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絲綢之路研究的新探索
——讀趙曉東先生《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先秦漢晉南方絲綢之路東線出海通道研究》

郭廣輝

自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舴姨岢觥敖z綢之路”(Seidenstrasse)概念以來，經過近150年的演變和發展，其含義不斷深化和泛化，現已成為古代中外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的統稱，一般分為“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1)劉進寶：《“絲綢之路”概念的形成及其在中國的傳播》，《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11期。其中，南方絲綢之路是指從中國西南地區通往東南亞、南亞、中亞以至西亞和地中海地區的交通線路。經過近百年的探索研究(2)有關南方絲綢之路研究的學術史回顧，參見李紹明：《近30年來的南方絲綢之路研究》，《中華文化論壇》2009年第1期；鄒一清：《近年南方絲綢之路研究新進展》，《中國史研究動態》2014年第4期；羅群、朱強：《20世紀以來“南方絲綢之路”研究述評》，《長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段渝：《近年南方絲綢之路研究的發展階段及主要成果》，《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學界已經確認南方絲綢之路的起點在成都平原，從成都向南分為三條主線：西線經今四川雙流、邛崍、雅安、西昌、攀枝花等地，越金沙江至云南大姚、姚安，再西折至大理，這條路線被稱為“零關道”(或“靈關道” “牦牛道”)；中線從成都南行，順岷江而下經樂山、宜賓，再沿五尺道經今云南大關、昭通、曲靖，西折經昆明、楚雄，在大理與西線匯合，繼續西行至今永平，稱為“永昌道”；東線則從四川經貴州西北，經廣西、廣東至南海，稱為“牂牁道”或“夜郎道”。(3)鄒一清：《先秦秦漢蜀地南北交通線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13年第4期。但各條線路的研究進展并不均衡，過去大多數學者聚焦在西線和中線上，而對東線的關注較少。雖然有一些學者已經認識到東線的重要性，并作了初步探索，但總體而言相關研究依然非常薄弱，對其具體路線、形成動力和歷史價值的認識還不夠準確、全面。(4)相關研究的詳細梳理和評述，參見趙曉東：《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先秦漢晉南方絲綢之路東線出海通道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19—35頁。這一研究現狀限制了人們對南方絲綢之路的整體理解。

自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以來，南方絲綢之路研究又掀起一個新高潮。瀘州市文化研究中心的趙曉東先生以探索瀘州在南方絲綢之路上的位置為初衷，自2014年底開始投身其中，歷時八載完成《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先秦漢晉南方絲綢之路東線出海通道研究》(下文簡稱《中國西南陸海走廊》)一書，于2023年3月由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是整體研究南方絲綢之路東線的第一部專著，不僅對具體線路作了考察、論證和確認，取得一系列重要新成果，并且其研究方法富有特色，值得借鑒。該書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是，繼續全面深入研究“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新成果：南方絲綢之路東線的確認與論證

《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唐蒙在南越吃到蒟醬，后來在長安從蜀地賈人那里得知，只有蜀地才出產的蒟醬，經夜郎地順牂牁江而下，可達南越。唐蒙將這一信息向漢武帝匯報后，被任命為中郎將負責開通此道路，但以失敗告終。(5)司馬遷：《史記》卷116《西南夷列傳》，中華書局，2013年，第3268—3269頁。雖然不少學者相信那時存在從西南內陸到東南沿海的陸海通道，但因傳世文獻有關該條道路的記載極為稀少且分布零散，長期以來難以獲其真相。任乃強、蒙文通、藍勇、張合榮、李富強、鄒芙都等學者利用文獻資料或考古發現為考察這條道路曾做出不懈努力。(6)參見任乃強：《蜀枸醬入番禺考》，載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6—322頁；蒙文通：《四川古代交通線路考略》，《古地甄微》，巴蜀書社，1998年，第194頁；藍勇：《南方絲綢之路》，重慶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22—27頁；張合榮：《從考古材料論貴州漢代的交通與文化》，《貴州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李富強：《西南—嶺南出海通道的歷史考察》，《廣西民族研究》1997年第4期；鄒芙都：《關于西南絲綢之路東線問題的初步思考》，載涼山州博物館等編：《三星堆研究·第二輯：三星堆與南方絲綢之路青銅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 30—34 頁。一方面，他們的研究確認了該條道路的存在，并對具體路線作了初步探索，具有奠基之功；另一方面，受限于主客觀條件，他們未能在整體上對該條道路作系統研究，對路線的認識不夠全面，甚至存在不少錯誤。趙曉東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經過多年實地踏勘、文獻查證和地圖比對等研究工作后，確認從先秦到漢晉時期由四川經貴州西部和云南東部的出海之路才是南方絲綢之路的東線，并將其稱為“中國西南陸海走廊”。

