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報恩寺文書考證五例

王祥偉

內容摘要：敦煌文書殘卷S.6064、P.4021、S.4120、Дx01423、S.6226都是報恩寺的經濟文書，其中S.6064是報恩寺于815或827年對本寺的財務收支進行算會而形成的四柱帳狀文書，其他幾件文書的年代在歸義軍時期，是記錄報恩寺相關收入或支出的帳歷。

關鍵詞：敦煌；報恩寺；經濟；文書

中圖分類號：G25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24）01-0093-09

Research on Fragmental Manuscripts from the Baoen Temple

in Dunhuang

WANG Xiangwe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Abstract：The fragmental manuscripts S.6064， P.4021， S.4120， Дx01423 and S.6226 from Dunhuang are all documents regarding the local economics of the Baoen Temple. Among them， S.6064 is a four-column accounting manuscript that records the financial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of the temple during either 815 or 827. The other manuscripts， all of which date from the Gui-yi-jun regime period， are also account books that record the income and expenditures of the temple.

Keywords：Dunhuang; Baoen Temple; economy; manuscript

在敦煌寺院經濟文書中，報恩寺文書相對比較多，這對研究報恩寺和敦煌寺院經濟等問題都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報恩寺文書一般都是殘卷，導致其要么寺名缺失，要么年代不明，甚至寺名和年代都殘佚，從而影響其史料價值。本文專門對五件文書殘卷從內容順序、所屬寺院及其年代等方面進行了整理考證，從而復原了文書的更多信息，希冀能為學界利用其進行有關研究提供便利。

一 S.6064《未年（815或827）正月

報恩寺諸色入破歷算會牒稿》

S.6064殘損較多，共由5個碎片組成，北原薰對其中部分內容進行過釋錄［1］。唐耕耦先生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以下簡稱《釋錄》）第3輯中對其進行釋錄的同時，并附有圖版［2］。此外，《英藏敦煌文獻》第10冊專門公布了其黑白圖版［3］，而國際敦煌項目網站（IDP）上還公布了其彩色圖版?？赡苁怯捎谖臅?個獨立的碎片組成，同時對5個碎片之間的內容關系沒有仔細審視，故不同地方公布的5個碎片的圖版順序不但不同，而且已公布的這些圖版順序并不符合文書內容應有的順序，《釋錄》中的錄文也錯亂了文書的內容。除了《釋錄》中的錄文外，學界似乎并未對S.6064給予較多關注，也未發現《釋錄》錄文中存在的問題。實際上，S.6064是一件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報恩寺算會本寺財務收支情況的狀文，而吐蕃統治時期的這種狀文非常少見，故該件文書在研究敦煌寺院經濟、吐蕃政權的寺院經濟政策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下面我們先按照S.6064的正確順序將其內容進行釋錄，然后對相關問題再進行說明。

以上為S.6064殘存的全部內容，北原薰僅將以上錄文的第1—15行、26—33行前后釋錄在一起?！夺屼洝分械匿浳呐c以上錄文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錯亂了文書的內容順序，具體是將以上錄文中的第1—15行、16—21行、22—25行、26—32行、33行、34—37行、38—40行分別安排在第12—26行、35—40行、31—34行、4—10行、11行、27—30行、1—3行。特別是由于將第38—40行、26—32行、33行的內容安排到最前面而成為第1—11行，容易使人誤認為第1—11行內容是另一所寺院的帳目，而其他內容是報恩寺的帳目。除了內容順序有很大的差錯外，《釋錄》對個別文字的釋錄也存在問題，如將第12行的“一百六十石六斗”補錄為“一百六十三石六斗”，而從圖版來看，此處并未缺“三”字，且據第13—14行數字可知，第12行文字應為“一百六十石九斗”。同時，《釋錄》還將第13行的“二石”錄為“一石”，將第37行的“一千三百”錄為“一千六百”。

從內容來看，該件屬于敦煌寺院經濟文書中的算會牒類文書，是報恩寺對本寺從午年正月一日以后至未年正月十六日以前諸色斛斗等收支情況進行算會的狀文底稿，下面我們就對文書內容及結構等進行說明。

