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治融入中國式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邏輯與路徑

劉 芳

上海工程技術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1620

2023 年6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雹倭暯剑骸稉撈鹦碌奈幕姑?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人民日報》2023 年6 月3 日，第2 版。這一重要論述，為我們深刻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價值精髓，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關聯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價值遵循。揆諸歷史，“禮”在傳統中國社會發揮了規約個人修身、協調人際關系、塑造道德人心的社會規范作用，禮儀社會和禮治秩序成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傳統。進入社會主義新時代，“禮治”文化中所蘊含的個體道德內涵、社會倫理規范及宗法關系網絡中的公共理性等要素，對于推進當下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依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近年來，學界圍繞中國鄉村治理現代化問題展開了多學科討論，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鄉村治理現代化的目標定位②桂華：《面對社會重組的鄉村治理現代化》，《政治學研究》2018 年第5 期。、治理主體③陳文勝等：《鄉村治理現代化（筆談一）》，《湖北民族大學學報》2020 年第1 期。、階段特征④羅興佐：《過渡型社會與鄉村治理現代化》，《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2 期。、建構瓶頸⑤趙秀玲：《鄉村治理現代化瓶頸的破解之策》，《國家治理》2020 年第16 期。、實現路徑⑥賀雪峰：《關于“十四五”期間推進鄉村振興的若干問題探討》，《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1 期。及數字鄉村治理效能⑦沈費偉、杜芳：《數字鄉村治理的限度與優化策略——基于治理現代化視角的考察》，《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4 期。等。但總體而論，學界對社會治理傳統方面相關的研究尚顯不足，關于禮治的研究在中國社會學界是零散和缺乏深厚積累的。新時代背景下，禮治與中國式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契合邏輯何在？如何全面發掘“禮治”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成分，如何構建適應新時代發展需求的“禮治”文化體系，使傳統與現代相適應？以上諸問題都有待深入探究。鑒此，本文試圖透視傳統禮治資源如何在開放性融合與現代性轉化的基礎上，實現與“三治結合”現代善治理念的互補共生，以期為中國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現方式和轉化邏輯提供歷史依據、實踐經驗和理論支撐。

一、“禮治”的內涵及其治理意蘊

作為典型的“中國概念”，“禮”起源于原始宗教中祭祀天地、先祖等禮儀性活動，是一種宗教儀式規則，所謂“禮肇于俗，而生于祭”，其中“禮”指的即是祭祀的禮儀制度?！墩f文解字》亦曰：“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薄柏N”即行禮的器具“豆”，用來象征把各種祭品奉獻給神靈，就變成了“禮”。隨著社會的演變發展，“禮”逐漸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其涵義引申為“道德規范與行為準則”。兩周時期，“禮”被提升到治國方略的高度而有了“禮治”的含義，其內容涵蓋到刑法、理政、治軍等國家治理的各個層面。北宋史學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曾有專論：“禮之為物大矣!用之于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于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于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雹偎抉R光：《資治通鑒》卷十一，胡三省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第375—376 頁?！岸Y”在整個傳統社會運行中所起的作用由此可見一斑，明禮正人心，教風俗，序尊卑，和上下，國家臻于善治。

縱觀歷史，“禮”是中華文明的底色，亦是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特征，對實現中國文明治理意義深遠。綿延五千年的華夏歷史長河，禮法兼備、寬猛相濟，始終是安邦定國之要道。

