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旅游發展筆談
——中國式現代化與文旅深度融合范式轉換

主持人：白凱 陜西師范大學地理科學與旅游學院教授

黨的二十大擘畫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并提出了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的前進方略。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的文旅深度融合超越了傳統意義上局限于文化和旅游雙系統的優化組合范式，在更高層面上直接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總路徑，從而推動文旅深度融合發展范式由局域化、松散化、淺層化向全局化、協同化、深層化轉換。在這一轉換過程中，中國式現代化為文旅深度融合注入了新內涵和新要求，即深入把握“人口規模巨大”的基本國情，遵循統籌協調、和諧共生和開放互鑒的行動思路，在文化和旅游領域內科學處理“物質與精神”“社會與自然”“國內與國際”3類關系，在文旅系統內蓄力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钡母灸繕?。

文旅深度融合并非純粹扎根于政策設計和理論思辨，其概念內涵具有深厚的實踐發展基礎。首先，黨的十八大以來快速涌現的本土文化復興潮流，在最近10年間逐步喚醒了國民的文化自覺，形成了“本土文化大覺醒”的新局面。漢服、戲劇、古建等優秀本土文化要素在此期間紛紛走出博物館和展覽館，通過旅游、休閑、節慶等載體逐步融入當代國民的新文化生活之中。此外，近幾十年來全球范圍內的文化主體性轉向，塑造了“主客一體”的文化關系模式，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研習、體驗、傳播和運用文化的方式。在文化和旅游領域內，文化不再被看作是束之高閣、奉若圭臬的“圣物”，而是變為因時因地為我所用的“資源”。諸如“雍正比耶”“唐宮夜宴”等文化活化代表，均是文化利用方式轉變的有力佐證。最后，旅游需求的多元化和深入化發展改變了以觀光旅游為主的業態格局，極大增加了旅游產業發展和產品開發的復雜性。作為區域吸引力的核心構成部分，文化毫無疑問地成為旅游業態和產品深度創新的重要工具，從而實現與旅游的深層次融合。

在合理研判文化和旅游邁向深度融合的現實情境，明晰我國文化和旅游要素稟賦、資源優勢和歷史底蘊的基礎上，科學構建集理念變革、內容變革與形式變革等為一體的文旅深度融合新范式，進而思考文旅深度融合中的文化價值效用和旅游的角色功能，為增強我國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貢獻學界智慧，從而回答新時代背景下“文旅深度融合何以可能、如何深化、前景如何”的時代之問和人民之問。本期6篇筆談圍繞“中國式現代化與文旅深度融合范式轉換”主題，基于本土特色、時代前沿、現實需求與理論思辨，從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內涵、文旅融合新場景、現實困擾與政策響應、現代信息技術、旅游高質量發展與新安全格局等層面展開討論，希冀本期觀點能啟發對中國式現代化與文旅深度融合的關系解讀，為中國特色的文旅融合知識體系形成與文化和旅游產業繁榮發展提供借鑒與參考。

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解讀①本研究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文旅深度融合的范式、路徑與效能研究”（23AZD051）階段性成果。

白 凱1，資明貴1，袁祖社2

（1.陜西師范大學地理科學與旅游學院，陜西西安710119；2.陜西師范大學哲學學院，陜西 西安710119）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4.01.002

公共性是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中的基礎范疇，是一個歷時態與共時態并存的“復合”概念。當今社會，頻繁使用公共性敘事與關注公共性議題，表明“公共性”已然產生了“問題”，并成為值得我們認真對待的問題②袁祖社.“公共性”的價值信念及其文化理想[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1):78-84.。西方社會中的公共性源于古希臘的城邦政治、自然法和古羅馬的共和思想與公法體系①羅梁波.公共性的本質:共同體協作[J].政治學研究,2022(1):94-105;159.。隨后在中世紀被教會國家主導下神權的神圣性所取代，再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以資本建構了維護部分人利益的公共政治體系，并描繪出所謂的民主、平等與自由的社會基本原則，公共權力成為粉飾金錢關系與私人行為的工具與手段，因此，常被學者們稱為“虛無的公共性”②劉頓.“真實共同體”的價值理性觀照:共同富裕的公共性意蘊及其意義[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52(3):16-29.。中國社會的公共性實踐歷來強調民生與道德，封建社會時期以君主之權力實現公共性的福祉，通過集權的形式完成公共事務。1949 年后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從土地改革到共同富裕，從一貫奉行的走和平發展道路到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大公共性格局，向世界不斷貢獻破解現代化背景下公共性消解困局的中國智慧，是為“真實的公共性”。究其概念，由于多學科的話語屬性，學界并未達成共識，但都認可其具有公開、平等和實在等特征，產生于特定共同體成員的交互行為與結構性活動，包含公共精神、公共空間、公共理性、公共交往等豐富內涵。

文化被看作是社會成員掌握和接受的所有才能和慣習的復合體，包含知識、信仰、藝術、道德、風俗等內容，具有價值引導、社會規范和群體聚合等功能；旅游被看作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逗留活動所引起的現象與關系的總和，具有形象優化、文明對話、文化傳播等作用，可見文化和旅游本身便具有公共性的特質。解讀文化和旅游的公共性，透視文化和旅游的理論探索與社會實踐間的聯系，有助于講好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中國故事。文化以其歷史性與社會性彰顯著“公共”的意涵，旅游作為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見證了社會政治經濟的演進，并逐漸成為福祉與幸福生活的“公共選擇”，豐富著人們的精神世界。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它標志著文旅融合向文旅深度融合的轉變，是文化和旅游從“機械融合”轉向“有機融合”的必然過程與階段，更蘊含著理念、價值和內容的深層次融合，意味著文化與旅游公共性的互嵌互補互促。因此，深刻認識并解讀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有助于充分領會并深入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這必然會成為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思想沃土和根基力量。

一、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本體

本體論是人們看待世界的基本觀點，討論“是什么”的問題③樊友猛,謝彥君.旅游體驗研究的具身范式[J].旅游學刊,2019,34(11):17-28.。就“什么是公共性”而言，公共性是人類基于理性對人類生產和生活狀態的描述，是國家整合和社會組織的認知框架和實踐方式④羅梁波.公共性的本質:共同體協作[J].政治學研究,2022(1):94-105;159.。公共性的本體體現為：在形式層面，公共性是一種相互協作的社會關系；在技術層面，公共性是具象化的交往與協作方式；在價值層面，公共性是共同的利益與集體意識。那么，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本體是什么？有何特殊之處？文旅深度融合的理論敘事與實踐應用需扎根于“國家-社會”的現實場景，本文嘗試從社會、國家和人類3 個角度詮釋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本體。

首先，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是觀照社會公共效益的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追求效益最大化，關注手段、目的不同，價值理性強調手段、目的的正當性與正確的價值指向。文旅深度融合在實踐路徑上彰顯著鮮明的社會公共效益，是價值理性引導下的實踐探索。在產業融合層面，以文旅與農業融合為例，農業觀光、民俗體驗、農事體驗等活動的開展有助于在鄉村地域增加就業機會、提高鄉村居民收入水平、實現鄉村產業興旺。在產品融合層面，以傳統文化、民族文化、生態文化等為旅游吸引力發展的文旅產業，有利于推動區域文化生態的保護與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促進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進一步筑牢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服務融合層面，宜居宜業宜游的服務網絡建設，尤其是公共基礎設施的完善，不僅滿足了旅游者的休閑娛樂需求，而且給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此外，市場融合、技術融合、資源融合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展現了對社會公共效益的關注。

其次，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是追尋國家共同目標的理念共識。文化和旅游部的成立從制度層面體現了國家對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統籌發展，為文旅融合提供了方向性指引，成為文旅融合進入新時期的重要標志。新時期，從全局觀來看，旅游強國與文化強國是共同目標。文化事業與文旅產業不斷被納入國家發展戰略，如以文旅產業推動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促進共同富裕，建設長城、長征、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文旅融合與“一帶一路”建設等。文旅深度融合本身也成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新時期，以大局觀來看，服務中國式現代化是時代共識。文旅深度融合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有機組成，文旅產業蘊含的經濟屬性、教育屬性、文化屬性、社會屬性、生態屬性等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要義相契合。

最后，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是面向人類美好生活的終極價值。追求美好生活是人類文明從古至今不斷前進的動力源泉①顏軍.對習近平關于人民美好生活重要論述的深入思考[J].科學社會主義,2020(2):56-64.，是人類文明發展遵循的歷史規律，在規劃、建構與實現美好生活目標和愿景中，文旅融合的提出與實踐是中國貢獻給世界的獨特智慧。文旅產業是幸福行業，以滿足人民對美好、幸福生活需要為愿景。文旅產業是價值媒介，為區域間、國家間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提供了連接。文旅深度融合本質上是在“國家-社會”的現實場景中實踐公共性、創造公共性的過程，從而在價值共識與共同效益累積中促進公共福祉的增值，最終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客體