《中國西南陸海走廊》由十一章主體內容和“結語”組成。依筆者理解，該書可分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由第一、二章組成，相當于本書“導言”，簡要介紹了“中國西南陸海走廊”的概念及其路線、相關學術史回顧、研究緣起和過程等內容。第二部分由第三至五章組成，分別從物資、文化和人群的角度論證先秦至漢晉時期西南陸海走廊的存在。第三部分由第六、七章組成，對西南陸海走廊的路線以及沿線重要城鎮作了詳細論述。第四部分由第八至十一章組成，分別從軍事、商貿、文化等角度論證西南陸海走廊形成和長期存在的動力與原因。第五部分是“結語”，從八個方面對全書內容作了簡要而又深刻的總結。其中，第二、三、四部分為本書核心內容，對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存在的證據、具體線路和發展動力作了全面、系統的研究。在行文上各部分雖各有側重，但并非截然分立，而是相互交叉。

與前人根據文獻資料或考古資料來推測或探討南方絲綢之路東線某一分段的存在不同，趙曉東先生綜合利用文獻資料、考古資料和民族志調查資料對全線作了考察和論證。他廣泛收集和閱覽數十年來走廊沿線四川、重慶、貴州、云南、廣西、廣東和越南等地的考古遺跡和出土文物資料，細致對比了各地石器、玉器、陶器、青銅器、鐵器、金銀器、漆器、海貝、珠飾、佛教造像和圖案等的樣式和特點，利用文獻資料具體論證了傳說故事、禮儀習俗和茉莉、荔枝、茄子等花卉植物的分布特征，綜合文獻、地名、語言和實地考察資料呈現了僚人、濮人、僰人等族群發展和互動的歷史。從物資、文化和人群等多個方面，有力地證明了從先秦到漢晉間，走廊沿線地區的物資和文化在巴蜀與南越間的雙向流動，人們互通有無，互相影響。這條走廊肇始于石器時代，到商周初顯，至漢晉蔚為大觀。如此全方位、多角度論證南方絲綢之路東線或中國西南陸海走廊的存在依據，并提出其發展的時間脈絡，在南方絲綢之路研究學術史上尚屬首次。

對具體路線的考察和確認，是研究通道或走廊最核心的內容，亦是難度最大的工作。趙曉東先生在前人探索的基礎上，通過對照文獻、排比文物、實地勘察，再綜合各方觀點，反復思考和討論，提出南方絲綢之路東線的具體線路。因該線路水陸并舉，且跨度長、地域廣、支線多，受篇幅所限，難以一一縷述。(7)詳見趙曉東：《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先秦漢晉南方絲綢之路東線出海通道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7—13頁、第41—59頁、第309—416頁、第599—604頁，以及本書所附《中國西南陸海走廊示意圖》。筆者在此謹將其主線作一簡要描述，以明其走向及主要站點。