首先，中國古代禮治思想在“經國家、定社稷、序尊卑”方面，為廣大民眾設定好了責任與義務，除了極少數違反綱常倫理、破壞社會秩序、罪不可赦之外，其他只要按部就班、安分盡責，就能實現社會治理的目標。這也是歷代統治者重視道德闡釋，把“禮”作為國家政治規范的重要原因?！蹲髠鳌る[公十一年》云：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盾髯印ご舐浴吩疲憾Y者，政之挽也。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盾髯印ね醢浴芬舶选奥《Y貴義”作為治國的重要手段，明確指出：“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于輕重也，猶繩墨之于曲直也，猶規矩之于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認為以禮治國，“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然后皆內自省以謹于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薄豆茏印つ撩瘛芬嘣唬骸皣兴木S，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沃^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鼻宕鷮W者阮元更是在《揅經室續集》中一言以蔽之，“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禮也”。由此可見“禮”與中國古代的政治理念、政治行為和政治制度，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中央政府致力于以禮治的倫理相融性與教化宗教性內置禮治秩序于鄉土社會的合法性根基，從而達致化育萬民德性，培養忠臣順民的目的。再加之龐大的鄉紳階層支持，中央政府得以推行“禮主法輔”的德治教化模式，這是一套適合傳統中國小農經濟、聚族而居生產生活方式，且成本較低的社會管理方式。

其次，“禮”在中華民族精神的塑造、完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文化中固有的、體現某種價值取向并且持續發展的優秀的歷史傳統，它是一個民族的文化之魂，也是一個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特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民在長期奮斗中培育、繼承、發展起來的偉大民族精神，為中國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①習近平：《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求是》2020 年第10 期。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以“禮儀之邦”聞名于世，《禮記·中庸》記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可見其數量之多?！岸Y”的范疇涵蓋廣泛，大到國家體制、宗教禮儀、典章制度，小到個體生活規范、風俗習慣、行為模式，無不包含在內，無不受此文化約束?？鬃釉疲骸安粚W禮，無以立?！保ā墩撜Z·季氏篇》）唐代孔穎達疏曰：“人能有禮，然后可異于禽獸也?！薄抖Y記·曲禮》寫道：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抖Y記·冠義》亦記載：“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痹诠湃丝磥?，“禮”不僅是一種道德行為規范、傳統價值觀念，也是一種高度自覺自律、慎獨修身的思維方式和處世態度，這種獨特的文化基因是中華民族精神特質和文化品格的重要組成部分。

再次，禮治是健全的國家治理體系之重要構成?？v觀現代世界各國眾多重要領域，依然廣泛存在諸多規范、程序、儀式、組織和活動，這與傳統的禮和禮治在性質、結構、功能上十分相近，可稱之為“現代禮治”。作為權力的直接統治機制亦或是現代法治制度，其覆蓋面和穿透力仍是有限的，在人倫、宗教、教育、公私生活儀節等社會生活的廣大領域難以全面觸及，而禮治則是將權力延伸到這個廣大領域的有效機制。學者姚中秋在對現代國家之結構性特征做了歷史政治學的深刻剖析后得出，“禮治是健全的國家治理體系之構成性部分，現代國家仍然需要禮治……禮治通常不進行強制，而是采取‘修’的策略，即引導、矯正既有的組織及其規范。這種全面的柔性治理可以推動社會的持續‘國家化’；反之，歷史、情感、人倫等因素又可以反向塑造國家，使之成為有‘情意’的政治共同體，成為人民更好的‘家園’”。②姚中秋：《現代國家何以同樣需要禮治：歷史政治學視角的研究》，《人文雜志》2023 年第3 期。英國法學家赫伯特·哈特曾指出，“法律和道德不僅分享同一套詞匯，以至于既有法律上的也有道德上的義務、責任與權利；而且，所有的法律制度都體現著特定的和基本的道德要求的宗旨?！雹踇英] 哈特：《法律的概念》，張文顯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 年，第8 頁。法國著名學者孟德斯鳩在其宏篇巨著《論法的精神》中亦寫道：“中國的立法者們……把宗教、法律、風俗、禮儀都混在一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道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品德。這四者的箴規，就是所謂禮教。中國統治者就是因為嚴格遵守這種禮教而獲得了成功?！雹躘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年，第313 頁。中國傳統社會治理的經驗表明，只有兼顧法治和禮治才是最為合理的治理模式。我們需要對傳統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做重新刻畫，并以禮法兼容的國家治理理論來引領當代鄉村的禮治社區重建。

