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數字經濟推動共同富裕的邏輯理路、現實困境與實踐進路

李明桂 曹玉濤

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新經濟形態,也是重組要素資源、重塑經濟結構、重構競爭格局的關鍵引擎。整個社會經濟體系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兩個毫不動搖”方針指引下,“加強數字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共同富裕路子應當怎么走”成為新征程推進高質量發展的時代之問[1]208-210。數字經濟是激發財富創造活力的重要源泉和構建分配新格局的戰略支撐,厘清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邏輯理路,探尋在數字化進程中實現共同富裕的實踐進路,是回答時代之問的內在要求。

一、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邏輯理路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數字經濟加速了社會生產過程中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數字化變革。從生產力維度看,數據要素為社會財富的創造提供新動力,數字經濟重塑勞動者的思維認知,在技術、要素、創新、融合等層面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拓展勞動對象的時空范圍、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從生產關系維度看,數字技術改變了生產的組織方式,使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更加合理,數字分配力的普惠效應有利于創新分配方式,數字流通力有利于提高資本周轉與價值實現的效率,數字消費力有利于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擴大內需。

(一)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生產力邏輯

1.數字技術改進勞動工具和創新生產技術

馬克思用“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標準來劃分經濟時代,因為“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2]210。數字經濟時代的生產工具被數字化信息所武裝,數字技術使勞動工具智能化、自動化和標準化,極大地提高了人的財富創造力和對自然界的支配力,“這種無法估量的生產能力,一旦被自覺地運用并為大眾造福,人類肩負的勞動就會很快地減少到最低限度”[3]77。數字機器的運用加速了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對經濟發展起到放大、疊加和倍增作用,更像是“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4]37,客觀上奠定了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開發出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數字技術以新理念、新業態、新模式全面融入“五位一體”建設,激發數字經濟活力、增強數字政府效能、優化數字社會環境、筑牢數字安全屏障,努力消除不同收入人群間、不同地區間的數字鴻溝,“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2]683。

2.數字勞動提高生產效率和擴展勞動對象

數字勞動是人們利用數字化基礎設施、互聯網平臺,通過對數據、信息、知識、經驗、情感、思想等勞動對象的加工與改造,創造出數字化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新型勞動形式。數字勞動涵蓋人們在數字平臺上的各種具體行為,包括數字媒體生產、流通和用于資本積累的全部勞動。數字勞動提高生產效率和擴展勞動對象。一是數字化技術解放人的體力、拓展勞動對象和豐富勞動產品,推動生產要素從自然資源延伸到數據要素、勞動對象從物質自然界擴展到虛擬客體的深度變革,將各種信息轉化為計算機識別語言并進行加工、儲存、分析、傳遞,提高了人們的生產技能,激發了新的市場需要。二是數字經濟下的新業態、新模式既為高素質勞動者創造了更多高技能就業崗位,也倒逼勞動者改變自身知識結構以適應新的勞動需求、提高自身專業素養以獲得更豐厚的勞動收入。三是數據與其他要素的融合既能提高勞動、資本、技術、土地等傳統單一要素的生產效率和配置效率,降低社會成本和提高資本生產力,還能用更少的物質資源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在社會主義制度規制下,智能算法激發數字勞動在經驗發生與理論建構之間的張力,以去中心化方式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以數字化基礎設施構筑網絡化信息和價值連接,促進應用場景間的信息數據交換,突破內部資源有限性與同質性的屏障,實現資源高效分配和多方主體自主參與資源共享。

