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協同的中國國際傳播交往行動網絡構建

陳 虹 張文青

（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上海 200062）

一、引言

國際傳播向來是一個關乎國家安全、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的重大議題。2021 年習近平總書記“5·31”重要講話將國際傳播提升到戰略高度后，其更是得到了空前廣泛的關注，各類研究方興未艾。與此前的研究相比，新研究通常能夠立足新的技術情境，重新審視國際傳播的主體、內容、渠道、效果，但諸多研究仍難以擺脫傳統經驗學派的理論框架桎梏，未能領會技術變革背后的深層邏輯。

在傳播學經驗學派的經典闡釋之中，傳播的信息屬性被反復強調。與之對應的，國際傳播被看作跨國界的信息傳播，是一種旨在通過傳遞信息改變對方思想、態度、行為的征服型行動，一種工具指向、效果至上的功利性行為。這一闡釋背后，隱藏的是以西方為中心的冷戰思維，蘊含著平等、雙向的“交往”常常是缺席的，取而代之的是功利的、不對稱的“傳播”。這并不符合流淌在中華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也不符合數字技術背景下傳播范圍、主體、渠道、內容都已極大拓展的客觀現實。

事實上，在經驗學派典型的科學主義傳播觀之外，還有一種理論圖景一直指導著中國，這就是馬克思（Karl Marx）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傳播觀。馬恩傳播觀建立在其獨特的交往理論基礎之上。在馬恩哲學中，交往（Verkehr）的內涵極其廣泛，涵蓋民族交往、世界交往、物質交往、精神交往等諸多方面，但核心邏輯均在于平等、對話、包容。從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到鄭和七次遠洋航海，中國向來提倡文明互鑒、平等交往、互通互利，講求陰陽相生、和而不同、天下大同，這些都與馬恩的交往理論交相輝映；而習近平主席自2013 年以來反復強調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設想，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傳承馬恩交往理論的中國方案。因此，相較于強硬的“勸服的藝術”，更應該從“精神交往”的角度來理解國際傳播的本質。①趙磊： 《“勸服的藝術”還是“精神交往”？——論國際傳播的特征》，《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22 年第1 期。

不僅如此，近三十年來，數字技術飛速更迭，以人類交往活動為基礎語境的“地球村”正在形成。在世界交往普遍發展、交往手段普遍提升的當下和未來，誕生于舊秩序的國際傳播觀念注定難以適配，而馬恩交往理論的光輝則將歷久彌新。因為其所蘊涵的平等交互的價值預設，不僅符合數字技術對開放、平權等理念的推崇，更能夠跳脫出技術主義傾向，關注到國際傳播所涉及的每一個活生生的人的發展，充分凸顯國際傳播的價值。

在此背景下，一種基于交往語境的研究思潮已開始涌動，然而既有研究仍存在技術觀照欠缺、基礎研究匱乏、理論深度不足等局限性。具體到國際傳播理論體系建設這一基礎研究領域，研究者尚未開始著手構建國際傳播研究的交往范式。但已有研究者提出交往理論可為國際傳播提供理論給養，且諸多研究成果已經帶有較為明顯的交往意識，嘗試在人與人、國家與國家的交往語境中審視國際傳播學相關問題?；诖?，中國國際傳播研究應從單一的信息傳播向國際交往發生轉向，這一轉向應基于交往理論，關注在數字時代國際交往對傳統國際傳播的發展與升維。尤其作為行動發出者的國際交往主體，其范圍、格局和關系形態都隨著數字智能技術對國際傳播的深度嵌入發生了變化和升維。因此本文將基于國際傳播的交往轉向，從行動網絡構建這一路徑切入，探討國際傳播中多元交往主體的關系形態變化。