二、新時代禮治融入中國式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契合邏輯

近代以來，伴隨傳統中國向現代轉型，鄉村治理也開啟了向現代化轉變的進程。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開始積極探索鄉村社會的治理之道，先是建立起“政社合一”統一管理的人民公社制度，1983 年又以鄉（鎮）政府取代人民公社作為基層政權機關。與傳統社會內在孕育的“自然演進型”法治道路不同，政府不遺余力地頒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規，從機構設置和制度安排諸層面試圖加快推進鄉村的法治化進程。但伴隨著國家大規模政權建設的“送法下鄉”實施效果并未如人們想象中那般樂觀，對長久浸染在禮治秩序中的鄉土社會而言，“送法下鄉”還要克服“水土不服”的現實窘境。揆諸歷史，禮治與法治盡管在中國歷史演進中交互遞嬗而彰顯出獨立甚至對立的治理特點，但在真正的實踐中，“禮治秩序中有法治的生長點，法治也可以從禮治秩序中獲取養分”①梁治平：《從“禮治”到“法治”？》，《開放時代》1999 年第1 期。，禮法治理結構的開放性互補才是治國理政的成功之道。新時代的鄉村治理也可以從傳統中汲取智慧，充分發揮鄉規民約、鄉俗民情等本土性軟法治理的寶貴經驗，拓寬鄉村治理的彈性空間。

（一）歷史邏輯：豐富的中華“禮”文化資源

禮文化蘊涵豐富治理資源，在我國鄉村社會中有著悠久的治理傳統。張明提指出，在漫長的歲月，自詡世界文明中心的大中國，即以講“禮儀”、重“禮教”、施“禮治”而著稱于天下。禮治，不僅構筑起數千年不衰的中華傳統優秀文化，更支撐起數千年的中國封建制度。②張明提：《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努力建設新時代“禮治興縣”》，《呂梁日報》2019 年3 月22 日，第7 版。禮治歷史悠久，長期維護我國古代社會秩序穩定。西周時期，禮治已經實現系統化、理論化的發展。以宗法等級制為核心，以親親尊尊為基本原則，形成了嚴格意義上的宗法制度?！岸Y治”統攝民法、婚姻家庭法、刑法等多個領域，同道德訓誡相通。比如，在“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君主“德”要求下要求建立“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的家庭倫理道德，以此規范民眾的行為，達到治理效果。儒家進一步豐富禮治內涵，以從屬于親親、尊尊、倫常、性情、道德心性等范疇的德化為中心構建了一種整體的社會文化秩序，形成包括純樸謙遜、孝敬父母、關愛他人、守望相助、扶危濟困、忠誠守信等一系列孝親文化、泛愛文化與忠誠愛國文化，統一倫理政治規范，整合家庭、社會和政治的空間倫理秩序，規定社會各等級的權利和義務，促進良好社會秩序的實現。

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核心建構的“禮”全面滲透進入中國社會，鄉村社會由此形成具有強大穩定性的“宗族—禮治”的模式。這種“宗族—禮治”模式基于小農經濟和“熟人社會”，以宗族為自治主體，突出道德教化在治理中的功能作用，以“三綱五?！睘閮炔恐刃蚝蛢r值引領，規范鄉村社會成員的行為。禮治在我國鄉村社會已形成了一個穩定的結構體。到近代，隨著鄉村社會自然經濟的逐步瓦解，融合西方理念與禮治傳統，我國鄉村社會模式演變為“縣政鄉治”，客觀上確立了我國真正具有現代民主意義的鄉村自治。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將現代政黨運動與農村政權的建設結合起來。③孫秀芳、邵琳：《我國鄉村治理的歷史演進及法治化的現實思考》，《理論與現代化》2021 年第3 期。從人民公社制發展演變至“鄉政民治”模式，在鄉鎮政府的監督和指導之下，鄉村居民依托村委會等自治組織對本村公共事務行使自治權，推進鄉村治理重心下移，致力于培育“民治”的自治功能。其關鍵在于鄉村民眾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與自我約束，離不開鄉規民約、道德教化等傳統禮治因素?？梢?，盡管以法律為準繩、法律立規矩、法制成方圓依法辦事已成為現代社會治理準則，但在道德領域、思想領域，在一些“法鞭”所不及之處，恰如費孝通先生所言，不能脫離社會基礎與禮治秩序建立法治秩序。依“禮”相約、以“禮”施治，在現代鄉村社會治理中依然不可或缺。