公共性的客體，簡言之就是公共性建構的對象。社會領域中，公共性客體是社會生活的基本描述，包括公共意見和社會事務；經濟領域中，公共性客體集中表現為社會化生產格局；政治領域中，公共性客體是權力與權利博弈的國家格局與社會秩序②羅梁波.公共性的本質:共同體協作[J].政治學研究,2022(1):94-105；159.。從公共性的客體拓展到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客體，基于文旅深度融合從理念到實踐，再到戰略的過程，試圖從空間載體、實踐特征與發展目標3個層面將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客體歸納為公共空間、公共交往與公共福祉。進一步聚焦，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客體是一定區域中的文旅互動格局，其具體表達為公共空間、公共交往與公共福祉。

第一，文旅深度融合公共性建構的載體性表達為公共空間。文旅深度融合在空間載體上，既有民俗街、博物館、書吧等微觀空間，也有跨越行政邊界共享自然饋贈與社會發展的區域空間，還有現代技術支持下的虛擬空間，文旅空間突破了地域空間的限制，構成了主客共享的公共空間?，F實文旅空間集休閑、娛樂、社交、教育等多種功能于一體，如城市里的文創藝術館或鄉村中的文化民俗館，在空間營造中賦予生活美學與地域文化，使之具有獨特的美育與療愈功能，是區別于生活空間、生產空間的公共空間。虛擬文旅空間革新了旅游形式，其理想狀態是一個高度自由與高度開放的世界，是一種全新的公共空間，如何在虛擬空間中構建自由而有底線、開放而有邊界的公共秩序是未來可能面臨且必須解決的問題。

第二，文旅深度融合公共性建構的實踐性表達為公共交往。文旅深度融合在實踐特征上注重主體性的共同參與、共同建設與共享發展成果。與生活中交往的私人性不同，文旅深度融合需要政府、企業、高校、居民、旅游者等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和共同建設，是個體交往向多元主體普遍交往轉變的過程，是一種復雜的社會關系。在此過程中，政府部門提供政策支持與方針指引，各類企業提供現代技術與科學規劃，高校提供智庫支持與理論支撐，居民積極配合與建言獻策，旅游者提出訴求與反映問題等，其中的觀點交往、技術交往、服務交往、文化交往、信息交往等公共交往實踐形成紐帶、聯結，將各主體聯系在一起，建構了一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命運與共”的文旅深度融合共同體。

第三，文旅深度融合公共性建構的目標性表達為公共福祉。文旅深度融合在發展目標上體現為對公共福祉的重視，源于中國歷來“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其公共性建構邏輯可從個體、區域、國家3 個層面的福祉來加以闡述。在個體層面，文旅深度融合可以讓個體在文化浸潤與旅游體驗中完成自我精神的塑造，在找尋真實的自我中發展自我，提升生活的幸福感與滿意度。在區域層面，文旅深度融合能夠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推動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提升社會素質與文化水平、優化社會空間與社會審美等。在國家層面，文旅深度融合在鄉村振興與城鄉融合發展、生態文明建設、“一帶一路”倡議、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等重大戰略上均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為提升國民自豪感、文化認同感、國家歸屬感等方面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支持。

三、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實踐

在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家語境下，中國的公共性社會實踐向世界展現著對人類公共生活合理性和公共生活智慧的不懈追求，力圖揭示“公共性”的深刻價值內涵。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實踐是基于特定地域空間，以產業融合、服務融合、市場融合、技術融合等為代表的業態互動、主體互動、目標互動的過程或成果，旨在增進人民與國家的公共福祉，蘊含著觀照社會公共效益的價值理性、追尋國家共同目標的理念共識與面向人類美好生活的終極價值。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實踐作為中國公共性社會實踐的組成部分，其中也不乏典型案例，故從中選取兩個經典的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實踐案例進行簡要敘述。

案例1：袁家村的發展與復興。袁家村是關中文化與鄉村旅游結合的優秀范例，從名不見經傳到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袁家村的集體主義、社區營造、社區治理與內源性發展等逐漸受到學界的青睞，有學者將袁家村發展旅游業以來的階段稱為“公天下”①黃鑫,鄒統釬,儲德平.旅游鄉村治理演變機理及模式研究——陜西袁家村1949—2019 年縱向案例研究[J].人文地理, 2020, 35(3): 93-103.。袁家村的公共性實踐主要表現在集體主義文化的強化，進而是人與人之間的強大凝聚力和人對社區強烈的歸屬感。具體體現在產業發展過程中對原料的統一采購、統一監測，在分配體系上的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在社區營造與社區治理過程中社區成員之間的互動互助互惠，在生態保護與文化傳承、公共社區空間創設方面的人人有責、人人盡責。袁家村的復興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支持與引導和自下而上的社區合力協作共建共享的公共性實踐。

案例2：西安曲江新區的建設與蝶變。曲江新區從落后郊區到成為西安的“城市名片”，走出了一條“文化立區，旅游興區”的曲江發展之路。在文化和旅游產業的蓬勃發展下，西安城市更新也加速了步伐，隨之而來的是基礎設施建設、人居環境改善、區域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幸福?？傮w而言，“曲江模式”是以歷史文化遺產為根本的公共空間與公共福祉的綜合建構實踐。曲江新區以其深厚的歷史文化沉淀為基底，打造了一批旅游者熟知的歷史文化旅游景區，如大雁塔文化廣場、大唐芙蓉園、大唐不夜城等，以“唐”文化為核心的文化旅游助推了西安文化和旅游的興盛，帶動了西安城南的城市整體更新與發展，使曲江成為城市形象的重要構成與旅游目的地的標識符號。以大唐不夜城為代表的開放性公共空間，成為居民和旅游者休閑娛樂和社會互動的場所，也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交匯的場域。該發展模式實質上是對“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方略的深刻踐行，是文旅深度融合的有益且有效的嘗試，顯現出可喜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的公共性效益。

（第一作者系該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第二作者系該院博士生，第三作者系該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收稿日期：2023-12-02）

中國化景觀社會與文旅融合新場景②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鄉村振興戰略下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理論與實踐研究”（22&ZD190）階段性成果。

孫九霞1,2

（1.中山大學旅游學院，廣東 廣州510275；2.中山大學旅游休閑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廣東廣州 510275）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4.01.003

在媒介社會背景下，媒介的力量不斷塑造新型的社會形態和社會關系，也正在重構旅游目的地并改變人們的體驗方式。多元力量形塑著景觀社會的樣貌，并推動文旅融合發展出諸多新場景。我們該如何解讀中國化景觀社會的特質？西方景觀社會理論在中國情境中有何種解釋力和局限性？又該如何理解文旅融合帶來的新動力對“場景社會”的塑造？筆者嘗試結合景觀社會理論、場景理論等相關理論對上述問題予以探討。

一、中國化景觀社會的特征：一種中國式現代化

景觀（spectacle）由法國思想家居伊·德波提出，首次被應用于《廣島之戀》的影評之中，進一步發展為景觀社會（spectacle society）理論。德波指出，“在現代生產條件無所不在的社會，生活本身展現為景觀的龐大聚集，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部轉化為一個表象”③居伊·德波.景觀社會[M].張新木, 譯.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3.。景觀社會延續馬克思有關商品社會的思想，提出景觀社會概念，旨在剖析資本主義和大眾傳媒所共同塑造的虛假的、表象化的、消費化的新型社會關系，并進一步推至消費社會、符號社會等不同類型的社會形態。在西方社會文化語境下，景觀社會透露著對資本、技術、意識形態等現代性力量的多角度指摘和反思性批判。

與西方社會不同，中國的現代性是根植于本土傳統文化的現代性，中國式現代化既發揮了自身文化優勢，又保持了文化獨立性和多樣性。因此，除了技術理性和意識形態雙重邏輯之外，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路徑下，尚且存在第三重邏輯——基于中國媒介社會和社交媒體實踐的底層邏輯。這一底層邏輯生發自紛繁復雜且生動鮮活的日常生活之中，由此呈現出一幅迥異于西方的中國化景觀社會圖景，體現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形態。在中國化的景觀社會中，信息的傳播權力被下放至尋常百姓，催生出不同于西方的新型景觀社會，具體表現為以下兩方面的典型特征。

