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快速推進背景下新鄉村的空間分化及其治理轉向

吳宗友 管其平

空間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載體,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縮影。伴隨產業化、數字化的現代經濟發展浪潮以及美麗鄉村建設、鄉村振興戰略、數字鄉村建設等國家重要政策的持續驅動,在新型城鎮化快速推進的地區,比如大城市周邊以及雖遠離大城市卻因某一經濟產業的發展而快速實現城鎮化的鄉村,其空間結構正在發生大規模的重組,引發深刻而巨大的社會變遷,以及鄉村傳統景觀空間消失、農村社區轉型、農民生活空間分異、鄉村社會信任度下降、村治內卷化困境[1]以及“流出性衰敗”[2]等諸多新的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當前,無論是從國內實際趨勢還是國際經驗比較來看,我國客觀上都已經進入以都市圈發展為主旋律的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尤其是對于大城市邊緣地帶的鄉村而言,其往往因“強烈的城鄉關系”作用和基于“流動空間”的城鎮網絡而使鄉村作為物理空間的功能日益多元化、產業化,鄉村傳統的小農經濟基礎和農民的農業生產生活結構亦因此而被打破,鄉村社會非農化發展趨勢愈發顯著。

如何因應城鎮化快速推進背景下鄉村的空間分化,成為當前社會治理領域亟須回答的理論命題和實踐難題。研究者在思考新鄉村社會治理有效行動方略的過程中,既要立足于優秀傳統鄉土文化的精神底色,也要面向新鄉村社會在新發展階段的時代特色和發展要求。本文聚焦因城鎮化快速推進而引發鄉村傳統空間結構發生劇烈變遷的新鄉村,在筆者長期體驗式觀察的基礎上,以空間社會學理論為指導闡釋新鄉村空間分化的主要特征和因此導致的社會張力,并據此探析新鄉村社會治理理念及其實踐的空間轉向問題。

一、鄉村治理研究的空間轉向是新鄉村社會發展的邏輯必然

鄉村社會的良序善治是維系基層社會穩定的基本保障和重要前置條件。準確把握鄉村社會新形態,探究鄉村社會治理新模式,是新發展階段持續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理論任務。換言之,沒有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就難以言說鄉村社會的全面振興[3]。而有效調適鄉村社會結構與治理方式之間的關系,則是建構鄉村治理新體系的關鍵所在。傳統鄉村社會在結構上是由一定范圍內的熟悉關系構成的,熟悉性是鄉村社會的主要特性。就通常意義而言,鄉村社會結構是群體基于交流和契約的博弈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客觀聯系和關系的結果[4]。也可以說,傳統鄉村社會治理是建立在穩定社會結構基礎上的內向型治理模式的呈現,這種治理模式一般只適用于空間結構較為單一、空間關系較為穩定的地方性傳統鄉土社會。在因城鎮化快速推進而引發空間劇烈變遷的鄉村地區,由于深受時空脫域和鄉村脫嵌的影響,傳統鄉土社會逐漸呈現為鄉土性與現代性相糅雜的流動性社會特征,其社會關系的復雜性、社會實踐的多樣性以及空間的多元性等特征十分顯著。

事實上,面對上述鄉村社會治理基礎已然發生巨大變化的實際情況,很多研究者也紛紛開始探尋其社會治理之策。如有學者提出通過制度性整合、文化性融合等將鄉村治理的碎片化主體、分割式政策統一起來的整體性治理策略[5];有學者倡導通過激發主體能動性、推進鄉村社會資本再組織化的嵌入式治理模式[6];有學者提出積極吸納新鄉賢重塑鄉村社會關系結構和社會網絡的吸納式治理模式[7];有學者認為,應基于數字智能技術發展數字化治理模式,以提高鄉村社會治理的決策及時性和科學性[8];有學者認為,應注重整合不同區域的治理資源和主體,開展密切關注鄉村主體多元性、客體流動性和手段多樣性的脫域式治理[9]。

面對當前迅速、劇烈的鄉村社會變遷,學界關于鄉村社會治理理念及其實踐的研究亦屢見新論,并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我國鄉村社會治理的實踐體系和理論體系。然而,既往研究的相關論述在充分直面鄉村空間分化的顯著事實而展開空間維度的思考方面還不夠豐富和深入,沒有深中肯綮地把握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鄉村社會變遷之空間性。一方面,既有研究成果往往偏重于單一的經驗敘事邏輯,難以將復雜多樣的治理實踐統攝于更具理論解釋力的治理模式中;另一方面,以結構論為主的分析范式難以切合實際地揭示當下快速城鎮化背景下鄉村社會所面臨的社會矛盾與治理挑戰,以之為理論依據的治理實踐亦難以全方位釋放鄉村社會潛藏的治理資源。質言之,無論采用何種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最終鄉村社會的治理實踐都要落實到鄉村的空間層面,更遑論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度重組的新鄉村地區。在此需要認識到,任何形式的治理都需依托一定的空間結構并回應差異性的空間形態,同時其治理效果也需通過特定空間場域中的空間事實予以呈現。因此,新時代鄉村社會治理應注重鄉村社會的空間性和治理的空間維度,從包含各種社會關系與社會秩序的空間本身出發,厘清其獨特的空間生產機制與表達方式。換言之,鄉村治理的空間轉向是快速城鎮化背景下新鄉村社會空間分化的邏輯必然。

