩千手觀音龕立姿女形眷屬像就有可能是毗那夜迦由跪姿轉變為立姿過程中的一個案例。

三 “十五善生”圖像

內容闡釋

“十五善生”出自唐代伽梵達摩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唐代不空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悲心陀羅尼》，二經為同本異譯，皆提及信仰千手觀音可得“十五善生”，免除“十五惡死”，其中“十五善生”指：

一者，所生之處，常逢善王。二者，常生善國。三者，常值好時。四者，常逢善友。五者，身根常得具足。六者，道心純熟。七者，不犯禁戒。八者，所有眷屬，恩義和順。九者，資具財食，常得豐足。十者，恒得他人，恭敬扶接。十一者，所有財寶，無他劫奪。十二者，意欲所求，皆悉稱遂。十三者，龍天善神，恒常擁衛。十四者，所生之處，見佛聞法。十五者，所聞正法，悟甚深義。［4-5］

以下就該經文與偏菩薩千手觀音龕“十五善生”圖像的對應關系等問題作詳細探討。

（一）“十五善生”圖像內容及其與經文的對應關系

偏菩薩千手觀音龕淺浮雕“十五善生”各畫面之間并沒有明顯的間隔，借助榜題標注位置，大致能夠對各畫面進行分割。全國范圍內發現的“十五善生”圖像較少，迄今所見保存文字以及圖像畫面最多的為莫高窟宋代第76窟主室南壁所繪“十五善生”，存9個畫面，8個榜題文字。由于偏菩薩千手觀音龕榜題文字不存，15個畫面與經文的對應關系只能參考畫面內容以及莫高窟第76窟圖像作出判定與推測（表1）。

上述畫面中，畫面1表現了“長幼、夫妻”以及“侍奉”之景，故與經文“所有眷屬，恩義和順”相應。畫面2與畫面15，場景相似，皆為上方高座世俗人物并侍從像，下方為兩個對坐的世俗人物像，參照莫高窟第76窟，善王一般居于高座，加之偏菩薩千手觀音龕中這兩個畫面表現極其相似，推測此二處畫面與經文提及的善王有關，故判斷為“所生之處，常逢善王”和“常生善國”。畫面3、畫面13在莫高窟第76窟有相同圖像與之參照，參照第76窟榜題，可判斷其分別為“常逢善友”和“意欲所求、皆悉稱遂”。畫面5中女子持勺烹煮，大概意欲表現資財和食物豐足，所以與“資具財食，常得豐足”相應，莫高窟第76窟中亦有庖廚畫面，但此畫面榜題文字不存。畫面6中男子四周有動物、田地之類，可能是表現“常值好時”，莫高窟第76窟此情節畫面中也出現了動植物。畫面8中二人身前各自有財物，并未交流，故推測可能表現的是“所有財產，無他人搶奪”。畫面9是15個畫面中唯一可辨識佛形象的畫面，畫面10中的二人物雙手合十，十分虔誠，這兩個畫面可能與“所生之處，見佛聞法”和“所聞正法，悟甚深義”關聯，莫高窟第76窟中亦有類似表現。其余畫面由于無參照，其與經文的對應關系，暫時無法判斷。

（二）川渝地區“十五善生”圖像與敦煌的聯系

偏菩薩千手觀音龕“十五善生”圖像是川渝地區發現的第一例該題材圖像案例，可視作川渝地區該題材圖像的代表，用以探討川渝地區該題材圖像的來源以及與其他地區的關聯問題?，F今佛教遺存中，除偏菩薩造像點外，“十五善生”圖像還見于莫高窟盛唐第113窟主室東壁、晚唐第54窟主室南壁、五代第99窟主室北壁、宋代第76窟主室南壁的千手觀音經變以及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蒙元第14窟洞窟右側壁、第41窟洞窟右側壁的千手觀音經變中［6-7］，除莫高窟第76窟外，其余洞窟圖像殘缺嚴重。

“十五善生”圖像于莫高窟保存實例較多，發展演變序列相對完整。從莫高窟保存圖像來看，“十五善生”圖像至遲在盛唐已經出現，五代之前，基本與“十五惡死”以條幅畫方式成對配置在千手觀音兩側？譹？訛，至宋代，“十五善生”與“十五惡死”分離，各自獨立成圖，表現形式由條幅畫變為山水構圖，善生畫面錯落，穿插于山水之間，以山水為間隔，配置在千手觀音兩側。就偏菩薩造像點發現的這例宋代“十五善生”圖像來看，其與敦煌地區宋代“十五善生”圖像情況類似，亦獨立成圖，15個畫面穿插于菩提樹之間，配置在千手觀音兩側（圖11）。