3.數字資本賦能勞動者數字素養和技能提升

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破解了“斯芬克司之謎”,彰顯了勞動者主體地位,崇尚價值無限增殖的資本不自覺培養“具有高度文明的人”[5]90。在新發展格局下,數字資本造就大批高技能新型勞動者,在數字世界中“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專注于創新性工作,“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的自由富足生活將逐步變為現實[6]928-929。一是人力資本賦予創造財富和實現富裕的核心能力。數字時代的技術與知識快速迭代,重塑個體的社會價值創造能力與合作能力,推動虛擬資本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超過物質資本,物質利益驅動邏輯受到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抑制,代之以能力財富觀引領財富創造。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使人力資本的稀缺性不斷增加,打破物質資本主導的“資本雇傭勞動”的管理模式,數字化企業為保證持續發展的原動力,不斷增強對人力資本的內在需求,物質資本的控制權也將讓渡給人力資本。二是數字化教育降低人們獲取學習資料的成本。數字勞動是以智力、創造力為主導的非物質勞動,新的智能化工具擴展人的體力和智力,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非常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5]198。工業時代“被機器排擠”的勞動者轉型為數字時代的“一般智力”創造者,數字經濟催生的在線教育、智慧教育提供了多樣化和個性化的學習內容和方式,讓每個人隨時隨地都能學習,并以較低的時間成本與資金成本獲取知識和信息。三是數字技術提高人力資本密度和激發創新效率。馬克思把人放在生產力諸多因素的核心地位,指明財富生產就是“社會個人的富裕發展”,個人的充分發展又“反作用于勞動生產力”[5]203,在數字經濟中“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就具化為數字素養與技能[5]200,數字效能的指數性提升賦予個人前所未有的能力,數字化技術降低創新成本和催生新知識,人力資本集聚激發知識溢出效應,人力資本密度與創新水平呈正相關,而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為人才集聚提供重要工具和支持平臺,線上線下聚合、信息網絡共享、大數據算法高效匹配都有助于實現人力資本從聚合轉向共享,知識共享與思維協作的非線性特征有利于個人將集聚創新內化為自身發展動能,進一步提高協同工作效率和增強獲取“真正的財富”能力。

(二)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生產關系邏輯

1.所有制關系由物質資源獨占性轉向數字資源共享性

數字資本發揮文明作用,推動所有制關系的優化調整,進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4]34。企業以員工持股的產權模式顛覆傳統勞資關系,數字資本越是為多數人服務,越能推動技術創新、消費升溫、信息共享。由于物質資源的所有權“獨占性”與分配權“獨享性”緊密關聯,數字資源的主體“依附性”與使用“共享性”密切相關。因此,數字化生產關系要求生產資料使用普惠化、數據分配均等化、消費需求個性化、消費資料占有共享化。數字時代生產資料多呈現為數據、信息、代碼等虛擬形式,較廠房、機器、土地、能源等物質資源而言,各類數據庫中儲存的極其豐富的數字資源就成為經濟增長、要素重塑的新動力源。有些數據諸如平臺數據具有公共性價值,個人與企業共享數據所有權收益,既能限制信息隔離和資源壟斷,又能激發不同主體萌發新創意。個體掌握知識、信息的多寡與其收入分配的地位成正相關,知識虛擬價值的獲取手段和途徑相較于物質財富的積累而言更具有廣泛性、便捷性,“知識改變命運”的價值認同會進一步激發數字勞動者自我奮斗的能動性。

2.市場主體關系由內卷邏輯轉向共生邏輯

平臺經濟、共享經濟改變了傳統的用工形式,知識資本成為市場最具價值的資源,企業發展依賴勞動者的智慧積累和技術創新,勞動者通過習得的知識提高素養和致富能力,成為“使用實踐力量的人”[3]320,進而發展為精神富足和物質富有的“行動著的主體”[7]。這使得勞動者社會地位不斷提高,富裕階層與普通民眾的隔膜化逐漸蝶變為平等互助,彼此從生存博弈的底層邏輯轉向合作共進的頂層邏輯,社會流動的加快有助于縮小貧富差距。數字平臺作為社會財富新的創造和分配場域,得益于區塊鏈技術的支撐,可實現區域內外部充分的數字化網絡連接與協同共享,有利于實現公平而精確的財富分配和區域協調。數字技術破除了企業內外部合作中原有的邊界,釋放了全部資源連接與整合的潛力,超級個體的社會合作改變了生產者協同方式、消費者消費習慣和政府治理方式,進而加快了生產關系數字化重構。

