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慶齡在黨的統戰實踐中的獨特地位

熊月之

（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 200025）

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歷史上，宋慶齡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她以堅定不移的人民立場，無所畏懼的膽略，靈動巧妙的智慧，堅韌不拔的意志，做出了大量極其重要的、無人可以企及的貢獻。劉少奇曾說過，歷次關鍵時刻，宋慶齡一向是支持中國共產黨、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貢獻甚至超過我們黨的一些負責同志”①王光美：《永恒的紀念》，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宋慶齡研究會編：《回憶宋慶齡》，東方出版中心，2013，第121頁。。這個評價并不過譽。

一、集多種社會政治資源于一身的獨特性

從政治學角度看，宋慶齡是集多種身份于一身、無法復制的政治人物。

從家族親緣關系而言，孫中山逝世以后，她是國父孫中山的遺孀。蔣介石與宋美齡聯姻以后，她是蔣介石夫人的姐姐。她還是歷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外交部長、最高經濟委員會委員長宋子文的姐姐，宋靄齡的妹妹，而宋靄齡丈夫孔祥熙則是民國政府工商部部長，實業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總裁。諸人都是民國時期極具影響力的高層人物。

從公開的政黨關系而言，宋慶齡自1919 年正式加入中國國民黨，1925 年底1926 年初，當選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擔任主席團主席，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1927年2 月被增選為政治委員，3 月被選為主席團成員，再次當選為中央政治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1927 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后，宋慶齡公開辭去中央委員職務，拒絕擔任國民黨任何工作。此后十來年間，她沒有實際參加國民黨的工作，但國民黨中央一直保留她的象征性位置，1929 年3 月被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931 年12 月被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939 年2 月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委員，1943 年增選為國民政府委員，1945 年5 月被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946 年3 月被國民黨中央六屆二中全會選為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1947 年4 月被國民政府聘為政府顧問。盡管自1927 年7 月以后，宋慶齡實際上并沒有在國民黨做過多少實際的工作，但是，她在國民黨內享有很少有人可以相比的崇高地位。

從思想層面而言，宋慶齡是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衷心擁護者、真正繼承者與勇敢捍衛者，與共產黨的主張高度一致。她年輕的時候，便追隨孫中山，致力于中國革命事業。1915 年與孫中山結婚以后，成為孫中山的得力助手，成為革命隊伍的重要人物。孫中山逝世以后，她堅定不移地執行孫中山制訂的“三大政策”，與共產黨風雨同舟。1926 年12 月，她與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在漢口成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暨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作為臨時黨政最高執行機關，推動、支援北伐。1927 年，蔣介石集團、汪精衛集團先后背叛革命，背叛孫中山制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實行瘋狂逮捕與血腥屠殺。宋慶齡挺身而出，堅決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倒行逆施，保護和拯救了一大批共產黨人。4 月22 日，她和國民黨左派鄧演達、何香凝以及共產黨人毛澤東、譚平山、吳玉章等40 人，聯名發表《討蔣通電》，痛斥蔣介石反抗中央、自立中央、反共反人民的罪惡行徑。7 月，她斷然拒絕蔣介石要她離開武漢、前往南京、與南京政府合作的請求，并發表聲明，痛斥不能貫徹孫中山“三大政策”的人，已不再是孫中山的真實信徒，國民黨已不再是革命的黨，鄭重宣布與那些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叛徒決裂，“暫時引退以待更賢明的政策出現”①宋慶齡： 《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1927 年7 月14 日）》，《宋慶齡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第47頁。。1927 年8 月下旬，她秘密前往蘇聯，隨后到德國游學。1931 年回國，長期在上海領導抗日民主運動，思想上一直與共產黨保持一致。共產黨一向把宋慶齡視為最可信賴的親密戰友與自己的同志。正如毛澤東1936 年在一封致宋慶齡的信中寫道：“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繼續孫中山先生革命救國之精神的，只有先生與我們的同志們?！雹诿珴蓶|：《致宋慶齡的信（1936 年9 月18 日）》，《毛澤東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441頁。