按照同類文書，第1行“報恩寺”三字后空幾格應有“狀”或“狀上”等文字，而該件中的這類文字殘缺。第2—6行是總收入帳，其中第2—3行是收入總數；第4—6行是麥、豆、粟等的收入分類帳；第7—11行是上任直歲交得的上一會計期的結余帳，也即“回殘”收入；第12—32行是本會計期的土地收入、布施收入、碾硙收入等各類新收入，新入部分沒有新入總帳而有分類帳和明細帳，其中第21行和第22行分別為兩個碎片的末行和首行，由于中間應有殘缺而不能直接拼接；第33—40行是本會計期的破用支出帳，其中第33行為破用總帳，但該行末尾殘缺數個文字，根據文書內容及同類文書可知，所缺文字應為“諸色斛斗破用”之類，第34—37行為破用分類帳，第38行以后為破用明細，但可惜破用明細大多殘缺。從收入總數為一千六百六十石四斗三升斛斗面和一斗四升油，而破用為一千四百卅六石七斗七升斛斗和面來看，本會計期一定有大約二百二十多石斛斗和一斗四升油的結余，即本期見在，只可惜結余帳已殘缺?？傊?，S.6064原卷含有回殘、新入、破用、見在，是一件典型的采用四柱結算法的文書，只是沒有特別注明新入總帳。

S.6064屬于吐蕃時期的文書是無疑的，如第16行記載向報恩寺布施的安勿賒還見于S.5760，而S.5760是某年七月因官齋配征催納“蘇”的帖文，其中出現的“突田”及計量單位“”都是吐蕃時期的特征［4］。又S.6064中出現的未年和午年是吐蕃時期和歸義軍初期敦煌文書中常用的地支紀年法，《釋錄》云：“此件紀年為未年，西域出土文獻分類目錄初稿Ⅱ定為吐蕃占領敦煌時期，屬公元九世紀前期?！保?］298對該件文書中的未年和午年，我們還可作進一步的考察。

在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報恩寺經歷了重建，如S.3873《索淇牒文》載：

這件狀文的呈狀者是索淇，在P.3410《年代不詳僧崇恩析產遺囑》的末尾有索崇恩的侄子都督索琪，其應為同一人。由于狀文殘損，故其具體內容不是很明確，大致記載在五十多年前重建報恩寺時，索淇祖代將三所水硙中的兩所及田園家客施入報恩寺之事，而另外一所水硙可能被吐蕃的某殿下通過欺騙的手段也賣給了報恩寺？譺？訛，索淇要求賜回的水硙可能應是這一所。狀文寫于咸通年間，即860—874年，而從咸通年間往前推50多年，則可知報恩寺重建的時間約在公元800—820年左右。由于報恩寺在重建時，信眾積極布施，故其布施所得的碾硙、地產等的數量增加，經濟規模也隨之水漲船高，如S.6064記載午年報恩寺的新收入、破用、見在分別多達1545.67石、1436.77石、227.71石，其中與碾硙收入有關的“硙上交得附”竟達一千多石，土地收入包括青麥、黃麻、紅藍、小麥共計160.6石，而歸義軍時期的報恩寺文書P.2821+BD15246（1）+BD15246（4）《庚辰年（980）正月報恩寺寺主延會諸色入破歷算會牒》、S.6154《丁巳年（957）稍后報恩寺算會見存歷稿》、S.1574V《己未年（959）報恩寺諸色斛斗入歷》、S.286《公元980年前后報恩寺諸色斛斗入破歷算會牒稿》等中記錄的新收入、破用、見在及其碾硙收入、地產收入一般都是數十石？譻？訛，可見，S.6064所載午年時報恩寺的經濟規模遠遠大于歸義軍時期報恩寺的經濟規模，至于報恩寺經濟規模前后變化很大的原因應與世俗政權對寺院經濟的管理調整有關，這里我們就以土地收入為例進行分析。P.2821+

BD15246（1）+BD15246（4）記載報恩寺在丁丑年（977）、戊寅年（978）兩年的土地收入分別為47.1石、34石，也即這兩年的土地收入僅為S.6064中午年時土地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造成這種較大差距的原因應與吐蕃時期對寺院土地的調整有關。S.2228背面有6件古藏文文書，其中第3件“關于林苑歸屬的訴狀”即記載了吐蕃對敦煌寺院土地的調整問題，楊銘、貢保扎西先生將其翻譯如下：