（二）現實邏輯：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時代訴求

新時代鄉村由傳統禮俗社會向現代法理社會轉型，推進鄉村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本質是法治化。法社會學家凱爾森指出，現代化就是一個社會規范逐漸制度化、程序化的過程。學界亦有研究表明，只有當法律在鄉村社會發展成為獨立的、專業的、明晰化的社會約束力量時，鄉村社會的治理才有了實現現代化的可能。①唐惠敏：《中國鄉村治理規則的現代性構建》，《理論導刊》2020 年第7 期。但現階段國家推行的“法治下鄉”建設仍需尊重與延續鄉土傳統，仍需借助鄉規民約等傳統禮治的“軟法”力量。

長期以來，“禮”涵蓋了鄉村生活的方方面面，鄉土社會治理及其秩序維護靠的不是國家法律法規的強制性約束，而是對家訓家規、鄉規民約等傳統規則的服膺，即所謂的“禮治”。費孝通也曾談到，擁有數千年農耕文明生發了鄉土社會的安土重遷、男女差異、差序格局與空間的不流動性，與鄉土社會相適應的規范就是禮治?！叭祟愋袨槭潜凰邮艿膬r值觀念所推動的。在任何處境中，個人可能采取的行為很多，但是他所屬的團體卻準備下一套是非的標準，價值的觀念，限制了個人行為上的選擇。大體上說，人類行為是被團體文化所決定的?！雹谫M孝通：《費孝通全集》第5 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 頁。禮治模式固定流傳下來的風俗習慣、倫理規范與道德觀念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村民，長期的言傳身教把歷史的、外在的規則化成了內在的習慣、規矩，人們做事不是受外界壓力所致，而是依據內心約束行事。在禮治的塑形下，集體約定俗成的道德規范已經成為村民為人處事、處理村務的基本標準之一。人們基于經濟成本、時間成本以及鄰里間親密關系的考慮，更傾向于通過“禮”的手段來化解矛盾，而不是用理性僵硬的法律條例和繁瑣的程序來解決糾紛。在“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熟人社會里，打官司是件丟人現眼的事。再加之已有的成文法律法條冗長生硬，對于很多文化水平較低、法律常識有限、法律意識薄弱的村民來說，法律只是一些晦澀難懂的文字符號。受傳統鄉村社會“無訟”理念的影響，法治的輿論支持力量尚未成型，亦增加了送法下鄉、實現法治鄉村建設的難度?？傮w來看，法治精神與法治話語還沒有完全滲入被悄然改變的鄉村日常中去。為此，當前鄉村治理的法治建設應當充分吸取“禮敬尊長”、“兄友弟恭”以及“和睦鄰里”等以習慣法形式表現出來的“禮治”規范的文化精髓，利用而非排斥包括“宗族”文化和“息訟”文化在內的禮治文化，重視其在鄉村治理法治化中的功能性價值。確定習慣法的效力，將具有傳統“禮治”當中合于中華美德和公共利益的成分與內容，融入當代的鄉村法治建設，使廣大鄉村民眾接受和認可，為“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現代化提供保障。