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基于歐美國家都市化發展的鮮活實踐,在秉承人文地理學“社會轉向”和經濟地理學“文化轉向”的理論指導下提出,空間是產物和生產過程的“空間生產論”(空間生產的社會維度),空間是資源和權力過程的“空間正義論”(空間生產的價值維度);在理論層面,將空間社會性和空間價值性統一于社會生產性和社會正義性之中,同時,又在實踐層面將社會空間性和空間差異性嵌入具體的空間生產和社會活動之中,開拓了社會理論研究的新視野,取得了空間社會學研究的豐碩成果。這為本研究聚焦的新鄉村社會治理議題提供了比較契合實際的空間視角,并為新鄉村社會治理行動的空間轉向奠定了一定的方法論原則。

在理論層面,空間社會學理論能夠有效地幫助我們解讀鄉村社會的空間構成及其與空間生產的社會關聯,進而為鄉村社會變遷提供具有理論穿透力的空間性解釋。在實踐層面,空間社會學理論能夠有效激活治理路徑與空間秩序之間潛在的互構邏輯,從而為紓解鄉村社會治理困境提供具有活力的空間行動策略。

其一,以空間視角分析鄉村社會變遷及其治理轉向,有利于將宏觀的社會變遷與微觀的生活世界縝密結合起來,使鄉村社會治理由抽象的制度設計轉化為鮮活的社會實踐。社會發展過程反映著空間變遷,而空間分化也時刻影響著社會發展。具體而言,空間形態和空間結構的變化反映著社會形態和社會結構的演進;而社會形態和社會結構的轉型也需通過以空間實踐為基礎的空間形態和空間結構予以呈現。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關系的深刻變化既決定了鄉村的空間變遷和社會發展,同時也構成了城市空間生產的直接結果。換言之,當今新型城鎮化快速推進背景下的鄉村社會變遷是社會關系再生產和物質空間再生產的統一,是社會空間和物理空間雙重嬗變的過程。物理空間關乎鄉村社會作為一種地方性空間的變革與重組,而社會空間則關乎鄉村社會作為一種關系性的秩序空間之解構與整合。人類生來就是空間性的存在,我們的生活本身就意味著需要占有空間,并努力地塑造生活的空間,同時在空間中塑造著自己的生活[10]。正所謂,每一種特定的社會都歷史性地生產屬于自己的特定空間模式;同樣,每個個體都會依據自身的行動實踐建構屬于自己的空間,并在此過程中建構不同的社會關系,踐行不同的社會活動。這就從根本上昭示了鄉村空間重塑與其治理轉型互構的生成機制。

其二,引入空間視角,有利于在理論上深度解析社會變遷中空間秩序與治理范式之間的關聯邏輯,從而使鄉村社會治理可以找到深接“地氣”的行動路徑?！叭魏紊鐣刃虻木S系,都離不開社會治理?！盵11]而社會治理首先是作為一種多維結構性和社會建構性的規范體系,其在向社會實踐轉化過程中必須通過人們生活空間的秩序性來具體呈現。經驗事實表明,空間秩序在建構社會治理范式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價值導向和價值整合功能,是實現社會穩定和治理有效的基本前提。社會秩序是以社會本身所處的空間特性為核心建構起來的,而空間特性則須經由空間要素按照一定的規律和組合方式得以顯現。一般而言,不同的空間形態及其結構彰顯著不同的空間秩序,隱含著不同的社會秩序,繼而形塑不同的治理結構,并最終具體化為不同的治理路徑和舉措。透過各地鄉村社會治理的生動實踐,不難發現,在當今城鄉融合發展的新型關系背景下鄉村分異化的空間生產,賦予了鄉村社會新的空間特性和秩序屬性,并進一步影響著鄉村社會治理關系的形成及其治理路徑的選擇。

二、新鄉村空間多元分化的“形聚神散”

城鄉空間的變遷與發展是現代化最直觀的表現之一。城鄉空間的分化既是社會轉型的基本內容,也是衡量社會變遷的重要尺度。當前,我國新型城鎮化快速推進背景下的鄉村社會變遷一方面外顯為以物理空間為基礎的整合性空間生產,另一方面內化為以社會空間為基礎的分異性空間生產。