從秘密組織關系而言，現有的資料與研究已經證明，宋慶齡早在1931 年已經加入了共產黨。蘇聯解體后披露出來的共產國際資料，廖承志1982 年寫的回憶錄③廖承志：《我的回憶之二》，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宋慶齡研究會編：《回憶宋慶齡》，第9-11頁。，從不同渠道、不同角度證明了這一點。由于秘密吸收她加入組織的是共產國際，而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并不是所有信息都互通共享的，因此，共產黨方面起初并不清楚此事。1932 年，“牛蘭事件”發生后，共產國際指示宋慶齡等人參與解救活動，共產黨地下黨員潘漢年等人這才有所知曉。1932 至1933 年，宋慶齡與共產黨組織之間開始發生聯系，由董健吾的13 歲女兒董惠芳擔任地下交通，互通信息④董惠芳：《終生難忘的“二阿姨”——宋慶齡》，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宋慶齡研究會編：《回憶宋慶齡》，第376-382頁。。共產黨確知宋慶齡的共產國際身份，當為1933 年，陳賡、廖承志等被捕，共產黨無法出面營救。4 月5 日，宋慶齡巧借在南京視察監獄之機，和陳賡說話，將中共黨組織給獄中同志的紙條扔在地上，陳賡會意，用腳踩上，于是接通了獄中陳賡等同志與黨組織的聯系⑤張玨：《“老人年”回憶宋慶齡》，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宋慶齡研究會編：《回憶宋慶齡》，第694-695頁。。經宋慶齡與何香凝聯名向國民黨交涉，廖承志得以釋放。宋慶齡秘密來到廖家，向廖明言自己是共產國際代表，讓他匯報在上海的秘密工作情況，并寫出叛徒名單，由宋轉交中共。⑥廖承志：《我的回憶之二》，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宋慶齡研究會編：《回憶宋慶齡》，第9-11頁。1936 年5 月，黨組織應宋慶齡之請，安排李云擔任宋慶齡聯絡員，在宋慶齡與中共上海地下黨之間傳遞信息①李云：《黨派我給宋慶齡當秘書》，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宋慶齡研究會編：《回憶宋慶齡》，第448-449頁。。

從文化素養方面而言，宋慶齡具有中西兩種文化背景。她從10 歲到15 歲，在上海中西女塾接受過系統的西學教育。中西女塾是美國傳教士在上海辦的最著名的教會女校，以重英文、重科學、重獨立人格為特點。其后，她留學美國6 年（1907—1913），接受了系統的美國高等教育，獲文學學士學位。她不僅英文好，法文、拉丁文也有很好基礎。與孫中山結婚后，為了更好地協助孫中山工作，又進修了法文、俄文與德文，法文已達到能夠熟練翻譯的程度。這種復合型文化素養，為她與眾多來華的西方人士，特別是寓居上海的歐美僑民的聯系，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宋慶齡家族社會資源的高端性，國民黨內政治地位的崇高性，共產黨內政治身份的隱蔽性，文化素養的國際性，使得她可以借用、支配的統戰資源極為豐沛，無人可比，進而使得她的統戰實踐更有成效，也無人可比。下面僅從1930 年代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盡力拓展國際輿論空間，綜合利用國際資源等方面略作申述。

二、堅決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

從1931 年到1936 年，宋慶齡一直站在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前沿，在統戰方面進行了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包括營救牛蘭夫婦、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營救“七君子”、創辦《中國論壇》與《中國呼聲》、隆重追悼魯迅等。

1931 年8 月，宋慶齡回到上海。其時的上海，正是中共地下黨組織至暗時期。就在這年1 月，何孟雄、柔石等二十多人被捕，不久被秘密殺害；4 月，顧順章叛變案件發生，駭人聽聞，中共地下組織險象環生；6 月，向忠發叛變案件發生，牛蘭夫婦被捕，中共地下黨在上海的組織系統遭受極其嚴重的打擊。在此風雨如磐的日子里，宋慶齡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