3.財富分配機制從經驗化轉向數字化

任何一次經濟轉型都會引起財富的重新分配,數字經濟產生新的生產結構和財富模式,“分配的結構完全決定于生產的結構,分配本身就是生產的產物”[5]19。創新驅動下智力股權融入所有制經濟形式,迭代升級的智能技術所創造的財富越來越豐富,可選擇的分配方式更加多樣。過去財富分配機制的運行主要依靠不斷積累的管理經驗,而數字經濟加快經濟社會發展進程,資本、信息、技術的自由流動使財富的創造和分配突破時空局限,知識、信息、科技虛擬要素所創造的財富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越來越大,由于虛擬要素總量是無限的、可共享的,便為缺乏物質生產資料的智能勞動者參與價值分配提供有利條件。馬克思把工業時代的貨幣資本視為商品生產“第一推動力和持續的動力”[8],如今,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數字資本成為社會主義“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發揮“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的作用,成為一種要素創造的更高效率和更高形態的文明模式。數字經濟對初次分配的改善作用在于催生大批包容性創新和大量新型就業崗位,使得勞動者多元就業成為可能,為低收入人群提供獲取收入的便利途徑。數字技術降低就業和創業門檻,個人和小微企業通過數字平臺為全球市場提供產品和服務,實現個性化、定制化、差異化的創業模式。數字金融通過減少銀行壟斷收益來提升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促進微觀層面居民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數字化提升政府公共服務、金融服務的覆蓋廣度,政府以更高水平的資本治理和更精細的市場監管,加快數字政府的職能轉變,利用精準的收入數據掌握分配不平等情況并明晰改善方向,通過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的數字化轉型實現對收入分配的合理調節,進一步提高二次分配的精準度、靈活性。數字化有利于整合第三次分配中的捐贈方、受益方、公益慈善組織、網絡公益平臺等主體,驅動其從“分配參與方”轉向“共同創造者”。信息技術的迭代推動個人、企業、社會組織和政府利用互聯網技術發展數字公益,孵化面向全社會的公益性數據應用和服務,降低參與公益慈善的成本,促進慈善捐贈直達受數字經濟沖擊的弱勢群體,減少中間環節的政策阻力和資源浪費。

二、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遭遇的現實困境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數字經濟運行在制度層面內含公有化趨勢,在技術效率層面具有資本化傾向,數字生產關系從原來的“工資—雇傭模式”變成“平臺—用戶模式”,有利于數字生產力創造幾何級數財富、變革所有制關系、推動人自身發展,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重大契機。然而數字技術、數字生產資料、數字勞動的資本化傾向會產生就業、區域、城鄉、代際等方面的數字鴻溝,讓人陷入貧富懸殊的時代焦慮中,在多個維度阻礙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這主要表現為城鄉數據鴻溝加劇城鄉經濟分化、數字壟斷提高社會進步成本、數字壁壘阻塞市場要素流通、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引發低技能勞動者無法分享數字紅利等方面,這些都將加劇發展的不平衡,從而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為此,必須從我國數字化實踐積累的寶貴經驗中深化理論研究和完善制度體系,在維護好制度層面的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基礎上,遏制數字經濟要素過度資本化,引導數字技術發揮對經濟社會的正外部性作用,為共同富裕戰略目標的實現增添有力的“數字翅膀”。

(一)數字技術資本化造成的勞動新異化抑制財富創造活力

數字技術雖然使勞動者擺脫傳統工業中勞資之間的雇傭關系,但是勞動者沒有超越對人和物的依附,“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6]922。數字勞動只要受制于資本邏輯,就會產生異化現象。在物質利益驅動下,數字生產滲透到社會生活中,數字信息技術的運用給勞動者帶來時代發展的紅利,也使其面臨遭受數字資本奴役的風險,智能機器既“直接成了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的手段”,又“成了資本駕馭勞動的權力”[5]300?？死锼沟侔病じ？怂箯拿绹?、德國、印度等國信息和通信技術行業大量案例中得出私有制下“數字勞工一生往往都變成了勞動時間”的結論[9]。數字資本利用新機器和新技術來駕馭勞動者,異化的隱蔽性使數字勞動者逐步喪失對異化的否定能力,也弱化勞動者作為生產力中最活躍的能動要素的主體地位,產生“促進人能夠自由、自覺地發揮自身的潛能”與“遭受算法規訓下的隱匿剝削”的悖論,抑制勞動者創新創業積極性和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

數字技術異化是數字時代的“利維坦”。在勞動過程中,數字平臺利用壟斷優勢盤剝用工,在生存和競爭壓力、平臺嚴苛考評體系下,騎手、快遞員等“數字零工”工作環境復雜、強度大、工傷高發,數字勞動者高強度、長時間處理由代碼、符號、數據組成的數據資源,在勞動中有時會感到“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3]159。在數字產品與勞動者的關系上,互聯網用戶免費勞動所生成的數字產品被數字化的資本平臺占有,產銷者生產的數字內容愈多,在被數字化裹挾中愈感“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強大”[3]157。從人的類本質上,數字經濟將人的整個生活數字化并抽象為數據,一些數字化行為是非自由自覺的,零工經濟從業者權益缺乏有效保障,數字勞動者獨立性和個性為數字資本所規定。在人與人的關系上,資本利用數字技術跨時空特性支配數字勞動者,增加的自由時間并沒有完全轉換成“使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時間”[5]203,而被異化成資本積累的手段,勞動者擺脫勞動場所的限制卻被更為強大的抽象空間所淹沒。