依據空間社會學理論,日常生活空間包括物理空間和非物理空間兩種形態。前者是人們日常生活中能直觀感受和認識到的實體地理空間,后者則是反映人們各種社會行為之空間性關系的社會空間?！俺青l關系本質上是一種空間關系?！盵12]在現代化浪潮的推動下,鄉村社會內部之間以及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相互作用,推動著鄉村社會的現代化轉型。在我國,由于受到城鄉二元結構體制長期而深刻的影響,城市和鄉村呈現著不同的物質形態和空間秩序,體現著不同的生活與生存狀態,存在顯著的社會空間分隔。也就是說,城市和鄉村因地域社會基礎的不同而呈現出差異性較大的社會空間表征。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持續推進,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空間邊界和社會邊界正在被逐漸打破。傳統鄉土社會的基本特性和基本結構亦隨之發生著革命性變化。

當前,空間生產與城市化是縝密結合在一起的,空間不僅是社會、經濟結構和過程的重要載體,還是社會、經濟活動本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3]。換言之,城市化過程是城市空間不斷擴增、新空間不斷被生產的過程,且主要呈現為城市空間結構的變化和空間邊界的延展。前者主要體現為城市內部空間層次的復雜化,而后者則主要表現為城市空間對鄉村空間的“入侵”。受列斐伏爾“空間三元辯證法”的影響,英國地理學者哈菲克將鄉村社會納入空間層面進行探究,并將鄉村空間劃分為鄉村地方性、表象性和生活性三維社會系統。其中,鄉村地方性代表著具有明顯鄉村特征的實踐活動的發生場所,是與鄉村居民生產和生活直接相關的物質性空間;表象性喻指社會利益集團、城市規劃者對鄉村社會的占有和支配,以及鄉村被整合到空間生產和交換過程中的方式;生活性意指建立在鄉村地方性和表象性基礎之上,且與個體文化、體驗和記憶有關的鄉村生活世界[14]。進而言之,鄉村社會變遷的路徑、發展機理與空間生產之間具有極強的耦合性,其本質是空間生產與再生產的直接結果。

在傳統鄉土社會中,村落的空間形態是在某種意義上的“不自覺”和“無意識”中被逐漸營造起來的,村落并非嚴格的理性規劃之結果,其形成過程所依據的是一定地域范圍內基于鄉土社會的民俗信仰與勞作實踐,每一名成員都能意識到村落里各種空間所隱含的意義,且能嚴格遵守[15]21。簡言之,傳統村落空間的生成是鄉村居民之間自組織實踐的產物,是村民個體意識和群體意識互動的結果。但是,在當下城鄉關系發生深刻變遷的現代化空間生產過程中,以各級政府為代表的權力方通過制定土地使用政策和相關空間規劃在一定區域范圍內行使空間管治和統籌的職能,開發商則憑借資本投入成為鄉村新空間生產的主要執行者,鄉村居民自身的空間實踐和空間行為受到政府和資本的雙重規約。亦可以說,在新型城鎮化快速推進背景下鄉村社會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遷,其實質上是政府和市場運用其掌握的權力和資源,以鄉村物理空間為原材料,以實現空間差異化和產品化為目的,不斷生產新的社會空間的過程。在此空間實踐中,村民由鄉村傳統的空間生產主導者轉變為某種意義上的被“規約者”,其生產、生活世界因受到來自外部強制性力量的介入而重組。

總體而言,鄉村社會變遷不僅是地理空間的變化,更是社會空間多層集聚的過程。伴隨著城鄉關系的深刻變化、社會的高速流動以及網絡社會的飛速發展,新鄉村社會的空間生產以及社會關系的再生產較之傳統鄉土社會正在發生著質的改變,也使鄉村社會由原先靜態的“形散神聚”的耦合狀態轉變為流動性的“形聚神散”的非耦合狀態,并具體表現為以下特征。

1.物理空間的標準化和立體化

如前所言,物理空間是建立在物質要素基礎之上的且能夠被個體強烈感知的地理空間,其既是人類社會活動的基礎,也是人類社會空間運行的載體。在傳統鄉村社會,物理空間主要由私人居住空間、生產空間、公共活動空間、道路、公共設施以及自然景觀等所構成;其形態、結構的選擇以及營建往往以保障村民農耕生產和生活的便利與安全為主導和原則。因此,無論是以日常居住為主的私人院落空間,還是聯結村落不同空間單元的節點空間(道路和公共設施等),大都呈現為強烈的村民自主性,整個村落空間看起來似乎結構散亂,秩序性和層次感較弱,但生活于此的村民往往是樂在其中的,可謂“形散神聚”。然而,隨著以標準化為重要特征的現代性力量的持續介入,從外部輸入的自上而下的理性規約代替了來自民間慣例的感性選擇,統一規劃逐漸成為村落內部空間生產必須恪守的基本原則,村民日?；顒訄鏊捌渑c生產、生活相關聯的物理空間日趨標準化和無差別化,并表現出較強的秩序感和層次感,但村民在空間營造中的主體性一定程度地被“邊緣化”了。此為“形聚”,而與之伴生的卻是“神散”。