南方絲綢之路東線從成都平原的廣漢郡郡治雒邑(今四川廣漢金輪鎮)和成都出發，沿“中水道”沱江到達江陽(今四川瀘州)，向東順長江至巴符關(今合江南關)，再轉向南溯“鳛部道”赤水河而上到達平夷(今四川敘永赤水鎮)。在此起旱走陸路向南分兩線：一是向東南轉“牂牁道”，通過今畢節清水鋪，繞行九龍山(不狼山)進入鄨邑(今貴州黔西谷里鎮)，渡鴨池河后向西南過今貴陽清鎮等地，進入安順地區牂牁郡郡治故且蘭，繼續向南出安順壩子轉入鎮寧、關嶺、白層、貞豐一帶；一是經畢節向西南轉“南夷道”，經漢陽(今貴州赫章可樂彝族苗族鄉)、威寧再轉入“五尺道”，過今云南宣威、曲靖，到達陸良、師宗、石林、瀘西一帶。兩條線路在今滇黔桂接合部三角地帶相匯，或以水路，或以陸路，或水陸相接，構成“句町—漏臥道”，其內部存在十余條支路，彼此聯通。各支路在今云南轄區內的剝隘和廣西百色相會，沿“蒟醬道”右江順航而下，經田陽、增食(今百色田東縣)到達南寧三江口宋村。自宋村始，分三路通達海港。一路為繼續沿著“蒟醬道”，順邕江—郁江—潯江—西江—珠江經今南寧、貴港、藤縣、梧州、肇慶等地直到廣州；一路為“合浦道”，在藤縣溯潯江支流北流江南行，翻過“陸橋”桂門關后轉南流江而到達合浦；一路為“交趾道”，即在宋村向西南溯左江而上，經秦象郡郡治臨塵(今廣西崇左)、漢雍雞縣(今廣西龍州縣上金鄉)，到今越南境內的諒山雍雞關，在此起旱走陸路穿過紅河三角洲平原抵達西漢交趾郡郡治羸樓(今越南河內市西北)，再順紅河到達河內出海，該路線是中國西南陸海走廊進入交趾的東線。自滇黔桂接合部出發，還有通往交趾的“交趾道”中線和西線。中線由西漢益州郡治滇池(今云南晉寧)經今彌勒、蒙自、文山，順盤龍江(越南境內稱為清水河或明江)而下，在麊冷(今越南河內市麊冷縣南)匯入紅河。西線則從滇池沿陸路南下，經今江川、建水、屏邊等地，過進桑關(今云南河口)，順紅河先后與中線、東線交匯出海。相對于前人對該線路模糊、片面甚至錯誤的認知，《中國西南陸海走廊》首次對南方絲綢之路東線或中國西南陸海走廊的全程路線作如此細密、翔實的梳理和考證，具有全程化、精細化和實證化等特點，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然而，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并非僅僅是一條路線，其關涉的是多個區域之間的聯系與互動。如書中所言，“中國西南陸海走廊所處地域，既溝通西南與嶺南，又北連關隴、中原，東接楚湘，西通緬印，南入中南半島，陸海相接，中外毗鄰，地位突出?！?8)趙曉東：《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先秦漢晉南方絲綢之路東線出海通道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452頁。因此，必須從區域與全局互動的視野出發，才能更好地理解這條線路的形成和發展的動力與機制。趙曉東先生分別從軍事、商貿和文化三個層面作了深入探討。商貿是該條走廊的“底色”，其中鹽、鐵是主要商品，還有馬、牛、羊等畜產品以及蜀錦、夏布、蒟醬、茶、酒、六博等各類消費品。在這些商品中，鹽是根本。因為在滇池以東的西南夷地區(包括今整個貴州和云南曲靖、昭通、紅河、文山及廣西百色等地)均不產鹽，必須由外部輸入。但滇地所生產的食鹽無法滿足其需求，因此巴蜀和甌駱的商人就分別將本地所產井鹽和海鹽運來。鹽不但是這一地區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而且促進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和文明的交流。因此，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中國西南陸海走廊是一條“鹽道”。鹽、鐵、畜產品等既是生活消費品，對西南夷的方國和君長來說也是戰略資源。當時各方國為爭奪這些資源而引發的戰爭，以及王朝國家為控制地方局勢和國家統一而進行的征戰與政權建置，對建設和保障西南陸海走廊的通達起到強大的促進作用。秦漢時代的內陸移民與當地族群在文教、政治、習俗、語言等方面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促使各族群形成對中原文化的認同。這一文化認同保障了西南陸海走廊的長期穩固。綜前所述，在先秦至漢晉時期中國西南陸海走廊的形成和發展歷程中，商貿是基礎，軍事是促進，文化是保障。這一觀點論證扎實，引人深思。