二、數字時代國際傳播“交往轉向”的現實依據

在探討交往主體行動網絡構建之前，首先要找準數字時代國際傳播交往轉向的現實依據，從技術、政治、經濟、文化情境等方面為行動網絡構建提供實踐支撐。

（一）全球互聯、虛實結合、人機共生的技術新向度

之所以強調技術對國際傳播交往轉向的重要性，是因為“下一代數字技術決定著下一代人類交往，下一代人類交往則塑造著下一代人類意識”。①杜駿飛：《元宇宙與“數字人類世”的來臨》，《探索與爭鳴》2022 年第4 期。數字智能技術對國際傳播的深度嵌入構建了全球互聯的交往場景、虛實結合的交往空間以及人機共生的交往形態。首先，全球互聯交往情境的構建是依托于數字智能技術生成作用和基礎設施型媒介的連接作用。諸如算法、大數據、云計算等的數字智能技術在國際傳播中的內容生成、推送等方面進行賦能，而社交媒體平臺、海底電纜等基礎設施型媒介為信息傳遞和主體間的連接提供平臺和條件。其次，數字智能技術為國際傳播提供了虛實結合的交往空間，而交往空間是由交往活動構建的。虛實結合體現在兩個層面上，一是人類與智能主體虛實結合的交往活動，虛擬平臺在數字智能時代，交往活動不僅僅局限于人的范圍中，而是在人類交往活動中融入了智能主體的活動，因此這一空間是由人機共同的交往活動構建的。二是交往活動空間由現實空間向虛擬空間轉移，社交媒體平臺的出現，將傳統人際現實交往轉移到虛擬媒介平臺中，使得虛擬與現實混融相生。最后，數字智能技術構建了人機共生的交往形態，智能技術使得諸如社交機器人等的智能非人主體通過嵌入社交媒體平臺參與到國際傳播活動中，智能非人主體的參與“使社交媒體平臺中的交往主體不再單一，形成了人機交往的社交媒體社會”①陳虹、張文青：《Twitter 社交機器人在涉華議題中的社會傳染機制——以2022 年北京冬奧會為例》，《新聞界》2023 年第2 期。，也形成了人機共生的交往關系形態?？傮w來說，依托于數字智能技術的“萬物互聯與虛擬社會的演進，使‘傳播’轉向‘交往’——一種具有數字實踐性的交流-行動”②杜駿飛：《數字交往論（1）：一種面向未來的傳播學》，《新聞界》2021 年第12 期。。

（二）從地緣政治到信息政治的國際政治體系變遷

國際政治體系變遷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國際政治議程的轉移與權力爭奪焦點的轉移。在數字智能時代，地緣已不再是各國爭奪國際社會話語權的唯一維度，除了地理來源，信息主權和技術接入權成為了國際社會中權力爭奪的新的焦點。這意味著由地緣霸權向信息主權和技術接入權的轉移，國際政治議題也越來越多地聚焦在數字技術、信息治理等方面。隨著發展中國家對信息技術的掌握和發展，以往傳統的以西方霸權地緣政治為主的政治體系逐漸被消解。因此，盡管地緣政治依然不能忽視，但對信息技術的掌握也逐漸成為一個國家或交往主體在國際傳播政治格局中掌握話語權的關鍵，信息政治也隨之成為構建新的國際政治體系的方式之一。信息政治的形成主要基于三個維度，即信息數據維度、底層技術維度以及基礎設施維度。信息數據的主權關系著世界各國之間知識差、時間差與信息差的消解與彌合。底層技術維度主要是西方霸權國家之外的落后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底層技術邏輯和框架的掌握加強了其在國際政治格局中的話語權?；A設施維度對信息政治形成的影響在于，社交媒體平臺類的基礎設施型媒介為其提供了信息搭載和傳播的平臺，為各國輿論陣地和話語權的爭奪創造了空間，推動國際傳播走向“普遍交往”的社會語境。③李鯉：《賦權·賦能·賦意：平臺化社會時代國際傳播的三重進路》，《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1 年第10 期。尤其TikTok 的出現打破了美國在國際數字平臺市場一直占據主導地位的狀態，“TikTok 在全球的成功證實，用戶在使用創新的新平臺時，無論其地理來源如何，都會采用這些平臺。如果消費者不被現有企業鎖定，競爭就有可能加劇，從而導致國際集中權力的稀釋”，④Gray J E，“The geopolitics of ‘platforms’：The TikTok challenge，”Internet policy review，10，no.2（2021）.這為信息政治的形成提供了條件。