（三）價值邏輯：禮文化蘊含的獨特人文精神特質

禮文化蘊含著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精神追求，其以人為核心的精神特質同現代化鄉村治理的價值追求相契合。對人及人倫關系的強調與重視是禮文化的人文精神特質之所在。儒家仁禮學說明確肯定人的本質與價值，并由此提出“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即在把握人的本質、協調人際關系的基礎上，以仁、愛、義、禮來規范人的行為，倡導孝悌、修己等為人處世之道。以人為本位，提升個人的修養，以保障社會的良性運轉。鄉村治理現代化同樣遵循人本位的思想，其治理離不開民眾的參與，通過提高村民的自治能力，提升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增強民眾的幸福感。

從現實情況來看，在現代化鄉村治理過程中也需要以禮文化的人文精神來引領鄉村價值的重構。隨著城鎮化、現代化發展，農村勞動力人口外流，傳統文化生長的土壤日漸荒漠化，傳統價值體系受到一系列嶄新的觀念沖擊，淳風美俗漸漸式微，用以維系鄉村社會治理的家庭秩序和鄉規民約被打破，鄉村社會矛盾頻發。與此同時，市場經濟的逐利性也導致了部分村民過于看重個人利益的得失，在逐利過程中逐步摒棄了樸質的道德價值理念，導致鄉村社會道德評判標準混亂和道德行為失范，由此影響到了鄉村社會穩定以及現代化發展進程。禮文化重視人生命中所蘊藏的追求理想的動力、反省、超升以成就生命的最高價值。如“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茍利國家，不求富貴”（《禮記·儒行》），這種人文精神將個體命運同群體、民族、國家命運密切相聯，從“修身”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將個人目標融入到家國目標之中，強調追求道德理想而寧可舍棄物質甚至生命的高貴精神。在禮文化的人文精神熏陶下，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為國家和民族鞠躬盡瘁、犧牲自我，使中華民族久經風霜仍巍然屹立于世界東方。這種強烈的家國意識、責任理念與奉獻精神，正是新時代鄉村民眾價值建構所需要的優秀給養。汲取禮文化的人文精神理念，重塑當代農民的責任觀念、主體意識、家國情懷，引導個體參與現代化鄉村治理之中，將個人的追求與家庭、國家的興旺發達緊密聯系在一起，凝聚鄉村集體共識。以禮文化規范個人行為，塑造和諧家庭、鄰里關系，共建良好家風、淳樸民風、文明鄉風，加快鄉村發展現代化進程。

三、禮治融入中國式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實現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優秀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①《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牢記歷史經驗歷史教訓歷史警示，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人民日報》2014 年10 月14 日，第1 版。，這一重要論述為我們在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指明了前進方向。2023 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也明確提出，要“健全黨組織領導的村民自治機制，加強鄉村法治教育和法律服務”，而自治、法治與中國傳統的禮治理念密切相關。以下將從發揮基層干部先鋒模范作用、發揮鄉規民約的治理效能、推動社會組織參與鄉村建設及健全鄉村多元糾紛調解機制四個層面，探索禮治融入中國式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具體實現路徑及其運作機制。

（一）榜樣引領：充分發揮基層干部的領導核心作用

上者，下之儀也。古代的禮學家及統治者不僅將理論上的禮樂教化由倫理領域巧妙地推及至政治領域，而且從實踐上也探索出了一條有效的途徑：官員身體力行發揮表率與楷模作用，進而帶動整個社會的道德教化，達到治理目的。這一禮治實踐路徑，在現代鄉村社會治理中同樣適用。新時代，“鄉風文明”與“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目標，要實現“鄉風文明”與“治理有效”的目標，就必須創新基層社會治理，充分發揮基層干部在鄉村治理中的“紐帶”和先鋒模范作用，引領鄉村治理見實效。