(二)數字資本配置的失衡加速貧富差距

隨著數字經濟資本化進程加深,資本對效率和成本的數字化控制催生勞資收入差距拉大和勞動者內部收入分化,其根源于不同地區、行業、群體對數字生產資料的不公平占有,阻礙數字技術收益的公平分享。區域間存在“南強北弱、東強西弱”的不平衡性,東部和南部地區具有數字經濟先發優勢,平臺經濟“市場黏性”使中西部地區很難超越,數字經濟的自我膨脹和報酬遞增屬性會產生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極強極弱的“馬太效應”。行業間存在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的差異性,廣泛應用的人工智能顛覆了傳統的產業發展模式并加速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等新技術持續提升高新企業勞動生產率,加劇不同產業部門的貧富懸殊。群體間存在數字技術工人與傳統雇傭工人的分化性,數字職業的市場需求呈上升態勢且薪酬明顯高于傳統職業,傳統產業勞動者遭遇數字化轉型壓力,擁有智能設備和數字信息的現代群體容易獲得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財富,生活在偏遠貧困地區的人們可能變成“數字窮人”。

在市場經濟中,數字經濟不會自發產生共享作用,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資本邏輯的裹挾,出現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強制收集個人信息、誘導消費、監聽等失范問題,平臺企業為在競爭中獲取盡可能大的市場份額,先利用資金優勢為供需雙方提供高額補貼,市場地位穩固后再逐步取消相關補貼,引發網約車、外賣、平臺商戶營銷費用上漲以及騎手、司機分成下降等問題。同時,“大數據殺熟”“二選一”“高比例抽成”等經濟亂象損害平臺內外經營者、消費者、就業者的利益,阻礙生產、分配、交易、消費的有效循環。平臺企業憑借自身掌握的流量、數據和算法對上下游企業額外收取因競價排名、廣告投放、流量控制而產生的費用,對顧客采取精準的價格歧視并將消費者剩余轉化為自身利潤,從而加劇貧富差距。

數據壁壘高砌抑制資源互通共享,數字技術發展方向、應用領域、運用方式具有不確定性,因此無法根據以往經驗推斷其對生產要素流動和收益分配帶來的影響,缺乏科學治理和有效監管的數字資本會加劇數字鴻溝。平臺企業往往以保護用戶個人隱私為由,拒絕其他平臺和企業接入數據,又利用其壟斷力量不斷跨界擴張,阻礙其他企業進入市場,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數據利用的黑箱化。農村地區由于基礎設施相對落后以及城鄉二元結構制度障礙,加之農民數字應用水平和數字技能跟不上數字化轉型步伐,城鄉“數字鴻溝”阻礙了城市數字要素流向農村。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因職能原因匯聚大量數據,囿于數據流通產權歸屬不明、定價機制不清、交易信任機制不暢,導致共享既沒有完善的法律支持,又缺乏數字道德的主觀意愿。一些地方政府將數字基建項目發包給技術積累和創新能力不足的當地企業,人工智能算法在商業倫理和人文關懷缺失下容易誘發“技術中心主義”,衍生出電商平臺“流量購買”、知識產權“版權霸凌”等數字陷阱。

(三)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引發技術性失業

數字技術催生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在促進勞動生產率提升、增加積累、實現擴大再生產和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的同時,也會降低數字資本對數字素養與技能不足的勞動力的需求,不利于增加普通勞動者就業。人力資本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和共同富裕的動力源泉,提升全社會人力資本和專業技能是共同富裕的實現之道。數字經濟打破工作時間和地域限制,增強工作的靈活性、選擇性和包容性,同時,數字資本與人工智能聯姻主導收入分配,容易造成傳統勞動技能與現代社會生產不匹配,智力因素在生產力諸因素中的作用更加突顯,以至于“發展為自動化過程的勞動資料的生產力要以自然力服從于社會智力為前提”[5]196,數字技術和智能機器成為重要的生產工具,自動化生產要求勞動者具有科學精神和創新文化,對其數字技能和數字素養提出更高要求。