川渝、敦煌兩地區宋代“十五善生”圖像表現出獨立成圖、補白式表達的相同特征，加之前述二地區該圖像部分畫面表現相同，可見兩地區存在一定聯系，但這一關聯是圖像之間的直接相互影響還是受到相同圖像來源的影響，限于資料，尚無定論。但是不同于唐代前中期，敦煌、川渝圖像來源多指向兩京地區，晚唐五代宋蜀地畫院設立、成都雕版印刷手工業飛速發展、求法譯經活動等一系列因素？譺？訛，推動了川渝、敦煌兩地直接的佛教藝術交流，敦煌地區唐末五代流行的地藏十王圖便受到川渝地區影響可作為一個案例以說明［8-9］。故從時代背景分析，筆者更傾向于兩地區于該圖像上有直接粉本交流的可能。

四 偏菩薩千手觀音龕的考古學價值

目前川渝地區宋代千手觀音造像發現不多，偏菩薩千手觀音龕紀年明確，內容新穎，在川渝摩崖造像同類圖像系譜中具有重要價值與參考意義。此前發現的川渝千手觀音造像皆為高浮雕千手觀音及其眷屬，自盛唐至晚唐五代，表現出手臂數量減少、眷屬由三四層減少為幾身的發展特點，形成了主像千手觀音與眷屬貧兒、餓鬼、功德天、婆藪仙等固定組合配置的簡化版千手觀音圖式，并廣泛流行。偏菩薩千手觀音龕主像千手觀音的頭冠服飾、姿態，以及其與眷屬配置的簡化模式，皆與晚唐五代開鑿的安岳云峰寺第3龕［10］、安岳庵堂寺第10龕［11］、安岳圣泉寺第9龕［12］、安岳菩薩灣第6龕［3］、安岳圓覺洞（第21、26、37龕）［13］、大足北山佛灣（第9、218、235、243、273龕）［14-15］等多處千手觀音龕像呈現一致性（圖12）。但又不同于前代，偏菩薩千手觀音龕中還加入了淺浮雕“十五善生”，與高浮雕千手觀音像及其眷屬相結合，在川渝地區形成了一種新的圖像樣式，這種新的圖樣既有對傳統的延續，也有新時代背景下的圖像表達。這一新的圖像可能是從成都開始流行的。偏菩薩造像點所在地安岳（普州），是唐宋時期成都至恭州（重慶）兩條主要交通干線成渝北道、成渝南道的分路地［16］，唐末宋初渝州（重慶）的軍事地位以及經濟實力提升，川渝造像中心由川北、川西轉向川東，安岳是圖像粉本以成都為中心向渝州地區傳播過程中的重要一環。

偏菩薩千手觀音龕除造像組合表現出新的特點外，題記內容也透露出新的信仰內涵?！笆迳粕北臼乔钟^音對現世的關照，但是造像記中卻用“悲接”二字，此二字暗含“接迎”之意，大概此造像的目的是修來生福報，望來世可享“十五善生”?；蛟S由于晚唐、五代川渝地區地獄觀念及信仰的發展？譹？訛，信眾對千手觀音功能的強調由現世救度轉變為對來世福報的關注。四川大邑藥師巖第7-2龕千手觀音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組合或可以作為一個例子［17］。此外，在敦煌藏經洞出土的五代宋絹畫以及同時期的敦煌壁畫的觀音脅侍中，加入了善、惡童子（圖13），這也應該與地獄觀念的發展有一定關聯。盛唐之后民眾已將善、惡童子作為主掌地獄的諸冥神之一，涉及善、惡童子最重要的經典是《佛說十王經》［18］，五代宋的觀音圖像中加入地獄神祇，應該是晚唐五代以來的地獄觀念影響了觀音信仰。

結 語

川渝地區保存有為數不少的千手觀音造像，近年隨著川渝地區佛教造像調查以及研究的深入，這些造像逐漸在圖錄、簡報中刊布，但基本為“大悲會”式千手觀音經變、千手觀音單尊或組合像，偏菩薩千手觀音龕的發現，豐富了川渝地區千手觀音造像內容，補充了川渝地區千手觀音造像資料。該造像中的高浮雕千手觀音及其眷屬延續了晚唐五代樣式，“十五善生”作為川渝地區發現的首例該圖像實例，又揭示出與敦煌地區的密切關聯。作為川渝地區發現的為數不多的宋代紀年千手觀音經變造像，其既繼承了前代千手觀音造像的風格、模式，又反映了宋代新因素的進入，是研究川渝地區宋代千手觀音造像的“標型物”，對建立川渝地區千手觀音造像發展序列有重要意義。

附記：本組調查隊由張亮副教授帶隊，博碩士研究生談北平、金正林、譚林懷等人共同參與。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受到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王煜教授與張亮副教授、西北工業大學石建剛副教授、大足石刻研究院米德昉研究員、安岳縣文管所工作人員的幫助，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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