2.流動空間對地方空間的解構

傳統鄉土社會的典型特點是封閉性和穩定性。封閉性意味著以農耕生產為主導的鄉土社會與外部環境的聯結形式多以單一性的物資交換為主,且村民之間的社會關系和社會交往基本局限于本區域,村莊發展主要依賴村落內部各種社會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缺少與外部環境的信息與資源交換。穩定性則昭示著鄉土社會蘊含著濃厚的地方性知識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地方性精神,人們能夠依據地方性經驗進行有序的生產與生活,傳統力量深入人心,基于農耕文明的禮俗文化維系著村民日常生產、生活秩序。如今,城鄉邊界的消解加速了城鄉社會要素的雙向流動,瓦解了以農耕經濟為核心的自組織關系和內生性邏輯,村民的社會實踐和生活實踐已不再僅僅局限于特定區域的地方空間之內,而是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廣闊空間中自由流動,鄉村社會正在逐漸演變為“流動的村莊”甚至是“空巢社會”[16],成為“開放的、流動的社會空間”[17]。在此背景下,對各行各業的人而言,空間地理選擇的可能性和多樣性都大大增加了,流動已日漸成為支配鄉村社會生產和生活的主導性邏輯。

3.同質空間向異質空間的轉變

傳統鄉土社會是一種疊合聚集的空間聚合體,其社會主體的單一性、非流動性和社會關系熟悉性奠定了村落共同體得以持續的社會基礎。維系和支撐鄉村社會存在的各種空間單元往往具有較強的統一性和內在性。鄉村居民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社會交往、行為活動、心理狀態都呈現出顯著的群體同質性特征。由此,一種均質化、同質化的生產和生活空間營造模式被形塑起來,鄉村居民在具有較高同質性的生產、生活空間中進行著相似的空間實踐。但是,在城市化浪潮推動下的空間生產中,鄉村社會各種空間單元的建設、改造或重組打破了鄉村社會的穩定狀態和均質化空間格局,加劇了生活空間的異質化進程,催生了具有各種不同社會功能的空間形式,塑造了全新的、多元的鄉土社會生活情境。同時,在這一過程中,以往與村民日常實踐活動相適應的空間也被統一化、市場化的現代性力量隱秘地施以空間“規訓”,促使鄉村社會基本特性、居民行為慣習與村落空間結構之間內在聯系的斷裂,鄉村空間由原來均質化的單向度空間日漸轉換為分異性的多元化空間。

4.穩定空間向不確定性空間轉變

傳統鄉村社會是經由較長時間的逐漸聚合而形成的地方性社會生活共同體,村民在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上共享的歷史記憶維系著鄉村內部強大的凝聚力與向心力,整個鄉村社會空間呈現出超穩定性的特征。但在當前由外力所主導而快速推進的鄉村社會變遷中,社會空間的整合過程滯后于物理空間的生產過程,這種空間失衡激活了原來內嵌于穩定社會中的潛在社會矛盾,致使村落內部空間關系的多樣性和差異性日益凸顯,空間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加劇了空間秩序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特別是那些距離城市較近、城鎮化水平較高、文旅資源豐富的鄉村地區,隨著城鄉要素的雙向流動尤其是資本下鄉,鄉村人口處于高速流動的狀態之中,一些城市居民包括外地農村人口也開始反向流入這些鄉村地區。在此過程中,多元化的鄉村社會主體和異質化的社會空間結構推動著鄉村社會由原來相對穩定的空間狀態轉變為動態、多元且充滿各種不確定性的新空間。

三、新鄉村社會治理面臨的多維空間張力

鄉村社會在快速城鎮化進程中經歷著空前的物質景觀空間和社會空間的轉型和重構,且二者交叉、融合,構成了多層次、多維度的鄉村社會空間系統。但是,由于社會系統尤其是文化慣習具有自身的相對穩定性,所以物理空間的重組難以與文化空間、社會空間的整合同步,并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的空間矛盾,其突出表現于新鄉村文化空間、心理空間以及關系空間三個維度。

1.文化空間的“資本性”與“制度性”

文化空間不僅在事實上承載著鄉村居民的情感和記憶,而且維系著文化結構和文化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在新鄉村的空間生產過程中,傳統內生的鄉土文化經資本的介入衍生為資本化的文化資源和制度化的文化資源。前者傳遞著差異性的空間意象,使個體面臨多元化的文化認同選擇;后者則表現出顯著的行政化的空間邏輯,規約著鄉村居民的文化實踐。