每一次技術革新都會引發“機器排擠工人”的擔憂,數字賦能個體引發個體間社會分工的變革和人機分工模式的質變,使得“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當事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5]196。勞動者市場主體地位弱化與機器對人的替代效應,推動了更高質量的就業轉化升級,市場對數字技能型人才需求呈現爆發式增長。由于數字素養提升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發展的過程,就業前景廣闊的智能制造、虛擬現實等專業領域飽受招不到人才的“用工荒”難題,在高技能勞動者需求增加的同時,又帶來結構性失業的風險,引發大規模低技能勞動力失業。低技能勞動力個人技能重塑滯后于市場需求,可能被鎖定在低端制造業和服務業領域,數字外賣、快遞等服務行業將制造業流水線上的年青人吸引過來而成為“數字零工”。人才供需結構性錯配疊加成為制約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工業經濟蝶變數字經濟的瓶頸。

三、數字經濟助推共同富裕的實踐進路

時代在變化,社會在發展,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學真理[10]66。要更加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深化對數字經濟助推共同富裕新課題的認識。數字經濟推動共同富裕的邏輯理路不會自動運行,數字經濟發展成果共享的“涓流效應”不會自動產生,實踐層面的共同富裕數字化探索需要制度規制、政策優化和教育引導,駕馭數字資本、加強數字治理是數字經濟背景下政府職能轉型的必然結果,也是數字生產力對上層建筑提出的變革要求。因此,不僅要以數字經濟的發展推動社會生產力的巨大進步、創造豐富的社會財富、提供更多的高質量就業機會,還要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價值指歸,推動生產關系深度變革以構建數字財富共享機制。

(一)加強數字資本治理,厚植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

1.強化數字經濟監管,以制度的力量強基富民

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基礎制度的支撐,“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要堅持促進發展和監管規范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發展中規范、在規范中發展”[1]207。數字經濟的發展環境經歷了“寬松—無序—監管—有序”的過程,先進入市場的高科技企業享受數字經濟多邊市場、跨界經營與網絡規模效應的紅利,一些從業者和投資者率先富起來,部分數字平臺企業利用數據與流量優勢過度逐利,野蠻生長和無序擴張嚴重扭曲市場競爭機制。因此,各級政府一方面要從數字治理探索中總結治理經驗,逐步厘清科技創新與資本擴張的邊界,健全多層次、全方位、立體化、全鏈條監管制度,切實引導、保障數字經濟有序地規?；l展,創造豐富的物質財富和更多的自由時間以全面夯實共同富裕的現實基礎;另一方面要構建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特征和規律的監管規則,優化監管技術和手段,從制度層面極力遏制壟斷、暴利、惡意炒作及不正當競爭所帶來的各種異化現象,從嚴整治以低俗媚俗情節博流量、直播帶貨虛假宣傳、誘導未成年人打賞等不正當行為,推動網絡直播和短視頻健康有序發展,促進企業規范化經營和維護數字勞動者自由勞動權益。

2.樹立負責任的發展理念,用法治力量引導科技向善

人工智能在數字經濟中的應用有拉動經濟、服務民生、造福社會和安全失控、道德失范、倫理失常的雙重效應,“要健全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完善體制機制,提高我國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1]208,加強對科技向善的政策性引導和立法步伐,引導互聯網平臺資本成為推動共同富裕的強大力量。在《民法典》《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等法律法規基礎上,對人工智能場景進行專門立法,構建算法審查問責監管機制,建立健全數字平臺企業勞動保護、平臺企業壟斷認定、數據收集使用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法律規范?！缎乱淮斯ぶ悄馨l展規劃》《新一代人工智能倫理規范》等文件明確提出發展負責任的人工智能,政府、行業、企業、智庫和公眾要運用政策法規、倫理規范、技術標準對人工智能進行多方協同共治,遏制大數據殺熟和規制算法運行邏輯,努力在綠色發展中消除數字鴻溝,推動數字經濟生態圈的良性循環。

3.有效規制數字資本,讓數字發展成果造福人民

每個人都是在網絡世界的數字工廠中進行數字勞動,實現數字主體身份的確認是應對算法權力、數據壟斷、平臺異化問題的關鍵。零工經濟容易引發勞資沖突等問題,易導致治理赤字,給平臺監管帶來新挑戰。因此,必須保障勞動者在數字化轉型中的權利,克服勞動異化,構建長效監管機制?！案骷夘I導干部要提高數字經濟思維能力和專業素質,增強發展數字經濟本領”[1]208,既要增強有效約控數字資本的能力,熟練運用馬克思主義資本理論,發揮資本發展的法律制度、人文教育的力量,為違規炒作的資本亮“紅燈”,為促進共同富裕的資本開“綠燈”,又要增強調控勞資公平分配的能力,引導數字企業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激發國有資本服務民生的積極性,用制度內的同化力量引導私有資本主動進行利潤分享。