（一）營救牛蘭夫婦

宋慶齡回到上海時，牛蘭夫婦已經被引渡到南京。這是一起極其嚴重的事件，震動了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最高層。牛蘭負責共產國際執委會以及遠東局、青年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與共產黨和亞洲各國黨的聯絡，包括信件、電報、郵包的接收與中轉；建立秘密印刷點；租用公寓和舉行秘密會議的場所；為赴蘇聯學習開會述職的共產黨人辦理各種必要的手續等。牛蘭手中掌握著各國共產黨的機密情報，還有大量絕密文件。共產國際在莫斯科的最高領導指示“不計一切代價營救牛蘭夫婦”。

宋慶齡充分利用了上海城市的國際性，進行營救活動。牛蘭被捕后，其共產國際秘書身份并沒有暴露。宋慶齡利用這一點，聯絡世界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國際紅色救濟會主席蔡特金、蘇聯著名作家高爾基、美國左翼人士史沫特萊等知名人士，于1931 年8 月20 日，發起“國際營救牛蘭委員會”，總部設在歐洲，使營救牛蘭演變為一次世界性運動。與此相配合，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發動了數千名群眾示威，要求國民黨當局釋放牛蘭夫婦和他們的孩子。

宋慶齡親赴南京，到監獄探望牛蘭夫婦，與蔡元培等書面擔保他們保外就醫，幫助安置牛蘭兒子吉米。她就營救牛蘭夫婦一事，親自與南京國民政府當局談判。經多方努力，牛蘭夫婦最后終于得救。1932 年8 月19 日，國民黨當局以擾亂治安等罪名，判處牛蘭夫婦死刑，同時援引大赦條例，減判無期徒刑。1937 年8 月27 日，日本侵略軍炮轟南京時，牛蘭夫婦逃出監獄，到上海躲藏起來。在宋慶齡的幫助下，他們堅持下來，1939 年返回蘇聯①牛蘭在1943 年至1948 年擔任蘇聯紅十字會對外聯絡部部長，1963 年病故，牛蘭夫人于1964 年病故。。

（二）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鑒于國民黨反動派大肆逮捕、迫害共產黨人與革命者，宋慶齡與蔡元培、楊杏佛等，于1932 年底，發起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宋慶齡擔任同盟主席。同盟致力于爭取釋放政治犯、反對監禁、酷刑和處決；給政治犯以法律的辯護及其他援助；爭取出版、言論、集會、結社等公民基本權利。為了擴大該組織的影響，宋慶齡等邀請了一些國際人士參與其中，包括美國左翼人士史沫特萊，上?！洞竺劳韴蟆贰洞箨憟蟆酚浾?、美國人伊羅生。同盟的許多宣言，由史沫特萊、伊羅生等用電報發到國外去，在國外發表。1933 年6 月，同盟總干事楊杏佛遇害后，同盟工作基本停止。同盟存在時間盡管不算長，但在民國時期民權保障方面，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同盟是一個特殊的中共外圍組織，同盟的行動路線，是在中共領導下制訂和貫徹的。誠如陳錦骍所論，“雖然國民黨的鎮壓很快結束了僅有半年生命的同盟，但從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長遠較量來看，這是國民黨的失敗。最終，中國社會中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中間勢力，對國民黨政府的期望喪失殆盡。領導發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是中共城市地下工作，在20 世紀30 年代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不斷積累經驗的重要一步。團結利用中間勢力，掌握爭取民主權利斗爭的主動權，是中共適應形勢而形成的方針策略”。②陳錦骍：《伊羅生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兼析同盟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近代史研究》2011 年第1 期。

（三）營救“七君子”

在反對日本侵略的浪潮中，上海涌現出一批以救國會為主要形式的抗日救亡團體。1936年5 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宋慶齡被推為執行委員。同年11 月，國民黨政府悍然逮捕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王造時、史良七位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袖，釀成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為營救“七君子”，宋慶齡等簽署《救國入獄運動宣言》，發起救國入獄運動。于1937 年7 月5 日親赴設在蘇州的江蘇高等法院，自請入獄，抗議國民黨當局的倒行逆施，在全國引起了極大震動和強烈反響。宋慶齡厲聲責問法院院長：“救國有罪無罪？如果無罪，應把七位救國會領袖立即釋放；如果有罪，則把我們一起關押?！痹洪L理屈詞窮，狼狽不堪。7 月31 日，國民黨當局不得不釋放“七君子”出獄。