其一,資本化的文化資源使村民文化認同面臨多重選擇。在傳統鄉村社會中,文化空間滲透于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并通過影響空間生產實踐而規制著社會空間,這種文化空間的內隱性使其自身的生產與再生產受資本的影響極小。然而,在當下快速城鎮化的新鄉村空間生產中,資本的強勢介入將鄉村固定性物質資本轉換為可流動的經濟資本,深刻地影響著文化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使村落傳統文化規范在資本影響下的空間生產和流動中漸趨瓦解,原真性和地方性的文化空間被資本從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的體系中剝離出來而日漸符號化和商品化,并被重新注入整個空間再生產過程。也就是說,在資本所建構的市場經濟邏輯的沖擊下,曾經表征村民生活方式、增強村民文化認同的地方性鄉土文化規則與傳統價值被各種商業文化所侵蝕、改造,致使鄉村居民對鄉土文化的表現形式、存在價值及發展前途充滿了焦慮,甚至對鄉土文化產生懷疑,原有的文化認同日漸式微。

其二,制度化的文化資源規約著村民的文化實踐。傳統鄉村社會的文化實踐是建立在既有文化空間基礎上的,且順應緩慢而漸進的鄉村社會變化,維系著村落傳統的再生產,滿足其日常慢節奏生活的需要。而且,傳統鄉村社會的文化實踐是以村民為主體自發踐行的,其服務村落社會的功能非常明顯,能將分散的個體、家庭和鄰里單元整合起來,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鄉村傳統文化按照其本有的邏輯向前發展。但在當前鄉村新空間的生產過程中,由外部輸入的各種具有強制性的制度規則儼然成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資本,規約著村民的文化生活和文化實踐。制度背后的新規則意識借助資本塑造的文化新空間正在強力地影響著村民的價值觀念及其行為方式,使村民的文化生活被納入新的文化范式。鄉村文化新空間的制度(行政)邏輯深刻影響著村民的文化行為,而作為文化創生者和踐行者的鄉村民眾,其文化的主體性遭遇挑戰,長期以來約定俗成的文化慣習發生斷裂,繼而誘發一系列的文化張力以及潛在沖突。

2.心理空間的“兩棲感”和“迷茫感”

心理空間是行動主體以特定的社會空間為基礎,并經由主體的心理活動所構成的內在精神場域,是個體情感和意識對外部生存空間及生活過程的鏡像式映射。在快速城鎮化的新鄉村,空間的生產正在瓦解鄉村民眾基于地方性經驗而形成的地方性認知和社會認同,造成村民心理空間的內在張力。

其一,“我是誰”的“兩棲”焦慮?！白鳛槿?就意味著你始終是生存于各種重要地方所組成的世界中,就意味著你擁有并知曉屬于你的地方?！盵15]1傳統鄉村社會的封閉性和穩定性塑造了相對穩定的地方感,這使個體能清晰地感知“我對他者”以及“他者對我”的認知。因為穩定的空間知覺和地方性精神使鄉村居民的空間認同、文化認同以及心理認同能夠縝密聚合。但是,伴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以及鄉村社會流動性的不斷增強,在新空間的生產過程中,原先內蘊于地方空間的地方性知識與建立在地方性經驗基礎上的空間認知之間的統一性被打破,村民既有的空間知覺與不斷變化的空間事實之間出現了全面的脫嵌,空間張力充分顯現。于鄉村居民而言,這種空間張力使迅速轉型的鄉村社會對于自身而言已不再是一個完整的、熟悉的且以靜態的方式塑造村民地方感的地方空間了,他們在一系列令其錯愕的空間變遷面前,不斷感受著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城里人”還是“鄉下人”的身份體認,產生認知錯位與困惑,并誘發其生活世界的碎片化與心理空間的“兩棲”焦慮。

其二,“我與誰”的認同迷茫。在傳統鄉土社會,鄉村居民是作為整個村落群體中的一員而存在的,村民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群體差別。但在城鎮化快速推進的鄉村地區,多元空間的生產加劇了鄉村內部伴隨著現代化發展而發生的群體分化,而且不同的群體往往會形成各異的社會心理空間,并經由具象化的空間行為予以呈現。這種差異性心理空間的演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構著地方性精神傳統和鄉村居民以往共享的意義世界。居民之間由先前的“他我”與“自我”高度一致的認同關系,開始慢慢轉化為彼此熟識但心理空間日益疏遠的“熟悉的陌生人”;村民間的溝通由原先的不言自明、無需多言,逐漸轉化為彼此間的難以言明或詞不達意。傳統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的解體促使村民原先所依存的日常生活世界發生斷裂,造成彼此間的認同迷茫,加劇了空間的多維張力。

3.關系空間的“區隔性”和“秒拋性”