首先，基層干部要提升自身禮儀文化素養?！暗乐哉?，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鄉村振興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并行，而德治是鄉村精神文明發展的根本保障。在社會主義新時代，基層干部是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眾的紐帶，是廣大人民群眾了解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重要渠道，也是他們感知和解讀國家形象、形塑社會信仰的標桿和參照系。要做好“最后一公里”的服務工作，新時代的鄉村基層干部思想上既要拋棄不合時宜的道德糟粕，也要傳承和弘揚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精華，如向上向善、孝老愛親、重義守信、勤儉持家等傳統美德，這對于當前改進干部作風、提升干部綜合素質及建設服務型基層政府具有很好的促進和推動作用。

其次，基層干部要帶頭推動移風易俗。當前鄉村，移風易俗主要是整治高價彩禮、人氣攀比、鋪張浪費等內容，整治陳規陋習，弘揚文明新風，這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提升鄉村文明的一件要事，對加強農村思想道德建設，弘揚中華優秀傳統美德意義重大。農村基層黨組織要在移風易俗方面發揮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先鋒模范作用，帶領群眾完善村規民約，帶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帶頭倡行移風易俗，對村莊的不文明行為和丑惡現象要敢抓敢管敢制止。要進一步完善農村文化設施，建設農家書屋、電子閱覽室、文化活動室等場所，為群眾提供多樣文化活動。同時充分利用村鎮政務場所、村務公開欄、大喇叭及村文化墻等直接面向群眾的宣傳陣地，多宣傳報道村里的婚事新辦、喪事簡辦、敬老孝老、勤儉節約的優秀事跡，引導村民形成健康向上的新風貌。

再次，基層干部要創新治理形式，探索多樣化治理路徑。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作為基層干部，要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創新多種形式，采取積分制、清單制、數字化、互聯網+等治理方式和載體，引導農民全程參與到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中。同時，改變村委會在推進鄉風文明過程中的組織單一性與力量薄弱性現狀，大力引導與培育服務性、互助性、公益性自治組織的建立與發展，如志愿者協會、老年協會、紅白理事會、婦女協會、道德評議委員會等，充分激發鄉村自治組織在鄉村風氣治理中的活力，引導社會組織積極參與到農村經濟發展、社會事務管理與鄉村風氣治理中來。例如，可通過志愿者協會的志愿服務傳遞互助互愛的精神，可依托紅白理事會、村民道德評議會來以文化人、成風化俗，形成多元主體合作共建機制。

（二）道德約束：發揮鄉規民約的治理效能

禮治內嵌于特定的治理模式，其重點在于對民眾內在情感的道德教化，通過以民間習俗、鄉規民約等為主要形式的“禮”育“德”。①楊慧、呂哲臻：《融情于禮：孔子“禮治”思想對鄉村情感治理的啟示》，《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6 期。人們在傳統行為規范與道德觀念面前，表現出強烈的行為和心理認同。鄉規民約仍然是鄉民們基本的生存法則，也是鄉間社會道德評判標準。新時代鄉村社會治理，要發揮鄉規民約的獨特治理功能，營造向上向善的鄉村道德輿論場。

首先，發揮鄉規民約的秩序生成功能。在遵循《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前提下，充分發動村“兩委”班子成員、黨員代表、村民等多元主體參與鄉規民約的修訂完善過程。營造民主協商、共同商討的良好氛圍，鼓勵村民親自參與到討論、判斷、決定的過程中，提升村民治理能力，調動村民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培養村民的公共精神，領悟鄉規民約的精神要義，養成自覺遵守鄉村公共規則的意識，維護鄉村社會公共秩序。同時加強村民自治組織建設，健全村民自治運行機制，建立監督約束機制，民主考評鄉約的實施效果，形成和諧有序的良好鄉村風尚。

其次，發揮鄉規民約的道德培育功能。聚焦除陋習、樹新風，在尊重和掌握鄉規民約的獨特法律文化價值及其生成規律基礎上，賡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把握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精髓，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合理、適當的方式融入鄉規民約的體系建設之中。結合區域性、差異性的鄉村社會實際，及時轉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話語表達方式，將其轉化為通俗易懂的條款內容。以主流價值觀構建道德規范條款，強化道德認同；以道德實踐，引導村民德業相勸、患難相恤、過失相規，使勤勞節儉、孝敬父母、樂于助人、團結友善、誠實守信等價值理念融入人心，并轉化為鄉村民眾的社會意識與行為習慣。