1.“有主體”且“草根化”的景觀社會

從個體層面來看，多元化的媒介平臺為不同群體提供了紛繁復雜的影像信息，建構出與現實世界交融的媒介世界?，F實世界與媒介世界既非完全脫節，亦非“真-偽”二元對立。相反，在中國化景觀社會中，人的主體性同時嵌套在虛實世界之中。德波和凱爾納等批判學派認為現代人在媒體現實面前變得麻木進而自覺或不自覺地認同某些非真實現狀①劉揚.景觀社會的媒介立場[J].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1):167-173.，是“無主體”的世界，景觀社會創造并滿足著現代人的異化需求。事實上，個體與媒介處于互依互構的關系之中。一方面，個體創造和生產著媒介內容，賦予媒介特定的意義和屬性；另一方面，媒介干預和重塑著人們的生活方式，賦予個體以無形權力。在“人人都是生產者，人人都是使用者”的媒介社會中，媒介資本的易得性和可積累性為個體平等賦權和主體性塑造創造了更多可能。這一點在遍在性的電商、直播秀場、平臺等場域體現得尤為明顯。2016 年抖音的興起極速推進了大眾化的旅游內容創作，迎來短視頻的井噴式增長。以抖音為代表的短視頻媒介賦權于草根型的普通用戶，打破了名人精英壟斷圖像內容生產的不均衡結構。與此同時，個體生產媒介內容的主體性和自主性更強，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受制于資本支配的一般民眾的被動局面。

2.邁向“審美”與“真實”的景觀社會

從社會層面來看，隨著文化消費增長、品質化消費崛起，文化元素越來越融入日常生活，營造出消費社會的新場景。場景營造日趨成為一種新風尚，同時泛審美化趨勢也日益明顯，高品質的日常生活景觀得以再生產。在媒介社會背景下，高品質、審美化的文化場景誘使個體主動呈現和分享日常生活，不斷生產媒介內容，帶動了社會生活的“煙火氣”與自我日常的本真性回歸。具體而言，一方面，現代城市中逐漸消失的“附近”，轉而以城市露營、city walk（城市漫步）、菜市場旅游等充滿煙火氣的新形式回歸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現代鄉村也日漸借助“線上社區”與短視頻等媒介再現鄉村“非表征的日常生活”。盡管資本支配制造的異化景觀和表象世界無法避免，但媒介社會下卻再也無法剝奪底層民眾制造媒介化景觀的自主性和能動性。相反，正如“中國瑜伽村”老人在網絡上的出圈，越來越多的民眾愿意在媒介平臺上主動展演日常生活，實現了日常生活在虛實雙重場景中的疊加。

二、中國化景觀社會中的文旅融合：文旅場景的創新

景觀是媒介社會的本質，中國化景觀社會體現出一種不同于西方自由主義社會中媒介與社會、媒介與文化、媒介與人的純粹關聯，而是將媒介的生產性與消費性同時嵌構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中。相對于商品社會與消費社會帶來的異化、物化與景觀霸權，文旅融合調和著上述“社會發展”的無主體性、擬真性和非對話性。尤其是隨著中國休閑度假時代到來，新的旅游需求和消費業態持續躍升，技術手段不斷更新，媒介正在制造新型的旅游景觀。在此背景下，文旅融合逐漸演化成一道人文景觀，這種迭代演化的趨勢形塑出了愈加多元的文旅融合場景。

1.文化消費推動生產與消費的場景融合

文化消費增長呼喚文化活動和舒適物的強力供給，創造了場景塑造的新需求，同時為旅游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文化動力。場景作為一種社會空間和物化的資本力量，在主體、活動、設施供給和聚集的不斷循環中發展而成，并依據主體、活動和設施的不同組合將旅游目的地切分為差異化的場景。這些連綿不絕的場景延長和豐富了游客在時間與空間層面的體驗與消費。如西安大唐不夜城作為典型的夜間文化消費街區，雖是一條僅有2.1 km 的步行街，但街區內部不斷迭代升級的文化場景為游客制造了豐富多元的互動體驗可能性。文化場景吸引游客融入消費空間，塑造著該空間特定的文化風格，而這恰恰又成為文旅融合的根本所在。

2.品質化生活方式驅動美學場景塑造

對品質化生活方式的追求推動文旅場域的場景營造逐漸走向美學范疇，從而實現對游客的吸引和集聚。李澤厚指出，“人們要游歷，要觀賞自然美，要游玩在大自然中，人們要美化生活，從外表到內心，都希望符合美的要求”②李澤厚.美學三書[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416.。目的地的舒適物風格體現出人們對于特定生活方式的追求。一個充分發展的文旅場景不僅能為居民帶來創造新生活方式的動力，也能“形塑”居民的生活方式。當下大量舒適物移民、生活風格移民或生活方式移民出于對品質化和審美化生活方式的追求，而在云南大理、廣西陽朔等地集聚，營造了全新的文旅融合場景和社會融合局面，同時賦予旅游目的地生活方式移民一種新的地方文化情境。

3.文旅融合場景日趨成為一種新“界面”

媒介社會中，個體無法脫離媒介而存在，其閑暇、娛樂、生活在時間、空間維度上均受到媒介的解構和重組?，F實空間和媒介空間同為人們構筑了交往模式和社會信息傳播模式，同時使得游客體驗方式以及人地關系發生變化。數字媒介和新媒體消除了面對面交往與中介交往之間的差異，引發了許多新的社會場景出現。因此，當游客沉浸在文旅融合場景之時，也會通過攝影攝像或實時的動態交互而即時性生成“線上文旅場景”，使文旅場景轉變為一個動態的界面空間。如正在陽朔觀看《印象·劉三姐》演出的某位游客同步與家中親人連接視頻，使得具身體驗的場景空間疊加了媒介空間，同時旅游體驗時間也被疊加以媒介屬性，游客的“具身時間-場景空間”與“媒介時間-體驗空間”共同交織并建構了獨特的景觀社會。

三、結束語：景觀社會與場景社會疊加的旅游現代性

盡管德波的景觀社會理論具有較強的批判性，但也必須承認，該理論有著一定的時代局限性，對當今社會現象尤其是劇烈演化的中國媒介社會的解釋力受到限制。繼德波之后，凱爾納基于美國本土的理論素材對“景觀社會”進行去語境化理解，將其奇觀本身看作各種話語沖突的場域，提出“媒體奇觀理論”①道格拉斯·凱爾納.媒體奇觀:當代美國社會文化透視[M].史安斌,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19-21.。有別于凱爾納的去語境化理解，在中國化的景觀社會中，鑒于從經驗個案到宏大敘事的復雜性和豐富性，我們需要對“景觀社會”進行再語境化理解，并結合文旅融合的新動力，辨析中國本土化的場景社會及理論方向。新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克拉克正式提出場景理論，從文化動力角度打開了后工業時代城市發展和產業轉型的思路②丹尼爾·亞倫·西爾,特里·尼科爾斯·克拉克.場景:空間品質如何塑造社會生活[M].祁述裕, 吳軍, 譯.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24.，其認為城市發展的文化動力促成了場景的形成，并且城市公共政策與場景之間相互塑造。然而，當前旅游學界有關景觀社會、場景理論的討論尚且不多。筆者認為，學界有必要立足于中國化的景觀社會圖景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在延續景觀社會、消費社會、媒體奇觀等學術脈絡的同時，將“景觀”轉向建構性視角，構建場景社會理論。在整合舒適物、生活方式、生活美學等相關研究的基礎上，一方面從文化動力出發，為文旅融合場景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切入點，另一方面為當下尚未形成定調的旅游媒介文化研究奠定思想基礎。

（作者系該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收稿日期：2023-12-02）

文旅深度融合的現實困擾與政策響應

戴俊騁

（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文化經濟研究院，北京102206）

1993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旅游局的文件《關于積極發展國內旅游業的意見》，首次從國家政策層面將文化和旅游聯系到了一起，其后，國家在文化和旅游融合領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③宋子千.從國家政策看文化和旅游的關系[J].旅游學刊,2019,34(4):5-7.。2018年2月，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決定組建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融合邁出了實質性一步，從業界到學界開始真正關注文化和旅游融合。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審視當前文旅融合的發展實踐，文化和旅游融合初見成效，從理論到實踐層面均有所呈現，但面對統計、科技、資本、空間、人才等現實瓶頸，單純依靠文化和旅游部門及參與主體自身無法輕易解決，要在更大范圍尋求統籌合作，從現有文化和旅游領域的“文旅融合”向更廣范疇、更多主體、更深層度的“文旅深度融合”切實邁進。