關系空間是指人們基于社會交往而形成的一種社會空間。在一些城鎮化發展水平較高的鄉村地區,經由城鄉關系的空間變遷,村落人群由單一本地村民轉變為包括本地村民和外來人口的新共同體,村民彼此間基于傳統形成的社會關系和交往方式日漸式微,以血緣和地緣組成的社群關系面臨瓦解,村落共同體內部新的社會邊界正在生成。

其一,在場交往的空間區隔性。在傳統鄉土社會中,基于血緣、地緣塑造的關系空間是鄉村居民主要的社會關系網絡,由此形成的人際關系具有較高的同質性、黏合性和彼此間的依賴性。但新空間的生產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空間秩序,致使社會關系網絡逐漸從血緣性、地緣性轉向業緣性,人與人之間雖然依舊是村落物理空間意義上的熟人或者“半熟人”,卻在交往事實上成為社會空間意義上的陌生人,人際關系由親密無間變為親密有間,在場交往的區隔性凸顯。同時,為了規避不確定性可能帶來的社會風險,有些居民會主動設置區隔,有選擇地篩選交往對象,致使居民之間的互相猜忌以及對外來人的不信任成為社會交往的一種新常態,村落社會空間的張力持續增強。

其二,缺場交往的空間“秒拋性”。隨著數字鄉村建設的深入推進,在快速城鎮化的鄉村里,互聯網構筑的數字社會空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鄉村居民借助豐富多彩的數字空間體驗著“缺場的在場”和“在場的缺場”之社會交往的特殊性。數字技術日新月異的迭代更新促使村民的社會交往能夠超越傳統地域性空間的束縛而在前所未有的廣闊空間(內含網絡空間)中保持流動性的存在,并由此而建構了嶄新的物理空間“缺場”而網絡空間“在場”的新型關系空間。與此相對應的是,物理空間日?！霸趫觥钡拇迕裰g卻往往沒有發生密切的社會交往,形同“缺場”。這里,需要警惕的是,社會交往的網絡化(即網絡空間的“缺場”交往)在增加村落人際關系疏離感的同時,更增添了村民社會關系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在“缺場”交往的網絡空間中,個體經常是突然出現又迅速消失在不同的陌生人世界中,這種人際關系是一種脫域式陪伴,轉瞬即逝,無根可尋。換言之,網絡空間的社會關系以及社會共同體所表現的是深刻的流動性、易變性和虛幻性。在“缺場”空間交往中,“一切都有可能發生,但一切又都不能充滿自信與確定性地去應對。這導致了無知感、無力感以及一種難以捉摸和四處彌散的、難以確認和定位的擔憂”[18]。這種脫域式的交往抽離了傳統鄉村社會人際交往的物理空間和社會約束,增加了人際關系的“秒拋性”,即那些看似親密無間的“缺場”交往實則隱含著無限疏遠且缺乏責任約束的社會關系。這無疑增加了村落空間的特殊張力。

四、新鄉村社會治理空間轉向的實踐邏輯及其路徑選擇

新鄉村社會治理必須基于其空間分化的經驗現實,積極因應由此產生的一系列新問題,適時構建鄉村社會治理的空間范式。與傳統鄉村社會治理范式不同的是,鄉村空間治理的核心在于強調空間的社會性,重視從空間視角審視鄉村面臨的各種困境。具體而言,傳統治理面對的是封閉性、穩定性的鄉土社會,而空間治理則立足于流動性和不確定性日漸增加的新鄉村社會。前者的敘事背景是城鄉二元對立,其治理基礎是基于血緣、地緣的鄉村社會熟人關系,治理對象也僅僅是靜態的、人口相對穩定的、空間邊界相對固定的地域性社會及其成員;而后者的敘事背景則是城鄉一體化和城鄉融合,其治理基礎則是快速人口流動以及空間變遷所導致的多元化的陌生或半陌生人際關系,以及由空間變遷而引發的各種利益分化,治理對象不僅包括地域性社會,還包括流動性場域(如網絡社會)和流動人口。由此可見,空間治理強調治理的空間取向和空間路徑的現實必要性?？臻g治理轉向即要求在具體的社會治理實踐中將社會的空間性和空間的社會性有機融合起來,并將其放置于“社會—空間—時間”的連續統中進行探討?？臻g既是重要的治理資源和治理工具,又是不可忽略的治理對象及治理視角,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治理邏輯及其路徑選擇。