（三）數字經濟蓬勃興起下全球經濟格局的重塑

數字經濟蓬勃興起對全球經濟格局的重塑主要在于兩個層面，一是對以往傳統經濟下的全球經濟格局的迭代，二是不同數字經濟階段對全球經濟格局的更新和升維。在傳統經濟時代中，世界經濟格局以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經濟霸權為核心特征，而數字經濟的出現與發展改變了以往以美國霸權為中心的世界秩序，其原因在于“數字技術決定了數字經濟發展的水平和規模，數字經濟滲透率不斷提升，越來越多的產業受到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參與數字經濟發展的國家和地區形成不同方陣”①徐康寧：《世界數字經濟的發展格局與基本趨勢》，《人民論壇》2023 年第6 期。，這些不同的經濟方陣對消解經濟霸權起著舉足輕重的推動和促進作用。此外，數字經濟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也呈現不同的焦點和特征，從電子商務到移動互聯再到萬物互聯，數據越來越“成為和資本、勞動一樣重要的生產要素，獨立的數據價值鏈基本形成，整個經濟活動越來越數字化”②同上。。這意味著在不同發展階段，數據在世界經濟格局中起到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四）虛擬與現實、個體與群體相互激發的文化場域重構

文化場域的重構是在數字智能技術之下，虛擬與現實之間的屏障、文化意義之間的區隔被打破，從而改變以往傳統的文化場域，構成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新文化場域。虛擬與現實之融合重構的是文化場域環境，個體與群體之間重構的是文化場域的關系。其原因在于，虛擬與現實混融，打破了傳統文化場域間的時空壁壘，為不同文化場域之間的文化交往和意義共享提供了時空上的便利。另外，個體與群體間的文化共享和意義共建打破了場域之間的界限，場域間的關系也因此重構，即從獨立的文化場域轉變為場域間互相交往、互相聯系?？傮w來說，對文化場域的重構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對不同場域間界限的重構；二是對不同場域間關系的重構，最后構建的是虛實混融、意義共享的文化場域。該重構的數字文化場域主要呈現三個方面的特征：數字技術為基礎、時空壁壘被消解、文化隔閡被打破。

基于國際傳播發生交往轉向的理論依據和現實依據，本文認為應著手構建國際傳播研究的交往新范式與新路徑，而其構建的前提是明晰國際傳播中多元交往主體的關系形態變化，以及國際傳播中各層次交往行動的行動路徑和網絡，因此本文試圖構建多元協同的中國國際傳播交往行動網絡。

三、多元協同的中國國際傳播交往行動網絡構建

在當下的語境中，和平、發展、合作與共贏依然是時代的主流，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永恒主題，同樣也是世界各國與人民的共同追求。為了順應時代發展、契合人類社會發展主題、實現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愿景，構建多元協同的中國國際傳播交往行動網絡是重要手段之一。而作為網絡的一種類型，交往行動網絡是由復雜的因素構成的，如參與者、參與者之間的聯系等層面，③Yang A，Saffer A J，“Embracing a network perspective in the network society：The dawn of a new paradigm in strategic public relations”，Public Relations Review，45，no.4（2019）.因此若要構建多元協同的中國國際傳播交往行動網絡，首先需要對中國國際傳播交往行動網絡進行分解。該網絡是多層次、多維度的，主要的層次和維度為五個方面：交往主體、交往規則、交往關系、交往媒介以及交往形態。因此，在構建多元協同的中國國際傳播交往行動網絡之前，需要實現的是多位一體的國際傳播交往主體格局構建、多層次的交往規則網絡構建、復合型的交往關系網絡構建、多維度的交往媒介網絡構建以及多方位的交往形態網絡構建。