該件文書記載吐蕃在鼠年調整草地和農田時，將以前各方布施給寺院的所有農田收回，并賜給百姓作為口分地，體現了吐蕃對敦煌寺院經濟的管制態度。關于文中的鼠年，楊銘、貢保扎西先生認為是公元808年，但陳國燦先生討論認為是832年，從討論情況來看，后者之說更為可信［6］。在這次調整土地時，寺院的土地一定有不少被分配給了民戶，報恩寺也不例外，如像S.3873中所載索淇祖上布施給報恩寺之類的田地也應被收回分給了索家或其他民戶，土地數量的縮減直接導致了報恩寺土地收入的減少。從報恩寺經濟規模及其土地收入的變化來看，S.6064的時間應在報恩寺重建后及其吐蕃調整寺院土地之前，而在調整寺院土地的832年之前與重建報恩寺的800—820年左右之間的午年應是814年或826年，故S.6064中的午年應是814年或826年，未年應是815或827年。

唐耕耦先生將S.6064擬題為《未年正月十六日報恩寺諸色入破歷算會稿》，《英藏敦煌文獻》第10冊擬題為《報恩寺午年正月一日至未年正月十六日諸色斛斗入破歷計會》。該文書顯系為算會的牒文，同時從文書中的數字均用小寫，且個別帳目有誤來看，其無疑為狀文的底稿，故唐耕耦先生的擬題更為準確。同時，從同類文書來看，狀文末尾的日期一般具體到年月，偶爾有具體到日者，而且算會活動不一定一天就完成，就S.6064而言，算會活動的結束并不一定就在正月十六日，也許還在十七日后，故為了穩妥起見，我們可將其擬題為《未年（815或827）正月報恩寺諸色入破歷算會牒稿》。

二 P.4021《庚子年（940）報恩寺

寺主善住領得歷》

P.4021首全尾殘，僅存18行，其中第18行的文字僅殘留有少許字跡。P.4021的所屬寺院及年代不明，《釋錄》第3輯在對其進行錄文的同時還附有黑白圖版，并擬題為《庚子年（940？）某寺寺主善住領得歷》［2］130。后《法藏敦煌西域文獻》在專門公布黑白圖版時也將其擬名為《庚子年某寺寺主善住領得歷》［7］。我們認為，該件文書應為報恩寺文書，理由如下：

首先，P.4021所載的寺院土地與報恩寺的地產分布情況一致。P.4021的內容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記錄了庚子年二月十一日后寺主善住于前寺主海住手上領得回殘麥粟黃麻油面等；第二部分記錄的是寺主善住于庚子年七月以后領得諸渠地產收入；第三部分為其他收入，但僅存一筆帳，即“庚子年春秋于官倉領得佛食麥捌碩”，其他殘缺。在地產收入中，主要記載有來自千渠、大讓渠、多濃渠、北園、城南等處寺院的廚田收入。由于敦煌寺院坐落在不同的地方，故不同寺院的土地分布也應是不同的。我們發現，報恩寺的地產分布與P.4021中的記載一致，也主要分布在千渠、大讓渠、多濃渠、北園等處，如S.5049《庚辰年（980）正月報恩寺寺主延會諸色斛斗入破歷算會牒稿》第15—25行載：“戊寅年豆兩石五斗，于大讓和尚手上領入。麥三石，大讓沋法律手上領入。粟三石，于西倉沋法律團領入。粟五斗，西倉索法師團領入……麥一石五斗，千渠保真手上廚田領入。麥三石，于上頭莊佛住手上領入……麥三石，多農王師手上領入?！保?］相同內容在P.2821+BD15246（1）+

BD15246（4）《庚辰年（980）正月報恩寺寺主延會諸色入破歷算會牒》中也有記載。P.4021所載的寺院土地與報恩寺地產分布一致的現象應非偶然，說明P.4021所載也應是報恩寺的地產收入情況。