除了對中國西南陸海走廊作出整體性研究外，本書還提出很多富有創新價值的觀點。比如對牂牁郡郡治故且蘭的所在地，本書未采用任乃強、方國瑜等前輩學者所說在貴州黃平或福泉的觀點，而是根據近年考古發現和地方文博學者的觀察，確定其在安順寧谷一帶。(9)趙曉東：《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先秦漢晉南方絲綢之路東線出海通道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371—374頁，第412頁。對漢代蜀賈人所說的牂牁江，本書認為應該是右江—郁江及其上游馱娘江或西洋江。(10)趙曉東：《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先秦漢晉南方絲綢之路東線出海通道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371—374頁，第412頁。此外還有很多創見，恕不一一列舉?？傊?，本書進一步確認、修正或豐富了任乃強、徐中舒、蒙文通、方國瑜、蔡美彪、李學勤、藍勇、段渝等先生對古代巴蜀與南越、海洋之間交通聯系的觀點或思考。這些觀點雖然未必就是定論，但提供了與前人不同的思路，給學界帶來更大的思考空間。

二、新方法：文獻、考古與“線索民族志”相結合的實踐

《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共650余頁、86萬余字，全書注釋超過2000條，參考文獻共807種，照片近400幅，地圖共17幅，可謂是一部“巨著”。如果借用?？隆爸R考古學”的做法，將“陳述”作為話語單位(11)米歇爾·?？拢骸吨R考古學》，董樹寶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第93—103頁。，那么本書所采用的每條史料、每個學者的研究、每個器物的考察、每個地點的確認、每個訪談記錄都是一條“陳述”，全書共包含數萬條“陳述”，其數量遠遠超過一般的學術著作。正是如此“超額”的工作量，使得本書具有超豐富的信息量，成功地將有關中國西南陸海走廊的宏闊視野和微觀認知一同帶給了讀者。這是作者辛苦耕耘和努力探索的成果。

趙曉東先生系文學專業出身，但多年來堅持向巴蜀歷史文化和歷史地理研究領域的著名專家學者請益，不斷將歷史學、考古學和民族學的相關成果吸收內化，形成扎實的知識基礎和宏大視野，并且能夠嫻熟應用這些學科的研究方法和論證邏輯。因此，《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在體例和內容上看既是一部歷史學著作，也可視為一部民族志文本，在語言風格上具有顯著的文學色彩。筆者以為，本書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過程上的兩大顯著特征，值得學界重視和學習。

從研究方法看，《中國西南陸海走廊》是文獻、考古與“線索民族志”相結合的實踐。因為該走廊的主要性質是民間性的交通通道，傳世文獻中的相關記載非常稀少，兼之其所經區域地理環境復雜、族群稱呼和地名多變，導致學者對文獻記載的理解常常模糊不清或爭論不已。趙曉東先生不僅將原始史料搜羅畢集，而且廣泛閱讀和比對前人對相關史料的解讀及史實重建的成果，作為自己進一步思考和研究的基礎。其中，任乃強先生的《華陽國志校補圖注》是其最重要的參考書，作者將其既作為思考文獻記載與相關史實的“權威”文本，亦將其作為開展田野考察的“指南”手冊。從本書寫作風格和思考邏輯看，趙曉東先生受此書影響甚大。然而，在具體內容上，他始終保持著自己的獨立判斷。比如任先生曾提出自夜郎(黑橋)通番禺的四條路線，經作者一一考察后判定只有其中一條是可取的。(12)趙曉東：《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先秦漢晉南方絲綢之路東線出海通道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391—397頁。此外，作者對藍勇、段渝、郭聲波、劉復生、蔣廷瑜、楊勇、張合榮等學者的相關論著亦多有參考，既確保本書的論據扎實可靠，又使得本書的觀點處于學術前沿。