1.維護地理空間的鄉土性和正義性,增強新鄉村內生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地理空間是鄉村社會治理的物質基礎,因為人們一切社會活動都需要在既有的物質空間里展開。在一些城鎮化發展水平較高的鄉村地區,隨著空間的劇烈變遷和社會關系的半陌生化,人們的地方性社會認同主要維系于曾經共同擁有的歷史記憶及其衍生的鄉愁情感中,這種共同體情感需要特定的空間載體。因此,新鄉村地理空間的規劃與生產必須遵循鄉土性的要求,尊重當地居民的心理期待和發展愿景,科學合理地傳承、利用鄉村傳統地理空間的結構形態和組織肌理,不可“千村一面”地進行所謂的現代化改造,甚至簡單地“推倒重建”;要盡可能地保留那些維系地方性精神和集體記憶的標志性地理空間或空間符號,使新鄉村既具有鮮活的現代性,又充盈著傳統鄉村特具的靈性之美。同時,新鄉村的空間規劃和生產也要充分尊重鄉村民眾的生活慣習和生產需求,使其能夠在新空間順利建構歸屬感和依存感,促進新鄉村社會心理空間融合。另外,地方政府要作為新鄉村空間正義的主要保護者,積極引導市場資本的利益訴求與美麗鄉村的價值追求實現最佳平衡,維護鄉村空間生產的正義性。

鄉村社會的現代性轉向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趨向,也是制度建設的產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導的空間生產中,政府的公權力扮演著重要角色,但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基于政績思維,往往在工作中忽視了資本方與鄉村社會的利益平衡,以致個別地方甚至出現資本利用政策漏洞侵害居民利益的行為。為此,在新鄉村空間生產中,地方政府應加強制度建構和監督體系的建立健全,防范資本的無序擴張,引導鄉村多元主體實質性地參與空間生產過程,避免鄉村地理空間淪為資本進行資源掠奪的工具,確保物質空間生產的正義性,讓鄉村居民真正體會到自身的主體性,強化其內生的獲得感與幸福感,消弭因空間變遷而形成的多重張力,尤其是心理空間的各種矛盾和沖突。

2.激活文化空間的鄉土活力和文化創造的自主性,推進鄉村文化空間治理

我國的地域文化經由長期的歷史積淀,形成了多姿多彩、極具文化價值和現代意義的地方性知識,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重要的文化資源和精神力量。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沒有地方文化的多元性,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豐富性亦將無從談起。各地各具特色的傳統鄉土文化表征著地方性社會的深層結構和價值追求,是影響地方社會有序運行的潛在力量,也是構建鄉村居民社會認同、身份認同以及空間認同的重要基礎,更是當代鄉村走向善治不可或缺的治理資源。

文化空間是鄉村民眾開展文化活動、培養文化意識、增強價值認同不可或缺的場所承載?？臻g治理范式下的新鄉村建設必須有效地維護文化空間的連續性和文化發展的可持續性,避免資本對鄉村文化空間的肆意侵蝕和異化,防范急功近利的短期開發行為及其所造成的鄉村文化空間的歷史性斷裂和原真性喪失,防止出現作為文化主體的鄉村居民被排擠出鄉村文化實踐的極端情況。地方政府、文化機構和社會精英可通過培育、支持鄉村文化骨干和文化專業人員的方式,帶動鄉村居民積極參與鄉土文化資源的挖掘、整理和創新實踐,培養鄉村居民的文化共同體意識,激活其文化建設的主體性和創造性,促使其從內心深處生發深沉、從容、堅定的文化情感,營造可感、可觀的社區文化氛圍,再造地方自信,弘揚地域文化特色,推動新鄉村文化空間、精神空間、情感依戀和價值認同的有效銜接。如此治理,方能保證鄉村文化空間的重組不會演變為資本“狂歡”的場域,保障鄉村居民真正能夠成為文化空間生產與再生產的根本性力量,保證新鄉村文化建設合乎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和歷史邏輯。在此過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主要是資源統籌者、公共產品供給者、政策制定及推行者,需減少對鄉村文化生活的直接干預,減少行政命令式的文化訓誡行為;以搭建具有實際意義的文化活動平臺為切入點,聚力打造具有鄉土文化特質和地方精神的文化空間,營造居民樂于參與、便于參與、有效參與的文化氛圍。同時,鄉村文化建設的多元主體應主動抓住數字鄉村建設的發展機遇,積極利用數字信息技術和新媒體平臺傳播、發展、創新鄉土文化,幫助普通鄉村民眾正確理解、認識鄉村與城市的文化差異。在此,需要認識到,鄉村文化自身具有強大的融合和再生能力。在鄉村現代化空間建設過程中,應當鼓勵鄉村文化結合時代特征和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主動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城市現代文明因子相融合,培育新的充滿現代性的鄉村文化共識,重構鄉村文化自信和鄉村文化共同體,從而彌合傳統鄉村文化空間的斷裂,消解斷裂衍生的多重文化張力。