一、統計標準之惑

從統計分類標準來看，當前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分別按照《文化及相關產業統計分類（2018）》和《國家旅游及相關產業統計分類（2018）》進行統計，兩個統計分類中有部分是交叉的?！段幕跋嚓P產業統計分類（2018）》中的文化娛樂休閑服務中，包括旅游產業范疇的娛樂服務、景區游覽服務、休閑觀光游覽服務等；《國家旅游及相關產業統計分類（2018）》中包括文物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博物館等其他旅游游覽，文藝表演旅游服務、表演場所旅游服務、旅游室內娛樂服務等旅游文化娛樂等?，F有兩個標準中存在指向同一對象卻存在不同表述的情形，對于文化和旅游融合領域的統計標準和口徑缺乏規范。且緣于2000 年至今各部門各地發展實踐過程中關于“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等表述形成的路徑依賴，即使中宣部、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關于加強和規范文化產業統計工作的通知》（國統字〔2018〕58 號）后，不少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文件中仍然有各種不同的表述。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統計領域部分指標存在“縱向不可加，橫向不可比”的問題。

筆者建議，一是加強與統計部門溝通，加快出臺新版文化及相關產業和旅游產業及相關產業的統計標準，方法上可以考慮文化和旅游領域依然分別進行統計，也可以考慮制定相對統一的“文化和旅游產業及相關產業”統計標準，但都需要充分吸收近幾年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實踐，加強兩個領域的對標對表，規范統計標準口徑。二是繼續強化從國家到地方統計標準的統一，不僅是進一步厘清文化和旅游產業的內涵和邊界，還包括對“文化娛樂及教育消費”“旅游消費”“游客旅游花費”“居民旅游消費支出”等類似指標的統合，讓不同尺度的地方統計數據之間真正可比。三是強調大數據與傳統統計方法相輔相成，加強抽樣調查力度，特別對于文化和旅游融合領域加強統計研究，擴大融合領域的統計抽樣調查樣本量和大數據技術手段介入，優化大數據處理和建模方式，實現對文旅融合的有效刻畫和測度。

二、科技賦能之惑

科技是推動文化和旅游融合的重要抓手，正深刻地影響著從創作生產、內容傳輸到消費體系的文化和旅游產業全鏈條環節，也對傳統文化和旅游企業產生巨大的沖擊?？萍计髽I依托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虛擬現實、5G、8K 技術將文化和旅游主體變成落地的場景，文化和旅游企業由于缺乏核心技術，容易成為科技企業的附庸。其中，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erated content，AIGC）帶來的版權問題對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沖擊最為明顯，目前文旅融合最為重要的模式是依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轉化生成的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IP）的創新創意路徑，如果知識產權存在爭議，則會對轉化利用產生負面影響。2023 年8 月15日起施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涉及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教育部、科學技術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盡管文化和旅游部并未參與，但政策中提及“國家對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從事新聞出版、影視制作、文藝創作等活動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對于最為敏感的文化內容生成領域顯然會有專門的規定。同時，國家大數據體系建設如火如荼，已經成為貫通串聯文化和旅游產業的核心紐帶。從產業鏈角度看，上游經過采集、清洗、確權后的各類優質文化版權，通過交易流通，在下游的各類文化和旅游運營主體中得到落地轉化。目前推進過程中的挑戰還是政府部門間的“數據孤島”依然存在，文化領域較為明顯。一方面，文化和旅游產業涉及宣傳、文旅、廣電、文物等部門系統，即使在國家統計局內部也分屬貿易外經統計司（旅游）、社會科技和文化產業統計司（文化）兩個不同部門。另一方面，不同文化遺產收藏于不同級別、不同類型的文化機構，不同機構分享數據的意愿不足，即使某些領域進行了數據整合共享，但也只是形式整合共享、部分整合共享和片面整合共享①袁剛,溫圣軍,趙晶晶,等.政務數據資源整合共享:需求、困境與關鍵進路[J].電子政務,2020(10):109-116.。

筆者建議，一是充分發揮文化和旅游企業主體能動性，自設研發機構或與科技企業合作，推動文化和旅游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圍繞文旅融合的各類應用場景，推動適用技術迭代和產品創新，打造數智文旅沉浸式體驗空間。二是對于新技術還是要秉持包容審慎的態度，保證發展和安全并重。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領域，待新聞出版、影視制作、文藝創作領域的專項規定出臺后，推動相關行業組織、企業、教育和科研機構、公共文化機構、有關專業機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創新、數據資源建設、轉化應用、風險防范等方面展開充分協作。三是積極落實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與國家數據局協調統籌、形成合力，切實推進全國數據要素統一大市場建設，建設全國性的文化和旅游數據交易市場，覆蓋登記、掛牌、交易、交付、清結算和憑證發放6大業務環節，打通文旅深度融合的數據瓶頸。

三、資本進入之惑

2012 年，文化部出臺《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文化領域的實施意見》（文產發〔2012〕17號），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國有文藝院團轉企改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文化產業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對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貿易，確定了民間資本在文化領域的投向框架。2023 年11 月初出臺的《關于規范實施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新機制的指導意見》（國辦函〔2023〕115 號），及其附件《支持民營企業參與的特許經營新建（含改擴建）項目清單（2023 年版）》中明確了應由民營企業獨資或控股的項目包括旅游農業、休閑農業基礎設施項目和旅游公共服務項目。但對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領域仍然遵循《關于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國發〔2005〕10 號），在文旅融合背景下，非公有資本在文化和旅游產業領域仍有市場準入壁壘，“能進的不想進，想進的不讓進”，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深度融合”的積極性。而以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文化館等為代表的公益一類事業單位，由于涉及的基本公益服務不能或不宜由市場配置資源，采取全額財政撥款，即使占據相對優質的文化資源，也缺乏開展經營活動的積極主動性。如開發和經營文創產品時，在知識產權授權與保護、賬務處理與分配使用等方面仍存在問題。由于文化和旅游領域的投資普遍回收周期長，且文化無形資產估值仍缺乏標準，不同主體營收分配和風險分擔機制也尚不完善，在文化旅游融合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方面仍缺乏操作細則。

筆者建議，一是結合最新文件精神，加快對《在文化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指導意見》（文旅產業發〔2018〕96 號）的修訂，專設文旅融合類PPP項目操作細則，從項目識別、立項、投標、建設、運營及調整建議、爭端解決等各個環節，進行政策具體實施細節的解釋、指導和把控。二是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針對國有文化單位主動性不足的問題，堅持“雙效統一”，明確實施細則，探索PPP 與特色IP 特許經營相結合的模式，鼓勵設計入股、融資租賃等各類模式創新，突破傳統發展思路，將國有公共文化服務空間切實拓展為文旅深度融合的試驗田，在文創產品開發經營基礎上謀求更為多元的運營模式。三是建立健全更為多元化、多層次、多渠道的文化和旅游產業投融資體系點，鼓勵和支持文旅企業借助資本市場做大做強。

從2010年開始，因為農村改造工程自身的持續發展，試點范圍也開始不斷擴大到西部地區。我國的資金補助也在持續地提高，農戶危房改造所得到的補貼金額也在不斷提升。當前，我國各省市地區使用在農村危房改造的資金基本上都是與中央資金進行配套而形成的。省、市、縣三級政府共同提供的補助資金也遠遠超出了中央所給予的補助資金，在當前農村危房進行改造過程中，地方政府投入了非常多的財政資金，并且將這些資金使用在農村危房的改造上，使當前我國農村危房改造獲得了非常好的效果[2]。

四、空間利用之惑

隨著文旅融合的深入發展，景區、度假區、主題公園、動漫基地、藝術園區、文創園區、休閑街區、文旅特色鎮（鄉）等空間形態愈發多元。國家對此在各級旅游景區、旅游度假區、旅游休閑街區、文化產業示范園區、夜間文化和旅游消費集聚區、鄉村旅游重點鎮（鄉）評定中都完善了文旅融合的相關評定指標，但在實施過程中容易出現“重旅輕文”“重產消輕文化”，將文化窄化為品牌打造或文創業態活動，未發揮文化對空間的真正賦能作用。且在用地類型上，目前的《國土空間調查、規劃、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類指南（試行）》（自然資辦發〔2020〕51號）明確了專門的文化用地和娛樂康體用地，文化用地明確為圖書、展覽等公共文化活動設施用地，娛樂康體用地明確為各類娛樂、康體等設施用地。前者屬于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用地，后者為商業服務業用地，使得文旅融合在用地規劃中就存在公共文化服務與商業服務間的利用壁壘。在推進過程中，工業用地上老舊廠房改造利用仍為目前產業發展的空間常態，盡管從國家到各級政府都出臺了系列政策舉措，但土地性質轉變難、改造空間注冊難、部門合規審批手續難等問題依然存在。土地性質制約的現象，如容積率低、限高、建筑形態限制等問題仍然是文旅融合項目發展的阻力。鄉村集體建設用地發展文旅產業，前期可能會面臨長期租賃或購買村民院落的糾紛，后期將面臨集體建設用地引進非集體所有制企業過程中的政策障礙。