除了文獻資料，本書更多篇幅的內容來自考古分析和田野考察。趙曉東先生廣泛閱讀各地考古發掘報告，幾乎走遍走廊沿線各地博物館觀察相關器物(如對銅鼓和佛教相關文物的考察)，采用考古類型學的研究方法，破解“遺物”所承載的歷史信息，對沿線各地的人群、商貿和文化交流與互動提出很多富有創見的觀點和極具說服力的論證。同時，他利用田野考察的方法，去驗證史料記載或學者觀點的真偽，收集民間依然流傳的習俗、語言和傳說等，為確認路線或展開討論提供了更多信息。需要指出的是，他的田野考察并不是固定在一處作精深的人類學調查，更不是走馬觀花式的旅行。他的田野考察方法與近年學界倡導的“多點民族志”或“線索民族志”的方法相契合。

“多點民族志”要求研究者“深入地到處走走”，而非長期居住在某一地點作田野調查，其所追蹤的內容主要包括“人的流動和遷徙、物質實體的流通以及非物質實體(如信息、資本)的流動”(13)劉玉皚：《民族志導論》，民族出版社，2018年，第231—232頁。。 “線索民族志”強調人類學研究轉到“更為重要的那些構筑起了整個文明的基礎性要素及其所顯露出來的各種線索”，這些線索包括山川、河流、湖泊、海洋、道路、玉石、瓷器、服飾、房屋、交通工具及各種食物等，“此一民族志的核心在于線索的展示以及就這線索展示出來的意義的不斷解讀，并在這些背后切實望見這線索與整個文明之間有機性的連帶關系”。(14)趙旭東：《線索民族志：民族志敘事的新范式》，《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趙曉東先生的田野考察和民族志書寫就是依據前述理念展開的。他從三星堆、成都、龜亭市開始，考察了沿線四川、貴州、云南、廣西、重慶等地上百個城鎮，詳細考察各城鎮的地理交通、商貿物產和行政建置等信息；到河流渡口或航行水上，了解各河流的歷史通航情況；踏勘古道遺址，了解陸路商道的走向；到考古遺址發掘現場，獲取有關遺址、遺物及其與周邊地理環境、人群活動的關系；到博物館觀摩各類器物并與館員交流；到民族村寨，考察濮人、僰人、羿人、俫人、布央人等族群的語言、習俗、服飾和傳說等等；還到政府機構或文博單位，與官員、地方學者座談討論……通過這樣的考察和記錄，加上文獻記載和考古信息，系統、細致地呈現出中國西南陸海走廊沿線區域人、物、信息和文化的流動，將這些線索連綴成華夏文明在西南內陸和東南沿海傳播演進的圖景。

在本書研究過程中，瀘州市文化研究中心于2015年7月和2016年6月組織多位學者進行了兩次集體考察，前后共歷時20余天，行程達9 000多公里。此后，作者又自行開展了20余次小型專題考察，總行程累計達數萬公里。無獨有偶，與該書差不多同時出版的復旦大學侯楊方教授的《這才是絲綢之路：重抵歷史現場的行走》(15)侯楊方：《這才是絲綢之路：重抵歷史現場的行走》，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是作者長達10年對北方絲綢之路超過20次、累計3萬公里的實地考察的結果。兩部著作讓人堅信，真正高質量的“線路”研究必須是帶著思想“走”出來的。學者要做到讀萬卷書、觀萬件物、走萬里路，做到文獻、考古與“多線索民族志”相結合。在這方面，《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可謂是一部示范作品。