其次，P.4021中的寺主善住、海住等在S.5139V《社司轉帖》中系報恩寺僧人。S.5139V的內容屬于雜寫，其中有一件以上座惠貞名義于四月十三日寫的《社司轉帖》較為完整，其系因常年春坐局席，由上座惠貞于四月十三日所發的要求社員每人交一定量的面、油、粟等至主人靈進、保會家的轉帖，除了惠貞、靈進和保會外，轉帖中的僧人還有僧政、樂法律、都司法律、張法師、劉法律、郭老宿、龍法律、索法律、閻上座、吳阇梨、張寺主、田禪師、信戒、靈進、善凈、寺主法政、保會、海住、愿住、保達、沙彌善住、永保、海青、智恩等人。文書中將這些僧人抄寫了兩遍，第二遍還寫明是由報恩寺沙彌善住記［9］。在敦煌文書中，對該件轉帖的抄寫并非獨此一處，我們發現BD08172V《社司轉帖習字雜寫（擬）》系對轉帖內容的習字，其中所抄的社司成員有：樂法律、都司法律、張法師、郭孝子、閻上座、吳判、張寺主、龍法律、索法律、靈進、信□、信達、員子、保會、保達、愿住和沙彌善住、永保、海清、智恩、善圓、法政、智得［10］。將二者比較發現，這應是對同一件轉帖的抄寫，其中絕大多數僧人是一致的，僅有個別僧人不統一，這應是由抄寫習字的隨意性所致。雖然這件轉帖沒有說明該社司的社員是否均系報恩寺僧人，但從其他年代相當的文書記載來看，這些僧人絕大多數應來自于報恩寺，這一點我們可以任舉數例說明，如靈進見于P.4649《丙申年（936）十月十七日報恩寺算會抄錄》、保會見于BD07310尾題“甲申年七月七日報恩寺僧比丘保會誦持受記”、法政和保會見于S.6226

《公元10世紀中期報恩寺僧油付身歷》、智恩見于S.4689+S.11293《后周顯德元年（954）正月一日功德司愿德狀》，又信達、信戒、惠貞、善凈等人見于P.4765《都僧錄為報恩寺水則道場帖》：

本次水則道場在報恩寺舉行，參加的僧人中就有信達、信戒、惠貞、善凈等，而這些僧人應是報恩寺僧人，因為如慈惠、廣紹、慶弁、信德及沙彌愿度、海眼、寶甲、紹建等人均見于年代當在895年或9世紀末、10世紀初的S.2614V《沙州諸寺僧尼名簿》中的報恩寺僧名簿中？譹？訛，愿度、紹建、海眼、寶甲四人在S.2614V中均系沙彌，而除了寶甲仍然是沙彌外，愿度、紹建、海眼三人在P.4765中已不屬于沙彌，故P.4765的年代比S.2614V稍晚一點，應在10世紀前期？譺？訛?？傊?，S.5139V、BD08172V中所載的社司成員主要由報恩寺僧人組成，S.5139V與P.4021中的善住、海住應分別是同一人，這也可進一步說明P.4021就是報恩寺文書。

確定了P.4021的所屬寺院后，我們再來討論其年代問題?！夺屼洝返?輯將P.4021中的庚子年推測為940年，同時又注有問號表示存疑。上面我們討論到，P.4765《都僧錄為報恩寺水則道場帖》和S.5139V、BD08172V中的轉帖均記載了報恩寺僧人信達、信戒、惠貞、善凈等人，其中信戒、惠貞、善凈三人在P.4765中系沙彌，而在S.5139V、

BD08172V中已經是排位在前的僧人，其中惠貞還是上座，故轉帖的年代要晚于P.4765。又S.5139V《社司轉帖》與《劉少晏狀》、千字文等雜抄在一起，在轉帖中雜寫有甲申年，而《劉少晏狀》明確寫于乙酉年六月，學界一般認為乙酉年是925年，這樣，甲申年應是924年，S.5139V和BD08172V中轉帖的時間也應在924年前后？譹？訛。由于善住在S.5139V和BD08172V中是沙彌，而在P.4021中已成寺主，故P.4021的時間要晚于924年。此外，P.4021中的張胡胡又見于其他文書，如P.2049V《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凈土寺直歲保護手下諸色入破歷算會牒》第187行載：“粟玖斗，張胡胡麥粟利潤入?！盤.2049V《后唐長興二年（931）正月沙州凈土寺直歲愿達手下諸色入破歷算會牒》第182—183行載：“麥叁碩，張胡胡邊買金水陸錢，渡菩薩頭冠用?！本C合這些信息來判斷，P.4021中的庚子年只能是940年，這也符合僧人善住由沙彌到寺主的成長過程。

至此，我們可將P.4021擬名為《庚子年（940）報恩寺寺主善住領得歷》。

三 S.4120《壬戌年—甲子年（962—964）報恩寺布褐等破歷》

S.4120首尾均殘，現殘存27行，《釋錄》第3輯進行了釋錄并附有黑白圖版，擬名為《壬戌年—甲子年（962—964）布褐等破歷》［2］213-214?！队⒉囟鼗臀墨I》第5卷公布了S.4120的高清黑白圖版，擬名為《某寺布褐綾絹破歷》［11］。S.4120的內容主要是對壬戌、癸亥、甲子三年間寺院褐、綾、布等破用的記載。