筆者建議，一是加強與自然資源部門、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門的統籌協調，在現有各類文化和旅游發展空間政策中有關土地保障政策基礎上，針對各類文旅空間出臺系統的土地使用導則。二是針對文旅引導型的城市更新利用項目出臺相應的文化和旅游綜合利用實施細則，定期由國家出臺典型經驗做法，為項目推進過程中遇到的共性問題提供指導和參照。三是在文旅空間運營過程中，避免文化“有而不用”，不是說明該空間是否有文化，而是要突出該文化被真正轉化利用，讓文化真正貫穿在整個空間的建設運營過程中，應用到空間環境整治、業態設計、服務提供和管理提升的全鏈條。

五、人才培養之惑

目前，不少高校在旅游管理專業和文化產業管理專業中均分別設置了“文化旅游”相關方向，并在課程體系建設上體現了融合的特征，兩大專業的教學科研交流也日漸頻繁。但受制于類型技術基礎上的專業分工思路，實踐中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蓬勃需求在專業設置上并未得到充分響應①明琰,傅才武.“新文科”背景下我國文化產業學科的困境與出路[J].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34(1):31-43.。兩個專業學科培養層級制約了學科融合發展的自主性。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中，兩個專業并未出現在同一級學科目錄，旅游管理類（1209）與工商管理類同為二級目錄，文化產業管理專業（120210）則為工商管理類下的三級目錄。此外，還呈現出專業設置“倒掛”的現象，無論從學理還是實踐層面，文化產業范疇更大，但專業目錄層級卻較低。在原《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 年頒布，2018 年修訂）基礎上編制形成的《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 年）》中，仍然僅有旅游管理專業碩士學位（1254）可以授予，文旅融合也未在“交叉學科門類”得到充分體現。數字文化產業專業碩士目前仍然在試點階段，亟待在更大范圍推廣。

筆者建議，一是與教育部門加強溝通，以“任務帶學科”，在文旅融合發展實踐急需領域進行教學探索，從文旅空間運營、文化遺產保護和開發、數字文創、旅游演藝、文博創意開發、文旅小鎮建設、節慶活動、民族文化旅游、宗教文化旅游等社會迫切需求的方向優先切入，在文化和旅游一級學科目錄上尋求突破。二是在“新文科”建設模式下，繼續深化和擴大數字文化產業專業碩士試點，探索管理學、藝術學、信息科學多學科融合交叉的人才培養模式。三是迫切需要利用國家設立“交叉學科門類”之契機，突破類型技術基礎上的專業分工思路，增設文化與旅游交叉學科學位授權點，為文旅深度融合提供人才動能。

（作者系該院副院長，教授；收稿日期：2023-12-03）

現代信息技術與文旅融合新途徑

李 淵，梁嘉祺

（廈門大學建筑與土木工程學院，福建廈門361005）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4.01.005

自文化和旅游部組建以來，文旅融合發展成為學界、業界的共識。在供給側，現代信息技術為文旅融合發展提供內驅力，使“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目標在更廣范圍、更深層次、更高水平上得到探索與實踐。在需求端，文化與旅游消費者對產品和服務的文化內涵、體驗質量、消費價值等有了更高要求，旅游目的地面臨著更復雜的規劃管理、行為調控、市場營銷等。2023 年11 月1 日發布的《國內旅游提升計劃（2023—2025 年）》明確提出，要“加快智慧旅游發展，培育智慧旅游沉浸式體驗新空間新場景”“推動科技賦能旅游，進一步推進新技術在旅游場景廣泛應用，提升旅游產品和服務的科技含量”“大力推動博物館等文博場館數字化發展”“采用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加強市場動態監測和數據科學治理”等?？梢?，現代信息技術在文化資源的數字管理與闡釋、旅游行為的動態監測與調控、融合成效的智能評估與優化方面具有較大的現實需求。文化和旅游既要實現理念、職能、資源和業態的深度融合，更要探索現代信息技術與文旅融合的新途徑，實現文化和旅游的技術融合。

一、文化資源的數字化管理與闡釋

在文旅融合過程中，文化資源能夠通過多種方式塑造旅游產業，包括文化本身作為旅游吸引物的資源轉化，文化活動作為體驗內容的業態轉化，文化作品賦能旅游目的地的產品轉化等；其實質是文化資源面向旅游者的再生產與再創造。旅游作為展現文化活動、現象、內容的特殊形式而成為文化表征的載體、文化傳播的媒介和文化外延的渠道。因此，文化資源是文旅融合發展的前提條件，文化資源的管理應當更加準確、高效，文化資源經由旅游的展現方式應當更加多維、多元。

文化資源的數字化管理可以通過多種技術實現。在城市及更大的空間尺度上，無人機低空遙感、地面雷達遙感、衛星高空遙感等遙感技術與傾斜攝影等測繪技術提供了大尺度、高精度的物質空間測量，并經由掃描、繪制實現數字存儲與可視化。此外，實景三維技術能夠基于真實場景的三維掃描，將一定尺度范圍內人類的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以數字形式進行時序化、立體化、動態化表達，形成基于實景的三維數字環境。這類技術為歷史城鎮、文化名城、傳統村落等文化空間物質形態的數字化存儲與保護提供了途徑。在景區及建筑單體尺度，借助三維地理信息系統（3 Dimension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3D GIS）、三維激光 點云（3 Dimensions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3D LiDAR）、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BIM）、遺產建筑信息模型（heritage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HBIM）等技術能夠實現空間及其要素的精細化建模與數字化管理。結合測繪與數字化建模、現代化管理系統與互聯網技術，旅游目的地得以在全域旅游、城市旅游、景區旅游等不同尺度進行管理與運營實踐，例如杭州市智慧文旅服務平臺、麗江古城“智慧小鎮”、故宮博物院“智慧開放”項目等。對于遺產、遺址、遺跡、文物等具有保護要求的文化資源，數字化建模使已損毀、已消失的歷史場景得以復原、再現和保存，使不同歷史階段、文化內涵、保存形式的文物資源能夠在統一的數據庫中進行存儲與展示，例如長城虛擬修復、云游敦煌、數字器庫等，旅游者借助網頁、App、小程序、穿戴設備等得以觀賞和體驗。

在文化資源的數字化闡釋方式上，現代信息技術提供了基于物質空間、文化空間創造的信息空間。信息空間為傳統技藝、表演藝術、民風民俗、歷史事件等非實體文化資源提供了多維度、多元化的闡釋方式。例如在實景再現或自主創造的虛擬環境中，虛擬旅游使人物、事件、技能等與文化資源相關的構成要素得以相互組合，呈現具有特定社會屬性的民俗活動、特定時空情境的歷史事件等，為旅游者提供沉浸式的數字文化空間。在這類特殊的文化空間中，旅游者與文化資源的交互存在更多可能性。例如結合“劇本殺”“幻影秀”“全感劇場”等新興的旅游方式，旅游者可以在虛擬空間中扮演某個特定歷史人物、親歷某個特定歷史階段和社會活動，或通過與虛擬人物的交互獲得與文化資源相關的信息。此外，文化旅游目的地還可借助增強現實、混合現實等技術實現文學內容的景觀實體化。

二、旅游行為的精細化監測與調控

文旅融合創造了主客體關系的新模式，文化客體與旅游主體間通過旅游行為相互連接進而實現深度融合。旅游者行為不僅是“人-地”交互的動態結果，也是“人-人”交互的動態過程。從他者視角，旅游者的行為包括可被觀察的（如足跡、動作、表情等）和不可被觀察的（如情感、知覺、認知等）。從旅游者的自我覺察角度，旅游者行為包括有意識的（如決策、購買、語言等）和無意識的（如汗液分泌、血氧變化、神經活動等）。這類可觀察的、有意識的行為可以被認為是旅游者的外顯行為，而不可被觀察的、無意識的行為則是內隱行為。外顯行為中，旅游者的時空足跡受到廣泛關注，旅游流的監測也是目的地管理中的重要一環。傳統研究通過行為觀察法從他者視角進行測量或由旅游者繪制認知地圖進行自我報告。隨著高精度衛星導航數據和面向個體位置大數據的興起，基于數字足跡的旅游者行為研究成果日漸豐富。手持定位設備、戶外運動軟件、地理大數據服務平臺、手機信令、WiFi等為獲取精確的足跡行為提供了多種數據源，GIS技術、計量模型、仿真模擬等能夠輔助解決行為模式、選擇偏好、人流模擬等多種決策分析。