（四）創辦《中國論壇》與《中國呼聲》

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和文化“圍剿”下，進步出版物和各類左翼報刊難以生存，共產黨人急需輿論工具，用以激勵人心，鼓舞斗志。宋慶齡、史沫特萊等人，聯合一批國際友人，創辦了英文《中國論壇》。這份雜志，伊羅生擔任主編，1932 年1 月創刊，1934 年1 月?？?，一共存在了兩年，發行了40 期。它以大量篇幅，勇敢揭露、猛烈抨擊國民黨政府的白色恐怖，揭露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宣傳共產黨主張，報道共產黨領導的城市工人運動、農村武裝斗爭和反抗日本侵略活動的任務，報道江西蘇區政府與紅軍的消息。這對于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來說，在鼓舞人心、團聚力量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國論壇》?？院?，共產國際籌劃創辦了一份新的類似刊物《中國呼聲》，在美國登記，英文半月刊，宋慶齡負責，兩位美國共產黨員，即馬克斯·格蘭尼奇（Max Granich）和格雷斯·格蘭尼奇（Grace Granich）夫婦專程自美國來滬，幫助辦刊?！吨袊袈暋酚?936 年3 月15 日創刊，最后一期出版于1937 年11 月1 日，共出37 期，主旨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蠻暴行，聲援愛國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宋慶齡與魯迅等，都是雜志的重要贊助人。這份雜志較早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占東北的罪行，喊出中國人民抵抗侵略、“收復失地”“還我河山”的正義呼聲，并曾刊登抗日救亡歌曲，如《義勇軍進行曲》《一·二八之歌》《九一八之歌》《打回老家去》等，讓音樂成為民眾的文化救國武器。①尚亞寧、王啟龍： 《英文刊物〈中國呼聲〉（1936-1937）：譯介、傳播及其價值》，《外語教學》2022 年第5 期。

（五）隆重追悼魯迅

1936 年10 月19 日，中國左翼文化的主將、偉大的文學家魯迅去世。宋慶齡異常悲痛之余，不懼危險，沖破國民黨當局的政治高壓，主持制定治喪方案，承擔主持葬禮重任和善后重要事宜。她親自陪同魯迅夫人許廣平到萬國殯儀館選擇棺木并支付費用。在魯迅追悼大會上，宋慶齡發表演說，魯迅先生是革命的戰士，我們要承繼他戰士的精神，繼續他革命的任務！我們要遵著他的路，繼續他打倒帝國主義，消滅一切漢奸，完成民族解放運動！在宋慶齡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努力下，魯迅的葬儀活動成為一次聲勢浩大的反日大示威，成為一次愛國主義群眾運動。

三、綜合利用國際資源進行革命斗爭

這方面包括舉辦遠東反戰會議、組織國際友人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發揮國際友人在革命斗爭中的作用。

（一）舉辦遠東反戰會議

1932 年12 月，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在巴黎召開會議，決定在中國舉行反戰大會。中共中央指示江蘇省委與宋慶齡協商，由宋慶齡出面籌備，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馮雪峰負責具體落實。會議原定公開進行，但因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阻礙和破壞，轉為秘密舉行。在宋慶齡等人的努力下，1933 年9 月30 日，遠東反戰會議在上海成功舉行。出席的有外國和中國代表65 人，包括英國前陸軍大臣馬萊爵士、法國共產黨領導人古久里、比利時人馬爾度，還有來自蘇區紅軍的代表、東北義勇軍的代表、參加淞滬抗戰的十九路軍士兵代表等。宋慶齡任執行主席，并未與會的羅曼·羅蘭、高爾基、朱德、毛澤東、魯迅等為名譽主席。宋慶齡主持會議，作了題為《中國的自由與反戰斗爭》的演說。在那么艱險的環境下，舉辦如此主題和規模的會議，難度可想而知。這次會議勝利召開，擴大了共產黨的影響力，對于動員和組織國內各階層的廣大民眾投入抗日救亡的陣線，對于爭取國際輿論支持中國的反侵略斗爭，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會議實際操辦主體是中共江蘇省委，宋慶齡作為主席，必須對會議高度負責，對參加會議所有代表的安全負責，其中艱辛不問可知。據負責保衛工作的地下黨員黃霖回憶，散會時宋慶齡是在其他所有與會的外國代表、中國代表都安全離開以后，才最后離開的，“宋慶齡同志臨走前，對把她留在后面走，保證大家安全的做法表示很滿意”。①黃霖：《宋慶齡主持召開的遠東反戰大會》，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宋慶齡研究會編：《回憶宋慶齡》，第166頁。由此可見她的周到、細致與勇敢。