要想做到前述多種研究方法的結合和大量研究工作的開展，只靠一個人的力量是難以實現的，必須借助集體的力量。因此，從研究過程看，《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實質上是一個龐大學術共同體的合作成果。以趙曉東先生及其所在單位為紐帶，將高?？蒲性核穆殬I學者、政府官員、民間鄉土學者、新聞傳媒從業者等連在一起，組成一個研究“中國西南陸海走廊”的學術共同體。不同學者有不同專長，參與不同工作，相互合作交流，他們參與的過程和內容都在書中得到呈現。來自高?？蒲性核穆殬I學者主要分兩大群體：一是為本項研究提供學術指導和支持的學者，包括李學勤、蔡美彪、胡昭曦、陳世松、譚繼和、向寶云、段渝、郭聲波、劉復生、蔣廷瑜、張合榮等先生；二是直接參與研究考察工作的學者，包括彭邦本、藍勇、晉保平、宮長為、王興驥、彭華等先生。他們大多來自考古學、歷史地理學、巴蜀歷史文化研究等領域，在制定主攻方向、破解重點問題、對話理論前沿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地方歷史文化素有研究的部分地方政府官員和大量民間鄉土學者通過參與考察、座談或訪談等方式，提出很多富有見地的觀點或難以捕捉的信息，為本項研究做了重大貢獻。以趙曉東先生原擔任總編輯的《酒城新報》及其他媒體為主陣地，將考察活動和相關研究成果第一時間向外界發布，引發了百姓對該項研究的興趣和關注，使得學術研究成果走向社會、走進民間。因此，不論在研究工作的效率和成就上，還是在研究成果的價值和影響力上，都體現出這樣一種學術共同體的力量。圍繞《中國西南陸海走廊》所形成的學術共同體及其合作模式，可為很多大型研究工作的開展提供借鑒。

最后，筆者以為需要給予這個學術共同體中的民間學者更多關注。民間學者因為對當地的某些問題有著熱忱的研究興趣和長期的研究經驗，廣泛占有相關資料，全面了解各種細節，深入思考疑難問題，因此他們對相關問題的看法或觀點實際上具有相當價值。但受到學術生產體制的限制，他們的成果不易公開出版或發表，他們的名字不易被人聽到，他們為學術研究和地方文化傳承所做的辛勤勞動更不易被人看到。在書中，趙曉東先生采納或呈現了很多民間學者的觀點，讓他們的聲音得以被外界聽到。他還將他們的名字和感人事跡一一列出，讀來令人感動不已。(16)趙曉東：《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先秦漢晉南方絲綢之路東線出海通道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59—75頁，第76—82頁。由此可以看出，《中國西南陸海走廊》還是一部充滿溫情的著作。趙曉東先生在書中向學術共同體中的所有人表達了最大敬意。

三、新價值：從國家戰略認識研究“中國西南陸海走廊”的當代意義

趙曉東先生從本項研究伊始，就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他在書中列出了研究“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在國家形象、人文價值、文化創意、交通建設、旅游發展、民族團結等六個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價值。(17)趙曉東：《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先秦漢晉南方絲綢之路東線出海通道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59—75頁，第76—82頁。在此，筆者從建設西部陸海新通道、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鄉村振興與文化傳承發展等國家戰略的角度，再對研究“中國西南陸海走廊”的當代意義作一申述，以進一步呈現本書的研究價值，并祈望更多學者關注或參與這一走廊的研究工作。

第一，研究“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可為推進西部陸海新通道高質量建設提供歷史借鑒。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后，西部多個省(市、區)聯合探索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新舉措。2019年8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了《西部陸海新通道總體規劃》，標志著推進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成為國家戰略。西路陸海新通道北接“絲綢之路經濟帶”，南連“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協調銜接長江經濟帶，與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北部灣城市群、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等區域發展戰略相聯動，在當前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西部陸海新通道共有三條主通道：西線通路自成都出發，經瀘州(宜賓)、百色至北部灣出?？?；中線通路自重慶出發，經貴陽、南寧至北部灣出?？?北部灣港、洋浦港)；東線通路自重慶出發，經懷化、柳州至北部灣出?？?。其中西線和中線所經區域，都在本書所研究的“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區域內。甚至可以說，先秦漢晉時期的“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就是當代西部陸海新通道西線和中線的前身，兩者有著高度的相關性。

目前有關西部陸海新通道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如何建設”上，而對新通道及其所經區域的整體歷史研究尚未展開。因此，《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可以說是一部填補空白之作，并且為將來全面開展西部陸海新通道的歷史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全面深入研究歷史時期“中國西南陸海走廊”的地理環境、交通線路、商貿物產、城鎮分布等內容，可為西部陸海新通道的公路網和內陸水運網的建設、完善物流體系、加強通道與產業貿易的融合發展提供歷史借鑒。同時，“中國西南陸海走廊”的歷史和價值也啟示我們，西部陸海新通道不應該僅僅建成一條經濟商貿通道，還應該建成文化通道、 信息通道、 民族通道。