然而，個體行為發生是一個時空動態過程，單一的時空足跡無法解釋行為發生的信息獲取、認知加工、行為決策等微觀過程。對于行為中的內隱部分，傳統方法借助問卷量表、圖示等由旅游者進行自我報告，從而獲取旅游者的情感、認知結果等有意識的心理評價，但這種方法難免具有主觀性。隨著以眼動儀為代表的人因實驗設備的輕量化、便捷化，微觀行為數據可獲取性得到提升。眼動、腦電、皮電等生理監測技術使行為發生前、中、后的神經生理活動得以被識別、監測和分析，基于認知心理學的理論為生理指標分析提供解釋，兩者結合的認知神經科學及其在旅游中的技術應用推動了旅游者行為從外顯規律到內隱特征的微觀量化。在方法上，結合眼動、腦電、皮膚電等人因數據和傳統問卷調查的研究方法被廣泛接受，這類方法兼顧了客觀生理的數據統計和主觀認知的信息獲取，為探究外顯行為與內隱感知的相互聯系提供有力的數據支撐。

文化體驗的核心是“沉浸”與“喚醒”，文旅融合的前提不僅是旅游目的地對文化資源的深度挖掘與多元闡釋，而且取決于旅游者個體對文化、藝術、歷史和科學等信息的感知與價值的認知。旅游目的地對文化資源的闡釋方式如果無法激發旅游者的感知、情感、態度、價值觀等，其所形成的文旅裝置就缺乏“喚醒”功能，難以實現“增強和彰顯文化自信”“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的長遠目標。然而，當前旅游行為中的文化感知主要通過旅游形象、品牌、景觀等媒介進行測度與評價，大多沿用傳統的問卷調查方法。文旅產品及旅游地內含的文化屬性、特征、氛圍、意義、價值等如何被感知仍然缺乏精確的微觀量化，文化感知的神經生理機制、認知心理評價與行為決策過程有待探究。

三、文旅融合的智能化評估與優化

現代信息技術賦能文旅融合高質量發展，不僅需要推動供給側改革，更需要關注需求端的滿足。文旅產品和服務的品質、文旅融合的成效、文旅市場的動態監管和數據科學治理、旅游者對文旅融合新做法的態度與評價等，都需要進行智能化的評估。傳統評估方法包括借助問卷測量滿意度、體驗感、文化認同感等，或借助訪談和民族志等方法深入了解旅游者對文旅融合的主觀感受與評價。信息化時代，互聯網提供了旅游者自主報告的開放平臺，旅游者們通過多種網絡社區或線上服務平臺發表與旅游經歷、體驗相關的文字、照片、視頻等內容，形成了豐富的用戶生成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UGC 數據提供了大量的、多類型的文化資源對象、旅游者行為數據和主觀評價內容，對這類數據的動態監測與分析使當地政府、目的地管理方、旅游產品供應方等多方主體能夠及時掌握市場需求，對當前提供的文旅融合產品與服務進行智能評估，快速識別供需間的突出矛盾并提出解決方案。

對于評估結果的優化，現代信息技術提供了多種科學模擬方案。一方面，基于現有足跡行為數據，可以結合仿真模型進行模擬預測。例如在人流監測與調控方面，當人流超過預警值或在某個區域內出現了過度擁擠時，借助多代理人模擬等方法模型可以預測調控后的人流分布，從而高效確定最佳調控方案。另一方面，基于網絡文本、攝影圖像等大數據可以高效獲取旅游者感興趣的內容、滿意的產品與服務、不滿或需要改進的對象等；同時，結合消費數據可以評估正向反饋所能提供的經濟收益或負面影響可能造成的經濟損失。以此類數據組合為基礎，建立計量模型或仿真模型可以量化效益值，找到投入產出比和效益最佳的優化方案。此外，結合行為偏好分析方法與虛擬仿真實驗，旅游者可以自主選擇個體偏好的空間場景或做出行為決策，從而得到旅游者需求角度的多種優化方案，并預知優化后的效益。這類實驗可以同時結合眼動追蹤、生理測量等人因實驗設備和問卷量表、深度訪談等對旅游者的體驗過程、生理心理反饋、主觀感受進行測量，更微觀、精確地理解旅游者的行為決策過程與偏好成因，明晰行為的發生機制。

現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催生了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erated content，AIGC）的大量涌現，從DALL-E 2、Stable Diffusion 等AI 圖像生成模型，到以ChatGPT 為代表的智能對話，人工智能正在加速實現從感知內容到生成內容。在建筑、規劃、藝術等領域，AIGC 作為創作輔助工具，形成了人機智能協同創作的新模式。在文旅融合語境下，AIGC 可以支持多類型數據和信息的轉換（例如UGC數據中旅游者需求的理解和信息轉換），實現旅游規劃、體驗設計、營銷方案等的自動生成，空間模型、計量模型等的快速創建，為文旅融合的智能評估與優化提供新的技術工具和方法。然而，在使用中也必須正視AIGC 的工作原理；生成式AI借助深度學習從海量數據中生成大模型，這意味著它的生成方式是基于數據的，生成結果取決于使用者給予的訓練數據。此外，文旅融合中“文”的部分往往存在難以量化的要素，文化的體驗和解讀常常因人而異，生成式AI的理解和表達不一定適用。以詩詞為例，AIGC 的創作主要基于字詞的釋義、句子的組合方式、語言的風格等，特定的歷史背景、創作者的人生經歷和人物性格、創作目的等需要通過一定的指令去預設，這就依賴指令方的經驗而具有主觀性。

四、總結與展望

隨著Y 世代、Z 世代和α 世代的消費群體代際更迭，物質空間、文化空間、信息空間的三元空間格局邊界弱化，現實空間與賽博空間交疊。新時代下的文化資源闡釋需要以更開放、更包容的視角開展多樣化創新，旅游目的地所創造的三元空間應當提供情感綿延和時空想象，從而“喚醒”文化認同感與文化自信，并借助旅游者的跨區域流動促進文化傳播。文化是文旅融合的靈魂，旅游是文旅融合的載體，技術是促進文旅融合的輔助工具。評估文旅融合的成效不僅需要考慮經濟效益，更要保障文化的真實性、準確性、可持續性。任何新技術的應用與模式的創新，都應批判與包容并存、探索與反思共進。

（第一作者系該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第二作者系該院博士研究生；收稿日期：2023-12-02）

中國式現代化情境下的旅游高質量發展理論研究①本研究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民族地區旅游減貧與傳統村落文化振興的耦合路徑研究”（19BSH154）階段性成果。

李柏文1，郭 凌2

（1.北京聯合大學旅游學院，北京102200；2.四川農業大學商旅學院，四川成都611830）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4.01.006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即在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過程中，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②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在中國式現代化情境下開展旅游高質量發展的理論探索，既是創新旅游新知識的必然使命，也是旅游研究與行業發展響應國家戰略的主動選擇。

一、中國式現代化情境下旅游高質量發展理論研究的價值導向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不僅基于人口規模巨大的現實國情，服務于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同時也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選擇③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 習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的報告（摘登）[N].人民日報,2022-10-17（002）.。中國式現代化為旅游高質量發展創造了機遇并提供了價值導向，具體呈現在5個方面。一是“人口規模巨大”，意味著巨大的人口基數為旅游業提供強大的市場潛力①王兆峰,王金偉,王梓瑛,等.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理論內涵與科學議題[J].旅游導刊,2023,7(1):1-18.，中國式現代化情境下的旅游高質量發展應滿足大眾旅游的切實需求。二是“全體人民共同富?！?，明確了旅游高質量發展的“為民”方向，蘊含了通過旅游發展滿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共享旅游發展成果的價值追求。三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指引了旅游高質量發展應當加大優質旅游產品和服務的供給，通過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增進人民的幸福感、滿足感，實現物質與精神“雙豐收”。四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強調了在綠色發展觀念下，旅游高質量發展將轉向高效、節能和環保的新型文旅產業，從而具有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巨大優勢。五是“走和平發展道路”，則是要求旅游高質量發展要“挖掘中國傳統、講好中國故事”，通過國際合作與海外推廣，肩負“傳播中國文化、塑造中國形象”的使命擔當。因此，中國式現代化為旅游高質量發展創造了時代機遇。