S.4120的殘存內容沒有說明其所屬寺院，郁曉剛認為應屬普光寺，并認同了《釋錄》對該件文書的定年問題，理由是該件文書中出現的史興子之名又見于P.2856V《乾寧二年（895）三月十一日僧統和尚營葬牓》和P.2856《唐景福二年（893）癸丑歲十月十一日某寺納草歷》，其身份是普光寺的常住百姓；又文書中的善因之法名見于P.3167V《乾寧二年（895）安國寺道場司常秘等狀》，其身份是普光寺的沙彌尼，同時善因在S.2614V《沙州諸寺僧尼名簿》中仍為普光寺的沙彌尼，而S.4120記載癸亥年（963）十二月三日破用“布尺五，善因亡吊孝新戒用?！睆亩J為這符合善因的年齡情況［12］。S.4120第21行載：“甲子年（964）正月，布三尺，史興子亡，吊孝住子不勿用?！比舸耸放d子與P.2856、P.2856V中的史興子為同一人的話，雖然P.2856、P.2856V中史興子的年齡不明，但起碼已是成年人，此后其又經歷了從癸丑年（893）至甲子年（964）共71年的時間后才去世，這種可能性不是很大。我們認為，S.4120與P.2856、P.2856V中的史興子應不是同一人，至于善因，在其他文書中也有出現，故S.4120中的善因也應不是普光寺尼。那么，S.4120是哪所寺院的文書呢？

S.4120中僧俗兩界的人物大多見于報恩寺文書，如善因、王上座又見于P.3631《辛亥年（951）正月廿九日報恩寺善因愿通等柒人將物色折債抄錄》，慕容縣令、集子、沋法律又見于Дx.01426+

P.4906+Дx.02164《公元962年報恩寺諸色破歷》，其第18行載：“三月五日，付集子本粟柒碩”，第53—56行載：“白面壹斗，造胡餅送暮（慕）容縣令葬就墓頭和尚食用。六月六日，白面叁斗，造道糧。白面貳斗，造胡餅。白面叁斗，生成、上座、沋法律等三人紫亭去剪羔子毛食用?！睕Y法律和丑子還見于S.5039+S.4899《丁丑年（977）至戊寅年（978）報恩寺諸色破歷》：“十八日粟壹碩壹斗、麥叁斗，付丑子臥酒屈肅州僧用?！薄胞滉懚?，就丑子店沽酒，沋都頭亡看都官用?！薄八谫E斗伍升，沋法律亡贈用?！睆倪@些情況來判斷，S.4120應屬于報恩寺文書。雖然《釋錄》在將S.4120中的壬戌年、癸亥年、甲子年分別定為962、963、964年時未說明理由，但以上資料均在10世紀中后期，特別是Дx01426+

P.4906+Дx02164《公元962年報恩寺諸色破歷》記載到慕容縣令亡而破用白面壹斗，而S.4120也記載“布叁仗伍尺，暮容懸（縣）令亡吊孝諸娘子用?！惫省夺屼洝返亩晔钦_的，我們可將其擬名為《壬戌年—甲子年（962—964）報恩寺布褐等破歷》。

四 Дx01423《公元978年前頃報恩寺

索老宿團于沋法律團等處領得斛斗歷》

《俄藏敦煌文獻》第8冊公布了Дx01423的黑白圖版，并擬名為《領粟憑》［13］。Дx01423首殘尾全，僅存6行，其內容如下：

該件文書主要是對索老宿團于沋法律團等處領得斛斗的記錄，其應是報恩寺的文書，理由如下：

首先，文書中的沋法律與大和尚多見于報恩寺文書，如Дx01426+P.4906+Дx02164《公元962年報恩寺諸色破歷》載：“白面叁斗，生成、上座、沋法律等三人紫亭去剪羔子毛食用?！薄熬旁乱蝗?，白面陸斗、油貳升，造食，眾僧就磧門［蘭］若看大和尚用?！盨.4120《壬戌年—甲子年（962—964）報恩寺布褐等破歷》載：“布貳尺，又布尺五，李僧正阿姨亡吊孝及沋法律用?！盨.4649+S.4657（2）+S.7942《庚午年（970）報恩寺沿寺破歷》載：“同日，粟叁斗，沽酒就大和尚□□指■滯經來吃用?！薄捌咴率巳?，粟叁斗，沽酒大和尚淘麥用?！薄八谫E斗，沽酒大和尚榮暖房用?！?？譹？訛