再次，發揮鄉規民約的文化涵養功能。鄉規民約在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中，最具普及性、實效性，也最接地氣，深入挖掘其中所蘊含的公理共議、親愛和睦、守望相助、崇尚儉樸等優良傳統美德元素，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豐富鄉規民約的表達形式與宣傳方式。譬如，充分運用智能時代出現的快手、微信、抖音等新興媒介以及村級告示欄、廣播、展板、海報等傳統媒介，以短視頻、漫畫、戲曲等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解讀鄉規民約的治理理念與精神；村“兩委”班子成員、黨員干部不定期進門入戶宣傳；定期召開鄉風文明茶話會，組織村民集中學習鄉規民約等。以鄉規民約凝聚人心、教化民眾、淳化民風，為新時代鄉村治理提供堅實的思想道德基礎。

（三）組織保障：推動社會組織參與鄉村建設

中國傳統禮治以集體主義為導向，其多元治理主體的傾向以及公共利益的價值訴求，符合新時代鄉村社會治理追求的善治目標。隨著外部的治理資源和公共物品不斷增長，政府、市場和社會多方面資源和力量介入鄉村社會治理中，鄉村公共治理的需求日益增加。①陸益龍、李光達：《中國式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本質要求與路徑選擇》，《江蘇社會科學》2023 年第2 期。在政府積極引導下，要充分發揮各類社會組織的主體能動性，構建多元化的治理主體格局，提升現代鄉村治理的整體效能。

首先，建立健全黨委統一領導、政府負責、各鄉村工作部門統籌協調的鄉村工作領導體制，充分挖掘鄉村社會所處的地域優勢、文化優勢和資源優勢，引導鄉賢群體、老年協會、婦女協會以及公益性社會團體等參與到鄉村社會治理過程之中。例如充分發揮鄉賢群體在黨性教育、法治教育、道德教育等活動中的教育宣講作用，以鄉賢自身的卓越事跡與突出貢獻感化鄉民，提升鄉民的黨性意識，增加鄉民的法律知識，強化崇賢尚能的正確價值導向，淳化鄉風；加強鄉村老年協會建設，完善老齡工作組織機構的設置，發揮老齡群體在鄉村社會治安、幫教調解、禁毒禁賭、經濟項目引進、村容村貌整治等方面的作用，助力文明和諧新鄉村建設；健全婦女協會組織，維護婦女權益,引導農村婦女在新時代鄉土文化培育、和諧家庭家風建設、人居環境治理、健康教育知識宣傳等方面發揮其自身獨特優勢；搭建社會力量參與鄉村治理的公益平臺，多引進互益性、公益性的社會組織，助力鄉村留守兒童和婦女、老年人及困境兒童的關愛服務提質升級。

其次，完善政府對于鄉村各類社會組織尤其是文化類公益性社會組織的財政支持政策、人才補貼政策以及技術指導，健全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機制，培育良性互動模式。新時代的社會組織以其公信力和凝聚力，可為鄉村現代化價值體系的構建和道德規范建設提供引領，如一些敬老、濟困、助學類社會組織，一些傳承保護優秀傳統文化的民俗文化研究類組織等，特別是一些鄉村的內生性社會組織還承載著部分“禮治”的功能，如村莊老人協會、宗族組織、鄉賢理事會等。要強化各個公益性組織間的交流、合作，明確各自權責界限，協同處理好鄉村治理目標與治理方式、經濟長效發展與村莊人文、社會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切實提升鄉村治理的社會化、法治化和專業化水平，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再次，發揮社會組織在聯結各方資源、鄉村居民與城市居民及農業技術人才與普通農民等方面的橋梁和紐帶作用，構建城鄉互通的機制與渠道，采取優惠政策引導大學畢業生、優秀鄉賢、優秀企業家及在外務工人員返鄉安居就業，并在鄉村社會治理中發揮帶動作用。2023 年8 月，農業農村部、國家發展改革委、退役軍人事務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我的家鄉我建設”活動實施方案》，意在促進人才、資金、技術下鄉，暢通人才回引渠道，廣泛動員引導社會力量形成建設家鄉的強大合力。方案的出臺可令一批有情懷的退休人員由“報國無門”變成“老有所為”，客觀上也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助力。