二、中國式現代化情境下旅游高質量發展理論的多重研究維度

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布局，為旅游研究者提供了旅游高質量發展的新視角，旅游高質量發展的理論研究也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做出獨特貢獻。旅游高質量發展既要遵循旅游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同時也要兼顧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第一，在政治維度上要“堅持黨的領導”。旅游產業有條件全面發揮對經濟增收、社會穩定、文化繁榮、生態文明建設的積極帶動作用，助力國家“五位一體”戰略布局的實現。第二，在經濟維度上追求“兩個高度發達”。生產力與經濟的高度發達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基礎②郭熙保.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推進質與量高度統一的發展[J].經濟評論,2022(6):18-20.。旅游高質量發展一方面有低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收入分配正義的特征，另一方面具有智慧技術賦能、科技創新推動等支撐，并通過推動國家經濟總量與個體收入的可持續增長，努力推動生產力與經濟的高度發達。第三，在游客維度上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推動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立足點”，也是落腳點。旅游的高質量發展，應把握游客對美好生活的現實需求，堅持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旅游成果的主體地位，應尊重人民群眾創造性利用自然、文化、數字等文旅資源的各類成果。第四，在旅游生態系統構建的維度上達到“兩個平衡”。旅游高質量發展既要平衡好政府、企業、社區、游客等多方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還需平衡好旅游產業內部，及旅游產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效益關系。第五，從文化的維度上要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即推動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③李捷.新時代成功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意義和理論意義[J].人民論壇,2022(20):56-60.，明確了旅游高質量發展的文化新方向。此外，還有社會的維度、生態的維度等眾多研究維度可以開發。

三、中國式現代化情境下旅游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體系

中國式現代化是國家的戰略，旅游產業則是通過具體行業實踐踐行中國式現代化戰略。由于對中國式現代化、旅游產業發展的研究歸屬于不同學科領域及其交叉領域，在中國式現代化情境下旅游高質量發展的理論研究，應把助力中國式現代化作為目標，把旅游高質量發展作為核心主題，積極開展理論探索與創新④張鵬楊,王艾嫵.國內旅游高質量發展研究進展與熱點前沿——基于CiteSpace的可視化分析[J].云南地理環境研究,2021,33(5):1-7.，構建新的理論體系。

1.理論研究架構

理論研究一般遵循“概念界定-學理研究-實證研究-政策研究”的總體思路。為此，中國式現代化旅游高質量發展理論研究主要包含以下4個方面內容。一是中國式現代化情境下旅游高質量發展基礎概念界定。對旅游現代化、旅游高質量發展、旅游共富、旅游和平、旅游文明等核心概念進行界定，形成特定的概念體系。二是中國式現代化與旅游高質量發展的學理研究。包括旅游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機制、旅游高質量發展的典型模式、旅游高質量發展的實踐路徑等。三是實證研究。實證研究通過在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提供可驗證的客觀數據與經驗證據，證實學理研究。宏觀層面可建立評估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通過面板數據測評國內各省域，以及中部、西部、東部區域的中國式現代化、旅游高質量發展的協同水平，并進行歸類分析，尋找影響區域差異的關鍵性因素。微觀層面可選擇代表性的案例研究地，從微觀層面總結中國式現代化與旅游高質量發展的寶貴經驗模式、可推廣模式以及預測未來方向。四是政策保障研究。針對實證研究所呈現的中國式現代化情境下旅游高質量發展的不足與未來方向，政府應當側重在頂層設計上明確旅游高質量發展的方向、戰略、方針。同時，在關鍵性政策設計中，圍繞旅游高質量發展的實體經濟培育、金融風險防控、人才隊伍建設、教育體系完善、科技創新與智慧體系應用等關鍵性問題，設計支撐政策，實現產業政策的落地。

2.產出一批本土思想與經典理論

通過中國式現代化情境下的旅游高質量發展的理論研究，力爭產生一批本土原創的中國特色的旅游高質量發展思想與經典理論，諸如在以下幾個理論方向努力有所突破。

1）“旅游共富”是旅游高質量發展的本土思想。近年來，浙江省寧波市積極探索“旅游共富”①李佳霖.浙江寧波江北區探索“旅游共富”[N].中國文化報.2023-08-30(002).，并在《寧波市鄉村旅游助力共同富裕行動計劃（2022—2025 年）》（甬文廣旅發〔2022〕83 號）、《寧波市鄉村旅游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指南》（甬文廣旅發〔2023〕106 號）的指引下，建設成一批鄉村旅游共同富裕示范區、示范村，其核心理念在于通過鄉村農文旅融合與旅游高質量發展推動鄉村全面振興和共同富裕?！奥糜喂哺弧奔匆月糜未龠M共同富裕，是旅游業對中國式現代化戰略總路徑的積極思考與回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有著深厚的文化淵源，孕育于中國旅游業發展的歷史長河，也是旅游高質量發展的落腳點。首先，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對旅游高質量發展的“共享性”提出了硬性要求。其次，中國旅游業漫長歷史發展中孕育了通過旅游促進共同富裕的思想。再次，旅游本身具備富民惠民功能、產業帶動功能、區域經濟和城鄉經濟平衡功能等，因此旅游天然就具有人民共富、產業共富、城鄉共富和區域共富等多重共富方式和渠道?？梢?，“旅游共富”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思想組成部分，是旅游高質量發展的出發點與落腳點，未來可在“旅游共富”思想的基礎上創造性構建出本土理論體系。

2）平臺經濟為旅游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與基礎。黨的二十大報告把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產業根基，2023 年5 月5 日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進一步提出了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要求，其中就包括了融合化、綠色化和智能化。旅游的融合面廣，融合程度深，在國民經濟體系中，少有產業像旅游產業這樣具有兼容性和包容性，旅游通過“+旅游”“旅游+”“文旅+”等模式，與農業、制造業、文化產業的交叉融合，帶動人才鏈、資金鏈等要素的跨產業融合，農業、文化、旅游等產業之間、上中下游的企業之間的高質量協同發展，助力打造內部聯系緊密、外部功能互補的現代化產業平臺。在旅游過程中還會產生融合創新效應，并為其他產業創新新需求、提出新要求、創新新產品、創新新場景等。因此，旅游就像線下的“互聯網”為眾多產業提供了發展的新流量、新機遇和新平臺，為此平臺經濟應該成為旅游高質量發展理論的基礎和核心所在。

3）可持續發展是旅游高質量發展支撐性理論。眾多領域的可持續發展是單維度的，比如生態可持續、社會可持續等，但旅游可持續是多維度的、系統化的和全面性的，它既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的進步，同時也涵蓋環境、資源以及各方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協調與持續發展?？梢?，可持續發展在旅游領域來說具有獨特性，旅游可持續發展是旅游高質量發展的保障，也是旅游高質量發展的標志。旅游高質量發展代表著一種更為深刻的內涵式可持續發展方式。一方面，旅游業通過綠色發展降低資源消耗與發展成本，并促進餐飲、酒店、交通、娛樂、商業等關聯產業綠色化發展，為我國綠色經濟建設持續貢獻力量；另一方面，旅游消費拉動國民經濟循環，并通過“旅游+”和“+旅游”等綜合帶動作用，創造就業機會，促進旅游企業、從業人員、社區等主體增加收入，推動個體、地區以及全社會在經濟、文化和生態等方面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可持續發展理論應該成為旅游高質量發展的支撐性理論②唐任伍,徐道明.新時代高質量旅游業發展的動力和路徑[J].旅游學刊,2018,33(10):11-13.。

總之，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了全面深刻的闡釋，為旅游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明確的方向和實踐指導。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旅游高質量發展不僅承載了人民對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追求，還肩負著滿足人民幸福生活需求的重要使命。旅游產業發展任重道遠，只有準確理解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新背景、新內涵，抓住時代機遇、關鍵問題、聚焦科學問題，才能為中國式現代化與旅游可持續發展凝聚思想動能、貢獻智慧力量。

（第一作者系該院教授，第二作者系該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通訊作者；收稿日期：2023-12-02）

中國式新安全格局保障旅游高質量發展研究③本研究受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校級科研項目一般項目教師系列“中國公益旅游救援體系的理論建構與實施路徑”（20XYJS011）資助。

翟向坤1，蔡克信2

（1.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北京100048；2.四川農業大學商旅學院，四川成都611830）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4.01.007

改革開放至今的40余年里，中國旅游業發展迅速，取得了矚目成績。2023 年旅游業更是進入全面強復蘇的新階段，中秋節、國慶節假期8 天，據文化和旅游部數據中心測算，按可比數據口徑，國內旅游出游人數和旅游收入均已超過了2019 年同期。然而，各種“黑天鵝”“灰犀?！笔录嚯S之而來，增加并放大了安全隱患與風險威脅的復雜性，也為旅游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挑戰。立足于中國旅游業發展的現實情況，統籌好發展與安全的關系，增強旅游企業抵御風險能力，最大限度地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經營者合法權益，追求旅游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同步同頻，已經成為旅游業追求可持續發展的共識。這不僅是對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人民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石”理念的有力踐行，也是對“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及時響應。相應地，這也要求在理論上圍繞中國式新安全格局保障旅游高質量發展進行研究，在實踐中強化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構建強大安全保障體系，順應旅游產業鏈能力現代化的規范提升與持續發展。