（二）組織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發揮國際友人在革命斗爭中的作用

1934 年，在宋慶齡的感召、支持與幫助下，上海外僑中的左翼人士，建立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

參加這個小組的，有十幾個人，包括德國共產黨員漢斯·希伯、美國人史沫特萊、馬海德，新西蘭人路易·艾黎，英國工程師、共產黨員甘普霖等。學習的書籍有《共產黨宣言》《雇傭勞動與資本》等。他們理論聯系實際，討論中國及國外時事，特別是上海的形勢。這個小組將理論學習與社會調查相結合，利用路易·艾黎在工部局工作的方便，對上海社會進行廣泛調查，寫出調查報告，抨擊帝國主義的侵略與資本主義的壓迫。小組成員還實際參加了一些革命活動，秘密出版宣傳革命的小冊子。北平爆發一二·九學生運動后，上海進步學生組成抗日宣傳隊，到農村去宣傳抗日，到南京去向國民黨政府請愿，要求抗日。小組的成員則去采訪和報道他們的活動。這些國際友人，在抗日戰爭與民主革命斗爭中，都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1934 年，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大規模破壞，電臺也被破獲，中共中央電臺與上海電臺以及與共產國際電臺失去聯系。甘普霖在與艾黎共同租住的寓所頂樓，設立了一處秘密電臺，與正在長征的紅軍保持聯系。1935 年秋，宋慶齡和艾黎得知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陜北的消息后，無比喜悅。他們在艾黎寓所，為慶祝紅軍長征勝利，舉杯慶祝。

1935 年1 月，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其時，中共中央聯系莫斯科的唯一大功率電臺，已在戰爭中毀壞。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完全失去了聯系。中共中央決定派陳云為代表，去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共中央和紅軍近況。7 月，陳云抵達上海。在宋慶齡的安排下，由美國醫生馬海德親自開車將陳云等人送至碼頭，登上蘇聯輪船離開上海。陳云抵達莫斯科后，宋慶齡專門給馬海德打了電話，向他表示感謝，稱贊他做了一件好事，但是那兩個人是誰？要去哪里？去干什么？宋慶齡并沒有告訴馬海德真相，馬海德也不問。直到很多年后，馬海德才知道他護送的是大名鼎鼎的陳云。上海那么多國際友人中，馬海德是性格沉穩、辦事牢靠的人，又有醫生職業，讓他掩護陳云，真是最為合適。

學習小組的國際友人中，艾黎的貢獻最為特別。他是新西蘭人，來上海后長期在公共租界工部局消防處工作，那是個保險系數特別高的地方。宋慶齡充分利用了艾黎的這個特點，讓他做了很多別人做不了的重要工作：

其一，宋慶齡將艾黎的住所變成中共地下黨的避難所，中共黨員陳翰笙在此避難，住了幾個星期；中共黨員、軍械專家劉鼎在此住了將近一年。

其二，1936 年艾黎曾按照中共地下黨的安排，將紅軍繳獲的一批山西省銀行發行的地方鈔票，帶到山西太原，兌換成可以全國通用的法幣，將近一萬元，輾轉匯給蘇區。據說，這筆錢在西安事變前夕，“派了很好的用場”①蘭州城市學院路易·艾黎研究中心：《艾黎自傳》，甘肅人民出版社，2017，第80頁。。