（四）形式創新：健全鄉村多元糾紛調解機制

當下的鄉村作為“熟人社會”仍有其自身的獨特性，但單純依靠法治或禮治均難以達到預期治理成效。鄉村治理權威性的增強需要以法治思維來推進，而現代法治思維則需要借助禮治加以融合貫通。新時代的鄉村建設仍然要秉持依法治國和依禮治村在基層社會的融合實踐，這也是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首先，推進法治鄉村建設，完善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訴訟等有機銜接、相互協調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習近平總書記曾深刻指出，要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為此，要推動法院跨域立案系統、人民調解組織、公安綜合窗口、檢察服務平臺延伸至基層，讓司法服務下沉到一線，提高響應群眾訴求和為民服務能力水平。村兩委要積極同地方法院展開合作，設立“法官駐村工作室”。法官須定期到工作室會同調解員統籌開展訴前訴中調解以及聯絡、咨詢、宣傳等工作，高效便捷地化解鄰里糾紛、婚姻家庭、分家析產、土地承包、民間借貸等傳統類型矛盾糾紛，使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得到專業法律指導。同時，司法工作人員在調解、處理糾紛過程中既要依據法律和事實釋明法理，也要講明情理，以法理情的協調統一來提升司法的權威、可信度與可接受性。

其次，發揮鄉村情感治理的作用。依托基層人民調解組織，以村委會為核心，村民小組組長為基礎，選取懂法律、輩分高、有威望的“鄉村精英”組建成立鄉村糾紛調解小隊，從事理、情理等層面切入，以“講理”“互謙”“給臺階”的方式化解糾紛、避免矛盾升級。鄉村基層組織要積極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活動，將調解方法、措施、效果較好的調解案例，及時通過官方微博、抖音、微信等媒體平臺深入村居網格進行報道宣傳，讓“少訟”“無訟”的理念滲透進民眾的生活實踐中。此外，村干部、駐村干部、農村黨員、普法志愿者等可通過到村里走訪、發放法律知識宣傳冊、舉辦普法知識大講堂、邀請律師案例講解等方式，將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普法、法律咨詢全過程，引導村民理性表達利益訴求，合理選擇糾紛化解方式，營造守望相助、崇德修睦的和諧鄰里關系。

再次，積極開展鄉村數字治理創新活動?？萍紕撔率巧鐣l展和治理變革的重要推動力，習近平總書記在給2022 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的賀信中指出：當今時代，數字技術作為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先導力量，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深刻改變著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治理方式。當前全國不少鄉村正在創建數字鄉村建設試點，可借此機會利用大數據創新多元化農村矛盾糾紛調解手段。樹立“數字+”理念，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為基礎構架，開發以“戶”為單位的“數字門牌”，創新“互聯網+公共法律服務”模式，提升農村居民的數字素養，縮小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通過網絡公共空間促進政府、社會組織和村民之間的了解和互信，達到合作共贏、提升鄉村治理效能的目標。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新的征程上我們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①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 年7 月2 日，第2 版。中國鄉村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并非是簡單的城鎮化和市民化模式的套用和翻版。我們不妨以史為鑒，植根中國鄉土大地，從中華優秀傳統禮文化中汲取治理的智慧和經驗，構筑起一套適合中國國情、鄉情與民情的鄉村治理體系和方法，以文化的“軟治理”助力中國式鄉村治理現代化。