（一）多位一體的國際傳播交往主體格局構建

多位一體的國際傳播交往主體格局是對以往傳統的單一國際傳播主體格局的重構，其重構的基礎是國際傳播的去中心化，這也是國際傳播發生交往轉向的基礎之一。在去中心化的背景下，每一個國際傳播中的交往行為主體都是一個中心節點，而一個國際傳播主體格局網絡最關鍵的就是節點，因為“節點可以通過通信、交換、交互等方式進行社會連接或者通過它們與其他節點的關聯、共現或從屬關系”①Yang A，Saffer A J，“Embracing a network perspective in the network society：The dawn of a new paradigm in strategic public relations”，Public Relations Review，45，no.4（2019）.。國際傳播去中心化這一特征的出現是多層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首先，從技術邏輯上來說，互聯網技術的結構以離散性、分布式、多節點為特征，且沒有中心交換節點。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意味著每一個節點都可以成為在技術網絡架構中并行的中心節點。這種去中心化的技術網絡架構邏輯也使得互聯網中的信息交換和交往活動呈現去中心化特征。其次，從傳播權力轉移這一層面來說，主要是個體間的傳播權力轉移和國家間的傳播權力轉移。由于數字智能技術和國際傳播媒介對普通公眾的賦能，國際傳播活動已不再是政府和主流媒體的專屬，每個公眾或者說每個個體都成為了國際傳播的主體。此外，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國際傳播格局出現了正在被慢慢消解的趨勢，傳播權力不再被掌握在少數國家手上，去中心化的趨勢也逐漸凸顯。最后，從國際傳播的主體格局來看，主體多元化格局正在漸漸形成，越來越多的行為體被納入到國際傳播主體的范圍之中，甚至諸如社交機器人等的虛擬非人行為體也開始成為國際傳播主體之一。且無論哪一種主體，都擁有同樣的進行信息交換、交往活動、意義共享的能力，這種多元化主體及其活動構成的國際傳播則呈現去中心化的特征。

由此可以發現，由于智能技術的發展、技術和媒介賦能的廣泛性以及傳播權力的向下轉移，國際傳播的行動主體范圍得到很大程度的擴大。這種主體范圍的擴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廣泛性，二是多樣性。廣泛性指國際傳播行動主體這一概念所覆蓋的范圍更加廣泛，政府和主流媒體已經不再是國際傳播活動中絕對的主導行動者，普通公眾、智庫、企業、無黨派人士、黨外知識分子等同樣成為重要的國際傳播行動主體，其在國際傳播中的重要性有很大提升。多樣性則指向的是主體類型的多樣性，無論是政府與媒體，還是公眾等，其都是人類主體，但數字智能技術則讓非人主體參與到了國際傳播當中，如虛擬主播、社交機器人等。

如果說多元主體的大范圍分布為“多位一體”中的多位，那么一體則指涉著多元主體的一致性和協同性。多元主體存在一個最小通約符號，這一最小通約符號則是多元主體的統一戰略目標，這是實現“一體”的基礎，也是連接多元主體的關鍵。因此若要構建多位一體的中國國際傳播交往主體格局，需要強調多元主體之間的協同性和一致性，只有確定國際傳播戰略目標的統一性和一致性，才能更好地在行動上進行協同，從而實現多位一體的國際傳播交往主體格局的構建。

（二）多層次的交往規則網絡構建

交往規則是全球交往合理有序發展的依據，而交往規則的建立則是在不斷的多層次的政策溝通中實現的。政策溝通是國際傳播頂層設計中的重要一環，因此可以認為多層次的交往規則網絡的構建是國際傳播交往行動網絡的頂層構建，同時也是世界各國和平交往、合作共贏的基礎。從字義層面上來看，政策溝通就是國家之間基于政策進行的溝通，在國際傳播中，這種政策溝通是多方位和多層次的，因此基于政策溝通構建的交往規則網絡同樣呈現多層次的特征。若要構建多層次的交往規則網絡，首先需要明晰的是多層次政策溝通的特征。

首先，從溝通內容和方式來看，國際傳播政策溝通是定位、定點的精準政策溝通。尤其是國際傳播中的政策溝通，不能將政策內容、溝通方式一以貫之，而應視溝通對象的不同，決定與之相適應的政策內容和溝通方式。其次，從溝通類型來看，國際傳播的政策溝通既包括雙邊溝通，也包括多邊溝通。雙邊政策溝通涉及的是兩個主體，其間的溝通是精準的政策溝通，這其中指涉的政策議題也是具有針對性的。如中國與土庫曼斯坦共建的“復興絲綢之路”戰略、與蒙古國共同發起的“草原之路”倡議、與埃及的蘇伊士運河走廊開發計劃等?？梢园l現，與不同國家間對接的政策議題是根據其經濟發展特征與地緣特征決定的。而多邊層面的政策溝通則涉及多個主體或組織，其政策對接也是不同國家間整體的政策協調和共建。最后，從溝通范圍來看，國際傳播的政策溝通涵蓋了內部溝通和外部溝通。在進行外部政策溝通之前，首先需要內部政策溝通的是國家內部跨地區、跨部門的政策對接和協同，這是實現高效外部政策溝通的前提。若要構建多層次的交往規則網絡需要從以上的幾個層面進行考慮，同時也要強調這幾個層次的協同和一致性。