其三，艾黎還根據宋慶齡的安排，完成了其他一些重要而艱巨的革命工作。有一次，他們到滬東去取一箱手槍和子彈，這是風險很大的舉動。宋慶齡親自出馬，把箱子放在人力車上自己的腳前，順利地通過公共租界的卡哨，“巡捕把她的車停下來時，她揚了揚她的名片，他們就放行了”②同上，第76頁。。這只箱子送到艾黎的套房，安全地存放起來，然后轉送到宋慶齡指定的地點，妥善地送給了紅軍。

其四，艾黎還同宋慶齡、史沫特萊一起，通過馬海德等人為紅軍傷病員購買藥品，為中共蘇區根據地置辦無線電通信器材，輸送印刷專業技術人員。艾黎的母親，遠在新西蘭的克拉拉女士，也應艾黎之求，不顧年事已高，騎車在新西蘭各地募集錢款，以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三）向延安推薦斯諾與馬海德

1936 年，宋慶齡受毛澤東囑托，幫忙物色兩個合適人選到陜北去，一個是不帶偏見、客觀公正、公道正直，而且同共產國際沒有任何瓜葛的“誠實的”外國記者到蘇區考察，以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一個是醫術高明的醫生，蘇區醫療人才奇缺。宋慶齡此前正好知悉斯諾和馬海德有這方面的意愿，于是推薦了他們兩人。斯諾與馬海德，在中共地下黨周密安排下，順利地到達延安。斯諾采訪了毛澤東等中共領袖，發表《紅星照耀中國》，使得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形象在全世界一下子正面起來。這對于向西方世界說明共產黨的綱領，宣傳共產黨的業績，廓清迷霧，撥亂反正，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這是紅軍到達陜北以后，第一次主動實施的成功外宣。正因如此，毛澤東高度評價斯諾的功績，稱贊其功不在禹下。馬海德到陜北后，仔細考察了邊區多家醫療衛生單位，通過與醫生、護士和傷病員交談掌握的一手資料，寫下了《視察紅軍衛生工作的意見書》，獲得毛澤東的贊賞，并被任命為中央軍委衛生顧問。他后來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與籌建陜甘寧邊區醫院、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并于1950 年正式加入了中國國籍。

四、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牽線搭橋

在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宋慶齡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5 年下半年，鑒于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日益猖狂，共產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共產黨領導北平學生掀起聲勢浩大的抗日救國“一二·九”運動，迅速波及全國，形成抗日救國的新高潮。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的對日政策被迫進行調整，開始尋求各種途徑同共產黨接觸。宋慶齡成為他們選擇的理想目標。1936 年1 月，應宋子文之請，宋慶齡委托中共秘密黨員董健吾赴陜北，向中共中央傳遞國民黨要求與共產黨談判的重要信息。宋慶齡再三叮囑董健吾，此行將“益國非淺”，務必辦好。毛澤東等獲此信息，作出了積極回應。毛澤東與彭德懷以聯名電報的方式，表示愿意與南京當局進行談判，并提出了談判的具體條件。同年9 月18 日，毛澤東致信宋慶齡，請她“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之活動”，以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并介紹潘漢年作為代表，商酌具體辦法。宋慶齡立刻將信息傳達于國民黨中央，介紹潘漢年與國民黨要員吳稚暉、宋子文、孔祥熙等會見，為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架起了橋梁。

同年，宋慶齡自董健吾處獲悉，張學良曾派人到上海來尋找中共中央，想與共產黨建立聯系，商談在西北聯合抗日的問題。宋慶齡建議董健吾與此前曾在上海避難的共產黨員劉鼎商談，請他去西安做張學良的工作。劉鼎赴西安后，其才學深得張學良賞識，成為張高度信任的隨從副官。劉系統地向張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加強了張與共產黨全面合作抗日的信心和決心。劉鼎進而成為周恩來與張學良之間的聯系人，促成了周、張在延安的見面與談判，為西安事變的發生與解決，作出了重要貢獻。