一、旅游高質量發展的“安全內涵”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這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基本方略。黨的二十大報告更是深刻詮釋了安全與發展之間的邏輯關系，強調“貫徹新發展理念是新時代我國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必須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

結合黨的二十大報告對旅游高質量發展中應包含的安全內涵提出新要求，同時回顧中國旅游業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旅游業所面臨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續等問題，本質上是旅游高質量發展中的安全性問題的具體表現。這就要求中國旅游業把安全作為根本旨歸，把發展視為解決安全問題的切實路徑?？傮w而言，發展與安全已成為旅游高質量發展的“一體兩翼”，進而與國家推進新安全格局的重大戰略形成呼應。為確保旅游產業體系的安全和韌性，中國需要采取有力措施來保障其正常運行。這是通過確保夯實旅游產業發展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為旅游高質量發展奠定基石，對旅游產業體系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與此同時，旅游高質量發展通過引發旅游產品提升“量變”與旅游質量提高的“質變”，催生出對建設旅游安全治理體系和實現安全保障的新需求，這都需要研究者予以理論的回應。

二、中國式新安全格局下旅游高質量發展的新要求

現階段，以中國式新安全格局保障旅游高質量發展，面臨5個方面的新要求。第一，要求堅持黨對旅游安全保障的絕對領導。辦好中國事情的關鍵在黨，要堅持黨對旅游業發展，尤其是對旅游安全保障的絕對領導，以黨領導下的系統思維、全局性謀劃，匯聚起統籌旅游產業發展和安全保障的強大耦合力。第二，要求清晰認知國內外復雜多變的形勢環境。國際形勢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和快速演變，使得中國旅游高質量發展長期面臨國際關系不穩定、局勢動蕩、地緣政治緊張的新風險，加之國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長存、改革穩定任務繁重的新挑戰，使旅游高質量發展面臨更加復雜多變的環境。第三，要把安全作為高質量發展的基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這一理念強調了在新的安全格局下，旅游高質量發展不僅是保障國家安全的要求，也為國家安全提供了堅實基礎，需要更加全面、協調、可持續地管理旅游業，創造一個安全可靠、高質量的旅游環境，確保旅游業的發展與國家安全的實現相互促進。第四，要求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則。包括要科學研判旅游產業發展面臨的重大安全風險，提前甄別安全風險的不同類別，構建旅游安全綜合治理的責任與保障體系，建立完善的旅游風險監測預警體系、旅游安全宣導與應急體系，以高度責任感與執行力化解重大安全風險隱患，維護旅游發展中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最后，要在高質量發展中解決安全的問題。如今人們的需求已經從強調物質文化的增長，升級為追求更美好、更幸福生活的需求。這就要求加大旅游發展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度，繁榮發展大眾旅游，推動旅游業更深地融入國家戰略體系。同時，也要抓住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及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等對外交流與國際合作的重大機會，通過國家之間、區域之間的戰略對接、政策互動、制度兼容等多種路徑，建立起旅游高質量發展“大安全”的“大格局”。

三、中國式新安全格局保障旅游高質量發展的新路徑

中國式新安全格局下旅游高質量發展，是一項點多面廣的系統性工程。鑒于此，必須樹立科學的思維，探索中國式新安全格局保障旅游高質量發展的路徑，為統籌高質量發展和安全提供切實保障。

1.構建旅游安全綜合治理的責任體系，健全旅游高質量發展的工作布局

通過加緊建立旅游安全綜合治理的責任體系，實現多部門之間的協同合作，創造更安全穩定的旅游環境。首要之舉是在國家層面確立專門的旅游安全領導機制，以統籌引領全面的綜合治理工作。同時，還應把涉及旅游業的不同職能部門納入國家旅游安全綜合治理體系建設中，明晰各部門在旅游高質量發展中的安全職責，有助于確保游客安全、穩定行業秩序、保障民生福祉。該路徑也將有助于促進各相關部門之間的緊密合作，實現行政管理層面更高效的旅游安全綜合治理工作布局，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提供可靠支撐。

2.建立完善的旅游風險監測預警體系，提升旅游高質量發展的風險防范化解能力

在宏觀層面，通過國際合作、跨部門合作及跨地區合作，形成一致的風險監測標準和指標；利用先進的技術手段匯集各國的監測數據和信息，建立跨國家、跨部門參與的旅游風險監測平臺。在微觀層面，要明確不同路徑主體（包括政府部門、旅游景區、行業協會、酒店、旅行社等）在旅游安全預警中的具體任務和內容，根據各自的職能和責任，承擔特定的預警任務，通過共享信息和協同行動提供旅游安全的預警服務。最后，要完善綜合治理體系的建設，構建涵蓋旅游業與相關產業、旅游傳統業態和新業態、新領域的關鍵區域和節點的“大治理”體系，將該體系納入綜合風險預警平臺和系統的管理范疇，以確保風險信息在多個產業之間、路徑主體之間、旅游產業鏈中的快速、高效傳遞。通過上述舉措，最終實現旅游風險的識別和管理能力的提高，從而為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更加有力支撐。

3.建立綜合性旅游安全應急體系，提升旅游高質量發展的聯動處置能力

要在中國應急管理體系的框架之內，依托已有的會商研判與協同響應機制，建立綜合性旅游安全應急體系。該體系通過建立國際合作和跨部門、跨地區之間的合作，及時化解旅游安全風險、處理旅游安全事故。主要包括：首先，針對旅游安全管理主體，制定明確的責任分工和聯動處置程序，以便在面臨安全風險與突發事故的時候，能夠暢通溝通渠道、實現高效協同；其次，搭建全面的應急響應網絡，尤其是緊急通訊渠道和信息共享系統，確保各相關部門之間的信息流通暢，以支持快速決策與行動，定期進行應急演練和培訓，以提高各級部門和從業者的應急反應能力。

4.建立全面完善的旅游安全宣導體系，創新旅游高質量發展的應急文化

依托《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旅游法》《旅游安全管理辦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完善旅游安全宣導體系。擴展覆蓋更多旅游安全知識和技能的培訓內容，建立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培訓體系，將旅游安全培訓納入全員培訓的整體范疇，確保從業人員了解并掌握最新的安全知識和應對技能。同時，積極推進“全域”“全民”“全時”“全鏈條”旅游安全宣傳，以覆蓋更廣泛的受眾，確保旅游安全重要性的普及；通過不斷加強“文明旅游”教育和宣傳工作，積極組織各類文明旅游倡導活動；建立獎懲機制，引導文明旅游行為，披露旅游不文明信息，以推動旅游者和企業共同遵守文明旅游規范。

5.建立旅游安全綜合治理的保障體系，統籌旅游高質量發展的協同推進

通過加強國內旅游警察隊伍建設，深化國際旅游聯合執法合作，持續加大旅游執法力度，拓展深度。增加保險公司的資金儲備和風險管理能力，以應對旅游意外事故和風險的賠付需求，準確把握旅游保險的屬性，打消保險公司對旅游保險的顧慮，并激發其對旅游保險的積極性，鼓勵保險行業與旅游行業新業態相結合，并針對新興的旅游形式和業務模式，推出適應性強的保險產品和服務，以滿足旅游者與旅游企業的保險需求。通過創新滿足不同旅游需求和應對不同風險的保險產品，針對性地設置保費、保額、銷售渠道，提供高質量售后服務等，為旅游者與旅游從業人員在旅游中的不確定性提供意外時的前置旅行取消（延誤）、緊急救援及后續損害賠償方面保障，為旅游企業提供營業中斷、活動取消方面保障。加強旅游保險的保障能力，增加保險的賠付金額和范圍，確保旅游者在意外事故發生時可以得到充分的經濟保障和補償；引入創新的旅游救援服務方式和技術手段，如利用無人機進行救援和監測，提高應急救援的效率和準確性，同時擴大應急救援的范疇，覆蓋更廣泛的旅游場景和緊急情況；加強旅游突發事件的救援能力，包括培訓專業的救援人員、建立高效的指揮系統、完善應急物資和設備的儲備等，以提供更快速、安全和專業的救援服務。

（第一作者系該院教授，第二作者系該院講師、通訊作者；收稿日期：2023-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