總體來說，國際傳播中的政策溝通需要考慮的是政策協調、戰略對接以及規范融合。因此構建多層次的交往規則網絡最后的落點和目標在于，要形成政策溝通的長效機制，同時“以元首外交為引領，以政府間戰略溝通為支撐，以地方和部門間政策協調為助力，以企業、社會組織等開展項目合作為載體，建立起多層次、多平臺、多主體的常規性溝通渠道”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人民日報》2023 年10 月11 日第10 版。，并推進國際傳播中政策溝通的規范化和標準化。

（三）復合型的交往關系網絡構建

構建復合型交往關系網絡的基礎是交往關系在國際傳播中的重要性。之所以強調交往關系網絡的重要性，是因為不同節點間的關系決定了國際傳播中各行動者的交往方式、交往程度以及交往結果。同時在構建交往關系網絡之前，也要明確其構建邏輯，即技術媒介基礎設施的作用機制。在國際傳播歷史上的每一次變革和進步中，技術與媒介的變遷與發展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當前國際傳播交往轉向的發生也離不開技術互聯的重要作用，因為“交往關系的演化從根本上說需要由物質生產力的發展來推動”①王治東、蘇長恒：《數字化時代的“普遍交往”關系及其實現邏輯》，《探索與爭鳴》2021 年第9 期。。更重要的是，國際傳播中交往關系的連接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技術與媒介的連接。而無論是技術與媒介的變遷還是萬物互聯的實現，其本質都是源于基礎設施和媒介物質的基礎作用，即連接作用。這也意味著國際傳播中的交往關系網絡的構建也依循基礎設施和媒介物質的連接動線。其中，基礎設施主要分為兩種，即物質基礎設施和數字基礎設施，其中數字基礎設施是數字智能技術發展的產物。物質基礎設施自古以來都是國家間互動和交往的物質連接。無論是利用狼煙傳遞信號的長城、鄭和下西洋所乘的交通工具，還是后來的公路、如今的鐵路，抑或是作為數據傳輸基礎的隱形媒介海底電纜，都是傳遞信息、連接交往的物質基礎設施。而數字基礎設施則是基于數字技術的基礎設施型媒介，它是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的時代產物，如5G、物聯網服務平臺、社交媒體平臺等數字基礎設施都為世界的聯通和交往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條件和平臺。

無論是物質基礎設施還是數字基礎設施，基礎設施網絡的構建都基于兩個層面。第一是基礎設施作為媒介，通過其構建的基礎設施網絡，為信息交互、情感交流、文化交往提供載體，將世界連接。這一點在“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共建項目中得到了極大程度的呈現，如中巴經濟走廊方向的重點項目白沙瓦—卡拉奇高速公路（蘇庫爾至木爾坦段）、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方向的中老鐵路項目、中蒙俄經濟走廊方向的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項目等。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的大范圍鋪設，連接的是沿線國家間的交往關系，而不同范圍、不同基礎設施的鋪設則構建了多方位的交往關系鏈條，由此構建了基于基礎設施的全球交往關系網絡。數字基礎設施的網絡構建與物質基礎設施相似，都是通過不同節點間的關系連接構建交往網絡。第二是基礎設施作為非人主體，參與到國際傳播當中，如以TikTok、起點國際、米哈游、SHEIN“四小花旦”為代表的數字平臺“作為積極的行動者連接起其他行動者，共同構建起極其復雜的全球傳播網絡”②陸國亮：《國際傳播的媒介基礎設施：行動者網絡理論視閾下的海底電纜》，《新聞記者》2022 年第9 期。，影響其相關行動者間的關系形態和關系連接狀態。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同行動主體基于物質所有權的爭奪而建立不同的關系連接，而且這些復雜的關系連接則構建了基于基礎設施的復合型交往關系網絡。