五、人民至上是宋慶齡統戰實踐出發點

上述宋慶齡社會資源、政治資源的獨特性，使得宋慶齡在革命活動中，具有雙重身份，既是統戰的主體，又是統戰的對象。在共產國際與共產黨內，她是自己的同志，而在黨外的公開場合，她是孫夫人，是國民黨內也是全國乃至世界范圍內享有崇高聲望的標志性人物。她營救牛蘭夫婦，營救陳賡、廖承志，救援“七君子”，每每取得一定成效，國民黨特務也不敢對她輕易下手，依憑的主要是她由多種因素累積起來的社會聲望。共產黨的領導人十分明白這一點，所以，在黨內，視宋慶齡為同志，在私人通信中，有時也稱“同志”，而在黨外，在公開場合，則突顯其孫夫人地位與社會名流地位。1949 年1 月19 日，由毛澤東、周恩來聯名邀請宋慶齡北上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電報，標題便是“邀孫夫人北上”，電報存檔明確地歸在統戰類①上海宋慶齡研究會、中國福利會、上海市檔案館編：《永遠和黨在一起——中國福利會英文歷史檔案選編》，中國中福會出版社，2021，第89頁。。

對于宋慶齡的政治身份，共產國際與共產黨，都是有所考慮的。1934 年，宋慶齡由共產國際吸收到共產黨內以后，共產國際聯絡局派往遠東的一位代表曾批評過這一舉措，稱“她是個好同志，可以留在黨內，但是，把她吸收入黨是個很大的錯誤。是代表（指共產國際此前派駐中國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黨的。她愿意獻出一切。她對秘密工作有著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出色地召開了反帝大會。而她一旦成為黨員，她就會失去其特有的價值了”。②青石：《宋慶齡30 年代初曾加入共產黨》，《黨史博覽》2000 年第4 期。1957 年，宋慶齡向劉少奇再次表達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意愿。劉認為，從當時的情況來講，宋留在黨外的作用會更大一些，黨內的一些事情都會詳細地告訴她，她可以直接參與進來。劉表示的是黨中央的意見。這話意味著，宋慶齡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她在國際、國內所起的作用，反而不如留在黨外更好。

關于宋慶齡身份的這些特性，愛潑斯坦曾精辟地指出：“孫夫人可以做公開工作，還可以做地下工作，她還可以同時做兩個工作”，“她的地位也是唯一的，別人再巧妙也無法代替”③劉家泉：《宋慶齡在香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第69頁。。但是，她一旦成為黨員，就可能失去其特有的價值。④徐鋒華對此有專門研究，見氏著《黨外之黨員”——宋慶齡與國共兩黨關系新論》，《史林》2012 年第3 期?！翱梢酝瑫r做兩個工作”，即既是統戰主體又是統戰對象的另一種表述。

當然，宋慶齡在統戰實踐中能夠作出那么巨大的貢獻，最根本原因，還是在于她崇高的思想境界，勇敢的斗爭精神與偉大的人格力量。路易·艾黎、馬海德等人初來中國，并無久居的打算。是被侵略、被壓迫的中國人民的悲慘境遇，激發了他們人道主義的情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堅決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激發了他們的民主主義、國際主義情感，加深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促使他們留在中國，與中國人民一起戰斗。他們的思想演變，從宋慶齡那里得到了鼓勵、指導與提升，他們也深為宋慶齡的民主、愛國情懷所感動。正如斯諾所說，1930 年代，“宋慶齡有許多條路可走，然而她選擇了一條最危險、最困難、當時看來也是最無希望的道路。這使她對于年輕的西方人和中國人具有完全的可信性”。①埃德加·斯諾：《復始之旅》，宋久等譯，新華出版社，1984，第101頁。