(二)構建數字化生產資料共享機制,夯實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

1.優化多元主體數據產權配置結構,實現數據各參與方共享

所有制問題是運動的基本問題,不管這個問題的發展程度如何[4]66?！皵祿畻l”聚焦所有制改革,創造性地提出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數據產品經營權“三權分置”產權制度,淡化數據所有權,更加注重數據使用與流通,對公共數據、企業數據、個人數據進行分類分級確權授權。一是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加強公共數據的開放開發,遵循“原始數據不出域、數據可用不可見”的要求向公眾提供數據,并按照“有條件無償”“有條件有償”方式使用公共數據,促進數據在安全和產權明晰的前提下開放使用。二是市場主體依法依規持有、使用、獲取數據收益。為防范數據壟斷和不正當競爭,國有企業、行業龍頭企業、互聯網平臺企業、中小微企業應雙向公平授權。三是強調個人數據自決利益的保護,禁止采取“一攬子授權”、強制同意的方式過度收集個人信息,可由受托者代表個人利益監督市場主體對個人數據的處理行為,更為專業地保障個人的利益。構建中國特色數據產權制度體系,提高數字勞動者在剩余分配中的地位,推動數據要素收益向數據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創造者合理傾斜。通過“使用而非擁有”共享數字生產資料來完善分配制度,按市場化原則有償共享數字生產資料,使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擺脫以傳統物權保護理念束縛數據生產力的發展范式,克服數字資本主義過度攫取數據要素租金盈余的異化現象。

2.建立多元生產要素分配體系,激發社會創造活力

數字文明的良性發展不是自發、被動的過程,需要成熟完善的社會制度來平衡各方主體的利益,在“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政策指引下[11],切實建構全民參與數字產品共享的分配機制。一是推動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有機耦合。政府工作人員增強數字意識和提高數字化認知,規范數據要素市場、規約數字勞動主體行為,充分發揮數據要素的基礎性資源作用,構建數據基本制度使數據快速融入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環節,加快釋放數字經濟紅利。二是鼓勵資本讓利和支持勞動分成。政府力量是影響數字文明進階的重要因素,要將資本增殖納入共同富裕的數字化勞動發展軌道,讓數字生產資料“圍繞著勞動這個太陽旋轉”[12],適當減少勞動要素的稅收、增加資本要素的稅收,積極探索數字稅、數據稅等新型稅收,使財富生產與財富分配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管控下達到均衡。國有企業要打破資源封閉瓶頸,構建多元主體組成的利益共同體。各種所有制經濟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全面履行促進分配公平的政治責任、經濟責任、社會責任。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強化工資收入分配的技能價值激勵導向,彰顯內部分配制度的優越性,為其他企業的公平分配起到示范作用。其他企業在有償共享數據生產資料的過程中,要降低市場主體獲取數據的門檻,推動市場主體憑借創造性勞動實現物質富足。

3.暢通數據資源大循環,發揮數據要素效能

2023年《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明確提出暢通數據資源大循環,推進數字技術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深度融合,充分釋放數據要素的價值。一要引導平臺企業強化高質量數據要素開放和共享。允許企業依法合規開展數據采集,打破技術和協議壁壘,深化政務數據有序共享,拓展共享經濟在生活服務領域的應用空間。二要發揮數字化基礎設施和數字化應用協同共進的正向驅動作用。數字基礎設施支撐公共服務、民生保障、社會治理,通過數字平臺體系建設,政府可以提高決策科學化水平和服務效率。諸如實施“東數西算”工程,把東部密集的算力需求有序引導到西部,使數據要素跨域有序流動,有效發揮產業協同和技術溢出效應。三要實施“數字+交易”賦能工程。各地設立數據交易所,促進數據使用權有序流通。建立數據要素按價值貢獻參與分配機制,強化價值實現的激勵導向,最大限度“做大蛋糕”以推動數據價值倍增。四要暢通城鄉要素流動。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完善社會資本投資農業農村指引,加強資本下鄉引入、使用、退出的全過程監管”,政府通過各類專項資金、稅收優惠等方式推動鄉村產業孵化、數字農人培訓、農產品倉儲物流發展等,落實各級農業扶持政策,積極引導金融、服務、產業等社會資本下鄉,把有致富需求的“新農人”納入現代化產業鏈條,將5G傳感器采集的農產品數據上傳云平臺,城市消費者在線可追溯,優質優價讓土特產實現價值蝶變。