第二，研究“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可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歷史實例。中國是多民族統一國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黨和國家民族工作的主線。這就需要推動各民族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必須準確認識到“我國遼闊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悠久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燦爛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偉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8)習近平：《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民族團結之本》，《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08頁。。本書所研究的“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地域，從先秦到今天都是多民族雜居的地區，因此深入理解該地區的民族歷史對認識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史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至關重要。

王明珂先生曾對西南夷地區人群的華夏化歷程及其機制作了簡述，并且指出“漢帝國軍民的移入在此形成漢人與非漢土著之間居處交錯、文化習俗區分模糊的帶狀華夏邊緣，而非地理上線狀的、截然劃分的漢與非漢族群邊界”(19)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增訂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6—228頁。。這樣一種“帶狀華夏邊緣”的形成原因，實際上與“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具有密切關系?！吨袊髂详懞Ｗ呃取肪唧w細致地呈現出先秦至漢晉時期這一地域華夏文化與氐羌、濮僚、百越、苗瑤各支系民族文化融匯共生的圖景，指出巴蜀文化在這一地域華夏化歷程中發揮的先鋒作用，云貴人民則自古形成了“慕義華夏文明”的價值取向，進而揭示出中華民族在南部中國融合發展過程中的韌性和向心力。因此，“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地域華夏化的歷史，作為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的重要篇章，對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價值。另外，難能可貴的是，趙曉東先生打撈了很多鮮為人知的人群及其歷史記憶，向外界傳達了羿人、俫人、布央人、高山漢人等少數族群的聲音。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工作中，怎樣才能既關注他們的訴求，又可以讓他們從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來理解自身呢？這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第三，研究“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可為西部地區鄉村振興和文化傳承發展提供創新思路。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指出，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中國西南陸海走廊沿線地域，除了少數較為發達的城鎮外，絕大部分地區都是經濟欠發達的鄉村，鄉村振興的任務非常繁重。全方位開展中國西南陸海走廊研究，深挖歷史時期這一地域各族人民的生產生活智慧、環境生態理念和道德規范，可為地方特色產業發展、水利交通建設、城鄉融合提升、人居環境整治等提供經驗和智慧。

鄉村振興需要走文化興盛之路，需要文化產業賦能。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門印發的《關于推動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的意見》指出，要統籌優秀傳統文化保護傳承和創新發展，充分發揮文化賦能作用，挖掘提升鄉村人文價值，煥發鄉村文明新氣象，培育鄉村發展新動能。 “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地域有豐富的民族文化、商業文化、紅色文化等文化資源，還有種類多樣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可為文創產品的開發、旅游發展提供豐富資源。通過對“中國西南陸海走廊”的整體性研究，不但有助于為單類傳統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創新思路，還有利于推進線性文化遺產或文化生態保護區(如夜郎文化)的申報和建設工作。

總之，《中國西南陸海走廊》一書是南方絲綢之路研究的新探索，利用了新方法，產生了系列新成果，具有重要的新價值。書中的很多精彩內容和重要價值，還有待讀者進一步閱讀、發掘和評判。當然，書中一些觀點未必成為定論，對某些關鍵問題的討論還不夠成熟，尤其是文中所呈現的不少內容實際上是從先秦到今天層累出現的，如何對相關文獻記載、景觀或民間故事展開批判性分析，以真正表述先秦至漢晉時期的中國西南陸海走廊的史實，是一個非常重要但又相當困難的問題。趙曉東先生在本書最后說到，該課題的研究并不會因該書出版而終結。(20)趙曉東：《中國西南陸海走廊：先秦漢晉南方絲綢之路東線出海通道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613頁。他依然繼續關注相關問題，執著于多方收集相關文獻和實物資料，沉迷于與專家學者或民間百姓探討交流。我們有信心期待更加完善、更加精彩的成果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