其次，報恩寺的財務管理人員往往組織成“團”的形式，如S.4701《庚子年（1000）十二月十四日報恩寺前后執倉法進愿盈等算會分付回殘斛斗憑》、S.4702《丙申年（996）十二月日報恩寺算會索僧正等領麻憑》和P.3631《辛亥年（951）正月廿九日報恩寺善因愿通等柒人將物色折債抄錄》中都記載了報恩寺的執物僧團、把物團。又S.5049《庚辰年（980）正月報恩寺寺主延會諸色斛斗入破歷算會牒稿》和P.2821+BD15246（1）+BD15246（4）《庚辰年（980）正月報恩寺寺主延會諸色入破歷算會牒》中更是記載戊寅年（978）報恩寺有“西倉沋法律團”和“西倉索法師團”，其很可能就是Дx01423中的沋法律團和索老宿團。

我們再來討論Дx01423的年代。S.5039+

S.4899《丁丑年（977）至戊寅年（978）報恩寺諸色破歷》載有一筆帳：“粟貳斗伍升，沋法律亡贈用?！闭f明報恩寺的沋法律逝于977或978年，又S.5049

和P.2821+BD15246（1）+BD15246（4）記載了978年時從西倉沋法律團和西倉索法師團領入斛斗的相關帳目，據此推測沋法律應逝于978年，而Дx01423記載索老宿團于沋法律團領入斛斗之事，故其年代要稍早于978年。

結合以上情況，我們可將Дx01423擬名為《公元978年前頃報恩寺索老宿團于沋法律團等處領得斛斗歷》。

五 S.6226《公元10世紀中期報恩寺

僧油付身歷》

S.6226的圖版公布于《英藏敦煌文獻》第10卷，擬題為《某寺付油歷》［3］201。文書內容不多，為了討論方便，我們先將其釋錄如下：

（前殘）

1 王判官油一升付保定? 愿威油一升付身

2 張法律油一升付身? 惠晏油一升付身

3 索判官油一升付身? 保藏油付身

4 張法律油一升付身? 保力油付身

5 田老宿油一升付身? 保慈油一升付誨弁

6 愿慶油付身? 保端油付身

7 張上座油一升付身? 保祥油一升付身

8 法政油付身? 保濟油付身

9 保會油一升付身? 海弁油一升付身

10 ■ 法眼? 保瑞油一升付身

11 ■ 保遂油一升付身

12 ■ 惠智油一升付身

13 ■ □□油一升付身

（后殘）

郝春文先生對該件文書進行過錄文研究［14］，此處錄文時依據圖版對其中個別文字進行了校改和增補。郝春文先生認為這可能是某寺被請僧人分配所得物品的文書，其年代在10世紀后半葉，文書中的僧人是同一所寺院的僧人，但沒有說明是哪所寺院。S.6226中的僧人一般均見于10世紀中后期的相關報恩寺文書，如法政、法眼均見于S.2614V《沙州諸寺僧尼名簿》所載的報恩寺僧名簿中；保力、保祥見于BD15246（2）+P.3364+S.5008

《公元947—954年間某年報恩寺諸色斛斗入破歷算會牒》；愿威、保遂、保瑞見于P.3631《辛亥年（951）正月廿九日報恩寺善因愿通等柒人將物色折債抄錄》；保定、保力、保藏、保端見于S.4199+

P.3598《庚辰年（967）后報恩寺常住什物交割點檢歷狀稿》、S.4215《庚子年（1000）后報恩寺交割常住什物點檢歷》；惠晏見于S.4689+S.11293《后周顯德元年（954）正月一日報恩寺功德司愿德狀》；保會見于BD07310尾題：“甲申年七月七日報恩寺僧比丘保會誦持受記”。既然S.6226中的僧人集中出現在10世紀中后期的報恩寺文書中，那么S.6226也應為報恩寺文書，其年代也應在10世紀中后期，故可將其擬題為《公元10世紀中后期報恩寺僧油付身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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