（四）多維度的交往媒介網絡構建

國際傳播的交往媒介是不同國家間文化意義傳遞和共享的關鍵路徑，也是國際共識共建的重要平臺。連接國際傳播交往活動的交往媒介是非常豐富多元的，尤其數字智能技術的發展使國際傳播的交往媒介更加廣泛。當前在國際傳播交往媒介網絡構建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媒體、社交媒體平臺以及智庫等。正是這些重要的國際傳播交往媒介共同合作構建了交往媒介網絡。這一網絡是多維度的，主要分為同一類型交往媒介構建的橫向合作網絡，以及不同類型交往媒介構建的縱向合作網絡，橫向網絡與縱向網絡交織最終構建了多維度的交往媒介網絡。

同一類型交往媒介構成的橫向網絡主要包括同一類型媒介國內外的合作關系網絡，以及國內不同媒體在海外社交媒體平臺中的合作關系網絡。同一類型交往媒介國內外的合作關系網絡是由國內媒體、智庫等與交往對象國家的媒體與智庫合作共建的。國際傳播中的信息互動和交往活動并不僅僅依靠某一方媒體和智庫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其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這一點由“一帶一路”中的媒體合作項目可見一斑，如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廣播電視合作論壇的舉辦、亞洲-太平洋廣播聯盟的成立、“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的建立與壯大等，無一不彰顯著媒體與智庫國際交流與合作的重要作用。此外，國內不同媒體在海外社交媒體平臺中的媒體矩陣也是橫向交往媒介網絡的組成部分。如《人民日報》《中國日報》等國家主流媒體都在Twitter 等國際社交媒體平臺中開設賬號，構建了以主流媒體為主的社交媒體平臺矩陣。不同類型交往媒介構建的縱向網絡則主要是媒體在其他不同媒介之間共建的國際傳播矩陣，如《人民日報》在自身傳統平臺、新建的新媒體平臺以及海外社交媒體平臺聯合共建的縱向國際傳播網絡。不同類型的網絡縱橫交錯地構建了多維度的交往媒介網絡，而無論是何種關系的網絡，不同交往媒介間的合作與交流都為國際傳播豐富了渠道建設資源。

（五）多方位的交往形態網絡構建

在全球交往中，各國之間的交往形態是多方位的，多方位主要體現于交往形態的多樣性。該多樣性主要包括兩個層面，一是交往形式，如文化交往、技術交往、政治交往、經濟貿易交往等；二是關系形態，主要是合作與沖突。正是多維度的交往形式和多層次的關系形態共同構建了多方位的國際傳播交往形態網絡。

在交往形式上，文化交往是國際傳播的重要環節，尤其在全球交往與全球文明交流互鑒語境的推動與要求下，中華文化的單向度傳播被改變是必然趨勢，各國間文化交往和互動的重要性愈發凸顯。文化交往的核心是不同文化間文化價值觀念、文化意義的傳遞與互動，從而實現對文化邊界的超越和融合。而若要不同文化間產生充分的互動，則更大程度上需要公眾的力量。與多元主體相對應的是多樣化的公眾，面對不同的公眾，需要采用不同的策略、采納多元的聲音才能做到精準垂直的國際傳播。因此，公眾成為了國際傳播中文化交往的重要行動主體，國際傳播也需要多元的公眾構建多方位的文化交往網絡?！皵底旨夹g的發展帶來的是交往形式的變革”①張文青、陳虹：《交往理論范式下國際傳播研究新路徑》，《新媒體與社會》2023 年第2 期。，因此技術交往成為了數字智能時代國際傳播的重要交往形式之一，無論是顯性的數字智能技術的交流、學習和互動，還是基于隱性的技術基礎設施的交往，都是組成國際傳播中技術交往形態的重要因素。此外，政治交往和經濟貿易交往同樣也是國際傳播中重要的環節。