(三)推動數字技能培訓全民化,增強共同富裕的智力支撐

1.培育勞動者“數字工匠”技能

人力資本投資均等化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數字化時代的知識和技術要素對經濟的貢獻超過資本要素,成為約束社會生產可能性曲線的關鍵要素[13]。勞動者數字水平高低決定數字經濟的成色,獲取挖掘數據、理解數據、讓數據增值的能力離不開教育,因為教育“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4]530,教育賦予民眾“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使之成為“發達的和專門的勞動力”[14]195,更重要的是“教育傳遞了知識和能力,使一個國家的民眾能夠產生并采用一些新的思想,激發創新和技術進步”[15]。因此,要從戰略高度“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力度,著力把教育質量搞上去”[10]369,聯動職業教育培訓資源與產業端的實訓資源,開設規?；?、個性化數字通識課程和深化技能培訓產教合作,培育和壯大數字醫生、數字老師、數字服務員隊伍。鑒于人機協作已突破生產工具層面而躍升到認知能力層面,每位勞動者也要主動適應數字化文明新要求,樹立終身學習理念,成為“數字工匠”型人才,增強致富本領。

2.幫助農民和農村老人接軌“數字化生活”

為防止數字化程度較低人群淪為“數字遺民”,各地應適度開放數據和云服務普惠資源,讓更多人能夠享受到數字化紅利。比如,增加專項教育經費,向社會購買專項服務為數字弱勢群體提供免費的數字技能培訓等。由于共同富?！白钇D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1]146,政府要加快布局農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偏遠鄉村5G、物聯網、區塊鏈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打造數字鄉村,幫助老年人跨過“數字鴻溝”,越過“數字陷阱”,享受“智慧生活”。高校、職業學校、各類老年辦學機構及社會各界力量也要主動扛起農民線上線下數字培訓責任,深入田間地頭、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工地、城市社區,普及智能技術日常應用,提供健康素養專題培訓、數字素養技能實訓,促進數字公共服務公平普及。

3.培養未來高素養的“數字公民”

人才培養關乎國家和民族長遠發展的大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把人才資源開發放在最優先位置,大力建設戰略人才力量,著力夯實創新發展人才基礎?！盵16]人才是創新的第一資源,我國目前數字人才缺口巨大,在互聯網環境中成長的“數字土著”雖具備一定應用技能,但并不會自發成長為“數字公民”,需要精心培養?！蛾P于全面加強新時代大中小學勞動教育的意見》提出,要結合經濟社會發展變化和學生生活實際,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勞動教育模式。政府、科研院所、企業、社會組織和家庭都要心懷“國之大者”,推行大中小學校平臺化。網絡使用費用、人工智能算力、東部發達省份名校課程由國家補貼,把優質課程開放到網上,以便中西部地區薄弱學校的學生均等分享。另外,注重通識教育與職業教育協調發展、數字技術與勞動教育融合創新,把學生培育成為智能社會負責任的生產者與分享者,以高水平數字素養與技能助力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以正確的價值觀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踐行“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的發展理念[5]200,使學生成長為推動共同富裕的自覺力量。

綜上,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數字經濟發展必須秉持共同富裕的價值取向。作為新型生產關系,數字資本在不同生產方式下的作用不盡相同,正如“機器本身是好的,沒有機器不行;但是機器的使用,它們為個別人占有而不為整個國家占有這種情況卻不好”[17],必須以人本邏輯為主導將數字經濟置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予以重構。個人竭力洞悉數字時代演進的共同富裕邏輯和未來趨勢,提升新知識、新技術的獲取能力,實現自身新的財富理念與新的財富創造能力相匹配;企業實行自組織模式要更加注重員工與企業的協調發展,跳出分配性努力的內卷式窠臼,躍遷到生產性努力的數字生態;黨和政府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新型舉國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1]206,涵養數字人才發展的源頭活水,激發億萬人民的創造偉力,聚合數字財富造福人民的時代合力,在數字經濟賽道上推動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