3.整合本鄉與異地、“在場”與“缺場”等多重空間的治理資源,重構新鄉村的社會關系網絡

伴隨著資本下鄉以及村民外出務工常態化,在快速轉型的新鄉村,本鄉人口的城鄉間流動以及外來人口的進出都日益頻繁。同時,數字鄉村建設的有序推進促使流動空間(包括網絡空間)里的一系列社會現象、資源訊息、社會互動和經濟活動全面地嵌入鄉村社會。在此背景下,重新整合日益復雜化的鄉村社會關系,就成為新鄉村空間治理的關鍵任務。

大量的新鄉村空間實踐表明,在大規模的結構重組以及空間生產過程中,流動空間(包括網絡空間)和空間要素(尤其是人口)的異地流動不斷解構著傳統鄉村空間與社會的靜態單一性,促使新鄉村空間的重組與再造,并導致其空間和社會的動態分層化。鄉村社會在空間維度上被分化為以鄉村為原點,其他社會要素(以流動人口為載體)伴隨著鄉愁式的情感認同分散至多個異地空間中,從而構成多位一體的空間格局,并借助網絡社會這個特殊的流動空間實現了多點間的社會互動(如“缺場”交往)。因此,鄉村的空間治理必須整合多空間的行動主體和治理資源,重點是重構以鄉村社會為原點而延伸至異地(在某種意義上是對鄉村社會之脫嵌)的社會關系網絡,尤其需要整合以社會精英為代表的主體性力量。鑒于此,鄉村空間治理行動需破除傳統社會靜態和單向度的治理思維與治理規則,充分利用好地方空間和流動空間中的多元治理主體和治理資源,形成“內源激活”與“外部引入”有機整合的多向度施策的治理局面?！皟仍醇せ睢敝卦谕诰蚺c撬動鄉村內部資源,將鄉村空間中的人與物轉變為治理中充滿活力的建設性資源,促使鄉村社會原有的社會資本發生積極轉型,提升空間治理效能?！巴獠恳搿敝荚诔浞职l掘流動空間(包括網絡空間)以及異地空間潛在的治理資源和治理優勢。同時,鄉村治理不能忽視異地的治理主體和治理資源。在城鄉空間邊界日漸模糊的新環境下,社會流動不僅為鄉村地區提供更多的外生性資源(如生于鄉村而在外成長為社會精英的新鄉賢即是典型代表),也形塑著村民多元的社會角色以及多維度的社會支持網絡。隨著數字鄉村建設的穩步推進,新時代鄉村空間治理可以借助流動空間(包括網絡空間)來高效整合和利用鄉村外部的社會關系網絡,主動吸引流出人口積極參與跨區域的鄉村空間治理實踐,從而將各種資源優化配置于流動性的治理機制和治理行動中,不斷完善新鄉村空間治理的體系架構。

結 語

可以預見的是,在城市化浪潮和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持續推動下,以縣域為中心的鄉村現代化必將迎來新的發展階段,我國鄉村社會也必然面臨更深刻的空間變遷并將引發一系列的社會轉型。鄉村社會的現代化本質上是鄉村的空間生產、空間重組以及相應的社會關系調整過程,是權力、資本、社會等多元主體運用自身掌握的資源對鄉村空間權益進行博弈的過程,也是其能動地塑造特定鄉村物理空間形態繼而生產多維新空間的過程。面對新鄉村前所未有的空間變遷以及利益格局的調整,其社會治理的理念與路徑必須及時做出相應的改變,建構因應新的空間張力和社會需求的空間治理范式,這是事關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系統工程。

鄉村社會治理的空間范式注重鄉村社會的現代空間性以及社會治理的空間新維度。正在快速城鎮化的新鄉村社會是傳統鄉村不曾出現的多維空間體系動態變化的空間復合體。因此,其社會治理必須充分考慮鄉村空間形態演化的社會事實,而空間治理的核心在于及時回應多元主體的利益訴求。為此,地方政府需發揮其主導性作用,協同各方力量,堅決維護空間生產與空間資源分配的合理性——空間正義,維護鄉村居民的空間話語權及其空間合法權益。其中,激活鄉村居民主體性是提升空間治理效能的關鍵。在鄉村空間生產和空間重組過程中,基層政府官員、資本持有者和普通村民的空間話語權和實際參與權往往是不均衡、不對等的,這是造成鄉村空間張力及其治理困境的直接誘因。事實上,鄉村居民才是真正的村落空間使用者和空間性社會關系的踐行者。因此,在鄉村空間治理過程中,必須充分尊重鄉村居民的主體性地位,避免權力和資本的不當干預,引導、培育和提升新空間里村民善于應對變化、積極溝通協商、樂于迎接新事物、勇于面對不確定性的自我治理能力。同時,還需要著力營造基于優秀傳統地域文化的文化空間和心理空間,確?？臻g治理范式立足于堅實的群眾認同,真正實現鄉村社會從靜態的“空間中治理”到動態的“空間治理”的生動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