無論以上哪一種交往形式，實際上其本質都是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的碰撞與互動，其造成的結果無外乎是沖突與合作兩種關系形態。從這一層面上來說，在國際傳播的交往形態網絡中，關系形態是交往形式的結果呈現。其原因在于，在國際傳播中不同交往主體蘊含著其背后的文化背景和經驗傳統，而不同價值觀念間的交往和互動帶來的結果要么是對觀念鴻溝的彌合，要么是對文化隔閡的加深，合作與沖突兩種關系形態則隨之產生。

值得強調的是，不同的交往形態不是單一存在的，尤其是在數字智能時代，多方位交往形態的融合和共創是推進國際交往有序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文化交往與技術交往的融合。敦煌數字博物館的創建、三星堆國際數字傳播矩陣的構建、黃梅戲題材《天仙配新傳》光影劇的演出等，無一不在利用數字智能技術對傳統文化進行重構，通過技術與文化的融合與創新提高其國際傳播效能。多方位的交往形態網絡的構建旨在超越觀念差異、跨越價值隔閡，并在最大程度上實現多方位交往形態的融通，在國際傳播中共建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交往形態新態勢。

四、余論

國際傳播的本質是世界交往，這種交往既體現在物質層面，也體現在精神層面；盡管物質交往是基礎性指標，但在物質需要得到極大滿足的當下和未來，以精神交往為主導的世界交往應是內核。數字技術變革下人類普遍性交往網絡的形成、馬恩的交往哲學以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理念，分別為國際傳播學交往范式的出場提供了現實條件、戰略指導和思想基礎，從交往范式重構國際傳播理論體系，能夠將其解脫于以灌輸、勸服、宣傳為主導的西方語境，釋放中國理念的獨有光輝；也有助于在全球數字平臺從根本上重塑人的存在方式的當下，與整個技術情境所契合。

多元協同的中國國際傳播交往行動網絡是基于中國本土特色語境構建的，且與數字技術情境相適配?？傮w來說，僅就交往行為而言，中國從古至今的文化價值觀念中都有所體現?！昂秃稀笔侵腥A優秀傳統文化中獨具特色的價值理念。按照《說文解字》的表述，“和”即“相應也，從口禾聲”，指不同事物之間的聯合關系與相互配合；“合”即“合口也”，引申為融洽、匹配、吻合、符合，有向心、聚攏、抱團的含義。和合文化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以整體主義為基礎的價值觀體系。這種整體主義不僅蘊含了“天人合一”的完滿性，也包含了對差異文化和不同族群的包容性。中國整體主義價值觀在處理個體與共同體關系上崇尚“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原則，正與國際交往中強調的和諧、平等、相互尊重原則不謀而合，同時也體現了與西方國際傳播一直秉持的觀念的差異性。就中國特色語境下的政策話語而言，文明交流互鑒、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都是構建國際傳播交往行動網絡的政策指導和現實基礎。尤其“一帶一路”強調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更為本文構建多元協同的中國國際傳播交往行動網絡提供借鑒。就多元協同而言，中國對多元文化、多元主體一直都是秉持兼容并蓄的態度和立場，古有九州共貫，今有多元一體，無不強調多種文化、多元主體、多重關系的一致性和協同性。

具體來說，無論是多位一體的國際傳播交往主體格局、多層次的交往規則網絡、復合型的交往關系網絡、多維度的交往媒介網絡還是多方位的交往形態網絡都孕育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土壤中。第一，多位一體的主體格局構建是基于不同主體間統一的戰略目標和文化經驗傳統，這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基礎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關聯性。第二，多層次的交往規則網絡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強調的制度化，其強調政策協調、戰略對接以及規范融合，并形成政策溝通的長效機制，促進中國特色國際傳播交往行動的規范化和制度化。第三，復合型的交往關系網絡本質上是將基礎設施建設視作行為體關系連接的紐帶，從“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共建項目中就可見一斑?！耙粠б宦贰钡幕A設施共建項目通過設施連接推進中國特色國際傳播活動。第四，多維度的交往媒介網絡是渠道建設的關鍵，多維度的渠道共建為中國特色國際傳播提供路徑和平臺。最后，多方位的交往形態網絡是在以上四個層面的基礎上進行的價值建設，無論是主體格局構建、制度化建設、渠道建設還是關系建設，其最終目的都是推動文化共享、觀念共建以及價值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