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宋慶齡是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衷心擁護者、真正繼承者與勇敢捍衛者，并由此成為共產黨的親密戰友與革命同志。宋慶齡的這種擁護、繼承與捍衛，當然與她的孫夫人身份有關，但絕非僅止于此，追根溯源，在于她的心靈深處對于“三大政策”的高度認可與衷心信服。宋慶齡是現代女性，具有獨立人格與批判精神。她崇敬孫中山，因為孫中山揭橥的三民主義，民族、民主、民權，在她看來，這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孫中山倡導的三民主義，其實質就是要拯救廣大受苦受難勞苦大眾于水火之中。正是有了這共同價值觀、共同政治立場，宋慶齡成為孫中山的革命同志與終身伴侶，在孫中山逝世以后，成為孫中山遺志的忠實繼承者、捍衛者。新三民主義與舊三民主義的很大不同，在于實行“三大政策”，其實質是增強了三民主義中的社會主義比重，增強了人民性。是否在實際上而不是在口頭上扶助農工，成為國民黨左派與右派的分水嶺，成了共產黨與國民黨右派分道揚鑣的關鍵點。對此，宋慶齡有十分清晰的表述：“中國如果要想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在現代各國的斗爭中生存下去，就必須徹底改變半封建的生活狀況，并以一個新的現代化的國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紀制度。這一工作必須用革命的方法來完成。因為國內軍閥的腐蝕和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內外夾攻，不允許我們有那樣漫長的時間來采取逐漸改進的辦法?！雹凇陡澳箍魄暗穆暶鳌罚ㄒ痪哦吣臧嗽露眨?，《宋慶齡選集》上卷，第49-50頁。正是立于這一基點，宋慶齡與共產黨站到了一起。

在宋慶齡的精神世界中，人民，一直居于至高無上的地位。人民，是她一切政治行為的出發點，也是這些行為的著力點、歸宿點。在宋慶齡的青年時代，關于國家的經典定義是三要素說，即國家是由國土、人民與政府三要素構成的聯合體。國土是基礎，人民是主體，政府是管理機構。作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宋慶齡對于這片土地、這里人民的熱愛，熱烈而深沉，沒有任何附加條件，而對于政府，則是有條件的，要看其是否真正反映、代表人民的利益、為了人民的利益。宋慶齡反對清政府，反對北洋軍閥政府，反對國民黨反動政府，就是因為這些政府背離了人民的愿望，違反了人民的根本利益。1927 年國共分裂以后，宋慶齡公開揭露、譴責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與蔣介石、汪精衛分道揚鑣，就是因為他們背叛人民，殘害人民。宋慶齡擁護共產黨，擁護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政府，正是因為他們代表人民，為了人民。戰爭年代，宋慶齡最為用心、最為著力、用時最多的，是救助因戰爭受苦受難的勞苦大眾，是救助受戰爭影響的底層難民、無助的婦女、無家的兒童。她籌設臨時醫院，救助傷員；發起組織保衛中國同盟，后來改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她向全世界募集醫療器械、藥品、現款及其他救援物資，源源不斷地送往敵后抗日根據地。一位采訪過宋慶齡的英國女記者，敏銳地感受到宋慶齡心靈深處對苦難人民的大愛情懷。她說，與宋慶齡談話，“會產生一種不同尋常的感覺：同胞的苦難深深地牽動著她。她所以付出種種努力，正是要消除他們的這種苦難，而不是自己向往政治權力。中國人民遭受的饑餓、傷殘和死亡，吞噬著她基督徒般的心。她的言詞，溢于外表的真誠，都給人以這種深刻的印象”①弗雷特·厄特利：《與孫逸仙遺孀宋慶齡的交談》，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宋慶齡研究會編：《回憶宋慶齡》，第308-309頁。。

真誠，這位記者的判斷極為準確。對人民真誠，對組織真誠，對友人真誠，是宋慶齡偉大人格中的光輝亮點。翻看《回憶宋慶齡》文集，眾多中外友人的回憶文章，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便是“真誠”。真誠，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美德，也是全世界各民族、各文明公認的優秀美德。最高級的統戰，不是建立在工具意義上的利益交換，而是以真誠為基礎的情感交流與思想共鳴。那么多的政治資源，加上以真誠為內核的偉大人格，于是成就了宋慶齡在統戰史上的不朽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